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時篇》張元濟和他的書

【聯合報╱張作錦】


提起近代中國的教育家，大家一定會想到北大校長蔡元培。但是，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亦不遑多讓。蔡元培的教育在學校，張元濟的教育在社會。蔡元培是菁英教育，張元濟是「有教無類」。蔡元培的學生不過成千上萬，張元濟的「受業弟子」則是千千萬萬。

懷著這樣的敬意，這次到上海，去拜訪張元濟故居。沿著淮海中路，一邊找1285弄24號，一邊在腦海裡「編整」張元濟這一生。

張元濟，字菊生，生於清同治六年，即公元1867年，祖籍浙江海鹽。那個時代的青年自然要讀書求功名。他縣試、鄉試都名列前茅，入京會試得中進士。1894年被委任刑部主事，正式進入仕途，不久升為總理衙門章京。

張元濟的為官之路雖然平坦，但國家的命運卻非常坎坷。外國不斷大軍壓境，中國不斷割地賠款。張元濟開始重視西學，學習英文，並與友人合辦「通藝學堂」，推展新式教育，希望能以這些努力裨益國家。

康、梁變法失敗，一批被視為「新黨」的朝臣被「革職永不錄用」，張元濟是其中之一。於是他攜家南下上海，開啟他人生的另一新頁。

張元濟堅信教育為立國之本，更逐漸認識到，「菁英教育」雖然有它的價值，但中國今天所需要的，卻是能普及大眾的「平民教育」。這樣的教育需要一個「載體」，於是他投入後半生全力為之、生死以之的大事業──「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由夏瑞芳創設於1897年，為一簡陋的小印刷廠，承印一些與商務有關的傳單、帳冊、票據之類，故名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居然參與做這樣的「小生意」，在很多人看來，是一項犧牲和冒險。張氏所以這樣做，是一位憂國憂民知識分子對文化啟蒙的抱負，對教育國民的責任感。

以張元濟的中西知識和官場經歷，他到商務，立即為它架起了一座連接學術界、政界和教育界的橋樑。很多知識分子，包括他鄉試「同年好友」蔡元培，都來加入。

張元濟到任之初，即為商務確立了以「扶助教育」為核心的出版宗旨。既以出版來扶助教育，首要是編印一套夠水準的教科書。在蔡元培等人的領導下，於1904年起，陸續推出了初等、高等小學教科書，除國文外，還包括修身、格致、筆算、珠算、中國歷史、中外地理、理科、農業、商業等等，共16種78冊，風行全國。

除了主持編纂教科書外，張元濟對西書的中譯亦極為關注。他進館不久即組織出版了帝國叢書、政學叢書、歷史叢書、財政叢書、商業叢書、地理叢書、戰史叢書、說部叢書、傳記叢書、哲學叢書等一系列叢書和各種中外文辭書，為新知新學的普及傳播推波助瀾。除此之外，尤銳意出版西方經典，其中以嚴復所譯名著和林紓所譯小說影響最大，思想界耳目為之一新。

另一方面，張元濟更廣邀高級知識分子參加編譯所，使商務在文化啟蒙、教育發展上，更能發揮領航作用。自1920年至1922年間，陸續進館的有陳布雷、周昌壽、謝六逸、鄭振鐸、周建人、李石岑、楊端六、朱經農、竺可楨、任鴻雋、周鯁生、陶孟和、顧頡剛和范壽康等；同時還聘請陳獨秀、胡明復、楊銓等為館外編輯。在兩三年內延聘如此眾多的專家，非有大號召力的人不能為此。

商務還想請胡適來任編譯所長，但胡考慮後，認為「我的性情和訓練都不配做這件事」，推薦他在「中國公學」時的英文老師王雲五接任。王長於經營，把商務更向前推進一步。

張元濟對文化的理想與抱負，使他把商務看成一個教育機關，努力糾合學者專家一起努力，讓商務完成了文化建國的初步任務。

說是「初步」，因為抗戰來了，時難年荒，何談出版？跟著大陸「解放」了，連「文化」都被「革命」了，張元濟還能再有文化理想？

1948年4月，張元濟當選首屆中研院院士，1949年底中風，長年臥床，但仍汲汲於古籍的校訂、書跋和影印。1959年8月4日以93歲高齡謝世。

張氏故居是一棟三層西式樓房，每層有兩間並排朝南的房間。房子不算太大，但能想見當年的精緻。現在張氏的孫子張人鳳住在三樓，一樓、二樓都分給了他人。張家出國去了，鎖上門，我們無緣登樓瞻仰。

張元濟一生除了出版書，也是讀書人和藏書家。以張人鳳現住三樓的面積論，他收藏的那些珍本書、善本書想已不在。不過他出版過的那些書，都散落千家萬戶，永存人們心底。

【2007/07/12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