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文藝青年東京見聞
【劉亮延】
這已不僅是奇觀社會,而很有可能是另一個人類生活的速度層……東京的一天可能是由24個班所構成,每個人的每一個小時分別都有不同的生產線,透過各種延伸溝通的媒體抵達不同的工廠……
我來到全世界
人口密度數一數二的都市
一條潔淨的低溫的巷子,大好璀璨陽光已經過去,沉重的背包,滿載的記憶卡,過敏的呼吸道,2006年第一天,幾乎所有人都為了鐘聲而聚集在神社前,我在一棟民宅的廚房內,與三個英國大學生觀賞《紅白勝利大賽》。幾乎就快要跟某個平常家庭的假期活動一模一樣了,水果在盤子裡、茶、納豆與對電視表演的第三者的評論。
噴射飛機與快速鐵路把我帶到這個房裡,在榻榻米的房裡,我研讀雜誌上的演出節目與地點,靠一本詳實的東京全紀錄地圖,以及一隻一元手機,用奇摩路線系統安排A地至B地的轉乘路線。我沒有任何一個預先規畫好的景點,除了一本從台灣帶來的日本美術史的書,還有一本薄薄的溫泉雜誌。
聖誕夜的時候,我就已經遇到這個問題,之前我有三個月的時間閉關寫論文,更早之前我用盡截至目前為止最大的意志力作一齣戲,前後正好一年,口試完第二天,我來到這個全世界人口密度數一數二的都市最複雜的地鐵系統之脈絡中,過了幾天找到這棟出租公寓,之後開始買菜,閒晃,觀賞一些聽不懂的舞台劇,與人閒聊,但大部分時間我還是在寫作。寫作在這個時候,對象是我,這是我的休閒活動,我需要讓我不對誰說話,清空既存或預知的某些對象。
社會無法需要文藝青年,
他們沒有功能,沒有效果
時間是磁鐵老婦在前面,他們緩慢爬行。記憶像風有一陣沒一陣經過。我不接續性地數算著,從我大學至今的歧途,我發覺當我面對一些訓練有素,使命夢想兼備的戲劇系人馬,我精神的痙攣原來都是因為某些再也無法重回的現場,遙望的眼神其實正是身為一個殘障人士的悲哀。
悲哀,不從苦難而來,而是血統與親族關係。至此,我重審自己的立場,那些不願意選擇的方式,那些不能夠達到的結構,以及最後被給定的舞台。我發現一個27歲的文藝青年必須承認的失敗,有如一個中年文人為了清醒所付出的政治性代價。
社會無法需要文藝青年,社會需要雞,文藝青年比雞還猥瑣,尤其當他們沉迷於超時空的幻想,猶豫在責任與藉口之間,他沒有功能,他沒有效果。當他反思他的本質,除了最基本的不合作態度,他永遠無法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種變成英雄的方法。農人看天吃飯,商人像水,政治人物廣結善緣,宗教人士成天歌唱,若無其事地發出形式化的聲響。文藝青年在中年以前,在世界歷史的加以區分定義後,漸入窘境。
窘境曾有過描述,例如一個第一人稱世界末日的泥濘疆界,維持繁殖能力卻尋無交配對象的兩棲類,退化成自體分裂的軟肢生物。在那個描述中,理由、時機、目的等事項都不需要重申。又有如全世界的水患之後,留下枯樹一棵,猴子濕透全身卡在樹上發抖。文藝青年,在現代化建設的玻璃帷幕的腋下,雜草蔓生斷水斷電的閒置空間裡,女生扮家家酒,男生撒尿打手槍,直到有一天他們成家立業,昔日的廢墟在新的都市發展規畫下消失,在某些歷史的書寫之中,不能重建的往往變成傳奇,成為一些人的身分印記。這個結構循環,永遠都有樂此不疲的青年以無助又無能的手勢在隱蔽處示範,示範一些與他們本來無關的生活態度。這是我寒夜的夢境,白天在銀杏落雨的街上,我察覺到世界不需要我,複雜的鐵路系統將我排斥在外,盛大的歌舞秀、莊嚴的步行、手握的沉重茶杯、那種一輩子唯一的花枝,或者一粒一破就在白瓷碗中崩潰的溫泉蛋。美好的萬事皆與我無干的新年第一天,連拜年也不需要我插手。
