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紅樓夢 應列為第十四經

【◎張作錦／文】

2005年到今天，《紅樓夢》忽然在大陸「火紅」起來。有關《紅樓夢》的圖書，出版了近百種，遍及大江南北，且多暢銷。解讀《紅樓夢》成為電視台熱門節目，使廣告客戶喜出望外。也因為電視的強力傳播，紅學「學院派」和「票友派」見解不同，導致激烈論爭。學者專家和普羅大眾一起「拔筆從戎」，一時間形成「紅學走向群眾」的意外收穫。三百多歲的林黛玉和薛寶釵，「紅」顏未老，風姿依舊迷人。

儘管外面沸沸揚揚，但高齡九十八歲的「紅學家」周汝昌，仍躲在他北京朝陽區住宅的書房裡，繼續研究《紅樓夢》，寫有關《紅樓夢》的書，正心誠意，不苟不且。他也一貫肯定《紅樓夢》在中華文化中的價值，堅認應上升排名在十三經之後的第十四經。

周汝昌不願人家稱他為「紅學家」，他沒說明原因，想來那樣未免窄化了他。事實上，周汝昌也是一位古典文學研究家、書法家和詩人，平生精力傾注於中華文化精神與詩文書畫理論之探討，研究深廣，著述宏豐，實難把他塞在某一「家」的框框裡。但是自俞平伯辭世，老一輩研究紅學的人，周汝昌怕是碩果僅存的一位，大家稱他「紅學家」，他大概也只能當仁不讓了吧！

行將慶祝百歲華誕，周汝昌眼睛幾已完全失明，兩耳失聰，要靠近他耳邊大聲說話才聽得到。但談起往事，他聲音洪亮，記憶清晰。他說，對於紅學，他本來無此志向，只是因為偶然的機遇，受到胡適的鼓勵與引導，才一頭栽進紅學裡來。

胡適稱讚周汝昌尋到
《懋齋詩鈔》是「大貢獻」

1918年出生的周汝昌，家住天津鄉下，1940年入燕京大學西語系。一天，他四哥祐昌寫信給他說：近讀新版《紅樓夢》，卷首有胡適的考證文章，由於胡先生得到敦誠的《四松堂集》，世人由此方知曹雪芹其人其事，而敦敏的《懋齋詩鈔》卻遍求未得。你在燕京，實可一查，未必全無希望。

敦誠和敦敏兄弟是曹雪芹的好友。敦誠號松堂，敦敏號懋齋，《四松堂集》和《懋齋詩鈔》，都是研究曹雪芹生平的重要資料。胡適先後得到《四松堂集》和第一本古鈔本《石頭記》，也就是世人羨稱的《甲戌本脂胭齋重評石頭記》。由這兩本書所發現的材料，把紅學推進一個新境界。

周汝昌到學校圖書館，一查目錄卡片，竟很快找到《懋齋詩鈔》，而且從來沒人借閱過。周汝昌根據此書提供的線索，寫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齋詩鈔〉中之曹雪芹〉這篇文章，刊於民國36年12月5日天津《民國日報》，對北大校長胡適原來的考證提出不同意見。

胡適讀到文章，僅隔一天，12月7日就寫了一封信，請編者轉給周汝昌，編者又把它登在報上。胡適很客氣，稱他為「先生」，即使後來發現他只是一名大二學生，早已「名滿天下」的胡適，也從來不改這樣的敬稱。在信裡，胡適稱讚周汝昌尋到《懋齋詩鈔》是「大貢獻」，也接受他對曹雪芹卒年的推算，但保留他對其生年的論斷。信是這樣說的：

汝昌先生：

在《民國日報‧圖書》副刊裡得讀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興。《懋齋詩鈔》的發現，是先生的大貢獻。先生推定《東皋集》（編按：即《懋齋詩鈔》）的編年次序，我很贊同。《紅樓夢》的史料添了六首詩，最可慶幸。先生推測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敦誠的甲申輓詩，得敦敏弔詩互證，大概沒有大疑問了。

關於雪芹的年歲，我現在還不願改動。第一、請先生不要忘了敦誠、敦敏是宗室，而曹家是八旗包衣，是奴才，故他們稱「芹圃」，稱「曹君」，已是很客氣了。第二，最要緊的是雪芹若生得太晚，就趕不上親見曹家繁華的時代了。先生說是嗎？

