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史丹福與柏克萊的緣分
【聯合報╱李歐梵】 2008.08.09 04:13 am
至少曾在史丹福賓館「總統套房」住過一晚
不錯，這兩間名校的背景和氣氛都大不相同：史丹福是私立大學，乃西部貴族，我認為它是西部的普林斯頓，它卻自稱是西部的哈佛。卅多年前，我曾在此小住兩個多月，在附近的小城租了一間車房上的閣樓，每天清晨起床，鳥語花香，令我心曠神怡，吃完自煮的簡單早餐，就騎著租來的單車，到幾哩外的史丹福校園內胡佛圖書館去查資料。那真是段神仙過的日子，無憂無慮，只是往往囊空如洗，不到月底就要等東部（哈佛）匯來的獎學金。
但好景不常，兩個多月很快就過去了，我又要束裝回到天寒地凍的波士頓，真是依依難捨，很想留下來謀個小教職或研究員身分。於是次年就斗膽向史丹福附近的一間州立小大學冒昧求職，這間學校名叫California State College at Hayward，竟遭拒絕，還記得該校歷史系主任回信說：「本校名教授如雲，包括不少哈佛博士！」我心裡不服，怎麼我這個哈佛的博士生就不算了？豈有此理！其實我心在史丹福，卻不敢申請。
三年後我到普林斯頓大學任助理教授，抵達後突然也接到史丹福的邀請函，要我給一個演講，似乎有意請我任教，當然大喜過望。不料剛下飛機，接機的系主任就很抱歉地說：「我們已經請定人了，你且來玩玩！」也罷，沒緣就是沒緣，何況我又是毛頭小子，只出了一本書，承蒙瞧得起就不錯了。
後來又有兩次類似的經驗，陰錯陽差，都是功虧一簣，來不了，但至少曾在史丹福賓館的「總統套房」住過一晚，享受了一點「虛榮」！不錯，在我的心目中，史丹福永遠是間貴族學校，雖沒有普林斯頓的東部貴族氣，但我這個中產階級的學子還是高攀不了。好在今年我的學生王琳終於受史丹福禮聘任教，這雖然全靠他自己的學術努力和成就，但我也沾了一點光，與有榮焉。
史丹福的校園美極，盛夏傍晚，夕陽西下之後，坐在校園裡的學生活動中心晚餐，坐在室外空地聽群鳥來朝，偶爾還會有幾隻大膽的小麻雀到餐桌上爭食，令我不禁莞爾一笑，那種恬淡而幸福的心境，現在永遠也找不回來了。最近和妻子舊地重遊，還特別到活動中心和附近的學校書店去參觀一回，卻大失所望。也許，失望的心情不因史丹福而起，而是在自己，也許應該說是一種惆悵吧；一轉眼之間，自己早已活了半百，臻入老年，雖然身旁有嬌妻陪著，還是有點「老大徒傷悲」的感覺。史丹福在學界名人輩出，如果當年自己果真在此任教的話，又會如何？說不定又和在普林斯頓一樣，拿不到長俸而被解僱，抑或會「侯門一入深似海」，一進去就不可自拔，而只在此校教三十年書。當年尊敬的幾位史丹福教授皆已英年早逝，我依稀還記得，劉若愚教授飲酒時的豪情，還有那位懂得看相的語言學家高功毅，如今又安在？幸虧老友莊因當年大難不死，今年自史丹福榮休，去年承蒙他夫婦接我們到他和美麗的「酒蟹居」吃飯，莊才子年過七十，依然豪情不減當年，妙語如珠，但酒量已不復當年勇了，人到晚年都要自求多福。子玉和莊因夫婦一見如故，她的第一本書《食物的往事追憶》就是請莊因畫的封面，赫然有酒和蟹畫在紙上！
想不到卅多年後，我們卻在史丹福北面約一百哩的小城Daly City買了一幢小屋，每年冬夏在此避靜，想到又會不時和灣區的舊友新知相聚，總算感到一種安慰。
柏克萊永遠是一塊 自由聖地
