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首1949/60年前

李家同/聯合報

寫這篇回憶的文章，只有一個目的，希望過去的災難以後永遠不再發生，我們的子子孫孫都能有尊嚴地過日子……


身經三種政權


前些日子，我到清大圖書館的展覽室看展覽，展覽品全是有關1949年政府遷台的文件，進門就可以看到一封蔣中正先生寫給湯恩伯將軍的信，我覺得這封信好有趣，我的學生們卻沒有一個知道湯恩伯是何許人也。可是當我事後告訴他們我如何知道湯恩伯的，他們卻又對我的童年往事極有興趣。


我是民國27年生的，生於上海，所以我小的時候，是生活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我親身經歷日本投降、上海回歸國民政府。但誰也沒有料到，幾年以後，我又被共產黨統治了。最後，在我十三歲那年，到了台灣。我相信，像我這種身經三種政權的人應該不多了。


我上小學的時候，都是走路上學的。回家時，好幾次碰到「封鎖」。所謂封鎖，乃是將整條街封起來，由日本兵和當時的警察挨家挨戶地搜查效忠中國的志士。為了要搜查得徹底，他們往往將住戶全部趕到了街上，上海的街道不寬，可以想見路上擠滿了人，有些老人最可憐，他們想坐下，卻又無空間給他們坐。對我們小孩子而言，這叫有家歸不得，因為我們不太知道如何繞遠路回家。


一年級的時候，我們的級任老師忽然失蹤了，校方派了一位老師來代課。我們發現老師們在交頭接耳地討論，個個面色凝重，我們雖然是小孩子，也知道她一定是被日本人抓去了。還好，她不久又回來上課，也憔悴了好多。我們同學一夜之間變得好乖，誰也不願意傷老師的心。


我小的時候住在一個弄堂裡，弄堂口有一個攤子，賣些雜貨，我的記憶裡，攤子旁邊有一個好老好老的日本兵，他的責任應該是監視我們，可是他已是老到掉了牙了，任何一個弄堂裡的人都可以將他一拳打倒。他在那裡是毫無作用的。現在回想起來，日本政府已經將年輕人都徵去當兵了，最後，只好將老人也抓來充數，但老人實在不能打仗，只好看看弄堂。這個日本老兵好像很喜歡我們小孩子，老是對我們小孩子笑，大概很想和我們玩。我們當然和他沒有什麼來往，畢竟他是日本人，而且又不會中文。


在大戰快結束的時候，我們發現有些高年級的學長（其實也不過是六年級的學生）會聚在一起談天，我們小鬼們過去偷聽，有一次偷聽到了原子彈這個名詞，可是不知道原子彈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認得的英文字母──V



有一天晚上，我們兄弟三人都已入睡，忽然三個小孩子都醒了，因為弄堂裡人聲嘈雜，還有人放鞭炮。小孩子當然會害怕，媽媽趕來安慰我們，告訴我們日本投降了。我們雖然高興，但並沒有起來參加弄堂裡人們的狂歡，立刻又睡著了。第二天，我一早起來，就到巷口去找那位老日本兵，找不到他。我當時有點替他高興，因為他可以和他的家人團圓了。


從此上海到處國旗飄揚，到處都有V字標語。我還小，不認得這個字，大人告訴我這是勝利（victory）的意思。回想起來，這是我第一個認得的英文字母。街上也可以看到蔣委員長的肖像，是穿全套軍禮服的那一張，對於我們小孩子而言，他真神氣。有一天，我們小學舉行一個小小的派對，為了慶祝蔣委員長六十大壽。我記得我看到了委員長伉儷的照片，看起來蔣夫人很漂亮。我已記不得我們當時有沒有吃蛋糕，我相信一定沒有，在那個時期，物資得來不易，校方不可能給我們吃蛋糕。現在台北街上到處可以買到蛋糕，但我小的時候，根本沒有吃過幾次蛋糕。


蔣委員長終於回上海了，他要在上海的跑馬場接受萬民歡呼，我們小孩子不可能到跑馬場去，但我還是看到他了，因為他是坐敞篷車去的，車子開得很快，我只看到他向街上的人揮手致意。雖然蔣委員長在那時被大家認為是民族救星，他使列強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也使中國成了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強之一，我爸爸卻認為他應該急流勇退。我是小孩子，無法了解爸爸的想法，但是我很快就懂了。


