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ly 20, 2006

摘錄》200分的人生

200分的人生


本篇文章摘自:商業週刊第 973 期
作者:曠文琪



走出公司,走入基金會,鄭欽明變成了聽障孩子的大玩伴。
他一手打造全球第一大嬰兒車代工王國,全球每兩台嬰兒車,就有一台為明門所生產。但兩個摯愛的親人,讓他人生順序重排。過去10年,他已幫助2000個台灣聾孩子重獲聽力。他許下大願—立志讓二十年後的台灣,沒有不會講話的聽障兒童!


台北內湖科學園區,鋪著大理石的寬敞會議室內,連接紐約、台北、東莞的三地視訊會議進行。一個小時內,二十個單位主管輪流報告。剛報告完的品管組長語畢,偷偷瞄了一下黑板上的數字:「2:45」,比他預定時間多了十五秒。主持會議的明門實業董事長鄭欽明冷冷的說:「你們要學習控制時間。」

短暫十五秒內,已有四台嬰兒車自明門東莞廠出發,準備掛上全球最大的嬰兒車品牌葛萊(Graco)的標籤,運往世界市場。

從利比亞到美國的沃爾瑪(Wal-Mart)連鎖超市,平均每兩台嬰兒車就有一台為明門所生產。這家全球最大的嬰兒車、嬰兒床代工廠,營業額逼近新台幣九十億元,卻堅持不上市。

明門不只如此,更擁有三百項全球專利,在去年十月《商業周刊》推出的〈專利一百強〉排行榜中,在「非金屬製品業」拿下冠軍。

他們位於美國、台灣與大陸三地的設計團隊,每天透過網路二十四小時接力研發新產品。馬不停蹄的,明門正顛覆著台灣對傳統產業的刻板印象。論國際化、研發能耐,「明門比高科技業還高科技。」政大商學院院長周行一評論。

會議結束,鄭欽明快步推開公司大門,直奔石牌一棟狹小公寓的三樓。「鄭爸爸!鄭爸爸!」孩子們爭先恐後的喚著。他脫下西裝外套,蹲下來與孩子們玩了起來……。這群孩子談話動作與一般孩子無異,甚至更活潑。但他們的耳後,一根細細的黑線連至腰際小小方盒,孩子們戲稱它為「computer」。

他是全球嬰兒車代工霸主 也是聽障兒的「鄭爸爸」

企業家之外,鄭欽明的另一個身分——雅文基金會董事長。過去十年,在這小公寓內,他讓兩千個台灣孩子,不再是聾子。

論身價,鄭欽明連郭台銘、施崇棠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但「做好事,他的高度不輸台灣首富。」長庚決策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德朗說。鄭欽明許下「二十年後,要讓台灣沒有不會說話的聽障兒」的願望,很多人認為癡人說夢。

每年,台灣平均有三千六百名的聽障兒誕生。過去十年,鄭欽明透過基金會推動「聽覺口語法」,每年幫助三百五十名重度聽障兒(占台灣重度聽障兒兩成),不必靠手語而可正常聽說。現在,台灣成為華語教學個案數最大的「聽覺口語法」教學基地。

癡人鄭欽明一步步接近目標,為了實現夢想,他過去十年自掏腰包投資公益的錢,逼近明門的資本額(新台幣六億八千萬元)。「財散人聚啊!錢夠用就好。」他說。

一個平凡的中型企業主,生命中經歷了什麼,形成今日?「這是一個傳奇、淒美,而令人欽佩的故事……。」政大前任副校長、雅文董事司徒達賢說。

接受訪問時,鄭欽明身後是一張結婚照片。女主角如陽光般笑容燦爛,他是鄭欽明的美國籍妻子喬安娜,他不自主的拿起照片,順手撫拭。「是她,豐富了我這窮小子的一生。」

走過創業荊棘,成為大廠夥伴 女兒的聽障卻給他第一個打擊

他們,共同走過生命的艱困。初識喬安娜時,鄭欽明只是一家貿易公司的業務。在她的襄助下,他們從五股路邊的鐵皮屋,開始嬰兒車王國的創業過程。她是鄭欽明心中的超級業務員,能說五國語言,而且「幽默與溫暖,讓每個客戶都好愛她。」鄭欽明說,個性跟他剛好互補。

