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October 04, 2009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2

11、宦官,女後,外戚和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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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的13個皇帝,只有光武劉秀和明帝劉莊是成年人踐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來算數。而且除了最後一個禪位於曹丕的獻帝享年54歲之外,其他沒有

一個活到40歲。桓帝去世時年36,靈帝34,也算得長壽。殤帝,少帝,衝帝,質帝都沒有機會慶祝他們的10歲生辰。因此洛陽的政局,總是受宦官,女後和外戚的操縱。
公元159年桓帝圖大將軍梁冀。他與宦官商量,派近衛軍一千多人突然包圍樑的府第,“收大將軍印綬”,迫得梁冀夫婦自殺。自此外戚的聲勢稍弛,宦官的氣焰又張。
然而梁冀是創國功臣梁統之後,他家裡已有三皇后,六貴人,七侯和二大將軍,好幾個立幼帝的擺佈,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個皇后,就是梁冀之妹。此人

之為“跋扈將軍”,威震中外已20年。只是這時梁後也已去世,桓帝劉志,做了12年的傀儡皇帝,終究不甘心,才發動這次政變。只是他想獨立自主這一希望,卻始終沒有實

現。在他做皇帝期間,又來了一個“黨錮之禍”。很多人以為東漢覆亡之機,出於“桓靈之間”,諸葛亮就將這關係,寫在他的〈前出師表〉裡面。
今日我們想確定漢代覆亡的原因,不是從原始資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的。 《後漢書》薈錄了很多當時文件,內中有無數壞人壓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壞人的說法。我們也可以

發問:既有壞人為朝中的獨裁者,如何又有這麼多的好人做大官?並且朝中長期間的鬥爭不出道德的力量與惡勢力的抗衡,為什麼漢亡之後,這種對峙的局勢不能繼續,而引起了

一個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局面?
《後漢書》裡的梁冀傳說此人驕侈淫逸,無所不為,但是文內除提出他因立嗣與政敵李固意見分歧之外,竟滑說到他政策之好壞。可是傳裡又提出了樑的妻子孫壽,據稱她也有淫

行。其原文為“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悉眉,唬妝,墮馬發,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
這幾句話無法直接譯為今日的文字。與之針鋒相對,我們只好仿效古典小說的口氣如此說:“那娘子倒也生得標致,她有時悉眉深鎖,有時又笑臉頻開,臉上薄施脂粉,兩眼水汪

汪的望人。她回眸一笑時,個中消息直到皓齒的骨根深處。好一頭烏絲,挽成一個大包,輕鬆的斜掛發邊,走起路來,又是足不勝體。總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樣妖嬈輕蕩的模樣。


原文利用作賦的秘訣,採取了幾個新創而語意雙關的字眼,用最經濟的手法去描敘複雜的情事,卻又將重複的部門,平行列入,越是意態游離,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則孫壽妖冶

與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們今日想探詢東漢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遠。
我們想追究漢朝覆亡的原因,則還要參考以下的背景:
 東漢之提倡學術,很有成效。洛陽的太學,有240房,1850室。至桓帝時太學生稱30000人。而私人傳授學業的,動輒聚集門徒數百或逾千。可是講授的題材極為窄

狹,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專重傳統政治思想。在“學而優則仕”的條件下,這些學人除了當官之外,缺少發展抱負的門徑。有時讀書也確是升官發財的梯階,做得好的數代公卿

,創立門弟。只是這種機緣難得,有的則跌跺仕途,有的為人“賓客”,還有很多自負清高,在讀聖賢書之餘,養成一種仗義輕生的風氣,不僅自己被窄狹的倫理觀念所支配,還

要強迫他人一體以個人道德代替社會秩序,這許多條件都構成黨禍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開,也是漢代一個深重的弱點。漢法承秦法之後,條文複雜,內容簡陋。尤其對於農村社會中層所集累的資本,始終無適當的處置,又怕小自耕農失田而為遊民,

因之視“兼併”為畏途。 《後漢書》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後版有引證蔡質〈漢儀〉一段作註釋,內中提到西漢武帝遣派刺史的詔書,內中首要的任力即是糾察各處“強宗豪右,田

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而東漢的“司隸校尉”有同監察院長,也是京城附近地區的刺史,更是帶有榮譽性質的官位。很顯然的雖前後300年,在漢末之被任為司隸校

尉的,仍有人認為在奉前詔行事。可是以武帝戰時動員的方案,意義模棱,加於經濟相當發達的承平社會,則必引起糾葛。
當桓帝置梁冀於死地之日,東漢還有61年的壽命。可是染冀沒有被攻擊頒行不當的法則,則因為當日洛陽朝廷已談不上創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縱使邊防發生問題,或有天災民變

,也只能臨時對付,有如頭痛醫頭,足痛醫足。朝廷之經常業務,無非禮儀及人事,而人事也不過任免賞罰。梁冀的對頭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軍政部長),他曾建議

“權去外戚,政歸國家”。梁冀的黨羽也相對的指摘他門下“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見兩方已有黨爭的趨勢,而重點在個人恩怨利害。
漢朝之沒有立時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還在竭忠辦事。 《後漢書》的循吏列傳舉出循吏14人,或以興革農田或以提倡教化獲得稱譽,有好幾個一直做到漢亡。和

他們相似而沒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傳的酷吏,以“猛”為“能”,雖說個人的良心和德行有虧,在他們講仍是替公眾服務。只是他們各行其是,這些資料也顯示統一

的政府,不能以妥當的法制控制全國的危機。
公元165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為司隸校尉,使很多潛在的衝突尖銳化。其背景則是很多人在鄉間放債買田,通常以賓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則發覺這些人的後台老闆都是朝

中顯要。而最有威權的,則是中常侍張讓,他就是宦官頭子。 《後漢書》的宦者列傳說:“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輛。”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著張家開刀。張讓之弟張朔,

也是野王縣的縣令,被控為“貪殘無道”。李膺親率吏卒在張讓家裡將他擒獲,剛一訊問,立即處死。桓帝還責問他沒有請求即行誅殺。李的辯護,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據經史,

並且強調孔子作魯司寇七日即誅少正卯,他任司隸校尉已十日,實在是行事愆遲。他這一辯因此脫身,以後也迭有浮沉,終於靈帝朝宦官與名士鬥爭時被拘入獄被拷死,他的門生

千餘,也受禁錮。事在公元169年。
對這期間發生的爭端,我們決定誰是誰非。黨錮列傳裡也提出很多名士對宦官實用性賓客集團的誅殺,甚至遇赦的也殺,老母也殺,而一次屠殺好幾百人。當時的人還說“紀綱敗

廢”,我們則只能強調這是社會進化,法制不能跟著調整隻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結果。況且宦官,女後,外戚和朋黨並不是促成漢朝瓦解的真原因,他們不過是千百萬事實的工具

。張讓是宦官領袖,後來與外戚出身為大將軍者何進作對。可是何進還不過是太后的異母弟,張讓則有一干媳婦,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糾紛,還在家庭裡產生。
傳統歷史家寫漢亡,或歸根於桓靈之間的寵用宦官,或歸咎於黃巾賊造反,或歸咎於召董卓的番兵入衛。而其實大規模內戰開始於宦官已被整肅,黃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後。公

元200年官渡之戰,則在漢亡之前,已經展開了長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興地方勢力者袁紹,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學《易經》起家,在西漢時曾為太子舍人,他將學術傳於

孫子袁安。袁安舉孝廉,為郡太守,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沒有一個袁家子孫不是東漢顯官。袁紹自己曾任虎賁中郎將(近衛軍司令)和司隸校尉。袁氏四

氏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袁紹進軍官渡,率眾十萬,給養自河北以大車萬餘輛供應。抵抗他的乃是曹操。這時他尚想維持東漢的中央政府。他的義祖曹騰乃是宦官,由黃門從官

侍從皇太子(即順帝劉保)讀書。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騰養子,而曹操自己也舉孝廉。他的軍隊大都以黃巾降人編成,給養則得於屯田。也就是人員與物資都產生於現存體系之外


以學閥而為軍閥,這在世界史裡是創舉。漢代的覆亡,則證明一個政治體系,對各人私利觀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個簡單的社會,一到情態繁複,各人口是心非,就無法和衷共濟

。今日我們讀漢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國初年軍閥的“通電”無異。這時縱使他們想合作,也找不到一個合作的邏輯。


12、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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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義在歐洲是法國大革命前後的產物。嚴格言之,它是文藝和美術在時代上的趨向,我們不妨用“到自然去”四個字概括它的精神。歐洲大陸在18及19世紀之交,深感自

中古以來殘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響,不合時代,令人感到窒息。浪漫主義的作家脫離古典主義的羈絆,由各人自尋出路,以自己的情緒,作他們寫作吟詠描畫的引導線,因為如此

,他們全也有一種將世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趨向。
中國自公元220年曹丕強迫漢獻帝禪位,到589年隋文帝滅陳而重新統一中國,在歷史上統稱魏晉南北朝。這三個半以上的世紀之內,能夠稱為統一的時間,不過約30年。

這並不是文人能自尋解放的時代,只是時局動盪,好多人覺得過去苦心孤詣學來的規矩方圓,到時全無用場,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不僅當時人物如此,即後代作者,追慕

流風遺韻,也把當時事物,描畫得帶浪漫色彩。有唐朝劉禹錫年作《西塞山懷古》一詩為證。劉詩云:
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暗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這原來是紀公元280年晉朝暫時統一中國的事蹟,這背景則是先有魏蜀吳之三足鼎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將鄧艾在成都北的萬山叢嶺中進軍,出敵不意的襲蜀,蜀亡。後來,司

馬氏的晉代曹魏之後用王睿為巴郡太守,後為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離不開“大刀闊斧”的胸襟和抱負。他在四川造船,費時七載,待得準備停當,王睿已70歲。於是攻吳

的舟筏順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吳主只有束手就降。
根據《晉書》的紀載,王睿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我們也可以想像,以40尺寬75尺長的船板,可以符合上述面積。但是即使有四層艙,每艙要載兵五百多名,

也未免過多。況且“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就有些難以置信了。書內又說吳人在江險磧要害之處,以鐵鎖橫截,王睿乃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

圍,灌以麻油,燒起來的時候,“須諛,溶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這些話實近於神奇。我們既無法指駁,也無法證實,只好說委可能作者在文筆之間誇大其辭,其影響之遠,

從劉禹錫詩可以看了,浪漫主義的色彩超過紀事之精密。我們除非獲得其他資料證實,不能以這簡單的辭句當作技術史上的根據。
然則浪漫主義的出現,也不在此時開端。京劇臉譜曹操,因為在劇中的角色是一大奸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塗牆,眼細如絲,頰間肌肉摺皺,表現一派險譎氣象,大有“寧可我

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感覺。而關羽,因為他“義重如山”,所以臉譜以赤色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莖都以黑線畫成,由中央向四方輻射,大有熱情似火,不可抑制的狀

態。下邊的黑痣,可能為現實寫真。他的長須,則又是絳紅色與面上的棗底相映,象徵血氣旺盛。呂蒙的臉譜,臉上黑白相次,圖案上的結構,表現胸中有丘壑,也稍帶神秘色彩

,而劇中的角色也以機智稱。
將這三位人物擺在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來曹操為魏公,與蜀劉備,吳孫權相對立。以前劉備新敗,孫權收容他,讓他暫駐荊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的勝利。可曾幾何時,劉

備既據荊湘,又拓土於西蜀,荊州又只借不還,所以孫權老覺得他居長江之上,到底於己不利,乃趁著劉備在四川北部規劃,南郡只有關羽留鎮,而關的部隊又與曹兵交鋒之際,

致牒於曹公,以討關羽自效。這個軍事計劃由部下呂蒙執行。果然呂蒙於公元219年年底襲擊關羽,使他兩線作戰,截獲他之後,將之斬首傳報曹公。然而呂蒙奏功不久,尚未

得到封獎,即病發身死。而曹公也不久物故,距關羽授首前後不出一月。次年曹丕受漢禪,劉備和孫權得到藉口,也仿效稱皇帝,於是才全面展開三國鼎立的局面。
 這與浪漫主義有何相干?
整個三國時代,是英雄豪傑風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間。因為戰事連亙不斷,皇帝威信又名實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約束,於是趨利赴勢。他們自述胸襟懷抱,

慷慨真切,全無腐儒氣味。做起事來,也是暢快淋漓。這當中還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諸葛亮(等於現代的參謀總長),他的哥哥諸葛謹仕吳,也做到戰區司令長官的地位,

並曾以特使的身分訪問蜀漢。又如孫權當初將他的妹妹嫁與劉備,後來又與劉備成了對頭等都是。紀這60年事者,為《三國志》。陳壽之原稿,分為《魏書》,《蜀書》和《吳

書》。因為缺乏一統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須遷就某個固定官僚集團的邏輯。而這書又在南北朝時經裴松之集注,採取了很多當時公私著作,逐章逐節補陳著之不及,了提出

不少糾正及置疑之處。因為其中資料五花八門,常有我們在正史裡不容易見到的傳聞。由於選材不致全部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將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機會。在我

們而言,反而可以藉此得到一個特殊的角度,去窺見中國歷史運轉之奧妙。
《三國志》裡的曹操,不見得比他同時人物如劉備,孫權更為譎詐。而且他有敢說敢做,豪邁磊落,放浪不羈的浪漫色彩。譬如說他不顧家人生產,那是因為他志在天下,用不著