柏克萊給我的印象全然不同。這間著名的大學是加州州立大學系統中的「旗艦」，名氣遠遠超過其他各校（只有我曾任教過的洛杉磯分校差可比擬）。在我的心目中，它永遠是一塊自由聖地，集前衛、左翼和尖端學術於一師，每每領風氣之先，比芝加哥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非保守的哈佛可比。但哈佛資金雄厚，往往到柏克萊和芝加哥挖角，由此而把西部的「尖端」學術風氣帶到東部。這當然是我個人的主觀偏見，亞洲的「哈佛迷」不會同意。
記得我最早到柏克萊的一次是在六十年代末期，那也是美國大學的「火紅年代」，革命浪潮風起雲湧，當然柏克萊是發源地，又領激進風氣之先。我當年來此也帶著一種「朝聖」的心情。記得那時在柏克萊攻讀的幾位朋友也大多是受中國文革影響的激進派，唯獨楊牧和張系國是例外。記得有一晚在楊牧家，各路英雄齊集，主客是剛從香港來的戴元，他剛剛經歷過「六七暴動」的洗禮，大有九死一生的感受，那晚他著實把我們每個人都教訓了一頓：「你們在學院中鬧革命，不知天高地厚，我才是真正經過革命洗禮的人! 」慷慨激昂，不能自已，只見楊牧在旁文風不動，屢屢勸酒。
現在回想起來，不禁又懷念那股不知天高地厚的豪情了，那是一個充滿天真理想的年代！人不能太過世故，晚年猶然。我和妻子都很天真，但我這顆赤子之心和離經叛道的思想，至少間接地受到柏克萊精神的影響。後來每次到柏克萊參加學術會議或講學，都精神振奮，覺得自己回到學術的「老家」。我在美國學界的知音，恐怕在柏克萊比哈佛還多。其中我最尊敬的柏克萊學者，就是最近才去世的Frederic Wakeman（中文名字叫作魏斐德）。日前讀到北島紀念他的一篇散文，讀時幾乎流下淚來，有一股說不出的惆悵感。想他當年的學生、同事和我的知友葉文心比我感受更深。
難忘魏斐德的禮遇
我沒有北島的文采，只能隨意記下幾件小事，聊作紀念之意。
美國史學界之中，我認為只有魏斐德是學者兼文人。耶魯的史景遷當然也是，而且文筆蓋世，但我心目中卻只有魏斐德一個人，因為他寫過小說，他父親曾是海明威的老友，他自幼就受到文學大師們的薰陶。他寫的書，非但史實雄厚，研究方法一絲不苟，而且讀來像小說一樣，有一種結構上的完美。但他有時也才華盡露，收斂不夠，寫了一兩本大書，讀來反而不夠順暢。
魏斐德為人十分豪爽，機智過人，我每作離經叛道式的學術演講，唯有他的反應最強烈，似乎與我最有共鳴。我一生中感受到的最大榮幸，是有一次在柏克萊演講時，他介紹我說：「李歐梵，a Modern Chinese Man of Letters。」我口說不敢當，卻不免心中暗喜，深慶得到一個知音，因為我一向覺得自己也是個文人，「深層」興趣是文學，研究什麼都用文學的眼光去看，但唯獨研究文學的時候反而用歷史的視野。魏斐德的文學根柢深厚，他自己當然也有「文人」的一面，這種修養，在歷史的專業上是多餘的，至少無足輕重。但往往他卻看到別人看不到的課題和意義。
此處不談學問。但是有一次學術會議上他倒是救了我一命。事緣我研究卅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對當年的廣告和畫報著了迷，於是計畫提出一個研究報告大談廣告，恰好又是在柏克萊。報告完後，另一位知名的歷史學家對我大加撻伐，認為我研究的東西是「莫須有」，毫無歷史價值，最後他還說了一句斷語：「我想卅年代的上海根本沒有廣告公司！」不料魏斐德聽後大笑說：「我父親當年就是在上海作廣告生意，經營廣告公司的！」這一個「史實」即刻令這位史學家的判斷不攻自破。兩人旋即在方法學上大辯起來，顯然魏斐德在為我說話。