這個城市只有三種人,
商人、顧客與觀光客
我多次在飄雪的午後前往下北澤、吉祥寺、澀谷等預想作貧窮的、學生的、富有文藝氣息的區域,也在所謂古寺林立的西日暮里步行五個鐘頭,參觀花園與墳墓。除了超級市場,我不涉足任何一棟百貨公司,卻常常在轉車時候人潮洶湧之中穿越。我意識到這個城市只有三種人,商人、顧客與觀光客。整個大東京區一天就有二百場劇場演出,從現代戲劇到中世紀能劇、音樂劇、歌舞劇,有些劇碼一天還有可能上演兩次,甚至有早上11點開演的劇院。頻繁而習以為常的日常交易,塞滿了一個人一整天的感知,聲音、氣味、文字視覺訊息。就連氣定神閒的老人出現在公園裡,也都脫離不了商業行為的網絡,例如他可能正佩戴著某一種健身器材。
這已不僅是奇觀社會,而很有可能是另一個人類生活的速度層,我認為,一個中國的工廠為了滿足市場需求,一天分成3班雇用員工,保持生產線24小時運作,已經不適用於東京。比方說,東京的一天可能是由24個班所構成,每個人的每一個小時分別有不同的生產線,透過各種延伸溝通的媒體抵達不同的工廠。老人不會比年輕人還悠閒,他們都天賦異稟能夠在生產的同時自我消費殆盡。而傳統工業社會的能源概念:石油與煤,在這裡不適用。是什麼關鍵性的本質造成這種差異呢?我經驗到一些超乎想像的事物行進的方式,一張1980年代寶塚劇團的雷射唱片,在市郊的二手漫畫交易店出現。一場70人座位的無聊至極的現代舞蹈演出,擠進150人,據說是要來看其中一個肉感半熟女獨自在舞台上以舞踏之名癲癇40分鐘。
這是一個漬物的社會,
運作的能源來自於鹽巴
我認為,運作大東京的能源來自於鹽巴,海洋結晶的透明組織,氯化鈉。這是一個漬物的社會,性漬物、神漬物、歷史之漬物、未來之漬物、非法性漬物、國家政治漬物、美學漬物。凡事擠壓、風乾、保藏、置物於鹽之中,是它們生存的方式,也是它們生產與消耗的方式。我要找的那種人不會吝於分享,肯定的是他們絕對厭惡不新鮮的青菜與魚。
在台灣,當我再次提出文藝青年的問題,除了已經不再適用的鄉土與中國的界線,城市與鄉村的差距,貧窮與富有的能力,在未掌權以前,自體繁殖的烏托邦狀態,在賣弄風騷的時候,我意識到危機。如果這個小島的文化素養,經過40年還仰賴文藝青年進口貿易,那就注定了台灣沒有民族主義的結構,在未來也不可能出現。文藝青年猶不應在中年以後,以倫理價值評審後代青年,或誤將自身內在之青春哀嘆外延作世風日下云云。唯,文藝青年之退休生活仍大有可為,不論左派右派皆有大小印章可以繼續戳記。而現在的年輕人個個都認清,排練要付錢,場地要租,廣告要買,影印要錢,企畫也應有基本工作時數所得。從文藝青年到藝文工作者,到藝術行政企畫,40年來一代又一代龐大的文藝青年消耗量,說到底還是自體繁殖,當我彷彿又看到18歲的我踏遍大小廢墟,胸前掛著相機,在混凝土結構的腋下捕捉蚊蚋與藿香薊,播放噪音與搖滾,啤酒與粗糙的免費展演,而感到時代社會之置之不理。我直覺這其中必有問題,像是貪污關說之類的祕辛,而這些內在政治的問題,竟儼然在後殖民論述的框架中以特殊性之名被鼓勵著,像一隻屁眼被塞住、脖子被美麗的蝴蝶結綁起來的雞。
【2006/07/28 聯合報】
