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動人民才是真藝術

2008-08-29專訪／中時電子報總編輯　郭至楨
撰文整理／中時電子報
（點閱人物專訪專區）

陳芳明教授曾說過，林惺嶽的畫作事實上就是把一個時代、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精神面貌、特質畫出來，不能脫離台灣歷史脈絡的演進。
在這次專訪中，林惺嶽老師剖析自己數十年的創作心理歷程，一言以蔽之就是藝術創作不能離開自己的土地，你可以從遠方的視野更了解自己的故鄉，但是藝術作品必須產生與土地的共鳴，但是文化邊陲的台灣慣有的惰性，老是向中心看齊，從清朝、日本、到現在的美國，畫作裡面沒有感情，又要如何感動人。

由於父母早逝之故，林惺嶽老師的成長過程可謂備嘗艱辛，在戰後歲月裡，林惺嶽老師對於身分認同的迷惘卻從不曾停止思考。

或許是三位舅舅是台籍日本兵戰死海外，成為歷史曠野中的孤魂無人聞問，林惺嶽老師的思考過程中也不斷為自己的畫作添加更多屬於台灣這塊土地的歷史與傷痕，戰爭的印記與可親的鄉土都成為林惺嶽老師畫作標記。

陳芳明教授對於林惺嶽老師深表震撼，畫作之中的高山野溪、激流石塊，完全釋放出對鄉土的熱情，那都是屬於林惺嶽的本土，人人也都可以擁有自己的本土，本土不是壟斷的而是多元而開放的。

讓藝術回歸藝術，就像借給總統府的兩幅畫一樣，政治立場的不同絲毫不影響對提昇人文修養的追求，膚淺的吵鬧與喧囂是擋不住藝術的純粹與永恆。



與土地相依存　林惺嶽的寫意人生



郭至楨﹝以下簡稱問﹞：林惺嶽不但是是台灣當代極為重要的畫家，對於美術教育推廣以及藝術理論的論述都有極大貢獻，直到去年才在國立台灣美術館之邀舉行生平第一次創作回顧展，政大教授陳芳明對此曾有專論表示，台灣五十餘年的的歷史記憶就是荒涼跟創傷，這同時也是林惺嶽創作的意境跟精神。

林惺嶽老師把回顧展，敬獻給憂患中早逝的父母以及鼓勵他投身藝術的大伯父。是不是可以請林老師跟大家談談您的家庭背景以及從事藝術創作的過程？




林惺嶽﹝以下簡稱林﹞：這是我第一有機會公開談我的身世，長久以來一直有人對我的家世背景很好奇，甚至認為我一定出身富裕家庭才有這將的成果，事實上剛好顛倒。我是１９３９年出生也就是希特勒上台那年﹝編按：應該是希特勒入侵波蘭，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序幕的那一年。﹞。

我生下來就看不到父親了，我父親從日本留學回來被邀至台中教書，可是不幸罹患傷寒過世。後隨母親回到娘家生活，我媽媽娘家是個大家族，有很多舅舅，大家都疼我，所ˇ以在小時候生長過程中並沒感到失去父親的痛苦。

直到太平洋戰爭末期，因為美軍轟炸，舉家遷往台中縣山上避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山上可以清楚看到美軍跟日軍的戰績在空中搏鬥，當時我心裡非常難過，因為日軍是「我方」嘛！

戰爭結束那年我母親也罹患惡性瘧疾去世了！我當時也只是感到茫茫，入殮時也沒有哭，直到隔天我再隔壁玩球跌倒受傷，痛的直叫媽媽，卻沒有人回應，那個時候我才了解母親去世的意義了，突然間感到全世界都變得很陌生，從此展開我這生最淒慘的生活！後來我被二伯父領養，寄人籬下每天要做很多苦工，被打被罵，最慘的是沒有自尊心，在家中沒有地位！

直到我大伯父從海外當兵回來，他是學教育的，資助過我父親留學日本，對於我父親２６歲就應年早是感到很悲痛，可能是希望我這個第二代有好的發展，他是在我玩粘土時看出我有藝術的天份，就鼓勵我往這方面發展，甚至會買東西來獎勵我作畫。

當時台灣人上學最大的志願就是當醫生，不過當我伯父做生意失敗我就被送進由外籍人士所開設的孤兒院，不過孤兒院內很複雜黑暗，那裡的回憶對我來說是不堪回首的，直到我考上台中一中。

