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Reminiscence of a Roving Scholar
劉鈍
去年底收到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潘國駒寄來的何丙郁教授新著，立刻為其新穎的書名所吸引 — — Reminiscence of a Roving Scholar ，內中 rove 這個詞本 有 “ 漫遊 ” 、 “ 流浪 ” 的意思，按此原書似乎可以直譯成 “ 一個游走學者的回憶 ” ，而作者游走的世界，正如副標題所顯示的那樣，是 “ 科學、人文和李約瑟 ”( Science, Humanities and Joseph Needham ) 。
平心而論，以上面三個主題詞為交集來一個 “ 煮酒論英雄 ” ，縱使放眼全世界的學者，本書作者的名字也會排在最前面。作為一位出生在英屬馬來亞的華裔學人，何丙郁先生從小接受英文教育，大學主攻數學和物理，畢業後在新加坡馬來亞大學當物理教師，上一世紀 60 年代成為吉隆玻馬來亞大學的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70 年代出任澳大利亞格裏斐斯大學當代亞洲研究院首任講座教授兼院長， 80 年代主香港大學中文系並任講座教授， 90 年代由李約瑟博士欽點擔任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所長。作者精通世界多種語言，甚至包括一些方言， “ 一身兼任了科學史工作的籌資者、組織者、宣傳者和研究者，以他特有的才能，穿梭于歐亞澳美四洲 ” （席澤宗院士語），當之無愧地入選澳大利亞人文學院、臺灣中研院，以及總部設在莫斯科的歐亞科學院院士。
從書中得知，作者 1926 年生於馬來亞一個叫甲板（ Papan ）的小鎮，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薰陶。父親從廣東軍界退出後移居南洋舌耕為業，用粵語教《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等，還有艱深一點的《四書》和《左傳》；他也從父親的藏書中讀到湯姆生（ J.A. Thomson ）的《漢譯科學大綱》，並由此啟發了自己對科學的興趣。生活在一個華、馬混雜的地區，父親曾以《孟子 · 梁惠王下》的 “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 為訓，告誡他要博採眾長，尊重當地文化。七歲那年，父親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將他送到當地的英語學校去讀書。作者後來認為中國人的 “ 學以致用 ” 和西方的 “ 為知識而知識 ” 是可以相容的，這與他早年生長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中，以及父親教導他要寬容地看待異質文明是有關係的。
成年以後，至少有三次重大的選擇影響了他的人生軌跡。
第一次是 1952 年博士論文的方向和題目。當時作者已是位於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物理系副講師，在氣流測量方面做過一些很好的工作並參與指導核子物理課程的實驗，這一年他在英國《暖氣與空調設備工程學會學報》上發表了處女作，內中提出一個關於溫度、濕度和氣流對居民舒適影響的公式。但是不久他就對這種工作的價值產生了懷疑，因為他意識到個人的感覺是不好用物理參數來衡量的。也正是在此時，兼任文學院院長的數學家奧本涵（ Alexander Oppenheim ，非主持曼哈頓計畫的那位美國物理學家 Robert Oppenheimer ），聽到他在學校數學會所作的一個有關中國古代三次方程的演講，遂建議他轉向研究中國科學史，這樣在理學院註冊的何先生就跨系師從文學院院長從事《晉書 · 天文志》的研究，並因緣際會地結識了李約瑟博士。
第二次是 1963 年接受吉隆玻馬來亞大學的聘請出任中文系主任和講座教授。這時作者在學術界已站穩腳跟，當年擔任其博士論文校外答辯委員的兩位學者 — — 李約瑟和哈特訥（ Willy Hartner ，德國從事阿拉伯天文學史研究的權威），都想將他羅致身邊，而作者在劍橋訪問兩年之後回到新加坡，被任命為該校僅有的兩個 “ Reader ” （英國俗稱 “ 無講座教授 ” ）之一，並在物理系開設科學史課程。在劍橋的時候，作者亦曾旁聽固體物理學課程 — — 由於不久前半導體電晶體的發明，這在當時是一個十分熱門的科目，也曾有過同幾位頂尖科學家打交道的機會。正是這段經歷，使他堅定了自己的信念：要想在國際學術界獲得一席之地，就必須有自己獨特的研究，而且閱歷越深標準就應該越高。關於這一點，作者總是不忘父親當年評價一位前清榜眼書法時說過的話： “ 假如這些字出於別人之手，可以說是美輪美奐，但是以榜眼的身份來挑剔，就顯得缺少個人風骨。 ” 而李約瑟博士也從另一個角度對他給予忠告： “ 在一個研究條件較差的大學，你絕無可能成為一名傑出的物理學家；但如轉而從事中國科學史的研究，雖然沒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日後也可建功立業。 ” 因此當吉隆玻的聘書到來之際，作者考慮的是：要繼續研究中國科學史，一個中文系的位置遠比物理系的位置有利，而吉隆玻將為他提供一個當時世界上唯一以中國科學史專業任講座教授的機會。
第三次是 1990 年接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一職。此時作者已是世界知名的學者，在澳大利亞有優厚的講座教授待遇，在海峽兩岸、東南亞和日、韓都有很高的人望，跑到劍橋當一名無薪所長，除了籌錢維繫研究所的生存之外，還要應付各種複雜的人事關係，應該說是一件極為棘手而於個人得不償失的工作。考慮到李約瑟本人和各方面人士的信任，更為了使老博士在西方開創的中國科技史研究薪火相傳，作者毅然接受了這一職位，在劍橋當了 12 年的義工。從書中知道，當時支持李約瑟研究所的機構有三家，即劍橋的東亞科學史信託會，以及分別設在香港和紐約的東亞科學史基金會。圍繞著研究所的運作出現分歧是難免的：劍橋信託會認為自己擁有管理研究所的主權，香港和紐約方面則認為自己是股東，當然有權對研究所的方向以及管理人選進行干預，再加上李約瑟本人和他身邊的一些老朋友，作者發現自己有四個 “ 雇主 ” ，而為人處事的灑脫與厚道使他在困難的環境中游刃自如 — —“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免得顧慮四個不同意見的雇主之間的分歧，這是唯有當一個義務所長的人才能享受的權利。 ” 更重要的是，通過作者、他的同事，以及他的後繼者們的努力，李約瑟研究所修復和發展了同劍橋大學的良好關係，不但成功地繼承了李約瑟博士撰寫《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宏偉計畫，而且發展成西方世界一個名副其實的東亞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研究中心。
