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一個創業家的意外人生－離開微軟，教育兒童，改變世界！

Leaving Microsoft to Change The World: An Entrepreneur’s Odyssey to Educate The World’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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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比起尼泊爾，微軟沒什麼

第一章　　巴渾丹達小學
引言：「先生，也許有一天，你會帶著很多書回來。」

我拉上羊毛外套的拉鍊抵擋逐漸逼近的夜晚時，山上吹來一陣凜冽的寒風。我由日記中抬頭，看著太陽沈落到白雪覆頂、氣勢巍峨的喜馬拉雅山脈後方。白雲成團地出現在脊線上，有如夜間的哨兵正要前進到山谷裡。一名尼泊爾男童過來問我要不要喝點東西，打斷了我的思維。看起來，這個八歲的孩子獨自經營這間小小的登山小屋；我坐在桌邊的兩個小時裡，並沒見到其他的人。

我問是否有啤酒。

「有！」他熱忱地回應。

正當我想著童工法，以及他可能是招待過我最年輕的酒保時，他已經一溜煙地跑了。

要在平時，身為微軟行銷主管的我，通常會在黃昏時再弄一杯咖啡，為還有四、五個小時的工作提提神。但今天卻令人充滿喜悅地不同──因為這是艱苦攀登喜馬拉雅山二十一天行程中的第一天。我要用啤酒為九年來第一個最長的假期，以及擺脫一九九○年代快速、沈重的軟體工作舉杯慶祝。未來的三個星期中，沒有電子郵件、電話、會議，也不必通勤。這三週最大的考驗是自己背著所有的裝備，走完二百哩的羊腸小徑。在第十天時，山徑會到達標高一萬八千呎的喜馬拉雅隘口。那將是我畢生攀登過的最高點。登上這個高山隘口和這次的長時間休息，將是我多年來日以繼夜工作的最佳報償。

我的小酒保帶著一瓶上面有些灰塵的丹麥杜柏（Tuborg）啤酒回來，一面用他的黑色襯衫擦拭瓶身。「沒有冰的。」他說，為啤酒沒有冷藏過道歉，然後臉上亮了起來。「三分鐘。」他說，同時跨出細瘦的腿，毫不猶豫地往河邊走去。在我被要求在那兒等候的三分鐘裡，他將酒瓶插入冰冷的冰河水中，一邊微笑著對我揮手。

鄰桌一名尼泊爾中年男子，對男童聰明又「低科技」的解決辦法報以笑聲。「誰需要電冰箱？」我問，藉以和他攀談：「尼泊爾的孩子都這麼聰明？」他回答說，這裡的人都得學著物盡其用，因為他們擁有的極少。例如，他們的餐食都是用柴火煮的，因為他們缺少爐灶或烤箱這類奢侈品。
男童帶著非常冰涼的啤酒回來──臉上還有勝利的表情。

帕蘇帕濟（Pasupathi）大約五十多歲，戴著厚厚的眼鏡，穿著陳舊的深色長褲、防風上衣和傳統的尼泊爾布質遮陽帽。在過去的歲月裡，陽光和風在他臉上刻劃了智慧的細紋。我早就知道，尼泊爾人是友善而熱忱的民族，幾乎和所有人都能聊上幾句。

帕蘇帕濟很想讓我知道更多尼泊爾的事，所以我先問他以何為生。「拉穆朱省（Lamjung Province）的地區資源工作者。」他說。他負責為這個農業省的十七所學校尋找資源。他穿著破舊的網球鞋，在尼泊爾，這也說明大部分的學校都離主要道路很遠，必須要經由我過去七小時徒步行走的那種泥土小路才到得了。

我告訴帕蘇帕濟，從小我就很喜歡學校，並問他尼泊爾的孩子是否熱愛學習。

「這些郊區裡有許多聰明的孩子。」他答道，還加了一連串的評價。「他們非常熱愛學習。但我們的學校不夠多，設備也不夠多。大家又都很窮，沒辦法在教育上做更多的投資。這個村子裡有一所小學，卻沒有初中，所以讀完小學五年級後，除非這些孩子願意每天走兩個小時的路到最近的學校，繼續讀六年級和初中，不然就只能到此為止。但大家都很窮，需要孩子幫忙農務，所以許多學生都很早就不再上學。」