許多人都好奇為什麼我許多畫作主題都是戰爭，只要是當時許多報刊雜誌大量回顧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的軍人不論是戰勝或戰敗都被視為英雄來紀念，只有一個例外就是台籍日本兵，我有三個舅舅都是是在二次大戰中當兵陣亡，我外祖母傷心的不得了。


我三個舅舅是為現在已經成敵人的日本打仗，以前的敵人美軍現在變成朋友，造成我們對台籍老兵避而不談，日本人更不會有任何表示因為我們已經回歸中國了，就這樣沒有人能給我答案，一直成我心中的大問號。直到最後我同學介紹我看德國古德林上將的回憶錄，書中最後寫道僅以此書為紀念碑，紀念在我麾下奮勇作戰犧牲的將士們，英名不致於被湮滅！



問：陳芳明教授在解讀您的畫作時表示，評析林惺嶽畫作的布局、意念、氛圍等等，都不能脫離台灣歷史脈絡的演進，您覺得陳教授的說法能否代表您作品的精神？



林：陳芳明教授很有透視力，這方面的事情一般我不太願意多講，說出來人家又不一定看的懂。其實我初中就想到這個問題，台灣籍日本兵是歷史曠野中的幽魂，沒有歷史可以依歸。有次我在圓山寫真看到下面的太原五百完人紀念碑，國共內戰犧牲的人有紀念碑，但是十幾萬名死去的台籍日本老兵卻沒有紀念碑，當時我對台灣命運就有一種思維，可是當時是禁忌找不到人可以談。

很多人都認為台灣在文化是被殖民的地方，它有一種惰性就是邊陲，所以喜歡看中心在哪裡，清朝時就是在中原，知識分子最好就是進京考試進入上流社會，日本統治時我們的中心在東京，東京文化又是從巴黎來，所以巴黎又成我們仰望的地方，戰後美國力量起來，美國變成中心，台灣一直在邊陲向中心看齊，這變成一種惰性。

我那個發展跟人家不一樣的就是，我一直認為我的藝術應該跟這個地方的土地、人民、歷史有關，現在歷史博物館在展的米勒的畫，對我一生影響很大。米勒的「晚禱」那張畫，小時候我在兒童刊物上看到這幅畫，那時我剛好是基督徒，一對夫婦在田裡工作，看到地平線的遠處有一座教堂，鐘在響，他們聽見了禱告。



用窮人敬天的纖細情操，他們安貧樂道地去禱告。這種感覺令我動容。當時我認為藝術跟土地及生活的關係這麼密切，所產生的宗教般虔誠情操，這是藝術應該追求的目標，當時就帶給我很深的感動。




戰後美國力量取代日本進入台灣，美國當時倡導抽象表現主義，當時就認為藝術該朝抽象藝術發展。抽象藝術是什麼？是淘汰所有體裁、淘汰所有廢話的內涵，全部清掉，回到純粹形式主義，也就是說，變成色彩線條造型加以組合，把所有的內涵主題都抽離。



後來我們才知道，美國這麼做是要對抗俄國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它變成冷戰的武器，所以大家都去推廣，美國的力量太大、太可怕了，只要經過美國的力量一推動，就變成國際性的大畫家，因為美國的媒體通行全球很強勢，美國的財力、外交、軍事、國防的政治力量都很強大，它一推廣，沒有人可以擋住，這股潮流到台灣來，台灣無人可擋。



那種畫放在地面上用顏料桶潑灑，這種東西，我們很多人都不能接受，但他就告訴你這叫當代藝術，剩下的都是落伍！這種潮流衝擊之下，我們被殖民地真的很懦弱、沒有辦法抵擋。



但我個人很驕傲的就是，我內心可以抵擋、我不甩這個東西。當時我就認為，這不是我要的東西，所以從那時開始我可以講，我的生涯裡的創作，別人是跟著潮流才產生一個創意，他的藝術創造性是從潮流得到靈感，但我是倒過來，我從潮流的抗拒中產生創意，所以我一生的創作，基本上是相當孤獨，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最主要是到最後，一九八○年代才找到我可以發展的空間，過去我是一直孤獨在走我的路。所以陳芳明才看出來這跟台灣命運有關，最主要是因為我當時開始思考一個問題，長大以後、視野寬闊之後，我漸漸感覺到，我的命運是跟台灣連結在一起的。

