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December 30, 2009

再回首1949/60年前

李家同/聯合報

寫這篇回憶的文章,只有一個目的,希望過去的災難以後永遠不再發生,我們的子子孫孫都能有尊嚴地過日子……


身經三種政權


前些日子,我到清大圖書館的展覽室看展覽,展覽品全是有關1949年政府遷台的文件,進門就可以看到一封蔣中正先生寫給湯恩伯將軍的信,我覺得這封信好有趣,我的學生們卻沒有一個知道湯恩伯是何許人也。可是當我事後告訴他們我如何知道湯恩伯的,他們卻又對我的童年往事極有興趣。


我是民國27年生的,生於上海,所以我小的時候,是生活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我親身經歷日本投降、上海回歸國民政府。但誰也沒有料到,幾年以後,我又被共產黨統治了。最後,在我十三歲那年,到了台灣。我相信,像我這種身經三種政權的人應該不多了。


我上小學的時候,都是走路上學的。回家時,好幾次碰到「封鎖」。所謂封鎖,乃是將整條街封起來,由日本兵和當時的警察挨家挨戶地搜查效忠中國的志士。為了要搜查得徹底,他們往往將住戶全部趕到了街上,上海的街道不寬,可以想見路上擠滿了人,有些老人最可憐,他們想坐下,卻又無空間給他們坐。對我們小孩子而言,這叫有家歸不得,因為我們不太知道如何繞遠路回家。


一年級的時候,我們的級任老師忽然失蹤了,校方派了一位老師來代課。我們發現老師們在交頭接耳地討論,個個面色凝重,我們雖然是小孩子,也知道她一定是被日本人抓去了。還好,她不久又回來上課,也憔悴了好多。我們同學一夜之間變得好乖,誰也不願意傷老師的心。


我小的時候住在一個弄堂裡,弄堂口有一個攤子,賣些雜貨,我的記憶裡,攤子旁邊有一個好老好老的日本兵,他的責任應該是監視我們,可是他已是老到掉了牙了,任何一個弄堂裡的人都可以將他一拳打倒。他在那裡是毫無作用的。現在回想起來,日本政府已經將年輕人都徵去當兵了,最後,只好將老人也抓來充數,但老人實在不能打仗,只好看看弄堂。這個日本老兵好像很喜歡我們小孩子,老是對我們小孩子笑,大概很想和我們玩。我們當然和他沒有什麼來往,畢竟他是日本人,而且又不會中文。


在大戰快結束的時候,我們發現有些高年級的學長(其實也不過是六年級的學生)會聚在一起談天,我們小鬼們過去偷聽,有一次偷聽到了原子彈這個名詞,可是不知道原子彈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認得的英文字母──V



有一天晚上,我們兄弟三人都已入睡,忽然三個小孩子都醒了,因為弄堂裡人聲嘈雜,還有人放鞭炮。小孩子當然會害怕,媽媽趕來安慰我們,告訴我們日本投降了。我們雖然高興,但並沒有起來參加弄堂裡人們的狂歡,立刻又睡著了。第二天,我一早起來,就到巷口去找那位老日本兵,找不到他。我當時有點替他高興,因為他可以和他的家人團圓了。


從此上海到處國旗飄揚,到處都有V字標語。我還小,不認得這個字,大人告訴我這是勝利(victory)的意思。回想起來,這是我第一個認得的英文字母。街上也可以看到蔣委員長的肖像,是穿全套軍禮服的那一張,對於我們小孩子而言,他真神氣。有一天,我們小學舉行一個小小的派對,為了慶祝蔣委員長六十大壽。我記得我看到了委員長伉儷的照片,看起來蔣夫人很漂亮。我已記不得我們當時有沒有吃蛋糕,我相信一定沒有,在那個時期,物資得來不易,校方不可能給我們吃蛋糕。現在台北街上到處可以買到蛋糕,但我小的時候,根本沒有吃過幾次蛋糕。


蔣委員長終於回上海了,他要在上海的跑馬場接受萬民歡呼,我們小孩子不可能到跑馬場去,但我還是看到他了,因為他是坐敞篷車去的,車子開得很快,我只看到他向街上的人揮手致意。雖然蔣委員長在那時被大家認為是民族救星,他使列強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也使中國成了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強之一,我爸爸卻認為他應該急流勇退。我是小孩子,無法了解爸爸的想法,但是我很快就懂了。


抗戰勝利的喜悅心情其實並沒有維持多久,國民政府的貪汙腐敗很快地就顯現出來了,接收大員握有大權,但很難擺脫各種形式的利益糾葛。我們也開始知道孔祥熙、宋子文的貪汙,他們都是蔣夫人的親戚,這些人貪汙,連小老百姓都知道了,蔣夫人會不知道嗎?我一直不瞭解的是,蔣中正為何容忍這種貪汙?


