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1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黃仁宇著


01、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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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的傳統中，孔孟總是形影相隨，既有大成至聖，則有亞聖。既有《論語》，則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他們的宗旨也始終相配合。 《史記》說：“孟子

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今人馮友蘭，也把孔子比做蘇格拉底，孟子卻可以比做柏拉圖。
但是我們仔細比較他們，卻也發現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顯的，《論語》中所敘述的孔子，有一種輕鬆愉快的感覺，不如孟子凡事緊張。所以大成至聖能夠以“君子坦蕩盪”的風

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態度去保持他的悠閒。孔子令門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讚許。而曾皙所說的，大致等於我們今天的郊遊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月，詠而歸”。與這種態度截然相對的是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主張。孔子還說飯菜不做好，這樣不吃那樣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

式。孟子卻毫不忌諱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而且“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等辭句也經常出現在他的嘴中。
孔沒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惡。 《論語》之中，“仁”之一字，出現了６６次，沒有兩個地方解釋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說出雖為聖賢，仍要經常警惕才能防範不仁的話，可見

他認為性惡來自先天。他又說“觀過，斯知仁矣”，好像這糾正錯誤，促使自己為善的能力，雖係主動的，但仍要由內外觀察而產生。孟子則沒有這樣猶疑。他曾斬釘截鐵的說出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認，他一生學習，到７０歲才能隨心所慾不踰矩。孟子的自信，則可以由他自己所說：“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的一句話裡看出。這種道德力量，經他解釋，純係內在的由自我產生。所以他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聖賢。
　孔子對“禮”非常尊重。孔子雖然稱讚管仲對國事有貢獻，但仍毫不遲疑地攻擊他器用排場超過人臣的限度。顏淵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他死時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卻根據“

禮”的原則反對顏淵厚葬；又因為“禮”的需要，孔子見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興。孔憶雖不值陽貨的為人，但為了禮尚往來，他仍想趁著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他。孟子就

沒有這樣的耐性。齊宣王稱病，他也稱病。他見了梁襄王，出來就說：“望之不似人君。”魯平公沒有來拜訪他，他也不去見魯平公。他對各國國君的贈儀，或受或不受，全出己

意。他做了齊國的弔喪正使，出使滕國，卻始終不對副使談及出使一事。
這中間的不同，不能說與孔孟二人的個性無關。或許《論語》與《孟子》兩部書的取材記載不同，也有影響。但是至聖和亞聖，相去約兩百年，中國的局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

孟子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八個字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他們之間的距離。
孔子生於公元前５５１年，卒於公元前４７９年，是春秋時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雖不能確定，但是他最活躍的時間，也是戰國時代的前中段。 《孟子》一書開場即提到他

見梁惠王，那是公元前３３６年的事，距離戰國開始已６７年，又１１５年之後秦才滅六國統一中國。在春秋的時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維持，但是還沒有完全敗壞。以前

各小國各自為政，裡面主持國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擔任下級軍官的士，全部世襲，一切都按成規，也就是說，一切都接受“禮”的約束之原則已不再適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

伐，仍以道德的名義出之。縱使叛逆篡位也還要邀請與自己利害相關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這時的戰事還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離散。
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點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 “不為己甚”是當時的一般趨

勢。根據原則，在某種情形之下，不追擊敵人。在某種情形之下，不向主敵射擊，不設險以譎詐取勝。既已給敵兵第一下的創傷，不乘勢作第二次的戳刺。頭髮斑白的人，不拘為

俘虜。這些態度與歐洲中古的騎士精神很相彷彿，雖然這些原則並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戰時間短促，參戰的人數受車數的限制。總之，春秋時代的戰事，顯示了社會的不穩性

。但戰事本身，卻不足以造成社會的全面性動盪。
針對這些條件，孔子對當日情形，還沒有完全失望。他的閒雅代表著當時的社會，相對於戰國的暴亂而言，還相當的寧靜。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復禮”，顯示著過去的社會秩序仍

可以恢復。他有時也發牢騷，說什麼“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針的時候，他的辦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復一切事物

原有的名分。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更表現一腔復古的熱忱。
孟子有時候被人稱為有“革命性”，這是因為戰國時代的動亂，使他知道，只是恢復故態而不改弦更張是不能濟事的。齊人準備伐燕，他說燕可伐。齊宣王問他貴戚之卿應做的本

分，他說：“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也就是容許廢君而另立族中賢人。梁襄王問他：“天下惡乎定？”他答道：“定於一。”襄王又追著問：“孰能一之？”孟

子就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說過“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這已經不是孔子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嚴格規矩了。
孟子開始遊說的時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蘇秦，張儀提倡合縱連橫之季。戰國七雄，已經準備長期間的大廝殺。雖然這時候的戰事還沒有像戰國末季的那樣劇烈－－凡是年齡十五

歲以上的都要向防地報到，降卒四十萬或四十五萬一起坑埋，所以這時已不再是春秋時代競技式的戰爭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為什伍”，即是以一種軍事組織的原則

，加之全民。在戰場上騎兵既登場，步兵人數也大量增加。 “斬首六萬”，“斬首七萬”，已經開始見於各國的記錄。孟子說“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這段話可

能反映著當日各國備戰的情節，也可以說是他對當日國君草菅人命的一種控訴。他所說的“民有飢色，野有餓莩”不可能是無的放矢。
在宋朝以後，《孟子》成為《四書》之一，實際上它佔《四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既為各朝經延講解之用，也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對中國思想史有無可形容的影響。而亞聖以慈悲

為懷的心腸，為民請命，他講的話有時也富有感情性，有時尤任直覺，例如“見牛未見羊”，“君子遠庖廚”。他的性善論必定帶著一種強迫性的推論。因人既生性為善，那麼強

迫人們保持這種天性也不算過分了。這關鍵處有如盧梭之論自由。他的低水準平等思想－－例如“樂歲終身飽，凶年不免於死亡”，以及“省刑罰，薄稅斂”，在一個簡單的農業

社會裡，被奉作經典，同時也符合事實的需要。可是今日我們讀《孟子》和《四書》全部，卻不能一體視之為政治哲學，一定也要考究他們的歷史背景，有時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說

的一樣，“盡信書不如無書” 。
為什麼孔子和孟子之間會有這樣一股距離？為什麼春秋階段與戰國階段會有這樣巨大的差別？為什麼中國會如此早熟－－在紙張都未發明，文書尚用竹簡木片傳抄之際，即出現至

聖亞聖，而且與孟子同一世紀即出現了秦始皇，且對此後的中國有決定性的影響？
對於上述諸問題的背景，前人已經說過：是因為華北黃土地帶，耕耘容易，農業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業開始通有無，社會這流動性大。加以鑄鐵技術出現於春秋戰國

之間，影響到農具和兵器等等。這些解答都有根據，但是卻沒有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國歷史地理的特點。春秋戰國間劇烈的變化，百家爭鳴，最後又以暴力完成統一，在世界歷史上

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其經過應在下節提到秦始皇的時候追論之。

02、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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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是一個令人尋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經過賈誼的責難。迄至近代，既受過章炳鄰和蕭一山的恭維，也受過顧頡剛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們的好奇心不

能因這樣的“褒貶”而滿足。假使我們撇開嬴政的個性與作為，單說中國在公元前２２１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誕生前約兩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統一；並且此後以統一為常情，

分裂為變態（縱使長期分裂，人心仍趨向統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統一為職志），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問，以歐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後，同

樣由一個地方較偏僻，交通也不是頂便利的國家（有如波蘭或保加利亞）作主，以幾代的經營，打敗英，德，法，意，奧和西班牙的聯軍，併吞他們的領土，斷絕他們各國皇室的

繼承，並且將各國文字劃一為一種共通的書寫系統？這事不但在兩千年前不可能，即使兩千年後的拿破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頭。由此可知，中外歷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個

性的問題。
１９７４年之後，“秦俑”出土，這更增加我們思考的機會。這批陶器塑像據估計約為六到七千個，個個不同。從臉上的表情，還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齡和性格。有時一人面目緊張

，貼鄰一人則輕鬆而微笑，士兵的頭髮，好像根據“規定”剃束，但髮辮之間，既大同又有小異之處。他們所著靴鞋的鞋底有圓釘。所穿的甲，鐵片以皮帶穿貫，都根據實物絲毫

不苟的模製，步兵和騎兵的製服也不同。並且這幾千個塑像帶著戰車和兵器構成戰鬥隊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藝術和技術上的同一標準。這些地方，也使我們對秦始皇的為人，另

有超過以往歷史評價的感想。
比如說，以今日科技之發達，我們要重新塑製這幾千個（也可能幾萬個，因為現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驪山陵墓東部帶北的一角）陶俑，也勢必要組成委員會，由軍官，藝術家，