對何丙郁先生在中國天文學史、數學史、化學史、物理學史等方面的那些具體工作，以及他的學術思想和治學脈絡進行評點，那將是為他的學術文集撰寫導言者的任務。但在匆匆追溯了作者在不同地區和不同領域的遊走經歷之後，我還是願意從大處著眼，特別介紹一下他的文化觀和歷史觀，他如何看待歷史上的科學，以及如何看待中國古代科學等等。相信這位睿智的前輩的親思親歷，對於我們今日客觀地認識歷史、體驗和欣賞人類文化，以及從事科學史研究都可以提供有益的啟發。
近年來我一直留意斯諾（ C.P. Snow ）提出的 “ 兩種文化 ” 問題，因此也就特別關注作者對科學與人文關係的看法，以及使他最終成為一名兩栖學者的原因。作者寫道： “ 科學有助於人文，而人文也有助於科學；科學不能逃避歷史，但是能夠創造歷史。由於現代科技的迅速發展，新知識積累越來越多，學科劃分也越來越細，而且還有新的學科不斷出現， 20 世紀初以來人們所擔心的文科與理科之間的鴻溝現在變得越來越大。 ” 因此建議 “ 研究人文科學的人們不妨多瞭解一些科技，不僅可以趕上時代，而且或許可以促進對人文學科的認識；反過來，從事科技專業的人們說不定也可從人文作品中找到可資利用的養分，至少可以開拓視野，砥礪思考的能力，陶冶高尚的情操，從而培養健全的品格。在這方面，科技史可以成為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一座橋樑。 ”
作者書中有一小節的標題是 “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傳統中國科學史 ” ，這正是他從 80 年代以來致力於中國古代數術研究的一個動因。作者說，早年受邀參加《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寫作計畫時，必須尊重和採納李約瑟的觀點；而李是以一個 20 世紀中葉著名生物化學家的立場來探討中國科技史的。到香港後何先生就想起父親關於不可一味模仿他人的遺訓，開始嘗試從傳統中國人的角度來探討一些話題。他認為：我們談及中國的傳統科技史，應該力圖和當時的人們易地而處，考慮傳統中國人所分析和理解的自然問題以及他們如何利用這些分析和理解。宋代的張載、邵雍、朱熹等都有自己的學說以解析自然界的各種現象。當代研究科學史的人們往往認為這些理學家們主要關注人事，充其量只能算是哲學家，而他們的工作不被看作科學。但是 “ 很少人知道宋代司天監曾使用三種與理學家學說相關的方法以預測天氣的變化。無論在他們的時代 ‘ 科學 ' 這個名詞是否存在，也無論他們想像中的東西是否被現代人承認為科學，在傳統中國人的心目中，能夠解析自然界和應用這些知識以預測大自然變化的學問，應該算是科學。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二卷中所指傳統中國的 ‘ 偽科學 ' 是基於他身為一位現代科學家的立場。在傳統中 國人的心裏，李約瑟所指傳統中國的 ‘ 偽科學 ' 該是當時空的科學。 ”
關於不同歷史與境中的科學知識，作者還有如下一段有趣的陳述。 1985 年作者接到倫敦物理學會的通知，證言他已是一名擁有女皇特許狀的職業物理學家（ Chartered physicist ）。此刻他不禁回憶起 30 多年前追隨卡文迪什實驗室出身的老師學習物理的經歷，當時雖然是一個沒有任何資歷的前殖民地大學裏的本科生，但使用的教材同劍橋大學的學生是一樣的，因此相信自己所學習的就是當時代的物理；而在接獲這一正名檔之後，他倒覺得已經不能妄稱物理學家了，充其量不過是個物理學史的研究者，原因是自己 30 多年前學習的物理今日已成歷史陳跡。他寫道： “ 科學是隨著時代而變化的。 30 多年前的物理學已經不是 90 年代的物理學，何況幾千幾百年前當時人們心目中的科學呢？西方托勒密（ Ptolemy ）的地心說和施塔爾（ Stahl ）的燃素說是他們時代的科學，後來都被推翻，可是從來沒有人說它們不是科學。這是從西方希臘文化起源的角度看西方的科學史，沒有什麼不對，否則就沒有科學史學科這回事。問題是有些人對西方以外的事情有些厚此薄彼之嫌。我認為假如研究東方科學史，能夠兼從東方文化背景作判斷，應該可以增加結論的可靠性。 ”
在以 “ 我個人的學術研究方向 ” 為題的這一小節中，作者?述了一段故事，說明西方史學界對中國科學史態度的轉變。對於動輒以 “ 輝格史學 ” 來貶低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的某些學人，這段故事可以說是很有針對性的，這裏忠實抄錄如下： “ 以歷史這門學科為例，二十世紀中葉，西方的所謂 ‘ 正統歷史派 ' 以古希臘遺傳的文化為正統。例如，劍橋大學沒有中國史這門課，偶爾提及的都是中國與歐洲有關的事情，主要的課題是歐洲優越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在西方學者的心目中，中國史學所占的地位並不重要。當時的 ‘ 劍橋歷史學派 ' 可說是 ‘ 正統歷史派 ' 的代表者。 劍橋大學歷史系主任，巴特菲爾德（ Herbert Butterfield ）是一個皇室講座教授（ Regis Professor ），享譽歐美史學界。起初他對中國 史也採取輕視態度。 1955 年，劍橋大學的漢學講座教授浦立本 （ Edwin G. Pulleyblank ）在他的就職演辭中說： ‘ 中國不能被屏諸人類歷史的主流以外 ' 。 以後他和巴特菲爾德之間發生多次筆戰。《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一、二、三卷相繼在 1954 年、 1956 年和 1959 年面世。 1962 年，巴特菲爾德突然改變他的立場，他自己說是受到李約瑟的影響。可是爭論餘波還往往浮現在中國科學史的討論中，有些人還以西方的定義劃分中國的科學史。例如，在第四屆國際中國科學史研討會中有一位物理學專業者以西方的定義說傳統中國沒有科學。傳統中國是否有科學的問題本書已經作了交待。較近也有人認為研究中國天文紀錄不屬於科學史。其實，當年我研究中國、日本、韓國，以及越南的古代天文紀錄時，我的心中也毫無科學史這個念頭，謹希望可以對知識和學問作一點貢獻。我猜想，早年我的朋友席澤宗作類似研究的時候，也跟我有同感。 ”