瞻前顧後的去憂慮衣食和積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羈,可以在“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以至頭沒案中,餚膳皆沾污巾幘”的形容中看出來。這也可與他的詩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證。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實際是曹操流傳中外的一篇自傳,內中說及他自己是一個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譽”,不願作“凡愚”。但是參加討董卓之後,事實逼他東征西伐

,兵權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還是想保存一個完整的中央政權,所以他雖向外討伐,卻屢陷於內線作戰的地位,又因為他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他成了眾矢之的,他自

己也知道“慕虛名而處實禍”的危機。從這些地方,我們不必懷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統人士攻擊的,則是“魏武三詔令”。此令是曹操於公元210年,214年,和217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內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

有品行。所以他徵求的不在“實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他都會提拔錄用。這詔令雖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壞事,但是影響漢末問題之大

,不是傳統道德所能解決的。
曹操能夠出類拔萃,是由於他的不拘小節,眼光遠大。然則他雖看清傳統道德不能拯救當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棄傳統道德亦不見得能拯救當日毛病。至於他是否真說過“若天命

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我們不得而知,即使我們相信他曾如此說,他的兒子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漢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有如晉代魏也仍不能解決當日問題。即以王

睿的大刀闊斧造樓船在上面馳馬,仍未解決魏晉南北朝的問題。司馬炎剛一統中國,十年之後即有賈后之亂與八王之亂,因此引起“五胡亂華”。公元311年洛陽淪陷,317

年長安又失守,東晉偏安江左,嬗替而為南北朝之寧齊梁陳。北方之“酋領”如劉曜,石勒,苻堅不能解決問題,南方的軍事領袖如桓溫,劉裕與蕭道成也仍不能解決問題。現在

看來,東漢覆亡之後的369年醞釀著一個大問題,牽涉整個國家從頭到尾的重新組織,不僅曹操不可能預測,即作史者如陳壽及裴松之也仍沒看到演變之全豹。
讓我們回頭再說《三國志》:書內提及呂蒙原是一介武夫,孫權只間便的勸他讀書,不料此人不讀則已,他一讀起來就“立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因之他的談吐見識,

與以前豁然不同。諺語之“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處。只有此書之敘關羽,則想像與現實參半。此人武藝必有獨到地方,譬如他與顏良對陣,“羽望見良麻蓋,策馬

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文中又沒有提及兩方隨從將士之行動以及對陣之地形及距離,類似僥倖,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優渥,一意投奔先主,應系實情,也與他的習

性符合。可是書中敘述他的英雄末路,則毫不恭維。關雲長對部下不能開懷推恩的掌握,對於敵情判斷,側衛警備也全部馬虎,又破口罵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兩面受敵的危境

而不自知,最後他的部隊毫無鬥志,不戰自潰,他自己只能率領數十餘騎落荒而走,也再沒有表現斬顏良時之英勇。以這樣的記載,出之標準的文獻,而中國民間仍奉之為戰神,

秘密結社團體也祀為盟主,實在令人費解。
西方的社會學家,樹立了一個“大傳統”與“小傳統”對立的觀念。他們認為一個社會的大傳統,有正規的組織,結構和形式化,但只能適應於高層人物。小傳統則比較通俗化,

適應於大眾。它採取大傳統的精義,融會簡化而有時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轅北轍則可。而且兩者之交流也是相對的,小傳統在長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信仰和觀點以後也可以被

大傳統吸收。
中國之忠孝觀念由四書五經闡述開來應屬大傳統。 《三國志》為二十四史之一,也算是這傳統所籠罩的一部分。但是因其中資料分歧,離奇的事物薈集,很容易為小說家抽取裁剪

補綴而成半創作性的大眾讀物。事實上它也就是宋元話本的基礎,後來又經過元明之間羅貫中等整理,便成為《三國志傳通俗演義》。既稱“通俗演義”,則照社會學家看來已屬

小傳統之範疇。所以周瑜見杏黃旗而大叫一聲,孔明祭東風,孫權與劉備劍砍石塊成十字等等更離奇的遭遇與真人實事混合以提高讀者的興趣,都可以信口呵成。其方法則是將信

史更浪漫化。 《三國演義》英譯本標題為RomanceoftheThreeKindoms(三個王國的浪漫史)不為無因。而京劇跟隨著以白臉表示曹操之陰險,棗紅面表示關羽之不可泯滅的忠厚,

蝴蝶式的臉譜表示呂蒙之有心計,也是將歷史傳奇化和美術化。
我們今日提論這些觀念,其目的不在鑿穿小傳統之虛枉。相反的“民俗”也可成史。中國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統領萬億軍民,中層脆弱,法制簡單,政府力量之不及,

半靠社會力量支持。可見精神動員的功效是無可否認。大傳統也好小傳統也好,民間的忠孝觀念實為撐持宋,元,明,清以來大帝國之有力支柱,這也不是我們學歷史的人所敢於

忽略。然則話本及劇台上的曹操與關羽及其影響只是魏晉南北朝以後歷史上的側面情景。現在我所談的是歷史本題,涉及公元220年後長期分裂的主因。前人與事實相處過近,

也只看到演變的一片段,所以仍待我們曾親身經歷一個類似的大變動之後,將視界看寬看深,才能將資料重新編排,徹底檢討。


13、長期分裂時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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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90年晉武帝司馬炎去世。他是晉朝的第一個皇帝,25年之前他令魏主曹奐向他禪位,有如220年曹丕之迫漢獻帝稱:“率我唐典,敬遜爾位。”其邏輯是有德者君臨

天下,唐堯虞舜都以此“歷數有在”有規律行事。而實際上曹丕確比漢獻帝強,而司馬炎更比15歲的曹奐強。可是這些篡位者沒有看到的是,他們自己是世代權臣手執兵符,當

然聲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傳之子孫,又變成了宮殿中的傀儡。皇帝原來是文官集團的首腦,他以天命統御群臣,開口則為聖旨。如果做得好,經過他的指示,則不合理的事體

亦公認為合理,受不公平處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頌“皇恩浩蕩”。因之下層機構統計不實,行政乘違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飾。只是公元3世紀之末至4世紀之初,中

國有很多大問題沒有解決,已經掩飾不起來。天子的聖旨,也很少被人認真算數。況且與外間隔絕,廢立出諸權臣,其不能有所作為,也是勢所必然的。
可是司馬炎在位25年,好像已突破這種環境。公元280年“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暗然收”,就此結束了過去三國鼎立,而重創天下一統的局面。並且他又於公元277

年大封宗室子侄為王公,郡公,郡侯,縣王,“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也就是管理境內的民政財政和軍政。全國39郡之外,另有21“國”,盆置於今日之山東,山西,河

北,河南及遼寧,以拱衛京師,同時又有一部分親王參與朝政,如此也不會被權臣宰割了。
偏偏在290年繼位者為惠帝司馬衷。他在歷史上最有名的事蹟,乃是臣下報告他,百姓餓死,他就反問:“何以不食肉糜?”我們聽過法國大革命時皇后MarieAntoi-nette聞及

百姓沒有麵包吃曾叫他們吃糕餅的故事,對於此類傳聞,不能認真。只是司馬衷在晉室皇位極端艱難之際,庸懦無能,必然屬實。否則也不會有如此的傳聞編派到他頭上,並且記

入信史了。
法國革命時皇后以貌美而輕率稱,司馬衷的賈后,則以醜陋著名。據說她又矮又黑。其實這也與以後的事體無關,只是內外多故的時候,歷史紀錄不針對重點發揮,而加入這些不

干大局的細節,更容易滲入帶偏見的資料。
據說賈后缺乏母教,不守婦道,行動淫虐,因干政與皇太后楊氏衝突。太后之父楊駿則為“太傅,大都督,假黃越,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於是賈后也組織一個與她自己接近

的集團。因為她父親賈充也是權臣。她不僅把族兄從舅拉過來,也籠絡了皇室司馬家的一部分親王,如汝南王司馬亮,此人曾被司馬炎封為“宗師”,有率領宗室子弟的威望。又

因為他們聯絡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謂“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團。這權力鬥爭的重點始終沒有在傳統的史料裡說得清楚,我們翻閱《晉書》帝紀,列傳,食貨志,職官志,感覺到

晉朝始終不是一個正規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軍政府的姿態企圖創立一種民政制度,組織未遂,即變生肘腋。譬如劉毅傳裡說及劉把武帝司馬炎比喻為漢之桓靈。他說

:“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可見晉的財政始終未上軌道,否則開國之君,四海為家,當不致賣官鬻爵。而且武帝紀內說及“賈充兇豎”,“楊駿豺狼”,

更可以窺見其朝廷並沒有設官分職好好擺佈,權臣仍是虎視鷹眈,後一代太后與皇后的衝突,也非僅出自宮闈。我們一般的觀念,晉朝已樹立一種“封建制度”,現在看來,其中

一半是紙上具文。劉頌傳裡評當初設計即說:“法同郡縣,無成國之製也。”而職官志針對公元277年令諸王之國(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任)的時候說:“而諸公皆戀京師,涕

泣而去。”地理志則與之相衝突的說:“王不之國,官於京師。”這時候朝廷想做的一件大事,即是所謂“佔田法” ,凡士庶人等所領耕地佃戶都按品級有所限制,即王公在京師

附近的地產亦然。這些條例無全部奉行的跡象,只是在這草創期間諸事不定的季節,朝廷一有變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僅財產與名望受影響,而當日習慣,政爭失敗,則被

判以極惡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險,凡此都是構成賈后之禍及八王之禍的原因。
公元291年的衝突,賈后勝利。楊駿以造反被討,死於馬厩,太后被廢。但是不旋踵間,後又與汝南王沖突,乃指使楚王司馬瑋殺之,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矯詔罪

被誅,太后也被弒。又近十年,公元300年,賈后殺太子,趙王倫起兵反,誅後,並且廢司馬衷而稱帝。至此則有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身死。繼之又引起齊王同,成都王穎和

河間王遇的聯合軍事行動。他們的複闢成功,趙王被賜死。 302年齊王同又有擅權模樣,由河間王遇指使長沙王義殺之。以後戰事由洛陽波及長安,成都王穎自縊死,河間王遇

為南陽王模所殺,長沙王義為東海王越所殺,東海王越則為討喝人石勒時戰死。自賈后參政起,至惠帝306年中毒身故,前後16年,戰事波及今日之山東,河北,河南,陝西

,各王動員時,有稱二十萬者,有稱七萬者。每次戰役死者以萬計,其詳細經過,無法綜合梗概敘述。而五胡十六國開始於此時。 304年匈奴之劉淵初從成都王司馬穎起兵,不

久就自稱漢王。一時從他的,“二旬之間,餘已五萬”。至311年他的族子劉曜陷洛陽“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
這些史蹟已經不能以短時間片面的解釋,也不能以歷史舞台人物的賢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經過。有如五胡十六國的“蠻酋”,如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

馬氏尚書,萬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劉曜則“善屬文,工草隸”。又立太學及小學,“選朝賢宿儒明經實學以教之。”石勒令僚屬“典胡人

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石季龍“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慕容光對“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苻堅“起明堂”,“親耕藉田

,妻苟氏親蠶於近郊。”又“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並且他們討論國計民生時都以

經史詩書作註腳,就算全部由文臣綴飾而成,也不能算是“亂華”,反而表現他們想利用傳統辦法,收拾殘局,可惜後來也都統統失敗。
我們從長時期大眼光看來,秦漢的大帝國(從大歷史的觀點看來也可稱為“第一帝國”)在公元220年後已無可改組修正,只能重起爐灶的再造。問題不僅在朝廷的高層機構,

而在民間的低層機構。過去以小自耕農作基礎而組成的農村經濟,適合於官僚機構的統治,因為彼此都是簡單而雷同,不致偏畸繁複。一到人文進步,郡縣的官僚即無從措手,也

不知道要尊重財產權,以保持社會秩序,或是以道德名義法外抑制豪強。地產歸併之後最重要的問題尚不是所謂“剝削”,而是產生“流民”,一遇飢荒,更無法賑濟。所以曹操

平河北,也“重豪強兼併之法”,重申“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只是這時中原鼎沸,已無法恢復原狀,魏蜀吳三國之首創者曹操,劉備,孫堅,都以

在揚州淮泗下邳一帶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邊際,還沒有被災荒損害至大的地方吸收過剩人口,投入戰鬥,這樣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 《晉書》食貨志裡所說“袁紹軍人皆資

椹棗,袁術戰士取給嬴蒲”,也就是說驅饑民作戰,他們只能採樹上桑實捉田裡蜃蛤之類果腹。即使有眼光的軍事領袖,其補救的辦法,也不過是“屯田”,也就是“出戰入耕”

,談不上規复民間經濟,使吏治和稅收都上軌道。三國紛爭的期間,很多軍事首領的家屬也隨軍進出,可見得全國流動性之大。劉備之至當陽,“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也就

表示大量難民,混入行列。司馬懿對曹操說:“荊楚輕脫,易動難安”,則指出中樞地帶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這種情形至晉朝未止,有如3世紀之末關西饑民“流移就谷”,自漢中而入蜀,他們設柵作壁,推戴巴人李特為主,就屢敗“八王”之一的河間王遇所指揮的部隊。
這時候晉武帝司馬炎以裴秀原來的設計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釋。中國商周之間的封建,西歐中世紀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並不是由中央政府設

計,全盤指令下屬照辦。而是低層機構裡的農業社會,已漸具以各地方為主,自給自足的平衡趨勢,此時高級權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針,賦與上層組織,則彼此各得其所,其軍備之

