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豔的誤讀
看李安《色,戒》是一次震顫的觀影經驗,電影將張愛玲的冷處理全推向極致,令人久久難以回神。就影片本身而言,《色,戒》的確是成功的;而從原著到改編,更折射出頡抗與互補的微妙關係。
情感投射而非自傳
〈色,戒〉是張愛玲作品中題材較特殊的一篇,其實早在1940年代初即有類同題材名著: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的慰安婦貞貞受指派刺探日軍情報,回鄉治療嚴重性病卻飽受恥笑;徐訏《風蕭蕭》的舞女白蘋以身體革命,最終死於敵手,兩部小說皆以第一人稱敘事觀點,分別蘊含激進女作家的控訴詰問和男性作家的同情憐恤。從五○年代初改寫到七○年代末始發表的〈色,戒〉,則蘊藏張愛玲特殊的人性觀察,既無控訴也少同情,延續了作家前期作品對女性自身盲點的犀利剖析,又瀰漫中後期作品真幻難分的戲劇感,以冷然觀望時代的張看姿態,讓革命女性的悲劇成了人性舞台上的寓言。
小說的資料來源和漫長的寫作歷程,一直為人好奇。取行刺汪精衛政府要官為題材,來源與胡蘭成關係自然密切,面對舊情無可避免得再度被拿來作文章,張愛玲說得含蓄而清楚,這故事「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麼些年,甚至於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得材料的驚喜,與改寫的歷程,一點都不覺得這其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所謂『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了。」(《惘然記》)當中自有情感投射,她對此篇顯得格外偏愛,並曾特撰文辯駁評者的誤讀,實則張胡戀時兩人文章即相互影響密切,張愛玲真摯的散文〈愛〉源自胡長輩經歷,張胡戀情逝後,張作描寫情愛更為深刻動人,然而正如小說與丁默←、鄭蘋如歷史事件相近而不雷同,王佳芝和老易的關係更難和胡張戀情類比。報載李安認為小說似張愛玲的自傳,是暗寫胡蘭成,說出了對他的恨,解讀似顯牽強,何況〈色,戒〉發表前兩年,張愛玲還曾主動去信胡蘭成。從聽聞素材、融入自身想法到創作改寫,此中複雜曲折的過程,實難以對號入座涵括。然而導演融入其所認為張愛玲對情感的態度,卻成為改編電影美麗的錯誤。
以真情替代自戀
李安對原著的解讀主觀而感性,他的理解詮釋和張愛玲原意可能南轅北轍,卻成就了導演自身的特殊風格。
電影的王佳芝和小說的王佳芝,有如〈心經〉中的小寒和綾卿,形似而神異。原著王佳芝虛榮而自戀,喜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她擔綱色誘漢奸的主角,最初動力是被舞台魅力所驅使,後來卻陷入被工具化、受輕蔑的不甘心理狀態。王佳芝未曾深陷愛情漩渦,「有一陣子她以為她可能會喜歡鄺裕民」,其後因他也以奇異眼光看她而生恨;亦不曾因性而愛,有人說「跟女人心裡的路通過陰道」,「她也不相信那話」,不僅更討厭和她預排床戲的梁閏生,且回憶「和老易在一起那兩次總是那麼提心吊膽,要處處留神,哪還去問自己覺得怎樣」。