為什麼？我小時候是孤兒，在這塊土地上非常辛苦的成長，去尋找自己；台灣也是亞細亞孤兒，所以也是一直在找台灣的定位、台灣的身份是什麼？



這種尋找的過程，我也有同感。我很榮幸跟台灣的土地一起成長，我現在不覺得自己多麼悲慘，因為人間悲慘的事情太多了，沉溺在悲慘沒有用，從這裡找出一個可以奮鬥、可以突破的意義。


我到西班牙去留學的時候，我跟別人也不一樣，因為很多人進入西班牙的皇家藝術學院就讀，拿碩士學位回來，但我去就讀時，發現它的程度不如我的想像，我覺得再多花時間在那裡沒意義，但那個學分對我很有用，我註冊完後，持學生證到博物館參觀都可免費，我拿著學生證，把整個西班牙當成一所大學來上課，到處旅行、拍照，來了解這個國家。



了解這個國家之後，我深深感覺到，西班牙與中國的內在有很多地方相似，只是結果不一樣，我們是左翼力量贏、他們是右翼力量贏。我是一九七五年去的，當時佛朗哥死了，在野力量開始起來，我第一次聽到共產國際歌在街上唱，因為那時已經開放了，街頭甚至連納粹法西斯的標誌都出來。



當時我看了兩部紀錄片，一部是紀念西班牙元首佛朗哥的豐功偉業，是右派的電影；另外一個左翼電影，講的是西班牙內戰時，他們為什麼要打仗？人民到最後被迫要選擇一邊，他們只不過為了三餐可以吃得飽、生活可以過得去。

這場仗打得非常淒慘，馬德里到最後被佛朗哥的軍隊包圍，他們要求投降、要求讓比較重要的人出去，但佛朗哥不准，說這是聖戰，一個都不能留，全部槍斃。另外一個勢力在巴塞隆納打敗了，後來逃入法國，不久二次大戰爆發，納粹的力量興起，他們又進入集中營，這些人下場都很慘。

這部紀錄片演完後，在場的所有西班牙人眼眶都掉著眼淚，當時我就覺得，左翼的力量很大。

我回到台灣後開始注意台灣的問題，因為在西班牙這樣的外國，讓我對台灣問題看得更清楚，在台灣反而看不清楚。我在外國看了很多書，在日本看到張學良西安事變的問題，有一本書在談它的內幕。所以在外國看台灣，反而看得更透徹；我等於是在萬里以外的地方來認識台灣，開始知道台灣的事情。

問：跳出框架來看一個結構體或問題，反而會看得更透徹。很多藝術評論都說，台灣近代藝術的發展，最重要是在七○年代或八○年代。七○年代在推動鄉土運動，八○年代剛好碰上解嚴，開始出現新的社會運動。這兩個時代的演變，對於台灣的藝術是否有造成一定的衝擊？


林：我認為這是一個根本上脫胎換骨的改變。因為過去台灣是文化被殖民的地方，完全跟外國潮流走，哪一個中心最強大，我們就向它看齊仰望，歸屬於它。像以前的東京、後來的巴黎，現在紐約取代了東京地位；但台灣的鄉土運動開始注意我們自己、開始要了解自己、有自己的思考。

這種文化上的思考是一個很大的轉變。鄉土運動基本上是外來衝擊產生的，所謂外來衝擊是我們跟著美國走，一直歌頌美國、肯定美國，讓美國在戰後，以超強的力量解釋全世界的歷史。例如戰爭的歷史全是美國在掌握，我們看的電影、看的書，都是美國的觀點，美國就是對抗邪惡、代表正義的國家；我們完全跟著美國走，透過美國的眼睛看世界。

像當時俄國領袖，我們都在他們名字後面加一個「魔」字，史達林是「史魔」、赫魯雪夫是「赫魔」；世界運動會我也看得印象很深，俄國女鐵餅選手拿到冠軍，我們的報紙用詞遣字都充滿了敵意，隨著美國冷戰發生，我們就跟著這樣做。