限制,也容易做到,並無對一個極端流動的社會強迫其固定的道理。晉朝甫行封建,就將各王調來調去,又給他們以不同的頭銜,加派軍事任務。八王之亂時稱“帶甲百萬”。其

虛實不論,我們也可以想像其封建無實,各地流民甚多,諸王也適逢其會,只要他們予以口實與組織,就不怕沒有參加廝殺的人員了。
我們再看賈后之亂和八王之亂時的天災:賈后於公元291年專政。 294年,大饑。 295年,荊揚兗豫青徐大水。 296年,關中飢,大疫,荊揚二州大水。 297年,

雍秦二州大旱疫疾,關中飢。 298年,荊豫作揚冀大水。 301年郡國十二旱六蝗。 302年兗豫徐冀四州大水。 309年全國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最後一段有誇大

的趨向)。這種紀錄即在多災多難的中國,也不平常。
至於“五胡”,則“關中百餘萬,戎狄居半”,已開始於馬援時,即東漢初年。匈奴則“五部之眾,戶至數万”,“依阻塞下,委質柔服”。也難怪他們不在動亂之中乘要投入了


所以從這些跡像看來,“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歷史問題,僅僅提醒我們,當時人的眼光被他們的時代所拘束,才在這些細節上做文章。今日我們檢討長期

分裂的悲劇,在展開視野之餘,必須創設新的理論,才能將這段歷史,和以後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國銜接。


14、淝水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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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83年的冬天,有藏人血統的“前秦”皇帝苻堅大舉伐晉。他剛統一北方不久,長安附近的居民尚是五花八門,所謂“鮮卑羌羯佈滿畿甸”。晉朝雖偏安江左,但是仍能保

持西部的防線,如今日之湖北西北漢水一帶以及更西的四川。即在最接近的戰場,也能在江翼壽陽附近發動攻勢。從各種跡像看來,苻堅並沒有在東線與晉人決一死戰的決心,而

是統率了很多雜眚部隊,無法統御,只能以軍事行動,維持他的組織。同時又過度自信數量上的優勢,所謂“投鞭足以斷流”。他總希望以涼州蜀漢幽冀之兵,號稱八十七萬的力

量,“猶疾風之掃秋葉”,不怕晉人不投降。所以他在出師之前,就宣言要讓東晉皇帝司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書左僕射(等於副首相兼軍政部長),晉朝的文武大臣謝安或桓沖,

也為未來的吏部尚書和侍中。都預先替他們在長安建造官邸。
如果現存的資料全部可信,則此人受過中國傳統教育,也有幾分書呆子的習性。他與晉人交戰之前,也讓以前俘獲的晉臣朱序作使臣,訪問晉軍。後來朱序卻將秦之虛實告訴對方

,替他們定下了速戰速決的方針,並且在戰場上,採取對苻堅不利的行動。
晉朝的總司令謝安,正式官名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他也有書呆子的脾氣,年輕時無意仕進,只是與名士來往,有聲望。到四十歲才正式做官,仍是玩水游山,滿口清

談。人家規勸他,他就反問:“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淝水之戰的前夕,他又受任都督十五州軍事。兒子謝琰,侄子謝玄,謝石都是部下重要的將領。對付苻堅號稱百萬的軍隊,他只有八萬人抵禦。但是他“鎮以和靜,禦以長算”又

“不存小察,弘以大綱”。他對親信將領個別的指示,以使他們“各當其任”為原則。部署既畢,即不再多言,並且招集親朋,下圍棋遊山水以表示“夷然無懼色”。
北方混成的秦軍和南方緊湊的晉軍對峙的時候,謝安的前鋒招致北軍司令:“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從與君公緩轡而觀之

,不亦美乎?”這文辭只改動數字,在《晉書》裡出現兩次,其以作戰當作競技看待,有《左傳》作風,可能是修史者揣想寫成,但是徵之兩方將領風度,也可能是據實記載,因

為率北軍的將領苻融,也以文學稱著,既能“下筆成章”,也能“談玄論道”,他作的賦尚是“壯麗清贍,世咸珍之”,並非一介武夫,尤不帶戎狄氣派。
 他這次可算是上當。秦軍剛一後撤,朱序即在陣後流布謠言,說是北軍已被南軍打敗。這時倉皇集結的部隊,勞師遠入,人地生疏,又無堅強的鬥志,也就信以為真。如是一潰

就不可收拾,苻堅自己也中流矢,是以晉軍大獲全勝。前線戰報剛到總司令部,謝安正與朋友下圍棋,他看後將文書置在几案之上,對棋如故。只是胸中喜氣到底無法全部抑制,

下棋完畢,他步入戶內,腳上筋肉緊張,一時伸展不盡如意,用力過猛,竟將木屐之底,在門限上踏損,俗語“不覺屐齒之折”,由來如此。
淝水之戰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以後南朝的劉裕於公元417年入長安,不能久駐。北朝的侯景反复叛變,也曾於公元548年陷建康,不久即為部下所殺,都去統一全國的

目標甚遠。
直到公元589年才有隋文帝楊堅的“天下大同”“區宇一家”。至此已去淝水之戰206年。
在這兩百多年內常成為南北兩方拉鋸佔的地區,除了淮南以外,還有湖北的襄陽一帶。這也可以說是北人所擅長的騎兵戰術,至此已無法做有效的發揮。南人所長為水軍,不僅兵

力以舟楫輸送,能夠爭取戰場的主動,而且將士無行軍之勞,糧草有速達之效。只是這種長處,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戰時,雙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見其端倪。如《晉

書》說苻堅有“騎二十七萬”,只因一水所隔,不能衝鋒陷陣。而晉軍雖獲空前大勝,也不能擴大戰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這長期的分裂,還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自從東漢覆亡,中國人口因天災與戰爭的影響,長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東的遷移。即魏晉間的戰事,也帶著武裝移民的情調,有如280年之平吳,西晉發動了20萬人的兵力,

至建鄴收版籍,則只有男女263萬,其南征兵力已佔當地人口很大的一個比例。如是華北與華中的空隙,勢必由“15英寸同雨量線”以外的少數民族填補,其背景則是他們所

受亢旱的打擊,又必較華北為甚。雖然資料不全,歷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證:公元333年石虎自長安徙秦雍民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使居枋頭(今河南濬縣附近),又以羌師率其

眾數万徙居清河之灄頭(河北棗縣)。石季龍則徙遼西,北平,漁陽萬戶於兗豫雍洛。淝水之戰前夕,長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鮮卑羌羯為多。有如上述,則南朝的北伐,與這種半由

自然力量發動的移民方向衝突,不易徹底執行。淝水戰前,東晉之桓溫,曾克服洛陽,又於369年入長安,終在枋頭挫敗。
就因為這種人口移動的壓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開發。 《晉書》食貨誌所稱“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現出了這種開拓處女地的一般趨向

。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燒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並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漸將粗疏耕作方式進而為精密耕作。
北方的種族複雜,也不容易使政局穩定。 “五胡亂華”時的少數民族領袖,率多漢化,並且很多帶有漢人血統。因為漢朝除武帝時代之外,“和親政策”總在若斷若續的進行,匈

奴劉淵之姓劉,不無根據。漢末袁紹即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烏丸豪酋。魏晉以降,越種通婚的更為普遍。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濬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後將

軍韓據女為段匹彈“兒妾”。劉琨為晉朝的司空,他與段匹彈的關係雖沒有言明,但是彈“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晉惠帝除賈后外,又立羊後,她也是名門女,後來劉曜陷洛陽

,也立她為後,“有殊寵,頗與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長子熙為劉曜的繼承人。羯人石季龍“大發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萬餘,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這種趨勢不斷的繼

續。到後來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實為漢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層的通婚不算,下層一般人民也需要在這大熔爐裡混合,並且游牧民族,也要放棄他們的生

活習慣成為安土重遷的農民,這“同化”的程度,才算貫徹,因之過渡期間必費時許久。
東漢之覆亡,“兼併”佔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當日徵兵納稅,以“戶”為對象。 “口”以戶為轉移。兼併一行,失田的農民若不成為流民,即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

至整個大家庭成為“部曲”,地方官員對其豪宗大戶無法應付。魏晉南北朝之世族也由來於此。我們翻開《晉書》卷30至卷86,其中列有542人之傳記,除其中段匹彈為鮮

卑酋長不計外,晉朝重要人物,幾乎一網打盡,其傳記中敘及祖先曾為顯官我們可以斷定其為世族者159人,其子弟又在朝中顯著的215人,司馬皇家的宗室105人,而不

屬於以上,我們概稱之為出身貧寒的只62人,可見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會狀況必與中國傳統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農徵兵抽稅,不受豪強干預情形大有出

入。
當日商業財富尚未展開,商人資產,也無保障。例如西晉以顯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則因其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有家奴八百人。農業上的財富,則無非出於地

產及勞動力,兼併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財源與兵員。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則是在淝水之戰立功的謝玄,三傳而至孫子謝靈運,為詩賦名家。 《宋書》說及他“因父祖之資,生業甚

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於公元433年為宋帝所誅。這一方面表示傳統社會裡財政稅收全在“周禮式”及“李悝式”的辦法支配下,私人財產無

從合法的積累,一方面則又表示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受兼併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壟斷,雖然迭換朝代,也仍無中興跡象。
華北除了游牧民族的醞釀外,也有類似的情形,他們尚有自動設防不受節制情事。例如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設防的村落三百餘,包括“胡,晉”人口十餘萬戶。 4

00年前後,關中有堡壁三千餘所,他們推戴統主,相率結盟,《魏書》食貨志則說在北魏486年立“三長”以前“禁網疏闊,民多逃隱”,並且“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

這樣下層機構沒有改變,中國無統一的可能。
所以383年謝安謝玄與苻堅苻融的對峙,縱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這次戰役卻不是構成分裂的主因。以後的發展也證明中國的重新統一必待人口相次固

定,胡漢種族的界線逐漸漠減,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壓制,才能成為事實。


15、北魏拓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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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世紀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漢化運動,舉措奇特,為中外歷史所罕見。他於公元493年決意遷都洛陽,翌年頒詔施行。他又禁胡服斷鮮卑語,若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者

”,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為元。其他鮮卑慕容尉遲等姓氏,也一律改為單音漢姓。元宏生於公元467年,4歲登極。他從小由文明太皇太后撫養,所以做皇帝的前

20年,朝事也由她掌權,這位太皇太后,照頭銜看應當是老態龍鍾,而實際上她開始臨朝聽政時,似乎未滿30歲。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馮家,也是“五胡十六國”期中漢人

創立的朝廷之一。後來元宏的兩位皇后也是馮家女,他又以“絕同姓之娶”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體與他朝中漢人顯官聯婚,其配偶也由皇帝御前指派,有如“次弟始平王勰,

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則一律降為妾媵。
從長遠歷史觀點看來:這段史蹟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國活動的尾聲,公元220年秦漢之“第一帝國”崩潰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國”尚未興起時,這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再度統一

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階段內,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見得歷史的演進,有時令人莫測高深。只是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也不是當時人所能親身預測。還

待千百年後,由我們把一些表面看來不相關的事蹟前後聯貫,才得剴切。
漢亡之後369年,中國無法統一。當日人口總是由北向南,由西向東的移動,漢人的多數民族,不能與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數民族雖擅長騎兵戰術,卻無法越渡

淮水及漢水等處的水澤地區。並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為統一中國的表率。秦漢型的大帝國以官僚機構統治大量小自耕農,但分裂期間漢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領都自

起爐灶,妨礙政府向全民徵兵抽稅的職權。加上各民族語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統一的障礙。
 拓跋氏打破了這種僵局。他們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於人文條件簡單,可以從最基本的事業著手,並能以原始作風來解決問題,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國再統一

的工具。
拓跋屬鮮卑種,他們在公元3世紀在內蒙古移動。在世紀末葉開始在和林格爾附近集結,當時既無文字,更談不上成文法律,也還沒有私人財產。他們在4世紀之初因晉大將軍劉

琨之邀,參與中國的內戰,其部落即進駐山西北部長城以南一百里的地帶。他們雖稱“控弦上馬二十餘萬”,但全部人口看來也不逾百萬,甚且遠低於此數。
  公元4世纪,是“五胡乱华”的最高潮,拓跋氏虽然投入,却始终没有取得主动地位,苻坚强盛时,他们尚“避于阴山之北”。直到苻堅淝水之戰不利,北方大聯盟瓦解,他

們才重新露面。公元386年拓跋圭自稱代王,開始有了獨立國家模樣。當時他們的政策,是先在長城內外建造一個農業的基礎,其農民由被征服的民族強迫編成。這時候全部落

經常與其他少數民族作戰,每次將對方人員馬匹牛羊一網打盡。對俘獲的部落酋領,即很殘酷一律處死,如公元391年之破鐵弗(即匈奴與鮮卑之混合種)劉衛辰部“收衛辰子

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殺之” 。對其他人則“各給耕牛,計口授田”。 《魏書》食貨志稱,其有畿內之田,並於“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

為殿最”。公元396年以平城(山西大同)為國都,拓跋氏又以征服者的姿態,“徙山東六州民及徙可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餘萬口,以實京師。 ”有的書本也作三十六

“署”。如將大量人民區分為署,則有國家的農奴的徵象。這樣的征服和改造,至5世紀初期未止。如公元413年,破“越勤倍泥部落”,也“給農器,計口受田”。其他敘及

“來降”及“內附”的前後不絕。 《魏書》太祖紀及太宗紀提及這樣的事例31起,內中有戶口數的13起,共為戶11萬。可見得拓跋氏創立了一個新生的農業基地,以之為根

柢。時間不成熟不問鼎中原,才能用這經濟力量做本錢,先鞏固北方。
如果前述被征服的人口曾一度為農奴,則從食貨志看來,426年後漸已取得小自耕農身分。迄至當日,“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是年這些帶著

