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09, 2006

摘錄》紅樓夢 應列為第十四經




【◎張作錦/文】

2005年到今天,《紅樓夢》忽然在大陸「火紅」起來。有關《紅樓夢》的圖書,出版了近百種,遍及大江南北,且多暢銷。解讀《紅樓夢》成為電視台熱門節目,使廣告客戶喜出望外。也因為電視的強力傳播,紅學「學院派」和「票友派」見解不同,導致激烈論爭。學者專家和普羅大眾一起「拔筆從戎」,一時間形成「紅學走向群眾」的意外收穫。三百多歲的林黛玉和薛寶釵,「紅」顏未老,風姿依舊迷人。

儘管外面沸沸揚揚,但高齡九十八歲的「紅學家」周汝昌,仍躲在他北京朝陽區住宅的書房裡,繼續研究《紅樓夢》,寫有關《紅樓夢》的書,正心誠意,不苟不且。他也一貫肯定《紅樓夢》在中華文化中的價值,堅認應上升排名在十三經之後的第十四經。

周汝昌不願人家稱他為「紅學家」,他沒說明原因,想來那樣未免窄化了他。事實上,周汝昌也是一位古典文學研究家、書法家和詩人,平生精力傾注於中華文化精神與詩文書畫理論之探討,研究深廣,著述宏豐,實難把他塞在某一「家」的框框裡。但是自俞平伯辭世,老一輩研究紅學的人,周汝昌怕是碩果僅存的一位,大家稱他「紅學家」,他大概也只能當仁不讓了吧!

行將慶祝百歲華誕,周汝昌眼睛幾已完全失明,兩耳失聰,要靠近他耳邊大聲說話才聽得到。但談起往事,他聲音洪亮,記憶清晰。他說,對於紅學,他本來無此志向,只是因為偶然的機遇,受到胡適的鼓勵與引導,才一頭栽進紅學裡來。

胡適稱讚周汝昌尋到
《懋齋詩鈔》是「大貢獻」

1918年出生的周汝昌,家住天津鄉下,1940年入燕京大學西語系。一天,他四哥祐昌寫信給他說:近讀新版《紅樓夢》,卷首有胡適的考證文章,由於胡先生得到敦誠的《四松堂集》,世人由此方知曹雪芹其人其事,而敦敏的《懋齋詩鈔》卻遍求未得。你在燕京,實可一查,未必全無希望。

敦誠和敦敏兄弟是曹雪芹的好友。敦誠號松堂,敦敏號懋齋,《四松堂集》和《懋齋詩鈔》,都是研究曹雪芹生平的重要資料。胡適先後得到《四松堂集》和第一本古鈔本《石頭記》,也就是世人羨稱的《甲戌本脂胭齋重評石頭記》。由這兩本書所發現的材料,把紅學推進一個新境界。

周汝昌到學校圖書館,一查目錄卡片,竟很快找到《懋齋詩鈔》,而且從來沒人借閱過。周汝昌根據此書提供的線索,寫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齋詩鈔〉中之曹雪芹〉這篇文章,刊於民國36年12月5日天津《民國日報》,對北大校長胡適原來的考證提出不同意見。

胡適讀到文章,僅隔一天,12月7日就寫了一封信,請編者轉給周汝昌,編者又把它登在報上。胡適很客氣,稱他為「先生」,即使後來發現他只是一名大二學生,早已「名滿天下」的胡適,也從來不改這樣的敬稱。在信裡,胡適稱讚周汝昌尋到《懋齋詩鈔》是「大貢獻」,也接受他對曹雪芹卒年的推算,但保留他對其生年的論斷。信是這樣說的:

汝昌先生:

在《民國日報‧圖書》副刊裡得讀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興。《懋齋詩鈔》的發現,是先生的大貢獻。先生推定《東皋集》(編按:即《懋齋詩鈔》)的編年次序,我很贊同。《紅樓夢》的史料添了六首詩,最可慶幸。先生推測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敦誠的甲申輓詩,得敦敏弔詩互證,大概沒有大疑問了。

關於雪芹的年歲,我現在還不願改動。第一、請先生不要忘了敦誠、敦敏是宗室,而曹家是八旗包衣,是奴才,故他們稱「芹圃」,稱「曹君」,已是很客氣了。第二,最要緊的是雪芹若生得太晚,就趕不上親見曹家繁華的時代了。先生說是嗎?