鄉土運動最主要是因為美國拋棄我們。我們對美國這麼忠實，它卻為了國家利益不管你了，慘遭拋棄的我們才恍然覺悟，而覺悟力量最大是來自左翼的一批人。

左翼人士在二次大戰結束、一九四五年陳儀來接收台灣時，當時從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爆發以前，一段很短的時間，大家都不太清楚，整個文化藝術的活動，是社會主義在主導，這個社會主義是台灣本土的社會主義與外來的社會主義的合流，當時的中心人物就是魯迅的思想。

當時魯迅思想在台灣及大陸影響都很大，因為陳儀是留學日本，與許壽裳、魯迅是好朋友，他把許壽裳請到台灣來擔任國立編譯館館長，而許壽裳是魯迅最好的朋友。二二八事變爆發後，社會主義的思想全部被清洗掉，這些人不是被關、被殺、被槍斃，就是逃亡到海外去，剩下的力量就潛入地下。

鄉土運動爆發時，這些人的力量浮出?面，開始用左翼的眼光來批判美國的帝國主義，另外也開始注意台灣基層民眾的社會問題：藝術家不應一直追隨潮流，而應注意本土本身的歷史及現實問題。當時台灣經濟起飛，是由加工轉貿易的經濟型態，在國際分工裡擔任加工的角色，因此台灣經濟起飛，貢獻最大的是工人，但工人有得到照顧嗎？沒有！工人沒有安全保險，薪水也太低，很多地方都沒有保障。


而台灣經濟起飛，藝術也跟著起來了，工人卻還在那裡受苦，我們的環境也被嚴重污染，這個問題要不要去照顧、去關心？這變成創作一個最重要的課題，創作就應該表現這些，而不是跟著潮流走。這些起來以後，過去跟著潮流走的那些人原本很風光，後來就被強烈批判隨波逐流。

我認為台灣真正的前衛精神是這種精神，所謂前衛，我的定義是對自己的生存環境要深入思考、覺悟，才能真正走在時代前端。你跟著潮流走，以為是很前衛，實際上在國際看起來，你是尾隨人家的屁股走。這哪有什麼前衛？前衛是一種開發性的，它的原始定義本來是理想社會主義，應該站在時代前端為窮人講話，來感動富人，你若對自己的土地、人民沒有深入思考去了解，你所產生的創作，我認為稱不上前衛。

我沒有參加鄉土運動，但它對我衝擊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我感覺到，它的很多想法與我以前內心的想法一樣。我小時候因為命很苦，在人世間得不到溫暖，我認為讓我得到溫暖的是大自然，因為它對我最包容、不會排擠我。

當時我最喜歡的是台灣的溪流，因為在溪流裡可以游泳、抓魚蝦、撈貝，溪流旁還有許多野果野花，有蜻蜓還有金龜子，忙裡偷閒我可以在溪流泡上半天，覺得很快樂。後來溪流乾掉了、都污染掉了，我長大要回去才發現都不對了，後來才開始深入台灣的深山尋找溪流的源頭，讓我非常感動。

林：1980我從西班牙回來，有一件事影響我很大。當時我在西班牙很失落，因為在國外看得更清楚台灣的處境，愈來愈關心台灣，那時要出國也很難，也不容易看到外國的資訊，所以我當時想要辦一個西班牙和台灣的文化交流展。

當時我到一個畫廊，和他們經理講，看有沒有機會辦一個展覽，當時的西班牙是佛朗哥時代，和當時的西歐是隔離的，他們也很想把西班牙的東西推展出去，在國外展覽；當時我提出的時候，他們經理就說，這個事情要辦成功，必須要你們國家部長級以上的人士來談，而我當時希望，如果要展的話，必須要有米勒、畢卡索及達利的作品，他們也都答應；但他們也希望台灣有一批畫家到西班牙展出。


當時我也提出一個方案，也就是我們彼此先擬定契約，我將契約帶回台灣，交給教育部長或外交部長簽字，有部長層級的主管簽字後，再帶回西班牙，契約才算成立，否則契約就不算成立。



當時我回台灣，我的錢都花光了，我沒有多餘的錢買機票，所以我就用最便宜的方式搭飛機回台灣。當時我選擇班機是韓航，路線則是，由馬德里坐火車到巴黎，之後再搭韓航，搭707客機，班機不是很大，班機就繞到北極，安格拉治，然後到漢城，最後回到台北。