科學家，工程師集思廣益的研究設計，才製造得出來。秦始皇既為一個“焚書坑儒”的專制魔王，為何有這樣的耐性？他為什麼不以軍事形式的雷同劃一為原則，將幾千個人像以

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宮殿前的裝潢，又有如羅馬的康斯坦丁上在的側面人像，成排結隊的出現，既不必講究生動，也毋須在藝術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

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權的話，為什麼不採取埃及的辦法，將人像塑成幾丈高，又設計為鳥頭人身，或照印度的辦法，造成三頭六襞？

而偏偏像希臘雅典一樣，保存了集體作品之個別的美感？
　這些問題，尚待研究。可是從新發現的資料來看，我們也敢確定中國初期早熟的政治統一，造成“書同文，車同軌”的局面，是一種有歷史地理性的組織和一種帶群眾性質的運

動，有如陶希聖和沈任遠的提議，我們應從秦始皇的後面，看清戰國時代的社會經濟因素，認識農業技術的進步，商業的興起，客卿在各國政治的地位，以及遊俠的活動情形。這

些因素，促使中國在秦的領導之下統一。
最近幾十年來地質學，氣象學和考古學的發現，也可以連貫到中國初期早熟的統一。中國文化發揚於黃河流域。黃河通過黃土地帶。黃土鋪蓋著華北幾省的廣大地區，土質松疏，

經常有１００尺到３００尺的深度，因之黃河夾帶大量泥沙，隨時有阻塞河床，衝破河堤，淹沒人畜，損壞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無濟於事。本來世界主要河流夾帶泥土４％或

５％，已算很高，南美的亞馬遜河夏季能帶砂１０－１２％。然而１９４０年間在陝縣附近的觀測發現，黃河夾砂以重量計達４６％。夏季其中三個支流的夾砂量從４２．９－６

３％。由此也可以看出這問題的嚴重和龐大了。
因為人口增加，農業技術之進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時代，各小國在黃河附近築堤也已經妨礙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國家，還惡意的將災害加諸鄰國。公元前６５１年齊桓公會諸侯

於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種古籍之中紀載略有不同，有的是“無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無障谷”。到戰國期間，這問題加緊，公元前３３２年，趙國

與齊魏作戰即曾將黃河河堤決潰以浸淹對方（見諸《史記》）。又《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亞聖自己就對白圭說：“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吾子

過矣！”足見光是治水一事，中國之中央集權，已無法避免。秦始皇並非不知道這事，他統一和國後碣石頌秦德，自稱“決通川防”。他又改名黃河為“德水”，更稱秦為“水德

之始”，這都是確切的證據。
季候風與農業的關係，也促使中國在公元前趨向統一。中國農產區的雨量，８０％出現於夏季三個月內。季候風由菲律賓海循西北方向吹來，有賴於由新疆方向自西至東的旋風將

這氣流升高，才能將溫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結為雨。這樣一來，下雨或不下雨，全靠兩種氣流適時適地的聚會。要是它們經常在一處碰頭，其地必有水災；反之即有旱災。 《史

記．貨殖列傳》裡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饑”，已經表現出中國初期農業的艱難。姚善友人《圖書集成》及其他資料統計，中國在民國前２２７０年，有旱災１３９２

次，水災１６２１次，見於官方的報告（此外尚有蟲災，如“蜚”如“螟”，經常見諸《春秋》）。到災荒時，鄰國如不加接濟，是為“阻糴”，即可能發生戰事。各諸候可能因

婚姻細故，個人恩怨及擴大地盤的野心而動兵戈，參與的人民則更因飢荒所迫而活躍從事。上述的葵丘之會，也有“無遏糴”的彼此保證。 《左傳》裡記載因糧食問題發生的爭執

其著得有如公元前７２０年，鄭國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６４７年晉國發生飢荒，秦國予以接濟。次年秦國發生飢荒，晉國不感恩圖報，反而阻糴。因此兩國發生戰爭

。敘事的時候，《左傳》也提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這次戰爭，秦國勝利，俘虜晉候。恰巧次年晉國“又飢”，秦伯再加以接濟，並且說：“吾怨其君，而矜其民。”還有

很多戰事，書中未敘明原因，根據我們現在推想，類似爭執必然不少。
從春秋到戰國，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國與國間的衝突。根據周朝以前的規定，各國不能隨便築城設防。但這幾百年長期擾攘，卻大開各國違“禮”築城之門。有關的鄰國，則因對

方設防而備感威脅，更要先發製人。凡此種種設施，都增加中央集權的趨向。過去通過貴族的間接管制，像歐洲騎士樣的職業軍人都成往跡。現今則只有全面動員，履畝徵賦。而

且大國控制資源愈多，對賑災卹鄰更有效，參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併。春秋時楚國和隨國衝突，一大一小即有“隨民餒，楚之贏”的說法，戰國的時候，梁惠王語

孟子，“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兇亦然”。經過如此的措施，他就覺得他的地盤應當擴大，人口應當增多。梁惠王個人的希望沒有達到，他的想法卻有長期

歷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競爭之後，小國無法生存，因而有趨向整個統一的趨勢。始皇滅六國的期間，公元前２４３年“蝗蔽天下”，２３５年“天下大旱”，前２３０年和２２８年均是“大

饑”，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嬴政又稱自己的功勞為“墮壞城郭”和“夷去險阻”，也就是全國對內不設防，食糧全部流通。這樣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極

”。由此看來，再參閱戰國以降戰事的慘烈，和《孟子》經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雲霓”，“途有餓莩”，以及“凶年飢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更感到我們無

法責罵秦始皇，雖然我們無從贊同他焚書箝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動殘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無從“褒貶”之餘，我們只好強調中國在公元之前

統一，而且自嬴秦之後，以統一為正軌，實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撐著。
還有一件事，我們無法忘記，即秦始皇是歷史上“萬里長城”的首創者。這是嬴政統一中國之後命蒙恬率兵三十萬，收河南，伐匈奴，在團結對外的條件下，全面築城。此舉更表

示他的極權政治，有實際的需要。這一事可以留著下面再說。

03、李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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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音魁）又名李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不常被提見的人。 《漢書．食貨志》有段記載：
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

，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日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

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歲終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嚐新春

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魏文侯在位於公元前４２４至３８７年，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間的人物，他的政策也表現著中國封建制度業已崩潰，各地域間的諸侯組織全民，發動生產的情形。 《漢書．食貨

志》裡這一段提到以小自耕農作納稅人，注重高度精密耕作，各農家僅有極少的收入，甚或不足，政府切身感到它的命運與上述小自耕農的生存有密切的關係。這些因素，一經透

過歷史，成為中國以後兩千四百年立國的經常狀態。
李悝的設施，也創造了一種計劃經濟的原始風格。社會的發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鳥瞰的態度裁奪。為什麼中國的歷史，在先秦就有這樣的特色？我們追

究當日背景，至少可以提出片面的解答。
中國的農業，開始於黃河中流的黃土地帶。黃土的土壤能夠垂直的堆砌，內中保留著很多由下至上的細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夠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質疏鬆，在農業初興

的時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這地區耕耘。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時在這地區出現無數的初期農業部落。將他們予以有系統的組織者，乃是周朝創業之主的文王之了，武王

之弟的周公旦。他的設計，以“禮”為依歸。所以有一部《周禮》的著作，至今仍傳說作者為周公。
《周禮》的現今版本，在公元前後出現時即被斥為偽書。例如銅質貨幣出現於東周，較周公要遲好幾百年，而《周禮》已經提及鑄幣的衙門，還解說政府要經常巡視市場，以糾察

物價是否公平，商品是否符合標準。這書裡也提及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領土方千里，是謂“王畿千里”。此外每五百里見方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內的諸侯因距王都的距

離不同，他們向中央政府應盡的義務也有差別。其實週都鎬，在今日西安附近，並未向外每邊等距離的拓地五千里。以當日技術之簡陋，既不能在地圖上精密的確定其疆界，也無

從於實地立樁勒石。
《周禮》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學者爭論的淵藪。有些人說每八百家各有地一百畝是為私田，其中一百畝是為公田，有《詩經》為證。又有些人稱井田之井為長方形而不是

正方形，有些人更說井田整個不可能，全部系杜撰。
我們今日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觀測，《周禮》確在很多地方表現當時行政的精髓，其實際作者是誰無關宏旨。倒是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種觀念，卻只用書中的一兩句話，就已

解釋得明白。其癥結則是中國的中央權力，在技術尚未展開之際，就先要組織千萬軍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數學公式，向下籠罩著過去，很多地方依賴理解能力，不待詳細的

