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弟沈元
【聯合報╱沈君山】 2007.06.22 02:20 am
八十歲的老母千辛萬苦的爭得了這張紙，沈元正式宣告無罪了。但是收到判決書的剎那，母親失聲痛哭：「我不要紙，我要人呀！」
沈元是我的親表弟，小我六歲。
1948年底國民政府棄守大陸，我隨著家人赴台，離開大陸前，在上海的舅母家住了一個多月，和沈元朝夕相處過一段時間。那時，除了舅母家自己三個兒女外，還有兩位另外一房的表兄妹，我們這幾個少年，除了沈元外，年齡都差不多，以大表哥居首，他帶著我們玩，我們都叫他大阿哥。
在那個年歲，差個六七歲就是很大的差距。我們玩的時候，沈元並不跟著玩，他大半關著門讀書，即使出來了，也只是默默的坐在一邊，七八歲應是活潑好動的年紀，他卻如此孤獨，年齡的差距固然是一個原因，從小的際遇更是一個原因；沈元出生不到一歲，中日戰爭就爆發，父親是一個出色的工程師，隨著政府撤離到西南，接著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他因為太小，就留下來由外婆帶，等到抗戰勝利全家歸來，沈元已經七歲，父親也已在後方因公殉職。所以他從未真正的見過父親，而在稚齡亦未真正享受過父母的親情。
我在舅母家住了一個月即離滬南下，走的那天，細雨濛濛，離情依依，他們每人送了我一件禮物。大阿哥是一幅畫我的油畫像，表妹是一只小巧的綠色磁狗，沈元則是一本書《小王子》。他們一直送我到門口，我揮揮手坐上黃包車，由一位同行的父執輩陪著走了，卻怎樣也沒有想到一別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匆匆過去，1990年我再度回到大陸，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舅母家已搬去杭州，我先到上海，一位我們共同的親戚到旅館來看我，他知道我要去看他們，就警告我不要在舅母面前提起沈元。他已去世，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槍斃的，文革之後重判無罪，得到平反。但是人已經死了十幾年，無法起白骨於地下了。
到了杭州，相晤甚歡，但果然有舅母在的場合，大家都不提起沈元，好像他未曾存在過。後來表妹和我私下聊天，大略談起一些事件的始末，但當時文革期間，沈元全家受到株連，打成右派，親人散居天各一方，音訊混亂，詳細情形，她也不甚清楚，只知大概如下：沈元從小功課就好，中學文理各科均為全班之冠，畢業後參加高考，獲全國文科最高分。被分發到北大歷史系，他自小熱衷黨團活動，1957年大二時私自翻譯了赫魯雪夫的祕密報告，又加以評論，被打成右派，從此開始他悲慘的一生。1957到1960年，到農村改造，期間得了肝炎，因為未受適當治療，始終未曾痊癒，此病跟隨了他短暫的一生。
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被摘掉右派帽子，由於他在北大和家居時寫的一些文章，其才華見識為史界前輩激賞，被延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
在近史所期間沈元孜孜不休，是他創作力最旺盛的階段，大量著作在專業雜誌刊出。其中有些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這是難得的殊榮，卻不知這些殊榮給他帶來厄運，1966年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而來，沈元原是摘帽右派，不乖乖韜光養晦，還選擇在專業上大出風頭，這就成了當時要打倒的「白專」樣板。陪鬥批鬥成了他的日常常課，他最初忍著不與親友聯繫，怕更加連累到他們，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打了一通電話給他的姐姐，唯一最親近可以聯絡的親人。說想要來她家避一避，這把姐姐嚇壞了。她和媽媽住在一起，原已是被嚴格監視的對象，沈元一來，一定三人一起被抓進去，只得硬起心腸，無論如何也不同意，沈元苦苦哀求無效，最後只有在電話上講了句：「好吧，那我走了！」把電話掛了。
走了，可真走了。1970年4月，北京街頭貼了一張公安局的布告，說沈元工作期間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後來又化妝成黑人，逃進某非洲國家大使館被截獲，犯了反革命叛國罪，被判死刑隨即執行。至於他的家人，一年多後才接到通知。
文革過去，許多人獲得平反，沈元的姐姐和八十歲的老母上訪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們終於拿到一張正式平反的通知：「原審被告沈元……因工作期間書寫大量反黨反社會主義文章，以現行反革命叛國罪，於1968年9月1日被逮捕……1970年4月18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糾正。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1970年4月18日……判決書。二、對沈元同志宣告無罪。」