繞到北極時，因為是一片白茫茫，景色很無聊，然後我就同班機的施明德聊天，後來看到一架戰鬥機在我們窗口出現；當時那個戰鬥機很漂亮，我們就在猜是應該是美國的，因為在公海上出現，然後戰機稍微晃動一下，我們就看到後面一個紅心，我們就知道是蘇聯的戰機。



我們當時也沒多想，反正在公海上，也沒什麼關係，可是沒想到，突然後面又有二架，後來飛機就往後退，我們就在想，為什麼後退看不到了，很可惜。結果，一下子後，突然一個「繃！」一聲，飛機震動，然後有爆炸聲，之後摔下來，後來才知道摔了九千公尺，然後飛機拔上來，晃動中飛行。



我們當時以為是劫機，那個爆炸聲是劫機客的炸彈，當時飛機上人心惶惶，像人間地獄一樣，非常可怕，覺得好像是死路一條。當時覺得自己大概是死定了，於是開始回憶所有的事情，當時我就想說，唉！可惜，我007的皮箱裏的文件大概沒用了，如果摔到俄國去，也沒有人會幫助我完成這個遺願。



就在這樣的恐懼心態中，沒想到晃了差不到一個小時，飛機突然停住了，原來是迫降成功了，我們嚇一跳，然後大家都很高興，不管是日本人或韓國人，大家都在喊萬歲；後來機長出來和旅客道歉，大家都說不必道歉，反而給機長熱烈的掌聲，因為他的技術實在太好了。



然後晚上我們就在機上過夜，晚上非常冷，後來俄國飛機找到我們；後來才知道，原來我們搭的班機，誤入俄國領空，然後又逼近他們的軍事基地；然後俄國欄截機升空欄截我們，然後層層上報，問要如何處理，俄國最高層下令，炸毀我們，而那個爆炸聲，是那個俄國欄截機，發射二顆飛彈，一顆沒擊中，一顆擊中翅膀，結果我們命大，因為一般來說，油管在翅膀，翅膀斷掉會爆炸，但我們沒有爆炸，最後迫降。




最後變成俄國的問題，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理，我們當時以為，我們會被帶到集中營去；沒想到，清晨的時候，直昇機就來了，就把我們帶上車，硬拉到像「民眾活動中心」之類的機構，擺著一百多張行軍床，讓我們在那裏休息，就在那過了二天二夜。



然後我們俄國的不凍港莫曼斯克，美國飛機到莫曼斯克，把我們接到赫爾辛基，之後韓航再來接。當時我就覺得好像「天方夜譯」一樣，如果我和別人說，我們的飛機被打下來，然後還到俄國去，一定沒有人相信；當時我心裏最在意的事是，我把文件帶回來，可不可以被國內的政府機關接受，因為我是一個窮畫家，誰都不認識。



沒想到，當時我們的飛機在東京下降時，有三百多個記者圍著我們，我才知道，我們這個事件已經變成國際事件了，全世界都在關注。後來我被帶到駐東京代表處，那時的代表馬樹禮請我們吃飯，然後很多人都在問問題，我也沒有辦法回答，我就說等我吃完飯再說。



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寫在聯合報上，說明「我為什麼回來？」文章刊登後，很多人就打電話到政府機關，要求政府支持我，協助我完成這件事；沒想到，因為這件事，教育部很快就簽字，這件事就辦成了。



這件事，對我一生影響很大，第一是生命無常，那種死裏逃生的感覺，讓我印象很深刻；另外，就是如果要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我要在我自己土地上生活。當時剛好發生美麗島事件，當時我站在很遠的距離觀察，閱讀很多和台灣有書籍，然後作品也有一些改變，有一些「超現實」的作品，因為我們當時要關懷台灣，他們不讓你關懷，所以我想畫台灣的山、水等等，他們卻不讓我們接近。







問：您剛才提到，韓航客機事件對您造成很大的影響，讓您更了解自己生長的土地。所以後來我們從您的畫作裡面看到大量的水、溪、石頭、果樹等等歸鄉的情境，您是不是可以從這幾個題材談談你所創作的意境?




