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書》我的抒情歐洲

林懷民、陳文茜、陳芳明強力推薦

要了解歐洲，要讀傳奇的散文，不容錯過這本書！！

有一年夏天她在西班牙的山城扮演喜劇演員，

有一年秋天她到莫斯科採訪，聽到俄羅斯悲歌，

有一年冬天她眺望拜占廷城邦，看到過去和未來。

有一年春天她在威尼斯普羅旺斯亞維儂，

靈魂影子走著走著，便遇見自己。

然後有好幾年，她在巴黎，在伊斯坦堡，在里加，在歐洲的任何一處，

她為我們見證觀看，並為我們勇敢地活著。

她以絕無僅有的文筆，寫下「第三者」的眼光，寫下人類靈魂的悸動。

林懷民說她是台灣最動人的散文家，讓我們找回「人」的感覺。

陳芳明說這個台灣女子讓我們與世界展開對話……使台灣不再是孤島。

此時此刻，彼時彼地，你尋覓一盞燈，需要一句話，盼望一次共鳴……

你必須讀陳玉慧。

作者簡介

陳玉慧

有人初識她時說，她看起來那麼悲傷，彷彿已經活了一百年。

有人說，她什麼文章都能寫，就像千手觀音。

她不但在新聞界赫赫有名，又編又導，也為台灣現代戲劇界留下許多指標性的作品。

從小寫作，在文壇，她一直是一顆閃亮及令人驚嘆的行星。

曾在德國權威媒體發表散文多篇，目前長住德國慕尼黑郊區，

湯瑪斯曼等名人住過的史坦伯格湖，徐四金是鄰居。

日常生活在湖邊慢跑，看一夕斜陽，聽林木裡的鳥聲，更多時間在書房閱讀寫作。

出版作品：《我不喜歡溫柔》、《遇見大師流淚》（大田出版）


叢書系列：智慧田
規格：平裝 / 224頁 / 25k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ISBN：9861790187
出版地：台灣


那些殘酷及甜美的日子

回想起來，在巴黎學戲劇的日子對我的人生意義重大。

八○年代初的巴黎，對少不更事的我是一場嚴酷的考驗，是這個具有獨特個性的城市而不是別的城市，讓我了解及面對自己。讓我知道人必須面對自我才可能擁有真正的個性。這個城市讓我學習獨處，讓我欣喜也讓我落淚，讓我與過去成長歷史決裂，也帶給我許多關鍵性的知性收穫。而這些考驗都是從巴黎戲劇學校開始，我後來常有意不去回憶那段孤獨的巴黎時光。

現在我必須回想，多少個孤單和多少個甜美的日子啊。多少個日子，我滿心是追求授業的熱情和學習決心，那麼年輕固執，還不知道世界的重量，及人生的重量。我滿懷情感，一心一意向前獨行……，很快便選擇了戲劇。

那是因為在龐畢度文化中心廣場看到了蒼蠅鳥劇團的演出，一群蒙古症演員的默劇，默劇其實從來不是我的路，但那群蒙古症演員的表現卻打動了我。之後，我從巴黎一路跟到法國北部里耳市去拜訪劇團，並與他們同住了一段時光。我當時並不知道，召喚我的是一種信念，而表演便是從相信開始，只要你相信，那便是真實。演員從來沒有任何工具可以承載其藝術表現，除了身體，除了你自己的身體，而若非出於自信心，演員不可能傳達任何力量。

當時，剛剛從中文系畢業的我決定重起爐灶：學習戲劇，並且由表演開始。應該提的是，表演對我（這樣內向自省的人）之挑戰簡直不可言喻，一場華麗但困難的冒險。起死而後生，一切從自我認同開始，學習表演在當時便是學習建立自信，「如果你都不相信你自己了，誰會相信你？」我進入了賈克‧樂寇學院，在那裡學到了可貴的表演知識，在多年後的今天，一些美國（如科羅拉多州）大學將樂寇學院的課程列入表演碩士學位，我深信這是明智的決定，樂寇是最好的演員學校，另外一個好學校則是生活本身。



有人曾經問過我在樂寇那裡學了什麼？我的回答總是很抽象。學會演一張被揉搓並扔掉的紙，或者在油上煎熬的荷包蛋。我學會觀察，學到模仿的重點，最重要的，我學會身體動作在舞台上展現的要領，尤其是藝術創作聯想的可能，注意到想像力的無限力量，學會戲劇的合時性，這些技巧對廿歲出頭的我具有極大的擴張能量，我也在學表演的過程中學會法文。



