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

龍應台 　(20071026)




　他一上來我就注意到了。老伯伯，留著平頭，髮色灰白，神色茫然，有點像個走失的孩子。裹著一件淺褐色的夾克，一個皮包掛在頸間，手裡拄著柺杖，步履艱難地走進機艙。其他的乘客拖著輪轉行李箱，昂首疾步往前，他顯得有點慌張，低頭看自己的登機證，抬頭找座位號碼。不耐煩的人從他身邊用力擠過去，把他壓得身體往前傾。他終於在我左前方坐下來，懷裡緊抱著皮包，裡頭可能是他所有的身份證明。柺杖有點太長，他彎腰想把它塞進前方坐椅下面，一陣忙亂，服務員來了，把它抽出來，拿到前面去擱置。老伯伯伸出手臂，用很濃的甘陝鄉音向著小姐的背影說，「要記得還給我啊。」

　我低頭讀報。


　台北往香港的飛機，一般都是滿的，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是去香港的。他們的手，緊緊握著台胞證，在香港機場下機、上機，下樓、上樓，再飛。到了彼岸，就消失在大江南北的版圖上，像一小滴水無聲無息落進茫茫大漠裡。老伯伯孤單一人，步履蹣跚行走千里，在門與門之間顛簸，在關與關之間折騰，不必問他為了什麼；我太知道他的身世。
　他曾經是個眼睛清亮、被母親疼愛的少年，心裡懷著鶯飛草長的輕快歡欣，期盼自己長大，幻想人生大開大闔的種種方式。唯一他沒想到的方式，卻來臨了，戰爭像突來的颶風把他連根拔起，然後惡意棄置於陌生的荒地。在那裡，他成為時代的孤兒，墮入社會底層，從此一生流離，半生坎坷。當他垂垂老時，他可以回鄉了，山河仍在，春天依舊，只是父母的墳，在太深的草裡，老年僵硬的膝蓋，無法跪拜。鄉里，已無故人。

　我不敢看他，因為即使是眼角餘光瞥見他頹然的背影，我都無法遏止地想起自己的父親。父親離開三年了，我在想，如果，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僅僅是一次機會，讓我再度陪他返鄉──我會做什麼？

　我會陪著他坐飛機，一路牽著他瘦弱的手。

　我會一路聽他說話，不厭煩。我會固執地請他把他當年做憲兵隊長的英勇事蹟完整地講完，會敲問每一個細節──哪一年？駐紮在鎮江還是無錫還是杭州？對岸共產黨勸你「起義」的信是怎麼寫的？為什麼你沒接受？……我會問清每一個環節，我會拿出我的筆記本，用一種認真到不能再認真的態度，彷彿我在採訪一個超強大國的國家元首，聚精會神地聽他每一句話。對每一個聽不懂的地名、弄不清的時間，堅持請他「再說一遍，你再說一遍，三點水的淞？江水的江？羊壩頭怎麼寫？憲兵隊在廣州駐紮多久？怎麼到海南島的？怎麼來台灣的？坐什麼船？船叫什麼名字？幾噸的船？砲有打中船嗎？有起火嗎？有沒有人掉進海裡？多少人？有小孩嗎？你看見了嗎？吃什麼？饅頭嗎？一人分幾個？」

　我會陪他吃難吃的機艙飯。我會把麵包撕成一條一條，跟空中小姐要一杯熱牛奶，然後把一條一條麵包浸泡牛奶，讓他慢慢咀嚼。他顫抖的手打翻了牛奶，我會再叫一杯，但是他的衣服不會太濕，因為我會在之前就把雪白的餐巾打開鋪在他胸口。

　下機轉機的時候，我會牽著他的手，慢慢地走。任何人從我們身邊擠過而且露出不耐煩的神色故意給我們看，我會很大聲地對他說，「你有教養沒有！」

　長長的隊伍排起來，等著過關，上樓，重新搭機。我會牽著他的手，走到隊伍最前端，我會跟不管那是什麼人，說，「對不起，老人家不能站太久，您可以讓我們先進去嗎？」我會把他的包放在行李檢查轉輪上，扶著他穿過電檢拱門。如果檢查人員說，「請你退回去，他必須一個人穿過」，我會堅持說，「不行，他跌倒怎麼辦。那你過來扶著他！」如果不知為什麼，那門「逼」一聲響起，他又得退回，然後重來一次，我會不管三七二十一，牽著他的手，穿過。

　當飛機「碰」一聲觸到了長沙的土地，當飛機還在滑行，我會轉過身來，親吻他的額頭──連他的額頭都佈滿了老人黑斑，我會親吻他的額頭，用我此生最溫柔的聲音，附在他耳邊跟他說，「爸爸，你到家了。」

　「碰」的一聲，飛機真的著陸了，這是香港赤邋角機場。我的報紙，在降落的傾斜中散落一地。機艙仍在滑行，左前方那位老伯伯突然顫危危站了起來，我聽見空服員惱怒而凌厲的聲音：「坐下，坐下，你坐下！還沒到你急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