實地經驗。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遺下的資料，也看過宋朝財政的數字，以及明朝的統計，回來對井田制度的結論，則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乾，非不可能，如果確有此種

機會，中國的官僚就會按文字行事。可是實際上最理想的辦法，通常也不過將假設的幾何畫案遷就於實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協而成長方形，甚至百畝變成七

十畝五十畝，八家以七家六家頂著算數，都無不可。總之，有如王畿和九服，其用幾何圖案作理想的標準，不出“間架性的設計”，這是立法的基點，不是實際考成的尺度。
周朝人之所謂“禮”，也有一種廣泛的解釋。傳統所謂“禮者理也又履也”，若以“背糴”（即鄰國有飢荒，吝不加以糧食接濟）一事解釋，就是所謂“非禮也”，不僅不禮貌，

而且不合情理，違反處世的基本原則。
利用這些條件，更通過宗法社會的組織，周朝創造了中國的封建制度。它和歐洲中世紀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紀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原則上王室不直接編

制全民，財政收入也按“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間接交納，層層節制，那土地當然不能買賣，要是土地易主，則根據遺傳的金字塔，如“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隸

，子弟”的組織，就會整個垮台了。
公元前６世紀以後，這種制度即無法維持，因為人口激增，貨幣通行，客卿活躍，戰事動員波及全民，魯國和鄭國開始“履畝”“作賦”，也就是逾越過去間接管制的辦法，國君

開始向全民抽稅。鄭國和晉國又頒布刑法，更是摒棄禮的成規，去普遍的管制全民。上述李悝的“計劃經濟”行於公元前５世紀和４世紀之間，其“盡地力之教”，也就是不受封

建的約束。商央在秦國變法，行於公元前３５０年，更是全面掃除封建，而整個的代之以“郡縣制”。此門一開，國君統制全民，土地可以買賣，官僚不再世襲。所以顧炎武說“

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
從李悝的記算我們更可以看出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當日天災頻仍，食糧價格極不穩定。 《史記．貨殖列傳》也說“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

則農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貴時石值銅幣九十錢，賤時低至石二十錢，相差四倍半，即算平價仍有兩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針，總在“平準”，也就是要做到“民毋

傷而農益勸”。然則糧食生產，到底重要，所以種田的為“本業”，其他都成為“末業”。傳統的重農政策以及低水準平等思想，由來如此。再則貨幣的流通，也以供食糧流通為

第一使命。彭信威作《中國貨幣史》，稱世界上歷史中的貨幣只有兩大系統，一是希臘羅馬以貴金屬作商人整批貿易的工具，一則是中國的賤金屬貨幣，最初即已普遍的行使於民

間。又因食糧價格波動之大，商人不一定能有無，也可以“背糴居奇”，這樣又順便解釋了傳統中國對商人歧視的由來。
從以上情形看來，中國立國最初即與西方迥異，其重點是技術上的著眼不同。先秦從封建到郡縣，政治家依賴人類的智力，造成龐大的組織，是以美國沒學家HerrleeG.Greel即堅

稱中國在公元之前，已擁有２０世紀超級國家的姿態。可是郡縣制也開官僚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幾千萬人民徵兵抽稅受理訴訟及刑事案件，是超時代的政

治早熟。因之更難放棄間架性的設計，以至於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官僚間的邏輯被重視，其程度超過實際行政效能，又儀禮也可以代替行政，種種流弊，到二

十世紀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則是西歐和日本都已以商業組織的精神一切按實情主持國政的時候，中國仍然是億萬軍民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今日我們重讀李悝“盡地力之數”的

一段，也只能說他的視界寬，不能說他的眼光深。其以簡單的數字，籠罩著大量農民，以現代眼光批判，雖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組織。

04、司馬遷和班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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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作《史記》，完成於漢武帝末年。班固作《漢書》，書未成而作者因過去與外戚竇憲的關係，死於獄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一屬西漢，一屬東漢，相去公元前及公無後各

約９０年。我們今日看來，這兩部書好像聯袂而出。其實它們間隔了１８０年的距離，等於我們之去前清嘉慶年代。
《史記》和《漢書》一為私人著作，另一書稿則經皇帝看過，有國史的色彩。司馬遷自稱“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經和班固作書的宗旨不同。況且《史記》是通史，《

漢史》是斷代史。兩位作家的個性癖好不同，也使他們取材行文之間，有相當的出入。然則公元前９０年和公元後９０年，中國的作家和思想家所處的環境已有大幅度的變化。其

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於漢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議，罷斥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漢朝立國行雜霸之製，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際，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還參和著陰

陽五行的萬分涉及災異。總之整個漢代思想，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大綜合，早經中外學者闡釋。我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並不是以尊儒為目的，而是樹立一種

統一帝國的正規思想，這有他自己的言辭為證。他曾對漢武帝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異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

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闢之說滅息，然後紀統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這段話否定學術的獨立性，坦白的承認提倡學術，旨在支持當今政權。武帝之置五經博士，立學校之官，策賢良，都根據這宗旨著眼，從此中國龐大的文官集團，有了他們施政的

正統邏輯。司馬遷和董仲舒同時，他讀書不受這政策的影響。而班固年輕時“正規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礎。況且後漢創業之主光武帝劉秀自己就曾為大學生。第二個

皇帝明帝劉莊更以學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禮堂）講尚書。第三個皇帝章帝劉坦親自在白虎觀制定五經異同，班固也在列。在這種政權領導下的環境裡著書，就難脫離國家所定標

準的束縛了。
司馬遷和班固一樣，自稱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們一打開《史記》，隨意翻閱三五處，即可以體會到作者帶著一種浪漫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作風，爽快淋漓，不拘形跡，

無腐儒氣息。他自稱“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應當是一種真實的寫照。他所崇奉的“士為知己用，女為悅己容”也可以說是歸源於儒家道德，可是這立場就已經和經過

正統限制的所謂儒家不同了。
《史記》裡寫荊軻和高漸離飲酒擊筑，又歌又泣，旁若無人，已近於董仲舒所說的“邪闢”。並且項羽是漢高祖劉邦的死對頭，而《史記》裡的〈項羽本紀〉排列在〈高祖本紀〉

之前（若在後代必稱“項酋”“偽楚”，而“本紀”只能降格為“載記”）。文中又把項羽寫成一個雖暴躁卻又渾憨可愛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憐惜。與之相較，劉邦反像一

個偽君子。而司馬遷形容呂后殘虐戚夫人，以致她親生的兒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為”。班固作“漢書”時，有關劉邦的一段，還大致採取司馬遷的材料。但是他的〈高後記

〉則隱惡揚善，對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只在書末〈外戚傳〉內敘及。
《史記》除了〈刺客列傳〉之外，還有〈滑稽列傳〉，〈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可謂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現整個社會之剖面的樣子。班固書裡雖有〈東方朔傳〉，卻不再縷列

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資料。
司馬遷藉著〈貨殖列傳〉發揮他個人的私利觀。 “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他又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而且

從他看來，貧窮是恥。 “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食，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遲至今日兩千多年之後，很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或敢

心裡如此想，恐怕不會有很多人嘴裡能如此說。
也因其如此，司馬遷就受到班固的指責。 《漢書》裡就有〈司馬遷傳〉，內中批評他“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

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這些地方還不足十分的表現班固的正統思想，最使我們看出他的作品在歷史上是屬於“罷斥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的產物者，乃是《漢書》裡的捲二十〈古今人表〉。這表裡列有古

人１９３１人，包括傳奇式的人物如女媧氏有巢氏，《論語》中有名的孔門弟子，《春秋》中的國君等，至於秦亡為止。而由作史者“顯善昭惡”的按上上至下下區分為三等九則

。內中得“上上聖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而以周公孔子殿後。仲尼之外即再無聖人，雖孟子只與顏淵，管仲同屬“上中仁人”。老子與商央，申子，墨翟，韓非都屬“中

上”，與孫臏白起一流。刺客荊軻則為中中和孟嘗君呂不韋同品。而“下下愚人”裡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傾國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雖焚書坑儒，班固只貶之為中下

，因為他下面還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趙高列入“下下”。
從我個人的眼光看來，除非作者束髮受教以來，就先培養了一段“常經”和“異道”的觀念，決難如此只憑古書裡一句一段的敘述即能將這麼多的人物列表區分其品格，有如衡量

其材之長短。
因此我們也可以推想世俗觀念中的儒家的拘泥，並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門徒的真性格。多方面那些呆板的型式，還是後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維持文官集團的緊湊。總算還是中國讀