帕蘇帕濟為自己倒了杯茶，又告訴我更多的事。

「有時候，我為自己的國家感到悲傷。我希望孩子們得到更好的教育，但我卻讓他們失望了。」

我想再多了解一些，所以接二連三地問他更多問題。很難想像一個人只因為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就注定終身是個文盲。會不會是我自己把受教育太視為理所當然了？

帕蘇帕濟告訴我，尼泊爾的文盲率高達百分之七十，是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他也強調，這並不是人民漠不關心。他們相信教育的功效，但社會和政府卻窮到無法為快速成長的人口提供足夠的學校、教師和書籍。他的工作想必令他經常感到沮喪吧？因為他每天都要聽到村落裡學校不足，或學童在學校裡得共用教科書這些事。「我是教育資源工作者，但我卻沒有什麼資源可用。」

他有許多夢想。其中之一，是把一座村子裡因為校地不足，僅有一間讓一至五年級學生輪流使用的教室，一舉擴建為五間。但一往下提到經費不足的問題時，原本熱烈的聲音也隨之低沈下來。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傾聽村人的心聲，並希望有一天，他能给他們肯定的答案。

我們的交談引我進入他的世界，並激起我的好奇。眼前就有了解尼泊爾的潛在機會，而不是只看得到徒步登山者眼中的那個尼泊爾。我問他接著要去哪裡。我運氣不錯，他隔天早上要探視登山路線上巴渾丹達村（Bahundanda）的學校。那是三個小時的陡坡路，我問他是否可以和他同行，他同意了。「我很榮幸能帶你參觀我們的學校。請你明早七點再來這裡喝茶。」

世界級的扭扭樂遊戲

我其實不曾想望過在人生的這個階段深入喜馬拉雅山區。我嚴肅的生涯規畫中，並不包括背包和登山靴，但當我來到尼泊爾後，我所做的卻不只是重溫已逝的青少年時期而已。

休假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精疲力竭。我在微軟只工作了七年，卻感到彷彿已經過了幾十年。研究所畢業後不久我就加入了這個公司，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八年是科技工業混亂而令人興奮的成長期之一，微軟尤其如此。趕上工作進度的唯一方法就是瘋狂地工作，但我的工作又比別人複雜。我是國際行銷專家，經常疲於奔命，恨不得能同時出現在七個地方。星期五我可能在約翰尼斯堡，星期一又到了台灣，隨時準備說明會、參加會議和接受新聞採訪，有如玩著世界級的扭扭樂遊戲。

這個工作的收入很高，但也充滿壓力和緊張。

我的座右銘，似乎就是「等你死亡並安葬後，就可以安心睡覺了。」
七年裡，一個令人不得安寧的問題不時躍出：更長時工作和更多的薪水，這就是一切嗎？我已經習於企業突擊隊員般的生活方式。假期是為那些習於安穩的人而設的，真正有幹勁的玩家連週末也工作，積累大量的航空哩程，為微軟不斷擴張的巨大世界版圖開創小型的王國。老是抱怨的人，簡直就是不顧公司的未來。

我漸漸地明白我付出的代價。缺乏時間參與和關注的人際關係，最後幾乎蕩然無存。家人總是抱怨，我「又一次」無法參加耶誕聚會。我常常到了最後一刻才確定無法參加朋友的婚禮，每當朋友提議來趟冒險之旅時，我的面前總是有無法改期的會議。公司可以託付我，但家人和朋友卻不行。
我記得，在一次為期十天的泰國和新加坡商務旅行後，我在深夜回到雪梨的公寓，「答錄機一定壞了。」我心想，「燈沒有閃爍哩。」但我還是按了按鍵。「嗶──沒…有…新…留…言。」答錄機傳來呆板的聲音。我當時想，它也許應該在句尾加上「失敗者」這個詞兒。

隨著軟體工業每年的加倍成長，以及微軟針對各主要產品市場占有率的戰鬥，其中的企業風險程度，似乎高到可以合理化個人的犧牲，而企業文化更加強這樣的狂熱。直到我和微軟不輕易屈服、高要求和能言善道的第二把交椅史帝夫．巴爾莫（Steve Ballmer）開過一連串的會議後，我才說服自己應該休息一下。當時巴爾莫，就在雪梨檢視我們亞洲區的績效。聽完巴爾莫在商務檢驗會議裡整整兩天的咆哮和長篇大論之後，同事班（Ben）提議去觀看本地一家冒險旅行公司提供的尼泊爾登山幻燈片，藉以放鬆心情。