軍事性的監視人員全部裁撤,“一切罷之,以屬郡縣。”是為進入官僚管制階段的明證。
拓跋氏何時漢化,不容易找到一個固定的答案。從現存文字看來,他們起先得到漢人的顧問,是從降人及俘虜中提拔,而且僅倚靠他們天文佔象的才能。以平城為國都之後,興建

築,定律令,食社稷,就一步引導另一步。以至置五經博士,設太學,也都不能避免了。其徙各地“守宰豪傑吏民”實京師,勢必又要藉重他們的管理組織能力。只是北魏(42

4年才稱魏,歷史書中稱北魏以避與曹操之魏重複)的農業社會由人工孵育而成,又好像在試驗管裡造化學液汁,各種因素預有層次的投入,因之才保全了一個體製完整,不受私

人力量壟斷的政權。
直到424年,才在拓跋燾的稱皇帝,他即位不入,即頒布了一千多個漢字,並稱以前篆隸草楷並行,因之沒有標準,這次所頒布的,則“永為楷球”。可見得新朝廷不僅注重文

物,也開始以多民族的語言文字作統一的工具了。
拓跋燾統一了華北,結束了五胡十六國的局面。在多數民族的漢人地區,總是因為世族作崇,不容易被絕對皇權有效的掌握。公元428年,拓跋燾“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選

忠良悉代之”,已有針對這問題徹底解決的模樣。 4年以後又以“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遊雅,太原張偉等皆賢俊之冑,冠冕州邦”指名徵

調。名為慕才,實則強迫好幾百人到平城無薪給的當差並兼人質。 450年更有崔浩的事。司徒崔浩,作“國紀”,過於具實直書,對鮮卑民族和皇室有敘述得不妥當的地方,還

把文字以石碑刊於郊壇。皇帝一震怒,族滅崔浩,還及於崔之姻親,包括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也“夷其族”。拓跋燾更聲稱他要做得更厲害一點,所以多殺了好幾千

人。無論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燾是有計劃或無計劃,他的徵用人才和文字獄已給華北漢人的巨家大室一個重大打擊。即未波及的家戶,也充分的接受了這處置的警戒,絕不敢再阻撓

中央政府的行政。這中間的一個機妙則是皇帝統御千萬軍民,不容許另有民間機構作梗,世族華裔也和蠻夷酋領沒有區別。
這件事情發生不久,北魏開始南征,想要以華北的力量,席捲南朝之宋(也就是宋齊梁陳之宋)。徵兵時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富民家財在四十萬和僧尼二十萬的“四分借一,事

息即還”。但是拓跋燾的大軍,以少數民族的騎兵驅逐漢人的步兵作先鋒,仍舊沒有善良的補給制度,仍是就地徵發。他攻江蘇北部各城不下,仍進軍長江北岸,最後則臨水徘徊

,仍無可施展,只好北撤。南朝也因這一戰瘡痍滿目,無法追擊,因之全國統一還要擺下一個多世紀。
拓跋燾於公元452年初被宦官謀殺,他的太子也死得奚堯,只剩得一位12歲的孫子繼位。以鮮卑人之早婚,再加上這幾代北魏君主之命短,到471年20年還不到竟有四位

皇帝代表祖孫五代。而最後一位也是本文開首即提及的拓跋宏。他的親生母親及祖母都因拓跋家引用漢武帝“立其子殺其母”的辦法“依舊例薨”,這時朝中也只有一位帶有漢人

血統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實足年齡29歲到30歲之間,歷史上簡稱“文明皇太后”的馮氏了。
《魏書》說她“多智略猜忌,能得大事,生殺賞罰,決人多俄頃”。拓跋宏不僅為她撫養教育,而且“迄後之崩”,“不知所生”,也就是迄至23還不知自己身世。所以“事無

鉅細,一禀於太后”。她又製作了幾百首歌辭教育他,只是“文多不傳”,其內容永成歷史之跡。 《魏書》傳中又說及她“行不正”。 “王睿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輔”“李沖

雖以器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大凡中國歷史上有才幹的女人,私生活總受非議。上文語意雙關,我們無法考證。只是馮氏引用有氣魄的漢人文臣,則是事實。王睿還可以算作“

恩幸”,他在一天老虎脫籠而出,侍衛驚靡的危機中以吏部尚書的身分執戟驅虎保駕,後來也與李沖家聯姻,可是臨死仍上疏“慎刑罰”,始終提倡“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的

文治辦法。李沖則將拓跋政權的民政“周禮化”,並將其財政的處理賦予“李悝式”的體制,因之給中國以後幾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長遠的後果。
這一串“太和詔令”包括484年的百官俸祿,只是這時的賦稅,仍是家族包辦,也就是“宗主督讓,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於是485年詔令天下均田,原

則上土地國有,定立了每一家按人口應有田地的標準。 486年則立三長,“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這樣才實際進入“租庸調”制。亦

即以自耕農的小家庭作為徵兵納稅的單位,農村組織以政府頒布之理想上的數學公式作準則,不承認各地私人體系,所以稱“混天下一法”。
這一段措施在當日頒佈時有冒險性質。它到底實行到如何程度,無從考察。只是490年逝世,朝中並未發生變故。元宏的漢化政策,也能再接再勵,而李沖也更得信用。 493

年之重建洛陽,他實際擔任了總工程師的職務。只是元宏的規劃,無人接班。他重視水軍,而鮮卑貴族,尚掌握著長城內外的養馬地區,也不能遽爾擯斥。一到6世紀,洛陽才又

產生政變。北魏分為東西,東魏為北齊高家所代,西魏為北周宇文氏所代。然則歷史的演進,並不為這分裂運動而停滯。中國之統一,需要一個以小自耕農社會作統御經理的趨向

,也愈為明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混合也從未中斷。北朝原以游牧民族為骨幹,至6世紀,他們也行府兵制,用以動員農民,也開始修築長城,以防制其他少數民族內犯,可為

明證。
 隋文帝楊堅,自己是胡漢混血。先以北周的力量吞併北齊,回頭解決北周,更挾動員長江以北的力量,席捲南朝,發展方向也是由西向東,由北至南,以經濟人文簡單的地區去

征服繁榮富有的地區。這也是承繼北魏拓跋氏在歷史上活動的邏輯。楊堅的軍事行動以水軍為主,這也可以說是受元宏遷都洛陽所賜。北朝需要這一段過渡期間,才能作體制上的

整備,並吸收南方的長處。


16、從分裂到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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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絞還有些讀歷史的人,仍認為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一段尷尬的局面。這369年,缺乏一個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大帝國。要把它當作一個過渡時期看待,又未免牽扯

得過長。這當中的人物事蹟,敘來也難得有頭緒可循。所以有些歷史書,就把這369年輕率的穿插過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煬帝和唐太宗等前後關係比較完整也更容易檢討的題

材。
可是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在中國歷史裡只發生過這麼一次。它給我們一個機會去了解中國民族演進的歷史,並不一定就是各朝代歷史的總和。雖說統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

國很多人文上的因素還是不斷的發展。舉一個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於公元496年改姓元。其他如步六孤氏改姓為陸,獨孤氏改姓為劉,鮮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這當然引起很

多尊重民族傳統的鮮卑人士的不滿,6世紀洛陽的政變,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與此無關。
北周的創始者為宇文泰,他也是鮮卑種。他於公元554年以為“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表面

看來,這是對元宏漢化政策的一種反動,也強調鮮卑民族各部落在歷史上的傳統。而實際上他盤踞的關中,並沒有很多鮮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賜予漢人及胡漢混血的將領。

他日作隋朝開國之主楊堅,這時候就因功勳被賜姓為“普六茹”。這樣只更提高漢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漢的界限磨滅。其背景則是長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為融合各民族

的一大熔爐。少數民族這逐漸被多數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
元宏的政策,還有一種貴族化的趨向,他尊重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的社會地位,也讓鮮卑系的望族穆,陸,賀,劉,樓,於,稽,尉八姓和他們同列。而當

日時尚的趨向,則是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全部平民化,所以元宏的親信李沖和韓顯宗都反對他的作法。
我們已經提及,當時人認為秦漢以來大帝國之崩潰,在於“兼併”。土地一集中,則地方官無法處理境內行政,並且由於地方的爭執,影響到朝政。這樣之事能夠發生,則是“選

舉制”之不良,以致漢末所推薦的孝廉都是豪門子弟。曹魏想改革這種毛病,實行所謂“九品中正”之製,也就是徑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任所去品評人物,以作吏部任命的

任命的憑藉。其結果又如《晉書》劉毅傳裡說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種士族力量的膨脹,也影響到軍事行動。在政治秩序崩潰的時候,立壇設盟,只有靠世家大族的

領導。根據《晉書》王戎傳,八王之亂時,河間王與成都王“帶甲百萬”。晉朝的封建,並沒有歷史的基礎,這兩王能在短時間內糾集這樣大的兵力,也還是因為地方武力早已在

後組織就緒,只要上面有人領導,就有幾十百萬的士兵在旗下應命了。
這種種妨礙統一的情形都要在長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漸淘汰澄清,有些歷史家每提到中國的重新統一時,總要強調中國傳統思想的偉大。但是傳統思想能夠發生功效則是

因為社會組織已經和它接近。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聞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蘇綽為度支尚書,讓他規劃新政府的各種設計,此人“博覽群書,尤善算術”,而他的設計,也總以《周禮

》為依規,也就是預先創造一個數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實事上籠罩著過去。北魏以來的三長制和均田制,都有這種“間架性設計”的趨向。其所以能如此,則是在社會中層可能予

朝廷及民間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約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掌握大量的農民了。
這種趨勢也可以在考試制度演進的歷程中看出。漢朝之對策,並未正規化,只有隋唐之後“士皆懷牒自列於有司”,才算有了固定的程序,也才算全部公開,這固然是製度上的進

步,然則若沒有社會進化的背景,則不致有這麼多布衣學人應試,就有他們也仍會被宗黨和豪強所抑制。
只是由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統治無數小自耕農的體制,並不是因為全國統一而立即成為事實。這中間仍有很多的周折。又舉一個例為證:
 隋文帝於公元589年滅陳。可是翌年今日的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變,“大者有眾數万,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其起源則是據《資治通鑑》所云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复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這文字記載簡單,也只顯

露官方見解。但是也表示在南北分裂局面下北方已經歸納於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單純社會,南方則仍受巨家大室操縱。這些巨家大室的弱點,則是不能構成一個牽一發而動全

身的體系。因之他們雖然擁有船艦,能和隋朝派來的楊素作殊死戰,終被各個擊破。上述蘇威則為北周政體設計者度支尚書蘇綽之子,這關係也像徵著全國的統一,要經過長期間

的慘淡經營。
 佛教在南北朝期間鼎盛。中國學者提到這題目時,經常毀譽參半,一方面稱讚佛教自力入世的觀念和戒殺的動機,一方面又皺眉於沙門浮屠的勞民傷財。近代人物之擯擊佛教者

,則無如胡適,他有時的立場,也好像是今之韓愈。外國作者則多強調佛教在中國分裂期間產生一種融合胡漢,貫通上下的力量。我們也可以引ArthurWright作代表。
其實佛教是一個極廣泛的稱呼,也可以說是印度帶來的文化,滲透到中國的思想,文學,美術,建築,科技和民俗各方面的一個概稱。它一方面需要與中國固有的信仰不發生根本

的衝突,才能兩者相折衷的互相融合。另一方面則是在這條件下,它也就無孔不入。就以雲崗和龍門石窟的佛像為證:我們驟看上去從斷岩上造石窟,既沒有全盤的設計,今日又

經過千多年來的風雨浸蝕,滿目荒涼,也就看不出美在什麼地方,直到閱及關於這些石窟的詳細紀錄,才知道有些石穴的來源其來有自。並且最大的佛像,耳長九尺,最小的高不

逾寸,各處佛像數目都以萬計,不僅其塑像表現著印度和希臘的雕刻作風,有些石窟裡還有壁畫,其衣飾裝潢設計也者保存了社會史和經濟史上的真跡。龍門的一個石窟裡竟保存

了當日所用的全部醫藥單方。所以這石窟既供美術展覽,也是通俗的博物館。要不是這石窟在荒野中替中國中世紀保存這一份文物,而將金碧輝煌的佛像置之通都大邑的話,恐怕

也就像中國古代的建築一樣早經兵禍而蕩然無存了。
而針對這南北朝的時期上說,佛教不是一種帶強迫性的宗教,因之它才發生了一種廣泛的和普遍的功效。它沒有把雲崗龍門造成“聖地”,或被方丈國師所掌握,因之轉變而為一

種政治上的勢力,所以縱有華夷之界倫理之爭等波折,它仍能夠長久的與中國固有文化共存。因為如此,我們也可以認為它是一種構成團結力量的因素。所以小民接受真言與淨土

宗的儀式和念佛樂及往生的粗淺解釋與縉紳先生的欣賞於天台華嚴的悟觀與禪定,同為佛教。在這種條件下,佛教也可以算做已經發生了融合胡漢貫通上下的作用。
話再說回頭,中國之能重新統一,到底也仍與周秦漢以來一脈相傳的文化系統相銜接。我們不把它當作首屈一指的因素,並不是漠視它的存在。漢魏晉至宋齊梁陳之“禪讓”未曾

中斷,而北朝之東魏與西魏,也同樣的“遜位”於北齊與北周。可見得一個正統的觀念始終沒有泯滅。中國人的入世觀念和樂觀與積極的思想,也是一種很雄厚的力量,它們並沒

有因為長期分裂而全部淪亡。
我們通常一提到魏晉南北朝,腦內可能立即浮上一個“清談誤國”的印象。但是從領導淝水之戰的謝安看來,則清談並不一定誤國,也等於我們今日雖在天文學上了解50億年之