失去了中產階級的支持


抗戰雖然勝利,內戰又開始了。就在這個時候,政府發行了金圓券。顧名思義,金圓券是根據國庫裡的金子發行的,但八年抗戰下來,國庫早已空空如也,哪裡來的金子?政府因此下令,黃金不得私人持有,必須繳交國家。這樣一來,國庫裡的確就有金子了。金圓券在發行初期,還有些價值,但是內戰已經開始,可想而知的是國家已無稅可收,但仍要支付大量的軍費和公務員薪水,在無錢可用的情況之下,政府猛印鈔票,通貨膨脹可怕到極點,金圓券一錢不值。每次領薪水,都要拿原來裝米的麻布口袋去裝。有人口袋打翻了,鈔票撒得滿地,也沒有大家搶錢的現象。那時大家交易的貨幣是銀元,銀元有兩種,一種上面刻有袁世凱的像,大家叫它袁大頭,另一種刻有國父的像,被稱為孫小頭。民國38年三月,一個銀圓可以兌換一萬三千金圓券,一個月後,一個銀圓可以兌換四百萬金圓券。為了應付錢幣貶值,家家戶戶都要趕快買柴米油鹽,這當然使物價更加飛漲。我們家也在家裡買了好多米,這些米都會長蟲,所謂米蟲也,這些白白胖胖而又醜陋的米蟲在我家廚房牆上爬來爬去,好可怕。


金圓券的貶值,使當年繳出黃金的人對國民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們的黃金往往是祖上留給他們的一些財產,現在全部失去,換來了糊牆紙,心中之怨恨,可想而知。這些人往往是知識分子,也是中產階級,國民政府從此失去了中產階級的支持。


在這種混亂的局面之下,共產黨當然撿到了便宜。我雖然是小孩子,但已能看報,至今難忘的是有關徐蚌會戰的新聞。現在,學者提到徐蚌會戰,都在討論為何國軍輸了,大家都忽略了這場戰爭所造成的難民潮。我記得有一張照片,無數無辜的中國老百姓,拖兒帶女地通過一座橋;另一張照片是火車站的擁擠情形,有人爬到了火車的頂上,更有人坐在兩節火車的中間。


最使我難忘的是一個小孩對著火車哭喊的照片,顯然他的親人都已上了火車,他上不去,親人也下不來。我在想,這個孩子豈不從此就成了乞丐!


由於戰爭和天災,江蘇北部產生了大批的災民,上海一夕之間擁入了一百萬難民,我敢說沒有一條大街上沒有露宿的乞丐。這些乞丐中眾多的是極小的孩子,上海冬天很冷,大家可以想像到他們的悲慘。有一天,我和一個同學在周日到街上去閒逛,走過一座大樓,一個東西從台階上一路滾下來,原來是一個死去的小孩。我們兩人立刻打道回府,沒有興致遊玩了。


建築在仇恨上的政權


南京失陷,我們都知道上海已成孤城。當時奉命守上海的是湯恩伯將軍,他家就在我家的隔壁再隔壁,門口永遠有一個荷槍實彈的小兵站崗,我家路口還有一座碉堡,也有小兵站崗。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住在我家對面,有一天,我看到市長大人和他的一位侍從走過我家,他手上拿了一根手杖,低著頭,滿臉心思,面色無比凝重,他一定是到湯恩伯家去討論局勢,但大勢已去,談不出所以然了。


不久,我們可以聽到遠處的砲聲。奇怪的是,我只記得晚上的砲聲。難道白天休戰不成?每天晚上,爸爸都陪著我們聊天,大概是怕我們害怕。有一天,砲聲稀落了很多,再過幾天,砲聲完全停了,爸爸告訴我們,戰事大概要結束了。