鄭欽明對事與產品品質的硬態度,因為有喬安娜對人的軟,事業才能逐步打開。創立七年後,打敗了其他十三家同業,明門不但成為當時全球第三大的嬰兒車品牌葛萊兩家代工廠之一,更是第一大合作夥伴。

事業步上高峰,家庭也美滿,女兒晴文、雅文相繼出生,美麗深邃的混血兒臉龐,彷彿天使。這段期間,明門也從五股的鐵皮屋搬到了大園的大工廠,從嬰兒車跨足嬰兒床市場。「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鄭欽明辦公室座位的背後,美夢成真般,整面大牆開展著世界地圖,都成為他的舞台。民國八十一年秋天,「轟隆!轟隆!」窗外的大卡車經過,破壞了寧靜的氣氛,鄭欽明自以為圓滿的人生,也被驚擾。

客廳所有人都被這巨大聲響嚇了一跳,唯獨十一個月大的雅文,文風不動。喬安娜急急抱至醫院檢查,診斷出雅文重度聽障,連一百分貝的聲音都聽不到。一百分貝,相當於一架飛機在面前低空(離地不到一百米)飛過所發出的噪音。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喬安娜顫抖問我,該怎麼辦?我們根本睡不著,兩個人都哭了。」鄭欽明無法想像,小雅文自己一個人留在寂靜世界,聽不見媽媽說話,喊不出媽媽的情景。

醫生宣判雅文終生無法聽說,但鄭欽明不信,急切的參加所有能參加的聽障教育研討會,十幾場下來,真的看不到任何一個聽障的孩子可以說話。

台灣沒有藥方,喬安娜放下公司所有事情,前往世界各地尋找醫療資源,但美國的醫生答案仍然相同。求醫後一年,他們看到有一個名為貝爾(AG BELL)的聽障協會舉辦年會,他們連袂飛到美國參加。這三天的會議,是一個轉折點。在此,他們認識了「聽覺口語法」。

聽覺口語法專家對他們說,它的原理是刺激聽損兒殘存聽力,進而訓練他們聽說,而根據統計,有九五%的聽損兒都還有殘存聽力。「我們立刻回國帶著雅文去檢驗。但是沒想到,雅文,竟然是那百分之五。」

雖是最嚴重的百分之五,醫師仍建議鄭欽明考慮替雅文裝電子耳,以電流刺激的方式,取代內耳毛細胞的功能,因為雅文的聽覺神經還在。鄭欽明夫婦打聽到電子耳的技術起源澳洲,立刻趕往墨爾本。

但,澳洲的醫生告訴鄭欽明,雅文是極少數內耳發展不完整的聽損兒,他沒有信心動手術,喬安娜幾乎當場崩潰。但這一次,鄭欽明沒有哭。「當時我心想,如果真的不行,那麼我們就再去德國找醫生。」他告訴自己:除非翻遍全世界,否則絕不放棄。

最後,雅文還是順利在澳洲開了刀,在左耳植入了人工電子耳。植入電子耳,並不代表聽覺與常人無異,有人聽到的聲音像是潛入水中,耳朵傳來的朦朧聲,這聲音對聽障兒童來說,剛開始並沒有任何意義。要讓孩子說話,必須把大量的辭彙,在平常的互動中輸入給孩子,讓他們可以把聲音與意義連結在一起,初期孩子只是吸收,不太會有反應。

開刀後,喬安娜從加拿大請來聽覺口語法專家茱蒂教導雅文,也學習自己教。與此同時,明門決定在大陸東莞設廠,業務更為繁忙。雖然兩岸奔走,但鄭欽明沒錯過她第一次說話的聲音。

