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September 08, 2008

履彊的意外人生

【聯合報╱侯延卿】 2008.09.07 03:45 am



接任台聯黨主席是履彊人生中最大的意外。
陳文發/攝影
奧運在中國,這是2008的盛事,然而硝煙與血的氣息,卻在此時撒下天羅地網,一項恐怖攻擊行動癱瘓了整個北京的交通系統,選手村人心惶惶……

以上是履彊數年前的小說狂想,可惜一直太忙,沒有時間寫出來。現在時效已過,只好作罷。

「文學是不能脫離生活的,生活的面向有階段性。」履彊說,生活就像很多本書,有許多不同的章節。小時候的生活場域主要在家庭與學校,長大後,又多了外地求學、交友、工作、談戀愛、結婚生子等面向,而他從軍二十年的經驗,正是比一般文學人幸運一點也辛苦一點的地方。「幸運與辛苦其實是相等的。」他說,軍旅生涯接觸層面廣,來自大江南北各式各樣的人,新舊交替,有大陸來的老兵,也有台灣本土的阿兵哥,再加上當時的城鄉風貌與人口結構迥異於今日,都市的型態也與今天大不相同,所造成的衝擊自然印象鮮明。而當時在軍中所接觸的每一位老兵都是一個故事,「像一系列讀不完的書,有血有淚、國仇家恨、歷史包袱、個人的創痛、內在情感最深的哀怨,致使我寫出許多關於軍中的小說,當時我不只是旁觀者,也是實際上親身與他們共生死同呼吸的袍澤。」他們匍匐相依,相濡以汗,所以履彊能寫出身歷其境的深刻感受。

離開軍中之後,履彊進入學術界與媒體發展,後來又意外地與政治扯上關係。這些過程也很辛苦,不過心靈上的收穫卻很豐碩。「這便是我的廣義的閱讀。黨政軍文化界都接觸過,所以『閱歷』增加了。」這些閱歷,經過不斷地整理爬梳,都將累積為日後他寫作的題材。

人與土地之間的情感與關係,舉世皆同


履彊認為,文學人就像一塊海綿,即使學院訓練有限,而受過學院訓練的人又是少數,有受過專業寫作訓練的文字工作者更可能不到五分之一,但是無妨,因為社會是最大的學院,生活就是最好的學習。

文學的想像加上一點點實務上的可能性,就是履彊的創作祕訣。譬如台海問題全世界都關心,這不單是軍事問題,若用國際戰略的角度去看,亦是寫作的好題材!「我很早就把兩岸問題寫進小說了,過去改革開放的時候,大陸老兵返鄉衍生出的恩怨情仇;1960年代,越戰正在打,越南的美軍到台灣度假,在台灣所發生的愛情故事,造成現在台灣媒體曾經報導過的萬里尋親事件。這些都是可以變成小說的故事。但我會用比較高的角度去看歷史問題,歷史問題也可以轉化為小說、變成文學。」

一般而言,男女之間的情愛或城鄉變化是小說創作中最常見的題材,差別只在於不同的作者觀點自亦不同。履彊早期在《聯合報》得獎的作品〈楊桃樹〉,從表面上看,是一個關乎親情的小說,表達農村青年與都市媳婦之間價值觀的落差,忠實記錄台灣城鄉差距的切面,同時也傳達了農村的變化。一個農村青年到都市生活之後,他心中所產生的鄉愁,其實與許多老兵從大陸到台灣的心境有某種雷同,台灣的農村問題與大陸的農村問題,甚至全世界的農村問題,其實異曲同工,履彊在很多老兵身上看到台灣老農夫的性格,「人的本質是沒有省籍差異的,即使與俄國或歐洲國家的農夫相較,那種人與土地之間的情感與關係,舉世皆同。」直至今日,城鄉問題仍然存在,這或許便是〈楊桃樹〉會被收錄進國中課本,並在許多國家翻譯發表得到共鳴的原因。

