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絕不平凡的小人物 張超英先生

中時電子報總編輯郭至楨

看到張超英先生口述的新書《宮前町九十番地》封面，目中無人似的大口抽著雪茄，自信的眼光帶著些許的不羈，也帶出張超英自信又勇於追求理想的一生。

張超英先生並沒有很高的知名度，不過他的人生精采的比小說還要傳奇。他出身台灣煤礦鉅子的豪門望族內，在祖父母的疼愛下，張超英「匪類」的行為仍讓我們目瞪口呆，只為在海邊調養他孱弱的身體，在基隆海邊買別墅、買漁船、甚至僱了一位漁夫當教練，１９４１年就在上海時髦的霞飛路上，坐在高級俱樂部內啜飲著可口可樂，這種豪門子弟的派頭更勝過今天的名媛公子了。

只是張超英並沒有成為大公司的CEO，２２８的悲劇讓他追求台灣人民主自由的父親抑鬱而終，台港日多國異地的教育，不但磨練出多國語言能力，也讓他更堅信民主的價值為台灣前途奮鬥的決心，他並不選擇成為海外的獨派大老，卻考進了新聞局當公務員。

威權時代中，非我族類的省籍框限下，他只憑自己的努力與專業，為台灣發聲打拼的信念，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這些影響台灣國際地位的重大事件中無役不與，雖然節節敗退，但是張超英先生深信在中共的打壓下，台灣唯一能做的就是絕不能被擊倒。

張超英兩度任職駐東京新聞處長期間，他運用流利的日文與熟悉日本文化精微之處，努力拉攏日本主流媒體，讓宋楚瑜見到了首相中增根康弘，將李東輝的新聞推上日本全國性大報的頭版頭，今天台日熱絡的往來，其中不知參入多少張超英得心血。

應該成為豪門貴公子的張超英先生，終身的志業卻是為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而奮鬥不已，如今他早已白髮蒼蒼年過七十，總該在家裏含飴弄孫了吧！不；他明年還要買台小飛機，親自駕駛橫越美國東西岸，將《宮前町九十番地》一書翻譯成英文給他的子女看，讓他們知道父親一生追求的是何事。因為張超英先生一生總是盡其所能做到最好，不留遺憾。


專訪張超英先生 Q&A

中時電子報總編輯郭至楨﹝以下簡稱郭﹞：張超英先生的祖父張聰明在台灣經營煤礦有成而為一方鉅富，父親張月澄也是有著濃厚民族情節積極投入抗日，張超英先生在這麼樣不虞匱乏的環境下成長，請問您的祖父與父親兩位長輩對您的人生有什麼樣的影響？

張超英﹝以下簡稱張﹞：我祖父經營煤礦累積不少財富，所以對我父親的教育態度就是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的一種放任態度。不過就算是事業上的成功，我祖父與父親跟日本人打交道時仍不免有所歧視，因為當時日本人統治下台灣人就是二等國民。

我父親一直希望能將台灣人民拉抬到一等國民的地位，他的想法就是希望中國大陸能將台灣收回，到時台灣人民就是一等一的國民。我就讀日本人的小學時一樣受到日本同學的歧視，這就是殖民地的命運。所以我不可能親日，但是我知日，而且台灣的發展仍需要仰賴日本很多，如何建立日本與台灣之間的關係就成為我一生工作 的的目標，當然最後的目的仍是希望日本能尊重台灣。

我父親三十年代早期就加入中國國民黨，跟當時許多國民黨要員都有交情。甚至因為抗日被日本人關了兩年。我童年時深感痛苦，因為我未滿周歲 母親就過世。父親遭到日本人驅逐出境不能在我身邊。只有祖父母將我帶大，因為只有我一個孫子，所以祖父母非常寵我，想做什麼隨便我做，現在想起來真是有好也有壞啊。

郭：您的父親張月澄先生在殖民地統治下成長的知識份子，當時是如何看待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對於台灣獨立等自由思想又有什麼看法？

張：在我父親那個時代是沒有台灣獨立的想法，只是希望能回歸祖國成為一等一的公民。因為當時台灣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台北市人口不過五十萬，我父親那一代的知識份子都認為要救台灣人成為一等國民就要回歸中國大陸，當然與現今客觀的環境不同，現在很多人都認為我父親「頭殼壞去」。不過當時有另一派以文化協會成員為代表，是主張跟日本人積極合作來建立台灣人的尊嚴。所以在我父親那一代的知識份子思考台灣前途時不外乎就是這兩種路線。