書人的運氣好，得有太史公司馬遷在蘭台令班固之前寫作，否則沒有《史記》，徑由《漢書》開二十三史之端，中國史學的傳統，必更趨向“文以載道”的方針，更缺乏“百家殊

方”的真實性和生動活潑了。

05、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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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於公元前２０２年統一全國，分封異姓功臣為王者七國，同姓子弟為王者九國。又有侯國一百餘。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國則儼然獨立，“宮室百官同製京師”。這只算

是中央權力還沒有穩定之前，“不為假王填之，其勢不定”的臨時辦法。所以帝業一確定，劉邦和呂后，就用種種方法，去消滅異姓功臣。內中只有長沙王吳芮被封四月之後病故

，可算善終，又四傳之後無嗣才除國。其他或遭擒殺，或被逼而亡命於匈奴，統統沒有好結果。
而呂后以女主專政，以呂產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呂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內大臣和朝外諸王嫉妒，釀成“諸呂之亂”。直到呂家勢力被撲滅，文帝劉恆被擁戴登極，漢朝帝業，

才算穩定。文帝在位２３年，傳位於兒子劉啟，是為景帝，在位１６年。這３９年，從公元前１７９年到１４１年，漢朝的政局，開始正規化。根據傳統諡法，“道德博聞曰文”

，“由義而濟曰景”。文與景都是上好稱呼。而劉恆與劉啟間輕刑法，減賦稅，親儒臣，求賢良，年歲收成不好就下詔責己，又不大更張，一意與民休息。其恭儉無為，在中國歷

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國統一以來第一次經歷史家稱羨的時期。
可是今日我們從長時期遠距離的立場看來，這一段歷史，也要賦予一種新的解釋。
中國因賑災治水及防“虜”需要，在公元之前就完成了統一，在政治上成為一種超時期的早熟。漢高祖劉邦還沛縣時，作歌鳴志自稱“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可見得他在不經意的時候已經把個人功業和國家安危看作一體。創業既艱難，守成也不容易。因此他與呂后總以鞏固新朝代為前提，甚至屠殺功臣，不擇手段。

從個人的立場，我們不能對他們同情。其殘酷少恩，至少和“聞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的宗旨相違。可是從公眾利益著想，我們卻又感覺到因當日情況，他們隻身負責天

下一統的局面之棘手，誠有如１７００年後西方的馬基維利著《威權皇子》時所說，執政者的恩怨與個人恩怨不同。司馬遷記劉邦聽說呂后已將他得意功臣韓信處死時，“且喜且

憐之”，班固亦稱“且喜且哀之”。這樣的記述和其他文字上描寫漢高祖的情形一致，應當是基於事實。
在紙張還未出現文書還靠木簡傳遞之際，中國已經在一個廣大的領域上完成統一，不能說不是一大成就。可是今後中國兩千年仍要對這成就付出相當代價。各地區間經濟因素的成

長，是這些地區特殊社會與特殊文化的張本，也就是地方分權的根據。在此種因素及其廣泛實施和有關習慣法制都沒有發展之際，就先籠頭套上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以後地方分

權，就無憑藉。各地方連自治的能力都沒有，又何遑論及民權？因此就只有皇權的膨脹與鞏固。
文景之治，表面上人民受惠，然則其施政不出於“開明專制”的典型。我們也知道：在一個廣大的領域之上行專制，必自命開明。因為它執掌絕對的皇權，除了以“受天命”和“

替百姓服務”之外，找不出一個更好支持它本身存在及其作為的邏輯。其真偽不論，即算它做得最好，頂多亦不過“民享”，而不是“民治”，長期如此，其權力必凝固而為官僚

政治。
在文景之治的階段裡，最重要的一個變動，乃是公元前１５４年“七國之亂”，吳王劉鼻是漢高祖的侄子。他的長子劉賢在文帝時侍從皇太子即是後來的景帝飲酒博弈，兩人發生

爭執，劉賢被景帝打死，皇室將他的屍體送還吳國歸葬，而吳王堅持送他回長安埋葬，有讓文帝景帝受道德責譴的樣子，並且茲後即稱病不朝。因此這糾葛及人命案可以視作以後

吳楚叛變私下里的一個原因。
實際上還有一個原因，則是吳國處於長江下游，煎礦得銅，煮水為鹽，吳王即利用這商業的財富，減輕並替代人民的賦稅，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納各地“豪傑”。根據

當日的觀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變的證據，只要有叛變的能力也可以算數。所以御史大夫（皇帝的機要秘書長）晁錯就說：“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

遲，禍大。”已指出一個地方政治經濟和法制因素不能任之自由發展的道理。
果然因削藩一事吳王劉濞反，其他楚，趙，濟南，留川，膠東，膠西也反，以誅晁錯為名。景帝起先倚錯為先朝重臣圖吳，這時又受袁盎之計殺錯。晁錯奉皇帝之召議事，他穿朝

衣晉謁，不料被騙，臨頭碰上一個離間君臣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車載東市而斬首。這樣七王就失去了稱兵所憑藉的理由。
七國的叛變，也因先朝宿將周亞夫的指揮得當，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者妻子入宮為奴。又１１年景帝又以條侯太尉周亞夫“此央央非少主臣也”，也就是看出他經常

帶有一高興和不服氣的態度，很難在繼位皇帝下做社稷之臣的樣子，找著細故將他下獄死。這時漢朝同姓子弟的王國，或國除改為郡縣，或被分裂為小王國，其官僚亦由朝廷遣派

，一到漢武帝初年，殘存的王國更有名無實，漢朝實際已恢復秦朝全面郡縣的體制。司馬遷作〈景帝紀〉時，注重劉啟一朝，為“安危之機”。只有班彪班固父子作《漢書》時才

強調文帝“寬忍”，景帝“遵業”。又提出“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的歌頌。
中國官僚制度之下，皇帝是一切爭端和是非的最高裁判者，即使對付技術問題，也必予以道德名義。很多事情其解決辦法又要迅速確斷，因此通常慘酷少恩。漢朝的皇帝中，只有

第七位宣帝劉詢對此情節了解最深，而且直言不諱。他的太子見他因大臣稍出不遜之辭，即將他們處死作諍諫，宣帝即作色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

！”並且嘆說：“亂我家者，必太子也！”
這些事蹟使我們知道歷史資料，不僅是“真人實事”，裡面經常有很多牽涉入了有待我們重新考慮的情節。我們讀史，尤其要注意古今環境之不同，及我們的立場與作者立場的差

異。


06、漢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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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書內“秦皇漢武”經常互相銜接。而且一提到漢武帝，又離不開“好大喜功”的評價。今天我們看他的紀錄，不能否定他是一個特出的人物；但他的功業，仍要在長期

的歷史上評判。最重要的一點，則是他所開創的局面，後人無法繼續。所以我們讀他的傳記，一定要上與“文景之治”相陪聯袂，而下面“從霍光到王莽”，更與他一生有不可分

離的關係。
　漢武帝劉徹，出身離奇。他的母親王氏進宮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婦，生有一女。她的母親亦即是未來皇帝的外祖母，強將她從金家奪回，進與皇太子，是為景帝。劉徹生於公元

前１５６年，至１４１年登基，實足年齡當不過１５歲。茲後他在位５４年，在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來是享國最長的君主。這紀錄直到１８世紀才為清朝的康熙打破。
從各種資料看來，劉徹的膽子大，也富有想像力，如他常化裝微行，幾遇不測。他打算進攻西南夷，就在長安附近鑿地作“昆明池”，以便習練水軍。在其他範圍之內他也不拘形

跡。例如他母親曾再婚，又有金氏女，人家都隱匿不敢提及，他聽到此事，就公然親自尋訪他的半姊，並賜她名號田宅。他的皇后衛子夫曾為歌伎，他寵愛的李夫人，曾為娼女。

漢武帝也不是一介蠻夫，沒有文華辭藻的雅緻。他的宮廷裡，既有正派的儒生如董仲舒，也有恢諧人物如東方朔，更有名士如司馬相如。我們再看他悼李夫人的賦（班固稱武帝自

作），“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而且他又似乎看見李夫人的形影，作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來遲！”則又可以想像他不是沒有情感的人物。
劉徹未曾在戰場裡實際指揮作戰，但是每有重要戰事的部署，今人所謂“戰鬥序列”的安排都是由他自己作主。而且他也知人善用。衛青是衛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又是衛青的侄子

，都以外戚創立不世軍功。霍光與霍去病為異母兄弟，茲後更成為漢朝宮廷裡的中樞人物。只有李夫人之兄李廣利被任為貳師將軍，作戰不利降於匈奴才算是武帝任人的最大失策

。武帝對待臣屬，也視人而定。他可以在廁所裡見大將軍衛青，也可以平常燕居的服裝接見大臣，只有右內史（助理機要秘書）汲暗老是據事直言，皇帝偏偏怕他，非戴冠整容，

否則寧退避帳中，不去見他。後來因淮陽地方難治，召拜汲暗為太守，汲暗辭不肯就，皇帝就說：“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他也就知道僅以此直言忠臣