Roving Scholar 這一稱謂也使我聯想起另一類人物，西方叫 troubadour ，中文譯作行吟詩人。前面說過，在這篇序文中，我不打算對何丙郁先生的學術成就過多著墨；在下面的篇幅中，我想嘗試的是向讀者展示這位老學者人性中極為可愛的方面：寬容、瀟灑、機敏、助人為樂。回顧最後在劍橋的那段經歷，作者說： “ 我放棄澳大利亞講座教授月薪的收入，而跑到劍橋當義工，從經濟上看是一件極不上算的作為，我也很難向關心我的局外親友解釋自己的行動。可是在李約瑟研究所當時的場合，不領薪有不領薪的好處。一個拿錢的所長在當時不僅會樹大招風，而且還要討好幾個意見不同的東家，這樣的所長我恐怕是做不下去的。 ” 這是大智者的語言，大智者的行為。及至功成身退，作者又流露出詩意般的心境： “ 我以輕鬆的心情離開劍橋，想起伍連德博士當年教導子女的一句話： ‘ 做事情要擔得起放得下 ' 。也許一個做義工的人很容易做到這點，但是沒有金錢上的報酬不等於沒有其他方面的報酬。我在李約瑟研究所任職期間，很欣慰地看到劍橋大學、哈佛大學、海峽兩岸的大學，以及日本和韓國大學的年輕研究者能夠共聚一堂，不分國家、地域、門派地友好相處，切磋討論學術問題。 ” 他又說： “ 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學者，經歷過在李約瑟研究所逗留的一段時期，得以和國際上的同輩排名。他們的學業和事業成就也令我感到快慰。我認為這是金錢所不能替代的最好報酬。 ”
關於這一點，我個人是有親身體會和發言資格的。 1992 年，在何先生的安排下，我得到香港東亞科學史基金會的資助，前往劍橋李約瑟研究所作為期半年的訪問。記得何先生在邀請信中寫道： “ 我相信你不但可以利用這一機會繼續從事自己的研究，而且能夠置身劍橋的學術環境去體驗世界一流的學術傳統。 ” 對於我和許多後來的中國大陸學者，後一點尤為重要。經過在李約瑟研究所和劍橋的這段經歷後，我回到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不久就承擔了學術服務任務，後來亦參與國際科學史組織的活動，先後擔任國際科學史學會副主席、國際東亞科學技術與醫學史學會主席等職，又與國內外同事們一道，在北京成功地組織了第 22 屆國際科學史大會。
在何先生主持李約瑟研究所期間，通過紐約的李氏基金會 （ Li Foundation of New York ），每年都安排一名中國大陸的年輕學者來劍橋學習和研究，那些來訪的年輕朋友後來都取得可觀的成就。如來自北京科技大學的梅建軍，在李約瑟研究所訪問結束後轉到劍橋大學考古系深造，成為國內最早接受專業科技考古訓練的學者，現在是北京科技大學科學技術與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來自西北大學的曲安京在中國數理天文學和古代曆法領域頗多建樹，亦被選為國際數學史委員會執行委員；來自內蒙古師範大學的郭世榮和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鈕衛星也都成績斐然，後者還承擔了第 10 屆國際東亞科學史會議的主要組織工作；我的同事胡維佳現在負責中科院李約瑟著作翻譯范出版委員會的日常工作，另一位同事汪前進則擔任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副所長。 何先生卸任後，古克禮博士 （ Christopher Culle n ）和李約瑟研究所繼續施行這一方針，目前研究所利用李氏和梅隆 （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 n ）兩個基金，以及中英研究獎學金 （ Sino-British Fellowshi p ）等，常年資助七、八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學者前來訪問研究；此外，研究所也為眾多從其他管道（包括美、歐、日、韓、台，以及中國大陸高校、教育部和科學院）獲得資助的訪問者提供辦公室和圖書館的便利，最近還開拓了與劍橋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合作培養東亞科學史方向博士生的計畫 。
曾經有人當面讚揚李約瑟博士，說全人類都欠你一大筆帳，從揭示人類文化多樣性和破除西方中心論的意義上來看這話固然不錯；但是作者也指出 “ 既然李約瑟研究所全靠國際上的資助，它就應該對國際上有關地區的科技史研究者做些貢獻，讓人們有機會利用這個研究所，尤其是年輕一輩的學者 ” ， “ 中國大陸從事科技史研究的人員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多，而出國作研究的機會則相反比較少。協助李約瑟出錢出力最多的是華人，我就應該從華人方面先著想。 ” 正是出於這樣一種感情，作者對來自華人世界的訪問者特別是中國大陸的青年人就格外熱情，我接觸到的幾位朋友對此都深有體會：不管來自哪個地區哪個單位，也無論其背景和學歷如何，老先生對每一位新來的年輕人都給予熱情的接待和指導，從劍橋的學術傳統到英國的社會習俗，乃至圍繞著李約瑟研究所和《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寫作計畫的種種趣聞軼事，不厭其煩地向他們介紹，以便他們能夠儘快地熟悉這裏的環境。逢到師母一道來劍橋，作者還會邀請年輕人到他家作客，一道品茶、聊天、包餃子，無分長幼，其樂融融。
作者對推動中國大陸科學史家與國際同行的交流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那是在文革結束不久的 1978 年，在北京飯店的一次聚會中，作者向在場的夏鼐、席澤宗等學者提出：自 1956 年竺可楨、李儼等參加第八屆國際科學史大會之後，中國大陸學者在國際科學史舞臺幾乎失去蹤跡；又言及多次聽到李約瑟為此表示遺憾，因此提議組織一個國際性的中國科學史系列會議。在場的學者立即拍手贊成並一致推舉作者在海外首辦。 作者計畫到香港赴任後即行推進這一計畫，而此時比利時魯汶大學的李倍始（ Ulrich Libbrecht ）正好爭取到一筆開會的經費，何先生就把首屆會議組織者的名份讓給了李倍始，並建議他使用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 簡稱 ICHSC ）這一名稱，那是 1982 年 8 月的事情。 作者則于 1981 年 4 月隻身赴港履新，並於 1983 年 12 月在香港大學舉辦了第二屆 ICHSC 會議，作者為此會的召開而操勞不遺餘力，書中也有一些?述。 後來這一系列會議發展成兩支：其一仍沿襲舊名，至今已召開了 10 屆，第 11 屆將於 2007 年在中國南寧舉行；其二則擴充為國際東亞科學史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 ，簡稱 ICHSEA ），去年在慕尼克召開了第 11 屆會議。 兩個系列會議都吸引了包括許多中國大陸學者在內的世界各地的科學史家參加，現在已成為國際東亞和中國科學史領域中的兩樁盛舉。從發起開始，何先生不但每次都躬身親蒞，而且熱心地幫助組織者解決各種困難。例如 1990 年的第六屆 ICHSC 是在劍橋召開的，其時際逢李約瑟 90 華誕，作者又是剛到所長任上，按照他的說法，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為會議從東亞地區尋求資助。再如第九屆 ICHSEA ，由於會址一時發生變故，又是作者運用自己的關係在新加坡大學找到了資金和當地組織者。