看著那些令人無法置信的山脈一個方塊接一個方塊閃過眼前，我這才開始渴望早就該有的假期。當解說者提到，安納普那環道（Annapurna Circuit）是「長達十八天的經典登山道，全長二百哩，能讓你到達喜馬拉雅山區任何你能想像最遠的地方」的那一刻，我也在心裡開始規畫休假的時間。下一站，尼泊爾！和班吃過蒙古火鍋晚餐後，我開玩笑地說：「如果你在喜馬拉雅山區爬得夠高，★也許★就聽不到史帝夫．巴爾莫的咆哮了。」

垂直急升八百呎

回到尼泊爾吧。啼叫的公雞在日出之前就叫醒了我，天美時鐵人運動手錶（Timex Ironman）顯示才剛六點整，很想在和帕蘇帕濟喝茶前再打一會兒盹。喜馬拉雅山區的破曉很冷，我的北半球（The North Face）四季睡袋有如披薩烤爐般溫暖，讓我不想起身；但身處尼泊爾的興奮最後戰勝一切，我在身上多加了條保暖毯子，鑽出睡袋。

霧色籠罩河谷，登山小屋的石砌露台上空無一人。八歲的店主人端來一杯熱騰騰的奶茶（duit chai），我立刻緊抓著它放在我的臉部下方。看過寫在厚紙板上的陳舊菜單後，我點了起司煎蛋捲，男童快步回到他母親正在撥燒柴火的廚房。

等待帕蘇帕濟的時候，我研究了一下安納普那環道地圖上今天要走的路線。巴渾丹達的登山步道沿著馬仙迪河（Marsyendi River）而行，兩側是強勁而冰冷的河流在長遠的歲月中一路奔騰到印度平原和孟加拉灣時，所切割出來的深邃峽壁。我們將一路往上游走，前二個小時的行程相對平坦，但之後的一哩之內，地形幾乎垂直急升八百呎。過了這一段陡坡，上方就是巴渾丹達，也就是帕蘇帕濟和我要去探訪的學校所在地。

除了熱騰騰的煎蛋捲，小老闆還送來我在這裡住宿的帳單，那麼少的金額讓我有點不安。他們提供了床、一瓶啤酒、晚餐、早餐和許多杯奶茶，卻只索費五美元。在這裡，給小費會被視為瞧不起人，但我實在不知道能做些什麼來謝謝這個男童和他的家人。我的沉思被帕蘇帕濟打斷，他不知道從哪兒突然冒出來，身上穿的仍是昨晚的衣服。他說他隨時都可出發，於是我狼吞虎嚥地吃完煎蛋捲，抓起我的背包準備動身。

再也沒有比在晨間的陽光下，展開一天的登山行程更美好的了。我們沿著散布著大圓石的河岸前進，流量大到令人意外的河水奔騰而下，高聳、陡峭的山坡上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綠色水稻梯田；陽光驅逐了晨間的寒意，湍流和快樂前行的兩對腳步是周遭唯一的聲響。世界看來如此美好。

走了兩小時平坦的地形後，我們來到進入巴渾丹達之前的一連串Z形陡徑。這是我後來幾個星期之中，雙腿痛楚地經歷無數艱苦上坡路之中的第一段。這個村子緊貼著山坡高聳的地點，俯望下方的河谷。

大我二十歲的帕蘇帕濟吸著早上的第三根煙，面不改色地照樣走在我前方。他爬上山坡，一刻也不停地朝學校走去，穿著深藍色長褲和粉藍色制服的學童們，在聽到上課鐘響後快速由我們身邊跑過。他們對著我這個外國登山客微笑，沒忘了說「你好」和「哈囉，先生」。

四百五十名沒有書籍的學生

帕蘇帕濟為我引見校長，校長便帶我們去參觀。一年級的教室裡擠滿了七十名學生，但空間看來只夠容納一半。地板是夯土，鐵皮屋頂強化了春天的太陽，使室內有如烤爐。學童一個緊挨著一個，成排坐在長椅上；由於沒有桌子，他們只能把筆記本平放在骨瘦如柴的小小膝蓋上。