「Down! Down!」開刀半年後,雅文想要坐下,發出了這個聲音。三歲的雅文叫的不是爸爸,但鄭欽明開心極了。再過四個月,「像開花一般,她一開口就停不了。」

當女兒克服聽障,事業擴張到大陸 
妻子的罹癌給他第二個打擊

聽覺口語法救了他的女兒。八十五年,鄭欽明決定以女兒雅文為名成立基金會,「這麼好的方法,應該要讓台灣的聽障孩子使用,其他父母的無助,我們真的感同身受。」原本應是政府與醫療體系的責任,他們一肩扛下。

基金會請來國外專家長駐台灣,訓練出台灣第一批師資,在台北與高雄設置服務中心。「台灣的醫院不太可能做,工程複雜、成本太高。即使到現在,世界醫療體系對聽覺口語法的了解度都不高,台灣因為有了雅文,聽覺口語法才開始引進。現在台灣的成熟度,比日本還高。」吳德朗說。

基金會早期經費,全是鄭欽明夫婦自掏腰包,那時他們住的只是租來的房子。

喬安娜每天忙著訓練師資、分析個案、宣傳、教孩子,凌晨一、兩點才睡。「雅文的苦,讓她更有使命感要救其他孩子,她搶救的不是孩子的聽說力,還有他們的一生。」說到這,鄭欽明語調卻越來越落寞。

喬安娜努力把孩子從絕望中拉出,但沒想到,不可測的命運,卻在背後虎視眈眈。

八十八年九月十七日。「永遠忘不了那天。」

那是雅文出生第八年。克服了聽障問題,小雅文已經可以跟姊姊拌嘴,跟爸爸撒嬌。明門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大陸研發中心成立,總部從桃園搬到台北內湖科學園區,準備大舉招兵買馬,盡是一片新氣象。

在大陸東莞工廠開會的鄭欽明卻忽然接到電話。「腦筋整整空白了兩、三分鐘,後來竟然又回去把會開完,開完會,回到宿舍,開始哭。」那通電話是喬安娜打的。她平靜的說,剛出來的健檢報告顯示,自己的乳房,有個直徑二.五公分的惡性腫瘤,也就是乳癌。

彼此深愛的夫妻與母女 提前面臨死別之痛

隔天,鄭欽明立刻飛回台灣,一刻也不能等。「喬安娜做了這麼多的好事,為何卻得到這樣的回報?」從東莞趕回來的飛機上,鄭欽明混亂的想著,「她是因為太累了,才會這樣。」

然而,喬安娜不怪任何人,「甚至是那個害死了她的醫生。」訪談過程一路冷靜的鄭欽明,聲音忽然激動了起來。事隔多年,這始終是他心裡的結。

鄭欽明回國後,立刻安排長庚與榮總的四個醫生,進行兩個半小時的對談,將病情與可能發展完全釐清,喬安娜也勤做筆記。但是,當喬安娜的父母與妹妹飛來台灣時,情況卻完全失控。鄭欽明與他們出現非常激烈的爭執,因為後者主張喬安娜應該接受天然的另類療法,以靈修為主。

「妳不要執迷不悟!」鄭欽明傷心的對喬安娜大吼。「二十年來,我第一次對她這麼兇。」但最後,喬安娜仍決定獨自到美國、德國接受七個月的另類療法治療。

那年的耶誕節,德國覆蓋了皚皚白雪。嚴冬中,鄭欽明帶著兩個孩子去探望妻子,一見面,四人擁抱在一起。「她變得好瘦。我看到她努力在求生存,每天吞一百五十顆維他命,甚至聽那些醫生的話,把魚打成汁喝下去,她是吃素的,邊喝邊說好腥好腥。」直到喬安娜因為另類療法失敗回國,鄭欽明再看到她時,因為細菌蔓延,她的肚子如懷孕般鼓起,癌細胞蔓延至骨頭。「她跟我說,唯一的願望,只是好好睡一覺。」