的名氣，就不須特別振作，也可以把這地方處理得很好。後來汲暗在淮陽１０年，死在任所。
可是漢武帝也有一般專制魔王的毛病。他一巡視各地區，當地太守或因供應不周，或因境內配置不如法，紛紛避罪自殺。到他在位後期，朝中也為恐怖政治所籠罩。親信的大臣如

丞相及御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傾軋，失敗的只能以身死解脫。皇帝自身即相信神仙，亟求長生不死。他偶一臥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蠱害他。 “蠱”音古，以三個虫字擺在一個“皿

”字之上，乃是根據民間傳說，巫者將毒蟲毒蛇，放在一個器皿之中，讓它們互相吞併淘汰，最後一個碩果僅存的怪物，是為蠱。巫者即操縱著這精靈，用咒詛符錄削制木人埋蠱

地下諸等方式謀害敵對。公元前９１年，劉徹生病，左右傳說宮中有巫蠱牽涉皇后及太子劉據。原來武帝嚴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執法大臣深怕劉據一日嗣位，對他們不

利。而水衡都尉（管宮殿附近林園）江充，又是“直指繡衣使者”（特務頭目）更加離間。劉徹在別宮養病，即皇后皇太子請問皇帝，也不得達。皇太子忿怒之餘擒住江充將他處

死，於是長安紛稱太子謀反。因之兩方都召集軍隊，保皇黨與皇太子黨在京城大戰五日，“死者數万”。結果皇太子兵敗自殺，皇后衛子夫也自殺，衛青則已前死。武帝后來悔悟

，建“思子宮”，又作“歸來望思之台”。
４年之後，武帝臨危，才立一個８歲孩子劉弗陵為太子，是為昭帝，而皇帝也將太子的親母弋夫人賜死，其原因是“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而霍光等即被托“行周公之

事”。
為什麼一個如此精明強幹萬機獨斷的君主，到處置立嗣繼統的時候，如此愚暗而沒有主張？甚至父子以兵戈相見，貽禍軍民？這斷不是劉徹和劉據兩從間單獨的問題，而與武帝所

一手佈置的西漢帝國有關。
武帝劉徹承文景之後，繼續中央集權。公元前１２７年飭諸侯推恩分子弟邑，令各條上。 １２２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後，“列侯豪傑死數万”。公元前１

１２年又因諸侯供奉皇室的酬金成色不合及不如額，奪爵者１０６人。自高祖以來封侯者至此罷免殆盡。而武帝用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理財，不能被我們輕率地視作“商人參

政”。他們並沒有利用商業組織及商人資本去增進政府的功能，也沒有利用政府威權去扶助商業之發展，以便擴大茲後的財源。而鹿幣算緡平準均輸等無一不是臨時籌款的辦法，

用作軍需的消耗。這樣一來，皇帝高高在上統制約五千萬到六千萬的人民，當中沒有一個有效的中層機構或根據地方沿革，或倚賴經濟利害，作上下間的樞紐。即太守刺史也無非

皇帝的代表，各地選舉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樞的意旨，因此皇帝的作為，更只能擴充及保障自身的權威。這種情形，表現著中國傳統君主專制的一個最大弱點。
錢穆曾說：“中央恭儉無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會各方之活氣。”漢武的辦法，那是利用一種運動，代替組織之不足。如果各地參差不齊，又無法扶植他們作不均衡的發展，則全

面動員，經常活動，也可以算作一種出路。有人就說他“鷹擊為治”。他自己也曾對衛青說：“一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謂“將問題外界化”。
只是漢武平定南越，進兵朝鮮，加兵於西南夷，用張騫通西域，凡是本於歷史地理上中國傳統威力能及之處，都已到達，或已超過。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盡人武部兵力。游牧

民族與漢民族作戰，有中國不能企及之處，在於他們平時戰時，都是騎兵，無須動員。他們進攻或剽竊，經常獲得戰果。中國之徵匈奴，有如御史成進所云，“從之如搏影”。公

元前１１９年劉徹之攻匈奴，可算是漢軍一大勝利，但是如時人所說，“千里負擔饋馕，率十餘鐘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馬１４萬匹，輜重不計，入塞不滿３萬。到武帝末年，

“兵革數動，民多買复，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錢免役，到徵兵時連下級軍官軍士級以下的人員都不容易湊數了。
武帝的力量全靠這對內中央集權對外經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道不拾遺，乃是在嚴格捕盜法令下，一次株連幾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勢下逼成，如此已半個世紀。一到他的運動發生

困難，他的組織上的弱點也容易給人看穿。在這時候發生繼承問題，不僅他自己感到為難，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竊議自身禍福。迷信與誤會，以及劉徹劉據個性之不同，再

加以官僚間動輒人事僵化的趨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劇。
然則中國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經濟與法制的組織力量之展開，已如前述。漢武帝登極之三年，即公元前１３８年，“河水溢於平原，大饑，人相食”的事實，已出現於官方紀

錄。也就是表現著自然的力量無可推避，因治水與救荒，中國即須組織大帝國對付，武帝本紀內也常有憂水患憂災荒的敘述。而北方綿亙兩千多里的國防線與“１５英寸雨量線”

吻合。線之西北，經年雨量不及１５英寸，無法經營農業，只是游牧民族出入之處，這威脅也強迫中國統一對付。劉徹用衛青霍去病“度幕”（貫穿沙漠地帶），不失為軍事史上

的壯舉，只是他想消滅匈奴的希望，卻無法實現。茲後１５英寸雨量線間兩方的廝殺，還要繼續約２０００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砲打敗噶爾丹迫他自殺，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騎

兵的優勢，可見得歷史並非全是人為，我們２２００年後敘及秦皇漢武更無法忽視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


07、從霍光到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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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於公元前８７年受漢武帝遺命以大將軍的身分輔助８歲的昭帝，事昭帝１３年。昭帝無後，霍光迎昌邑王劉賀繼位，不出一月，因他“昏亂”，奪去他的皇帝璽綬，另迎武帝

曾孫劉詢登極，是為宣帝。再６年而霍光去世，事在公元前６８年。
王莽於公元前一年為大司馬（根據習慣至此已有攝政王的聲望），也因為哀帝無嗣，迎中山王９歲兒子劉街為嗣，是為平帝。他在位５年，相傳為王莽毒死。茲後王莽又立了一個

兩歲孩子孺子嬰繼位，他自己以大司馬的身分進為安漢公，先“居攝”，次為“假皇帝”，至公元９年以“新”代“漢”，“即真天子位”。他篡位之後也做了１４年多的皇帝，

於公元２３年為民兵所殺。
　他們兩人間相去約七八十年。傳統歷史家把霍光比作伊尹周公。他受命時，已“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王莽則像貌

類禽獸，“侈口厥遜，露眼赤精，大聲而嘶”。他起先謙恭下士，後來以丹書符契，證明他天授踐祚。到他登極時，又親執孺子之物而泣曰：“昔周公攝位，終得複子明闢，今予

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總而言之，這兩人一真一假，傳統的作史者，務必要強調他們間的差別，以作後人殷鑑。今日我們讀史，就算承認其間的真偽，已不是重點之所在，以現在的眼光看來，從霍光到

王莽，即是西漢後半期自武帝后一百年不到的時間內，中央政權已無從合理化。
這時間有皇帝６人，即昭帝劉弗陵，宣帝劉詢，元帝劉爽，成帝劉驁，哀帝劉欣與平帝劉街。他們禦宇的期間，綜合不算過短。其中宣帝在位２５年，元帝在位１６年，成帝也在

位２６年，而他們三人又是父子孫一脈相承，如果他們要創立一種制度，當然有充分的時間。
然而，因為中國在公元前統一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無各地確實統計數字，也不能區劃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在囫圇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攝政者隨時擺佈。真理總是由上至

下，施政的名義為道德，執法時只有至善與極惡，其生殺予奪，只引起朝中官員不安。恰巧昭，成，哀平都無嗣，又要在皇室支裔裡找繼承人。每次人選二三十人，或多至四五十

人，又不照出生順序選長，通常取幼輩以便於操縱，這樣就增加女主的重要。漢朝皇后平日無實權，也任皇帝棄廢。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為皇太后，收璽綬，對擇嗣有決定性的

影響。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顯。
霍光也是外戚，他與武帝衛皇后家裡過去的情形不說，武帝之後又有新關係，恰巧他的兒女又多，他與夫人顯共有七女一男。霍光與金日彈及上官桀同受武帝託孤，乃以二人分嫁