學校費用昂貴，但我真是不後悔，白天上課晚上打工，夜以繼日，學習表演讓我知道一件徹底的大事：因為知道表演是怎麼回事，我確定自己的人生志業將不是當演員。演員訓練改變了我的人生節奏，增強我的戲劇閱歷，在後來的人生中，我寫了許多東西，也導了許多戲劇作品，而學過表演這件事一直是我的風格，人生便是一場表演，生活便是奧古斯多‧波樂楬櫫的無形劇場。



八○年代的巴黎是西洋戲劇文化重鎮，真是精采有之。我在街上走路遇見貝克特，在劇場化妝間看到卡繆的情婦（廿世紀法國最重要的女演員之一）卡瑟瑞絲，在博物館與彼得‧布魯克交談，訪問了在巴黎演出的羅伯‧威爾森或碧娜‧鮑許，甚至上台演蟲（卡夫卡《蛻變》）的波蘭斯基！我喜歡巴提斯‧謝候作品透露顯現的文學和戲劇性，對彼得‧布魯克最為佩服。好幾個法國演員如皮可利或基哈度都有精準無誤的合時性（Timing），準確地令人驚嘆。辛加諾（Zingaro）結合馬術和人性的詩意劇場令人回味無窮，連莒哈絲也把自己的文學作品搬上舞台，有力地掌握憂鬱感性的基調，毫不含糊。



在不同的法國和西班牙劇團實習觀摩，對戲劇表演的形式問題有更深的體會。演員真誠與表演真誠永遠是兩件事，表演即是形式的選擇，也是內容的表達。而陽光劇場阿依安‧慕娜斯金（Ariane Mnouchkine）最與眾不同的便是她的魄力，是她的個人氣質使得作品氣勢磅基。西班牙的「喜劇演員」劇團最獲我心，我常遠途從巴黎到巴塞隆納去拜訪，該劇團經常戶外演出，劇場結合了卡達朗地區文化特色，舉凡宗教節慶、嘉年華會及民俗街頭表演都能一舉網羅，生動而且戲劇性十足，是我看過最能與觀眾互動的劇場。



而在回憶那段巴黎學習戲劇的時光中，我逐漸明白了一件事，當時的熱情和決心全來自靈魂的饑渴，我饑餓如魂地遊走在劇場之間，是因為心靈中對真與美的渴望，而那樣的追求在巴黎這個得天獨厚的城市展開，應該是幸運的吧。



那麼多年先在巴黎，爾後在歐洲其他城市，而巴黎的時光永難忘懷。

面具之後的祕密



到今天我還是說不上來，為什麼當年在巴黎死命都要進入賈克‧樂寇演員學院。對我這樣一個害羞、沒有表演天才的人而言，在學校的每一分鐘都是折磨也是人生挑戰，在那裡我度過一段年輕、苦澀但毫無疑問也是精采的學習時光。



那時的我非常富有：我學到如何以身體出發去觀察萬事萬物，以感官的立場及想像去明瞭生活。若非在那樣演員學校，我永遠不會確定：我其實完全不適合當演員。



但從此，任何演員的表演再也逃不出我的眼睛。我尤其對表演的張力及時間控制的準確性有敏銳的感受，我開始明白，人的身體不但擁有記憶，也擁有一種能量，你可以在適當的時機去開啟它。



第一次聽到賈克‧樂寇的名字，是在法國戲劇導演阿利安．慕娜斯金那裡，她曾是他的學生，認同賈克‧樂寇的演員表演訓練；你表演一個誠實的人，跟你在台上以及你是否誠實完全無關，而是一種技術，你必須讓觀眾明白你是一個誠實的人。



賈克‧樂寇是廿世紀末與果多夫斯基（Jerzy Grotovski）並存的兩大表演學派創始者，但他不如果多夫斯基有名，也不像果多夫斯基那麼激進。賈克‧樂寇訓練演員注重啟發演員的想像力，而果多夫斯基則以縮減至最有限（貧窮）的形式去激發演員的潛力及原動力。



