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December 11, 2007

蔣介石、張學良與宋子文的複雜關係及其悲劇本質

林博文  (20071211)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及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建構了中國現代史最重要的四個環節。其中尤以西安事變最具關鍵作用,其銳不可當的震撼力,非但扭轉了現代中國的走向,且使發動兵變的楊虎城慘遭殺身之禍,少帥張學良則被幽禁半世紀。 時間的巨輪雖已推進至二十一世紀,但西安事變的餘波仍在歷史長河中蕩漾;它在秋海棠上所輾過的軌跡,仍舊映現於時代葉脈中。

 調解兵變宋居首功

 張學良是西安事變的策畫者,宋子文則是西安事變的調解者。就事件本身來說,張學良是蔣介石的劫持者(kidnapper)兼麻煩製造者(troublemaker),宋子文則為談判者(negotiator)兼排難解紛者(troubleshooter);如果沒有宋子文兩度出入虎穴,專程跑到西安傾全力斡旋、安撫與獻策,以及和少帥、周恩來進行腦力激盪,則事變很可能無法獲致解決,蔣介石也許就會喪命臨潼華清池,則整個歷史勢將改寫,全中國亦只能在「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的悲愴中和日寇的虎視下自相殘殺。從這個角度來看,宋子文實具民族救難之首功。
 張、宋交情至好,少帥放心他、信任他,能夠和他推心置腹,從宋子文用英文寫的〈西安事變日記〉以及他的秘書陳康齊的英文〈西安行程紀要〉中,可以看到宋子文在精神煎熬和環境催迫的雙重壓力下,如何折衝樽俎,如何與時間賽跑。中共談判高手周恩來功勞亦不小,蔣答應停止圍剿,被逼至陝北一隅、幾近瓦解的中共,獲得喘息、坐大之機;中共想要的,周恩來都幫中共要到了。宋美齡西安之行,使蔣介石獲致最大的心靈慰藉與精神支持;她的出現,亦使少帥面露愧色,不敢正面看她。但她的作用卻被她自己誇大了(少帥在哥大口述歷史中說宋美齡對他「沒有影響」),就像蔣介石本人為挽回顏面和尊嚴,事後偽造歷史,宣稱少帥如何被他的人格感召。

 性情相投張宋訂交

 張學良出身東北綠林武夫之家,父親是大帥張作霖;宋子文則飽受西方教育,父親為上海牧師宋嘉樹。他們的家世、背景和教育,南轅北轍,但他們卻都有剛烈的個性、倔強的脾氣和自負的心態,也都對政治、權力、骨董和飲食男女深具偏好。一張一宋,性情相投,品味類似,終成好友。很會理財的宋子文為不會理財的少帥提供財經意見,張學良有時亦在最高級的北京飯店幫宋子文闢室幽會。

 宋子文成為國民黨高層中與少帥最密切的同志,亦是蔣宋孔家族中與少帥關係最好的兩個人之一,另一個就是宋美齡。

 兵諫動機史家爭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附近華清池綁架蔣介石,當時張的官銜是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西北軍系統的楊則為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張、楊對蔣發動兵諫的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進行抗日。荷蘭史學大師彼得.戈耶爾(Pieter Geyl)嘗言:「歷史是一場永不休止的辯論」(History is an argument without end)。時至今日,中外史家仍在激辯張、楊兵諫的動機與後果,有些史家認為抗日是藉口,真正目的乃是要求蔣停止剿共,尤其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奉命剿共,折損奇大、元氣大傷。蔣要「先安內、後攘外」,把中共剿滅再行抗日;張、楊則希望停止內戰,準備抗日。因國民黨軍力有限,不足以單獨完成剿共任務,蔣介石乃利用地方武力配合剿共,一則削弱地方軍頭的力量,二來又可消滅共產黨,大可坐收「一石二鳥」之利,張、楊驚覺已至必須採取劇烈行動以保存實力的時候了。

 張楊劫蔣神州震撼

 楊虎城首倡劫蔣之意,張哭諫蔣停止內戰,遭蔣嚴斥:「現在你就是拿手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匪計畫也不能改變。」張、楊於是鋌而走險,兵變(又稱雙十二事件)傳出後,神州震動,全球矚目(西安事變前一天,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因愛上兩度離婚的美國女人辛浦森夫人而宣布退位,比中國的西安事變更具全球性震撼力)。張、楊向全國發出電報,說明扣蔣原因,並提出八項要求:(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國;(2)停止一切內戰;(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5)開放民眾愛國運動;(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之自由;(7)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大公報籲抱蔣痛哭

