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花布阿嬤住不起君悅
【張典婉】
台灣紅與客家村阿嬤的取材都是台灣土花布的意念，當電視上談著台灣紅的發票時，好友邱月華正開著她的老爺車滿載著花布枕、花布包，從南庄北上，一站又一站地推銷著老媽媽們的工藝品……
台灣紅曾是文化創意的指標
這些年，藍綠互相吞食了台灣人的感情，當政治凌駕一切之上時，生活、經濟被踐踏，文化被遺忘。在政治舞台上，沒有人會想到遠在花蓮海岸的平埔族阿嬤，用一個月編二條香蕉絲的布匹，卻無人問津；為了做出染料，這些阿嬤用廢棄的電池鉛粉染出了灰色，當然她們不知道鉛粉有毒。大太陽下，她們嚼著紅檳榔的大嘴，用力訴說著她們的無奈，政治人物是不會聽到的。
前些年，文化創意產業曾為台灣帶來希望。但現在台灣紅負責人在電視上大談的不是台灣紅的經營與理念，而是君悅飯店的發票，大家的重心也一直在禮券案與發票中打轉，媒體從沒發現台灣紅曾是文化創意的指標，曾被文建會、文化總會與許多名流加持過的文化創意產業。
客家村的老媽媽、平埔族的阿婆 住不起君悅
這時不禁想到多年前在客委會工作時，用極少的經費，辦過一場名為「花布靚靚」的活動，邀請了藝術家周舟、華慶、郭弘坤、蔡志榮贊助，與南庄東江村的媽媽們，一起用花布做成裝置藝術與創新的花布服裝秀，客家大學生與文化人溫金紅，傳媒人羅貴玉、陳美禎，歌手謝宇威，客家布袋戲團等也參與演出，帶動了許多社區加入花布產業，新竹九讚頭工作室、南庄社區的媽媽們與頭份的黎屋雜貨店……一針一線，用一尺20元的土花布，縫製出她們的生活美學。
這些媽媽們，沒有太多機會去君悅（也許一生都沒有去過），一晚上五、六千元的住房費可以讓她們在苗栗、新竹的農村過一個月，假日到北埔、三義、南庄都會見到她們的作品：一些手機袋、花布包、零錢包、名片夾、手提包、抱枕……
對這些阿嬤來說，能夠在假日賣出幾件作品，就可以補貼生活費與孫子的學費，也可以替客家村帶來一些生機。她們的作品沒有機會站上君悅的賣場，也沒有機會到法國參展，但是台灣紅與客家村阿嬤的取材都是台灣土花布的意念，當電視上談著台灣紅的發票時，好友邱月華正開著她的老爺車滿載著花布枕、花布包，從南庄北上，一站又一站地推銷著老媽媽們的工藝品。
我不禁想到這些貴婦們在台上穿著台灣紅設計的台灣衫走秀時，會有人想過贊助客家村的老媽媽們嗎？還有平埔族那些在大太陽下編著香蕉絲的阿婆呢？
她們住不起君悅，也不會寫企畫案要經費發展文化產業。
官僚沒有跟著換腦袋，文化繼續為政治美容
過去的年代，政府曾經箝制了文化的氛圍，一度軍中作品、反共文學攻占台灣版圖，直到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激發了本土文化的抬頭，讓大家重新認識了自己的臍帶，自己的故土與文化。
記得當時還在學校的我們，互相交換著巴金的作品，讀著魯迅《阿Q正傳》，一邊去聽黃春明的演講；沿著吳濁流住過的新埔與西湖，看他小說中寫過的場景；到八斗子一探王拓筆下的漁村生活；到美濃拜訪鍾理和書中的客家村；假日帶了相機認識自己的土地。年少時第一次看雲門的《薪傳》，大家站起來鼓掌；陳達來台北演出時，舞台上昏暗的燈光打在陳達身上，彷若看到了南國的陽光。
當政權轉移時，我們期待全新的文化氣象，但是官僚沒有跟著換腦袋，文化繼續為政治美容；容易贏得掌聲的活動、祭典、節慶，曾幾何時淪為政治人物的另一座舞台。大家比賽政治人物的扮裝秀，穿上歌仔戲服裝就是振興歌仔戲了嗎？在藝術季開鑼就是文化的救主嗎？曾幾何時文化活動成了變裝秀，或是政治人物的歌唱秀。