金之子金賞及上官之子上官安。金日彈不久病死，不涉及下述糾葛。上官安及霍光之女生女才６歲，即立為昭帝的皇后。她１６歲成為皇太后，以後霍光的廢立由這外甥女上官皇

太后出面作主。
　事情還不止如此簡單。公元前８０年，也還是昭帝時代，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夫（機要秘書長）桑弘羊被告陰謀廢昭帝而迎燕王劉旦為帝，各人都以謀反判死刑，燕王自殺

，霍光才成為朝中唯一首要，“威震海內”。 《漢書》說：“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可是公元前８１年，也就是上官家謀反的前一年，昭帝朝中由各地選舉之“賢良”及“文學”和政府官員辯論鹽鐵專利及最近頒布的沽酒公賣是否應當繼續。其紀錄即為有名的《

鹽鐵論》。單從這文件看來，我們也可以想像霍光做為獨裁者的地位，並不十分鞏固。就當時制度而言，除非環境逼迫，他斷難有興致將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干己的書生評論

。事實上賢良和文學雖想廢除政府專賣，但爭辯時卻不著實際的憧憬於一種泛稱“教化”的政治哲學，政府方面除桑弘羊外，還有丞相田千秋，他們均能縷舉實情反駁。結果只將

沽酒公賣停止，鹽鐵仍由政府專利。 《漢書．食貨志》就針對此事說：“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
所以謀反的真相無法證實，其背景則是昭帝時代，霍光權勢還未十分肯定的時候，有賴桑弘羊“舌戰群儒”的替他維持鹽鐵專利，但又不願和他分權，才又因事牽涉到上官一家，

其目的在繼續鞏固他獨頭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沒，昌邑王召後被廢，霍光才立宣帝。這時候皇后人選又成了問題，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許平君，並已生子即未來之元帝，在他堅持之下許後得立，

其後霍夫人顯，也不與霍光商量，徑遣人入宮以藥鴆殺許後，這樣霍成君才繼之為皇后。如是又４年，直到公元前６６年，時霍光已逝世２年，霍家鴆殺許後的情節才被暴露，起

先皇帝的態度改變，接著霍家人事也更動，諸女婿的執兵權者一一他派。霍光之子霍禹知道舊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未遂，密報已達御前，於是皇后被廢，霍夫人顯以下及諸婿，

又霍去病（霍光異母兄）之後人等除自殺外都以大逆罪處死。霍家二十年來的聲勢宣赫，至此和他們相連坐被誅滅的數十家。
傳統的史料裡有很多類此的資料，我們對當中紛亂的情形還難能溯本歸源的看得清楚，更無法確切判斷其間是非真偽。然則皇座前後左右的曖昧游離，只是暴露寡頭政治的弱點。

也不一定是當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統兵作戰，但是他為大將軍，兒子親戚都擁重兵，拱衛朝廷。昭帝對他“虛己斂容”。宣帝則因“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

刺在背”。 《漢書》引茂陵徐福說：“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這“害”字乃是指以他為害，亦即是痛恨他們的人多極了。
宣帝實際控制大權之後，減賦稅，降低鹽價，增加下級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數支，呼韓邪單于來朝，西漢帝國可以減少邊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動，也能夠以趙充國之屯

田對付，因之歷史上宣帝獲得“中興”的名稱。其實親儒生，倡仁政，也是從武帝以來的擴充政策改變為收縮政策。武帝於公元前１１２年將襲侯爵的１０６人革除為平民，宣帝

又到處招尋他們的後裔，加以慰問及賞賜，其主旨在收攬人心。武帝的過度中央集權，固然不能繼續，但是中興之帝王沒有加強其組織，先採取消極手段，也只是放棄其控制的力

量，況且，宣帝也沒有正心誠意的行仁政。京兆尹趙廣漢，左馮翔（等於京城郊區市長），韓延壽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後司馬光還為他們抱不平。司馬遷之外孫楊惲曾與友人書稱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不過私下里諷議朝廷糊塗，竟因之以“大逆不道”被腰斬。宣帝的兒子元帝向他諫勸，他就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

之，奈何純任德教？”即是自認以威勢向下制壓，造成片面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針。
元帝反其道而行，卻又被歷史家稱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樂家，能吹奏各種樂器，又能被歌聲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寵愛趙飛燕姊妹。這兩個女人都以美善著名。成帝則

立其姊為後，妹為昭儀，以至無嗣。一天早上從昭儀床上起來，突然言語失靈行動僵僕的死去。各情形都符合傳統亡國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後王政君的父親則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資格做皇太后，於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終構成王莽篡位的條件。
其實這時的大司馬，只能加威於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並不相得。王鳳和王商就互相競爭，王音和王譚，也不和諧。王莽由侄輩突出，大部靠自己賢能的名譽作本錢，因之能獲

得作賦各手揚雄以及宗室劉歆等的支持。西漢帝國的問題，則是中央政府逐漸失去對下層的控制，黃河決堤，流民無法周濟，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災。當日的觀念，總以為種田的

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總是“捨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辦法，又無非吏治，即提撥好人，懲罰壞人。據MichaelLoewe的研究，西漢皇帝從公元前１７８年到公元前２年因天文

及各種陰陽五行的奇異現象發詔書５７次。迄至公元前７２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這種詔書下得少，即下時也多指奇異現象為好兆。以後則下此類詔書４４次，又動輒稱

災異非國家之福。我們若翻閱《漢書》裡面的帝紀，內中摘錄的文件可稱“罪己詔”的，宣帝有８次，元帝有１３次，成帝又有１２次，這樣接二連三承認中樞領導無力，希望以

精誠感動軍民，即是在傳統中國，也不常見。公元前１９年成帝詔稱“黎民婁困於飢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所以王莽縱矯詐，他所處的背景，則是當日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西漢的朝廷就產生不了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從他的立場看來，除了篡位之處，也沒有辦法打開出路了。


08、何以改革者又是書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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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何以會失敗，曾引起中外學者的爭論。 ５０年前，還有人張揚他為“初期社會主義者”。其實這個比擬不合實際，而且王莽的敗亡，有他親身實歷的前後史蹟足以解釋，用不

著我們提供沒有發生的情事作假說。
王莽新政涉及雖多，其要點不難縷列。其一是稱天下之田為王田，亦即土地國有，各家室佔領的面積及使用奴隸人數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買賣。其二則為作“五均”“六管”，

也就是政府經商，也用金銀布匹大錢五銖錢下至龜貝造成一個彼此能互相更換的貨幣制度。一為農業政策，一為商業政策，也符合傳統所謂“食貨”的範疇。其理想則是農民都有

田種，貨物既流通，價格也公平，高利貸則絕跡。
這種理想，牽涉國家社會的根本，目標遠大。可是根據這改革者自己所發詔書的揭示，漢初以來假設全民平等的賦稅制度，因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經名不副實。新莽由於

財政困難，公卿以下月祿才得帛一匹，“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這時候還以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紙文書頒布，則天下怡然景從，也未免太樂觀了。
西漢與東漢之交，兩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間士族大姓興起。二是官僚機構膨脹，據估計中央地方官吏逾１３萬人。光武帝劉秀崛起於民間，他利用前者的

力量，而不為後者所羈絆；王莽則反是。他不能與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詔書和他們作對。他雖改長安為新安，仍是與積習難返的官僚機構結不解緣。均田則應在農村著手，政府

經商也要組織普通商人作第二線及第三線的支持。他對這些事全未著意。
今日我們讀《漢書》裡面的王莽傳，不能忽視此人書呆子的“氣派”。比如他用“五威將”巡行各處，乘“乾文車”，駕“坤六馬”，各人“背負鶯鳥之毛”。他又分大郡為五，

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匈奴單于被他改為“降伏單于”，所轄國土人民也被分為十五部。高句驪則降為“下句驪”。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時總是接受外間至大的壓力，也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然則，他也有很多我們在今日視作離奇的辦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兜須用在真人

實事上，以一種象徵性的指示當作實際的設施，注重視覺聽覺上的對稱均衡，不注重組織的具體聯繫，這些都與傳統中國思想史有關。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術供應不及時的產

物。因為統治這龐大帝國，包羅萬象，即使博士顧問，也必須保證對萬緒千頭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權之萬能。於是只有將原始片面的見解牽扯著籠罩著去推衍

出來一個內中凡事都能互相關聯而有規律性的宇宙。
在漢朝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對武帝策問時就已提出“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的解說。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陰陽五行的淵藪。凡是春夏秋

冬，東西南北中也都與木火土金水有關，也與五官五味天地父子“各如其序”。董仲舒自己言災異，幾乎闖下大禍，幸經武帝赦免。可是陰陽五行的假科學經此一代大儒的提倡，

成為眾所周知的真理。因為“火居南方而主夏氣”，又與軍事相配，所以《漢書》五行志指出漢武帝幾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間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書裡沒有講明究係因天旱而動

