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與新聞》那麼多攝影、那麼少畫面

【聯合報╱楊照】 2009.02.11 03:07 am



看得見、看不見或看見什麼，不是攝影機自己能決定的，甚至不是攝影的人能決定的，而是取決於社會上的權力者……


楊照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要在高雄舉辦「國際人權日」活動，當時的警備總部得知訊息，早早就動員準備。除了部署憲兵到場之外，警總還配置了大量的調查人員。

「事前調查委員評估，在現場的情治人員不太可能閃光燈照相機蒐證，這樣做也有被打的危險。所以是先跟幾位攝影記者講好了，底片我們全部供應，一張照片一千元……結果如調查員所料，兩百台相機都沒有發生作用，有的還被暴徒當場打壞。」

依照高明輝的口述回憶，在那個場合中，聚集了兩百台相機！那又要有多少調查員來配合這兩百台相機呢？然而，那麼多相機、那麼多調查員，竟然「都沒有發生作用」！

所以後來在軍法大審中，拿來當作證據的，主要都是用一張一千元高額代價跟攝影記者買來的。

當天在現場拍照的，除了調查員、攝影記者之外，其實還有《美麗島》雜誌及黨外人士。然而，《美麗島》負責攝影的編輯張富忠，他拍的四卷底片後來被警總沒收了，連他自己都無法確認裡面究竟拍了什麼。還有一位黨外人士陳博文，事件發生後，他將拍到的照片洗出來，卻將底片丟掉了。他說：「那時候很恐怖，我就把比較關鍵性、比較有代表性的相片，二、三十張的樣子，拿去台北，」交給了江春男（司馬文武）。司馬文武則回憶：「他拿給我的那些照片，後來登了很多，後來選舉時好多人都來借，東借西借，慢慢就沒有了。」

同一個事件，同樣都是拍照，卻有詭異的三種不同結果。情治調查人員神祕地集體失職，兩百台相機統統沒有拍到什麼。黨外自己拍的照片，成了危險之物，要被沒收要被查緝，底片都消失了，僅有的二三十張照片也在流傳中「慢慢就沒有了」。只有攝影記者，尤其是以一張千元代價賣給警總的照片，成了事件的「官方畫面」，在法庭上當證物，長期留了下來。

這件事最鮮明地提醒我們，攝影、攝影機的功能及其限度。攝影機在場一樣可以「看不見」事件，看得見、看不見或看見什麼，不是攝影機自己能決定的，甚至不是攝影的人能決定的，而是取決於社會上的權力者，覺得什麼樣的景象對他來說比較方便、比較有利，不方便、不利的景象，再多的攝影機也是看不到、拍不到的。

扁案調查開庭，每次都聚集了大量的攝影機，互相推擠互相搶位，然而那麼多的攝影機、那麼努力卡位子的攝影記者，讓我們多看到了些什麼嗎？沒有，我們能看到的都還是權力者表面的身影，再多這種畫面、鏡頭，也無法讓我們對他們檯面下要錢搬錢、運作權力的想法做法增加了解。

我們真的不需要那麼多重複而空洞的攝影畫面，我們要的毋寧是更多「內在」的眼睛，早早及時看出權力者不希望大家看到的貪婪自私模樣。

【2009/02/11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