曾是運動員的賈克‧樂寇對身體的反應力有獨特的了解，他發明一套以大自然、動物及各種存在元素的模仿過程，訓練演員的想像表達，此外，他長期研究義大利喜劇的面具演出，將面具的表演視為模仿能力最重要課程，除了面具表演，還要求演員製作面具，明白面具的可能；每一個人都戴著面具，戴著一副他自己看不到甚至自己都不太清楚是什麼的面具。

而藏於面具之後的祕密究竟是什麼？



來到賈克‧樂寇學院的學生不一定都只想當演員，很多建築家、雕塑家甚至音樂家都前來受教，因為樂寇的課程對元素的分析、大自然的模仿以及旋律的掌握有獨到的見解，在他的課程中，連一幅畢卡索的抽象畫都可以透過身體再重現複製，樂寇學派不只在戲劇界，在巴黎藝術界也有深遠的影響。



賈克曾在上課時說過，「我從來不限制學生做什麼，你們可以自由想像，但我只要求一點：偶爾必須靜默，因為只有靜默才能明白語言的力量及背景。」雖然，樂寇強調靜默，他的靜默與默劇的呈現大為不同。他其實終其一生都不太喜歡默劇（Mime）的形式，他在課堂上學默劇演員走路，他走著走著，然後問我們：這樣到底要走到哪裡？

賈克‧樂寇從日本能劇得到重要的啟示，他的靜默之說深深影響了許多西方重要演員，從七○年代起，全世界有志舞台劇的演員從各地前來拜師於他，他的學生廣布於各國劇團。果多夫斯基與他相繼逝去，令人嘆惜兩大表演學派的式微。



至於我，我仍然對詢問面具之後的祕密深感興趣，我仍常常想起過去上課的時光。

解讀巴黎



波東斯基曾經是我的鄰居，有一次他說：巴黎鐵塔大而無當，但只有巴黎才會出現這種大而無當之美。波東斯基是一個在現代藝術界鼎鼎大名的人，住在巴黎郊區的現代洋房，養了一屋子貓，為了展覽奔波世界各地，經常不在家，但他明瞭這個城市所涵蓋的「大而無當」美學和意義。



巴黎正像她的象徵艾菲爾鐵塔，是一個意義之城。她不像柏林無法逃避歷史苦痛和傷痕；也不像羅馬，重重覆蓋著古代的輝煌和毀敗；她更不像挑戰時代尖端的紐約，或者敢於觸發禁忌既狂又狷的倫敦。她的渾沌或混亂（Chaos）是獨一無二的，她緊張而敏感，卻極端鎮定，而且並沒有多數亞洲城市所帶有那麼一點海市蜃樓的迷惑，巴黎像沒落的男爵寡婦，巴黎像瀕臨絕種的動物。你去過巴黎周邊的郊區（Ban1ieue）嗎？巴黎的郊區破舊而醜陋，近乎絕望。巴黎郊區的存在，似乎只為了不打擾巴黎的優雅從容，以及襯托巴黎的高貴和繁華。



巴黎是詩意之城，適合路過的詩人，或閒逛者，不適合失意落魄的人，也不適合久居。巴黎適合思索、歷練流浪。而巴黎彷彿在說：路過是性感的，是後現代的，閒逛者為類型學或結構主義提供良好註解。巴黎不是一個直截了當的城市，她不平滑（到處還有供馬車行走的石子路），永遠拐彎抹角，她比較適合當情婦，更甚於妻子。久居巴黎只會沾染寂寞和孤獨，巴黎人帶有隱居者對人的潔癖，巴黎人臉上有一種因深沉憂愁而產生的不經意之苦痛，他們以冷漠的表情掩飾著，彷彿是一種對寂寞的極端嫌惡，這種嫌惡的感染力很強，巴黎人沒有好脾氣，但巴黎人以禮貌表達他們的抗議，對人生和憂鬱的抗議。