過去曾有傳說李約瑟博士生前同劍橋大學某些科系不睦，甚至他的成就遭到大學裏漢學家和科學史家的嫉妒，以致始終得不到教授席位。從書中我們可以多少窺見一點事情的原委，儘管作者使用了非常委婉的說法。固然李約瑟取得的成就足以令人羨豔而其治學路數又與正統的漢學家不同，但與大學發生齟齬，主要還在於他樂得享受獨立研究的快樂而拒絕開課授徒，而劍橋大學的 Reader 頭銜可以保證他不受任何個人與部門的干擾，專心致力於研究中國科學史。實際上，即使在岡維爾基斯學院院長任上，李約瑟也很少過問行政上的事情；東方學部亦曾多次邀請他開設中國科學史的課程，都被老博士婉言拒絕，因為他認為自己的第一要務是完成《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計畫。何先生主持研究所之後，開始舉辦定期的中國科學史討論班。這一舉措從 90 年代初開始堅持至今，參加討論班的既有研究所的成員、訪問學者和學生，也有劍橋大學的老師和學生。作者認為這是同大學開展深入合作的良好開端。
作者主政李約瑟研究所期間的另一項重要使命是籌資。他在書中寫道： “ 劍橋信託會的大部分成員不認為替該研究所籌資是份內的事情，他們都有自己的正業，絕不會把李約瑟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正業更重要 ” ； “ 況且東亞科技史尚未能夠引起英國本地人士的興趣，求他們解囊資助可說是難如登天。李約瑟在英國的名氣也遠比不上在東亞地區這麼響亮。我多次遇到劍橋的人，甚至劍橋大學的畢業同學，問我李約瑟是誰。利用他的大名在英國籌款也不是辦法。 ” 在 80 年代以前，李約瑟還能親自出馬到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亞洲各地為自己的計畫籌資。等到老博士跑不動了，劍橋信託會亦曾派人到香港等地活動但一無所獲，後來發現何先生在香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都有很好的人脈與威望，尤其對權力沒有興趣，是個與世無爭的好好先生，因此就把為研究所與《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計畫籌資的希望寄託在他身上。 “ 雖然沒有白紙黑字的明文，李約瑟本人和劍橋信託會都期望我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替他們多籌些資金 ” ，他寫道。他也果然不負眾望，在擔任所長期間，馬不停蹄地奔走於以上那些地區，為研究所和李約瑟的寫作出版計畫、為東亞科學史圖書館的建設，以及各種研究計畫和國際會議尋求經費資助。何先生對此事業傾力投入而個人分文不取，為此贏得人們極大的佩服與敬重。記得有一次他以 “ 高級乞丐 ” 之語自嘲；而在我眼中，他簡直是一個道法高深修行完美的雲遊僧人，以古稀之齡浪跡天涯，為塑造科學史事業的不壞金身而廣尋施主。
關於為科學史事業奔走和募資的故事，作者書中講了許多，這裏僅就親身所曆作一點補充。 1996 年 1 月，已是 70 歲的何先生柱著李約瑟博士留下的拐杖，從香港經羅湖來到深圳大學，出席由中國科技史學會組織的第七屆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來前作者已有電話給我，說要介紹一位英國的獨立製片人來探索一項文化開發計畫，目標是利用香港方面的資金，北京和劍橋兩個研究所的研究力量和圖書資料，以及該製片商的經驗和在國際影視市場中的關係，製作一套介紹中國科學與文明的系列電視節目，產品的銷售所得則全部用來支援兩家研究所的運作，這就是後來的《龍騰》計畫。以恒生銀行前董事長利國偉爵士為主席的一個基金會承擔了這一計畫的籌資任務，包括中科院路甬祥院長、英國尤德夫人（ Lady Pamela Youde ）和勞埃德爵士（ Sir Geoffrey Lloyd ）在內的幾位知名人士給予了重要支持，時任李約瑟研究所副所長的古克禮博士則承擔具體工作最多。在實施該項計畫的三年多裏，作者亦曾多次居中斡旋，對於溝通中、英、港諸方資訊，協調官、商、研的立場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如今《龍騰》計畫已經大功告成，在海外播映獲得好評，兩個研究所也按預期的設計得到可觀的資金，用於繼續支援各自的中國科學史研究。撫今追昔，眼前總會浮現 10 年前作者行色匆匆從香港趕到深圳來時的景象。
後來我們籌備 2005 年在北京舉辦第 22 屆國際科學史大會，最感頭痛的也是經費問題。又是何先生，于 2002 年來北京參加中國工程院等單位發起的研討會期間，主動詢問此事並向我建議從海外募資。 他在我的辦公室裏親自起草了兩封介紹信，分別寄給新加坡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 ）的李成義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何文匯博士，後來李氏基金和香港北山堂基金（ Bei Shan Tang Foundation ）很快就有回音並對大會給予慷慨資助（後者是通過何文匯博士由中大校董利榮森先生提供的）。
因為工作和研究的關係，我曾數度在劍橋和李約瑟研究所滯留。記得上一次來劍橋是在 2002 年秋天。一個天高雲淡的日子，經過研究所門前庇護著李約瑟博士長眠地的菩提樹，進得前門就看見了何丙郁先生，也是剛從北京趕來，帶著旅途的疲憊，但還是那樣親切、慈祥、笑容可掬。先生身後的簽名簿上則有他剛留下的大名，墨蹟未乾，時間是 2002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寫的是布里斯班他的家。我知道當天是東亞科學史信託會開會的日子，後來還知道 — — 正是在這一次會議上，信託會正式通過了古克禮博士接任所長的任命，並選舉前港督尤德爵士的遺孀尤德夫人為新的主席，後來這個信託會更名為李約瑟研究所信託會。
在一個專為來客準備的簽名簿上留下名字，老先生此刻的心境我無法揣摩，只見臉上仍是孩童一般燦爛的笑容。想起幾乎每個來劍橋的中國學人都熟悉的那首《再別康橋》，雖然已經用得太濫，放在這裏還是非常貼切 — —“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
謹以此文為先生 80 華誕壽。
2006 年 4 月 14 日于劍橋李約瑟研究所
（ 作者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長，英國李約瑟研究所 2006 年度梅隆基金學人，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海外 Fellow ，曾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 ）