匆匆問好。

胡適

卅六，十二，七

匆匆往南邊去了，這信沒有郵寄，今天才寄上。

卅七，一，十八

周汝昌跟著就寫了一封長信給胡適，對他「保留」的地方再加商榷。周汝昌承認，那時年輕氣盛，「語氣相對也不夠謙虛」，但胡適不以為意，仍舊把他作為一個討論學術的平輩看待，通訊頻繁。而且「語氣一向客氣委婉，真率關切，字裡行間沒有做作的氣味」。

胡適二話不說，
把三本「無價之寶」借給
未謀面的忘年交

胡適於1921年曾出版《紅樓夢考證》，是紅學的開路之作，到周汝昌與他通信的1947年，已經26年了。周汝昌「激勵」胡適，應該根據新發現的材料，進一步的再寫一本考證書。胡適答覆他，自己目前無法做這件事，如果周汝昌肯做這項「苦工」，他願給與「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

有這句話，周汝昌就「得理不饒人」了。他先後向胡適借三部書：《甲戌本脂胭齋重評石頭記》、《四松堂集》和戚蓼生序本《石頭記》。這三部書，都非常了得，尤其甲戌本，世人根本都還未見過，是周汝昌口裡的「連城之璧，無價之寶」。一名青年大學生，和胡適的身分地位相差十萬八千里，而且，跟他沒見過面，竟然獅子大開口，直到今天，周汝昌還覺得太冒失，太過分了。但胡適似乎比他還「過分」，竟然二話不說，託人把三本書都帶給了這位忘年交的小朋友。在周汝昌的記憶裡，胡適對這三本書，「從此以後，再無一言詢及，書是否還用？何時歸還？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無，簡直好像忘了它。」

民國37年暑假，周汝昌帶著甲戌本回天津鄉下老家，與四哥祐昌花了兩個月時間，把甲戌本抄寫了一個新的本子。事後寫信給胡適，承認自己「先斬後奏」，心中忐忑不安。但胡適回信說：「……使這個天地間僅存的殘本有個第二本，我真覺得十分高興！這是一件大功勞！將來你把這副本給我看時，我一定要寫一篇題記。」周汝昌讚嘆：胡先生真是「仁人大度」。

過完暑假，周汝昌返校上課，時局已有巨變，共軍圍攻北平之勢已成。周汝昌內心惶恐，覺得甲戌本不能再留了，初冬的一天，專程到東廠胡同一號胡家，把書奉還。開門接待的男子「氣質厚重，彬彬有禮」，自稱「家父有事」，把書代為收下；想來此人應是胡思杜。12月15日國民政府派專機把胡適接往南京，胡先生匆忙離平，據周汝昌說，只帶了兩本書，其中之一即是甲戌本《石頭記》。

這是周汝昌第二次造訪胡宅，第一次曾在胡適書房裡與他「論學」。胡先生看他身體單薄，還勸他注意健康，不要太用功。藹藹然，一長者也。周汝昌有詩頌曰：

肯將祕笈付他人，
不同行蹤意至真。

誰似先生能信我，
書生道義更堪珍。

平生一面舊城東，
宿草離離百載風。

長念有容方謂大，
至今多士尚研紅。

胡適視周汝昌為在大陸上
最後收到的一個「徒弟」

胡適有容乃大的故事，還有續篇。周汝昌「研紅」第一件成品──《紅樓夢新證》，開始寫於1947年，完稿於1948年。到1953年出版時，胡適在大陸已成「階級敵人」，書中所有敬稱都被出版社刪除。胡適時在美國，有人把書給他看，本以為「周某批胡」，胡先生會生氣，但胡適讀了此書，卻託人多買幾本，以便分贈友人。他還認為，這是一部好書，作者是他的「一個好徒弟」。

1960年11月16日，胡適寫信給台灣歷史小說家高陽：

關於周汝昌，我要替他說一句話。他是我在大陸上最後收到的一個「徒弟」── 他的書絕不是「清算胡適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寫幾句罵我的話，但在他的《新證》裡有許多向我道謝的話，別人看不出，我看了當然明白的。你試看他的《新證》頁三○至三七，便知我的《甲戌本脂胭齋重評石頭記》，我的敦誠《四松堂集》稿本，都到了他的手裡。他雖不明說向我道謝，我看了自然明白。「甲戌本脂胭齋」本是我借給他的，由他兄弟兩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天地間只存我的原本和他們兄弟的影抄本，這個影抄本，他在書裡從不敢提起，大概沒有別人見過或用過（原本現在南港，你可以來看看）。《四松堂集》稿本是我臨時起意留給他用的，此時大概還在他手裡。看他對此稿本的記載（頁三四），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了。