林：我一直想了解台灣的自然，我記得那時候玉山國家公園成立，我馬上就去造訪，當時就感到很震撼，那時候我才知道台灣的山是這麼雄偉。過去我們對台灣的自然環境有很大的誤解，因為我們一直生活在西部高度開發的縱貫線上，從我們出生、受教育、結婚、生活．．．幾乎都在這條線上，這是開發相當發達的地方，所以很多自然景觀都被破壞掉，像是山啦溪啦的景色都很難看。直到我到了玉山，心靈上受了很大的撼動，整座山氣象萬千，風景瞬息萬變，每天都不一樣。



另外我發現台灣的溪流，因為山很高，從高山上流洩下來的溪流，坡度很斜，所以水?得很快，在?得時候，水流萬馬奔騰，力量大到連十幾噸的石頭都可以推得動。從這個時候，我就對於石頭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你看石頭，從深山到山谷裡，巨大又有稜有角，到後來滾動分裂，變成一個個小石頭，每一個石頭都有非常長而久遠的故事在裡面，它是經過不斷的粹鍊才會變成現在的樣子。水是大自然最偉大的雕刻師，把石頭雕刻得如此變化萬千。每個石頭都各有故事，想到這裡，就會對石頭充滿了敬意。



過去有人說，石頭硬梆梆有什麼好畫的，現在我知道，石頭是代表很久遠的歷史，這就像人生，人也是一樣，越磨練越成熟，才會像石頭一樣光可鑑人。所以我就開始產生興趣用心去畫。



但是我剛開始畫的時候，受到外界很多誤解，認為我開倒車，現在的主流不是這樣，怎麼會回到寫生的表現方式，這是開倒車嘛。他們不了解我在做什麼，那時候我想說，大概要到我死了以後，我的畫才會被了解。還好，我很幸運，台灣的新生代就已經看出來了。



台灣的新生代，有些人的眼光是很犀利的。我不是去現場寫生，我是去拍照取景，然後帶回來找資料，像在做論文一樣，重新構思，把對大自然的感動和感覺帶回來，再透過我的筆把大自然的力量表達出來。



後來畫作越來越大，因為如果不是大幅的作品，沒有辦法把那種氣勢表現出來。這樣的畫風到後來漸漸被接受。陳芳明來看了畫之後，他寫了封信給我，說「我代表台灣感謝你」。




郭：我們知道要作為畫家或是藝術工作者，不只要具備專業的技術，同時要有更多元的角度。您有什麼建議要給年輕的畫家或是有意要朝藝術工作邁進的人？



林：不管潮流怎麼樣，你的畫作裡面要是沒有感情，就沒有辦法感動人。我的畫不是為了要參加國際展覽而畫，也不是為了哪個評論家或是什麼觀點，希望獲得讚美而畫。我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生活在這塊土地的同胞可以欣賞，能夠接受，能夠感動。



像台灣的文學，我曾看過一本王拓的小說，寫一個婦人背著小孩一直哭，要跑回娘家，他的丈夫在後面追逐，丈夫說，我也不是故意要喝酒要打你，而是因為我失業了，故事就是呈現工人的生活是多麼沒有保障，這種小說就跟瓊瑤的小說完全不一樣，非常接近我們從小生活的情境。



所以藝術家要對台灣的人文歷史有廣泛的涉獵，充實心靈層面，對你的藝術表現絕對有正面的影響。你的思想和對感情的敏銳度，都會表現在作品上。我認為你如果能做到這點，你的藝術作品就會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能夠感動人。



現在兩岸互通，大陸經濟起飛，兩岸正在熱潮，我可以這樣說，台灣藝術家的作品是優於對岸的，但是我們的國際空間比較小，行銷推廣做得不夠，但是台灣藝術家的作品絕對不會比他們差。



問：前幾天馬英九總統特別在總統府跟您見面，總統府也特別邀您畫作掛在總統府的宴客廳，可否跟我們談談總統府是挑那一幅畫？為什麼會挑這幅畫，而您這次與馬英九總統互動的感覺如何？



林：這點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我接到很多人的電話，在這裡我必須把這件事講得更清楚一點。說實在，我的畫掛在總統府我非常感到意外，因為我和馬英九總統執政團隊距離非常遠，幾乎他的團隊裡沒有一個人我認識。