魏斐德對我的禮遇尚不止此。八十年代末他知道我要到加州洛杉磯分校教書，竟然在電話中說：「怎麼不早告訴我，你對西部學校有興趣？不如到柏克萊吧，我可以親自向本校校長說項！」我在感激之餘，也只能敬謝不敏，因為早已答應去洛杉磯了。由於種種原因，我還是來不了柏克萊。
想當年 我也曾「嬉」過一陣
當年我的恩師夏濟安先生和奇女子張愛玲都曾在柏克萊的當代中國研究所待過。我嚮往已久，終於如願以償，在此小住。我在印第安那任教時適逢休假一年，遂申請到三間大學去作研究，先去芝加哥，再到柏克萊，最後去哈佛。那還是八十年代的事，老友杜維明為我安排住在柏克萊的女性教職員賓館中，早年只限女性，現今已經對外開放。我住在裡面── 一幢木板房，毫無史丹福賓館的貴族氣氛──如魚得水，每天早晨到樓下餐廳與其他各地來的訪問學者──不少是女性，共進早餐，並順便請益，學到不少東西。有時魏斐德也會來和我們在隔鄰的男性教員賓館餐廳共進午餐，只見各路英雄豪傑都和他打招呼，不禁羨慕不已。也許，柏克萊才是我真正想來任教的學校，但偏偏沒有這個緣分。那一年我本擬在柏克萊過冬，研究三個月，再轉到哈佛去，但北加州的春天太差了，柏克萊尤然，每天走在「電訊大道」（Telegraph Avenue）上，看到川流不息的老少嬉皮，精神為之一爽。想當年我也曾「嬉」過一陣，還抽過大麻，到了八十年代「嬉皮風」只有柏克萊碩果僅存，難怪我感到十分自在，賴著不想走，哈佛也不去了，直到過了暑假才打道回府，返印大重拾教鞭。
事隔卅多年，我們又回到灣區，承蒙葉文心教授邀約吃飯，免不了回憶一番，那時（前年）已經退休，搬到奧勒岡州去了，去年就從文心處聽到他患癌症的消息，不料幾個月後他就撒手西歸了。今夏我們又回到Daly City的居所，然而我至今還不能鼓足勇氣重遊柏克萊，它留給我的回憶太多太豐富了。
【2008/08/09 聯合報】
至少曾在史丹福賓館「總統套房」住過一晚
不錯，這兩間名校的背景和氣氛都大不相同：史丹福是私立大學，乃西部貴族，我認為它是西部的普林斯頓，它卻自稱是西部的哈佛。卅多年前，我曾在此小住兩個多月，在附近的小城租了一間車房上的閣樓，每天清晨起床，鳥語花香，令我心曠神怡，吃完自煮的簡單早餐，就騎著租來的單車，到幾哩外的史丹福校園內胡佛圖書館去查資料。那真是段神仙過的日子，無憂無慮，只是往往囊空如洗，不到月底就要等東部（哈佛）匯來的獎學金。
但好景不常，兩個多月很快就過去了，我又要束裝回到天寒地凍的波士頓，真是依依難捨，很想留下來謀個小教職或研究員身分。於是次年就斗膽向史丹福附近的一間州立小大學冒昧求職，這間學校名叫California State College at Hayward，竟遭拒絕，還記得該校歷史系主任回信說：「本校名教授如雲，包括不少哈佛博士！」我心裡不服，怎麼我這個哈佛的博士生就不算了？豈有此理！其實我心在史丹福，卻不敢申請。
三年後我到普林斯頓大學任助理教授，抵達後突然也接到史丹福的邀請函，要我給一個演講，似乎有意請我任教，當然大喜過望。不料剛下飛機，接機的系主任就很抱歉地說：「我們已經請定人了，你且來玩玩！」也罷，沒緣就是沒緣，何況我又是毛頭小子，只出了一本書，承蒙瞧得起就不錯了。
後來又有兩次類似的經驗，陰錯陽差，都是功虧一簣，來不了，但至少曾在史丹福賓館的「總統套房」住過一晚，享受了一點「虛榮」！不錯，在我的心目中，史丹福永遠是間貴族學校，雖沒有普林斯頓的東部貴族氣，但我這個中產階級的學子還是高攀不了。好在今年我的學生王琳終於受史丹福禮聘任教，這雖然全靠他自己的學術努力和成就，但我也沾了一點光，與有榮焉。
