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廣場的母親
【聯合報╱林靜伶(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2008.02.29 02:43 am
她們每星期四的下午三點半,來到總統府玫瑰宮(Casa Rosada,註:指阿根廷總統府)前的五月廣場(Plaza de Mayo)。靜靜地拉起抗議的布條,自然而鬆散地形成隊伍,沿著圓形的廣場繞著。她們多數已經七十多歲、八十多歲,綁著白色頭巾,一邊與老友寒暄聊天,一邊繞著走。
她們從1977年開始這樣的抗議活動,轉眼已經快要三十年。
她們的小孩在1976至1983年間,忽然消失了。
據人權團體的估計,那段期間大約有三萬個青年消失,多數連屍骨都找不到。他們是左派的學生、知識分子、記者、工人。他們當中甚至有懷孕的女性,有的被抓了之後,待嬰兒出生,母親被殺掉,嬰兒被非法領養。這事件被稱為「骯髒的戰爭」(Dirty War 或 Guerra Sucia)。
多數的社會運動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只要時間一拖長,人群便不再聚集。然而,五月廣場的母親(Madres de Plaza de Mayo)提供了一個反例。
我大約三點便來到這廣場等候。她們陸陸續續、三三兩兩地來到廣場。先擺設了一個攤位,他們藉著書籍、卡片、宣傳小冊的販賣,維持組織費用,也提醒人們在骯髒戰爭中消失的青年。吸引我注意的是一本將失蹤青年個人資料編成冊的書。書中每一頁是一位青年的照片,下面列出他/她的個人資料,像是出生日期、就讀學校或工作單位、失蹤時的年齡等。翻閱著每一頁的青年照片,深刻感受到這不是一個遙遠的故事,這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在一個缺乏正義的年代被輕易扼殺生命與剝奪權利。
這樣的故事也不陌生,在世界的許多角落發生過,包括我自己所處的社會。但是在這裡,令人敬佩的是這些青年的母親抗議的耐力。
她們三點半準時手持布條,繞著圓形廣場,一圈又一圈地走著。有的胸前掛了一個牌子,牌子上是一個年輕人的照片,應該就是她失蹤的孩子。她們不喊口號,也沒有擴音器,倒像是一群老太太聚會,邊走邊低聲地與身邊的人談話,或是全然靜默地走著。我頓時感受到這種沒發出聲音的遊行抗議的極大張力。手持數位相機跟著邊倒退邊錄影,到後來完全無法對焦,因為淚眼模糊。我戴上深色的太陽眼鏡,也遮不住兩行滾滾滑落的淚水。
有位老先生,拿著公事包,站在一旁默默地看著繞廣場的老婦人。偶爾似乎跟熟人點頭招呼。他胸前掛了一張青年的照片。我想那應該也是當年消失的青年。
五月廣場母親的遊行,也成為旅遊書上提及的事件。有些觀光客跟我一樣早就在那裡等著。因此有人藉機在那裡販賣一些相關的紀念品。當遊行抗議被人如此商業化,也是令人厭惡。不過,也許那些抗議的母親不在意,她們只是做她們想做的事罷了。
我在她們的攤位上拿了一張英文的宣言,名為「我們的要求」(Our Demands)。包含了十項重點:
我們擁護兒子們的革命奮鬥
我們的兒子永遠活著
兇手應該進監獄
所有的政治犯應該被釋放
我們拒絕挖出兒子們的遺骸
我們拒絕任何國家賠償
我們拒絕建立任何紀念碑
讓人民沒有工作是一種罪惡
我們拒絕投票也拒絕獲得候選資格
我們與世界各地為解放而奮鬥的人們同一陣線
這些訴求透露五月廣場的母親超越個人悲傷的層次,企圖延續她們的孩子的革命理想,並認為人民基本的工作與溫飽權利是政府的責任。她們拒絕國家賠償,因為生命不能以金錢價值來衡量;她們拒絕投票也拒絕獲得候選資格,因為她們要成為永遠的反對者,她們拒絕被收編;她們支持全世界為解放而奮鬥的人們,因為她們已經超越阿根廷一時一地的悲傷,關心全世界為解放而努力的人民。
這讓我不禁想起我們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的國定假日也放了,紀念碑也立了,國家賠償也賠了,然後呢?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日,成為政客們作秀的舞台。
我不得不對五月廣場的母親看事情的高度肅然起敬。看著這些白髮蒼蒼的母親,隨著年歲,她們人數將在幾年當中銳減。我不知道十年後,如果我在星期四的下午三點半再回到五月廣場,我將會遇見什麼?
