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May 20, 2009

王正方◎國語童年

《國語日報》的前身是抗戰勝利初期北平《國語小報》三日刊,父親是《國語小報》副社長。小報的特點是每個字旁邊都有注音符號,報館設在北平西城宣內大街××號,我們就住在報社裡面。

《國語小報》編輯部有個小型圖書館,只有兩書架的書。小學四年級那年暑假,我每天泡在圖書館裡,先看兒童書籍,然後翻閱《水滸傳》,跳過一些擋路的生字,一路看下去,不覺上了癮。每天腦子裡全是一百零八條好漢,名字綽號個個滾瓜爛熟。然後削樹枝做十八般兵器,把馬糞紙剪成橢圓狀,畫成盔甲塗上顏色。妝扮起來舞槍弄棒,與哥哥上演林沖棒打洪教頭、沒羽箭張清連敗十五將、雙鞭呼延灼力敵群雄等精采劇目。某天傍晚一家人等父親回家吃飯,我摸著黑在院子裡演練,迎面過來一個身影,我大喝一聲:「來將通名!」來將說:「吾乃你爸爸也!」
一個暑假看完了四大名著,閱讀《三國演義》比較吃力,因為其中的文言文多了些。這輩子就與四部古典小說結了不解之緣,青少年時期更迷戀《紅樓夢》接近癡狂的地步。去美國留學的第一個感恩節及耶誕節假期都無處可去,就認真地一遍一遍細讀《紅樓夢》,做了一張賈府人物表、背誦詩詞、猜書中沒有明說的謎語,勒令同校中國同學一起看,彼此以紅樓語彙交談,見面問候女兒樂否,答案永遠是女兒不樂。事隔多年覺得那種有點文化的度假值得推廣,比聚集狐朋狗友大吃大喝(事後都成為糞尿),講些沒有營養的話(次日忙著更正)要強多了。有一次某枕邊人坦白,說她沒看過《紅樓夢》,我大叫:那你還敢和我睡覺?從此反目,耽誤了不少性生活。都是《國語小報》害的。

顧名思義《國語小報》的目的是推行國語,將它設置在人人都講標準國語的北平,似乎錦上添花沒必要。多年後父親說,《國語小報》在北平發行兩年,是一項重要的實驗,證明先教會小學生注音符號,再循發音認漢字,效果特別好,小朋友短期內能認很多字。這種教學法的優越性,以後半個多世紀在台灣天天得到證實。

那一陣子父親的老友魏建功伯伯天天到我們家來,兩人一聊就是大半天。魏伯伯的臉比較長,我們兄弟二人叫他馬頭伯伯。每回馬頭伯伯走了以後,爸媽二人就熱烈討論直到深夜。《國語小報》要南遷台灣,因為那裡才是極須推行國語的地方。父親捨不得離開北平,八年抗戰剛剛從南方衣錦榮歸,現在的工作很不錯,北師大國文系教授兼《國語小報》副社長,生活還算優裕。但是時局開始亂了,戰火進逼北平城。母親是一位果決而固執的解放女性,她認為南遷的時機刻不容緩,我們必須快走。於是父親在民國37年春天先去了台灣,我們一家人同年秋天赴天津搭美信輪,七天後抵達基隆。

多年後,母親去美國探望我們,深夜無事,三杯威士忌下肚,老母說她非常痛恨勝利後在北平的那段日子,因為不堪「那邊」的騷擾。「那邊」是父親的前妻和幾位姐姐。父親那一輩人,幾乎一律在家鄉不到十六歲就奉家長之命結了婚,去京城讀書再自由戀愛另結連理。在北平的時候,大媽曾經和姐姐們來過幾次宣內大街報社,走後父母親就進行熱戰再冷戰好幾天,全家如處在冰窖中一般。某夜又聽見他們大吵架,然後父親獨自在月下舞弄一把明晃晃的日本軍刀,不斷長吁短歎。怯怯地走到他身邊,坐在院子的石階上,父親低聲說了好多事。他十六歲不到就糊裡糊塗送進洞房,兩人沒什麼感情,生下了姐姐們。後來辦手續離婚和媽媽結婚,爸爸說:「法律上離了,道義上離不了。」

其實大媽那邊最小的姐姐,只比哥哥大三個月。父親經常提起他人生中的一大樂事:母親體弱,生下哥哥後奶水不足,某日大媽到這邊來,看見才幾個月大的哥哥躺在床上餓得大哭。大媽義不容辭,立刻解懷哺之,嬰兒吃足了之後恬然入睡。每次父親講完這段,止不住呵呵然樂不可支,母親的臉色漸漸由鐵青轉為慘綠。