巴黎是電影之城，一個充滿無窮想像力和希望的城市，一個發明電影的城市。一百年前，盧米埃兄弟在這個城市放映人類第一部電影，火車衝著觀眾的方向駛來，嚇跑了當時無數觀看的人。今天在巴黎，每天都有數百部電影上映，在這裡看電影像參加一種人生儀式，巴黎的電影觀眾有別於世界其他城市的電影觀眾，沒有人中途進場，沒有人吃爆米花或零食，沒有人敢在放映電影途中與鄰座交談，如果有人敢這麼做，立刻會遭來大聲的「Chut」（噓）巴黎的電影觀眾熱情、嚴肅，有文化修養，對電影就像對紅酒一樣挑剔，巴黎人將電影當成古典藝術一般崇拜著，只有巴黎才會出現《電影筆記》（Les Cahiers Du Cinema）。在旅遊業仍不發達的年代，很多人從法國電影去認識巴黎，他們所了解的巴黎是虛構的巴黎，只有巴黎才符合那種虛構的美。

巴黎是觀光之城。同時是一個販賣懷舊和時尚的城市，象徵Belle Epoque的蒙馬特，土魯斯．羅迭（Toulouse Lautre）醞釀靈感之地，艾笛．皮雅芙（Edith Pief）、Josephine Baker和伊夫．蒙東（Yves Montand）的舞台。散發無聊文人氣息的拉丁區，每天都有人專程坐在聖傑曼或蒙巴納斯以前老派文人喝咖啡的位子上，在香榭大道上充斥著東南亞來的採購團，採購像朝聖。巴黎是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的女魔，你來到巴黎，你情不自禁地受到引誘。巴黎是競技場，是馬戲團，是一個精緻絕倫的超級市場，你走進巴黎，你成為商品的一部分。觀光客不斷以驚人的暴力破壞巴黎景觀，但政客和商人也設法以金錢重建巴黎的夢幻。



巴黎是慾望之城，巴黎是一個慾望的花園。是三○年代羈浪的地方，是Ville Damour，一個不耐寂寞的城市，一個猥褻和開放的城市，每個街頭角落都有尋覓愛情的人（Dragueurs）。巴黎是個性愛神話的發源地，一個最容易邂逅的搖籃。亨利．米勒難以想像今日的巴黎，性愛販賣電腦化及數位化，你可以立刻撥36××-Bisoubisou，或者36××-Adrenalin11來滿足肉體的空虛，誰管你的靈魂？Clicy大道上到半夜都賣熱騰騰的牛角麵包，然後你可以在緊鄰的酒吧看陰陽人色情秀，無論異性戀、同性戀或女同性戀或雙性戀者甚至色情虐待狂都可以各得其所，不然是八十法郎的Pigalle，坐在仿凡爾賽宮的沙發椅上，看女人在地板上自慰。布隆尼森林裡，妓女像野生動物園的動物，開車的人下車在樹後草地交媾，還有聖丹尼街，都是那些走過街上提公事包下班的男人，瘦小的突尼貨店老闆，高壯的水手，尾隨光著身體只披一件毛皮大衣的女人上樓。古老建築瀰漫著欲望的煎熬，都是人的味道，但人的味道最臭，巴黎充滿並且聚集著欲望之氣，偶爾夾雜流露名牌香水味，那混合氣味很難揮去，也揮之不去。



巴黎是孤獨之城，巴黎是一個憂愁的城市。巴黎提供但巴黎也索取，巴黎裝模作樣，讓人疲乏，但巴黎也令人想念，無法拋棄。巴黎是一個會讓你在婚禮中哭出來的城市，是一個會讓你和你的心理醫生吵架的城市，是一個隔絕的城市，不同的移民各自擁有自己的重鎮，他們在街上建築鄉愁，把店就蓋成他們想要的樣子，賣他們想賣的東西，他們在自己空間裡找回自己童年的夢想，他們在隔絕中建構幻想和人生。記憶如細菌與水，也四處流淌，也如愛與病。就像波特萊爾的憂鬱眼神，就像莫泊桑坐在艾菲爾鐵塔上喝咖啡，只有在巴黎鐵塔上，你才能把鐵塔忘掉，把巴黎忘掉。



但巴黎絕對令人難忘，巴黎就是巴黎，有時令人情不自禁，有時令人傷心欲絕，更有時令人欣喜若狂，血脈僨張。但很多時候，巴黎令人感到淡淡的悲哀，那是因為生活令人悲傷，而巴黎無情地向人顯示人們的各種面目及永恆真理。