去年底收到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潘國駒寄來的何丙郁教授新著，立刻為其新穎的書名所吸引 — — Reminiscence of a Roving Scholar ，內中 rove 這個詞本 有 “ 漫遊 ” 、 “ 流浪 ” 的意思，按此原書似乎可以直譯成 “ 一個游走學者的回憶 ” ，而作者游走的世界，正如副標題所顯示的那樣，是 “ 科學、人文和李約瑟 ”( Science, Humanities and Joseph Needham ) 。
平心而論，以上面三個主題詞為交集來一個 “ 煮酒論英雄 ” ，縱使放眼全世界的學者，本書作者的名字也會排在最前面。作為一位出生在英屬馬來亞的華裔學人，何丙郁先生從小接受英文教育，大學主攻數學和物理，畢業後在新加坡馬來亞大學當物理教師，上一世紀 60 年代成為吉隆玻馬來亞大學的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70 年代出任澳大利亞格裏斐斯大學當代亞洲研究院首任講座教授兼院長， 80 年代主香港大學中文系並任講座教授， 90 年代由李約瑟博士欽點擔任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所長。作者精通世界多種語言，甚至包括一些方言， “ 一身兼任了科學史工作的籌資者、組織者、宣傳者和研究者，以他特有的才能，穿梭于歐亞澳美四洲 ” （席澤宗院士語），當之無愧地入選澳大利亞人文學院、臺灣中研院，以及總部設在莫斯科的歐亞科學院院士。
從書中得知，作者 1926 年生於馬來亞一個叫甲板（ Papan ）的小鎮，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薰陶。父親從廣東軍界退出後移居南洋舌耕為業，用粵語教《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等，還有艱深一點的《四書》和《左傳》；他也從父親的藏書中讀到湯姆生（ J.A. Thomson ）的《漢譯科學大綱》，並由此啟發了自己對科學的興趣。生活在一個華、馬混雜的地區，父親曾以《孟子 · 梁惠王下》的 “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 為訓，告誡他要博採眾長，尊重當地文化。七歲那年，父親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將他送到當地的英語學校去讀書。作者後來認為中國人的 “ 學以致用 ” 和西方的 “ 為知識而知識 ” 是可以相容的，這與他早年生長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中，以及父親教導他要寬容地看待異質文明是有關係的。
成年以後，至少有三次重大的選擇影響了他的人生軌跡。
第一次是 1952 年博士論文的方向和題目。當時作者已是位於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物理系副講師，在氣流測量方面做過一些很好的工作並參與指導核子物理課程的實驗，這一年他在英國《暖氣與空調設備工程學會學報》上發表了處女作，內中提出一個關於溫度、濕度和氣流對居民舒適影響的公式。但是不久他就對這種工作的價值產生了懷疑，因為他意識到個人的感覺是不好用物理參數來衡量的。也正是在此時，兼任文學院院長的數學家奧本涵（ Alexander Oppenheim ，非主持曼哈頓計畫的那位美國物理學家 Robert Oppenheimer ），聽到他在學校數學會所作的一個有關中國古代三次方程的演講，遂建議他轉向研究中國科學史，這樣在理學院註冊的何先生就跨系師從文學院院長從事《晉書 · 天文志》的研究，並因緣際會地結識了李約瑟博士。
第二次是 1963 年接受吉隆玻馬來亞大學的聘請出任中文系主任和講座教授。這時作者在學術界已站穩腳跟，當年擔任其博士論文校外答辯委員的兩位學者 — — 李約瑟和哈特訥（ Willy Hartner ，德國從事阿拉伯天文學史研究的權威），都想將他羅致身邊，而作者在劍橋訪問兩年之後回到新加坡，被任命為該校僅有的兩個 “ Reader ” （英國俗稱 “ 無講座教授 ” ）之一，並在物理系開設科學史課程。在劍橋的時候，作者亦曾旁聽固體物理學課程 — — 由於不久前半導體電晶體的發明，這在當時是一個十分熱門的科目，也曾有過同幾位頂尖科學家打交道的機會。正是這段經歷，使他堅定了自己的信念：要想在國際學術界獲得一席之地，就必須有自己獨特的研究，而且閱歷越深標準就應該越高。關於這一點，作者總是不忘父親當年評價一位前清榜眼書法時說過的話： “ 假如這些字出於別人之手，可以說是美輪美奐，但是以榜眼的身份來挑剔，就顯得缺少個人風骨。 ” 而李約瑟博士也從另一個角度對他給予忠告： “ 在一個研究條件較差的大學，你絕無可能成為一名傑出的物理學家；但如轉而從事中國科學史的研究，雖然沒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日後也可建功立業。 ” 因此當吉隆玻的聘書到來之際，作者考慮的是：要繼續研究中國科學史，一個中文系的位置遠比物理系的位置有利，而吉隆玻將為他提供一個當時世界上唯一以中國科學史專業任講座教授的機會。
第三次是 1990 年接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一職。此時作者已是世界知名的學者，在澳大利亞有優厚的講座教授待遇，在海峽兩岸、東南亞和日、韓都有很高的人望，跑到劍橋當一名無薪所長，除了籌錢維繫研究所的生存之外，還要應付各種複雜的人事關係，應該說是一件極為棘手而於個人得不償失的工作。考慮到李約瑟本人和各方面人士的信任，更為了使老博士在西方開創的中國科技史研究薪火相傳，作者毅然接受了這一職位，在劍橋當了 12 年的義工。從書中知道，當時支持李約瑟研究所的機構有三家，即劍橋的東亞科學史信託會，以及分別設在香港和紐約的東亞科學史基金會。圍繞著研究所的運作出現分歧是難免的：劍橋信託會認為自己擁有管理研究所的主權，香港和紐約方面則認為自己是股東，當然有權對研究所的方向以及管理人選進行干預，再加上李約瑟本人和他身邊的一些老朋友，作者發現自己有四個 “ 雇主 ” ，而為人處事的灑脫與厚道使他在困難的環境中游刃自如 — —“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免得顧慮四個不同意見的雇主之間的分歧，這是唯有當一個義務所長的人才能享受的權利。 ” 更重要的是，通過作者、他的同事，以及他的後繼者們的努力，李約瑟研究所修復和發展了同劍橋大學的良好關係，不但成功地繼承了李約瑟博士撰寫《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宏偉計畫，而且發展成西方世界一個名副其實的東亞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研究中心。