就是這樣的一張紙！八十歲的老母千辛萬苦的爭得了這張紙，沈元正式宣告無罪了。但是收到判決書的剎那，母親失聲痛哭：「我不要紙，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爭不回來了。
又過了二十七年，沈元若在已是古稀之年，他姐姐沈蓓蒐集了她珍藏了四十年，沈元危急時交給她的遺稿，編成一書，要我寫序。
這些文章的專業水平，我不敢妄議，但觀當時的文史權威，如翦伯讚、黎澍譽為北大五十年才出一個的人才，對一個右派分子如此讚譽，分量是不一般的。沈元受的正規教育才到大二，去世時才卅二歲，若能活到今天，其成就比一般所謂大師者必不遑多讓吧！
至於意識型態，對未曾體驗過文革氣氛的我而言，無論如何也看不出有什麼反動的地方，除了有關太平天國的一篇外，其餘大部分是古代史，主要是漢代史。即使太平天國的一篇，雖有獨到之見，也絕無「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之嫌。
沈元的遭遇在文革期間是很普通的，例子很多，其實在沈元受批鬥坐牢期間，我在不同環境下，也被戴了「大毒草」「黑專典型」的帽子，被所謂「左派」批判。但那是保釣運動期間，在美國的寬鬆自由天空下，我提出了「革新保台，志願統一」對台灣前途的看法後，就自教自的課，再也不去理他們怎麼鬧了。
讀了沈元事件的始末後，愈讀愈悚然起驚，他有什麼罪？頂多敢獨立思考敢拔尖而已？在1948年那個細雨濛濛的早晨，假若我也留在上海，沒有出來，恐怕也早就在幾次運動中沒頂了。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假若只允許一個人有大腦，有思想，無論這個人多麼英明、多麼天才，而不允許其他億萬人有思想有大腦，那不只是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裡的個人悲哀，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無論人口怎麼多，疆土怎麼廣，也只會是關閉的小國，因為沒有敢思考能創新的氣氛和人才，就不會有科學上文化上的突破，所以那個時代中國確實是翻了個身，把菁英分子面朝上的翻成面朝下，卻並沒有站起來，沈元去世後四十年中國才是真正的站了起來，雖有些搖搖晃晃，但希望她不要再生波折，能一直的挺腰站好，則沈元亦可告慰於地下了。
八十歲的老母千辛萬苦的爭得了這張紙，沈元正式宣告無罪了。但是收到判決書的剎那，母親失聲痛哭：「我不要紙，我要人呀！」
沈元是我的親表弟，小我六歲。
1948年底國民政府棄守大陸，我隨著家人赴台，離開大陸前，在上海的舅母家住了一個多月，和沈元朝夕相處過一段時間。那時，除了舅母家自己三個兒女外，還有兩位另外一房的表兄妹，我們這幾個少年，除了沈元外，年齡都差不多，以大表哥居首，他帶著我們玩，我們都叫他大阿哥。
在那個年歲，差個六七歲就是很大的差距。我們玩的時候，沈元並不跟著玩，他大半關著門讀書，即使出來了，也只是默默的坐在一邊，七八歲應是活潑好動的年紀，他卻如此孤獨，年齡的差距固然是一個原因，從小的際遇更是一個原因；沈元出生不到一歲，中日戰爭就爆發，父親是一個出色的工程師，隨著政府撤離到西南，接著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他因為太小，就留下來由外婆帶，等到抗戰勝利全家歸來，沈元已經七歲，父親也已在後方因公殉職。所以他從未真正的見過父親，而在稚齡亦未真正享受過父母的親情。
我在舅母家住了一個月即離滬南下，走的那天，細雨濛濛，離情依依，他們每人送了我一件禮物。大阿哥是一幅畫我的油畫像，表妹是一只小巧的綠色磁狗，沈元則是一本書《小王子》。他們一直送我到門口，我揮揮手坐上黃包車，由一位同行的父執輩陪著走了，卻怎樣也沒有想到一別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匆匆過去，1990年我再度回到大陸，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舅母家已搬去杭州，我先到上海，一位我們共同的親戚到旅館來看我，他知道我要去看他們，就警告我不要在舅母面前提起沈元。他已去世，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槍斃的，文革之後重判無罪，得到平反。但是人已經死了十幾年，無法起白骨於地下了。
到了杭州，相晤甚歡，但果然有舅母在的場合，大家都不提起沈元，好像他未曾存在過。後來表妹和我私下聊天，大略談起一些事件的始末，但當時文革期間，沈元全家受到株連，打成右派，親人散居天各一方，音訊混亂，詳細情形，她也不甚清楚，只知大概如下：沈元從小功課就好，中學文理各科均為全班之冠，畢業後參加高考，獲全國文科最高分。被分發到北大歷史系，他自小熱衷黨團活動，1957年大二時私自翻譯了赫魯雪夫的祕密報告，又加以評論，被打成右派，從此開始他悲慘的一生。1957到1960年，到農村改造，期間得了肝炎，因為未受適當治療，始終未曾痊癒，此病跟隨了他短暫的一生。