我們參觀了八間教室，裡面全都一樣擁擠。進入教室時，所有的學童都會自動站起來，以流利的英文齊喊：「先生，早安。」校長接著帶我們到學校的圖書館，外面有塊牌子上寫著大大的「圖書館」三個字，但裡面卻是空的，牆上唯一的裝飾是幅老舊、四角已經翻起的世界地圖。那一天已是東歐解體後的第十年，但上面仍顯示著蘇聯、東德、南斯拉夫和其他一些已不存在的國家。室內看不到任何一本書。

我試著用最客氣的語氣發問：「這是間美好的圖書館，謝謝您帶我來參觀。我只有一個問題──那些書，到底放在哪裡？」

校長走到室外，大聲喊叫。很快地，一名教師就帶著鑰匙來打開一個櫃子上的舊掛鎖，書全鎖在裡面。

校長解釋說，這是因為書非常珍貴，學校裡的藏書極少，教師們不願冒書被學生損壞的風險。我不知道一本被鎖起來的書如何能傳遞知識，但我並沒有說出口。

學校的「地下寶藏」出現時，我的心也跟著下沉。一本丹妮．斯蒂爾（Danielle Steel）的愛情小說，封面是一對衣服半揭、熱情相擁的男女；一本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厚厚的義大利文小說；一本「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的《蒙古旅行指南》。另外，對於一座兒童圖書館來說，《為芬尼根守靈》（Finnegans Wake，愛爾蘭作家喬伊斯〔James Joyce〕重要傳世作品之一，十分艱深）又有多大的意義？這些學童們（實際上和智力上）親近不了的書，顯然都是自助旅行客遺棄於此的。

我問校長有多少學生在這兒上學，答案是四百五十名學生。四百五十名沒有書籍的學生！這種事，怎麼可能發生在一個物資如此豐富的世界裡？
校長毫不遲疑地說：「我想你明白，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我們也很想諄諄教誨學生，要他們養成讀書的習慣。但當我們就只有這些時，一切都不可能。」

我覺得，任何能在句子裡使用「諄諄教誨」的教育者都應該擁有更好的教學資財。我想幫忙，但如果我這樣做，會不會被看作施捨？校長解除了我的疑慮。他接著所說的話，永遠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
「先生，也許，有一天你會帶著一些書回來這裡。」

老師們邀請帕蘇帕濟和我去「用茶」。我很感激，但堅持他們得回去教室教學。但他們比我更堅持。

我們又聊到圖書館，兩位教師也再度提到對書籍的需求。「我很願意幫忙，但不論在我居住的雪梨或我的國家美國，我都只能籌到英文書，那樣有用嗎？」

八年級的老師肯定地說，英文書很有用。按照政府所訂的課程，一年級生就必須學習英文。

我的微笑和點頭，打開了他們的話匣子。老師們提出了期待的書籍：故事書、有關動物的書籍、初級英文和數學、地理、基礎科學、繪本等。我問「二、三百本書夠不夠」，教師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表示，那會為學校帶來很大的改變。

其中一位老師看來有點懷疑我的誠意，慎重地想確定我會不會實踐承諾。「許多經過這個地區的登山者都說過他們會幫助我們，但他們從沒有回來過，也沒有任何回音。」我向巴渾丹達的老師們保證，我一定信守諾言。我離開時，學校的英文老師和我握手，「先生，請你帶著書籍回來。我們會衷心感謝。孩子們必會興奮地跳起來，高到頭部碰到天花板。」

我不禁想像著那一天會是什麼樣子──也許是幾百本書由租來的犛牛背上卸下，受到熱烈的歡迎。這個早晨的步行輕快無比，但如果書籍運到學校時，我也能在現場目睹，那該多有趣？我記得孩提時代，父母帶著《大紅狗克利佛》（Clifford the Big Red Dog）或《好奇的喬治》（Curious George）等新書回來時的興奮心情，並想像著這些學童面對這些色彩繽紛的書籍時，會不會有和我相近的感受。

再度回來這裡，還有拖曳到此的書籍等景象，讓我熱切盼望。
「我保證，我們會再重逢。」

後記 我成人生活中的下一章

在亞洲開始認捐教育方案時，我並沒有想過長期的涉入，只是被直接的渴望所驅使，想要為無法接受教育的孩子們做點什麼。在最單純的因果關係中，我只是回應他人要我協助的需要和請求，從沒想過要辭去微軟的工作、成立民間組織，或無酬夜以繼日地工作。