對何丙郁先生在中國天文學史、數學史、化學史、物理學史等方面的那些具體工作，以及他的學術思想和治學脈絡進行評點，那將是為他的學術文集撰寫導言者的任務。但在匆匆追溯了作者在不同地區和不同領域的遊走經歷之後，我還是願意從大處著眼，特別介紹一下他的文化觀和歷史觀，他如何看待歷史上的科學，以及如何看待中國古代科學等等。相信這位睿智的前輩的親思親歷，對於我們今日客觀地認識歷史、體驗和欣賞人類文化，以及從事科學史研究都可以提供有益的啟發。
近年來我一直留意斯諾（ C.P. Snow ）提出的 “ 兩種文化 ” 問題，因此也就特別關注作者對科學與人文關係的看法，以及使他最終成為一名兩栖學者的原因。作者寫道： “ 科學有助於人文，而人文也有助於科學；科學不能逃避歷史，但是能夠創造歷史。由於現代科技的迅速發展，新知識積累越來越多，學科劃分也越來越細，而且還有新的學科不斷出現， 20 世紀初以來人們所擔心的文科與理科之間的鴻溝現在變得越來越大。 ” 因此建議 “ 研究人文科學的人們不妨多瞭解一些科技，不僅可以趕上時代，而且或許可以促進對人文學科的認識；反過來，從事科技專業的人們說不定也可從人文作品中找到可資利用的養分，至少可以開拓視野，砥礪思考的能力，陶冶高尚的情操，從而培養健全的品格。在這方面，科技史可以成為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一座橋樑。 ”
作者書中有一小節的標題是 “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傳統中國科學史 ” ，這正是他從 80 年代以來致力於中國古代數術研究的一個動因。作者說，早年受邀參加《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寫作計畫時，必須尊重和採納李約瑟的觀點；而李是以一個 20 世紀中葉著名生物化學家的立場來探討中國科技史的。到香港後何先生就想起父親關於不可一味模仿他人的遺訓，開始嘗試從傳統中國人的角度來探討一些話題。他認為：我們談及中國的傳統科技史，應該力圖和當時的人們易地而處，考慮傳統中國人所分析和理解的自然問題以及他們如何利用這些分析和理解。宋代的張載、邵雍、朱熹等都有自己的學說以解析自然界的各種現象。當代研究科學史的人們往往認為這些理學家們主要關注人事，充其量只能算是哲學家，而他們的工作不被看作科學。但是 “ 很少人知道宋代司天監曾使用三種與理學家學說相關的方法以預測天氣的變化。無論在他們的時代 ‘ 科學 ' 這個名詞是否存在，也無論他們想像中的東西是否被現代人承認為科學，在傳統中國人的心目中，能夠解析自然界和應用這些知識以預測大自然變化的學問，應該算是科學。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二卷中所指傳統中國的 ‘ 偽科學 ' 是基於他身為一位現代科學家的立場。在傳統中 國人的心裏，李約瑟所指傳統中國的 ‘ 偽科學 ' 該是當時空的科學。 ”
關於不同歷史與境中的科學知識，作者還有如下一段有趣的陳述。 1985 年作者接到倫敦物理學會的通知，證言他已是一名擁有女皇特許狀的職業物理學家（ Chartered physicist ）。此刻他不禁回憶起 30 多年前追隨卡文迪什實驗室出身的老師學習物理的經歷，當時雖然是一個沒有任何資歷的前殖民地大學裏的本科生，但使用的教材同劍橋大學的學生是一樣的，因此相信自己所學習的就是當時代的物理；而在接獲這一正名檔之後，他倒覺得已經不能妄稱物理學家了，充其量不過是個物理學史的研究者，原因是自己 30 多年前學習的物理今日已成歷史陳跡。他寫道： “ 科學是隨著時代而變化的。 30 多年前的物理學已經不是 90 年代的物理學，何況幾千幾百年前當時人們心目中的科學呢？西方托勒密（ Ptolemy ）的地心說和施塔爾（ Stahl ）的燃素說是他們時代的科學，後來都被推翻，可是從來沒有人說它們不是科學。這是從西方希臘文化起源的角度看西方的科學史，沒有什麼不對，否則就沒有科學史學科這回事。問題是有些人對西方以外的事情有些厚此薄彼之嫌。我認為假如研究東方科學史，能夠兼從東方文化背景作判斷，應該可以增加結論的可靠性。 ”
在以 “ 我個人的學術研究方向 ” 為題的這一小節中，作者?述了一段故事，說明西方史學界對中國科學史態度的轉變。對於動輒以 “ 輝格史學 ” 來貶低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的某些學人，這段故事可以說是很有針對性的，這裏忠實抄錄如下： “ 以歷史這門學科為例，二十世紀中葉，西方的所謂 ‘ 正統歷史派 ' 以古希臘遺傳的文化為正統。例如，劍橋大學沒有中國史這門課，偶爾提及的都是中國與歐洲有關的事情，主要的課題是歐洲優越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在西方學者的心目中，中國史學所占的地位並不重要。當時的 ‘ 劍橋歷史學派 ' 可說是 ‘ 正統歷史派 ' 的代表者。 劍橋大學歷史系主任，巴特菲爾德（ Herbert Butterfield ）是一個皇室講座教授（ Regis Professor ），享譽歐美史學界。起初他對中國 史也採取輕視態度。 1955 年，劍橋大學的漢學講座教授浦立本 （ Edwin G. Pulleyblank ）在他的就職演辭中說： ‘ 中國不能被屏諸人類歷史的主流以外 ' 。 以後他和巴特菲爾德之間發生多次筆戰。《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一、二、三卷相繼在 1954 年、 1956 年和 1959 年面世。 1962 年，巴特菲爾德突然改變他的立場，他自己說是受到李約瑟的影響。可是爭論餘波還往往浮現在中國科學史的討論中，有些人還以西方的定義劃分中國的科學史。例如，在第四屆國際中國科學史研討會中有一位物理學專業者以西方的定義說傳統中國沒有科學。傳統中國是否有科學的問題本書已經作了交待。較近也有人認為研究中國天文紀錄不屬於科學史。其實，當年我研究中國、日本、韓國，以及越南的古代天文紀錄時，我的心中也毫無科學史這個念頭，謹希望可以對知識和學問作一點貢獻。我猜想，早年我的朋友席澤宗作類似研究的時候，也跟我有同感。 ”
Roving Scholar 這一稱謂也使我聯想起另一類人物，西方叫 troubadour ，中文譯作行吟詩人。前面說過，在這篇序文中，我不打算對何丙郁先生的學術成就過多著墨；在下面的篇幅中，我想嘗試的是向讀者展示這位老學者人性中極為可愛的方面：寬容、瀟灑、機敏、助人為樂。回顧最後在劍橋的那段經歷，作者說： “ 我放棄澳大利亞講座教授月薪的收入，而跑到劍橋當義工，從經濟上看是一件極不上算的作為，我也很難向關心我的局外親友解釋自己的行動。可是在李約瑟研究所當時的場合，不領薪有不領薪的好處。一個拿錢的所長在當時不僅會樹大招風，而且還要討好幾個意見不同的東家，這樣的所長我恐怕是做不下去的。 ” 這是大智者的語言，大智者的行為。及至功成身退，作者又流露出詩意般的心境： “ 我以輕鬆的心情離開劍橋，想起伍連德博士當年教導子女的一句話： ‘ 做事情要擔得起放得下 ' 。也許一個做義工的人很容易做到這點，但是沒有金錢上的報酬不等於沒有其他方面的報酬。我在李約瑟研究所任職期間，很欣慰地看到劍橋大學、哈佛大學、海峽兩岸的大學，以及日本和韓國大學的年輕研究者能夠共聚一堂，不分國家、地域、門派地友好相處，切磋討論學術問題。 ” 他又說： “ 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學者，經歷過在李約瑟研究所逗留的一段時期，得以和國際上的同輩排名。他們的學業和事業成就也令我感到快慰。我認為這是金錢所不能替代的最好報酬。 ”