史丹福的校園美極，盛夏傍晚，夕陽西下之後，坐在校園裡的學生活動中心晚餐，坐在室外空地聽群鳥來朝，偶爾還會有幾隻大膽的小麻雀到餐桌上爭食，令我不禁莞爾一笑，那種恬淡而幸福的心境，現在永遠也找不回來了。最近和妻子舊地重遊，還特別到活動中心和附近的學校書店去參觀一回，卻大失所望。也許，失望的心情不因史丹福而起，而是在自己，也許應該說是一種惆悵吧；一轉眼之間，自己早已活了半百，臻入老年，雖然身旁有嬌妻陪著，還是有點「老大徒傷悲」的感覺。史丹福在學界名人輩出，如果當年自己果真在此任教的話，又會如何？說不定又和在普林斯頓一樣，拿不到長俸而被解僱，抑或會「侯門一入深似海」，一進去就不可自拔，而只在此校教三十年書。當年尊敬的幾位史丹福教授皆已英年早逝，我依稀還記得，劉若愚教授飲酒時的豪情，還有那位懂得看相的語言學家高功毅，如今又安在？幸虧老友莊因當年大難不死，今年自史丹福榮休，去年承蒙他夫婦接我們到他和美麗的「酒蟹居」吃飯，莊才子年過七十，依然豪情不減當年，妙語如珠，但酒量已不復當年勇了，人到晚年都要自求多福。子玉和莊因夫婦一見如故，她的第一本書《食物的往事追憶》就是請莊因畫的封面，赫然有酒和蟹畫在紙上！
想不到卅多年後，我們卻在史丹福北面約一百哩的小城Daly City買了一幢小屋，每年冬夏在此避靜，想到又會不時和灣區的舊友新知相聚，總算感到一種安慰。
柏克萊永遠是一塊 自由聖地
柏克萊給我的印象全然不同。這間著名的大學是加州州立大學系統中的「旗艦」，名氣遠遠超過其他各校（只有我曾任教過的洛杉磯分校差可比擬）。在我的心目中，它永遠是一塊自由聖地，集前衛、左翼和尖端學術於一師，每每領風氣之先，比芝加哥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非保守的哈佛可比。但哈佛資金雄厚，往往到柏克萊和芝加哥挖角，由此而把西部的「尖端」學術風氣帶到東部。這當然是我個人的主觀偏見，亞洲的「哈佛迷」不會同意。
記得我最早到柏克萊的一次是在六十年代末期，那也是美國大學的「火紅年代」，革命浪潮風起雲湧，當然柏克萊是發源地，又領激進風氣之先。我當年來此也帶著一種「朝聖」的心情。記得那時在柏克萊攻讀的幾位朋友也大多是受中國文革影響的激進派，唯獨楊牧和張系國是例外。記得有一晚在楊牧家，各路英雄齊集，主客是剛從香港來的戴元，他剛剛經歷過「六七暴動」的洗禮，大有九死一生的感受，那晚他著實把我們每個人都教訓了一頓：「你們在學院中鬧革命，不知天高地厚，我才是真正經過革命洗禮的人! 」慷慨激昂，不能自已，只見楊牧在旁文風不動，屢屢勸酒。
現在回想起來，不禁又懷念那股不知天高地厚的豪情了，那是一個充滿天真理想的年代！人不能太過世故，晚年猶然。我和妻子都很天真，但我這顆赤子之心和離經叛道的思想，至少間接地受到柏克萊精神的影響。後來每次到柏克萊參加學術會議或講學，都精神振奮，覺得自己回到學術的「老家」。我在美國學界的知音，恐怕在柏克萊比哈佛還多。其中我最尊敬的柏克萊學者，就是最近才去世的Frederic Wakeman（中文名字叫作魏斐德）。日前讀到北島紀念他的一篇散文，讀時幾乎流下淚來，有一股說不出的惆悵感。想他當年的學生、同事和我的知友葉文心比我感受更深。
難忘魏斐德的禮遇
我沒有北島的文采，只能隨意記下幾件小事，聊作紀念之意。
美國史學界之中，我認為只有魏斐德是學者兼文人。耶魯的史景遷當然也是，而且文筆蓋世，但我心目中卻只有魏斐德一個人，因為他寫過小說，他父親曾是海明威的老友，他自幼就受到文學大師們的薰陶。他寫的書，非但史實雄厚，研究方法一絲不苟，而且讀來像小說一樣，有一種結構上的完美。但他有時也才華盡露，收斂不夠，寫了一兩本大書，讀來反而不夠順暢。