每天打開副刊,必先看詩

履彊還有一篇作品〈榕〉也曾在《聯合報》得獎(編者按:1978年聯合報第三屆小說獎第三獎),屢次得獎讓他創作的動力更充沛,「但是得獎之後就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如果一直沉緬在得獎的光榮裡,繼續寫同樣的東西,就無法突破與進步。」他說,「得獎還有一個影響,就是成名,彷彿正式拿到作家的身分證。」

不過,四十歲那年對他而言,似乎是一個分水嶺。四十歲之前,履彊得獎無數,譬如軍中文藝金像獎,好幾次都是他和蘇偉貞輪番領取第一與第二名。因為他本名蘇進強,許多人還誤以為他和蘇偉貞是S妹呢!但四十歲以後,他改當評審,不再參賽了──因為要把機會留給年輕人。

在四十歲之前,他大概每年都會至少出版一兩本書;但四十歲之後,工作忙得喘不過氣來,創作便大幅減少了。

然而,誠如履彊所言:「我寫故我在。」無論做任何事,最重要的是熱情,寫作亦是如此。雖然沒時間寫小說,但他寫社論沒停過。

他也喜歡寫詩……

「三十歲前我熱中寫詩!」

那為什麼後來寫的都是小說呢?

他不知是風趣還是坦率地說:「後來發現寫小說的稿費比較多!」

三十至四十歲間,是他小說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不過他對詩仍念念不忘,每天打開副刊必先看詩。

他也看許多年輕一輩優秀小說家的作品,某些人書寫的文類在散文與小說之間模糊曖昧,履彊覺得有趣,而且從前他也嘗試過,譬如他的〈少年軍人記事〉,就是以詩開場,接下來的情節則以抒情散文的筆法勾繪。

即便閱讀,也離不開寫。他提出自己的閱讀主張:閱讀有五個層次,第一層就是一般讀者用眼睛看文字;第二是把自己想像成劇中人,感同身受;第三則是進入作者的思維,思考作者為何要安排設定那些角色,又為何如此塑造那些角色;第四為評論家的層次,分析作品的優點及缺點,解剖其如何令人感動或為何讓人看不下去的因素;第五就到了創作者的層次,若覺得這個作品好就模仿練習,若覺得不好就改寫、顛覆,無論前者或後者,最後應發展出自己的成果。

所以他的閱讀不只用眼、用心,而是完全進入他的閱讀五層次,用行動閱讀。

至於閱讀素材,他書房裡最多的就是軍事與文學文化方面的書籍,本土、國際、古典、現代皆涉獵。在文學方面,他認為:「只要能感動人就算好!」結構與文字等技術層面都是次要的;尤其小說,「文本動人、故事說得精采」才稱得上好小說。

人生中最大的意外

2005年,履彊接任台聯黨主席的職務,他說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意外。但是他認為不應以政治立場去切割人際關係,只要是好人、值得交往,就可以成為朋友。「政治是一時的,包容的態度才能使人生無限寬闊。」

政治立場更與文學觀點無關,像余光中的許多文學觀點,他都認同。「文學有很多可能,政治也是。」他說,「文學使我比較柔軟,也讓我的政治思考不像一般人單純只用意識形態去看事情。如果其他政治人物也能多接觸文學,相信那種報復心、仇恨心就不會那麼強烈。」

那年他參拜靖國神社,遭受許多質疑。他說自己是個容易受感動的人,由於多位日據時代被徵兵去南洋當軍伕的家屬陳情,希望他去安慰那裡的亡靈,所以他就去了。他說,當時並沒有考慮太多,現在回想起來,此舉必然安慰到某些人,卻讓另一些人無法接受,他心中其實也過意不去,但政治便是如此,無法百分之百滿足所有的人。

但他相信自己能從政界全身而退,沒有遭人吐口水、指責趨炎附勢,至少證明他是一個能夠抗拒權力誘惑的人。

當年一心「反攻大陸」、勤練跆拳道、志在四方的男兒,自2007年擔任《台灣時報》社長,如今想的是如何把報社工作做好,期盼的是台灣能建立自己的經驗與價值、民生安樂、社會和諧、在國際發亮發光。

●履彊以〈楊桃樹〉獲1981年第六屆聯合報小說獎。當屆不分名次,履彊、丁亞民、潘貴昌、馬叔禮、張至璋五位一同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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