她不確定是否愛上老易,因為不曾戀愛過,不知怎樣算是愛;而老奸巨猾的易先生更未曾對她動過真情。原著的王佳芝愛演戲卻不易入戲,電影的王佳芝卻全身心投入。李安塑造的王佳芝是名愛國女青年,學生時代演出的愛國話劇中,恨身為女兒的台詞,日後諷刺地成為從事情報工作的籌碼,為浪漫理想走上遠離純真的不歸路。電影增添了她失怙於家國的孤女情懷,並塑造出易感善良、深情而又冷靜的性格,她未曾受過特訓,只單純扮演好麥太太的角色,因而贏得易先生的信任,自己卻跌入戲劇情境,導向必然的悲劇。
原著小說輕描淡寫的情慾關係,在電影中鋪演成激狂熾烈的性愛場面,甚且成為靈魂交媾的前奏。小說僅多次描寫王佳芝飽滿誘人的乳房,及情場老手易先生如何透過不著痕跡的肢體碰觸調情,近來有媒體斷章取義指「每次跟老易在一起就像洗了個熱水澡」,是暗示激烈的性愛關係,卻忽略了下一句:「把積鬱都沖掉了,因為一切都有了個目的」,張愛玲早先即曾怒指域外人(張系國)「忽視末句,把她編派成色情狂」(〈羊毛出在羊身上──談〈色,戒〉〉),電影倒將易先生變成個色情狂。性愛場面除顯現兩人關係的複雜變化,肢體瘋狂的纏絞更具體呈現兩人極度緊繃的心理狀態:易先生所處的高壓環境讓其心理變態,透過瘋狂性交紓壓;王佳芝懂得他的需求,而她同等地配合,除因有命在身,還因自身也處於極度的壓力中。身心過度的投入激起愛恨交織的濃烈情緒,更讓她深感陷溺和分裂的危險,痛苦不已瀕臨崩潰邊緣。她曾掏心挖肺向情報上線老吳和鄺裕民抒發掙扎和怨怒,只換來冷酷和怯懦的態度。李安對女間諜處境的處理態度,較近於丁玲的控訴和徐訏的憐恤,異於張愛玲的冷眼旁觀。他所塑造的王佳芝,為吸引易先生而理解他,因理解他而愛上他;易先生不知其中原委,卻被這女子內在強大的能量所激盪,不免動情,在李安詮釋的影本中,激烈的性愛確實是必要存在的。
以同情取代冷觀
戒指於此有了不同的意義,小說一開場麻將桌上的戒指展覽會,王佳芝就自覺矮人一截、怕人見笑;當老易第一次得手後,曾口頭承諾要送鑽戒;後王佳芝製造機會讓老易買戒,籌備行刺布局。當接受物質的餽贈,恍惚間似乎也得到愛情的憑證,準備埋單的老易此時「臉上的微笑有點悲哀」,內心感嘆本以為是中年豔福,終究還是權和錢所致,然王佳芝卻將他的表情錯讀為「溫柔憐惜的神氣」,誤以為「這個人是真愛我的」,霎時轉念放走他,破局後王佳芝僅單純顧慮是否將遭同僚懲罰,萬沒想到易先生下手乾淨俐落;歷險後的易先生疲憊虛脫之餘,還自我陶醉「她還是真愛他的」,且「無毒不丈夫」,「不是這樣的男子漢,她也不會愛他。」張愛玲筆下的兩位主角,同樣有著濃厚的水仙子情結;而李安卻將原著自戀自溺的主角捏塑得情深意切。
電影裡贈戒一段,則是易先生聽王佳芝獻唱動情落淚後,以讓她驚喜的方式主動示愛。已深陷劇本情境無法抽身的王佳芝,承受不起貴重餽贈和深濃情意,更不忍背叛對方的情感,此刻易先生發自內心「溫柔憐惜的神氣」,讓掙扎的王佳芝情緒崩裂囁嚅叫他快走,乘上黃包車後,王佳芝還讓車伕駛向與易先生幽會的小公寓,當封鎖線隨即拉起,她拿出之前老吳交給她的藥丸,卻未先服毒,而選擇冷靜與同學一同接受槍決,承擔歷史共業,電影王佳芝赴義前的姿態,已近於白蘋的清明凜然,以冷眼熱情為時代見證。她的熱情是李安注入的,而冷眼則是張愛玲式的,電影多次以其主觀鏡頭靜察動盪時局,甚且封鎖臨危之際還留意到一旁嚷著要回家燒飯的婦人,而此段細節正出自張散文〈道路以目〉;劇末狠心下令的易先生悲傷含淚,流露脆弱柔軟和真情至性的一面,更迥異於小說中易先生的平靜自得。原著結局令人毛骨悚然,電影末尾卻教人不勝欷噓。