魏斐德為人十分豪爽，機智過人，我每作離經叛道式的學術演講，唯有他的反應最強烈，似乎與我最有共鳴。我一生中感受到的最大榮幸，是有一次在柏克萊演講時，他介紹我說：「李歐梵，a Modern Chinese Man of Letters。」我口說不敢當，卻不免心中暗喜，深慶得到一個知音，因為我一向覺得自己也是個文人，「深層」興趣是文學，研究什麼都用文學的眼光去看，但唯獨研究文學的時候反而用歷史的視野。魏斐德的文學根柢深厚，他自己當然也有「文人」的一面，這種修養，在歷史的專業上是多餘的，至少無足輕重。但往往他卻看到別人看不到的課題和意義。
此處不談學問。但是有一次學術會議上他倒是救了我一命。事緣我研究卅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對當年的廣告和畫報著了迷，於是計畫提出一個研究報告大談廣告，恰好又是在柏克萊。報告完後，另一位知名的歷史學家對我大加撻伐，認為我研究的東西是「莫須有」，毫無歷史價值，最後他還說了一句斷語：「我想卅年代的上海根本沒有廣告公司！」不料魏斐德聽後大笑說：「我父親當年就是在上海作廣告生意，經營廣告公司的！」這一個「史實」即刻令這位史學家的判斷不攻自破。兩人旋即在方法學上大辯起來，顯然魏斐德在為我說話。
魏斐德對我的禮遇尚不止此。八十年代末他知道我要到加州洛杉磯分校教書，竟然在電話中說：「怎麼不早告訴我，你對西部學校有興趣？不如到柏克萊吧，我可以親自向本校校長說項！」我在感激之餘，也只能敬謝不敏，因為早已答應去洛杉磯了。由於種種原因，我還是來不了柏克萊。
想當年 我也曾「嬉」過一陣
當年我的恩師夏濟安先生和奇女子張愛玲都曾在柏克萊的當代中國研究所待過。我嚮往已久，終於如願以償，在此小住。我在印第安那任教時適逢休假一年，遂申請到三間大學去作研究，先去芝加哥，再到柏克萊，最後去哈佛。那還是八十年代的事，老友杜維明為我安排住在柏克萊的女性教職員賓館中，早年只限女性，現今已經對外開放。我住在裡面── 一幢木板房，毫無史丹福賓館的貴族氣氛──如魚得水，每天早晨到樓下餐廳與其他各地來的訪問學者──不少是女性，共進早餐，並順便請益，學到不少東西。有時魏斐德也會來和我們在隔鄰的男性教員賓館餐廳共進午餐，只見各路英雄豪傑都和他打招呼，不禁羨慕不已。也許，柏克萊才是我真正想來任教的學校，但偏偏沒有這個緣分。那一年我本擬在柏克萊過冬，研究三個月，再轉到哈佛去，但北加州的春天太差了，柏克萊尤然，每天走在「電訊大道」（Telegraph Avenue）上，看到川流不息的老少嬉皮，精神為之一爽。想當年我也曾「嬉」過一陣，還抽過大麻，到了八十年代「嬉皮風」只有柏克萊碩果僅存，難怪我感到十分自在，賴著不想走，哈佛也不去了，直到過了暑假才打道回府，返印大重拾教鞭。
事隔卅多年，我們又回到灣區，承蒙葉文心教授邀約吃飯，免不了回憶一番，那時（前年）已經退休，搬到奧勒岡州去了，去年就從文心處聽到他患癌症的消息，不料幾個月後他就撒手西歸了。今夏我們又回到Daly City的居所，然而我至今還不能鼓足勇氣重遊柏克萊，它留給我的回憶太多太豐富了。
【2008/08/09 聯合報】
posted by James at 12: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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