汝昌的書，有許多可批評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好徒弟。周汝昌寫成《我與胡適先生》，
總結了這段動人的文壇佳話

距周汝昌初識胡適之日，六十年過去了。現在談起胡先生，周汝昌的心情仍然激動。他說，他平生結交不少名流碩彥，也有比他年長的忘年之交，今日回想起來，仍應把胡適推為首位，理由有二：

第一，胡適的影響沒人能比。在國內不用說了，在海外尤其顯著。外國人往往只知道中國兩位名人，一是Confucius（孔子），一是Dr. Hu Shih（胡適博士），他的代表性大得驚人。

第二，從人品性情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長者，仁人君子，他尊重別人，信任別人，爽朗平易，真誠大度。

大陸建政伊始，即展開各種政治運動，「批胡」是其中之一。周汝昌與胡適的來往，自然可招大禍。他曾把胡適的信交給北京圖書館文獻部門，所幸保存完好。去年，周汝昌寫成《我與胡適先生》，把兩人來往信件原函影印附於書中，總結了這段動人的文壇佳話、紅學史章。

《紅樓夢》不僅是一部小說，
且是代表中華文化的一本書

自從胡適這位師父把他引進門，周汝昌一甲子的修行，已經寫了近四十本紅學著作。現在八十九歲了，目盲耳聾，仍浸淫於紅學中，是什麼力量使他如此孜孜不倦？周汝昌答得很乾脆：《紅樓夢》本身的價值。它不僅是一部小說，且是代表中華文化的一本書。周汝昌認為中華文化有兩大命脈，一是道德，一是才情。他解釋：

講道德，就是講家庭倫理、社會關係，也就是待人、對己的問題。這條命脈以孔孟為代表，著重的是道德概念，強調忠孝仁愛為綱目。這當然很好，但過去知識界太偏重這一部分，把才情的元素給忽略了。

實際上，對文化發生極大影響的，還是才情。一個人的人品、心性是否高尚、正大，十分重要。孔夫子不是一個道貌岸然的人，《論語》的片言隻語，有情有趣。

周汝昌說，講到才情，曹雪芹是個好例子。他思考了社會、倫理、道德、家庭及人己、物我這些關係之後，寫就了《紅樓夢》。從才、情兩方面來看，曹雪芹在《紅樓夢》裡表現得淋漓盡致，真是精彩。

由於《紅樓夢》巨大的文化蘊涵，吸引和感動了很多知識分子。周汝昌說，二十世紀諸位大師，如蔡元培、嚴復、王國維、林琴南、陳寅恪、梁啟超、魯迅、胡適、黃遵憲等人，都對紅學有所涉及，做出貢獻，推動了紅學的發展，這一現象，豈是偶然？

晚清學者陳蛻盒曾指出，曹雪芹的《紅樓夢》不是一部小說，應當歸入「子部」。周汝昌說，這樣一來，《紅樓夢》就不是傳統觀念中的野史或閒書，而是一部思想巨著。周汝昌認為說這話的人了不起，晚清時就有這種認識，可惜後人未給與足夠的注意與重視。

中華文化體現於書面形式上的「四部」──經、史、子、集，其中的「子」類是古代大思想家的論說，亦即「諸子百家」的「子」。周汝昌更嚴肅、更具體的建議，在十三經之外，《紅樓夢》應列為第十四經。

劉心武揭祕《紅樓夢》
引起激烈論爭

既為學術，即使列為「經」，也應是容許討論的。這一年來，大陸就為《紅樓夢》問題引起激烈論爭。肇事的「禍首」是作家劉心武。

1977年，劉心武因發表「傷痕文學」短篇小說〈班主任〉而蜚聲文壇。 2005年四月，他把十多年潛心研讀《紅樓夢》的心得，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上「揭祕」。他主要不同於以往紅學家的觀點包括：秦可卿是廢太子家的公主；賈元春揭發了家族藏匿秦可卿而成為兩派鬥爭的犧牲品；傾向脂硯齋與曹雪芹二人是夫妻關係等等。