後,太陽上的燃料用完,最後太陽系統的生命必同歸於盡,因這了解又使我們產生一種不同的人生觀,但並不因此,就要放棄日常生活的興致與一切志趣與希望。西晉的“竹林七

賢”,固然包括“不與世事,酣飲為常”的阮籍,但是也包括了大樹下打鐵的嵇康,更包括了“好興利”的王戎。可見得他們共同的達觀,並不就是消極。
 並且有陰則有陽。時人尚“無”,晉朝則有裴顧作〈崇有論〉與之抗衡。他說:“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這幾句話已經說明

沒有物質就沒有生命,沒有生命也不能創造邏輯。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論哲學家之一。即在“六朝金粉”的建康,也有南齊的范縝作〈神滅論〉。他說“形者神之質,神者

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這比裴顧的唯物論又更進一步。這種議論於公元五世紀時提出,也是不同凡響。我們根據他們自己的

理論和立場,也可以想像中國人要應付天候地理所賦予的難題,必須保存一種堅毅的力量,這種共通的信心,也必在重新統一的過程中,發生過無可衡量的作用。也只從這堅毅的

立場,我們才能領略韓愈和胡適對佛教反感之所由來。
南北朝有時也被一般作家寫成一段士氣消沉,人心不古的時代。宋前廢帝劉子業為姊山陰公主置面首30人。齊東昏侯蕭寶卷鑿金為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

也”,同樣被斥為無道,也同樣被稱為這紛亂時期的代表。還沒有提及的則是他們都是20歲不到的年輕人,生長在深宮,事實上又無從發揮傳統帝王的功能,而兩人又相繼被弒

後在歷史上擔待千古罪名。有正則必有反,這樣看來,他們既已永遠的稱為廢帝昏侯,可見得傳統道德觀念並沒有因為長期的政治分裂而全部淹沒,如果真的是士氣消沉人心不古

,這一段歷史就不會如此寫來,這事實的背景則是漢代雖亡,過去多年來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獨一無二文教式的體系,足以支持一個以小自耕作基礎的大帝國,一到客觀環境許可

,這樣一個大帝國可以重新擺佈登場的時候,這文教上的體系用不著重新創設,也可以隨著彈冠而起了。

17、隋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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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們要寫隋煬帝的傳記,事實上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對這題目曾下過一段功夫的ArthurWright就說過:“(他)既被視為典型的亡國昏君,在一大團歪曲的歷史記載和傳奇性

道聽途說之下,今人即想窺測此人的真實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見其一二。”
然則隋煬帝楊廣,天賦甚高,文筆華美,胸襟抱負不凡,也帶有創造性格。這些長處,雖批判他的人也無法否認。又譬如他於公元608年,令天下鷹師集長安,一來就有一萬多

人,610年他又在洛陽端門街盛陳百戲,天下奇伎異藝畢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幾次微服去觀賞。他又聽說吐谷渾(鮮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

龍駒,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馬兩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後因無效而罷。如此作為,縱是為傳統作史者視為荒誕不經,今日我們卻從此可以揣測他富有想像力,也願意試驗,並

且能在各種瑣事間表現其個人風趣。
另一方面,從各種跡像看來,煬帝缺乏做為統帥的周密與慎重,也不能禦將。這種弱點,也可能由於隋文帝的驕縱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晉王,為并州總管(山西省省長)。

公元589年伐陳之役,他20歲未滿竟被任為行軍元帥,指揮由六合一方面的軍隊不算,還節制其他各方面軍事長官,如宿將楊素。這51.8萬人不出月餘,平定江南,重新

統一中國,由弱冠的晉王作書報告父皇,達成任務。這一戰役,固然增長其威望,也縱養其驕騫,使他以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後築長城,造運河,派劉方擊敗林邑(今

日越南境內),聽斐矩設計破吐谷渾,羈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國人力物力,隨意擺佈,只居順境,未受挫折。以後他一處逆境,即意懶心灰,逃避現實,所以他的悲劇情

結,也有長期積養的前因後果。
隋煬帝之伐高麗,據稱動員1133800人,其饋運者倍之。這數目字可靠的程度,無從確定。只是楊廣迷信軍事上數量的優勢,已無庸置疑。其實當日之攻城戰,野戰軍數量

過大,無法擺佈。除非以此數量先聲奪人,使對方喪失鬥志,才有效用。否則展開兵力過多,已先在自己陣容裡產生統御經理的困難,成為日後戰場上的弱點。果然公元612年

之役,隋軍在鴨綠江以北遼河以東的地區遭遇到高麗的堅強抗拒,來護兒的水軍在朝鮮半島登陸成功,卻沒有發生奇襲的效用,也不能與陸軍策應,陸軍則補給接應未及,統帥權

又控製過嚴,再加以隋皇沒有作殊死戰的決心,一到戰事有利,高麗詐降,高級將領不敢作主,因此亦無法擴張戰果。最後因秋季潦雨來臨,在平壤北三十里開始撤退,士卒既無

實際的訓練,一受高麗兵的追擊,就崩潰而不可收拾,以致九軍盡陷,喪失資儲器械以巨萬計。 613年煬帝捲土重來,並且親臨前線。隋軍已薄遼東城,也用飛梯地道環攻,並

且有少數隋兵登城與敵兵短刀相接,只是這時在中原督運糧秣的楊玄感知道各處盜賊蜂起,煬帝不能持久,在黎陽(河南濬縣附近,南北運輸的中點)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則

投奔高麗,以中國虛實告之。隋煬帝夜半召集諸將領決心放棄攻城。再引兵還,所有軍資器械堆積如山,也全部委棄。總算這次行動機密,退軍後兩天,高麗雖發覺仍不敢追擊。
兩月以後,楊玄感雖被剿滅,但是隋煬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處的人民,不堪徵調,群起為盜,動輒以萬數以千計。 614年煬帝又召百僚議伐高麗,並下詔稱“黃帝五十二

戰,成湯二十七徵”,只是臣下無敢應者,各處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處平剿。雖然這時候來護兒的水軍又迫平壤,高麗王遣使請降,囚送角斯政,使煬帝能藉此班師,卻已經

徘徊歧路。 615年間巡視北邊,又為突厥圍困,幾乎不免,守令前來赴難,才使他脫圍。翌年他即幸江都(揚州),再無意北返,對他諍諫的則獲罪,最後甚至不願聽大局不堪

收拾的報告。如此又一年多。 617年冬天,唐國公李淵(也就是後來的唐高祖)入長安,立他孫子楊侑為帝,尊他為太上皇,煬帝也無行動反應。 618年的春天,這遭眾叛

親離的皇帝才被弒。弒他的並非疆場叛將,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寵幸隨從,以及近衛軍。所以傳統作史者對隋煬帝楊廣的種種斥責,雖說可能被一再渲染誇張,但也不是全

部竄改事實,因為楊廣有他被人攻擊的弱點。
然則我們今日仍因襲傳統作史者“褒貶”的方針寫歷史,卻忽視了歷史上時間與環境的因素。公元7世紀的初葉隋唐之交,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今日20世紀末葉,又

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二十四史裡的《隋書》,修撰於唐初,作者動稱“殷鑑不遠”。他們絕想不到隋朝不是一個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時代周人之泛稱中國,會推

衍而成今日之中國。因為瞻前顧後立場不同,我們即寫隋煬帝的傳記,也要將很多長時間遠距離的因素一併加入考慮,才趕得上時代。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隋、唐、宋可稱中國的“第二帝國”,以與秦漢之“第一帝國”區別。漢雖稱中央集權,其郡縣組織,到底還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組而成。隋唐所承

襲的原始機構,則由北齊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於游牧民族的漢化,通過“三長制”及均田,可謂整個社會,在國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農為主體,注重低層機構

的水平。秦漢的文書,還用竹木;隋唐之間不僅紙張已行使五百餘年,而且木板印刷,也於公元600年前後出現。這些因素,使教育較前普遍,也使整個文官集團能向這小自耕

農的社會看齊,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準的淳樸。
《新唐書》的選舉志,一開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程序,則是“學者皆懷牒自列於州縣”,也就是不用薦舉,全面公開的考試制度業已發端,茲

後歷經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紀的1905年才停止。
因為如此,隋朝的銓敘也開始由中樞總攬。煬帝是修律令的牛弘與劉炫對談,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長官自闢。受詔赴任,每州

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
這樣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國家的中層組織更為空洞。因為上下之間沒有權力與義務互為牽制,由皇帝直接統御全民的趨勢也愈為明顯。隋朝創業之主

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併北齊之後才席捲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簡單的地區拓展到人文繁複的地區。他滅陳之後製定五百家為鄉,百家為裡,正在以他間架性的組

織推行於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這叛亂既被削平,他的統治愈要加緊,此後他的處心設計,無一不以保持統一的帝國為前提。於是又15年。而在此原始的農業的社

會裡,達到其目的捷徑不是在中層增加其結構的繁複,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楊堅於594年令各府州縣各給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與人爭利。 595所製工商者不得進

仕。 598年詔禁民間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從保持農村社會的單純劃一著眼。他的提倡佛教,也並不是出於信仰上的虔誠,而是以統一思想為宗旨。其大量裁減國子

學,廢州縣學,也是因為儒學之道,不外“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高級人員則需要“德為代範,才任國用” ,所以也不必大量儲備。他自己布衣粗食,也無非與低

級標準看齊。
這以上種種設施,也與當時稅收政策吻合。隋唐繼承前朝的“租庸調”制,其重點在國家財政千就於簡單的農村經濟,與均田並行,原則上避免納稅人貧富的差別,以極低的稅率

全面徵收,才發生廣泛的效果。雖如此,仍有技術上的困難。 《隋書》食貨志提及北齊定一夫一婦納稅額為一“床”,獨身者繳“半床”,如是“陽翟一郡,戶至數万,籍多無妻

”。只因為皇權凝聚於上,納稅的義務則遍及於匹夫匹婦,當中缺乏各種有權力能裁判折衷調整或甚至帶服務性質的機構,於是製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壓力。

文帝楊堅的晚年,就盡瘁於此事。他又嫉視屬下官吏貪贓。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訊問臣下,召對不如意,立時誅殺之。所以《隋書》說他“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

數,不識大體”。
可是經過他的高壓政策,隋朝的府庫各物山積,甚至窖藏還不能容納。所以錢穆曾說西漢要經過四帝七十年之休養至武帝而盛,“隋則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這也表示中國

傳統重農政策下的一種特殊現象。因為全面生產,完全不講究交換分配及使國家經濟多元化,又不作質量上的改進,短時間的全國動員,即可以使農業的財富(因其無組織結構與

商業的財富不同)豐溢超過預期。煬帝於公元604年即位,也算是繼承著第二帝國創國以來的經濟基礎,只是這樣的富裕倒也成為國家的贅累,當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併”

,那麼已經在農村動員的勞動力作何區處,難道令大批人民失業不成?
這樣看來隋煬帝之耗用中國人力物力,有其歷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鷹師於長安,聚樂工於洛陽,也還是受客觀環境的誘導。至於開掘運河,則北魏孝文帝元宏時引洛入谷作漕

運已有之。建造宮殿則已在隋文帝築仁壽宮時開始,據說“死者以萬數”。甚至伐高麗,也始自文帝。公元598年之役,動員三十萬眾,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師則船多漂沒

,傳統作史者稱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煬帝的種種作為也還是隨著文帝的步驟,是當日全面運員的一種產物,初時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則隋煬帝楊廣縱是獨夫,也不可能以

一人之力強奪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們今日檢討煬帝的成敗,不能專以他楊廣一人功罪作最後的解答。即在楊隋之前,各北朝已經相交人行均田制。這樣以理想上數學的公式向下籠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調

的稅收作實際考核的標準,這方案一經發動為一種群眾運動,也不容易適時收束。於是矯枉必過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數字,沒有下層著實的統計,以致男丁抽完,力役及於女

人,並且“徵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不到徵高麗失敗,全國反叛,不知已極。隋煬帝雖有想像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們能

看到古今中外的歷史縱深。他最後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種主意,也可見得他始終沒有透徹的了解他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傳說他曾顧鏡自照對蕭后說:“好頭頸誰當斫之

?”是否真實可靠,殊成疑問。但是其無可奈何的語氣,已與他悲劇性的結局符合。


18、貞觀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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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世紀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國歷史上令人振奮的一段時期。 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長推戴為“天可汗”。當日高祖李淵已退位為太上皇,仍在凌煙閣置

灑慶賀。上皇自彈琵琶,皇帝則當眾起舞,這種場面,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茲後唐軍又攻占西域諸國,使中國威勢達到蔥嶺以西,與波斯及印度接觸。在唐初只有高麗能對中

國作堅強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終克平壤,置安東都督府。
 並且唐朝武功之外,繼以文治。國都長安東西6英里,南北5英里。現代西安市的城緣,還只有其面積1/8。而且整個城市按計劃興築,全成分為110個方格,南北馳道竟

有500尺寬,無疑的在當日已經打破世界諸種紀錄。
因為各國朝貢使節眾多,各種服裝離奇,中書侍郎顏師古即於貞觀三年(公元629年)請以畫師作“王會圖”紀念盛況。茲後終唐之世,波斯來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

是規模宏大。起先每次還只遣派三五百人,後來每次兩千人,除了正副使外,還有大批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有些人員,在中國一住就是幾十年。他們回國之後,仿照唐朝的