 天津《大公報》於十二月十八日發表〈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社評,南京中央政府曾派飛機在西安空投這篇筆力萬鈞的文章。社評說:「陝變不是一個人的事,張學良是主動,也是被動。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氣。醞釀著、鼓盪著,差不多一年多時間,才形成這種陰謀。……東北軍的境遇大家特別同情……你們在西安很辛苦,大概多帶著家眷,從西安到蘭州之各城市,都住著東北軍眷屬,而且眷屬之外,還有許多東北流亡同胞來依附你們。全國悲痛國難,你們還要加上亡家的苦痛。……你們大概聽了許多惡意的幼稚的煽動,竟做下這樣的大錯,你們心態或者以為自己是愛國,哪知道危害國家再也沒有這樣狠毒嚴重的了!你們把全國政治外交的重心,全軍的統帥羈禁了,這講什麼救國?你們不聽見綏遠前線將士突聞陝變都在內蒙荒原中痛哭嗎?」

 由《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撰寫的社評感性地說:「你們趕快去見蔣先生謝罪吧!你們快把蔣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場!這一哭,是中華民族的辛酸淚,是哭祖國的積弱,哭東北,哭冀東,哭綏遠,哭多少年來在內憂外患中犧牲生命的同胞……你們如果這樣悲悔了,蔣先生一定陪你們痛哭,安慰你們,因為他因國事受的辛酸,比你們更大更多。我們看他這幾年在國難中常常有進步,但進步還不夠……切莫要索保證,要條件,蔣先生的人格,全國的輿論,就是保證。」

 宋子文準備西安行

 事變後兩天(十二月十四日),宋子文對上海新聞界發表談話稱:「蔣委員長在西安絕對安全,本人以為西安事變,乃係國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方法,於最短期內解決,蓋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於中國也。本人與蔣院長(按:其時蔣兼行政院長)公私之關係,及與張學良多年之友誼,均為人所共知,在特殊關係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決之辦法,本人極願在政府領導之下,盡最大之努力。至於採取何種方法,需待政府決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於政府。」

 宋子文在談話中不僅沒有譴責張學良,亦未使用「違法蕩紀」、「叛國」和「劫持」等南京官方版本字眼形容西安事變。反而強調與少帥有「多年之友誼」,顯然是為調解事變作準備,而少帥亦希望宋子文前往西安「洽商一切」。張學良在現存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歷史中,一再稱宋子文是他的好朋友;少帥說他和宋在「易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東北歸順中央,開始懸掛青天白日旗)前早就認識,「我跟他倆是最好的朋友了」。

 蔣食言宋子文氣極

 然而宋子文平安地把妹夫蔣介石帶回南京,卻沒有辦法擔保「最好的朋友」張學良的自由。現存加州史丹福大學胡佛檔案館的宋子文英文西安事變日記,並沒有提到蔣介石和宋氏兄妹在協議上簽字的事情,「僅有口頭上的保證」(only verbal promises)。亦即蔣介石並未在答應張學良的條件上簽字,宋氏兄妹亦未以證人身分簽名,全都是以口頭方式達成釋蔣協議。蔣在西安始終拒絕簽字,堅持以「領袖人格保證」會遵守協議。

 宋子文日記說,蔣介石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獲釋(少帥說是蔣夫人選定這一天動身作為聖誕禮物),離開西安前,召集張、楊談話,他說他們的作法係屬叛變行為,但他原諒他們,並稱他所允諾的一切均會予以履行。這些「原諒」和「允諾」,必然包括不會嚴厲追究張、楊的「叛變行為」,只會作象徵性地懲處;但蔣回到自己的地盤後,馬上改變主意,決定重懲張、楊,甚至想把少帥槍斃。蔣的變卦,氣壞了宋子文,使他無顏面對少帥,宋是孔宋家族中唯一敢頂撞蔣介石的人,他對蔣說:「如果你把張學良槍斃了,我就把你的事情都抖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