郭：那當時中國大陸又是如何看待台灣的？

張：魯迅曾經跟我父親說過，中國已經自顧不暇了，沒有能力解救台灣，還是你們台灣人自救吧。不過我父親還是出錢出力要拉進兩者的關係，例如創辦毋忘台灣雜誌就是第一本在大陸發行專門介紹台灣的刊物。

郭：２２８事件中張月澄先生也被捕了，比照張老先生之前親中的態度更顯出荒謬，這一定深深打擊了張月澄老先生？

張：當時我父親是接受國民政府接受大員的委派擔任台灣省紡織公司的副總經理，在２２８事件中遭到污陷而被逮捕，後來動用所有關係才得以放出來。只是其他更多的台籍菁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都被殺害了。

郭：張月澄老先生放出來後，對於他終身追求的信仰有沒有很大的打擊？

張：放出來後就如同廢人一般，連笑都不會笑了，我猜是他的好友在一夕之間都不見了，打擊真的太大了。

郭：２２８事件您已經是初中生了，以歷史見證人的角度您如何看待２２８事件？

張：我認為２２８是一個悲劇，蔣介石派來接受台灣的軍隊是當時中國素質最差的，這就種下軍民衝突的種子。主事者的施政也不得民心，例如將台灣工廠搬到上海去，通貨膨脹無法遏止，大官看上日本人的房子只要貼上封條後就變成他的。還有一些日本人廉售給台灣人的財產也遭到當局惡意查封。

等到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已經無路可去的情況下，才真正開始建設台灣。由於台灣人由當初歡欣鼓舞迎接國民政府的接收，等到的卻是蕭條的經濟、貪贓枉法，讓台灣人民由期待轉為失望。

其次大量的台籍菁英被迫害，就算是我父親運氣好被救出來，不過自此灰心喪志。我認為台灣還是要超越這些省籍上的分歧，好好的將台灣建設成為標準的民主國家。到目前為止我仍然對台灣的前途感到樂觀，因為台灣最黑暗的時間是韓戰爆發的前一天，因為連蔣介石也認為解放軍要攻來台灣了。當時國民黨高層還通知我家，已經有船準備好在宜蘭，可以隨時跟他們一起逃。大家都有心理準備要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誰知道韓戰的爆發徹底改變台灣的命運。

另一個黑暗期是退出聯合國以及中美斷交，再來就是總統大選時中共的文攻武嚇，對基隆外海試射導彈。但是一位著名的電視主持人曾對我說他在試射飛彈時期，低價買了房子現在都賺翻了。

台灣過去這麼困難的時間都能安然度過，應該要對台灣的前途感到信心。現在時局亂，不過全世界都亂過。美國警察在三十年代還用機關槍掃射工人，日本二十幾年前也有政黨領袖在國會內被刺死，而我們在立院頂多就是打打架囉！

如果不看電視的話很少有地方比台北更好。我有五點理由：找朋友半個小時就可以見到面。再花半小時想吃最貴的或是最便宜的都到的了。平地太熱，想上山也只要花半小時。到海邊游泳也只再花半小時，想洗溫泉也只要再花半小時。大家想想看哪一個國家的首都有符合上述五個條件的。所以不要灰心，目前得亂象祇是民主的過程而已。

郭：您從小在祖父母的寵愛中長大，而您的祖父也曾經說要一個人好就讓他一個人在外面闖蕩，能不能說說看祖父母對您一生的影響？

張：我祖父母都認為在家裏會寵壞，應該到外面去磨練。在台北小時時候我去外面吃東西是不用付錢的，店家直接到我家裡收就好，頂多打通電話到我家求證就好了。但是到東京的餐廳吃飯不給錢警察就來抓了。出門在外想要人家來尊敬你只有靠自己的努力與修養才可以，而不是依靠你是張家的人。