匆匆問好。

胡適

卅六,十二,七

匆匆往南邊去了,這信沒有郵寄,今天才寄上。

卅七,一,十八

周汝昌跟著就寫了一封長信給胡適,對他「保留」的地方再加商榷。周汝昌承認,那時年輕氣盛,「語氣相對也不夠謙虛」,但胡適不以為意,仍舊把他作為一個討論學術的平輩看待,通訊頻繁。而且「語氣一向客氣委婉,真率關切,字裡行間沒有做作的氣味」。

胡適二話不說,
把三本「無價之寶」借給
未謀面的忘年交

胡適於1921年曾出版《紅樓夢考證》,是紅學的開路之作,到周汝昌與他通信的1947年,已經26年了。周汝昌「激勵」胡適,應該根據新發現的材料,進一步的再寫一本考證書。胡適答覆他,自己目前無法做這件事,如果周汝昌肯做這項「苦工」,他願給與「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

有這句話,周汝昌就「得理不饒人」了。他先後向胡適借三部書:《甲戌本脂胭齋重評石頭記》、《四松堂集》和戚蓼生序本《石頭記》。這三部書,都非常了得,尤其甲戌本,世人根本都還未見過,是周汝昌口裡的「連城之璧,無價之寶」。一名青年大學生,和胡適的身分地位相差十萬八千里,而且,跟他沒見過面,竟然獅子大開口,直到今天,周汝昌還覺得太冒失,太過分了。但胡適似乎比他還「過分」,竟然二話不說,託人把三本書都帶給了這位忘年交的小朋友。在周汝昌的記憶裡,胡適對這三本書,「從此以後,再無一言詢及,書是否還用?何時歸還?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無,簡直好像忘了它。」

民國37年暑假,周汝昌帶著甲戌本回天津鄉下老家,與四哥祐昌花了兩個月時間,把甲戌本抄寫了一個新的本子。事後寫信給胡適,承認自己「先斬後奏」,心中忐忑不安。但胡適回信說:「……使這個天地間僅存的殘本有個第二本,我真覺得十分高興!這是一件大功勞!將來你把這副本給我看時,我一定要寫一篇題記。」周汝昌讚嘆:胡先生真是「仁人大度」。

過完暑假,周汝昌返校上課,時局已有巨變,共軍圍攻北平之勢已成。周汝昌內心惶恐,覺得甲戌本不能再留了,初冬的一天,專程到東廠胡同一號胡家,把書奉還。開門接待的男子「氣質厚重,彬彬有禮」,自稱「家父有事」,把書代為收下;想來此人應是胡思杜。12月15日國民政府派專機把胡適接往南京,胡先生匆忙離平,據周汝昌說,只帶了兩本書,其中之一即是甲戌本《石頭記》。

這是周汝昌第二次造訪胡宅,第一次曾在胡適書房裡與他「論學」。胡先生看他身體單薄,還勸他注意健康,不要太用功。藹藹然,一長者也。周汝昌有詩頌曰:

肯將祕笈付他人,
不同行蹤意至真。

誰似先生能信我,
書生道義更堪珍。

平生一面舊城東,
宿草離離百載風。

長念有容方謂大,
至今多士尚研紅。

胡適視周汝昌為在大陸上
最後收到的一個「徒弟」

胡適有容乃大的故事,還有續篇。周汝昌「研紅」第一件成品──《紅樓夢新證》,開始寫於1947年,完稿於1948年。到1953年出版時,胡適在大陸已成「階級敵人」,書中所有敬稱都被出版社刪除。胡適時在美國,有人把書給他看,本以為「周某批胡」,胡先生會生氣,但胡適讀了此書,卻託人多買幾本,以便分贈友人。他還認為,這是一部好書,作者是他的「一個好徒弟」。

1960年11月16日,胡適寫信給台灣歷史小說家高陽:

關於周汝昌,我要替他說一句話。他是我在大陸上最後收到的一個「徒弟」── 他的書絕不是「清算胡適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寫幾句罵我的話,但在他的《新證》裡有許多向我道謝的話,別人看不出,我看了當然明白的。你試看他的《新證》頁三○至三七,便知我的《甲戌本脂胭齋重評石頭記》,我的敦誠《四松堂集》稿本,都到了他的手裡。他雖不明說向我道謝,我看了自然明白。「甲戌本脂胭齋」本是我借給他的,由他兄弟兩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天地間只存我的原本和他們兄弟的影抄本,這個影抄本,他在書裡從不敢提起,大概沒有別人見過或用過(原本現在南港,你可以來看看)。《四松堂集》稿本是我臨時起意留給他用的,此時大概還在他手裡。看他對此稿本的記載(頁三四),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了。