亞班諾來的女子

要說對義大利亞班諾溫泉區最深的生命印象，除了那裹在身上的火山泥漿（Fango）外，一定就是那位亞班諾女子了。



她是我的物理治療師，體格高大，像個年輕強壯的母親。那母親的形象在我離開亞班諾後才愈來愈明晰，也要等到我離開她後，我才清楚，原來我如此嚮往一個知道生命責任並且勇於承擔的母親。而這個亞班諾女人只是要來幫助我重新接近水，亞班諾溫泉（Abano Terme）從羅馬時代便以治療疼痛遠近聞名，亞班諾 （abano）這個字義便與疼痛有關。



為什麼我需要一個治療師來幫助我接近水？十幾年前的一個夏天，我曾經在台北一處深水游泳池裡差點窒息，或者我潛意識有意自殺，那天下午，我直直走進游泳池裡便跳了進去。從此我不再游泳。



幾年來我飽受牙關節疼痛的折磨，一位德國醫生說，妳該去亞班諾。我以前完全不愛惜自己的身體，現在已無那種自我毀滅的傾向，但仍然欠缺足夠的身體意識，我的思想不認識自己的身體，我的身體裡住著一個孤獨及頑固的靈魂。



亞班諾來的女子問我，為什麼想做水治療？我說，有疼痛問題。不，不，她立刻更正，妳沒有「問題」，亞班諾來的女子輕輕地笑了，她一聽到問題這個字便笑了，她有的是義大利人的幽默。妳只是不知道如何享受。水治療要讓妳重新發現樂趣，而非解決問題。如果妳找到身體的樂趣，妳便找到生命力，妳便會健康。我是如此地驚訝，是的，她怎麼知道？我從來不敢多想感官和享樂，享受這兩個字如此不適於我，只要我一有那樣的傾向，我便立刻告誡自己不能墮落或耽溺。我活得像斯巴達教派，或者像苦行僧人，我同時也是自己的嚴格父母。我的確常常懲罰自己，我像我的父母對待我那樣對待自己。我必須不停地工作及求取進步，我只能對自己不滿意。



這個女人的臉孔像俊美的義大利美少年，像米開朗基羅的雕像，她也有那樣的鼻子，總是將金髮一絲不苟地盤在頭上，看起來像李芬史達爾拍攝的奧林匹克運動員。她說她來自亞班諾，問我的家在哪裡？我被這個問題問倒了。她並不是問我來自何處，我怎麼會不知道她在詢問一個有關心靈（是的，心靈）的問題呢？



那時我們站在亞班諾的麗茲溫泉旅館的水池裡，她準備要開始為我做水治療 （Aqua Healing），冬天下午的陽光透過屋頂上的玻璃射在水池上，水影淺淺地浮動著，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她，只好報以微笑：我來自海島，住在德國，然後我說，在一些無法安靜自處的時候，我確實也問過自己：家在哪裡？

家就是令你感到最自在的所在，她說。我後來想，是否應該告訴她，我的家就是我目前的書桌，麗茲溫泉旅館214號房，我的家便是我的電腦和那些回及未回覆的電子郵件，還有那幾本隨身的書。我的家就是我正在書寫的地方。這個讓我自得其樂又苦痛的地方。



而離開台北的家已如此之久，十年二十年就這樣過去了，就像昨天下午短暫的散步，我躺在水上時閉著眼睛想。



昨天下午在亞班諾附近的丘陵（火山爆發的溶漿堆積）遇見兩名修女，蜜蜂修女，並與她們談話，她們在修道院後面養蜂，在修道院邊間賣蜂蜜，她們的蜂蜜有機及純正，商標上這麼標明，但修女也說，雖一切有機經營，但不能保證蜜蜂的去處是否如她們所望。你怎麼能限制或知悉蜜蜂的去處呢？她們的蜜蜂去了城市裡許多地方，最後回到這裡釀蜜。那樣的下午我的心像修女們那麼平靜，但夜晚卻做了噩夢：我必須與男人分租房間，那房間是如此幽暗，使我幾乎不想回去。不必問佛洛依德，毫無疑問，那幽暗房間象徵的便是女性的身體。我的身體。