郭：您在香港求學的時候一位美聯社記者的太太Margaret Hampson啟蒙了你對民主的思想，能不能談一談這位對您一生影響重大的女士？

張：我是請這位女士當我的英文家教，他們夫妻倆本身並沒有孩子，她的年紀剛好又像是我的母親，而且我小時候就很有長輩緣，Hampson以一種極有母愛的方式教我英文，她以身為美國人為榮，因為美國是個民主國家。Hampson也教我許多美國的歷史，同時她最敬佩的人就是美國總統傑弗遜。

Hampson先生是資深美聯社記者，可以直接面對蔣介石、毛澤東來進行訪問的重量級記者。Hampson先生並介紹許多在香港的資深國外媒體記者給我認識。間接影響想我對於傳播媒體的興趣，其實我祖父曾經說，他可以給我錢問我想做什麼，可是我竟然答不出來，顯然在我年輕的時候就對經商沒有多大興趣了。

郭：您曾經在台港日求學也因此學會了多國語言，面對三地迥然不同的文化，您有受到什麼樣文化上的洗禮或是震撼？

張：因為家庭背景的關係，我初中時的朋友往往都是一些大學生了，我就讀成功高中時祖父請的家教就是台大醫學院的學生。而這一群大學生都組織俱樂部或是讀書會，針對西洋的文學音樂等文化進行賞析。加上家族跟日本有密切往來，所以對日本文化很早就有接觸了。

我還記得其中一個俱樂部是研究十九世紀的英國，所以我發現英國不像美國人可以馬上交朋友。跟英國人往來，會先請你回家喝茶，坐下來一定先聊天氣，藉此試探你的水準，如此循環幾次後，要是對方發現你可以深交的話，雙方的友誼才會繼續發展下去。

日北人又是另一種情形了，在香港求學時，班上有英國人跟廣東人上海人，全都有不一樣的文化背景，全靠你自己去探索跟體驗了。想要了解各國文化只有靠長時間的浸淫與自我學習，然後融入不同的團體。我自己在書中了解各國文化，又愛交朋友，很自然的跟許多外國人來往，當然因為家庭富裕的關係，跟這些外國友人聚會的餐宴或是場合都負擔的起，這也是我游刃於各國文化的重要因素。

郭：１９４１年第一次在上海喝可樂，張超英先生一輩子就愛上這種飲料了，這有什麼原因啊？

張：我也不清楚，日治時代台灣最好的飲料就像是今天的黑松汽水一樣，要不然就是路邊的檸檬茶愛玉等。等到我去了上海，當時台灣還是很鄉下的地方。

上海當時分為好幾個不同的租借區，每個租借區的景觀都不同，其中以法租借最為摩登。其中霞飛路上什麼樣的舶來品例如巧克力等都有在賣，我父母帶我去霞飛路上一處可以俯望來往行人汽車的俱樂部上，還能看金髮洋妞在路上閒晃。就是在那個俱樂部裏我父母點了可樂，我一看黑色汽水怎麼喝啊？姑且嚐了一口，當時的滋味到現在還忘不了。現在的可樂喝起來跟當時就是不一樣，有可能是可樂味道改變，不過最有可能的我後來會吸煙又吃了其他口味的食物，導致我的味蕾麻痺了。我到現在還希望味蕾能夠回復，能再嚐１９４２年可樂的滋味。

郭：在您的新書《宮前町九十番地》談到許多小時後一些「匪類」生活，其中有一台紅色速克達的故事，的確令人印象深刻。

張：那台速克達主要是美軍在航空母艦上作為交通工具，所以擦紅色油漆以保持安全。我父親以美金四五百塊錢的價格由上海空運來台。買來了我當然要騎，當時連發放這種執照的法令都沒有，那台速克達已經是自動排檔的，可惜沒有夜間的燈光設備。我請家裏保養場幫我在前面裝燈後面裝電瓶，就這樣整天騎來騎去，晚上回家再充電。

我有一堆朋友在家裏等著騎這輛車，其中一位陳姓朋友的家裏也是台灣望族，每年光是繳稅就要一萬日幣，當時一個人一個月薪水也不過是十圓。他把車騎走，很久不回來，可是家裡還有一堆人等著騎呢！後來有人騎腳踏車來我家跟我說，那位陳姓朋友騎車撞到孕婦被抓進警察局，我趕快透過我祖父將他保出來。所以騎速克達真好玩不過也是挺危險的。