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被摘掉右派帽子，由於他在北大和家居時寫的一些文章，其才華見識為史界前輩激賞，被延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
在近史所期間沈元孜孜不休，是他創作力最旺盛的階段，大量著作在專業雜誌刊出。其中有些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這是難得的殊榮，卻不知這些殊榮給他帶來厄運，1966年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而來，沈元原是摘帽右派，不乖乖韜光養晦，還選擇在專業上大出風頭，這就成了當時要打倒的「白專」樣板。陪鬥批鬥成了他的日常常課，他最初忍著不與親友聯繫，怕更加連累到他們，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打了一通電話給他的姐姐，唯一最親近可以聯絡的親人。說想要來她家避一避，這把姐姐嚇壞了。她和媽媽住在一起，原已是被嚴格監視的對象，沈元一來，一定三人一起被抓進去，只得硬起心腸，無論如何也不同意，沈元苦苦哀求無效，最後只有在電話上講了句：「好吧，那我走了！」把電話掛了。
走了，可真走了。1970年4月，北京街頭貼了一張公安局的布告，說沈元工作期間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後來又化妝成黑人，逃進某非洲國家大使館被截獲，犯了反革命叛國罪，被判死刑隨即執行。至於他的家人，一年多後才接到通知。
文革過去，許多人獲得平反，沈元的姐姐和八十歲的老母上訪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們終於拿到一張正式平反的通知：「原審被告沈元……因工作期間書寫大量反黨反社會主義文章，以現行反革命叛國罪，於1968年9月1日被逮捕……1970年4月18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糾正。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1970年4月18日……判決書。二、對沈元同志宣告無罪。」
就是這樣的一張紙！八十歲的老母千辛萬苦的爭得了這張紙，沈元正式宣告無罪了。但是收到判決書的剎那，母親失聲痛哭：「我不要紙，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爭不回來了。
又過了二十七年，沈元若在已是古稀之年，他姐姐沈蓓蒐集了她珍藏了四十年，沈元危急時交給她的遺稿，編成一書，要我寫序。
這些文章的專業水平，我不敢妄議，但觀當時的文史權威，如翦伯讚、黎澍譽為北大五十年才出一個的人才，對一個右派分子如此讚譽，分量是不一般的。沈元受的正規教育才到大二，去世時才卅二歲，若能活到今天，其成就比一般所謂大師者必不遑多讓吧！
至於意識型態，對未曾體驗過文革氣氛的我而言，無論如何也看不出有什麼反動的地方，除了有關太平天國的一篇外，其餘大部分是古代史，主要是漢代史。即使太平天國的一篇，雖有獨到之見，也絕無「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之嫌。
沈元的遭遇在文革期間是很普通的，例子很多，其實在沈元受批鬥坐牢期間，我在不同環境下，也被戴了「大毒草」「黑專典型」的帽子，被所謂「左派」批判。但那是保釣運動期間，在美國的寬鬆自由天空下，我提出了「革新保台，志願統一」對台灣前途的看法後，就自教自的課，再也不去理他們怎麼鬧了。
讀了沈元事件的始末後，愈讀愈悚然起驚，他有什麼罪？頂多敢獨立思考敢拔尖而已？在1948年那個細雨濛濛的早晨，假若我也留在上海，沒有出來，恐怕也早就在幾次運動中沒頂了。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假若只允許一個人有大腦，有思想，無論這個人多麼英明、多麼天才，而不允許其他億萬人有思想有大腦，那不只是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裡的個人悲哀，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無論人口怎麼多，疆土怎麼廣，也只會是關閉的小國，因為沒有敢思考能創新的氣氛和人才，就不會有科學上文化上的突破，所以那個時代中國確實是翻了個身，把菁英分子面朝上的翻成面朝下，卻並沒有站起來，沈元去世後四十年中國才是真正的站了起來，雖有些搖搖晃晃，但希望她不要再生波折，能一直的挺腰站好，則沈元亦可告慰於地下了。
posted by James at 1: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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