抗戰勝利的喜悅心情其實並沒有維持多久，國民政府的貪汙腐敗很快地就顯現出來了，接收大員握有大權，但很難擺脫各種形式的利益糾葛。我們也開始知道孔祥熙、宋子文的貪汙，他們都是蔣夫人的親戚，這些人貪汙，連小老百姓都知道了，蔣夫人會不知道嗎？我一直不瞭解的是，蔣中正為何容忍這種貪汙？


失去了中產階級的支持


抗戰雖然勝利，內戰又開始了。就在這個時候，政府發行了金圓券。顧名思義，金圓券是根據國庫裡的金子發行的，但八年抗戰下來，國庫早已空空如也，哪裡來的金子？政府因此下令，黃金不得私人持有，必須繳交國家。這樣一來，國庫裡的確就有金子了。金圓券在發行初期，還有些價值，但是內戰已經開始，可想而知的是國家已無稅可收，但仍要支付大量的軍費和公務員薪水，在無錢可用的情況之下，政府猛印鈔票，通貨膨脹可怕到極點，金圓券一錢不值。每次領薪水，都要拿原來裝米的麻布口袋去裝。有人口袋打翻了，鈔票撒得滿地，也沒有大家搶錢的現象。那時大家交易的貨幣是銀元，銀元有兩種，一種上面刻有袁世凱的像，大家叫它袁大頭，另一種刻有國父的像，被稱為孫小頭。民國38年三月，一個銀圓可以兌換一萬三千金圓券，一個月後，一個銀圓可以兌換四百萬金圓券。為了應付錢幣貶值，家家戶戶都要趕快買柴米油鹽，這當然使物價更加飛漲。我們家也在家裡買了好多米，這些米都會長蟲，所謂米蟲也，這些白白胖胖而又醜陋的米蟲在我家廚房牆上爬來爬去，好可怕。


金圓券的貶值，使當年繳出黃金的人對國民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們的黃金往往是祖上留給他們的一些財產，現在全部失去，換來了糊牆紙，心中之怨恨，可想而知。這些人往往是知識分子，也是中產階級，國民政府從此失去了中產階級的支持。


在這種混亂的局面之下，共產黨當然撿到了便宜。我雖然是小孩子，但已能看報，至今難忘的是有關徐蚌會戰的新聞。現在，學者提到徐蚌會戰，都在討論為何國軍輸了，大家都忽略了這場戰爭所造成的難民潮。我記得有一張照片，無數無辜的中國老百姓，拖兒帶女地通過一座橋；另一張照片是火車站的擁擠情形，有人爬到了火車的頂上，更有人坐在兩節火車的中間。


最使我難忘的是一個小孩對著火車哭喊的照片，顯然他的親人都已上了火車，他上不去，親人也下不來。我在想，這個孩子豈不從此就成了乞丐！


由於戰爭和天災，江蘇北部產生了大批的災民，上海一夕之間擁入了一百萬難民，我敢說沒有一條大街上沒有露宿的乞丐。這些乞丐中眾多的是極小的孩子，上海冬天很冷，大家可以想像到他們的悲慘。有一天，我和一個同學在周日到街上去閒逛，走過一座大樓，一個東西從台階上一路滾下來，原來是一個死去的小孩。我們兩人立刻打道回府，沒有興致遊玩了。


建築在仇恨上的政權


南京失陷，我們都知道上海已成孤城。當時奉命守上海的是湯恩伯將軍，他家就在我家的隔壁再隔壁，門口永遠有一個荷槍實彈的小兵站崗，我家路口還有一座碉堡，也有小兵站崗。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住在我家對面，有一天，我看到市長大人和他的一位侍從走過我家，他手上拿了一根手杖，低著頭，滿臉心思，面色無比凝重，他一定是到湯恩伯家去討論局勢，但大勢已去，談不出所以然了。


不久，我們可以聽到遠處的砲聲。奇怪的是，我只記得晚上的砲聲。難道白天休戰不成？每天晚上，爸爸都陪著我們聊天，大概是怕我們害怕。有一天，砲聲稀落了很多，再過幾天，砲聲完全停了，爸爸告訴我們，戰事大概要結束了。


