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起點

2008/10/30 - 觀點 - 陳慧玲／外稿


從小到大我們都想過自己將來要做什麼，但是很少人敢思考台灣如何可變成世界強權，敢在這個架構下，規劃政治策略、經濟策略、科技策略以及教育策略，因為，我們沒有雄心、格局敢把台灣推向強權。我們明顯不敢去想：「台灣將來如何變成世界的強國或強權」，每天思考的只是：「GDP再成長幾個百分點、是不是發展一下內需、是不是讓大陸觀光客來台刺激一下經濟」，我們想的東西其實非常弱勢，這是我們的思維。

在兩岸混亂的迷思下，討論「強國」是很複雜的問題，不曉得是哪個國？是哪邊承認哪個國？有沒有被國際接受？要講強國其實還滿困難的！所以，值得討論的是「強權」。 舉個例子，猶太人的以色列國，從各種角度來看並不是一個很強的國家，因為武力有限、土地有限、人口有限；跟阿拉伯世界打仗，雖然以色列看起來好像比較厲害，但也是互相打來打去的。所以，以色列是強國嗎？我們很難去評斷，但我們卻都必須要承認，猶太人是世界強權。今天猶太人在各種領域，特別是金融領域非常強勢，全世界許多金融活動都掌握在猶太人手上。

過去，我從沒想過台灣哪天能變成世界強權，因為想不出來台灣有什麼可以變成世界第一，或是全世界無法取代的。在台灣三百八十四年發展歷程中，有沒有人做過這樣的強權思考？西元1624年荷蘭到台灣來，直到1662二年被鄭成功趕走，荷蘭佔據台灣三十八年，帶給台灣什麼東西？其實只有殖民掠奪，沒有在台灣留下有意義的建設，只是把鹿皮、樟樹掠奪到其他國家；從現在台灣的角度來看，只留下幾個地名以及一些基因。前陣子與我叔叔見面，幾年不見，他整頭都是銀白色的頭髮，不是老人白，而是一頭亮麗銀白髮色，我懷疑我們家族裡是不是摻雜了荷蘭基因，荷蘭在台灣，似乎只留下一些基因跑來跑去。

隨後鄭成功來台，在台灣只有二十四年，非常短命的政權；他的兒子、孫子鬥來鬥去，最後毀於施琅之手，實際上沒有什麼建設，因為連建設都來不及，更不可能去規劃台灣成為世界強權。之後到了清朝，在台灣真是一片空白，好像什麼都沒有，因為片板不得下海，清廷嚴禁人民到台灣來，到台灣來的不准攜帶家眷，因此大多娶平埔族的女人做太太，所以台灣人多數有平埔族的血統；當初李鴻章上書皇帝說，台灣割讓給日本沒有關係，因為台灣是個鳥不語花不香的地方；在這二百多年裡，台灣是個邊陲地帶，所以，更沒人敢做台灣會變成世界第一強的夢。

日本據台五十年倒是有不少先進的建設，只不過殖民地的順民連議會權都爭不到，哪敢作世界強權的夢？到了國民政府的時代，有很多的建設，但基本上是用農業養工業，再回過頭來用工業帶動農業；農業養工業，工業帶農業，代表的是一個成長的年代，在那樣的年代裏，怎敢妄想台灣有一天會變成世界強權？

然而，2000年是一個轉折點，2000年開始，政權輪替造成台灣兩黨惡鬥激化，世人藍綠分、往來爭榮辱，鬧得一塌糊塗！兩岸的迷思搞得大家迷迷糊糊，到底台灣叫什麼？叫中華民國在台灣？還是中華民國剩台灣， 連我們叫什麼都講不清楚，但有一個趨勢卻在此時慢慢成型，2000年起，台灣的企業開始放大，許多企業營運規模變成世界級，很多企業家的格局變得非常恢宏大器，在這種氛圍之下，我们漸漸敢於思考：「台灣如何成為世界強權」？

但是台灣有什麼資格成為世界強權呢？台灣有什麼世界第一的驕傲嗎？台灣有世界最有品味的文化嗎？台灣有自己的詩歌在國際上被流傳嗎？台灣執世界音樂之牛耳嗎？台灣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嗎？台灣的農業舉足輕重嗎？台灣的金融有世界性影響力嗎？台灣的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嗎？台灣是世界軍事大國嗎？台灣是科技大國嗎？ 這些台灣都不是。 但有一項絕對沒有人爭得過台灣，台灣是世界製造第一，如果台灣在大陸的工廠停工，第二天歐洲、美國馬上就缺料、缺貨，沒有東西可以上架，台灣真的是有這樣的實力。

