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March 09, 2009

我們的年代》兵荒馬亂的童年

【聯合報╱吳敏顯/文】 2009.03.09 03:32 am



建造於日據時代的壯圍鄉公所中山堂。
吳敏顯/照片提供



宜蘭鄉下許多碉堡已被拆除。
吳敏顯/照片提供

那年我五歲,穿了一雙嫌小的膠底布鞋走進村裡的小學,原因是鄰居比我大的玩伴都入學了,比我小的又玩不到一塊兒。老師先是不肯收我這個學生,一直跟媽媽說孩子太小會被欺侮,功課也會跟不上。

媽媽說我很聰明,已經能在地上寫好多國字。我也從口袋裡掏出被我寫成小圓餅乾的破瓦片,準備蹲下去寫字。老師說很好很好,就是不肯點頭收留我。這時有個學生過來報告,他拉完肚子回來了。老師問他有沒有擦屁股,我突然冒出一句,我也會擦屁股。老師只好笑著摸摸我的頭,同意讓我留下來。原來,老師怕我不會自己擦屁股。

其實上學的喜悅,很快被塞在鞋子裡的紅腫又疼痛的腳趾和腳後跟趕走。媽媽接我放學的時候,我只能把鞋子脫下來拎在手上。

我讀的小學只有四間教室,校長、老師及風琴、皮球等占掉一間,五、六年級各用一間,剩下的一間只能讓三、四年級分上下午使用。一、二年級的小朋友,先在教室走廊上課,但秋天開始常有風雨,二年級就搬到附近的賴姓瓦厝大廳,我們一年級則把村裡的古公廟當教室。

廟小空間有限,白天又沒電,光線端看室外陽光強弱,小孩子難免心浮氣躁,吱吱喳喳沒有一刻安靜。老師說我們像糞坑裡的蛆蟲,蠕動個不停。她鼓勵大家,要以神案上的神像為榜樣,坐姿端正、不吵不鬧。

有一天,老師出了幾道題目考大家,全班對答如流。最後她調查有誰知道自己家住在哪裡,結果全班都舉手,老師高興地稱讚每個人都是第一名。未料,那個坐後排已經十二歲的大個子竟然說,還是有人很笨呀!老師問誰笨,他指著神案上的幾尊神像說,他們都沒舉手。逗得全班笑呵呵!老師罵他調皮,拿起教鞭在課桌上敲了兩下,還是忍不住咧開嘴偷笑。

到了冬天,日子就不平靜了!幾乎每隔三五天的大清早,就有一隊隊阿兵哥從宜蘭街的方向徒步行軍,經過我們村子朝著壯圍海邊移防。鄉下道路鮮少人車,突然出現那麼多人同時踩在石子路上,聲勢當然嚇人。連平日裡無拘無束在公路上閒逛拉屎的雞鴨貓狗豬,全被嚇得雞飛狗跳貓逃豬竄,不知該往哪兒躲。

村人習慣早起,只要遠遠看到軍隊過來,即趕緊關上自家門窗。出門上學的小朋友若未走遠,也會被父母抓回來,一起躲在屋內由門縫朝外瞧。小孩子愛看槍砲,而每支隊伍末端的伙頭軍更讓大家看得津津有味。那些口徑大得嚇人的炒菜鍋,和圓鍬鋤頭一樣的鍋鏟,同樣令人驚奇。阿嬤就說,只要煮那麼一鍋,保證全莊人吃得翻肚子。

接著更嚇人的,是一輛接一輛的十輪大卡車。這些十輪仔,引擎聲特大,轟轟隆隆地像地震那樣輾過門口的道路,整排連棟的磚瓦屋都跟著顫抖。村人很快學會閃躲,只要看到十輪仔從遠處拖著滾滾灰塵過來,便趕緊跑到路旁的田埂等它駛過。曾經也有因為道路緊挨著水溝,一時情急只能往溝裡跳,結果變成濕漉漉的泥人。