張愛玲寫得冷靜,李安拍得投入。他不站在雲端上看廝殺,而是悲憫俯瞰滾滾紅塵。
張愛玲將戲劇化的情節處理得平淡而生活化,電影則是戲劇的展示場,原著的蒙太奇手法被李安準確的剪接喚出,潛藏的戲劇性被推到表面。文學提供私密的閱讀空間,可以慢慢品嘗回味;銀幕需緊緊牽繫觀眾,如照原著直譯勢將失去張力。整部電影極度緊繃、一觸即發,急速的運鏡、逼促的配樂營造出驚悚懸疑的氣氛,將情感推向頂端後爆裂歸塵,在在令人震顫。我瞭解到李安一再說拍這部電影壓力極大,除了盛名之累和改編張愛玲作品的壓力,也來自於他所欲詮釋和營造的時代氛圍。
李安認為〈色,戒〉寫的不僅是女性的悲劇,而是中國人的百年塵埃。其實張愛玲多聚焦於人性描寫,將時代處理為淡隱的背景,除少數作品如〈中國的日夜〉流露罕見的愛國情懷,其個人主義是凌駕於國家意識之上的。與政治環境密切攸關的〈色,戒〉,時代背景仍處理得雲淡風清,卻被李安拍得排山倒海。前此香港導演許鞍華改編的《傾城之戀》和《半生緣》,以及關錦鵬《紅玫瑰與白玫瑰》,都強化了原著的時代背景;和李安同身為外省第二代的但漢章,在台灣新電影時期拍攝的《怨女》則模糊了原著的時空環境;而李安著意將時代背景擴大渲染。接受香港《新民週刊》專訪時,李安表示想透過此片「表達對我父母那一代的紀念」,他嚮往且欲召喚屬於那純真年代浪漫前衛的愛國情懷。原著正提供李安借題發揮的複雜時代背景,他將《色,戒》拍成一部磅礡史詩,有著《秧歌》、《赤地之戀》中的殘酷掙扎,也在殘酷中顯露仁慈,片中流露對正反角色鮮明的同情,每個人都不過是棋子,背後被巨大無形的力量所監控,呈現面對歷史命運的深沉悲痛。七○年代末張愛玲發表〈色,戒〉遭受同情漢奸的質疑,漢賊不兩立的民族觀點在今日台灣早已消匿,李安選擇重拾遭遺忘的歷史挪為文化資產,卻在正名問題上又陷入窘境,或許是當初始料未及的,只能說,每個年代的創作者都有身處其時的難處,唯藝術作品得以流傳與見證。
張愛玲小說改編一向為人矚目,近日香港新浪網票選「誰最適合拍張愛玲小說」,由甫獲金獅獎的李安拔得頭籌,擅長以橫搖鏡頭和迷離鏡像捕捉情愛關係的王家衛緊追在後,曾改編張作的關錦鵬、許鞍華亦羅列其中。其實在張愛玲作品改編電影中,《色,戒》可能是離原著精神最遠的,卻是最貫徹「導演所理解文本」的一部。出生上海的楊德昌,八○年代末即欲將〈色,戒〉改編《暗殺》;不久前大陸新銳導演劉奮鬥擬改編成兩方俱亡、邪不勝正的結局,然未能開拍,也許每位導演心中都有一部《色,戒》,在理性與感性間辯證,各有對時代與人性的詮釋。忠於原著與否本非評判改編優劣的標準,改編往往豐富原文本,讓受眾獲得新的啟發。《色,戒》充滿浩瀚深闊的歷史感與奇詭豔異的情慾關係,迥異於原著對時代和情愛隔閡淡漠的處理態度,這是李安創造的《色,戒》,提供給觀眾一個緬懷時代、逼視人性的機會,與重新閱讀張愛玲的方式。