汝昌的書,有許多可批評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好徒弟。周汝昌寫成《我與胡適先生》,
總結了這段動人的文壇佳話

距周汝昌初識胡適之日,六十年過去了。現在談起胡先生,周汝昌的心情仍然激動。他說,他平生結交不少名流碩彥,也有比他年長的忘年之交,今日回想起來,仍應把胡適推為首位,理由有二:

第一,胡適的影響沒人能比。在國內不用說了,在海外尤其顯著。外國人往往只知道中國兩位名人,一是Confucius(孔子),一是Dr. Hu Shih(胡適博士),他的代表性大得驚人。

第二,從人品性情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長者,仁人君子,他尊重別人,信任別人,爽朗平易,真誠大度。

大陸建政伊始,即展開各種政治運動,「批胡」是其中之一。周汝昌與胡適的來往,自然可招大禍。他曾把胡適的信交給北京圖書館文獻部門,所幸保存完好。去年,周汝昌寫成《我與胡適先生》,把兩人來往信件原函影印附於書中,總結了這段動人的文壇佳話、紅學史章。

《紅樓夢》不僅是一部小說,
且是代表中華文化的一本書

自從胡適這位師父把他引進門,周汝昌一甲子的修行,已經寫了近四十本紅學著作。現在八十九歲了,目盲耳聾,仍浸淫於紅學中,是什麼力量使他如此孜孜不倦?周汝昌答得很乾脆:《紅樓夢》本身的價值。它不僅是一部小說,且是代表中華文化的一本書。周汝昌認為中華文化有兩大命脈,一是道德,一是才情。他解釋:

講道德,就是講家庭倫理、社會關係,也就是待人、對己的問題。這條命脈以孔孟為代表,著重的是道德概念,強調忠孝仁愛為綱目。這當然很好,但過去知識界太偏重這一部分,把才情的元素給忽略了。

實際上,對文化發生極大影響的,還是才情。一個人的人品、心性是否高尚、正大,十分重要。孔夫子不是一個道貌岸然的人,《論語》的片言隻語,有情有趣。

周汝昌說,講到才情,曹雪芹是個好例子。他思考了社會、倫理、道德、家庭及人己、物我這些關係之後,寫就了《紅樓夢》。從才、情兩方面來看,曹雪芹在《紅樓夢》裡表現得淋漓盡致,真是精彩。

由於《紅樓夢》巨大的文化蘊涵,吸引和感動了很多知識分子。周汝昌說,二十世紀諸位大師,如蔡元培、嚴復、王國維、林琴南、陳寅恪、梁啟超、魯迅、胡適、黃遵憲等人,都對紅學有所涉及,做出貢獻,推動了紅學的發展,這一現象,豈是偶然?

晚清學者陳蛻盒曾指出,曹雪芹的《紅樓夢》不是一部小說,應當歸入「子部」。周汝昌說,這樣一來,《紅樓夢》就不是傳統觀念中的野史或閒書,而是一部思想巨著。周汝昌認為說這話的人了不起,晚清時就有這種認識,可惜後人未給與足夠的注意與重視。

中華文化體現於書面形式上的「四部」──經、史、子、集,其中的「子」類是古代大思想家的論說,亦即「諸子百家」的「子」。周汝昌更嚴肅、更具體的建議,在十三經之外,《紅樓夢》應列為第十四經。

劉心武揭祕《紅樓夢》
引起激烈論爭

既為學術,即使列為「經」,也應是容許討論的。這一年來,大陸就為《紅樓夢》問題引起激烈論爭。肇事的「禍首」是作家劉心武。

1977年,劉心武因發表「傷痕文學」短篇小說〈班主任〉而蜚聲文壇。 2005年四月,他把十多年潛心研讀《紅樓夢》的心得,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上「揭祕」。他主要不同於以往紅學家的觀點包括:秦可卿是廢太子家的公主;賈元春揭發了家族藏匿秦可卿而成為兩派鬥爭的犧牲品;傾向脂硯齋與曹雪芹二人是夫妻關係等等。