一個國家需要多少世界第一才能成為世界強權？今天台灣既想規劃成為亞洲營運中心、飛航中心、半導體中心，又要維持製造中心的絕對優勢，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一個國家的策略，跟一個公司的策略、跟一個人的生涯規畫都一樣，都必須聚焦，把能做的事情做到第一名；每一件事情都要做，絕對不會是第一名，絕對不會舉足輕重，今天台灣唯一稱得上世界第一的只有製造，那麼光憑這個就有資格變成世界強權嗎？

以匈奴為師！　引弓馳馬的自信與自傲

歷史上有一個民族叫匈奴，匈奴在公元前四世紀和公元五世紀之間，活躍於西北亞、中亞，就是從東歐一路到蒙古的草原地帶；漢武帝時有一個匈奴王叫呼韓邪，呼韓邪與郅支爭單于大位，郅支在西北邊靠近新疆中西亞，呼韓邪比較靠近東亞、近蒙古北邊，呼韓邪向漢武帝要求和親，他的老婆就是王昭君；和親後漢朝就派兵幫他打郅支，郅支大敗後往西邊竄逃，這一支匈奴族就好像從歷史上消失了。但如果翻開羅馬的歷史，特別是吉朋（Edward Gibbon）寫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後半冊幾乎都在描寫羅馬帝國每天和蠻族打來打去，這些蠻族不是匈奴，就是受匈奴騷擾往西遷移去騷擾羅馬的族群。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Toynbee, Arnold Joseph）對這樣一個民族下過非常無情的評斷，湯恩比認為，這個民族留下的遺產幾乎毫無價值，他認為匈奴沒有任何文明，唯一厲害的就是引弓騎馬，他們在馬上睡覺，在馬上開會，散步也在馬上，整個生活都在馬上進行；這個民族的遺產毫無價值，唯有他們的瘋狂、他們血性的精神為世人所記憶，但是他們把唯一會的事情，就是引弓騎馬發揮到最極致；他們的馬愈養愈壯，愈跑愈快；他們的弓射程比那個時代任何弓都要遠；他們用弓和馬的優勢發展出特殊的「軍團戰」戰術；《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提到，當匈奴的部隊從草原的地平線冒出來時，羅馬皇帝在城上看到手發抖，一波波人不顧死活，啪啦啪啦衝過來，箭也遮天蔽日地落入敵陣。這樣一個民族，在東邊把漢朝搞得一塌糊塗，必須跟他和親；漢高祖還曾被他們包圍在白登山，後來靠陳平的一個爛策略脫困；這樣的匈奴卻沒有傲人的文明，沒建過高大的城池，沒留下任何文物，什麼都沒有，湯恩比評斷說幾乎毫無價值，但是在東邊，東邊被他們搞得天下大亂，唸過歷史的人都知道匈奴，在西邊，歷史學家說他們是上帝之鞭，來懲罰羅馬中古文明，讓羅馬走上覆滅之路。

這麼一個民族，他們只會射箭、騎馬，沒有文字、城牆、科技、詩歌、文學，什麼都沒有，但他們把唯有的一項技能發揮到最極致，就成為中國人前後五百年的夢魘，西方人的上帝之鞭。國家、民族跟公司其實一樣，只要將一項核心技能發揮到極致，也是有機會的，而且這個機會造成的強盛可以維持一千年之久，沒有任何一個單一歷史事件能如此生動地刻畫出聚焦的威力。

所以說，成為一個強權不一定要十三億人口，不一定要有千顆飛彈，也不一定要有登陸火星的能力，那是他們的強處；台灣要邁向強權，就要從台灣自己的強處去發揮，不要幻想去跟別人的強項硬碰硬競爭，我們的強項就是全球製造第一，要從製造出發，去思考如何成為強權，就如同匈奴沒有在羅馬文明之前腳軟，去努力學習詩歌、建築、文學，去與羅馬爭文明、爭品味，他們只堅持他們的弓與馬；最後一個匈奴王名叫阿提拉 (Attila)，他並沒有取個羅馬名字，他崛起前曾長期居留羅馬，但他並沒有企圖去取得羅馬居留權。