關於這一點，我個人是有親身體會和發言資格的。 1992 年，在何先生的安排下，我得到香港東亞科學史基金會的資助，前往劍橋李約瑟研究所作為期半年的訪問。記得何先生在邀請信中寫道： “ 我相信你不但可以利用這一機會繼續從事自己的研究，而且能夠置身劍橋的學術環境去體驗世界一流的學術傳統。 ” 對於我和許多後來的中國大陸學者，後一點尤為重要。經過在李約瑟研究所和劍橋的這段經歷後，我回到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不久就承擔了學術服務任務，後來亦參與國際科學史組織的活動，先後擔任國際科學史學會副主席、國際東亞科學技術與醫學史學會主席等職，又與國內外同事們一道，在北京成功地組織了第 22 屆國際科學史大會。
在何先生主持李約瑟研究所期間，通過紐約的李氏基金會 （ Li Foundation of New York ），每年都安排一名中國大陸的年輕學者來劍橋學習和研究，那些來訪的年輕朋友後來都取得可觀的成就。如來自北京科技大學的梅建軍，在李約瑟研究所訪問結束後轉到劍橋大學考古系深造，成為國內最早接受專業科技考古訓練的學者，現在是北京科技大學科學技術與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來自西北大學的曲安京在中國數理天文學和古代曆法領域頗多建樹，亦被選為國際數學史委員會執行委員；來自內蒙古師範大學的郭世榮和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鈕衛星也都成績斐然，後者還承擔了第 10 屆國際東亞科學史會議的主要組織工作；我的同事胡維佳現在負責中科院李約瑟著作翻譯范出版委員會的日常工作，另一位同事汪前進則擔任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副所長。 何先生卸任後，古克禮博士 （ Christopher Culle n ）和李約瑟研究所繼續施行這一方針，目前研究所利用李氏和梅隆 （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 n ）兩個基金，以及中英研究獎學金 （ Sino-British Fellowshi p ）等，常年資助七、八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學者前來訪問研究；此外，研究所也為眾多從其他管道（包括美、歐、日、韓、台，以及中國大陸高校、教育部和科學院）獲得資助的訪問者提供辦公室和圖書館的便利，最近還開拓了與劍橋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合作培養東亞科學史方向博士生的計畫 。
曾經有人當面讚揚李約瑟博士，說全人類都欠你一大筆帳，從揭示人類文化多樣性和破除西方中心論的意義上來看這話固然不錯；但是作者也指出 “ 既然李約瑟研究所全靠國際上的資助，它就應該對國際上有關地區的科技史研究者做些貢獻，讓人們有機會利用這個研究所，尤其是年輕一輩的學者 ” ， “ 中國大陸從事科技史研究的人員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多，而出國作研究的機會則相反比較少。協助李約瑟出錢出力最多的是華人，我就應該從華人方面先著想。 ” 正是出於這樣一種感情，作者對來自華人世界的訪問者特別是中國大陸的青年人就格外熱情，我接觸到的幾位朋友對此都深有體會：不管來自哪個地區哪個單位，也無論其背景和學歷如何，老先生對每一位新來的年輕人都給予熱情的接待和指導，從劍橋的學術傳統到英國的社會習俗，乃至圍繞著李約瑟研究所和《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寫作計畫的種種趣聞軼事，不厭其煩地向他們介紹，以便他們能夠儘快地熟悉這裏的環境。逢到師母一道來劍橋，作者還會邀請年輕人到他家作客，一道品茶、聊天、包餃子，無分長幼，其樂融融。
作者對推動中國大陸科學史家與國際同行的交流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那是在文革結束不久的 1978 年，在北京飯店的一次聚會中，作者向在場的夏鼐、席澤宗等學者提出：自 1956 年竺可楨、李儼等參加第八屆國際科學史大會之後，中國大陸學者在國際科學史舞臺幾乎失去蹤跡；又言及多次聽到李約瑟為此表示遺憾，因此提議組織一個國際性的中國科學史系列會議。在場的學者立即拍手贊成並一致推舉作者在海外首辦。 作者計畫到香港赴任後即行推進這一計畫，而此時比利時魯汶大學的李倍始（ Ulrich Libbrecht ）正好爭取到一筆開會的經費，何先生就把首屆會議組織者的名份讓給了李倍始，並建議他使用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 簡稱 ICHSC ）這一名稱，那是 1982 年 8 月的事情。 作者則于 1981 年 4 月隻身赴港履新，並於 1983 年 12 月在香港大學舉辦了第二屆 ICHSC 會議，作者為此會的召開而操勞不遺餘力，書中也有一些?述。 後來這一系列會議發展成兩支：其一仍沿襲舊名，至今已召開了 10 屆，第 11 屆將於 2007 年在中國南寧舉行；其二則擴充為國際東亞科學史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 ，簡稱 ICHSEA ），去年在慕尼克召開了第 11 屆會議。 兩個系列會議都吸引了包括許多中國大陸學者在內的世界各地的科學史家參加，現在已成為國際東亞和中國科學史領域中的兩樁盛舉。從發起開始，何先生不但每次都躬身親蒞，而且熱心地幫助組織者解決各種困難。例如 1990 年的第六屆 ICHSC 是在劍橋召開的，其時際逢李約瑟 90 華誕，作者又是剛到所長任上，按照他的說法，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為會議從東亞地區尋求資助。再如第九屆 ICHSEA ，由於會址一時發生變故，又是作者運用自己的關係在新加坡大學找到了資金和當地組織者。