【2007/10/01 聯合報】
情感投射而非自傳
〈色,戒〉是張愛玲作品中題材較特殊的一篇,其實早在1940年代初即有類同題材名著: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的慰安婦貞貞受指派刺探日軍情報,回鄉治療嚴重性病卻飽受恥笑;徐訏《風蕭蕭》的舞女白蘋以身體革命,最終死於敵手,兩部小說皆以第一人稱敘事觀點,分別蘊含激進女作家的控訴詰問和男性作家的同情憐恤。從五○年代初改寫到七○年代末始發表的〈色,戒〉,則蘊藏張愛玲特殊的人性觀察,既無控訴也少同情,延續了作家前期作品對女性自身盲點的犀利剖析,又瀰漫中後期作品真幻難分的戲劇感,以冷然觀望時代的張看姿態,讓革命女性的悲劇成了人性舞台上的寓言。
小說的資料來源和漫長的寫作歷程,一直為人好奇。取行刺汪精衛政府要官為題材,來源與胡蘭成關係自然密切,面對舊情無可避免得再度被拿來作文章,張愛玲說得含蓄而清楚,這故事「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麼些年,甚至於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得材料的驚喜,與改寫的歷程,一點都不覺得這其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所謂『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了。」(《惘然記》)當中自有情感投射,她對此篇顯得格外偏愛,並曾特撰文辯駁評者的誤讀,實則張胡戀時兩人文章即相互影響密切,張愛玲真摯的散文〈愛〉源自胡長輩經歷,張胡戀情逝後,張作描寫情愛更為深刻動人,然而正如小說與丁默←、鄭蘋如歷史事件相近而不雷同,王佳芝和老易的關係更難和胡張戀情類比。報載李安認為小說似張愛玲的自傳,是暗寫胡蘭成,說出了對他的恨,解讀似顯牽強,何況〈色,戒〉發表前兩年,張愛玲還曾主動去信胡蘭成。從聽聞素材、融入自身想法到創作改寫,此中複雜曲折的過程,實難以對號入座涵括。然而導演融入其所認為張愛玲對情感的態度,卻成為改編電影美麗的錯誤。
以真情替代自戀
李安對原著的解讀主觀而感性,他的理解詮釋和張愛玲原意可能南轅北轍,卻成就了導演自身的特殊風格。
電影的王佳芝和小說的王佳芝,有如〈心經〉中的小寒和綾卿,形似而神異。原著王佳芝虛榮而自戀,喜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她擔綱色誘漢奸的主角,最初動力是被舞台魅力所驅使,後來卻陷入被工具化、受輕蔑的不甘心理狀態。王佳芝未曾深陷愛情漩渦,「有一陣子她以為她可能會喜歡鄺裕民」,其後因他也以奇異眼光看她而生恨;亦不曾因性而愛,有人說「跟女人心裡的路通過陰道」,「她也不相信那話」,不僅更討厭和她預排床戲的梁閏生,且回憶「和老易在一起那兩次總是那麼提心吊膽,要處處留神,哪還去問自己覺得怎樣」。她不確定是否愛上老易,因為不曾戀愛過,不知怎樣算是愛;而老奸巨猾的易先生更未曾對她動過真情。原著的王佳芝愛演戲卻不易入戲,電影的王佳芝卻全身心投入。李安塑造的王佳芝是名愛國女青年,學生時代演出的愛國話劇中,恨身為女兒的台詞,日後諷刺地成為從事情報工作的籌碼,為浪漫理想走上遠離純真的不歸路。電影增添了她失怙於家國的孤女情懷,並塑造出易感善良、深情而又冷靜的性格,她未曾受過特訓,只單純扮演好麥太太的角色,因而贏得易先生的信任,自己卻跌入戲劇情境,導向必然的悲劇。