劉心武的「揭祕」,大受觀眾歡迎,《百家講壇》的收視率從0.05上升到 0.32。由講演集結成書的《劉心武揭祕〈紅樓夢〉》第一部,一上市就成暢銷書,在各大書城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請劉心武演講的機關團體,紛至沓來。外交部也請他去為外交官講解《紅樓夢》,好讓他們將來能向外國人介紹這本中國名著。

兩百多年來,中國文化人解讀《紅樓夢》,見解本不一致,相互理論,各有己見。劉心武並未列紅學門牆,僅是一「票友」,儘管他一再強調自己的揭祕只是「個人的心得」,但仍然引發一些「學院」派、有代表性的紅學專家的批評。他們指責劉心武「做些與現實無關,且無任何社會意義的吟風弄月之事,嚴重誤導了大眾的價值取向」。

但這一爭論,也被人看作「學術壟斷行業與學術市場化之間的衝突」。有些人就給劉心武很高的評價,認為他「使紅學更加接近大眾」,「滿足了公眾對古典文學名著的娛樂需求,擴大了紅學的學術空間」。

有人更深一層指出,二十世紀以來紅學還是顯學,現在並不那麼「顯」了。在一個文化多元的社會架構裡,「學院派」人士非但沒有推進文學的繁華,反而阻塞了文學研究的自由言論,加劇了學術生態惡化。

當此時際,報刊、雜誌和電視台一起參加討論,網路上更貼出大批留言,誠所謂「眾聲喧譁」。

劉心武自己的答覆則是:「各人研究各人的,各人正面發表自己的研究心得,比批評別人、讓別人止步更能體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真諦。」所以,他還要繼續「揭祕」。

果然,《劉心武揭祕〈紅樓夢〉》第二部又出來了,作者繼「秦可卿之謎」、「元春之謎」之後 ,把《紅樓夢》擴展至更深更廣的層面,為讀者還原出妙玉等其他金陵眾釵的命運。

當然,這會繼續轟動,也會繼續爭吵。

就此事問周汝昌的觀感與評論。出人意外的,他卻「顧左右而言他」。只說:學術討論,大家對學術的認知應該在同一個「檔次」上,討論才有意義。「檔次」不同,談亦無益。據說,外界這次論辯,有些人是項莊舞劍,「意在周公」,難怪周公汝昌不願多談了。

周汝昌雖視力衰退
仍鑽研紅學不輟

不願多談有關《紅樓夢》解釋的爭論,但自己對紅學的研究,仍然興趣盎然。前些年,身體狀況還行,周汝昌不斷應邀到各處演講。再早些時候,還出國參加國際紅學會議。這幾年視力大大衰退,且行動不便,就不再出門,只留在家中書房裡繼續鑽研紅學了。

說是「書房」,其實是一間小小的客廳,會客在此,讀書、寫作也在此。幾架書,一些過時的陳設,顯得擁擠、古舊,也透著幾許蒼涼。雖然北京居大不易,多數人家的住房都很「緊張」,但改革開放以來,別墅、豪宅到處連雲而起,富商、高官無不大門大戶,一位「國寶級」的文化人,似乎不應該只有這樣的待遇。

但周汝昌好像不在乎房子小。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他在這裡寫作不輟,近年來又出版了不少紅學的書。

當然,他只「作」不「寫」。他口述內容,兩位女公子麗苓和倫苓筆記整理,再讀給他聽,經他修正、補充後定稿。

麗苓和倫苓兩姊妹均已從服務單位退休,現在全心全力照顧父親的健康,並作為他的耳目,使他能繼續研究寫作,讓他的生活有意義,讓紅學的生命也跟著一起延伸。

兩姊妹說,父親不久又將有新著問世,也希望能有機會在台灣出版發行,畢竟《紅樓夢》是兩岸中國人共有的財產。

《我與胡適先生》付梓之日,周汝昌賦詩以記。詩曰:

小生何所能,大賢每不棄。
中華煥文明,先後義相繼。
蕪詞備闕遺,簡陋亦當記。
紅史富波瀾,冉冉閱世紀。
古今與天人,通究待高士。

最後兩句,是周汝昌的自謙。《紅樓夢》是否真是一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巨著,這固然決定於這本書自身的價值涵蘊,也有賴於後人的闡幽與發皇。唻下啀

小啟:昨刊〈紅樓夢應列為第十四經〉上篇,承胡正群先生來電指出,《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硯」字不作「胭」字。周汝昌先生年齡應為八十九歲。謝謝胡先生指正!

【2006/08/10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