當政治人物上台表演開鑼、穿上原住民服飾扮大頭目的時候，文化執政者又如何看待台灣傳統戲劇的黃昏呢？出國表演要自己籌款，為理想努力時要記得感謝政府補助款。阿美族舞者阿道，曾在一座談會中提及，妻子去山上打工維持他的基本生活，而練就了一身好體能。常住苗栗的硬頸合唱團成員，多年來為了維持他們對客家創作音樂的熱情，平日在市場賣炸雞排，或是賣衣服維生，晚上再去酒店彈琴賺小費，為了下一張CD努力存錢。客家傳統劇團的凋零令人心碎，而布袋戲演員除了黃俊雄之外，大部分團員是有一餐沒一餐的過日子，電視一百多個頻道，都沒有給與他們保障演出的機會。
文化並非公共工程，不是蓋公有市場
演出團體機會稀少、酬勞無法糊口，而公家標案，政府官員拿出官方統一價格表──主計處規定一張照片230元、一個字0.58元，攝影家的作品被踐踏，作家成了賣字的小販，文化採購法的種種限制、公務體系要三家比價原則，使文化人常常淪為顧問與下包的身分，甚至提案完就被踢出去。
然而文化並非公共工程，不是蓋公有市場，也不是蓋一座公廁，卻都屬於公部門採購法的管轄，在最低標與價格競爭的牽制下，文化淪為政客的商品或祭品，也讓公部門的文化標案成為公關公司的禁臠。一些優質的文化團體、文化人，如果沒有良好關係，如果不會寫標書競標，不了解遊戲規則，也休想有演出與補助的機會。文化體系也甚少主動去發掘有潛力的新秀，或是新團體，因為怕被戴上「圖利他人」的大帽子。
所以我們看到的文化表演團體，大半是熟面孔，政府補助怕出錯，都喜歡找老面孔，或是知名度高的團體。因為公務體系怕出錯，造成資源分配不均，成名的團體集三千寵愛於一身，小團體則快成了乞討團。地方政府稅務惡化，更造成地方文化工作者可用資源被剝奪、地方活動必須要向中央傾斜的怪現象。
長期錯誤的文化運作，逼使文化產業、文化團體、藝術家漸失舞台，台灣還要被台灣紅的發票淹沒嗎？
【2006/08/23 聯合報】
台灣紅與客家村阿嬤的取材都是台灣土花布的意念，當電視上談著台灣紅的發票時，好友邱月華正開著她的老爺車滿載著花布枕、花布包，從南庄北上，一站又一站地推銷著老媽媽們的工藝品……
台灣紅曾是文化創意的指標
這些年，藍綠互相吞食了台灣人的感情，當政治凌駕一切之上時，生活、經濟被踐踏，文化被遺忘。在政治舞台上，沒有人會想到遠在花蓮海岸的平埔族阿嬤，用一個月編二條香蕉絲的布匹，卻無人問津；為了做出染料，這些阿嬤用廢棄的電池鉛粉染出了灰色，當然她們不知道鉛粉有毒。大太陽下，她們嚼著紅檳榔的大嘴，用力訴說著她們的無奈，政治人物是不會聽到的。
前些年，文化創意產業曾為台灣帶來希望。但現在台灣紅負責人在電視上大談的不是台灣紅的經營與理念，而是君悅飯店的發票，大家的重心也一直在禮券案與發票中打轉，媒體從沒發現台灣紅曾是文化創意的指標，曾被文建會、文化總會與許多名流加持過的文化創意產業。
客家村的老媽媽、平埔族的阿婆 住不起君悅
這時不禁想到多年前在客委會工作時，用極少的經費，辦過一場名為「花布靚靚」的活動，邀請了藝術家周舟、華慶、郭弘坤、蔡志榮贊助，與南庄東江村的媽媽們，一起用花布做成裝置藝術與創新的花布服裝秀，客家大學生與文化人溫金紅，傳媒人羅貴玉、陳美禎，歌手謝宇威，客家布袋戲團等也參與演出，帶動了許多社區加入花布產業，新竹九讚頭工作室、南庄社區的媽媽們與頭份的黎屋雜貨店……一針一線，用一尺20元的土花布，縫製出她們的生活美學。
這些媽媽們，沒有太多機會去君悅（也許一生都沒有去過），一晚上五、六千元的住房費可以讓她們在苗栗、新竹的農村過一個月，假日到北埔、三義、南庄都會見到她們的作品：一些手機袋、花布包、零錢包、名片夾、手提包、抱枕……
對這些阿嬤來說，能夠在假日賣出幾件作品，就可以補貼生活費與孫子的學費，也可以替客家村帶來一些生機。她們的作品沒有機會站上君悅的賣場，也沒有機會到法國參展，但是台灣紅與客家村阿嬤的取材都是台灣土花布的意念，當電視上談著台灣紅的發票時，好友邱月華正開著她的老爺車滿載著花布枕、花布包，從南庄北上，一站又一站地推銷著老媽媽們的工藝品。