過去曾有傳說李約瑟博士生前同劍橋大學某些科系不睦，甚至他的成就遭到大學裏漢學家和科學史家的嫉妒，以致始終得不到教授席位。從書中我們可以多少窺見一點事情的原委，儘管作者使用了非常委婉的說法。固然李約瑟取得的成就足以令人羨豔而其治學路數又與正統的漢學家不同，但與大學發生齟齬，主要還在於他樂得享受獨立研究的快樂而拒絕開課授徒，而劍橋大學的 Reader 頭銜可以保證他不受任何個人與部門的干擾，專心致力於研究中國科學史。實際上，即使在岡維爾基斯學院院長任上，李約瑟也很少過問行政上的事情；東方學部亦曾多次邀請他開設中國科學史的課程，都被老博士婉言拒絕，因為他認為自己的第一要務是完成《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計畫。何先生主持研究所之後，開始舉辦定期的中國科學史討論班。這一舉措從 90 年代初開始堅持至今，參加討論班的既有研究所的成員、訪問學者和學生，也有劍橋大學的老師和學生。作者認為這是同大學開展深入合作的良好開端。
作者主政李約瑟研究所期間的另一項重要使命是籌資。他在書中寫道： “ 劍橋信託會的大部分成員不認為替該研究所籌資是份內的事情，他們都有自己的正業，絕不會把李約瑟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正業更重要 ” ； “ 況且東亞科技史尚未能夠引起英國本地人士的興趣，求他們解囊資助可說是難如登天。李約瑟在英國的名氣也遠比不上在東亞地區這麼響亮。我多次遇到劍橋的人，甚至劍橋大學的畢業同學，問我李約瑟是誰。利用他的大名在英國籌款也不是辦法。 ” 在 80 年代以前，李約瑟還能親自出馬到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亞洲各地為自己的計畫籌資。等到老博士跑不動了，劍橋信託會亦曾派人到香港等地活動但一無所獲，後來發現何先生在香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都有很好的人脈與威望，尤其對權力沒有興趣，是個與世無爭的好好先生，因此就把為研究所與《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計畫籌資的希望寄託在他身上。 “ 雖然沒有白紙黑字的明文，李約瑟本人和劍橋信託會都期望我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替他們多籌些資金 ” ，他寫道。他也果然不負眾望，在擔任所長期間，馬不停蹄地奔走於以上那些地區，為研究所和李約瑟的寫作出版計畫、為東亞科學史圖書館的建設，以及各種研究計畫和國際會議尋求經費資助。何先生對此事業傾力投入而個人分文不取，為此贏得人們極大的佩服與敬重。記得有一次他以 “ 高級乞丐 ” 之語自嘲；而在我眼中，他簡直是一個道法高深修行完美的雲遊僧人，以古稀之齡浪跡天涯，為塑造科學史事業的不壞金身而廣尋施主。
關於為科學史事業奔走和募資的故事，作者書中講了許多，這裏僅就親身所曆作一點補充。 1996 年 1 月，已是 70 歲的何先生柱著李約瑟博士留下的拐杖，從香港經羅湖來到深圳大學，出席由中國科技史學會組織的第七屆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來前作者已有電話給我，說要介紹一位英國的獨立製片人來探索一項文化開發計畫，目標是利用香港方面的資金，北京和劍橋兩個研究所的研究力量和圖書資料，以及該製片商的經驗和在國際影視市場中的關係，製作一套介紹中國科學與文明的系列電視節目，產品的銷售所得則全部用來支援兩家研究所的運作，這就是後來的《龍騰》計畫。以恒生銀行前董事長利國偉爵士為主席的一個基金會承擔了這一計畫的籌資任務，包括中科院路甬祥院長、英國尤德夫人（ Lady Pamela Youde ）和勞埃德爵士（ Sir Geoffrey Lloyd ）在內的幾位知名人士給予了重要支持，時任李約瑟研究所副所長的古克禮博士則承擔具體工作最多。在實施該項計畫的三年多裏，作者亦曾多次居中斡旋，對於溝通中、英、港諸方資訊，協調官、商、研的立場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如今《龍騰》計畫已經大功告成，在海外播映獲得好評，兩個研究所也按預期的設計得到可觀的資金，用於繼續支援各自的中國科學史研究。撫今追昔，眼前總會浮現 10 年前作者行色匆匆從香港趕到深圳來時的景象。
後來我們籌備 2005 年在北京舉辦第 22 屆國際科學史大會，最感頭痛的也是經費問題。又是何先生，于 2002 年來北京參加中國工程院等單位發起的研討會期間，主動詢問此事並向我建議從海外募資。 他在我的辦公室裏親自起草了兩封介紹信，分別寄給新加坡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 ）的李成義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何文匯博士，後來李氏基金和香港北山堂基金（ Bei Shan Tang Foundation ）很快就有回音並對大會給予慷慨資助（後者是通過何文匯博士由中大校董利榮森先生提供的）。
因為工作和研究的關係，我曾數度在劍橋和李約瑟研究所滯留。記得上一次來劍橋是在 2002 年秋天。一個天高雲淡的日子，經過研究所門前庇護著李約瑟博士長眠地的菩提樹，進得前門就看見了何丙郁先生，也是剛從北京趕來，帶著旅途的疲憊，但還是那樣親切、慈祥、笑容可掬。先生身後的簽名簿上則有他剛留下的大名，墨蹟未乾，時間是 2002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寫的是布里斯班他的家。我知道當天是東亞科學史信託會開會的日子，後來還知道 — — 正是在這一次會議上，信託會正式通過了古克禮博士接任所長的任命，並選舉前港督尤德爵士的遺孀尤德夫人為新的主席，後來這個信託會更名為李約瑟研究所信託會。
在一個專為來客準備的簽名簿上留下名字，老先生此刻的心境我無法揣摩，只見臉上仍是孩童一般燦爛的笑容。想起幾乎每個來劍橋的中國學人都熟悉的那首《再別康橋》，雖然已經用得太濫，放在這裏還是非常貼切 — —“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
謹以此文為先生 80 華誕壽。
2006 年 4 月 14 日于劍橋李約瑟研究所
（ 作者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長，英國李約瑟研究所 2006 年度梅隆基金學人，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海外 Fellow ，曾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 ）
posted by James at 5: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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