第二天，早上十點，爸爸忽然到學校來接我們兄弟三人回家。爸爸告訴校長，湯恩伯門口的兵不見了，路口的兵也撤走了，上海恐怕已進入了無政府狀態。校長立刻下令全校學生回家，我們學生真是歡天喜地，這是天上掉下來的好禮物。


國軍撤掉，解放軍卻沒有立刻進來，這大概是因為他們並不是機動部隊，必須步行進來，所以至少有一天，上海的確是無人管的。爸爸教我們孩子們待在家裡，不可以出門。到了下午，忽然發現路上全是人，而且亂成一團。原來大家發現湯恩伯家已無人看管，因此很多人進去搬東西。有一對兄妹，搬了一張單人座的沙發，這是非常講究的法國式家具，木頭是白色，絨布是花的，背很高。兄妹兩人好不容易將沙發搬到了我家門口，卻來了個人罵他們，這個人沒有穿警察制服，但兄妹兩人好像很怕他，他叫他們將沙發放下，他們照辦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們竟然不約而同地雙腿跪下，向那人叩頭。那位老兄立刻離開了，兄妹兩人終於搬走了沙發。我到現在都記得，那個男孩子打著赤膊，而且赤著腳，顯然窮得可以。我一方面為他們失去尊嚴感到非常難過，一方面為我自己感到羞恥，因為我從來不知道我家附近就有如此窮困的人。


雖然我們小孩子不會對政治發表什麼意見，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對政治沒有意見，只是沒有表示出來而已。有一次，我在報上看到一則新聞，在內地某處，政府逮捕了一批天主教修女，因為她們一直在殺害小孩子，政府公布被殺害孩子的數目超過了一百。我立刻感到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意識到這個政權是建築在仇恨上的。


毛澤東最後作了一個參加韓戰的決定，他們美其名為「抗美援朝」，但我認為韓戰顯然是蘇聯要打的，為什麼要將中國人捲進去，而蘇聯沒有派一個兵去打仗？參加韓戰是中共政府決定的，但他們卻說這些渡過鴨綠江的中國軍人是志願軍，這真是天大的笑話。我當時只是個初中一年級的學生，也相當看不慣這件事。而且我知道美軍的砲火可怕之至，中國人豈不成了砲灰？我的一個小舅舅和一個堂哥都死於抗美援朝。


從此以台灣作為故鄉


我的爸爸悄悄地到了台灣，媽媽決定帶著我和弟弟也到台灣去。我們兄弟二人必須照常上課，一直上到離開上海的前一天。雖然是小孩子，要我和奶奶以及哥哥說再見，仍是很難過的事。


我們坐的是火車臥鋪，滿舒服的。有一次，在江西的一個地方停了很久，有鄉下人來賣燒雞。旅客紛紛購買，吃完了以後，將雞骨頭和碗交給廚房。過一陣子，忽然聽到外面人聲嘈雜，原來火車旁有很多小孩子，有一個廚子在將我們不要的雞骨頭丟給他們。他們必須搶，而那位廚子以此為樂，忽前忽後，忽左忽右，媽媽也看到了，孩子們搶成一團。她將我們叫了回來，其實我們也不忍心看飢餓的小孩子搶雞骨頭。


有一天晚上，火車裡來了大批持槍的解放軍，原來當地有武裝的盜匪，可能來搶火車。我和弟弟大為興奮，希望火車被劫，我們就可以看到只有在電影裡才看得到的情節。


我們是先到香港，再到台灣的。直到現在，我仍記得台北給我的良好印象。上海完全是一個都市，可是在台北，可以看到山，可以很容易地到河邊去玩，也可以到田野去玩。我在台灣交了大批的好朋友，變成死黨；我也安安定定地完成了學業，使我有足夠的競爭力，可以在社會生存。從此以後就以台灣作為我的故鄉。


六十年過去了，現在，我已是七十一歲的老翁，寫這篇回憶的文章，只有一個目的，希望過去的災難以後永遠不再發生，我們的子子孫孫都能有尊嚴地過日子，不要再為一個沙發而跪下，也不要再搶別人吃剩下的雞骨頭。這六十年來，我有了一個很奇怪的結論，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否能安居樂業，與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並沒有太大的關係，而與這個國家是否有社會正義有密切關係。沒有正義，絕不可能有和平，但我們更應該注意，正義必須建築在愛與寬恕之上，一個充滿仇恨與報復心理的社會，是不可能有正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