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February 18, 2009

稱職的中國媳婦-蔣方良的兩三事

2009-02-18簡錦錐
隱藏了鄉愁的俄羅斯媽媽

因為俄羅斯人,我與蔣家結緣數十年;也因為俄羅斯人,我始終不習慣稱芬娜為蔣方良。在艾斯尼等俄國同胞眼中,她是典型天真又熱情的俄國女孩,但他們多少也好奇為何她會嫁給蔣經國?
不知道是不是為了配合身分而穿鑿附會,許多資訊都說芬娜的父母是沙俄貴族,但據艾斯尼的說法,從芬娜的姓氏判斷,她的原生家庭應該與貴族無關,而是一般的農民或工人。

因為這層緣故,加上當時時局動盪不安,俄羅斯人並不看好蔣中正的國民黨政權,所以即使她嫁給台灣元首之子,俄羅斯人仍將她視為淪落異鄉的同胞之一,對於蔣經國亦然,眾人平起平坐,喝酒、跳舞毫無禁忌。

當然,俄羅斯人對蔣方良的態度逐漸隨著蔣經國的官職升遷而改變,但最讓俄羅斯人吃驚的是,蔣方良中國化得太過徹底了,說著一口流利的國語、穿著旗袍,而且為了丈夫的職務放棄個人的社交和生活圈,甚至將自己隱形於官邸當中。

曾經有俄羅斯人找上蔣方良,希望能透過蔣經國的關係尋些方便,但她總是當下拒絕:「我不插手尼古拉的事。」

艾斯尼看著芬娜收藏起內心的熱情,也曾慨嘆:「她是個稱職的中國媳婦,卻不是稱職的俄羅斯媽媽。」因為艾斯尼每回見到孝文、孝武、孝勇三兄弟,都會故意以俄語與他們交談,但三兄弟全無法對答,艾斯尼不禁感嘆:「芬娜至少應該教會他們說自己的母語啊!」



蔣經國與俄羅斯人的交往也十分微妙,他的威嚴隨著時間一點一點建立,後來俄羅斯人與他的互動似乎顯得不再那麼自在。

我常在想,蔣經國夫婦之所以和我成為好友,除了人親土親,多半還因為當年他在俄羅斯嚐盡酸甜苦辣,曾被當作人質、被下放,因此看到我這個置身於俄國咖啡廳的台灣人,難免興起「護著自己人」的念頭。

有一次,他前來明星為芬娜買俄羅斯軟糖和麩皮麵包,還未開口,一位櫃檯小姐(即後來與我結婚的黃碧霞女士)已經先行準備好芬娜喜歡的口味,蔣經國喜出望外,用俄語問一旁的艾斯尼:「這位小姐這麼能幹,你一個月付她多少薪水?」


「三百塊。」艾斯尼不假思索地說。

「你一個月領多少薪資?」蔣經國又轉頭用國語問小姐,對方小聲地回答說是一百八十塊。

「你說三百就應該付三百,為何她說是一百八十塊呢?當老闆的人不能說一套做一套,否則員工怎麼信服呢?」蔣經國很不開心地質疑艾斯尼,艾斯尼的耳朵紅得差點燒起來。

我見狀趕緊放下工作,上前解釋:「通常從早上九點上班到六點,月薪是三百塊,但這位小姐上班的時間是九點到下午三點,所以是一百八十。」蔣經國這才恍然大悟,並向艾斯尼道歉,但離去時仍不忘對艾斯尼說:「往後也要拜託你好好對待我們國家的人。」

那天開始,艾斯尼對蔣經國大為改觀,認定他是個親民愛民的官員,對他也更加敬重,每次遇到政府官員來明星總要大力稱許蔣經國,同時也勉勵對方要戮力工作。雖然現今各界對蔣經國的評價不一,但這一段小小的插曲,我至今依然記憶猶深。

(謝祝芬記錄整理)



尼古拉、芬娜與明星咖啡

謝祝芬

「明星」的俄羅斯新年盛會,芬娜(蔣方良)和尼古拉(蔣經國)也一定不會缺席。

每到元月十三日,一大早廚師便開始準備火雞、牛排、烤乳豬、各式糕點和飲料等等,晚間九點送走其他客人,熱鬧的俄羅斯之夜才正要開始。當晚所有與會的俄羅斯人都會穿著傳統服飾,聚集在ASTORIA二樓進行禱告和守歲,待午夜十二點鐘聲一響,眾人不約而同舉杯大喊「那達」,互相恭賀新年快樂。

喜嚐家鄉味道

「明星」還叫做ASTORIA的年代,店裡聚集的不只是俄羅斯男士,許多俄羅斯女士也經常到此小聚以聊慰鄉愁,其中身分最特殊的要算是前第一夫人蔣方良。

在ASTORIA,蔣方良不叫蔣方良,而叫做芬娜;蔣經國不叫蔣經國,而叫做尼古拉。


早在ASTORIA開幕之前,芬娜、尼古拉就和艾斯尼等俄國人有所往來;ASTORIA開幕不久,芬娜也在尼古拉的陪同下來到店裡。看得出來,剛遷到台灣不久的芬娜因為嚐到家鄉味而顯得相當興奮,臉上露出孩子般的燦爛笑容。

但坐在尼古拉身旁,她始終只是靜靜地笑著,只是喝著咖啡,聽著夫婿與俄國友人閒話家常,偶爾需要參與意見時,才會開口加入話題。

那時簡錦錐才十八、九歲,剛與俄羅斯人相處不久,聽不懂俄國話,加上對於政治不熟悉,因此第一次與尼古拉面對面時,並不知來者是何方神聖。反倒是細心的芬娜見他在一旁鴨子聽雷,特地用寧波口音的國語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做Archie!」阿錐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前這位俄國女士的中文竟然如此流利。