郭：您在小學時候曾經有同學遺失「食券」，您還主動拿出自己的要還給對方，結果鬧出了不小風波，能不能跟我們說說這個事件？

張：其實就是一位同學把一張可以在學校購買牛奶麵包等食品的抵用券弄丟了，老是要我們全班留下來找到為止，結果天色暗了我們還留在學校，我從來沒有這麼晚還在外面過，因此很單純就把我的食券當作是我撿到的交出來，希望老師早點放我們走。可是老師一比對後發現食券是我的，反而認為因為我偷的所以我才要賠。老師還要我承認偷竊我當然死都不肯。自此之後，我就不再片面相信任何人說的話除非我已經確認過的。連法官也會判錯，所以這件事對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響。

郭：退出聯合國、刺蔣獎案到中美斷交這些衝擊台灣的重大政治外交事件發生時，您都在紐約新聞處工作，你如何評價台灣從以往到現在的外交政策，以及台灣外交的弱勢在哪裡？

張：憑良心說，蔣介石帶來的這些外交官僚還是很優秀的，所以維持聯合國這麼久的席次是非常不簡單的，我是在民國六十七年時到紐約，當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阻止非洲與中南美洲國家承認中共。當然這必須花很多錢的，所以金錢外交不是現在才有而是歷史悠久了，金錢外交其實就是外交工作的一種手段。

當時中華民國的主要外交政策就是要不計代價確保在聯合國的席位。其次就是就是保持美國邦交。與美國斷交後局勢又有所不同，處理台灣關係法又變成台美之間重要的關係轉折，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時我正在聯合國大會內，中美斷交時我在紐約，首先就是要確保華盛頓雙橡園的財產。

郭：退出聯合國的關鍵因素為何？事發當天的情勢又是如何？

張：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的問題每年都有，當時陸以正公使就告訴我們要擬妥兩份聲明搞，其一就是退出用的，其二就是保住席位使用。所以退出聯合國我們早就有心理準備了。回顧當時情形有兩點要特別指出，第一就是日本代表處對我們非常幫忙，一直到最後一天仍然全心全力支持中華民國，我們退出後他們還哭了勒！而且退出聯合國後日本才擋不住國內輿論轉而承認中共，所以後日本人不是忘恩負義啦。

其次是大會開票確定結果後，以色列代表還跟我們說現在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沒有道義可以只有利益，這句話值得國人深思台灣的外交啊！

郭： 陸以正是當時駐紐約代表處的公使，跟您同事多年，能不能談一下您心目中的陸以正？

張：我認為當時政府機構中，比他更有才幹智慧的可以說是沒有了！他曾經在台美斷交後，投書紐約媒體呼籲美國人向卡特政府抗議，結果導致國務院極大的反感，限制他在最短的時間內要離開美國。我跟他有多次同事的機會，時間也很長，他對我也很好。陸以正對跟其他長官不一樣的是他隨便我們幹什麼，也不會過問細節，因為他都明白我們正在做事，他要看的只是結果。

郭：台灣退出聯合國後，您的夫人講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話：當全世界都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的時候，我們被排除在外，這就等於承認台灣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應該感到高興才對啊！您對夫人的談話有何看法？

張：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保持台灣的自由民主，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產國家跟他區別沒有什麼不好！如果中國要統一，但是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話我當然反對，這是我最基本的立場。當時中國的人口好像只有七八億，但是台灣並不屬於他們的一部份。

我曾聽說許多國家的政治人物都勸蔣介石成立台灣國，例如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就曾經提過這件事，不過蔣介石聽完後看都不願意看他一眼，假如當時台灣能留在聯合國今日的困境也就不存在了，結果我們選擇退出，這個決定對不對就可以留待後世來評斷了。