原著小說輕描淡寫的情慾關係,在電影中鋪演成激狂熾烈的性愛場面,甚且成為靈魂交媾的前奏。小說僅多次描寫王佳芝飽滿誘人的乳房,及情場老手易先生如何透過不著痕跡的肢體碰觸調情,近來有媒體斷章取義指「每次跟老易在一起就像洗了個熱水澡」,是暗示激烈的性愛關係,卻忽略了下一句:「把積鬱都沖掉了,因為一切都有了個目的」,張愛玲早先即曾怒指域外人(張系國)「忽視末句,把她編派成色情狂」(〈羊毛出在羊身上──談〈色,戒〉〉),電影倒將易先生變成個色情狂。性愛場面除顯現兩人關係的複雜變化,肢體瘋狂的纏絞更具體呈現兩人極度緊繃的心理狀態:易先生所處的高壓環境讓其心理變態,透過瘋狂性交紓壓;王佳芝懂得他的需求,而她同等地配合,除因有命在身,還因自身也處於極度的壓力中。身心過度的投入激起愛恨交織的濃烈情緒,更讓她深感陷溺和分裂的危險,痛苦不已瀕臨崩潰邊緣。她曾掏心挖肺向情報上線老吳和鄺裕民抒發掙扎和怨怒,只換來冷酷和怯懦的態度。李安對女間諜處境的處理態度,較近於丁玲的控訴和徐訏的憐恤,異於張愛玲的冷眼旁觀。他所塑造的王佳芝,為吸引易先生而理解他,因理解他而愛上他;易先生不知其中原委,卻被這女子內在強大的能量所激盪,不免動情,在李安詮釋的影本中,激烈的性愛確實是必要存在的。
以同情取代冷觀
戒指於此有了不同的意義,小說一開場麻將桌上的戒指展覽會,王佳芝就自覺矮人一截、怕人見笑;當老易第一次得手後,曾口頭承諾要送鑽戒;後王佳芝製造機會讓老易買戒,籌備行刺布局。當接受物質的餽贈,恍惚間似乎也得到愛情的憑證,準備埋單的老易此時「臉上的微笑有點悲哀」,內心感嘆本以為是中年豔福,終究還是權和錢所致,然王佳芝卻將他的表情錯讀為「溫柔憐惜的神氣」,誤以為「這個人是真愛我的」,霎時轉念放走他,破局後王佳芝僅單純顧慮是否將遭同僚懲罰,萬沒想到易先生下手乾淨俐落;歷險後的易先生疲憊虛脫之餘,還自我陶醉「她還是真愛他的」,且「無毒不丈夫」,「不是這樣的男子漢,她也不會愛他。」張愛玲筆下的兩位主角,同樣有著濃厚的水仙子情結;而李安卻將原著自戀自溺的主角捏塑得情深意切。
電影裡贈戒一段,則是易先生聽王佳芝獻唱動情落淚後,以讓她驚喜的方式主動示愛。已深陷劇本情境無法抽身的王佳芝,承受不起貴重餽贈和深濃情意,更不忍背叛對方的情感,此刻易先生發自內心「溫柔憐惜的神氣」,讓掙扎的王佳芝情緒崩裂囁嚅叫他快走,乘上黃包車後,王佳芝還讓車伕駛向與易先生幽會的小公寓,當封鎖線隨即拉起,她拿出之前老吳交給她的藥丸,卻未先服毒,而選擇冷靜與同學一同接受槍決,承擔歷史共業,電影王佳芝赴義前的姿態,已近於白蘋的清明凜然,以冷眼熱情為時代見證。她的熱情是李安注入的,而冷眼則是張愛玲式的,電影多次以其主觀鏡頭靜察動盪時局,甚且封鎖臨危之際還留意到一旁嚷著要回家燒飯的婦人,而此段細節正出自張散文〈道路以目〉;劇末狠心下令的易先生悲傷含淚,流露脆弱柔軟和真情至性的一面,更迥異於小說中易先生的平靜自得。原著結局令人毛骨悚然,電影末尾卻教人不勝欷噓。