發病後的一年九個月,四十七歲的喬安娜走了。留下一封給女兒的信。

「生命存在的形式,比我們想像的更寬廣,它不只是我們每日接觸的物質與軀體。事實上,我們存在的目的,就是去了解我們的靈命是永恆的,而非存在一個軀體裡面而已。……每一次的挑戰,總讓我更專注,並讓自己更真實、坦誠的面對自己,……如果沒有這股推力,我不知道該如何更專注。……我相信上帝對我的愛以及祂的應許——每一件事的發生,都是為著我的好。」

老天爺對鄭欽明何其殘酷,給了他「世界第一」的事業皇冠,卻讓他站在世界高峰之際,奪走最摯愛的女人,讓他孤獨擁抱皇冠。悲傷的鄭欽明,此刻,寫下一封信。

「再見了,我的愛,我們天堂再見!」

鄭欽明悄悄的把信,放在妻子身旁,一起火化。六月二十五日,端午節,台北東門基督教長老會教堂內,蕭邦離別曲悠然揚起,這是喬安娜生病後親自彈奏的聲音,曲畢終了,在錄影帶中的影像,盡是她燦爛的笑容。鄭欽明在最後一次端詳喬安娜的遺容時,忽然想起,妻子在走前跟他說的那些話。

那是在喬安娜末期身體忽好忽壞,他陪著妻子沿著天母古道散步的時候,順著上千個樓梯前行,流水聲與瀑布聲未歇,他們談起生死,如話家常。她說,人雖然不能控制所有的事情,但是,「對於對的事情不要放棄與懷疑」、「甚至每件事情的發生,都是為著她的好,這是生命的學習。」

喬安娜走後。客廳上的木搖椅靜止不動,彷彿在等待女主人。

十歲的小雅文自喪禮結束後,已在搖椅上坐了三天三夜,不肯下來,也不吃任何東西。陽光從大窗戶灑落進來,將搖椅的背影拉得好長。以前喬安娜就在這裡餵雅文喝奶,在生病最痛苦的時候,也總是坐在搖椅上休息。這裡有喬安娜的味道,窩在這裡,就像在母親的懷抱。

鄭欽明蹲在搖椅旁,看著小女兒。很久不說話的雅文終於開口,她問:「人為什麼會死,媽媽到底去哪裡了?」十年來最熱愛的夜間潛水運動 為了守護女兒,毅然放棄

那一刻,父女相擁而泣。「我決定戒掉所有可能危險的事物,來守護她們。」以前,夜間潛水那種神秘、淒涼與冒險的刺激感,最讓鄭欽明目眩神迷,一潛就是十年,還拿到高級執照,但為了女兒,他毅然放棄。

訪談中,鄭欽明一看到相機就想閃躲,怕被綁架波及孩子。「四年後吧,到時候你們想怎麼拍,就怎麼拍。」那時,是小雅文可以上大學的年齡。

喬安娜走後,鄭欽明扛起基金會的重擔。「這是我對她做的承諾,或者也是愛。」這是鄭欽明被問到為何可以把苦難化作愛的回答。「當然,確實,忙碌是轉移悲傷最好的方法。」

鄭欽明中學同學、現任長庚醫院台北副院長謝燦堂說:「他們兩個一起遭遇太多苦難,感情才這麼深,才會讓他這麼積極的想要接手,做沒有做完的事情。」

但接手基金會這一路,鄭欽明跌跌撞撞。

喬安娜走後一個月,鄭欽明定下目標:「雅文必須提升到華人聽覺口語法的培訓機構。這代表,我們需要更有制度與企業化的經營。」鄭欽明對著雅文基金會所有老師說。但是現實立刻回報他的卻是,收不完的辭職信。

原來,一個聽覺口語法老師,要培養至少一年半,稀有性很高。過去,喬安娜是靠著感情,集合這些老師。喬安娜走了,很多人也不想留,並不認同鄭欽明所謂的制度化、企業化經營。