接踵而來的事物，都衍生自在安納普那，當帕蘇帕濟邀我去參觀學校，而我對校長要求捐書一事說「好」的那一刻開始。

經過長久的時間後，我把形成事實的步驟看成一個簡單的事實：我的命運和追求達到全球教育的目標連結得愈來愈緊。有些較大的步驟，比如辭去微軟的工作、雇用第一批工作人員，並將機構由我的後面那間臥室移入真正的辦公室；但也有一些小步驟，例如在雞尾酒會中不能避免地被問到「你在哪兒高就？」時，回答「在第三世界設立學校和圖書館」，而非我原來擔任的科技主管。

二○○四年一月時，我四十歲了。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是重要的反省和性靈探尋的時候，但我很驚訝地發現，自己每天起床，然後前往辦公室竟然每一天都一樣。

那個晚上，一群朋友在舊金山濱水區一家名為「安娜曼達拉」的時尚越南餐廳為我慶生。一位微軟時代的老友馬克也前來參加，問我是否為邁入四十而緊張。

「不會，不太會。我以為我會，但看來似乎很平常，今天下午我還挪出一小時在日記裡寫了這件事。你知道嗎，我想我對四十歲這麼冷靜的主要原因，是我對生活和現在的一切都感到快樂，再也沒有什麼，會比一切進展到現在這樣能讓我更快樂。我想，會不會害怕『人生分水嶺生日』和生活的快樂程度有關，如果你熱愛你所做的事，身邊盡是好朋友和家人，四十或五十或六十，也都只是數字而已，不會讓人慌張。」

當然，我也非常清楚，有些事就只是交換。我仍然無法在舊金山擁有自己的房子，並已接受一輩子都要租屋的事實；經過幾次失敗的交往，我一個人慶祝我的四十歲生日，而沒有人生伴侶相隨；我拜託朋友給我免費里程，或坐經濟艙飛上二十二個小時到亞洲偏遠的地方；每個月我都要估算財務，總是被能否付得出薪水嚇出一身冷汗；我把晚上的時間花在那些剛賣掉公司、賺到千百萬美元的富裕捐助者身上，然後回到家裡，拆開銀行收支表，上面的結餘卻仍然和很久、很久以前一樣低。

沒錯，是交換，而且人生中一定會遇到。很少有人和我一樣這麼享受工作，也沒有很多人能在週一早上跳下床，就能很興奮地前往辦公室。

我的好友莎拉，必然知道我是怎麼想的。在生日卡上，她引用了聖方濟沙蕾斯（St. Francis de Sales）的話：

只要做自己，並試著做得完美。

「我是什麼」，已經和我在微軟的時期有了重大的不同。真好，實在太適合我了。走入人生第四十年，只不過強調了我有多喜歡人生賦予我的旅程和冒險。

那天寫日記時，我試著想像接下來的十年會是什麼樣子。在健康持續良好的狀況下，四十多歲正是最具有開創力的時期，許多人已經經濟穩定，有一群可以相互幫助的朋友，也更加確定自己在這個世界的立足點。其中最好的是，我們仍然精力充沛，世界也願意較正式地接納我們（沒錯，我還滿歡迎最近出現在太陽穴邊的灰髮，因為它會使人們相信，我有經營世界性組織的成熟度）。

我給自己的四十歲生日禮物──決定將成年後可能最具有開創能力的十年獻給全球教育。我已經全然摒棄了回去科技領域的念頭，找到自己真正的人生道路後，我比過去更能夠擁抱它。我很幸運得以知道自己是誰，想專注在什麼上面，以及如何衡量自己。

我想起我第一個幫助的學生阿武。從一九九七年的二十美元獎助學金開始，我們一直有著共生的關係，這種關係讓他能繼續求學，在大學時代就熟悉三國語言，畢業後，繼續追求研究所的軟體工程碩士學位。他的妻子是幫助鄉村窮人、受過良好訓練的護士，而他們的女兒小淘將受惠於這對受過教育的父母，因為他們認為女孩子和男孩子都應該受教育。

我試著想像所有在人生初期階段受到「閱讀空間」幫助的其他學生。如果阿武可以用八年的時間達到他的成就，其他就讀我們的學校，並熱切地在我們的圖書館中讀書，幾近一百萬的學生又會如何？

歌德有次寫到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曲》：「如果世界上所有的音樂家同時演奏這首曲子，地球必然會脫離軌道。」

這正是我對於發展中國家有關兒童受教育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