那二十年中，一些日子我也曾全然被喚醒，夏天的時候在史坦伯格湖划船，想像康丁斯基和他的藍騎士同伴及情婦如何在這裡生活，天空有那種他們在畫布上調不出來的淡藍，湖水是那種只有湖才該有的翠綠，我像唐朝詩人那樣感覺到大自然的純粹與天人合一，但那時我的朋友全不在我身邊，孤獨感使我必須回去寫作，那種對大自然的敬畏便是歌德和侯德林說過的至上美感，人類便是為了那美感創作，就算我只是在回信給一個人，但是我必須寫，必須和別人分享（還有其他的同義動詞嗎）我感受到的一切。我經常覺得寫作像祈禱（卡夫卡也這麼說），卡夫卡千真萬確，那些文字確實像祈禱文。和冥冥之上的對話。



而歐洲的冬天是如此長，歐洲的冬天使我出門走路時總不自覺加快腳步，我縮著身子在雪地上快速地走，雖然喜歡在雪地上走，但一些時候，我卻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跟從自己的腳步，彷彿自己也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彷彿自己被什麼操縱？



很多時候我迷失了，很多時候，我把時間殺掉了（我同意英語的用法），像一些無能為力的母親不要她們身上的胎兒，或像暴風雨不理會花朵或流浪漢。我在一些人生時刻昏睡。出入許多機場火車站，轉身轉車或轉機，或者在不同城市裡認路標，到市場走動，買魚買菜甚至買生火的木柴，坐在花園喝茶，或在啤酒園曬太陽。我常常有太多想法，那些想法愈來愈分岔，像河流一樣分歧，沒有辦法匯合統一，一些時刻我似乎也覺得沒有什麼必要，僅僅活著，這便是我的主題，除此無他（唯有在這件事上我再也不能虛矯及妥協了），這也是我的寫作主題。 但也許我逐漸陷入想像的泥淖也不自知。我被太多想法緊緊拉扯困住，就像阿依安在迷宮。我身邊的人也曾帶著笑容說，妳怎麼就這麼不安寧呢？是啊，我怎麼就這麼不安寧呢？是誰的旨意和法律要我這樣活著。而那麼多想法就是不會棄我而去。糾結，安慰，恐懼，驚奇。

我的心裡上映著一齣一齣電影，永不停歇。



但如果我是希臘神話裡的阿依安，文字便是我留下的紅線，我留下紅線，為的便是找到生命的出口，但我忘記了一件事，我不需，我一點都不需那麼急著找尋出口，我和自己辯證：生命只是為了留下痕跡，不是為了尋覓出路。以及：沒有出路，現在便是出路。沒有更理想的人生，現在就是理想的人生。



更多的時候，我都在心裡默唸著塞尚的句子：我必須加快，一切正在消失中。我曾經坐在他在普羅旺斯的工作室裡，望著窗外的樹景，並想像房間裡的情感和光線的張力，或者那正是時間的張力，我必須加快，一切正在消失中。



然後我病了，我的身體向我發出抗議。我才發現，我的身體並不歡迎我常感受的憂愁和不安。我未善待身體，但我並不自覺，母親並未教過我，她是第一個愛我的人，十八歲離開家，從台中來到台北，祕密地與阿山仔軍人訂婚，很快懷了孕，既恐懼又幸福，她的確想過不要讓我來到人世，但那不是她的錯，她自己當時仍然是個孩子，並未真的告別自己的父母。我只是不知道，那十個月，我是如何在一個有自毀意願的母親子宮裡存活下來呢？我多麼渴望她的愛，又多麼憎恨她，在後來的人生中，我也幾度認為，她給了我生命，但她也幾乎毀了我。



而此時此刻，耳邊亞班諾女子的歌聲使我進入一種幻境，彷彿自己重新回到母親的子宮裡，在歌聲和她輕柔的動作中，我已擺脫了許多無謂的心思，我開始覺得安全和舒適，母親是愛我的，但是她自己充滿恐懼，她還不知道如何保護她的孩子。我突然也升起一種感受：我可以自己保護自己。我有能力保護自己。



亞班諾女子在水中抱著我，我閉著眼睛，感覺得到陽光和人影在眼皮上交會成各種顏色，女人唱完一首首的義大利童歌，她輕輕地搖著我，我不再感覺任何重量，地球的重量，生命的重量，歷史的重量，全都消失無蹤，好久以來不曾這麼輕鬆，那是一種回到家的感覺，我不想開始也不想結束，時間在那一刻完全不存在了，我沒有壓力，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只是活著，我可以自在地活著。