這已不僅是奇觀社會,而很有可能是另一個人類生活的速度層……東京的一天可能是由24個班所構成,每個人的每一個小時分別都有不同的生產線,透過各種延伸溝通的媒體抵達不同的工廠……
我來到全世界
人口密度數一數二的都市
一條潔淨的低溫的巷子,大好璀璨陽光已經過去,沉重的背包,滿載的記憶卡,過敏的呼吸道,2006年第一天,幾乎所有人都為了鐘聲而聚集在神社前,我在一棟民宅的廚房內,與三個英國大學生觀賞《紅白勝利大賽》。幾乎就快要跟某個平常家庭的假期活動一模一樣了,水果在盤子裡、茶、納豆與對電視表演的第三者的評論。
噴射飛機與快速鐵路把我帶到這個房裡,在榻榻米的房裡,我研讀雜誌上的演出節目與地點,靠一本詳實的東京全紀錄地圖,以及一隻一元手機,用奇摩路線系統安排A地至B地的轉乘路線。我沒有任何一個預先規畫好的景點,除了一本從台灣帶來的日本美術史的書,還有一本薄薄的溫泉雜誌。
聖誕夜的時候,我就已經遇到這個問題,之前我有三個月的時間閉關寫論文,更早之前我用盡截至目前為止最大的意志力作一齣戲,前後正好一年,口試完第二天,我來到這個全世界人口密度數一數二的都市最複雜的地鐵系統之脈絡中,過了幾天找到這棟出租公寓,之後開始買菜,閒晃,觀賞一些聽不懂的舞台劇,與人閒聊,但大部分時間我還是在寫作。寫作在這個時候,對象是我,這是我的休閒活動,我需要讓我不對誰說話,清空既存或預知的某些對象。
社會無法需要文藝青年,
他們沒有功能,沒有效果
時間是磁鐵老婦在前面,他們緩慢爬行。記憶像風有一陣沒一陣經過。我不接續性地數算著,從我大學至今的歧途,我發覺當我面對一些訓練有素,使命夢想兼備的戲劇系人馬,我精神的痙攣原來都是因為某些再也無法重回的現場,遙望的眼神其實正是身為一個殘障人士的悲哀。
悲哀,不從苦難而來,而是血統與親族關係。至此,我重審自己的立場,那些不願意選擇的方式,那些不能夠達到的結構,以及最後被給定的舞台。我發現一個27歲的文藝青年必須承認的失敗,有如一個中年文人為了清醒所付出的政治性代價。
社會無法需要文藝青年,社會需要雞,文藝青年比雞還猥瑣,尤其當他們沉迷於超時空的幻想,猶豫在責任與藉口之間,他沒有功能,他沒有效果。當他反思他的本質,除了最基本的不合作態度,他永遠無法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種變成英雄的方法。農人看天吃飯,商人像水,政治人物廣結善緣,宗教人士成天歌唱,若無其事地發出形式化的聲響。文藝青年在中年以前,在世界歷史的加以區分定義後,漸入窘境。
窘境曾有過描述,例如一個第一人稱世界末日的泥濘疆界,維持繁殖能力卻尋無交配對象的兩棲類,退化成自體分裂的軟肢生物。在那個描述中,理由、時機、目的等事項都不需要重申。又有如全世界的水患之後,留下枯樹一棵,猴子濕透全身卡在樹上發抖。文藝青年,在現代化建設的玻璃帷幕的腋下,雜草蔓生斷水斷電的閒置空間裡,女生扮家家酒,男生撒尿打手槍,直到有一天他們成家立業,昔日的廢墟在新的都市發展規畫下消失,在某些歷史的書寫之中,不能重建的往往變成傳奇,成為一些人的身分印記。這個結構循環,永遠都有樂此不疲的青年以無助又無能的手勢在隱蔽處示範,示範一些與他們本來無關的生活態度。這是我寒夜的夢境,白天在銀杏落雨的街上,我察覺到世界不需要我,複雜的鐵路系統將我排斥在外,盛大的歌舞秀、莊嚴的步行、手握的沉重茶杯、那種一輩子唯一的花枝,或者一粒一破就在白瓷碗中崩潰的溫泉蛋。美好的萬事皆與我無干的新年第一天,連拜年也不需要我插手。