剛好我在國美館辦了個回顧展，回顧展之後，北藝大的關渡美術館也希望我在那邊展覽，因為我事實上也教了二十幾年，在那裡展覽了三個月以後，畫展結束開始包裝準備運回，那個時候我接到文建會主委託人打電話給我，原本他希望能借「歸鄉」那張畫作，那張畫作在國美館裡面大家非常注意，另外一張就是「橫臥大地」，這兩張都一樣大，但他不大敢開口，他先問我：「不曉得你對馬英九總統的印象怎麼樣？」他以為我對馬英九總統印象不好的話，我就不會出借，但我必須說，我總統大選的時候是支持謝長廷，不是支持馬英九，但人民最後選擇馬英九我也欣然接受，因為這就是民主政治。馬總統上任後會不會做得好我不知道，但我對馬總統的操守清廉有信心，馬英九做得好，人民就有福氣。




總統府既然想借畫，我也樂觀其成，最主要的原因在那裡，總統想以藝術來增加他的人文水準有什麼不好，總統重視藝術這是好現象，我只是覺得很好奇，為什麼一開口就要借那麼大的一張畫？我的意思是暗示「會不會太過份了」一下子就想借那麼大的畫，他說我們想掛在會客廳的牆壁上，我回答他「歸鄉」那幅畫目前被高雄美術館借去，我中途抽調出來也可以啦！因為我在關渡展覽中途也是被他們抽掉了嘛！問題高雄是民進黨執政，你這樣抽調的話，可能會變成政治議題，人家會認為總統府很自私，自己要就把人家調走，這變成話題不好！所以我就回答他，我那裡還有一張畫，跟「歸鄉」一樣大，他就回答說好，這個也很好。



我既然要把畫運回來了，在我公司裡面整個疊好就很麻煩，那就整個運到總統府，他說好，我開的條件是我要進去看，看你們怎麼掛？他說這個沒問題，後來就直接運到總統府去，開頭怕太大運不進去，後來勉強可以運進去，就這樣借了二張畫作，一幅是「第一道金光」、另一幅是「橫臥大地」，原本言明是借半年，後來打電話來詢問可否借四年，我覺得借長借久不是問題，我只是不知道總統借這幅畫的態度如何？他們一直沒有表達這方向的看法，我一直不知道，總統府只是託文建會打電話來，所以我認為這個情況不太妥，後來隔了不久，總統府寄掛號信到我家，裡頭有馬總統親筆署名的感謝函，信裡頭提到改天會茶敘。



茶敘時我有提出幾個注意事項，第一、要尊重藝術家，要讓人家走大門口，不要讓人家走側門、走後門，第二、要正式發請帖來，不要用電話講，這兩點他們都有照作，今年5月17日畫作正式擺進總統府，我出生在台灣第一次走進「總督府」才知道這裡面是怎麼回事，我覺得馬英九總統很有誠意，讓我們坐在最重要的位置。馬英九表示，「喜歡就是喜歡，這不必刻意去強調說因為你是『什麼』？我才喜歡，那當然你的支持者會覺得『那個』，但是我覺得不管是我的支持者，或是你的支持者，都可以暫時把政治立場放開，想一想這個畫作你感覺好就是好，不用去考慮在政治上是什麼！」我聽了馬英九的一番話後笑說，這張畫就在這裡陪你四年。




以下是胡綺恩與陳芳明教授對談林惺嶽老師的藝術影響



問：請教林惺嶽老師的作品對台灣本土藝術的影響，可否分析其作品獨特性？



陳： 林惺嶽的作品事實上就是把一個時代、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精神面貌、特質畫出來，最主要的原因有一個比較長的歷史背景，我小林惺嶽七歲，但是我們感受的時代的氛圍是一樣的，在那個時代，我們被教育去離開自己的土地去認識一個陌生的土地，從開始接受教育以來，一直聽到關於中國的記憶、中國的文學、中國的文化，至少在大學時代我們都是受中國教育的影響，到大學時代在藝術上、文學上有了啟蒙後，突然又開始接受現代主義的洗禮，這些給我們的影響，已經變成生命中很重要的影響，可是更大的影響是我們沒有看到台灣自己的土地。



我們大概是在一九七○年代開始注意到台灣這塊土地開始慢慢覺醒，因為第一次體會到台灣的土地在國際上是孤立的，這種孤立從釣魚台事件，到退出聯合國，我們與日本、加拿大斷交，一直到一九七九年，這完整的十年是我開始覺醒的時候，也是林惺嶽覺醒的時候，第一次發現生命中原來我們是屬於台灣土地的。