水，現在是妳的家，這便是今天的課程，亞班諾女子在治療結束前這麼告訴我，說來奇怪，我在那一剎那間也覺得自己重新活了過來。對母親沒有悔恨，完全沒有了，只要我回到水裡。

母親生下我後將我留在外婆家，我六歲前由外婆撫養長大，外婆並不歡迎我，我從小便沒有家，我不知道如何愛惜自己，母親與外婆自己也不知道，她們不知道如何愛別人，因為也沒有人愛過她們。



亞班諾來的女子眼神裡都是關心，她說，希望妳能發現更多生活的樂趣。我的確已重新發現了樂趣，水，現在是我的家。她的話是至理名言，自在的地方便是家。我已回到家了。我不再漂浮，已經抵達。



在亞班諾停留了十天，每天與亞班諾的女子固定做治療，離開溫泉旅館前在大廳前遇到她，她正在與一個看起來像義大利黑手黨的黑髮男人說話，那個男人曾與我錯身而過，一個看起來並不溫柔，隨身有兩位保鏢陪伴的中年男子，我曾看過她在水中抱著他，而那時他的臉卻像嬰兒入睡那麼安詳，現在那個男人和她說話，表情只有仰慕和依賴。她並不是我的母親，但給了我母性的能源。亞班諾的女子對我說，她也住在麗茲旅館，但她喜歡騎馬和旅行，她不常在家。



離開她後，我想起以前的恐懼，我一直有告別母親的恐懼，我一直無法信任或依賴他人。以前我擔心自己無法離開母親存活，後來我擔心母親無法離開我而存活，以及母親將逐漸逐漸地衰弱下去，我從母親身上看到我自己。從來我以為自己一生在尋求一個父親，但我更需要母親，以及與母親的和解。



而在亞班諾，我終於告別了那些恐懼，覺得自己可以好好地活下來。


掀開俄羅斯娃娃



來莫斯科已經七天了，還沒遇見一個有靈魂的人。我站在科突卓夫斯基街上，心思空洞，我覺得自己似乎就是到處都在販賣的那種俄羅斯娃娃（Matroschka），軀體內總是隱藏著另一個我，生命已成為一個謎題。而我現在在莫斯科，剛剛忙完採訪的工作，獨自一個人站在俄國總理府附近的街頭，地下道裡吉普賽人演奏的樂曲已瀰漫到街上來，我只有荒涼的感覺，如同讀完一本杜斯妥也夫斯基，任何一本。



走過一個車站，決定搭乘一段，不管到哪裡。問一個正盯著站牌標示的女人如何買票，她的回答使我笑出了聲，她以英文說：我也是外星人。我喜歡這個說法，雖然我知道她只是用錯字，她想說她是外地人，卻用了Alien這個字。我默默地唸著，外星人，沒錯，我也是外星人。



九月的莫斯科天氣溫暖，他們說就像遲暮美人，今天在早餐室碰見的澳洲女人說她無法想像這個城市的陽光。「這是一個非常不友善的城市」，我坐在電車上看著窗外的莫斯卡瓦河一邊追想著她的看法，河邊是九三年被坦克轟過的總理府，上過白漆顯得特別亮麗，幾年的差別只在於外面的顏色，或者制度的名稱？為什麼莫斯科人如此沉默，以及如此冷漠？他們似乎在等待戰爭或者饑荒的來臨。我走入車廂彷彿走入梅耶侯德的劇場，現在正在進行的是絕對的戲劇張力，沒有任何人交談，沒有任何人發出笑聲，電車上通報站名的錄音聽起來很破碎，我不確定是不是有人知道他們在哪一站？或者他們究竟要去哪裡？



在國會下車，在這個著名的國會，俄國人叫Duma的地方，一些持共產黨紅色旗幟的人正在抗議，就只有這些人，沒有人理會，我往左走進紅場，鐵欄杆還圍著，觀光客只能繞路進入列寧墓陵，我走進墓陵，繞過裝在玻璃箱內的列寧屍體，這個屍體到底象徵什麼？一件諷刺的裝置藝術作品，題目是俄羅斯的明天。在德國，所有的納粹標誌都必須禁止，而在莫斯科，史達林建築物上的俄共標誌卻一直留著，連外交部，但沒有人留意這些。所有與俄共有關的一切都還存在，以隱晦的方式存在，陰魂不散。