干戈，或是因為起兵戎而有旱災，或者兩者都因“夏氣”旺盛之故。同書天文志也指明“經常星宿”（常見的星和星的集團）“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從西漢到東漢，這種信

仰只有變本加厲。 《後漢書》的儀禮志更記載冬至日來臨之前夜，京城百官都於夜漏未盡五刻時（約等於現在晨六時）穿黑衣服，迎氣於“黑郊”，行禮畢，改穿紅色袍服。乃是

因為冬至那天晝夜最短夜最長，以後白晝漸長，黑夜趨短，也就是陰去陽來，朝廷也要集體的相時而動，才能“承天理物”。也還要在那一天權量水之輕重，確定晷影之長短，並

且調整樂器。這也就是乘著“節氣”之氣，對凡與數目字有關的工具，給予一番飭備。
凡是一種動作，都有陰陽的關係在內，凡是數種事物，既有自然賦予的一定序列，則可以用數目字解釋，並不與現代科學衝突。就是擁護王莽的劉歆，解釋下雨為陰氣不能上達，

陽氣又無可下透，也可以說是用一種美感的方式闡述一種物理現象。所以李約瑟說中國哲學家猜測自然的奧妙與希臘思想家不相上下。我們則覺得希臘思想家還只認為自然法規須

待斷的發現，才能不斷的展開。漢代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則以為人類應有的知識都已在掌握中，並且自然的現象，正常與非正常，都與人事有關，凡人一眼即可看穿。這當中已有

一段很大的區別。而中國思想家最大的負擔，則是他們所揭開的知識很難與朝政分離。
　光武帝劉秀也重圖讖。他和鄭興討論郊祀，有下面這段記載：
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這也證明專制君主需要一種意識形態做他的張本，臣下很難抗拒，因為不支持它，就是反對他。鄭興只好服輸，自己承認學術淺陋，不如聖見高明，才得脫身。
在同樣的情形下，我們也可猜想以當日文字傳遞的艱難（紙張僅於公元１０５年前後出現），加以政府收攬讀書人之廣泛，凡與當局意識形態格不相與的知識就很難普及。東漢之

張衡作渾天儀，又於公元１３２年作地動儀，能不待各處報告，預知何方地震。他的渾天說，稱天如雞卵，地如卵黃，日行一度，共３６５又４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圓周率為３．

１６２２。可是他為宦官所讒，自己也不如意，還不敢向皇帝直說，“及後之著作，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這和董仲舒所著“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有霄壤之別。比張衡

還要早約５０年的王充，對當日迷信作有系統的批判，所著《論衡》二十餘萬言，但是他人為“異人”，書為“異書”。 《後漢書》裡寫他的傳記，只聊聊數十行，除了說他所著

書，“始若詭異，終有實理”之外，無一字一句抄錄。可見得以知識本身為目的的知識，總有與時尚不合的趨勢。
從這些觀點出發，我們回頭看王莽：《隋書》經籍志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從此也看出新莽與光武帝劉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帶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

持他們的帝業，並無基本的差別。可是除此之外，劉秀注重實際的組織，有步驟的達到他的目的。王莽則眼高手低，只能宣揚天下大局應當如是，做事經常文不對題，可能被他自

己的宣傳所蒙蔽。作他的傳記者只要把他的詔書書前後摘錄，也可以給人看出這位改革專家，實際上仍是一個大書呆子。


09、西漢與東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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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與東漢，究竟應當在歷史上視為兩個不同的帝國，或者看作一個整體的朝代，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兩漢在公元前及公元後各歷時約兩百年，中間經過新莽的中斷１５年，如果視為一個朝代，則它連亙４個多世紀，為上承秦始皇下迄滿清兩千年來帝祚最長的一個朝代。
中國的人口，據稱經過王莽後有大量的損耗，可是後來經過東漢的休養生息，也漸漸恢復原狀。官方的統計，常有訛漏，至漢亡時仲長統的估計，應逾千萬戶。則兩漢在正常狀態

下，人口總數應當是５０００萬到６０００萬之間，公元前及公元後並無顯著的差別。
以疆域及兵力威勢之所及而言，則兩漢間的變動亦少。漢武帝在朝鮮半島開拓的立足點，東漢也能大概維持。交趾反叛，有馬援平定。漢武帝還要竭全國之力伐匈奴。這游牧民族

在王莽後永遠的分為南北，給東漢竇憲一個絕好的機會。他在公元８９年的北征，出塞三千里，各部降者２０萬人，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致於北單于“不知所終”。西漢既

有張騫之通西域，東漢則有班超打破他的紀錄。班超籌劃“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領出塞的不過志願軍千多人，後來接濟他的也不過兵士八百人，他竟能“以夷

制夷”。攻莎車時發兵２５０００。公元９４年更合西域八國兵７萬人討焉耆。
只是東漢有一個邊疆問題，其棘手的程度，為西漢所無，此即是青海草原地區的羌人。這些藏族游牧民族，沒有統一的組織，各部落時合時分。有時漢人也欺凌他們，引起雙方的

仇殺，戰事經常發生，每次雙方的死傷各逾數千。草原地帶既無法佔領，東漢的移民實邊也極耗費。即招羌人內屬不僅無實效且有後患，漢亡之前董卓的擁兵自重，即靠羌人編成

的部隊撐腰。這種部隊，只有他能指揮，旁人無法管馭。
可是事雖如此，在當時人看來，縱算西漢都長安，承土運，所以一切都以黃色為尚，東漢都洛陽，交火運，所以巾旗衣飾概以紅色為主，實際上只有一個朝代。光武帝劉秀，出自

漢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他在洛陽重建太廟之後，只奉祀西漢的君主到元帝為止。因為對光武講，元帝仍屬父輩，成帝則為兄弟，哀帝已屬侄輩，平帝更算是

侄孫，都不在太廟奉祀之內。光武更因呂后不遵高祖遺囑，引起諸呂之患，雖然事隔兩百年，仍將她的靈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靈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國以

來從父系母系上講都是名正言順一脈相傳的繼承人。於是劉秀在歷史上稱為“中興之主”。
最近幾十年來從考古所得，已給我們一個體會漢朝日常生活的機會。這些資料也給以上的問題，賦予部分的解答。出土的文物，包括衣食住行的各項資料，如無實物，即有模型圖

解。因之小至文具印章，大至崙廁爐灶，更大至於樓臺榭閣，都可以一目了然。漢朝一般人的思想，認為生與死沒有絕大的差別。陰冥雖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對死者祭祀供獻，

卻用不著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為如此，所以漢代墳墓裡缺乏我們今日認為有宗教性的標幟與裝潢，卻有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鐫刻。這些碑畫，內向對棺槨，好像專供死者欣賞，

其中有的引用歷史故事，例如荊軻刺秦王，漢武汾上得寶鼎，有的則鐫刻車馬宮室，庭院廚厩，農田作業，市廛買賣，甚至方伎雜耍。其廣泛真切可以給研究歷史的人一開眼界。
從這些資料看來，再加歷史的證明，我們可以說漢朝四百多年內，文化生活已有很長足的進步。在多方面講，中等以上住戶的生活，較之近世紀，已無顯著差別。中外學者一致將

這成就歸功於兩漢的重農政策。政府既竭力培植小自耕農，而冶鐵公賣，則西漢全國統籌，東漢各地作主，也使標準農具普遍的及於一般農戶。而且地方官員經常興水利，論穡稼

，有如《漢書》及《後漢書》循吏傳之所敘。從這些方面看來，中國的初期統一，以淳樸雷同的法制加於廣大的地區，不是完全沒有好處。同時在這種原始的重農政策之下，東漢

與西漢，也確實有承前接後的聯繫。若非如此，則其人口與版圖，就甚難如此互相湊合。
但是這問題仍可倒轉來看：要是兩漢確是一脈相傳，何以兩個時期的歷史學會有這樣大的差異？今日我們展讀西漢的歷史，不期而然的會感覺到內中有很多令人興奮，令人竦懼，

令人嗟嘆，令人驚訝的地方。這種特點，很難在東漢史裡看到。即使現今《劍橋中國史》的主編人DenisTwitchett也曾經對我說找不出一部讀來令人覺得滿意的後漢史。這原因又

在什麼地方？
從現代的眼光看來，西漢帝國仍在草創時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專權，宣帝的稱雜霸，都離不開一種試驗性質，所以能勾動讀者的好奇心。東漢