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歷史中仍稱“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則為“班田”。奈良和平安(現在的京都)則是照長安設計興建,只是范圍遠遠不如,而且還沒有依計劃

完成。長安有朱雀門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馳道,也稱“朱雀大路”。鄧之誠根據《新唐書》《舊唐書》的記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觸的“諸族”,共有四十八“國”。內中“朝貢

”的二十九,“納士”的六,“歸附”者五,“和戰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問”的二,“來留學”者一,“和親”者一。這樣也可以表示勝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國歷史中,最屬“外向”。並且初唐時,朝廷信心堅強,也能對各宗教一體扶植,不加阻撓。玄奘往印度取經歸,太宗親自詔見,並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資助他的

翻譯工作。茲後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時來華翻譯經典的不下數十人。其他景教、襖教、摩尼教也都在長安設有寺院,其教正長老,也由政府不分軫域,授以官位品職。

L.CarringtonGoodrich之《中國人民簡史》引一現代學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內中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

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凶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 ”
打開這局面的,當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為多。或許因為他本身帶有少數民族血統之故,因此無論胡漢,他一視同仁。這作風對有唐一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李世民自己對侍

臣說:“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則過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將特

多,也經過趙翼的《陔餘叢考》書內提及。
李世民18歲慫恿父親李淵發難,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業,大部由他策劃。並且他自己作戰時身先士卒,弱冠時已經能指揮十萬人以上的部隊,擔任獨當一面的軍事

政治工作。說他毫無差錯,未免過當,但是從各種資料看來,他籌算周密,並且自己經常在最危險的地方出現,例如以數騎在陣前與敵將答話,因之樹立了他個人的威望,能夠高

度發揮他的領導力量。
7世紀初期是帝王將相樹立功業的黃金時代。 “第二帝國”的粗胚胎,胡漢混血,從小自耕農作基礎的範疇業已創建就緒。即算楊隋將之濫用,從技術的角度看來其高壓政策仍

在長期的歷史上有組織的功效。況且經過煬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廝殺,人心望治,有如魏徵所說:“譬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李世民在這時候勤於聽政,勇於就諫,

是以徹底的運用了機緣,而達成歷史上的“貞觀之治”。據稱“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最為歷史家艷稱。西方的漢學家對中國的皇帝向來

批評的多,但對於唐太宗李世民,幾乎一致的恭維。公元628年,李世民出宮女三千餘,令之“任求伉儷”。 633年縱獄囚應死者390人歸家,命令他們秋後自來就死,至

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詩,歌頌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后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然則李世民被人恭維,並不是完全一致。 “死囚歸獄”早就被傳統歷史家指責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製造名譽。近人呂思勉則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漸染北俗,

故驕暴之習,亦難盡免。”明朝的萬曆皇帝,被指責為昏君,卻對臣下稱:“唐太宗脅父弒兄,家法不正,豈為令主?”於是在經宴(文學之臣在皇帝面前講解經史,事後設宴的

節目)時不許進講《貞觀政要》;也就是將唐太宗李世民22年禦宇的事蹟,全部剔出於歷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來,公元7世紀,歐洲進入中世紀舊稱“黑暗時代”的期間不遠,日本也剛受大陸文化的影響,貞觀之治牽涉一套政治上的組織力量,當日在世界上無出其右。然則

這種組織,沒有確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與唐代的影響,容以下各節述及。
現在就從太宗以道德成就為標榜這一點看來,可以窺見李世民的真實性格;並且這史實也使我們看清中國政治體系,雖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點,因此一千多年後不能保

持它的領導地位,而為西方及日本佔先。
李世民是李淵的次子,他與長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參加唐初討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戰事,只是功勞與人望,都不及世民。

李淵稱帝后,立建成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這樣就造成兩方的隔閡與猜忌。中國傳統寡頭政治的弱點,基於統計無法著實,將民間無數的爭執公平處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統技術

能力之所及。於是只能使皇權極端化,事實上的青紅皂白不問,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諸“聖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則不公平亦為公平,不合理亦為合理。這樣操生殺予奪的大

權,並且動輒以至善及極惡的名義獎懲臣下,使皇帝的寶座成為一個極危險的位置。一到繼承發生問題,更是變亂的淵藪。本書已經前後敘述父子叔侄姻親自相殘殺的事例多起,

有時候當事人為從屬黨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歷史重演的悲劇。
李世民與長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構隙,牽涉到這樣的背景。他自己交結朝士,後來又控告他兄弟“外結小人,內連嬖幸”謀害他,見諸《舊唐書》(《舊唐書》在五代時根據唐朝

文獻編撰,近於官方歷史。《新唐書》成於宋時比較客觀)。事實上他與他的僚屬在玄武門設伏,謀殺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親自張弓發箭射死,元吉則死於他部下手中。但是

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建成與元吉各有子5人,也“並坐誅”。這事發生的時候太宗自己才28歲,他的10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攬獲一

併處死,則沒有在史書內詳細敘述。兩個月後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於東宮。
用傳統道德觀念闡解這段歷史,常有不著肯緊之感。例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時,就指斥李淵不對,李建成不對,而李世民也不對。並非他的見解謬誤,只是這種意見今日看來

,已算卑之無甚高論,用不著歷史家著書辯說。而且這“玄武門之變”業已發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個掩蓋事實,1000年後萬曆要避免貞觀一朝的往事,也是不著實際。

況且又400年後,萬曆皇帝在歷史上的地位更不能與唐太宗相比擬。
近代心理分析學者,認為一個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謂id者,可稱為“生理之自我”,在這種原始的條件下,不較分寸,也無忌諱。只是這中國人所謂之“禽獸行”不能

在群眾生活中適用。所謂super-ego者,也可稱為“社會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時受父母這教養,就範於社會的習慣,對本身慾望加以各種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縛,這種控制的力量

出自社會自我。所謂ego者,則可譯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觸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慾望,一方面則對自己賦予一種社會價值。這種種構成各

人個性的程序複雜,包括壓制,轉變目標,自然其說,品性昇華等等離奇的方式,多時其本人雖經過種各機械作用而不自知,或雖知而不願剴切承認。
唐太宗及貞觀之治,最便於用這種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釋,李世民是一個容易性情衝動的人物。他曾要盧祖尚任交趾鎮撫,盧已答應就任,回頭又向皇帝推辭,李世民邀請再三,盧

堅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謂,我對你還不能驅使,如何能夠駕馭天下,當時斬盧於朝堂。所以呂思勉說他“驕暴之習,卒難盡免”,不是沒有根據。可是他既有弒兄脅父的行為,又

曾讀聖賢書,不能無愧于中,且受良心譴責,因之更要表彰他種種行為,無非自衛。至於他和兄弟間要走此極端,則是他總戎律,“惟以撫接賢才為務”。既登九五之尊,則更要

表彰他之不得已捲入悲劇的漩渦,只因為他有作堯舜之君的才華和能力。是以魏徵系前太子洗馬(秘書及顧問)據說有教唆李建成圖世民的策劃,他也將魏徵接收過來,倚為顧問

,才表示他始終寬宏量大。以後魏徵在貞觀一朝向皇帝諍諫二百餘事,多時違犯太宗意旨,反被優容。 《資治通鑑》有這樣一段記載: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死田舍翁!”後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庭辱
 我。 ”後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
 不賀! ”上乃悅。

可見得太宗之受諫,不一定是以受諫為目的,而是表揚自己虛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門面。而魏徵也說太宗“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也與這追逐名譽的動機有關。魏徵也

自知處境的危險,他曾對太宗說:“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因為忠臣沒有好結果,良臣則“身獲美名,君受顯號” ,彼此共存共榮。
將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經病醫生的臥榻上,不是本書的目的,敘事過於瑣碎,尤與縱談“大歷史”的宗旨相違。只要有了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們知道唐朝之設尚書、中書、門

下三省,仍去三權分立之理想至遠。太宗仍是大權獨攬。而且下層機構不能構成選民區,皇權凝聚於上,中國亦無分權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時會,7世紀這初第二帝國這組成時,

既有北魏以來之均田、租庸調、府兵,又有隋朝開設的南北運河和考試制度,上下都草創,內外的威脅既除,皇帝的行動比較自由,太宗將他執行專制皇權時,稍微參酌眾議,因

之其皇權比較合理化,對唐宋間保持其繼續開放繼續增長的趨勢,有真切的貢獻。但是他的作為,不能做機構上的固定。
這些事蹟也使我們了解以道德作執政標準的危險。這也不是說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中介人類性情複雜,道德名義後面的真像不可捉摸。民國初年的軍閥發通電時,無不以拯

國救民為職志,其重點則是“我”為其拯救者,要是反對“我”,則是叛國殃民。也等於羅蘭夫人在法國革命時上斷頭反前給歷史留下一段見證: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

義行之。也等於五四運動時所要打倒的並非孔子,而係“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認性惡,反能造成政治體系的“制止與平衡”,使一個現代的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

理,尤其值得我們反省。

19、武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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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在美國教書的時候,常感到一類題材,不易處置,武則天也是其中之一。要是從傳統的道德立場攻擊她,則明知所謂“殺子屠兄弒君鴆母”半系牽強虛構。並且她在不同名

義之下主持中國的政局半個世紀,其影響之所及與歷代帝王最有流風餘韻的相比,並無遜色。所以事實決不會如此簡單,可以由我們以“好”“壞”概括之。而我所講授的,則又

是中國史的綱要,也要與今人有關,因此更難。
武則天的父親武士獲隋末從唐高祖發難,曾官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所以她也算出身名門,並非“寒微”。只是她在十三四歲之間入宮為太宗才人。所謂才人半為侍女,半為皇

帝宮中沒有實際名分的姬妾。太宗去世之後,她就發付感業寺為尼,在這裡她邂逅了高宗李治。茲後她由高宗的昭儀進為宸妃,於公元655年立為皇后,據算應當已在30歲左

右。
她自與高宗見面之後即有控制他的力量,無可置疑。高宗有子8人,前4子出自后宮其他妃嬪,後4子則全系武后所生。以唐朝皇帝姬妾子孫之多,如太宗有子12人,玄宗有子

30人,憲宗有子20人,武則天必曾專寵於李治之后宮。
高宗於683年去世,武則天初立她的兒子李顯為皇帝,她自己仍臨朝稱制,不出兩月,她又廢李顯為廬陵王,而另立兒子李旦為帝,皇太后稱制如故。公元690年她更“革唐

命”,改國號為“週”,自稱“聖神皇帝”。如此以女主稱帝約15年。到705年的春天她生病才由李顯復辟,是為中宗。那年年底武則天才與世長辭,官方稱她享年八十一,

有些人說她實際年齡為八十三。中宗復辟後5年據說為他的韋後所弒,但是韋氏想照樣以女主臨朝稱制的計劃則為李旦之部屬所推翻。李旦於公元709年復位,是為睿宗。只是

如此一來,李顯與李旦,中宗與睿宗,俱是武則天的兒子,而且茲後唐朝其他15個皇帝也全是她的孫輩和後裔。所以縱是武后的頭銜一改再改,她仍是唐朝的祖先和國母。以一

個篡位而顛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廟裡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國史的為難。他們既不敢褒也無法多貶,因此也更造成機會使好多人可以以傳聞混為史實了。
武則天還有二處引人注意的地方:一是她的恐怖政治。她在686年在各處設銅軌接受密告。又任來俊臣為御史中丞(臨察院副院長),他和他的特務人員拷訊的工具,慘極人寰

,等於逼人自誣而就死地,經來審問的“百不全一”。
此外武則天的私生活據傳說可以與俄國的女少皇凱撒琳相埒。她在六十多歲時因寵愛薛懷義,教他入寺為僧,以出家人的名義入幸禁中。她到七十多歲的時候又以美少年張易之、

張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錦繡服”和她及女兒太平公主燕居作樂。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彈劾他們,指出“陛下以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自謂履恩即係

鬃發與趾澤間的情愛。武則天置而不問也不追究進諫人。還有一位右補闕朱敬則的疏則更是唐突,引用外間傳聞對武后的批評更為猥褻,她則批答:“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賞

上疏人彩百緞。
有了這些不仁不正的行徑,武則天仍被德宗朝賢相陸贄稱譽。明朝以“非正規”態度評史的李贄和清朝以正規而又客觀態度評史的趙翼,都對武則天留有好評。
僅從短距離側視界觀察武則天,我們很難看出她對中國歷史的貢獻。她在有些地方,也像王莽,即係根據《周禮》及其他原因和個人愛好,將政府機構和各種事物更換其外觀及名

稱。洛陽實際是她的首都,她一大權獨攬之後又將之從“東都”改稱“神都”。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則成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門下省為鸞台,中書省為鳳閣

。旗幟金色,她所禦的紫宸殿則施以淺紫色的賬幔,八品以下官員過去服青者此時服碧。如果這時候有人驟到洛陽,很可能被這金碧輝煌的神都所炫耀,也可能因為鸞台鳳閣把一

個大帝國的政府錯認為一個動物園。
可是任何人以為唐朝的太后變成了大周皇帝,僅在裝飾門面,在各種事物上加入比較鮮明的女性色彩和美術情調,則是絕對低估了武則天的“革命”。
中國史學者通常以為唐高宗李治軟弱無能,才引起這段“女患”。 《舊唐書》雲“帝自顯慶以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現在看來,他所患的好像是高血壓,也