我跟著一群人走進克里姆林宮，年輕的導遊指著一棟黃色建築，喏，總統現在就在那裡辦公。然後他說，在這裡待過的人全是瘋子，不管是彼得大帝或恐怖伊凡，所有的俄帝都有精神病，包括葉爾欽。克里姆林是希臘文，指的是堡壘，全世界只有一個克里姆林宮，任何偉大的歐洲皇宮都沒有這樣的氣氛，神祕、動人，眼前的畫面正牽動著我的思維，可能是那金碧輝煌的洋屋頂看起來便比哥德式建築更人性，可能那些受雇的義大利建築家或雕刻家也受到了俄國的影響，可能是天空藍得不一樣，更可能因為背景是俄羅斯壯烈淒涼的歷史宿命，「這裡是俄羅斯」，只願收取美元的旅館經理試著如此勸解我，而這句話像咒語一直在我心裡響著。



我不得不想起來自俄國的畫家夏卡爾或康定斯基，我不得不想起鋼琴家霍洛維茲。

幾年前在巴黎認識的娜塔莎，一個優雅有教養的中年婦人，因數學家夫婿而流亡異鄉，她常常因思家而淚流滿面，整天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問她到底為什麼？她說妳不是俄國人妳不會明白，無論妳多恨那裡，妳的心注定跟那個民族綁在一起，逃也逃不掉。霍洛維茲五十年後回到莫斯科的那場演奏會都是誰去？我不得不想起那場演奏會，以及磁碟片上琴聲停止後的咳嗽聲。我不得不想起波修瓦，今天晚上又是誰去看昂貴的芭蕾？



是誰說的？在這裡只有神經質的人才能存活。不，那不是俄羅斯人的生存哲學，或者我錯了？俄國人每年平均喝掉多少億噸的伏特加？



只願意在家裡與我密談的銀行家說，俄國有一千五百家銀行，每天隨時都有幾家銀行宣布倒閉，他如此開始解釋俄羅斯的經濟問題，車臣來的黑手黨已控制了俄羅斯銀行系統，「到目前為止已經死了六、七個銀行經理。」他說。而街上任何不知名的小銀行門口全排滿人，看板上開出來的匯率數字就像樂透揭曉的號碼，每天都相差懸殊，徘徊在隊伍旁的兩個男人問我：要換美金嗎？我搖搖頭走開，一個美國女人走過我身邊以小聲但斬釘截鐵的語氣告訴我：妳看到了嗎？那是假鈔，全都是假鈔。



我又來到紅場，幾個哈爾濱來的中國人正忙著拍照留影，遠處更多人，年輕的印度情侶、丹麥的退休公務員旅遊團，誰管俄羅斯的死活？他們只想留下照片，留下戳記，證明他們也來過一個被神詛咒的地方。我就站在紅場，我還在思索著謎般的生命，我究竟要走到哪裡？為什麼孤獨的心靈總是那麼倔強、頑固、一意孤行？為什麼我總是這麼無可救藥地渴望接近真實，真實究竟是什麼？以什麼方式存在？冥冥中的力量又在哪裡？我是不是一向過於自大？我以為我可以實踐自我，我以為我可以活出我想活的樣子？而我如此微不足道。一個西伯利亞來的俄國女人與我一同站在教堂外，她望著教堂屋頂上的金十字架不停地喃喃祈禱，我想走過去與她一起祈禱，但我應呼喚哪一個神的名字？



我應為自己還是為俄羅斯祈禱呢？我移開眼光往前走，東正教士那低沉的歌聲讓我流淚。只有俄羅斯人才有那種低沉的嗓音，非常低沉，幾乎像沉悶的鼓聲。我不明白的是，無論是誰，無論誰說什麼，俄羅斯人都不在乎，沒有生氣，也沒有欣慰，沒有任何情感。在電梯裡碰見喝醉酒的貴族，沒落的貴族醉了只在唱歌，唱俄羅斯的悲歌。



也許就是這些悲歌讓我留在莫斯科。俄羅斯人雖然還未從過去的歷史走出來，但俄羅斯民族有一種別的民族沒有的韌性，這是悲哀也是榮幸。就像俄國太空人必須在米爾（Mir）外太空站修補他們先天的太空技術缺失，而且只有他們有這樣的本事，不論慘酷或溫暖，莫斯科令我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