這個城市只有三種人,
商人、顧客與觀光客
我多次在飄雪的午後前往下北澤、吉祥寺、澀谷等預想作貧窮的、學生的、富有文藝氣息的區域,也在所謂古寺林立的西日暮里步行五個鐘頭,參觀花園與墳墓。除了超級市場,我不涉足任何一棟百貨公司,卻常常在轉車時候人潮洶湧之中穿越。我意識到這個城市只有三種人,商人、顧客與觀光客。整個大東京區一天就有二百場劇場演出,從現代戲劇到中世紀能劇、音樂劇、歌舞劇,有些劇碼一天還有可能上演兩次,甚至有早上11點開演的劇院。頻繁而習以為常的日常交易,塞滿了一個人一整天的感知,聲音、氣味、文字視覺訊息。就連氣定神閒的老人出現在公園裡,也都脫離不了商業行為的網絡,例如他可能正佩戴著某一種健身器材。
這已不僅是奇觀社會,而很有可能是另一個人類生活的速度層,我認為,一個中國的工廠為了滿足市場需求,一天分成3班雇用員工,保持生產線24小時運作,已經不適用於東京。比方說,東京的一天可能是由24個班所構成,每個人的每一個小時分別有不同的生產線,透過各種延伸溝通的媒體抵達不同的工廠。老人不會比年輕人還悠閒,他們都天賦異稟能夠在生產的同時自我消費殆盡。而傳統工業社會的能源概念:石油與煤,在這裡不適用。是什麼關鍵性的本質造成這種差異呢?我經驗到一些超乎想像的事物行進的方式,一張1980年代寶塚劇團的雷射唱片,在市郊的二手漫畫交易店出現。一場70人座位的無聊至極的現代舞蹈演出,擠進150人,據說是要來看其中一個肉感半熟女獨自在舞台上以舞踏之名癲癇40分鐘。
這是一個漬物的社會,
運作的能源來自於鹽巴
我認為,運作大東京的能源來自於鹽巴,海洋結晶的透明組織,氯化鈉。這是一個漬物的社會,性漬物、神漬物、歷史之漬物、未來之漬物、非法性漬物、國家政治漬物、美學漬物。凡事擠壓、風乾、保藏、置物於鹽之中,是它們生存的方式,也是它們生產與消耗的方式。我要找的那種人不會吝於分享,肯定的是他們絕對厭惡不新鮮的青菜與魚。
在台灣,當我再次提出文藝青年的問題,除了已經不再適用的鄉土與中國的界線,城市與鄉村的差距,貧窮與富有的能力,在未掌權以前,自體繁殖的烏托邦狀態,在賣弄風騷的時候,我意識到危機。如果這個小島的文化素養,經過40年還仰賴文藝青年進口貿易,那就注定了台灣沒有民族主義的結構,在未來也不可能出現。文藝青年猶不應在中年以後,以倫理價值評審後代青年,或誤將自身內在之青春哀嘆外延作世風日下云云。唯,文藝青年之退休生活仍大有可為,不論左派右派皆有大小印章可以繼續戳記。而現在的年輕人個個都認清,排練要付錢,場地要租,廣告要買,影印要錢,企畫也應有基本工作時數所得。從文藝青年到藝文工作者,到藝術行政企畫,40年來一代又一代龐大的文藝青年消耗量,說到底還是自體繁殖,當我彷彿又看到18歲的我踏遍大小廢墟,胸前掛著相機,在混凝土結構的腋下捕捉蚊蚋與藿香薊,播放噪音與搖滾,啤酒與粗糙的免費展演,而感到時代社會之置之不理。我直覺這其中必有問題,像是貪污關說之類的祕辛,而這些內在政治的問題,竟儼然在後殖民論述的框架中以特殊性之名被鼓勵著,像一隻屁眼被塞住、脖子被美麗的蝴蝶結綁起來的雞。
【2006/07/2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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