實現對亡妻的承諾,接手基金會 將企管手法導入慈善事業

「每次開會,就看他在那邊一直念,找不到老師,比接不到訂單還苦惱。」身兼雅文董事的司徒達賢說。「經營基金會,好像比企業更難,」鄭欽明感慨。但這沒嚇走他。鄭欽明先打破基金會固定死薪水結構,改為固定薪資加上變動薪資,以激勵老師的上課意願,另一方面,他化被動為主動的找師資。

鄭欽明找上中原大學特教系,親自從校長開始逐個說服,開設聽覺口語法選修學分,由雅文的資深老師去開課,甚至設置了研究訓練中心。「在特教體系中,這種合作模式是首見。」中原特教系主任何素華說。今年秋天,長庚也將設立聽覺口語法的研究所學分班。他從上游著手,打開師資來源的門。 

「我更要求員工把捐款人當顧客般對待,每個月都有電子報發給捐款人,告知捐款的用途與發揮成效。每年要有年報出來。」透過清楚的績效報告,社會大眾對雅文的捐款比重,開始從喬安娜時代的五%不到,提升到三成以上。

鄭欽明並將知識管理平台導入基金會。透過IT系統,將過去上千個案的教學方法、教學評量、個案輔導做有效的整合,幫助老師加速教學經驗累積,減少摸索期,效率可因此提升。鄭欽明接手五年,基金會的運作成本,整整降低了一七%。

事實上,鄭欽明這一步,在台灣非常罕見。「台灣大多數的企業家,做公益都僅止於捐錢,卻不知道自己有更有意義的資源,就是管理能力。」政大企管系副教授兼EMBA非營利事業管理組召集人黃秉德說。

訪問終了,鄭欽明提到未來想做的:「我很佩服溫世仁,他說最不負責的行善,就是捐錢而已。」鄭欽明知道大陸的聽障兒比例更高,他一直思考,如何協助偏遠地區或隔代教養的聽障孩子。「明門是他的事業,但雅文是他的志業,」吳德朗說。

他仍心繫喬安娜。「很多朋友夢到她變成天使,晴文與雅文抓著她的雙腳,也飛了起來,笑得很開心。」鄭欽明先是紅了眼眶,然後彷彿想到什麼似的,又笑了起來:「我可以感受到她現在很快樂。」喬安娜走後,鄭欽明並沒有耽擱公司的事情。只是偶爾在開會的時候他會忽然停頓,沉思起來,空氣像凝結般,沒人敢打擾。妻子不在身旁後,每當他遭受困難時,就以打坐來放空自己,聽自己心裡最初衷的聲音。「最初,是實現喬安娜的願望,後來開始往前看,想到的只是,還有多少人需要幫忙。」

生命的意義究竟是什麼?追求財富的盡頭,通往何處?

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說:「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

目前身價七十二億美元的投機家索羅斯,也有自己的詮釋。早年曾在英國顛沛流離的他,賺大錢後,他最念茲在茲的是在極權社會裡受苦的貧苦弱勢。因此,索羅斯親身參與慈善公益事業。

在共產政權尚未崩盤的年代,他都是在共產國家進行慈善工作,不只是捐錢,還幫忙設計、監督和修改這些計畫。他希望人們稱呼他是「金融、慈善與有哲思的投機者索羅斯」。

財富,在不同人的手上,展現不同的價值。

鄭欽明在妻子過世後,展現人生不只是生意人的格局。當多數企業家拚命追求能留多少財富給後代子孫時,也擔任雅文基金會董事的吳德朗感慨的說:「鄭欽明對錢,是展現了大格局。」

在〈一千大製造業排名〉中,營收規模比鄭欽明大的企業超過兩百家,他的財富更不能跟大企業家比,但他對社會的慷慨遠甚於大企業家。他豎立了企業家在台灣社會的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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