我們懂了人事後,對三個月產期差距發生合理的懷疑,所謂道義上斷不了,恐怕並不完全屬實吧!父親一度大享齊人之福,但並不刻意隱瞞,我還是很佩服的。當年母親急於去台灣,避免戰亂是重要因素,遠離煩惱之地對她更加迫切些。

魏建功伯伯在台北籌建《國語日報》,地址在台北植物園建功神社,兩個「建功」純屬巧合。我們全家到了台北暫住魏伯伯家,重慶南路三段某巷口的一所豪華日本房子,榻榻米鋪了一大片,打開紙門,房間都是通的。屋外有一座日本花園,花木扶疏,還有小溪石塔,幾處小片沙地園丁每天用耙子耙出幾道痕跡來,非常新奇別緻。魏伯伯幾天後有急事匆忙搭機去北平,說辦完事就搭下一班飛機回台北,但是此後就沒有下一班飛機了。

建功神社的大門口掛著兩只招牌,國語日報社和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父親是《國語日報》副社長,也是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當時國語會隸屬省教育廳,《國語日報》是民營報館,差不多所有國語會的委員都在《國語日報》擔任職務。大概國語會的經費很有限,不兼差不足以養家糊口。兩個機構的員工眷屬,加上植物園對面國語實驗小學的教職員,多數住在泉州街、重慶南路三段、和平西路一段的幾條巷子裡,通稱國語胡同。到了台北的第二個星期,父親就帶我去國語實小插班讀五年級乙班。父親當然認識國語實小校長,他也是國語會委員。一路領著我進教室,正在上課的漂亮女老師,興奮熱情地迎上來管父親叫大哥,原來她姐夫是北平《國語小報》的社長,當年父親在海峽兩岸的國語界就這麼罩!

國語實小的五年乙班和六年乙班在同一間教室上課。兩班同學背對背坐,由同一位老師來教。她先講完五年級的課,交代作業,再去教室的那一頭教六年級,這叫複式班。和平共存一切從簡,似乎也不影響教學質量。六年級那邊多年後出了教育部長、大導演等知名人士,我們五乙也造就了好幾位科學博士、著名醫學教授。複式班中最出鋒頭的同學是六年級的吳桓,從小就長著一顆大腦袋,成績不見得特別優秀,老師都特別提拔他。每天早晨全校唱國歌及國旗歌的時候,吳桓在升旗台上有模有樣地指揮,國歌國旗歌人人會唱,有必要嗎?他還最會講故事,不知道從哪裡聽來的,情節緊張,講起來手勢和表情極豐富,扣人心弦。

後來吳桓進了藝專學表演、導演,還沒畢業就在藝術館和崔小萍老師主演《玫瑰紋身》舞台劇,又在電影《阿里山風雲》中飾演要角,得了不少特寫鏡頭,令大家妒羨不止。吳老大在電視劇《大刀王五》中一炮而紅,一生導過不少膾炙人口的電視連續劇。吳桓也曾指導過我的演技,有一年我們在台大話劇社排練莫里哀的喜劇《慳吝人》,彩排的時候請吳大哥來看,大家都認為我演得挺不錯,吳桓當眾不客氣地指教我:「學老頭兒走路的樣子不對,老是拖著羅圈腿半蹲著朝前挪,你不是有嚴重的疝氣,就是在褲襠裡拉了一泡稀。」

植物園是當年我每天都去的地方,它對我最大的挑戰是想騎上那座奔騰中的銅馬。植物園銅馬的造型寫實逼真,充滿活力,高舉起來的前足在二次大戰時被美軍空襲炸斷。我爬到銅馬的底部沒問題,想攀登馬背苦無著力點,又氣力不佳,屢次嘗試都失敗。某星期天早上獨自在植物園閑盪,不知是哪兒來的勁道,突發神勇一鼓作氣就騎上了銅馬,剎那間有大將軍指揮千軍萬馬的威風,可惜當時沒人看見。下馬時極危險,頭朝下雙手抱住馬腿一吋吋溜下來。這個記憶令我日後確立了一個志願,絕對不作領袖,怕下馬的時候狼狽不堪。