我不禁想到這些貴婦們在台上穿著台灣紅設計的台灣衫走秀時，會有人想過贊助客家村的老媽媽們嗎？還有平埔族那些在大太陽下編著香蕉絲的阿婆呢？
她們住不起君悅，也不會寫企畫案要經費發展文化產業。
官僚沒有跟著換腦袋，文化繼續為政治美容
過去的年代，政府曾經箝制了文化的氛圍，一度軍中作品、反共文學攻占台灣版圖，直到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激發了本土文化的抬頭，讓大家重新認識了自己的臍帶，自己的故土與文化。
記得當時還在學校的我們，互相交換著巴金的作品，讀著魯迅《阿Q正傳》，一邊去聽黃春明的演講；沿著吳濁流住過的新埔與西湖，看他小說中寫過的場景；到八斗子一探王拓筆下的漁村生活；到美濃拜訪鍾理和書中的客家村；假日帶了相機認識自己的土地。年少時第一次看雲門的《薪傳》，大家站起來鼓掌；陳達來台北演出時，舞台上昏暗的燈光打在陳達身上，彷若看到了南國的陽光。
當政權轉移時，我們期待全新的文化氣象，但是官僚沒有跟著換腦袋，文化繼續為政治美容；容易贏得掌聲的活動、祭典、節慶，曾幾何時淪為政治人物的另一座舞台。大家比賽政治人物的扮裝秀，穿上歌仔戲服裝就是振興歌仔戲了嗎？在藝術季開鑼就是文化的救主嗎？曾幾何時文化活動成了變裝秀，或是政治人物的歌唱秀。
當政治人物上台表演開鑼、穿上原住民服飾扮大頭目的時候，文化執政者又如何看待台灣傳統戲劇的黃昏呢？出國表演要自己籌款，為理想努力時要記得感謝政府補助款。阿美族舞者阿道，曾在一座談會中提及，妻子去山上打工維持他的基本生活，而練就了一身好體能。常住苗栗的硬頸合唱團成員，多年來為了維持他們對客家創作音樂的熱情，平日在市場賣炸雞排，或是賣衣服維生，晚上再去酒店彈琴賺小費，為了下一張CD努力存錢。客家傳統劇團的凋零令人心碎，而布袋戲演員除了黃俊雄之外，大部分團員是有一餐沒一餐的過日子，電視一百多個頻道，都沒有給與他們保障演出的機會。
文化並非公共工程，不是蓋公有市場
演出團體機會稀少、酬勞無法糊口，而公家標案，政府官員拿出官方統一價格表──主計處規定一張照片230元、一個字0.58元，攝影家的作品被踐踏，作家成了賣字的小販，文化採購法的種種限制、公務體系要三家比價原則，使文化人常常淪為顧問與下包的身分，甚至提案完就被踢出去。
然而文化並非公共工程，不是蓋公有市場，也不是蓋一座公廁，卻都屬於公部門採購法的管轄，在最低標與價格競爭的牽制下，文化淪為政客的商品或祭品，也讓公部門的文化標案成為公關公司的禁臠。一些優質的文化團體、文化人，如果沒有良好關係，如果不會寫標書競標，不了解遊戲規則，也休想有演出與補助的機會。文化體系也甚少主動去發掘有潛力的新秀，或是新團體，因為怕被戴上「圖利他人」的大帽子。
所以我們看到的文化表演團體，大半是熟面孔，政府補助怕出錯，都喜歡找老面孔，或是知名度高的團體。因為公務體系怕出錯，造成資源分配不均，成名的團體集三千寵愛於一身，小團體則快成了乞討團。地方政府稅務惡化，更造成地方文化工作者可用資源被剝奪、地方活動必須要向中央傾斜的怪現象。
長期錯誤的文化運作，逼使文化產業、文化團體、藝術家漸失舞台，台灣還要被台灣紅的發票淹沒嗎？
【2006/08/23 聯合報】
posted by James at 11:3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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