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外勞崔琦

「諾貝爾獎級外勞」崔琦在台灣知名度不高，但是在香港卻大大有名，在六年以前他已經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諾貝爾獎得主在我們社會上一向享有非常高的地位和知名度，但也許許多人並沒有聽說過，在華人諾貝爾獎得主當中有崔琦這號人物。
【文／知識通訊評論月刊】

「諾貝爾獎級外勞」崔琦在台灣知名度不高，但是在香港卻大大有名，在六年以前他已經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諾貝爾獎得主在我們社會上一向享有非常高的地位和知名度，但也許許多人並沒有聽說過，在華人諾貝爾獎得主當中有崔琦這號人物。一九九八年崔琦和另外兩位科學家共同得到當年的諾貝爾物理獎，但顯然許多人並不特別注意這個安靜沈默的實驗科學家，而且在六年以前他已經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前不久在報紙上刊出一則新聞，說台灣大學要邀請崔琦來訪問一段時間，這是五年五百億計畫經費產生的一個結果，也與崔琦在台大有學生和合作者有關。不過這新聞的引起大家注意，倒不是因為崔琦本人，主要是說像崔琦這樣外來訪問的學者，就算是有了諾貝爾獎頭銜，但在法規界定身分上是一個外勞。

「諾貝爾獎級外勞」崔琦在台灣知名度不高，但是在香港卻大大有名，主要原因是崔琦在一九四九年到香港，唸了小學六年級，然後一九五二年進香港著名的培正中學六年，因此香港人都把崔琦當作是香港教育出來的諾貝爾獎得主。

中國人得到諾貝爾獎的，最早是一九五七年的楊振寧和李政道，由於他們二人都是在中國大陸受教育，因此一般把他們視為是中國大陸的諾貝爾獎得主。其實他們兩人在得獎時，拿的都還是中華民國護照，因此到目前為止，在諾貝爾獎得主的正式記錄中，只有他們兩人的國籍是中國。

接下來得到諾貝爾獎的是一九七六年的丁肇中。丁肇中在台灣唸過中學和一年成功大學，可以說和台灣的淵源較深，再來是一九八六年的李遠哲。李遠哲是頭一個得到化學獎的諾貝爾得主，他在台灣唸完大學和研究所才到美國深造，是不折不扣台灣教育出來的科學家，因此被視為是屬於台灣的諾貝爾獎得主。

在崔琦獲獎的前一年，還有一位華人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物理獎，那就是朱棣文。朱棣文的父母都是中國人，父親朱汝瑾也是中研院院士，朱棣文在美國長大，差不多不會說中文。

崔琦得獎使香港人與有榮焉，特別是崔琦畢業的香港培正中學學，出了很多出名的傑出的人才，譬如說傑出的數學家丘成桐和蕭蔭棠，物理學家沈呂九和卓以和等都是。因此一九九九年新加坡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便以崔琦獲得諾貝爾獎為題材，出了一本小書《求知樂》，這本書討論的教育，特別是香港培正中學的教育和文化因素，很有一些新意。

在這本小書中，一九五七年得到諾貝爾獎的楊振寧也寫了一篇短文。楊振寧特別提到崔琦畢業的香港培正中學，在上世紀五○到六○年代，培養極多人才。楊振寧在文章中說，「為什麼一所中學在那樣困苦的經濟環境中能那樣成功，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這也使人想到，楊振寧自己畢業的西南聯合大學，同樣也是在對日抗戰那個物質條件極為艱苦的環境中，培養出了不計其數的一流人才。

楊振寧在文章中也談到，連著兩年的朱棣文和崔琦獲得諾貝爾獎，引起許多報章雜誌的討論，為什麼還沒有得獎的工作是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做出來？楊振寧也提出來，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傳統、實驗工作和經濟基礎，因為五百年來歷史留下的史實，造成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還沒有基礎。楊振寧認為，不只在生物科學方面，未來會有華裔的諾貝爾獎得主，而在中國環境中做出得到諾貝爾獎的科學工作，也是可以期待的。

在《求知樂》小書中，同樣是香港培正中學畢業，目前在香港浸會大學的物理學家胡斑比，寫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他認為當年的培正中學能夠培育出這麼多傑出人才，並不是偶然的。除了老師的教學精神投入和學生的優秀條件之外，他特別提到一個文化的因素。

胡斑比說，在香港殖民地時代，為了培養控制香港的代理人，唸英文中學進香港大學做香港公務員，是一條高官厚祿的康莊大道。培正中學學這種以中文教育為主的學校，在香港殖民政府時代是受到歧視的，但是胡班比認為，培正中學的這種良好的母語教育，給予他們深刻的文化素養、因為母語是一個人最熟悉的語言，可以充分表達深刻的思維，發揮教育最大的功效。

胡斑比批評當時香港十分崇拜英文的風氣，迷信英文學校，結果學生不但中文差，英文也差，學業程度更差。他還提出了一個觀察和一個問題；他說觀察六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沒有一位不是接受母語教學的，包括朱棣文，只不過他的母語是英語。胡斑比也問到，如果美國改用「外語」教學，試想它的諾貝爾獎還會剩下多少個？

由河南鄉下到香港，五十年前由香港培正中學畢業的崔琦，在同事口中是一個安靜來去，常在一個沒有電話研究室中工作的科學家，他到台灣大學了訪問，顯然不會造成什麼「崔琦旋風」。但是九年前崔琦獲得諾貝爾獎後，在香港引起的對於教育和文化的反省，同樣值得認為英文教學和國際接軌就能帶來學術進步的台灣，也做一些省思。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五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