郭：您離開紐約的工作崗位後前往東京擔任新聞處長，又展開一場多彩多姿的外交家生涯。

張：其實我進入新聞局然後到紐約，最後在前往東京之前，我一直都沒有機會講日語，當時東京新聞處長出缺，新聞局一時之間沒有適合的人選，而新聞局內也沒有人知道我精通日語，當時的新聞局長是宋楚瑜，馬樹禮是日本代表，馬先生對於新聞處長一直要求很高，多次送上去的名單都被打回票，直到宋楚瑜提到我的名字馬樹禮才首肯。不過我當時有兩位小孩在美國求學，學費很高，加上東京物價也高，我一位中階的公務員恐怕無力負擔。但是我妻子名叫千鶴，是我岳父看過一本日本小說後幫他取的名字，可是她本人從未去過日本，對於這次機會她很想去，雖然我已經找好美國一家電子公司的工作，不過既然如此還是去當東京新聞處長吧！只是當時我還想別去當太久，頂多就是一年多吧！

郭：您在剛就任東京新聞處者之初，台日之間的關係非常冷淡，台灣的人事物想要在日本主流媒體曝光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過透過張超英先生的努力，前總統嚴家淦先生見到讀賣新聞的小林社長，宋楚瑜能巧遇日本首相中增根康弘，還把李登輝總統的新聞作上了主流媒體的頭版頭，完成這些不可能的任務，您是如何在日本經營人脈將台灣滲入到日本的主流之中？

張：首先要讓日本人認識到台灣是一個民主化的國家，跟日本有戰略上的利害關係，同時又受到大陸的威脅。雖然很多日本人閉起眼睛不願正視大陸對日本的威脅，可是我就要去解釋清楚給他們知道，雖然彼此沒有邦交可是雙方的利害關係是一致的，所以請他們正視跟台灣的關係。

與日本媒體打交道從第一線的記者到社長都要花時間讓他們認清認台日關係的重要性。要全部打通，一個人不行就全部不行，這就是日本的文化。所以要花很多時間去推動，例如東京讀賣新聞的員工就高達一萬多人，光主筆就十餘位，我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不同的人吃飯，有一回馬樹禮回台有人向他打小報告，說我在外吃飯次數比他多，馬代表很支持我，他說張超英吃飯局多有什麼關係，他連週六週日都為了工作跟人家吃飯，我週六日還需要休息勒。

馬樹禮很夠意思，我也全心全意投入，以上述的原則積極拉近日本媒體與台灣的關係。畢竟道理是站在我這邊的，就是這樣慢慢推展在日本的工作。

郭：您在日本紐約工作期間也積極從事紀錄片的拍攝，退休後甚至在紐約成立一家後製公司，以您紀錄片導演的眼光如何看台灣這幾十年來的發展，對於台灣電影工業的沒落您又有何看法？

張：我的看法跟別人不同，台灣電影的困境就在於台灣生活太安逸了，沒有生活上的困苦就激發不出創作的火花，日本與義大利電影的黃金時間，都是在戰後不久民生凋弊的時代中產生的。所以台灣電影不行了也別太悲觀了。我舉例來說，以往台灣留學生到美國沒錢坐飛機只有坐船，現在留學生坐商務艙直達美國，出了機場還有台 BMW在等他，這樣的留學生能有什麼創作出來。當然我不是說台灣必須回到過去艱苦的年代。

郭：宋楚瑜不論在私在公都跟您與您的家庭有很好的交情，您也相當推崇他，跟當時比較，目前活躍於政壇競選總統、組黨的宋楚瑜有何不同？

張：這要分兩方面來談，其一是宋楚瑜的能力很好，目前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應該沒有人比的上他。我舉一個例子，我二度在日本任職時，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打電話給我，表示台北縣汐止林肯大郡因豪雨地基流失而倒塌，他相信有人還埋在裡面，希望我能夠將日本有關於直這類災害的搜救這器材與專家在第二天早上第一班機運來台灣。

我立刻透過許多私人關係打聽後，才發現有一位搜救專家就在台灣，宋楚瑜知道後第二天一早立刻接這位日本專家到了現場。這個說明宋楚瑜靈活的應變能力跟勇於任事的精神是很令人佩服的。

其次就是兩千年總統大選宋楚瑜輸了以後，很多日本駐台特派員都問我對宋楚瑜的將有有何看法，當時許多人還是認為宋楚瑜四年後還是有機會。但是我認為宋楚瑜雖然在省長任內做了許多事，但是四年後人民早就不記得了，加上李登輝跟陳水扁會因為他是外省人就會儘量的排擠他，拿不到本省人的票，他只好向外省人的票源靠攏，但是那是少數啊！怎麼會選的贏！