【2008/02/29 聯合報】
她們每星期四的下午三點半,來到總統府玫瑰宮(Casa Rosada,註:指阿根廷總統府)前的五月廣場(Plaza de Mayo)。靜靜地拉起抗議的布條,自然而鬆散地形成隊伍,沿著圓形的廣場繞著。她們多數已經七十多歲、八十多歲,綁著白色頭巾,一邊與老友寒暄聊天,一邊繞著走。
她們從1977年開始這樣的抗議活動,轉眼已經快要三十年。
她們的小孩在1976至1983年間,忽然消失了。
據人權團體的估計,那段期間大約有三萬個青年消失,多數連屍骨都找不到。他們是左派的學生、知識分子、記者、工人。他們當中甚至有懷孕的女性,有的被抓了之後,待嬰兒出生,母親被殺掉,嬰兒被非法領養。這事件被稱為「骯髒的戰爭」(Dirty War 或 Guerra Sucia)。
多數的社會運動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只要時間一拖長,人群便不再聚集。然而,五月廣場的母親(Madres de Plaza de Mayo)提供了一個反例。
我大約三點便來到這廣場等候。她們陸陸續續、三三兩兩地來到廣場。先擺設了一個攤位,他們藉著書籍、卡片、宣傳小冊的販賣,維持組織費用,也提醒人們在骯髒戰爭中消失的青年。吸引我注意的是一本將失蹤青年個人資料編成冊的書。書中每一頁是一位青年的照片,下面列出他/她的個人資料,像是出生日期、就讀學校或工作單位、失蹤時的年齡等。翻閱著每一頁的青年照片,深刻感受到這不是一個遙遠的故事,這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在一個缺乏正義的年代被輕易扼殺生命與剝奪權利。
這樣的故事也不陌生,在世界的許多角落發生過,包括我自己所處的社會。但是在這裡,令人敬佩的是這些青年的母親抗議的耐力。
她們三點半準時手持布條,繞著圓形廣場,一圈又一圈地走著。有的胸前掛了一個牌子,牌子上是一個年輕人的照片,應該就是她失蹤的孩子。她們不喊口號,也沒有擴音器,倒像是一群老太太聚會,邊走邊低聲地與身邊的人談話,或是全然靜默地走著。我頓時感受到這種沒發出聲音的遊行抗議的極大張力。手持數位相機跟著邊倒退邊錄影,到後來完全無法對焦,因為淚眼模糊。我戴上深色的太陽眼鏡,也遮不住兩行滾滾滑落的淚水。
有位老先生,拿著公事包,站在一旁默默地看著繞廣場的老婦人。偶爾似乎跟熟人點頭招呼。他胸前掛了一張青年的照片。我想那應該也是當年消失的青年。
五月廣場母親的遊行,也成為旅遊書上提及的事件。有些觀光客跟我一樣早就在那裡等著。因此有人藉機在那裡販賣一些相關的紀念品。當遊行抗議被人如此商業化,也是令人厭惡。不過,也許那些抗議的母親不在意,她們只是做她們想做的事罷了。
我在她們的攤位上拿了一張英文的宣言,名為「我們的要求」(Our Demands)。包含了十項重點:
我們擁護兒子們的革命奮鬥
我們的兒子永遠活著
兇手應該進監獄
所有的政治犯應該被釋放
我們拒絕挖出兒子們的遺骸
我們拒絕任何國家賠償
我們拒絕建立任何紀念碑
讓人民沒有工作是一種罪惡
我們拒絕投票也拒絕獲得候選資格
我們與世界各地為解放而奮鬥的人們同一陣線
這些訴求透露五月廣場的母親超越個人悲傷的層次,企圖延續她們的孩子的革命理想,並認為人民基本的工作與溫飽權利是政府的責任。她們拒絕國家賠償,因為生命不能以金錢價值來衡量;她們拒絕投票也拒絕獲得候選資格,因為她們要成為永遠的反對者,她們拒絕被收編;她們支持全世界為解放而奮鬥的人們,因為她們已經超越阿根廷一時一地的悲傷,關心全世界為解放而努力的人民。
這讓我不禁想起我們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的國定假日也放了,紀念碑也立了,國家賠償也賠了,然後呢?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日,成為政客們作秀的舞台。
我不得不對五月廣場的母親看事情的高度肅然起敬。看著這些白髮蒼蒼的母親,隨著年歲,她們人數將在幾年當中銳減。我不知道十年後,如果我在星期四的下午三點半再回到五月廣場,我將會遇見什麼?
【2008/02/29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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