妨礙其視力,有多年曆史。所以依賴武則天判斷書牘,又讓她“垂簾聽政”,在皇帝寶座之後得悉召對臣下的談吐,已分別開始於650及660年間施行,除此之外現存史料不

能證實他在長期做傀儡皇帝,況且他的好動與好改變,與武后不相上下。武后執政期間改年號16次,高宗就改了14次。最後在位5年間每年年號不同,為從所未有。他曾決定

率後御駕親征高麗,因武后苦諫而罷。他又與武后相隨幸東都遊曲阜,封泰山。到臨死的那一天還準備登則天樓門,只因氣喘不能上馬而止,但仍在殿前完成宣讀大赦儀式。他又

建造蓬萊宮、合璧宮、九成宮和鏡殿,都具有打破傳統的作風。他之準備封皇太孫,既無前例,他就稱“自我作古”,也就是說讓我來創造這段歷史成例。李治又曾說“煬帝拒諫

而亡,朕常以為戒”。通常歷史家以武后之殿試是中國考試制之里程碑,其實公元659年高宗李治“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有了這麼多的事蹟,可見得他縱聽任武則天,讓她

專擅,不能就算庸碌。而且高宗在位34年,已經一再在臣下面前標榜他的皇后就是他的分身,他們兩人自稱“天皇天后”,時人謂之“二聖”。所以他生前已經替武則天留下了

一個合法的地位。他一去世,遺詔所稱,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已經有了皇帝一般敕旨的力量。所以有些高宗朝官,如大理丞(最高法院法官)狄仁傑

以後就仕武則天好幾十年,並未被視作為變節。
可是這種安排,到底不是舉朝上下所能稱心如意的接受。況且過去高宗自己被立為太宗李世民之嗣,就曾費過番周折。只因長孫無忌的竭力支持才能在困難中通過。長孫無忌是太

宗文德皇后之兄,高宗之舅。唐朝初年曾策動玄武門之變,幫助李世民奪取皇位,再度支持高宗嗣位後已是三代功臣,兩朝元老,為宰相30年,又兼太尉,也儼然有漢朝外戚之

任大司馬大將軍的聲望。只是他反對立武則天為後,被高宗臣下誣構,流竄黔州,後來又被逼自殺。有了諸如此類的事情作背影,武則天也知道自己過去幾十年的擅權,“黑陟殺

生,決於其口”,現在要隻身對付滿朝的明爭暗鬥,不能不採取主動的地位。
高宗去世之後不久,首先發生問題的,為兒子李顯。他雖被立為皇帝,未有實權。在這時候他封皇后(即後來生事的韋後)之父韋玄貞為侍中(侍從室主任)。但管重要任免的中

書令不肯與。這不僅是官銜祿位問題,而是因為侍中是舉足輕重的官職,又派與於另外一位皇后的父親,勢必與太后衝突。這也基於中國傳統政治,真理由上而下,皇權既無法合

理化,也不便分割之故。這事也確引起武則天對李顯不滿,而成為謫廢他為盧陵王的主因。不久即有徐敬業在揚州以兵反。敬業是攻高麗宿將徐茂功之孫,他這時被謫降,意態怏

怏,也糾合一群對朝政不滿意的人在東部舉事,看樣子他沒有真正“勤王”的誠意,他的叛變不出三月而平。但是他的討武則天檄,為駱賓王所作,是駢文中的名著,經過廣泛的

傳誦。內中提及“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已經把正反順逆的李唐和“偽武”之陣容劃分得清楚,很有宣傳的功效。文中又激勸唐朝舊臣用對主宗李治

的君臣父子之情,去清算武則天。文稱:“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pou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更有煽動性。如此就更使武則天只有更走極端。
她的政權,既為她本人及她親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親生兒子也是敵方爭取的對象,則她也只有一步逼一步。李顯與韋後既被流放而受拘禁,一有來使出自武后,則很惶恐的以為

是母后要賜他自盡。另一個兒子所謂章懷太子賢的,可能被她親信所殺,出自武則天的旨意與否無從查證。還有一個兒子早死,剩下一個兒子李旦,縱要他做皇帝他也不敢出面了

。以後她之清算唐朝宗室,越做越緊,也逼得很多李家親王造反,因之才將他們誅殺殆盡,只有一些年輕的孩子流竄嶺南才被倖免。這類事情固然可以表示她的凶狠性格,另方面

卻也是很多複雜因素一時猥集之所致。她的特務政治恐怖政治也是此時的產物,其目的也是要讓朝中人物於逆順之間分別去留,甚至對她盡忠為國的狄仁傑也一度被判死刑。如此

的發展,很難在她武則天和唐朝的“順聖皇后”的人身經驗中找到前後一致的邏輯,而只能在這政治環境裡看出為一種超過人身經驗的運動,有其來龍去脈。
所以武則天也要去製造她的邏輯。她發覺自己之為唐朝的皇太后已經不能控制眼下局面,即令兒子作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決問題,只有一身挺當,“革唐命”,自稱武家源出於周

文王,本身為“聖神皇帝”。好在《周禮》這樣一部有假歷史的經典,充分的表揚著中國傳統裡國家之為王者禀承自然法規一手創制的烏托邦等等思想可以全部利用(例如吏部與

天對,戶部與地齊,禮為春,兵為夏,刑為秋,工為冬等等間架性的設計和一種美術化的趨向)。而被她推崇的佛教,又無形中倡導眾生平等,男女也沒有基本的區別(但是她仍

提倡孝順父母,在高宗時已經禁止父母向僧侶行禮,龍門石窟的佛像了是替她父母祈福)。既有《大雲經》,則可見得大周皇帝雖為女身仍可能為彌勒復生。
武則天引起歷史家好奇心的地方,在於雖出於很不利的條件之下,但她的作為仍能成功。她做皇后28年,皇太后7後,茲後又以本人名義做皇帝15年,除了因她自己而產生的

問題之外,國家也未遭受過重大的變故。她在697年誅來俊臣之後,統治已比較和緩。中宗的複闢,僅有極少量的流血。所稱“社稷宗廟陵寢郊祀行軍旗幟服色天地日月寺宇臺

閣官名並依永淳以前(公元682年)故事”,就輕而易舉,可見這些名義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則天作大獨裁者的工具,並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武則天是否麗質天生,今日已無法分辨,一個簡捷的說法,則是她的才貌識見都不能為中庸。她即有“掩袖工讒,狐媚惑主”的能力,那也只能算是當初奪取權位的一種手段,其

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早被她以後的作為所壓倒。我們要確定她在歷史上的地位,還是要考慮到她的時代和環境。而她的長壽,則比她的相貌及膽識還要重要。
公元7世紀的下半期,可以視作以隋唐宋為門面的“第二帝國”的一段調整與重新配備的時期。第二帝國由拓跋民族強迫的將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改造為農業社會,先組成一個北

魏政權的核心,由山西擴大至河南,更貫穿至陝西。其前身經過北魏北齊北周各階段,都離不開胡人漢人的政權,採取“周禮式”的書面設計控制著極大數量的小自耕農的姿態。

所以三長制、均田制、租庸調製及府兵制的著眼,都不外以一種極簡單的數學公式管制經理成千萬的人口。第二帝國之隋唐,承襲了這體制。它們遇到了最大的問題,一是因為國

土擴張,需要將這種原始組織由黃土區域及華北平原,推而用之於地形複雜,土地所有錯亂,物產和交通迥異的地區,其行政原則過於簡單,而其企圖操縱的對象則過於繁複。
其二則是少數民族之酋領與有門第的漢人聯婚,經過北朝各階段,成為一種新型貴族,也有壟斷朝政的趨向。旁的人不說,李唐王朝本身,即受這遺傳因素的影響。如太宗李世民

之文德皇后長孫氏,及高宗之母。她的祖先即是北魏獻文帝拓跋弘之兄。他家人歷經西魏北周公大人的身分,才改姓為長孫。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位太子李承乾,也是長

孫皇后所生。他就喜歡作突厥語,用突厥服服飾,行突厥風俗。武則天自己的母親楊氏,也與隋楊為一家。隋煬帝尚有一個女兒為李世民之妃。而隋煬帝即出自獨孤氏,也是鮮卑

大姓。當時朝中人物類此極多。高宗之舅長孫無忌已如上述。這種新型貴族不僅與下面以文官組織編制大量小自耕農的體制格格不入,而且牽涉少數民族因素,更有分化的力量,

長孫無忌未倒之前即有人說他是“王莽司馬懿之流也”,其原因已非只一端。
又魏晉南北朝以來漢人之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各地區造成一種超過政治威權的社會力量,至唐初仍未收聲斂跡。太宗令人作《世族志》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壓倒“其

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昂然以門第自負”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大官如魏徵、房玄齡和徐茂功仍與這些世族聯姻,因之他們“舊望不減”。因之高宗又於659年降

詔不許11個世族子弟自為婚姻。
這些條件,概括武則天登場前後的背景,所以她執政50年,也包括為高宗之後的一段,實在是亟需調整與重新配備的第二帝國相始終。
如此看來,我們更要體味到DenisTwitchett在《劍橋中國史》裡所說,太宗李世民的經營實係人身政治,而非體制型的政治。李治與武則天,自稱“天皇天后”,才將一個暫時體

制,改變而為永久體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頒布《五經正義》,又於公元651年頒布新訂的律令格式(根據太宗遺詔,以永徽代貞觀律),他和武后又以洛陽為東都,已經有與

民更始的姿態。以後更次曲阜,幸孔子廟,詔各州縣修建孔子廟,又同時繼續南北朝以來的趨勢,大規模而有系統的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歸一”的體制,在當日算是

創造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只是時日久遠,我們現在已不容易想像其深切的影響(此點與近代中國受西洋文化影響相似,所注入的新見解,也使一般人士擴大其視界)。
唐朝政治與以前不同之處,則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導組織,除黔中嶺南閩中之外,州縣官亦由吏部補授。錢穆提及東漢士人,則說他們道德觀念窄狹,講到唐朝則說“政權之無

限止的解放”。雖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兩者之間不能沒有共通的關係,否則就不會在前後之間產生這樣一個大的差別。佛教已為少數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智度禪定迎合

知識分子,也能以淨土往生引導俗眾,就容易在“官倍於古,士少於官”的條件下,發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虛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這許多思想信仰上的因素,都

為政府宣揚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書、教育比較普遍、水上交通展開、士紳階層活躍的時代內,作為新社會的一種精神上的支持。我們無從“證明”如果沒有唐高宗李治與武后的

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繼續遣派下級官僚到廣泛的地區去上任。只是反過來說,要是這些官僚又都像東漢名士一樣,個個以窄狹的道德觀念當作社會秩序的根本,並且以私人的意氣

當作法律執行,則整個組織也就會老早垮台了。
高宗之清處“某反”株留到自己親屬,又繼以武后大批殘殺帝裔及大臣,即不論公平與否,也不論與他們當時行事的動機是否相關,因而產生的一段結果則是給朝廷貴族階級一個

大打擊。有如RichardGuisso所述涉及的有好幾百家,官僚中則一般都是京官五品以上,並且子孫又不許參加考試,則在武后主持國政的50年,中國的上層社會必有一個劇烈的變

化。
設銅軌告密,不是我們今日所能稱羨的事。只是當日一般官僚,確也是需要整肅。譬如高宗時,劉仁軌言,州縣每發百姓為兵,富者行錢則免,貧者則徵至老弱,有些就逃亡自殘

(也可以見得府兵制只有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一度有效)。武后初立時廣州都督路元睿為南洋來的外商所殺,中國的紀錄也都說是因為路的僚屬侵漁番舶,向官廳告狀的番商反被

枷系。又經過武后的一段嚴厲的懲治,到她末年,還有文昌左丞(內閣總理)宗楚客兄弟犯贓。他們住宅的崇麗使武后的女兒太平公主都嘆說:“吾輩乃虛生耳。”而最令人髮指

的則是河北官軍不能抵抗契丹保護人民,一到寇退官廳又抓著百姓以通敵論,動加殺戮,只有狄仁傑才能將這些事情報達武后。所以從各種事蹟看來,唐初大規模的組織一種官僚

制度,遇到無數技術上的困難,其癥結則是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紀律。環境和事實都企盼一個大獨裁者出現,武則適逢其會。
武則天雖不是首創殿試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經常策士,不較門第。她精力又強,很多官僚既被誅殺流放,則必要人補抵,通常也由她自己作主。有人說她在位時代,“補闕

連車載,拾遺平斗量”,可見得新進人員之多。即以高宗時代的情形而論,官員之入流者13400多人,每年吸收新進人員約十分之一。如此給她操縱經營好幾十年。則單只人

事安排一項,也可見得她力量之大影響之深。
武則天是傳統政治非常時期的一個特別人物。我們很容易從她的事蹟中看到當日中國之形貌,卻不容易在同樣情形之下窺測到她的真性格。譬如我們從現存資料就不容易斷言她的

性生活(與之相反,凱撒琳的性生活則非止傳聞,有醫生的證據見諸書端)。武之引用張家兄弟,給他們的名義為“控鶴監”和“奉宸令”,有將唐朝典闈女史的官職翻一個面的

形勢。她甚至可能以為自己以女身為皇帝,又何不置男妾?然則這類事只能由我們揣想。她對朱敬則奉的反應,也有一種倔強的神氣,好像說對這些批評,她早已全不在乎。只是

她和男性侍從一起時,“嘲笑公卿以為笑樂”,則看出她應付官僚人物半個世紀,已把他們的弱點完全看穿。
武則天製造了一個新的官僚集團。她在成功半由於在高宗時做天后所集下的威勢,但是也歸功於她實際了解到官僚機構的真正性格。皇帝是文官集團的主席,他(或她)以理想上