就好像他說過「只要全台灣人民都贊成的話我不會反對台獨」，跟他目前的立場完全不同，但是我們不能怪他啦！政治人物就是要變，宋楚瑜也要向他目前的票源交代。

候我認為以宋楚瑜的學經歷要是李登輝當初不排擠他，反而選擇連戰接班的話，不管宋楚瑜是當行政院長還是總統，目前的局面一定大不相同。馬英九現在對於台獨的問題一定是能避就避，因為它需要過半數的選票才能當總統。所以政治人物立場反覆也不足為奇，因為他們也要跟著時勢的變化而有所調整，政治人物為了你的一票什麼話都敢講。

郭：您在新書中曾說你的擇偶條件是對方一定要兇，我們也知道您的夫人嚴千鶴女士是一位充滿智慧的人，數十年從紐約東京一直互相扶持至今，能不能談談您的夫人嚴千鶴女士，真的很兇嗎？

張：很兇很兇，比我預期還兇。她理想性格很濃厚，我就比較現實一點。我們彼此尊重對方的性格，但是民主自由的基本人權，我們看法並無二致，只是要如何去達成的這個目的有不同的想法。不過他也犧牲很多，我是個公務員，沒辦法讓她過上很好的生活，後來有了小孩生活上就更拮据了，她為了賺更多的錢，所以工作的時間跟小孩子放學時間錯開，週一到週五母子都見不到面，只有週六週日才碰的到，我女兒還問過我為什麼別人的媽媽都在家，我們家的媽媽只有週末才見的到面，我也感到很傷心覺得對不起我太太。所以我現在特別重視家庭親子間的感情。

郭：中美斷交時，顏千鶴女士就曾經對媒體表示，台灣的前途要由台灣一千六百萬的人民來決定，不能交由中共或是美國片面決定，這句話我們現在聽起來當然耳熟能詳，不過在當時卻是需要極大的智慧跟勇氣，你對夫人做這樣的宣示有什麼看法？

張：當時我第一個想法就是不知道明天報紙會如何處理，我是不怕我的公務員飯碗不保，當時新聞局是宋楚瑜在美國當地的主管是陸以正，我也為他們效力多時，所以他們就大事化小小事話無，就這麼算了。媒體沒有做任何處理，倒是有不少安全單位的人關心她為什麼講這樣的話！由於這段話是經由美國媒體播出的，也不能騙人家說沒有說過，這些安全單位的人也就自我解釋，可能是我太太說錯了！這句話並沒有錯，只是當時環境下沒有人敢說而已！

郭：在威權時代身為駐外官員的您很難說中華民國是民主自由的國家，不過您都會說正在往民主自由的路上邁進，現在您看台灣是民主自由的國家了嗎？還是仍在半途之中？

張：民主自由從來不是一個容易界定的問題，日本也有一些新聞上的禁忌，那就是皇室的報導，台灣走向民主自由不到二十年還在搖籃期，很難要求更多了，起碼現在沒有人會因為寫了一篇文章而坐牢，媒體也不需要經過審查，這就是大進步了！

台灣需要更多時間，我想我們也不需要擔心。教育其實是民主的紮根，從日治時帶對於學校校舍建築的講究，到蔣介石要求小學教師的薪水要比一般公務員高，而且中華民國憲法上有規定國家教育經費不得低於一定比例。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我們真的不需要太擔心。

郭：在台灣大時代的洪流之中，從一位出身台灣望族子弟到為台灣在國際上發聲，你如何回顧您的一生的點點滴滴？

張：我的人生哲學就是努力工作、玩的痛快，我對自己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不過你自己必須去思考如此揮霍值不值得，錢只是一種工具，如果變成目的就糟糕了！我也可以對我的小孩說我一生都是盡力而為，沒有遺憾，唯一遺憾的就是未曾自己開飛機從美國東岸飛到西岸。我已經計畫明年要再買一架飛機來完成我的願望。我的個性害不適合經商，但是為了公家的事情我跟你磕頭都可以，只要是對台灣有益的。

我希望我的小孩能看「宮前町九十番地」這本書，讓他們了解到父親曾經為台灣盡過棉薄之力。只是很傷腦筋，我的小孩都看不懂中文了。我最後一個工作就是翻譯這本書給他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