植物園的好去處很多,蓮花池捉蝌蚪是一大樂事,每逢季節就和小朋友們光屁股下池塘,抓了一堆放在臉盆裡,觀察蝌蚪長後腿掉尾巴,但是多數夭折。我們發明了植物十景,起了自以為頗屌的名字,什麼杜鵑鬼窟、魯賓遜別墅、椰林王府……數十年後重訪植物園,完全不認識,十景一概找不到,最無覓處的是早年那份未經人工雕琢的野趣,現在一木一草呆呆板板戳在那裡,有牌子驗明正身,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確。

連我們家僅有的一位補習老師,也和國語脫不了關係。哥哥是家中的模範生,一向成績優異,但是他在初二那年,一次數學小考竟然不及格,因此全家震動。兩天後,父親帶著報社編輯老馬到家裡來。老馬是位永遠笑瞇瞇的人,菸不離手,也是從北平來的。父親說老馬的數學挺棒,下班之後給哥哥講幾次就行了。老馬翻了翻那本數學教科書,很謙虛地說他很久沒碰這方面的東西了,先借書回去看一下。老馬接連來了好幾個下午,用著低沉緩慢的標準國語為哥哥講解數學。一切雨過天晴,模範生恢復水準,老馬也不用來補習了。哥哥說老馬的數學真的不錯,有概念,口音正,講得比建中老師清楚,只是借給他的數學書,歸還後上面有無數被菸灰燒出來的小洞。老馬後來捲入匪諜案,抓進去再沒有消息。

早年《國語日報》發生了一樁重大匪諜案。主要嫌犯于非、蕭明華都在報社任職,案發後于非搭漁船潛返大陸,蕭明華被處死刑,其他涉案判刑的有不少是《國語日報》員工或國語實小教職員。事隔三年在一則小新聞中,我讀到老馬在馬場町被槍決的消息,大人立刻嚴厲禁止小孩子提這回事。直到今天我還很困擾,溫良謙和如老馬被處極刑,會不會是一場冤獄?老馬當年隻身來台灣,未婚,沒有任何親人眷屬,如果真是冤殺,也就這麼永遠冤沉海底了。

白色恐怖時期,政府對外省人的監控調查和迫害最為嚴酷。父親在北師大當過國語專修科主任,隨著他來台灣的畢業生大概有二十位。幾乎無一例外,每位都被情治單位關進牢去嚴加審問,有的被判刑,有的進出數次。大多數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最後釋放出監。那時台灣「人權」二字尚未發明,執政當局每日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看誰不順眼就以共產黨的罪名逮捕。奉行的策略是:有錯拿沒錯放。放出監獄可能是欲擒故縱,讓他們再出去活動,撒大網捉大魚。父親那陣子老忙著作保人,保釋他的學生們出獄,久之也司空見慣不當一回事了。某日回家他笑瞇瞇地告訴大家,今天保釋趙大個兒出獄。趙大個兒也是父親的學生,個子非常矮,聲音極響亮,話特別多。保他出來有什麼可笑的呢?父親說:

「我到了那兒,老遠他瞧見我就嚷嚷,王老師,您來保我太好了,我這兒成了武大郎當皇上,沒人保啦!」

苦中作樂,我們家的笑話也特別國語。

植物園的另一端有一個極有趣的單位,台灣製片廠。廠長袁叢美,他夫人是當年台灣第一大美人夷光(歷史記載西施本名夷光)。台製在植物園內建了一座攝影棚,平時我們下學後去植物園玩耍,順便溜進攝影棚看他們拍戲或排練話劇。近距離看到大明星,王玨、李影、李冠章、夷光等人,次日便在學校裡猛吹,我應該算是台灣最老的追星族。攝影棚每個周末舉辦電影欣賞會,票價便宜,也是我們全家常有的節目。台灣製片廠和《國語日報》關係不壞,父親曾經在台製廠教過幾期國語正音班,他說知名演員的國語都得注意才不至於出錯。夷光的捲舌音要多下工夫,唐菁有福州口音,幫幫忙說成搬搬蠻。咱們的老鄉小辣椒性感尤物張仲文,口音最正挑不出毛病。有一天父親興匆匆地回來,說這套衣服和褲子可不能洗了,因為今天和張仲文「擠」一輛三輪車回來。