張愛玲寫得冷靜,李安拍得投入。他不站在雲端上看廝殺,而是悲憫俯瞰滾滾紅塵。
張愛玲將戲劇化的情節處理得平淡而生活化,電影則是戲劇的展示場,原著的蒙太奇手法被李安準確的剪接喚出,潛藏的戲劇性被推到表面。文學提供私密的閱讀空間,可以慢慢品嘗回味;銀幕需緊緊牽繫觀眾,如照原著直譯勢將失去張力。整部電影極度緊繃、一觸即發,急速的運鏡、逼促的配樂營造出驚悚懸疑的氣氛,將情感推向頂端後爆裂歸塵,在在令人震顫。我瞭解到李安一再說拍這部電影壓力極大,除了盛名之累和改編張愛玲作品的壓力,也來自於他所欲詮釋和營造的時代氛圍。
李安認為〈色,戒〉寫的不僅是女性的悲劇,而是中國人的百年塵埃。其實張愛玲多聚焦於人性描寫,將時代處理為淡隱的背景,除少數作品如〈中國的日夜〉流露罕見的愛國情懷,其個人主義是凌駕於國家意識之上的。與政治環境密切攸關的〈色,戒〉,時代背景仍處理得雲淡風清,卻被李安拍得排山倒海。前此香港導演許鞍華改編的《傾城之戀》和《半生緣》,以及關錦鵬《紅玫瑰與白玫瑰》,都強化了原著的時代背景;和李安同身為外省第二代的但漢章,在台灣新電影時期拍攝的《怨女》則模糊了原著的時空環境;而李安著意將時代背景擴大渲染。接受香港《新民週刊》專訪時,李安表示想透過此片「表達對我父母那一代的紀念」,他嚮往且欲召喚屬於那純真年代浪漫前衛的愛國情懷。原著正提供李安借題發揮的複雜時代背景,他將《色,戒》拍成一部磅礡史詩,有著《秧歌》、《赤地之戀》中的殘酷掙扎,也在殘酷中顯露仁慈,片中流露對正反角色鮮明的同情,每個人都不過是棋子,背後被巨大無形的力量所監控,呈現面對歷史命運的深沉悲痛。七○年代末張愛玲發表〈色,戒〉遭受同情漢奸的質疑,漢賊不兩立的民族觀點在今日台灣早已消匿,李安選擇重拾遭遺忘的歷史挪為文化資產,卻在正名問題上又陷入窘境,或許是當初始料未及的,只能說,每個年代的創作者都有身處其時的難處,唯藝術作品得以流傳與見證。
張愛玲小說改編一向為人矚目,近日香港新浪網票選「誰最適合拍張愛玲小說」,由甫獲金獅獎的李安拔得頭籌,擅長以橫搖鏡頭和迷離鏡像捕捉情愛關係的王家衛緊追在後,曾改編張作的關錦鵬、許鞍華亦羅列其中。其實在張愛玲作品改編電影中,《色,戒》可能是離原著精神最遠的,卻是最貫徹「導演所理解文本」的一部。出生上海的楊德昌,八○年代末即欲將〈色,戒〉改編《暗殺》;不久前大陸新銳導演劉奮鬥擬改編成兩方俱亡、邪不勝正的結局,然未能開拍,也許每位導演心中都有一部《色,戒》,在理性與感性間辯證,各有對時代與人性的詮釋。忠於原著與否本非評判改編優劣的標準,改編往往豐富原文本,讓受眾獲得新的啟發。《色,戒》充滿浩瀚深闊的歷史感與奇詭豔異的情慾關係,迥異於原著對時代和情愛隔閡淡漠的處理態度,這是李安創造的《色,戒》,提供給觀眾一個緬懷時代、逼視人性的機會,與重新閱讀張愛玲的方式。
【2007/10/01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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