「不!我是問你的中文名字。」芬娜看出他的驚訝,輕輕地笑了。

「喔……我叫做簡錦錐!」兩人第一次對談僅止於此,但阿錐已對這位俄國女士留下深刻印象。

踏著陽光走來

這對客人離去後,從艾斯尼口中得知,他們是蔣家的長男和長媳,阿錐有點愣住。回想剛剛尼古拉和芬娜平易近人的舉止,著實與自己想像中的第一家庭成員有些落差;第二次再見面,阿錐戰戰兢兢,不時提醒自己要好好招待兩位貴客。

但芬娜一見到他,先行打招呼,然後告訴身旁的尼古拉:「他叫做簡錦錐。他們告訴我,這位年輕人幫了俄國人許多忙。」

尼古拉聽完,也像遇見老朋友般向他點頭問好,然後爽朗地問:「我們以後叫你小簡,好嗎?」

從此,阿錐成了尼古拉和芬娜口中的小簡,看慣了其他俄國人與他們自在的相處,也逐漸習慣將他們當成一般客人。日子一久,阿錐只記得他們是尼古拉和芬娜,而忘了他們是總統的長子和長媳。

可能是因為ASTORIA讓芬娜有回娘家的感覺,也可能是店裡的輕鬆氛圍讓她可以暫時卸下第一家庭的光環和旁人的目光,往後的日子,芬娜成了ASTORIA的常客;有時是由尼古拉陪同參加俄羅斯或飛虎隊友人聚會,有時是自己帶著四個孩子來喝羅宋湯或吃西點,有時只是在門市外帶最愛吃的俄羅斯軟糖、麩皮麵包和火腿。


即使身上穿的全是從中國帶來的舊衣裳、舊洋裝,但每當走進ASTORIA,芬娜都像是踏著陽光走來,笑容燦爛奪目,腳步輕盈愉快。



俄國新年盛會

ASTORIA的俄羅斯新年盛會,芬娜和尼古拉也一定不會缺席。每到元月十三日,一大早廚師便開始準備火雞、牛排、烤乳豬、各式糕點和飲料等等,晚間九點送走其他客人,熱鬧的俄羅斯之夜才正要開始。

當晚所有與會的俄羅斯人都會穿著傳統服飾,聚集在ASTORIA二樓進行禱告和守歲,待午夜十二點鐘聲一響,眾人不約而同舉杯大喊「那達」,互相恭賀新年快樂。

飲酒作樂不忘重溫家鄉舊夢,現場常有人即興以口琴或其他樂器吹奏俄羅斯民謠,歡樂的氣氛吸引賓客隨音樂起舞;音樂達到高潮時,也常有人乘興跳起俄羅斯傳統舞蹈。

有幾次,尼古拉飲了幾杯伏特加,酒酣耳熱之際跳起俄羅斯舞蹈,俐落的舞姿贏得掌聲連連,滿臉笑意的芬娜也不由自主地跟著哼唱俄羅斯民謠,兩人展現的熱情與活潑,與其他年輕小夫妻沒有兩樣。

如此光景維持了七、八年,隨著尼古拉擔任的官職越形重要,兩人到ASTORIA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一九五九年左右,時任青年救國團團長的尼古拉下令「不可奢華」,芬娜寫了一封俄文信到ASTORIA,薄薄一封信箋、寫著短短幾行字:「因為先生有要職在身,往後無法再參加私人聚會。」字裡行間載滿芬娜想要成為中國媳婦的決心。

此後,夫婦倆再也沒有出席任何一次的新年盛會,偶爾來到明星也只是吃吃點心、喝喝咖啡,甚少再參加私人派對。



歡笑日子遠了

但私底下,芬娜夫婦與阿錐的交情越來越好。當時尼古拉一家子住在長安東路十八號(四條通),與他、艾斯尼住的林森北路(七條通)相隔不遠,彼此逐漸發展為家庭朋友,「小簡」也逐漸成為蔣家人口中的「老簡」;雖然少在ASTORIA碰面,一群人偶爾仍會互相串門子,或一同去看看電影。


興致來時,芬娜還會帶著長孫女蔣友梅和阿錐的一對兒女前往碧潭划船。

一九六九年,尼古拉升任為行政院副院長的官職,全家搬離四條通的日式宿舍,遷入大直的七海寓所。丈夫顯赫的官職宛如一條無形的裹腳布,緊緊綑綁了芬娜的雙腳,將她的生活圈限制得更加狹小。

自此她不曾在ASTORIA出現,無法抵擋對家鄉味的思念時,只能派司機老胡來帶回幾包俄羅斯軟糖或麵包。那時艾斯尼已經病重,多數俄國人也已經遠離,阿錐成了少數幾個能以俄語和她溝通的人之一。

阿錐心想:「這樣也好,她好不容易習慣寂寞,再踏進ASTORIA只會勾起那段青春舊夢,勾起離鄉背井的心酸。」只是很奇怪的,每次望著老胡帶著麵包、開著座車離去,阿錐心底總有個小小的聲音在嘆息,嘆息著那個有著陽光般笑容的芬娜不會再回來了,那些開懷暢飲、共同歡笑的日子也不會再回來了……。

(摘刊自圓神三月出版新書「武昌街一段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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