那時候在我的記憶裡面，林惺嶽的畫是非常非常超現實主義的，很冰涼、很疏離，有一種可怕的寂寞，我大學時代看過他的畫，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可是我在一九八九年回到台灣，那時候我才認識林惺嶽，他帶我到他的畫室，我滿心期待要看那些現代主義的畫作，結果沒有想到一進去一看，嚇我一跳！全部都是濁水系列的畫作，就像現場我們看到的這些，石頭、激流等重要作品，那種感覺簡直就是一百八十度的翻轉，在過去我所記憶的非常非常孤僻的、感情很收斂的林惺嶽，可是在看到他的圖時候，我覺得我看到一個熱情的、充滿陽光熱力的林惺嶽，那種感覺衝擊很大，這時候我才知道，他已經把那個時代整個社會被釋放出來的感覺畫出來。



那為什麼我能夠有這樣的感覺？因為我自己也是那樣。就是說，他把我們那個世代曾經被監禁的心靈，終於開始發現自己努力存在的時候，然後開始放射生命中的熱和力，我從他的圖裡面發現，原來他的作品跟我的生命可以對話，也反映我的土地可以跟我的生命對話，因為他把一個土地放到我的面前。




他畫那麼大的圖我知道他的用意，就是要逼得你去看，逼得你去看那些細節，那為什麼他要那樣畫？因為土地被遺忘太久了！他就是要讓欣賞他畫作的人，深刻的了解我們的土地的水是這個樣子的，石頭是長這樣子的，所以你看他每一個石頭，每一個激流，那個線條、波動、光線，他都把他畫出來，而且每一個畫作都有它的生命，這也讓我發現，原來被遺忘的台灣，這時候又恢復它的記憶了！



因此我覺得他的圖其實不只是畫他個人的感覺，他其實畫整個時代被壓抑釋放的感覺，所以我覺得他是最早的本土畫家、也是最精確把本土感覺畫出來。



陳：我們對台灣土地的認識非常簡單，過去的教育讓我們對台灣土地非常陌生，導致我們遺忘了自己的土地。但其實當你開始注意到本土之後，很簡單、很容易的，你就會認識到自己真正的生命。



一個文學研究者、畫家都是在寫著、畫著自己的生命，他所賴以維生的土地當然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此，所謂的本土很簡單，當我看到一個美麗的風景，我產生了感動、我把它記錄下來，變成生命永恆的一部份時，那就是本土。



因此，我們看到林惺嶽畫出來的是他眼中的本土，本土並不是林惺嶽一個人的，不同的畫家看到濁水溪、東海岸，會有不同的感動，畫出不一樣的畫作，但那些都是本土。



因為我們對本土有相同的感受，因此我和林惺嶽見面的時候，會那麼談的來，幾乎就是心靈的對話。換句話說，本土並不屬於林惺嶽，也不屬於陳芳明，也是屬於這塊土地上所有居住的人們。



本土本來就應該是很開放的，不同族群的人都可以在本土的懷抱裡面。本土不僅是每個人不一樣、每個世代都不一樣，每個族群也不一樣，但是大家都是用不一樣的角度在詮釋本土。過去八年，我和林惺嶽之所以過的那麼痛苦，就是因為有人把本土窄化了，本土變成某一個黨派、某一個個人的。



胡：您曾說，你的本土意識是因為出國的緣故，因為距離而覺醒，但隨著解除戒嚴的時間拉長，你的本土意識情感有因此減弱嗎？




陳：不但沒有減弱，反而越來越強烈。因為在解嚴之後，情感的表達可以更直接，感情反而更親密了。很多藝術創作都超越了族群，直接表達出對台灣土地的熱愛，你能直接從他們的作品中感受到本土的精神，而不在於創作者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老一輩還是年輕人。



我寫過一篇散文叫做鮭魚返鄉，我看到林惺嶽的鮭魚的畫作感動的幾乎掉眼淚。不論激流再強大，但是每一條鮭魚為了回到原生地產卵，都會拼命的往前游，即使產完卵之後就會死去。一條小小的鮭魚，在哪一條河出生，多年以後它成長之後，都會回到原生地。小小的魚兒尚且如此，更何況是人呢？這就是遊子的鄉愁啊。



林惺嶽在台中國美館有一幅鮭魚的畫作，他為了把回歸的感覺畫出來，每一條魚的姿態都不同，不知道要耗費他多少時間和精力。我只知道那個時代不會再回來了，但是那個時代的感覺都留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