劉心武的「揭祕」，大受觀眾歡迎，《百家講壇》的收視率從0.05上升到 0.32。由講演集結成書的《劉心武揭祕〈紅樓夢〉》第一部，一上市就成暢銷書，在各大書城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請劉心武演講的機關團體，紛至沓來。外交部也請他去為外交官講解《紅樓夢》，好讓他們將來能向外國人介紹這本中國名著。

兩百多年來，中國文化人解讀《紅樓夢》，見解本不一致，相互理論，各有己見。劉心武並未列紅學門牆，僅是一「票友」，儘管他一再強調自己的揭祕只是「個人的心得」，但仍然引發一些「學院」派、有代表性的紅學專家的批評。他們指責劉心武「做些與現實無關，且無任何社會意義的吟風弄月之事，嚴重誤導了大眾的價值取向」。

但這一爭論，也被人看作「學術壟斷行業與學術市場化之間的衝突」。有些人就給劉心武很高的評價，認為他「使紅學更加接近大眾」，「滿足了公眾對古典文學名著的娛樂需求，擴大了紅學的學術空間」。

有人更深一層指出，二十世紀以來紅學還是顯學，現在並不那麼「顯」了。在一個文化多元的社會架構裡，「學院派」人士非但沒有推進文學的繁華，反而阻塞了文學研究的自由言論，加劇了學術生態惡化。

當此時際，報刊、雜誌和電視台一起參加討論，網路上更貼出大批留言，誠所謂「眾聲喧譁」。

劉心武自己的答覆則是：「各人研究各人的，各人正面發表自己的研究心得，比批評別人、讓別人止步更能體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真諦。」所以，他還要繼續「揭祕」。

果然，《劉心武揭祕〈紅樓夢〉》第二部又出來了，作者繼「秦可卿之謎」、「元春之謎」之後 ，把《紅樓夢》擴展至更深更廣的層面，為讀者還原出妙玉等其他金陵眾釵的命運。

當然，這會繼續轟動，也會繼續爭吵。

就此事問周汝昌的觀感與評論。出人意外的，他卻「顧左右而言他」。只說：學術討論，大家對學術的認知應該在同一個「檔次」上，討論才有意義。「檔次」不同，談亦無益。據說，外界這次論辯，有些人是項莊舞劍，「意在周公」，難怪周公汝昌不願多談了。

周汝昌雖視力衰退
仍鑽研紅學不輟

不願多談有關《紅樓夢》解釋的爭論，但自己對紅學的研究，仍然興趣盎然。前些年，身體狀況還行，周汝昌不斷應邀到各處演講。再早些時候，還出國參加國際紅學會議。這幾年視力大大衰退，且行動不便，就不再出門，只留在家中書房裡繼續鑽研紅學了。

說是「書房」，其實是一間小小的客廳，會客在此，讀書、寫作也在此。幾架書，一些過時的陳設，顯得擁擠、古舊，也透著幾許蒼涼。雖然北京居大不易，多數人家的住房都很「緊張」，但改革開放以來，別墅、豪宅到處連雲而起，富商、高官無不大門大戶，一位「國寶級」的文化人，似乎不應該只有這樣的待遇。

但周汝昌好像不在乎房子小。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他在這裡寫作不輟，近年來又出版了不少紅學的書。

當然，他只「作」不「寫」。他口述內容，兩位女公子麗苓和倫苓筆記整理，再讀給他聽，經他修正、補充後定稿。

麗苓和倫苓兩姊妹均已從服務單位退休，現在全心全力照顧父親的健康，並作為他的耳目，使他能繼續研究寫作，讓他的生活有意義，讓紅學的生命也跟著一起延伸。

兩姊妹說，父親不久又將有新著問世，也希望能有機會在台灣出版發行，畢竟《紅樓夢》是兩岸中國人共有的財產。

《我與胡適先生》付梓之日，周汝昌賦詩以記。詩曰：

小生何所能，大賢每不棄。
中華煥文明，先後義相繼。
蕪詞備闕遺，簡陋亦當記。
紅史富波瀾，冉冉閱世紀。
古今與天人，通究待高士。

最後兩句，是周汝昌的自謙。《紅樓夢》是否真是一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巨著，這固然決定於這本書自身的價值涵蘊，也有賴於後人的闡幽與發皇。唻下啀

小啟：昨刊〈紅樓夢應列為第十四經〉上篇，承胡正群先生來電指出，《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硯」字不作「胭」字。周汝昌先生年齡應為八十九歲。謝謝胡先生指正！

【2006/08/10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