有幾個黃昏,來了騎兵。這可讓習慣用竹竿夾在胯下當騎馬英雄的鄉下孩子,開了眼界。好奇心壯大了膽子,常一路尾隨追著喊:「馬耶!真的是馬耶!」除了白馬黑馬,還有體態像極了廟裡瓷磚上「關公斬蔡陽」所騎的赤免馬。

騎兵隊沒往海邊去,他們留在鄉公所中山堂的水泥地打地鋪,中山堂的窗玻璃缺了很多塊,冷風直朝屋裡灌,村長幫忙張羅一些稻草,讓那些騎兵鋪在軍毯下。馬匹則排著隊,綁在鄉公所的廣場。我們隔著圍牆,和那些馬兒說話,牠們卻只顧用大鼻孔朝我們噴氣,還不停嚼動牙床,滴下一串串白色唾沫。

說實在,我們分不出馬或驢,後來才聽說人騎的是馬,馱著砲管、彈藥和被服、糧草的是驢。有一天我們放學回來,廣場和中山堂已恢復原先的空蕩蕩,只有圍牆旮旮堆著比彈珠大一點的褐色丸子,在空氣中散發著尿騷味。頑皮的孩子撿起來相互丟擲,有大人罵了,才知道那是驢屎蛋。

快過年的時候,父親買了鄉公所對街那排房子中的一戶,全家從此不必再住著租來的房子,高高興興地準備選個吉日搬家。沒想到鄉長和一個大官模樣的人出面,說部隊的營長有家眷沒地方住,希望暫借我們新買的房子。就這樣由營長帶著才十八、九歲的太太,外加一個侍候她的小勤務兵,住進那間梁柱和牆壁都用檜木搭架榫接的房子。

小勤務兵十三歲,村裡老老小小都叫他囝仔兵。天一亮,囝仔兵會到井邊打水,然後拎出馬桶到水溝邊傾倒洗刷,接著洗一竹籃衣服。傍晚則抱出炭爐子到馬路邊生火,待濃煙淡去再燒一鍋洗澡水。每天僅有營長太太午睡的時候,才能夠清閒地站在鄉公所廣場看我們遊戲。

營長很兇,每回挨長官或太太責罵,便用藤條在那個囝仔兵身上出氣。而那太太更厲害,她會用同一根藤條揍營長。通常囝仔兵一挨揍便哭哭啼啼,要等營長大吼一聲:「再哭就槍斃你!」才會止住哭聲;但營長挨揍時,卻始終不敢吭氣。大人們都說,那小女人的官階應當是團長。我們小孩子不懂事,會跑到她前面行軍禮,喊聲報告團長!她總是以笑臉回禮,外加一粒糖果或饅頭。

鄉下幾乎全是種田的文盲,大家關心的是田裡的收成。只要風調雨順少蟲少災,很少人去了解外界的局勢,更不用說改朝換代的事兒。每天傍晚開始送電亮燈時,父親會打開木架上的收音機,嘰哩咕嚕轉半天大多是日本電台,偶爾能夠聽到北京語的新聞廣播,說國軍某部已從某省轉進某市,或是從某市轉進到某地的消息,也知道一個叫「二二八事件」的一些後續情況。但大人彼此見面都不談論自己聽到過什麼,我們小孩子更無從知道。

村裡的五字路口,很快用水泥和磚塊砌築一個圓桶型、開了幾個射口的碉堡。沿著宜蘭河堤防,也用鋼筋水泥建造更多更堅固的碉堡。警察要求一些竹圍人家,在竹欉下挖防空壕。到了夜間,時常有幾道探照燈的光柱,不斷橫跨天空掃過來掃過去。這些都讓我們小小心靈,感受到說不出的詭異。

考進初中時,國文老師出了一篇作文題目〈我的童年〉,我寫說自己有個兵荒馬亂的童年。老師找我問話:「我也是壯圍鄉下人,和你爸爸是老朋友,你哪來兵荒馬亂的童年?」

我只好照實描述1949年五歲時的見聞,老師才相信那作文是我自己寫的。其實,那個被我認為是兵荒馬亂的童年,應該能夠學到更多,可惜無法聽懂那些阿兵哥的南腔北調,倒學會了「槍斃你!」及一些罵人的髒話。

【2009/03/09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