的君主，就沒有這種創作的機會。其中主要的原因則是帝國的粗胚胎穩定之後，立法不能展開。君權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對稱與均衡，就無從分割，也不能根據實況合理化。這情形

曾引起仲長統說，三公都是虛設，到頭仍是寡頭政治。同時官僚機構的組織，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沒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開，民間經濟發達到某種程度，政

府在技能上無力處理社會所產生之各種繁複問題。朝中的權力鬥爭，卻仍以道德名義作張本，其中女後，外戚，宦官，朋黨攪作一堆，公事與私事混淆。今日之讀史者，除了覺得

資料重複，糾纏羅索之外，也很難分析其後面問題的真面目，更難判斷誰是誰非。
嚴格講來，東漢或後漢只有起首的三個君主能有所作為；此即光武帝劉秀之“中興”，明帝劉莊的用嚴刑峻法鞏固其帝國，並用各種建築及儀禮使君權神秘化和美術化，與章帝劉

坦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強施政時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實也只有“中興”是創舉。承認“中興”，則西漢與東漢是為一元。
這樣看來，東漢的歷史沒有寫得好，也不足為怪。一個國家的法制逾４００年沒有實質的改進，其行政不能表現活躍與生機，只好說是時勢所必然。紀西漢的《漢書》提供刑法志

，食貨志和溝洫誌等材料，紀東漢的《後漢書》則全部付諸闕如，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綬的敘述。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無關係（《後漢書》也和《漢書》一樣，

並非出於一人手筆），而當中仍有一個關鍵，則是從長期的歷史眼光看來，後漢因襲前代過甚，只能繼續充實一個原始型以小自耕農作基幹的大帝國，不能替中國找開新局面。


10、光武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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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劉秀，是中國歷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說他“內聖外王”，則甚為牽強。況且我們今日評議他，也不是以評議人物為目的，而是因為原始材料缺乏敘述社會剖面的文

章，我們只能從上層人物之作為，順帶看出當日社會中層與下層的一般概況。
劉秀的六世祖為長沙定王，是西漢景帝的１４個兒子封王者之一。以後他的祖先歷經侯，太守，都尉，縣令，疊次由貴族下降，經過上層中層官僚的身分而至一般平民。王莽時代

，劉秀曾在長安上學，因為資用不給，他和同學集錢買驢，而由從僕牽著替人載物取值。他也曾出過面經理他叔父的訴訟，也曾在災荒的年代出賣穀物，所以為人精於計算，在社

會上講則屬於中下級的紳商。
以後和他起事之任將帥者，大概與他背景相似，也代表著一個富於流動性的社會階層。吳漢則曾為馬販，鄧晨為官紳子，“大樹將軍”馮異為五縣郡椽（等於近代道台的科長或書

），王霸為獄吏，李通為富商，只有王常從綠林出身，才真是亡命之徒。這些條件也使我們想像王莽末年，“寇盜蜂起”由於民變波及到中層社會，才引起全國反叛，到這時候劉

秀與他的哥哥劉演才糾集“賓客”，舉大事。大概王莽以居攝身分，做過多年“假皇帝”，也做過十多年“真皇室”，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認為“起義”。劉

演發難，各家子弟都還避匿，後來聽說劉秀也已參加，才說：“謹厚者亦復為之”，於是打破了造反與起義間的隔膜。但是也還賴劉演之說服王常，拉攏來屬於綠林的“下江諸將

”，劉家的“漢軍”，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軍事實力。而且這些人物也多是年輕人。光武起事時２８歲；在最初不願參加，直到光武安集河北時，方始參與的鄧禹，２４歲；另一

個在北方投效的將領耿龠，才２１歲。
劉家兄弟雖在這次運動裡起了領導作用，代表劉漢光復的卻不只他們二人。族兄劉玄更擁有綠林所屬“新市兵”的擁戴，於公元２３年被立為皇帝，是為“更始帝”。他因為嫉妒

劉演的聲望，因故將他處死。劉秀不但不為兄報仇，也不哭泣服喪，反親見劉玄，表示並無芥蒂。他可能在這時候，就已策定了今後的長久計劃。在當日全國獨立稱王的有十多個

集團。王莽擁有從洛陽到長安的地盤。更始帝及所屬綠林，由今日之湖北西北透過河南西南向這地區前進。山東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覬覦同一地區，他們遲早必殺得你死

我活。並且這整個大區域，漢人稱為“關東”，是連年遭受天災損失最重的地方。所收拾的流寇也不見得可以整頓得好。所以他在王莽授首的一個月內，獲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虜

將軍的名義和劉家宗室的身分到北方綏靖各處，這才給他造成一個獨立自主，不在羽翼未全的時候給人打垮的機會。他北行之前，以寇恂為河內太守，防制其他部隊渡河追其後尾

。茲後寇詢“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劉秀北行抵邯鄲，此地即有王郎稱帝，他也自顧力尚未豐，只採取迂迴戰略，徑向極北定縣薊州各處，一路以勸服征伐等方式，集合幾

萬人的兵力，於次年春夏之交，才回頭拔邯鄲誅王郎。這是用南北軸心作軍事行動的方針，以邊區的新興力量問鼎中原，超過其他軍事集團的戰略。
公元２５年王莽前所立的孺子嬰又被人擁立為帝。此人也確實較其他任何人更有名分能繼承漢朝社稷，所以更始帝劉玄也要去討伐他，使他身首異處。劉秀則僅須在側觀望。到這

年６月，他才在“諸將固請”又有“赤符天命”的情形下即皇帝位。爾後幾個月內赤眉入長安，劉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殺。光武則先收復洛陽，次收復長安，皆可算水到渠成。

自此他在洛陽長安間的根據地就再未受任何嚴重的威脅。雖說各方的征伐仍曠日持久，一直到公元３６年最後一個對頭公孫述戰死於成都，光武帝劉秀才算削平群雄。
劉秀要統率駕馭很多不容易領導的人物，而都能夠補短截長，互相牽制，除了他的宗室身分，謹厚的聲名和天命的心理準備之外，他具有領導能力的天才不能否定。同時他對大小

事宜，都親身督察經營，毫不鬆懈。他經常在局勢艱危的時候，冒生命危險親臨前線。有人說他平生“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我們也可以想像大敵已居他預料之中，若不規避，

一定是準備好一決雌雄，所以能臨危不懼。反而是小敵會出其不意的出現，需要警惕，否則處置不當，可以牽一發而動全身。如此看來，光武帝劉秀不僅有軍事頭腦，而且有作大

將的才幹。
《後漢書》耿龠傳說耿為將，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公孫述傳說成都已降，吳漢仍族滅公孫氏家屬，並縱兵大掠三日。 〈光武帝紀〉也說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吳漢

都成都”。可見得當日作戰時的殘酷，而中興仁義之師尚如是，其他“賊匪叛逆”可想而知。公元３０年（建武六年），光武也曾下詔稱：“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

，所置尚繁。”於是大批裁員，“並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可見得自公元１７年綠林起兵以來，中原鼎沸，加以蝗災迭見，內戰頻仍，全國人口減少，無可置疑（

只恐怕不會由近６０００萬突降至２１００萬）。同時各起兵的都有“賓客家室”參加，有時這些附屬人員也參入野戰軍之內。而一座大城市的被圍，經常踰月。各軍的輜重車輛

，動輒幾千。這些史料，也使我們聯想到軍事組織之中必用社會中層人物為這設計並籌辦聯絡後勤等事項。在“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條件下，巨家大姓的受戰事淘汰，又可能較

一般住戶程度更深。
公元２８年東漢的官方紀錄中有下面一段的記載：
王莽末天下大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而且公孫述敗後，才由成都傳送郊廟樂器，葆車，輿車輦於洛陽。與之相連的文字稱：“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周役，務存簡寡，乃至十存一焉。”
綜合上面各項資料，可見得劉秀並沒有解決當日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經過大量流血之後，相次緩和，不僅人口劇降，中層階級也受打擊，文官集團，有待重建，各種作朝廷裝潢

的文物，尚不齊備。所以他一面“與民更始”，將田賦恢復到文劉時三十分之一，一方面嚴刑峻法的稽考文冊。公元４０年“河南尹張汲及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

。這種外柔內剛的辦法，再加以符讖的意識形態，就使他完成了中興大業。
當日君權世襲，中央集權又無法放棄，我們企盼劉秀改弦更張，可能有些過分。但是我們讀到酷吏列傳中的各陽令董宣（各即是洛，因東漢自稱以火德興，避水加佳作各）拼得自

己的性命才能將公主家的殺人犯置之於法。當日又稱“貨輕錢薄”，則是民間需要有力量的貨幣制度，使物資流通。凡此多端光武帝劉秀連問題都沒有考慮得到，也可以說他雖是

超級政客，軍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