第二天,早上十點,爸爸忽然到學校來接我們兄弟三人回家。爸爸告訴校長,湯恩伯門口的兵不見了,路口的兵也撤走了,上海恐怕已進入了無政府狀態。校長立刻下令全校學生回家,我們學生真是歡天喜地,這是天上掉下來的好禮物。


國軍撤掉,解放軍卻沒有立刻進來,這大概是因為他們並不是機動部隊,必須步行進來,所以至少有一天,上海的確是無人管的。爸爸教我們孩子們待在家裡,不可以出門。到了下午,忽然發現路上全是人,而且亂成一團。原來大家發現湯恩伯家已無人看管,因此很多人進去搬東西。有一對兄妹,搬了一張單人座的沙發,這是非常講究的法國式家具,木頭是白色,絨布是花的,背很高。兄妹兩人好不容易將沙發搬到了我家門口,卻來了個人罵他們,這個人沒有穿警察制服,但兄妹兩人好像很怕他,他叫他們將沙發放下,他們照辦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們竟然不約而同地雙腿跪下,向那人叩頭。那位老兄立刻離開了,兄妹兩人終於搬走了沙發。我到現在都記得,那個男孩子打著赤膊,而且赤著腳,顯然窮得可以。我一方面為他們失去尊嚴感到非常難過,一方面為我自己感到羞恥,因為我從來不知道我家附近就有如此窮困的人。


雖然我們小孩子不會對政治發表什麼意見,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對政治沒有意見,只是沒有表示出來而已。有一次,我在報上看到一則新聞,在內地某處,政府逮捕了一批天主教修女,因為她們一直在殺害小孩子,政府公布被殺害孩子的數目超過了一百。我立刻感到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意識到這個政權是建築在仇恨上的。


毛澤東最後作了一個參加韓戰的決定,他們美其名為「抗美援朝」,但我認為韓戰顯然是蘇聯要打的,為什麼要將中國人捲進去,而蘇聯沒有派一個兵去打仗?參加韓戰是中共政府決定的,但他們卻說這些渡過鴨綠江的中國軍人是志願軍,這真是天大的笑話。我當時只是個初中一年級的學生,也相當看不慣這件事。而且我知道美軍的砲火可怕之至,中國人豈不成了砲灰?我的一個小舅舅和一個堂哥都死於抗美援朝。


從此以台灣作為故鄉


我的爸爸悄悄地到了台灣,媽媽決定帶著我和弟弟也到台灣去。我們兄弟二人必須照常上課,一直上到離開上海的前一天。雖然是小孩子,要我和奶奶以及哥哥說再見,仍是很難過的事。


我們坐的是火車臥鋪,滿舒服的。有一次,在江西的一個地方停了很久,有鄉下人來賣燒雞。旅客紛紛購買,吃完了以後,將雞骨頭和碗交給廚房。過一陣子,忽然聽到外面人聲嘈雜,原來火車旁有很多小孩子,有一個廚子在將我們不要的雞骨頭丟給他們。他們必須搶,而那位廚子以此為樂,忽前忽後,忽左忽右,媽媽也看到了,孩子們搶成一團。她將我們叫了回來,其實我們也不忍心看飢餓的小孩子搶雞骨頭。


有一天晚上,火車裡來了大批持槍的解放軍,原來當地有武裝的盜匪,可能來搶火車。我和弟弟大為興奮,希望火車被劫,我們就可以看到只有在電影裡才看得到的情節。


我們是先到香港,再到台灣的。直到現在,我仍記得台北給我的良好印象。上海完全是一個都市,可是在台北,可以看到山,可以很容易地到河邊去玩,也可以到田野去玩。我在台灣交了大批的好朋友,變成死黨;我也安安定定地完成了學業,使我有足夠的競爭力,可以在社會生存。從此以後就以台灣作為我的故鄉。


六十年過去了,現在,我已是七十一歲的老翁,寫這篇回憶的文章,只有一個目的,希望過去的災難以後永遠不再發生,我們的子子孫孫都能有尊嚴地過日子,不要再為一個沙發而跪下,也不要再搶別人吃剩下的雞骨頭。這六十年來,我有了一個很奇怪的結論,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否能安居樂業,與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並沒有太大的關係,而與這個國家是否有社會正義有密切關係。沒有正義,絕不可能有和平,但我們更應該注意,正義必須建築在愛與寬恕之上,一個充滿仇恨與報復心理的社會,是不可能有正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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