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February 11, 2009

故事與新聞》那麼多攝影、那麼少畫面

【聯合報╱楊照】 2009.02.11 03:07 am



看得見、看不見或看見什麼,不是攝影機自己能決定的,甚至不是攝影的人能決定的,而是取決於社會上的權力者……


楊照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要在高雄舉辦「國際人權日」活動,當時的警備總部得知訊息,早早就動員準備。除了部署憲兵到場之外,警總還配置了大量的調查人員。

「事前調查委員評估,在現場的情治人員不太可能閃光燈照相機蒐證,這樣做也有被打的危險。所以是先跟幾位攝影記者講好了,底片我們全部供應,一張照片一千元……結果如調查員所料,兩百台相機都沒有發生作用,有的還被暴徒當場打壞。」

依照高明輝的口述回憶,在那個場合中,聚集了兩百台相機!那又要有多少調查員來配合這兩百台相機呢?然而,那麼多相機、那麼多調查員,竟然「都沒有發生作用」!

所以後來在軍法大審中,拿來當作證據的,主要都是用一張一千元高額代價跟攝影記者買來的。

當天在現場拍照的,除了調查員、攝影記者之外,其實還有《美麗島》雜誌及黨外人士。然而,《美麗島》負責攝影的編輯張富忠,他拍的四卷底片後來被警總沒收了,連他自己都無法確認裡面究竟拍了什麼。還有一位黨外人士陳博文,事件發生後,他將拍到的照片洗出來,卻將底片丟掉了。他說:「那時候很恐怖,我就把比較關鍵性、比較有代表性的相片,二、三十張的樣子,拿去台北,」交給了江春男(司馬文武)。司馬文武則回憶:「他拿給我的那些照片,後來登了很多,後來選舉時好多人都來借,東借西借,慢慢就沒有了。」

同一個事件,同樣都是拍照,卻有詭異的三種不同結果。情治調查人員神祕地集體失職,兩百台相機統統沒有拍到什麼。黨外自己拍的照片,成了危險之物,要被沒收要被查緝,底片都消失了,僅有的二三十張照片也在流傳中「慢慢就沒有了」。只有攝影記者,尤其是以一張千元代價賣給警總的照片,成了事件的「官方畫面」,在法庭上當證物,長期留了下來。

這件事最鮮明地提醒我們,攝影、攝影機的功能及其限度。攝影機在場一樣可以「看不見」事件,看得見、看不見或看見什麼,不是攝影機自己能決定的,甚至不是攝影的人能決定的,而是取決於社會上的權力者,覺得什麼樣的景象對他來說比較方便、比較有利,不方便、不利的景象,再多的攝影機也是看不到、拍不到的。

扁案調查開庭,每次都聚集了大量的攝影機,互相推擠互相搶位,然而那麼多的攝影機、那麼努力卡位子的攝影記者,讓我們多看到了些什麼嗎?沒有,我們能看到的都還是權力者表面的身影,再多這種畫面、鏡頭,也無法讓我們對他們檯面下要錢搬錢、運作權力的想法做法增加了解。

我們真的不需要那麼多重複而空洞的攝影畫面,我們要的毋寧是更多「內在」的眼睛,早早及時看出權力者不希望大家看到的貪婪自私模樣。

【2009/02/11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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