的至美至善造成神話的傳說,用為操縱大權的根據。既為神話則沒有人能對之十分認真追究。只是百官都以假為真,或在半假半真之間捧承這齣發點,即給絕對皇權以公通的支持

,則已使之無可疵求,不能侵犯。在這條件之下,甚至以後為帝以唐為周亦無不可。她以“河圖洛書”的神秘安排,“萬歲通天”等響亮的年號,再加以“齒落復生”等不會老的

奇蹟,去培養前述神話。另一方面她也坦白承認歸根到底傳統政治的真面目,則不外實力。她對吉項說出製馬有三物:一鐵鞭、二鐵過、三匕首。鞭之不服則過其首,過之不服則

斷其喉。就此她也承認她自己對付不易掌握的臣下也仍不出這套蠻辦法。不過那時她已快八十歲。一方面她已感覺地位安全,可以慷慨直言。另一方面也是她經營的新文官集團已

經奠定了相當堅固的根基,只要常用鐵鞭,間用鐵過,不必再多用匕首了。


20、漁陽鼙鼓動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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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5年安祿山叛唐,自漁陽(今日薊縣附近)以十五萬之眾南下攻占洛陽,繼之於次年取長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嶺。有些歷

史家以為這事去618年唐之代隋為135年,距唐祚之終(公元906年)則為151年。這一盛一衰的階段,其長度也大致相等。
小時候上學,還沒讀到安祿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蹟,卻先聽到楊貴妃的故事。主要的原因是國文課本中選了白居易的《長恨歌》。當老師吟誦“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

天”時,抑揚宛轉,縱使是鐵石心腸,怕也會之同情落淚。再加上歷來文人的渲染,如與白詩並行的《長恨歌傳》即稱“天寶十載(751年),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

相見之夕,夜始半,妃獨侍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情節哀艷離奇。又再有五年之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

前死”的慘劇,更增加故事的情感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傳誦千古。甚至在抗戰期間的重慶,也有1942年國立音樂院排演黃自所作《長恨歌》一事。作者也就是《焦土抗戰》

的作者--這時完全置敵機轟炸戰火蔓延的情形於度外了。在兩小時內台上音樂院的師生和台下的聽眾重新體會一千兩百年前一個“英斷多藝,尤知音律”的君主和他“姿質豐艷

,善歌舞”的妃子當初恩愛與以後生離死別憂恨纏綿的情節。畢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許一二例外吧!這次演唱,倒也沒有被人攻擊說是逃避大敵當前國運如絲的現實,放棄

各人戰時的崗位,而去同情一個只顧本身安樂不計生靈塗炭的獨夫和一個顛倒社稷的國家妖孽。
其實“人本主義”是人類一種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詩既具有這性格,則不論其所敘故事與目前政策有無依違,總之不能禁斷。縱有傳統中國專制政府的莊嚴與道學家之刻板,《

長恨歌》仍是千古傳誦,也能通過抗戰而流傳至今。
然則白居易到底不是嚴肅的歷史家。即陳鴻的《長恨歌傳》也承認白“詩多於情”逡詩的目的就是要讓這故事經過他筆下“潤色”而不至於“與時消滅”。所以《長恨歌》只能作

國文教材,不當引入歷史課目。雖說白詩作於806年,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才五十年,與所敘事相去並不遠。
白居易沒有提及當馬嵬坡悲劇發生時,唐玄宗已將近七十一歲(中國傳統或稱七十二歲),楊貴妃也三十八歲。在今日駐顏有術的條件下,一個女人三十八歲不能算是年齡太大,

但是在中世紀就很難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見得白詩聽任感情奔放有浪漫主義色彩。至於詩中人兩方年齡有這樣大的差別,則是她於745年為封貴妃之前為

“太真妃”,更前則為“壽王妃”。原來壽王李瑁,不僅是玄宗的親生子,而是他所寵愛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出有被立為太了作玄宗的繼承人之可能。所以楊玉環被玄宗李

隆基寵愛之前確是他自己名正言順的兒媳婦。 《舊唐書》沒有提到這重關係。只說:“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

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不期歲,禮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歐陽修等作《新唐書》才提出“始為壽王妃”。 《資治通鑑》則記入開元二十三

年(735至736年間)“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據算當時她十七歲左右,與李瑁為夫婦後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見(因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 《

長恨歌傳》則稱“詔高力士(宦官)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如果此事發生於武妃去世後不久,則楊玉環可能以“女道士”的身分和“太真妃”的名義與玄宗保持曖昧關

係至少達七、八年之久。因為直到天寶四載(745年)官方紀錄才稱“冊太真妃楊氏為貴妃”。
可是玄宗之“亂倫”始終不是問題的焦點,壽王李瑁以後也未再產生任何周折。龍武軍(侍駕的御林軍)在馬嵬坡逼著皇帝將他的愛妃交高力士縊死,一是因她之故,玄宗生活糜

爛,到流連荒亡的地步。二則朝廷又因她用其從兄楊國忠為相,安祿山的問題,大部由他激成,以後不可收拾,自應由他負責。關於後者,牽涉唐代國防,因素較多,容下一節“

九重城闕煙塵生”再談,現在說宮廷生活。
《新唐書》說:“天寶(玄宗的第二個年號,始自742年,以前則為“開元”)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因為《新唐書》成於北宋,作者的道德立場又較作《舊唐

書》者為堅強,對楊貴妃一家更是指責不遺餘力。書內說及天子每年十月赴華清宮過冬時,妃之從兄及諸姊幸從,“遺鈿墮舄,瑟瑟璣排,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也就是珠玉

首飾鞋襪一路亂丟亂甩,不可收拾,顯然是誇大其辭。
這種指責也牽涉到中國歷史上經常發生的一種問題:真的皇室生活奢侈,就是“腐化”的徵象,而必至國破家亡?我們知道八世紀的長安,確是有一種昇平氣象,高級仕女,穿著

印花的綢衣,頭髮挽髻,眼眶之外則施以各種色彩,有如今日之eye-shadow,即女性亦打馬球(polo),吹奏小型樂曲,一到各種季節,宮女之作拔河戲者一次總有好幾千人,較

之明清已現代化得多。難道這些人文的因素統是不該有,一定要退步到茅茨土階,天子穿浣衣,食不兼味,后妃也衣不曳地,甚至上下都窮才人心舒暢?要是今日我們講歷史也仍

因襲傳統的立場,如何能迎合時下的現代化?又如何能使中國史與世界史銜接?
可見得這中間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未被提出:前人以為一切都是道德問題,而玄宗唐明皇節隆基一朝,則已產生了一個極為嚴重的技術問題。
公元754年,也就是安祿山反叛之前一年,戶部統計全國共960多萬戶。這和初唐的三百多萬比較,當然有了顯著的進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三倍。而是七世紀初期

,開始均田制,原則上加入版冊上的戶口,就國授田。不管是採登記的戶口原來已經領有的田土來算數也好,或者真是政府重新分配而授與的田土也好,下級政府向人民抽稅時就

要保障他們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記的三百多萬戶之外,以後的增加,就非常的吃力。例如高宗朝652年,在安祿山叛變前約一百年,全年只增加戶十五萬,約佔當時登記戶數

百分之四。另一方面講,則均田制、租庸調製和府兵制縱有很多的缺陷,仍維持了一個相當容易掌握的下層機構。我們也可以想像從武后到玄宗初年,第二帝國倚賴著以這簡單數

學公式作主的間架性設計,將它的實際威權從一個基本核心的關隴區域和東部洛陽推廣到全國各地是一種經年累月緩而持重的運動。選舉制度提拔新人不計門戶,也要長時間之內

才有功效,而唐朝創行所謂“銓敘”,有所謂“三銓三敘三唱而後擬官”的辦法,要自春至夏,才能完畢。這尤其需要下層的民政和財政的事項簡單雷同,中樞才能將官職成批分

派。所以與前述間架性設計配合適當。
公元723年玄宗任用宇文融為“勸農使”,執行所謂“括戶政策”。其原則是現下版籍無名的戶口,若不是逃戶,就是客戶,也不究既往,一律著令自首。登記之後免六年賦調

,只是輕稅入官。這辦法成功,“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只是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對。難道規避賦役的人戶應當讓他們違法?以免罰輕稅而鼓勵他們自首則是苛

政?這問題要根據當日官僚組織的特點解釋。傳統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轄廣泛,實際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壓力,並非循照經濟原則,所以只能鋪擺場面,對數目字無

法精密核算。各官僚居留於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經常體會到鄉村各種情形,而最怕變態,此時誰系主戶,誰系客戶,誰應照原來的租庸調徵課,誰可以在六年免徵,可能

產生無數的糾纏。簡言之,這種結構與現代化組織基本不同之處,則是缺乏民間商業的組織在帝督責襄助,擔負其一部行政費用,而責成其照法律條文不折不扣的施行。這也是管

制大量的農民,只能以集體的辦法和預定的數學公式對付之一大主因。唐代的租庸調製,至此已發生問題,兼併盛行,人民遷移,版籍紊亂,宇文融的辦法為不得已,但是執行時

仍在各地產生不同的困難。
可是玄宗後期三十年,戶口登記從七百多萬增至九百六十萬,已經給官僚機構相當的困難,各處文牘山積,很多事項除非高級長官親身受理,無法定奪。而賦稅既增加,則有韋堅

的增加督運效率。韋堅是太子妃之兄,此人若生在近代的歐洲,必為商業經理能手。他在741年任水陸轉運使,於是修改水道,在長安城外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中船舶將江淮

南海一帶物產分別陳列,駕船入則大笠芒屢,婦女則鮮服靚妝,又歌唱助興,儼如現代之商業展覽會。只是這樣一來,他造成了一個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組織,在現存政治體系

之外,也將既有的會計製度弄得文不對題,所輸入的物資則一般為消費品。
這還不算,傳統作史者所指摘“剝下益上”言利之臣,尚有楊慎矜和王拱。楊慎矜是隋煬帝的玄孫,他於738年以侍御史知太府出納。他認為各地方政府繳納的實物常有水漬傷

破,不如“輕賚”,即是改折珍貴量少的物品交納。即是剝下益上,則其折算價格只利於長安,而不利於交納的地方。而且物資既由常用實物改為珍貴物品,實際已將政府之收入

在預算內改作宮闕消耗和賞賜大臣近戚之用。王拱於750年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領二十餘使。他也繼續楊慎矜的辦法,並且某項賦稅已經被蠲,他又獨斷的徵取腳費,結果他

在長安控制了大量的物資。唐制雖內宮妃嬪也有官階,她們的脂粉費也同於薪水,經過王拱的經理“歲進錢巨萬”,“供天子私帑”,就不再經過政府過目了。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的則是此時大批商業沒有展開也無法展開。水道交通既為政府壟斷,幣制也未上軌道,各處發生“錢荒”,私鑄濫鑄的銅幣又禁不勝禁,執行商業的法律則更談

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於這商業真空狀態之所致。所以他們都要在長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個“勸農判官”巡行各地,韋堅的“綱典船夫”也牽扯到糾

紛裡面,王拱既兼各項“採訪使”“戶口色役使”“和市和糴使”和“黜陟使”,實際已並司法立法行政政權於一身,等於刻下西方所謂“經濟沙皇”(但是歐美的經濟沙皇只管

到一時一事)。所以他衙門內“文書叢委,吏爭入示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他們既另製造體系,凡事靠己意決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則必與一般官僚衝突。
在玄宗後期任宰相達十九年之久的為李林甫,此人被稱為“口蜜腹劍”,只是他作事按照條理又體順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書令和左右僕

射都是宰相,原來有委員會的形態。但是李林甫以右相總權,有壟斷朝政的趨勢。於是在公私上下之間和諸人發生嫌隙。當玄宗流連荒亡之際,朝中產生了無數離奇的案件,涉及

術士、私婢、外戚、邊將,更因韋堅牽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擯棄玄宗之意,引起太子與韋妃離婚以明心跡。因楊慎矜則提到有恢復隋朝的陰謀。結果則除宇文融早死之外,韋堅

被謫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殺。楊慎矜和他兄弟都賜死,王拱也因為他兄弟造反而賜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後牽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與諸人衝突,卻不能重新創造一種官僚集團的體系。唐朝的財富,在民間經濟系統之外,去勉強的支持一種以皇室為主體的城市文化,雖有大量資源卻無合

理徵集分配的體系,其結局仍非國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長安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孫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 《舊唐書》說他“京邸第田園水硐盡

上品”。 《新唐書》也說他“車馬衣服侈靡”,又“養君欲”,使“主德衷”,更把他列入“奸臣列傳”,可算是盡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卻始終沒有指出中國傳統社

會裡的一個技術問題:此即是政治系統早熟,缺乏結構之縱深與應付事態的靈活,只能從一個低水準的環境內使國家進展到小康。一至人文發達,經濟突破某種限度,則無所措手

,只好說“言利”之臣都是壞人。而且“聚斂”之所得也確是胡亂花費,珠玉亂撒固然是誇大,但是據說宮女多至四萬也是駭人聽聞。
楊國忠繼李林甫為相,也承襲到這一局面,也與皇太子即後來的肅宗有嫌隙。在馬嵬驛的龍武將軍為陳玄禮,他則與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為上皇,讓太子創造一個新的局面

,而不願皇帝入蜀受楊國忠的擺佈。只是他縱容軍士造反卻不能說及這許多周折。另一方面則安祿山的反叛由楊國忠激成,而楊國忠之居高位,則是楊貴妃的裙帶關係,事實顯然

,而皇帝的荒怠,更無非“內蠱豔妃”。所以連白居易的詩也要說漁陽鼙鼓所驚破的不是軍事計劃和財政預算,而是霓裳羽衣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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