現今的台灣有一種不自覺的思維自卑感，認為製造既低毛利率、低技術、又很容易被取代，所以台灣必須擺脫我們的弓與馬，努力去學羅馬的詩歌、藝術、長矛，所以台灣應該努力去發展品牌、技術，將台灣建設成像別人一樣輝煌的營運中心、金融中心、科技島、生技中心、創意中心、研發中心；但是，台灣真具備條件在這麼多領域跟全球競爭嗎？一個島國真能在這麼多方向開闢戰場嗎？這種各單位盍各言爾志然後全部上榜的策略，是合理的聚焦嗎？還是只是擺平各單位，卻導致資源稀薄化，以致於所有計劃都動能不足的散彈政策呢？我們是否應以匈奴為師，全力聚焦在我們的弓與馬，以開創我們自己的千年盛世呢？

台灣製造業的世紀性優勢　就是文化！

我們的弓與馬有怎樣的世紀性優勢呢？台灣製造業的本質是什麼呢？其實台灣的製造業，已經不只是一個產業，也是一種生活型態，更不只是一種生活型態，還是一種文化；他的本質其實非常瑣碎、非常細緻，要很謹慎，而且要很耐煩；台灣製造業的產品品質是很好的，水準是一百萬個打點不能超過一百個有品質問題，那幾乎是等於零，那要多謹慎啊！也需要一個非常細緻繁瑣的過程，台灣製造身為世界第一是有道理的，不是隨便做起來的，是非常細緻，謹慎、耐煩，瑣碎的多年累積內斂昇華，加上至少兩代人胼手胝足傳承而形成。

製造的本質是一種文化，這世界第一的製造文化是不容易被取代的。湯恩比認為文明變遷有三個步驟，弱勢文明碰到一個新的文明，首先會從器物模仿開始；器物模仿很容易，但很快就會失敗，第二階段是制度的模仿，比起器物模仿要難多了，第三個階段是文化的改變，一個階段比一個階段難，文化改變是最困難的階段，歷史上許多變革最終只能停留在第二階段，演出一場變味的制度，其文明精髓所在的文化底蘊則永遠不可企及。

清朝末年西風東漸，朝野上下首先覺悟必須船堅炮利，認為只要有船有大炮有槍，我們就是強國了，於是花大錢在馬尾建造船廠，並建立起一隻北洋艦隊，結果一夕之間就被打敗了，發現船堅炮利根本不夠，因此進入典章制度，所以有制憲維新，所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通通出來了。革命成功之後，孫中山被逼下台，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兩年後他不要共和，不要憲法，想當皇帝；當時全國人民都反對，只有美國憲法顧問古諾德(Frank Goodnow)寫文章幫他講話：「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制度」。古諾德教授認為，要實行民主制度，要有一些基本的民主素養、文化水平、教育程度；當時大家沒有辦法接受他的論調，以為有了憲法制度典章，就自然民主了。不過一一檢驗今日全球華人政權，一百年下來，大抵都還是走味的民主制度，當年古諾德教授說的並不完全沒道理；文化要改變是很難的，而製造是一種文化，不是會生產這個、那個就能做製造；製造是一種生活型態，已經變成文化的一部份。

我們的製造業是怎麼形成的呢？60年代，美國RCA、日本的公司到台灣設廠，過了差不多三十年，這些美國人、日本人就統統交給台灣人做！三十年不到的時間，就讓台灣人承接製造的棒子。台灣人到大陸做製造，算一算也差不多三十年了，有沒有轉移給大陸了呢？很多學者說台灣的製造業跑到大陸去，馬上要被大陸取代，製造王國已經變成大陸了；製造確實大多在大陸，但製造王國還是台灣，今天大陸工廠的總經理、副總、協理、處長到經理，幾乎清一色還是台灣員工，我們不肯放棄，不像美國人這麼大方慷慨，一路將這些功能放給台灣人做，台灣的企業到大陸並沒有放掉這些功能，製造的運作確實在大陸，但製造業接單及管理還都是在台灣，並沒有掏空台灣。

