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聯副推薦散文》翻譯的事

【聯合報／楊牧】 2006.12.07 02:30 am


張愛玲於六十年代晚期到柏克萊任職於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為研究員。研究中心也是大學一部分，其中有一特別單元稱為「當代語言計畫」，主持人一直是陳世驤，早期獨當一面的研究員即夏濟安。我初到柏克萊那年暑假，陳先生要我以助理的身分整理夏先生遺下的卡片箱，就坐在那間老研究室裡東翻西翻，其實並沒有什麼意思，只是過目了許多新中國稀奇古怪的宣傳口號或批判語彙之類，一直到秋天開學，就不做了。中心後來正式聘莊信正為計畫研究員，越二年莊辭職去洛杉磯就南加大教職，陳先生不聲不響請來了一位女士繼任這件工作，就是張愛玲。我第一次見到張愛玲的時候，其實從來還不曾讀過她的小說，但我讀過夏志清的英文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其中闢有專章研究她，何況我們曾在林以亮的主持之下，合譯了一本《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所以就趕快去找她的小說來看。現在想想，那時張愛玲大概也才四十多歲，但幾乎所有她到今天還有人讀的小說都已經寫好了。張穿著很樸素，記憶裡總是那樣安靜端莊地坐在那裡，不和人家搶話講，只專心聽著，點頭，好像沒有太多表情，雖然偶爾臉上也露出同意，欣然的笑容。

張愛玲記得我為那本美國書翻譯的福克納和韋斯特，稱讚了幾句，很驚訝我原來還是一個剛起步的研究生。有人問她關於〈傾城之戀〉的事，她支吾不願意談；又問七巧，也同樣無心深入的樣子。那之前，我們來自台灣的同學都讀過一本不知道怎麼從日本流到北美的打字印刷，非正式出版的《今生今世》。有人於是不懷好意地想試探這個題目，但她把頭轉到一邊，面無表情。我不知道她在中心的工作是否即夏濟安一路下來的延續，但那一兩年文革方熾，我們關心中國現狀的人課後常到中心的圖書館看報；我去時通常是下午暮靄遲遲的時候，屢次遇見張愛玲剛進中心大門，互相禮貌地招呼，隨即看她安靜地穿過長廊，走進她的研究室。照中心慣例，研究員一年須提出一篇具有分量的論文；但那一年度未完，陳先生就去世了，所以我們都不知道她的論文怎樣。據說那一天晚上陳先生的追思會中，張愛玲其實也是在座的，但我沒有注意到；又據說會未終了，她就起身在簷下獨立，逡巡，而終於悄悄地走了。

而就在這樣一種暗澹，逐漸微弱的光影裡，我們的六十年代就幾乎無聲息地隱入勢必的記憶，忽然的和累積的，未竟的音訊，情節，故事，無法重組的美好和不美好，都將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偶然浮現，提醒我們蓄意編織的夢，破碎的夢，消滅虛無的夢，歸根究柢終於是真實的，曾經都將在此後侷促的歲月裡，轉化那具象的真實為更高層次的神情體驗，在文字的驅遣，複沓，重疊，和離析等等這些大動作裡，這些藝術結構的訴求裡，找到我們的思維藉以詮釋的端倪，發現生死歸宿何其渺茫：愛若是蜉蝣短暫，恨何嘗不是？愛和恨的時代，風雲和煙雨的時代，殘忍，同情，我們的六十年代，革命和禪修，抗議和出賣，無數影象猶栩栩在記憶裡有機地滋生，慾望和仇恨，映向空白的期嚮，紅杉巨木的針葉在窗外搖擺，窺探，古典文本在燈下，獼猴桃在冰箱裡，香菸在床頭，家國在失眠的晨星一再重複的水瓶，金牛，和處女座，稀薄的音訊裡未竟的音訊，失←，監禁，死亡。何其失望，何其悲傷，何其莊嚴而浪漫。

七十年代中，有一年端午節我去香港，住在薄扶林道朋友家，才發覺這其中有一種無可抗拒的異國情調，如此強烈地吸引我，廣大深沉的港灣，更遠更遠異樣的水平線，和我從窗口俯視的住民，安靜的，熙攘嘈切的人車，使我精神為之搖動。這樣真確的異國情調，包括那可愛的語音，甚至在美國或歐洲都未曾經驗過。我第一次和林以亮見面時，感到人群中他如何表現出一種對我特別接納，親切的神色，深怕別人不知道我們關係多麼不比尋常，通了許多信，在一般的文學修養範圍內幾乎無事不談。同時我也感覺到他其實是一個驕傲的人，至少對某些人說來，甚至是不可親近的。他對我說陳世驤去世的消息傳來時，正在新加坡，聞訊全身顫抖，久久不能自已；我記得我也有相似的反應，在麻薩諸塞州被電話喚醒的子夜，前未曾有的經驗。他問我的寫作和研究計畫，家庭情況等等，又突然問我練過字沒有，於是就談碑帖源流異同，非常深入，許多都是我不見得理解的。後來回到台北，我就接到林以亮寄來的一包書法碑帖，原來他是覺得我的鋼筆字顯然欠缺了甚麼規矩之類，必須加以約束，就為我進城去挑選了這些書法範本，要我定下心來拿毛筆勤練習之。我很感動，但練字實非始料之所及，所以又延宕良久，有一天隨意在書堆裡拿出一本《道因法師碑》跟著寫起來，一匝月即止，未再寫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