國際化！　「掠奪」是唯一思維　
　
要讓台灣成為一個強權，就應該在製造這個基礎上規劃，將台灣的弓與馬發展成獨特的軍團戰術；台灣必須將製造覆蓋面更加擴大，台灣已在大陸經營出一個區域性製造中心，但如要創造絕對壓倒性的競爭力，最少還必須在東歐、印度及南美洲複製同樣規模的區域性製造中心；台灣企業必須有能力到全球去做製造、去管理，創造一個台灣獨有的全球供應鏈平台，台灣必須完全國際化，不應走味成兩岸化，要完全國際化必須要有國際化人才。因此，首先，我們要讓台灣社會國際化，要讓國際人士在台灣容易生存，要讓我們的英文環境建立得比較完備。讓我們的環境適合國外人士居住，我們的英文環境足夠嗎？絕對不足。我舉個例子，我住在新竹芎林，我一直都以為芎林的英文是Chiunglin，結果發現有些路標拼成Cyonlin，Chiunglin就是Chiunglin，Cyonlin就是Cyonlin，混亂的標示叫外國人如何認路呢？
台灣是狹小的海島，要全球去管理做製造就必須要有一套針對此目標設立的人才養成策略；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制度，讓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比如說東南亞、印尼、非洲尚比亞等等，這些國家總有一些聰明人，就讓他們能夠到台灣來；上帝是公平的，他撒下去聰明的基因，台灣有，非洲也有，只是他們沒有很好的教育環境。

當年美國設了一個綠卡制度，建立了一個很好的環境，把許多人吸引到美國去，在那邊貢獻了幾十年，讓美國現在擁有很多的智慧財產，我不敢說有綠卡代表有國際觀，但今天我們要走向國際，首先就是要把台灣的環境變成非常國際化，吸引培養全球人才投入製造大業。當年美國鎖定台灣的人才，提供獎學金，於是台灣的大學生整班都帶到美國去了；一、二位沒去的，後來就變成老闆把那些人請回來打工，歷史的演變是很弔詭的；但是美國就鎖定這個人才，讓你人才外流。我們今天沒有能力提供一個很好的環境，吸引美國人、比利時人…到台灣來；但是我們絕對有能力，一年花個二十、三十億元，到剛果、衣索比亞去辦學校，到那邊設立獎學金，提供綠卡居留權讓他們到台灣，脫離困苦的環境；這些人，就讓他們在台灣定居，到台灣來貢獻；我們要鎖定這樣的人才庫，因為，今天台灣的人才其實是不足的。
要讓我們的製造變成核心競爭力，還有很多東西可想，例如，我們的教育制度必須改變，不要只是辯論課本裡該有多少文言文多少白話文，有多少中國歷史多少台灣歷史，我們應該要加強歐洲歷史、巴西歷史、印度歷史的份量；因為我們需要培養人才將來去逐鹿全球，不只是逐鹿中原！我們的製造要擴展到全球，競爭要擴展到全球，我們的人必須擁有全球格局；我們不能只是爭論，是大陸的歷史還是台灣的歷史，我們應該增加更多的世界歷史。很多人跟我一樣，想到歐洲歷史只想到這個表姐嫁給那個表哥，我們應該訓練下一代人具備能力去瞭解這些全球事務，變成一個擁有全球格局的人。

我們還應該圍繞著製造這個競爭力去規劃教育人才，美國猶他州的摩門教為了要向全球傳教，在楊百翰大學設立一個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語言教學中心，教一百多種語言，還設立一個制度要他們的年輕人兩兩成對到全球去傳教去歷練；我覺得現今的教育政策，不該去爭議兩岸不兩岸，應開注重培養我們的人民有國際觀，有國際格局，學習摩門教非常針對性的教育政策，培養我們的年輕人有流浪的勇氣，流浪的本錢，我們要培養敢獨立、敢接受挑戰、敢面對孤獨、敢面對陌生環境、敢流浪的新台灣人，把我們最具優勢的製造文明帶到全球去，我們要到全球去掠奪，我喜歡用「掠奪」這個字，我們要鎖定第三世界的人才，不要鎖定英美人才，他們是不容易管理的，歐美這邊已經太慢，我們只要鎖定他們的技術，到全球去買技術。
思考台灣問題的時候，應該勇敢的去想如何讓台灣變成一個世界強權，要變成世界強權，對台灣而言最簡短的路、最有機會的，就是從製造出發，雖然製造業屬於大陸型經濟型態，需要很大的腹地，需要非常多的人力，台灣是個海島型國家，但因為歷史的偶然，台灣今天站在全球製造第一的策略位置，然而往前看，我們還是要回到海島型經濟思維，回歸到我們海島型經濟的獨特性與侷限性，必須重新思考我們的經濟政策，我們的教育政策，快步在各方面做改變，才有機會變成世界強權！(本文由蘇元良執筆撰寫，記者陳慧玲整理)
蘇元良／曾任教於台灣大學、交通大學，後出任工研院電通所副所長，1998年投身台灣電子產業，實際參與大型代工製造公司之營運，現任華宇集團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