「人家大方得很,下課之後問王老師住哪兒,能不能搭您的便車。喝,一路上可能說呢!健康、活潑……」

孩子們低頭扒飯,因為母親的臉色不太好看。

以後的六年都在國語實小隔壁的建國中學度過,課餘活動範圍還是南海路泉州街一帶。高中畢業考完聯考,等放榜很無聊,又去植物園閑盪。發現台製廠在招考電影基本演員,不假思索報名應考。初試通過,當然囉!論國語的標準很少有人比得過我。下一輪是袁廠長面試,他夫人夷光也在場。一切順利,最後袁叢美導演很慎重地問我,考演員家長同意了嗎?我含混以對。可是人家是導演,難道看不出來我忐忑的表情?要我寫下父親的名字,這可不能胡亂編造的。只瞄了一眼他問:「是《國語日報》的王社長嗎?」夷光此時把目光往這邊掃了一下。

「您認識我爸爸!」

袁廠長微微一笑:「他是我們的老師嘛!好,我們再通知你。」

以後再也沒有接到他們的通知。

事隔數十載,如今想起來,我的從影之路被耽擱了二十多年,都是「國語」害的。也難說,如果十八歲傻楞楞地只憑國語說得好就去幹演員,兩下子出局又談什麼從影?

1971年我從美國去大陸訪問,接待單位問我們想見什麼人,那時候文化革命尚未結束,我努力回想父親當年在大陸的親友,憑記憶寫了一堆名字,都沒回音。快離開的某天傍晚,有人輕敲我的房門,訪客是位長臉老者,自稱魏建功。我跳起來驚呼:「魏伯伯!」仔細看眼前的老者,依稀有昔年的模樣,但是為什麼變得如此蒼老瘦小?他的聲音低微,往事記得極清楚,頻頻探訊國語會和《國語日報》的諸位同仁,《國語日報》還在嗎?

我說《國語日報》不但還在,而且十分興旺,在福州街蓋了大樓,全台灣小學生都會注音符號、說國語。魏伯伯很開心,說這裡不叫國語了,叫普通話。我向他打聽父親其他的親友,魏伯伯說都沒聯繫。一晚上他止不住地娓娓獨白,談到在北京上大學的往事,他和父親是先後同學,都是學中文的,師承也很相同。魏伯伯的家境富裕,當大學生的時候帶著個傭人,那時叫聽差,跟著侍候,平時就叫聽差替他上體育課……一直談到夜深。

老想把見到魏伯伯的事告訴父親,但因為私訪大陸,台灣護照被吊銷,有家歸不得二十多年,這個心願一直未了。當年魏伯伯匆匆去了北平沒回來,家中就很少再談他,我僅僅知道他是位國學權威。到了大陸才發現魏建功在那邊是一號人物,否則文革時期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到他,還單獨來見我。魏老是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王牌教授,做過北大代理校長,弟子無數。多年後我遇見幾位北大畢業的中文教授,大家一致推崇魏老。有的說:我們現在會的這點活計,都是魏建功教的。文革期間,江青為了表現她一心向學,努力提升文化,指令魏教授定期到中南海教她《楚辭》。四人幫倒台,魏伯伯為此受到批判,之後鬱鬱以終。

國語影響了我的寫作,經常寫完一段之後,大聲念出來,當然用標準國語,聽聽是否鏘鏗。由音入字,能朗朗誦來的才是好文章。寫英文習作也來這一套,多年不變,成了一種魔障。

如今在台灣不時興說標準國語了,因為那樣政治不正確,勾起外省人壓迫本省人的慘痛回憶。其實在台灣的外省人,國語說不標準的更多。二二八前後台灣的國語,是以東京口音為標準的日本話,不是《國語日報》推行的那種。政治恩怨算在語言的賬上,既遷怒又二過,能正確到哪裡去?父親一生的精力心血都用在推行國語上,篤信現代國家必須要有大家遵行的標準語言。最痛恨把國語稱之為普通話,普通二字有馬馬虎虎、隨隨便便的含義,和標準沒關係。錯發一音和錯寫一字都會製造誤會,誤會釀成悲劇。上軍訓班長喊向右看齊,不能喊隨便看齊。說標準語言不難,拿出學唱歌的精神來正音,則人人都說標準國語,花那麼大功夫學跳舞,難道嘴比腿還笨嗎?一音不正,一生之恥,都是他的名言。我們家裡念錯別字、發音不正是件大糗事,會被取笑一輩子。父親偶爾也有發音錯誤的時候,某次他把「蠕」動讀成「如」動,母親拿出國音字典來糾正,「蠕」字應當念「軟」,國語專家當時起立致謝。父親六十歲那年嚴重中風,喪失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終其餘年只能如三歲小兒牙牙學語,但是在他僅有的語彙中,每個字的發音都正確無誤。

國語童年離我很遠了,它留給我溫馨的記憶,還有一份自豪,因為自己可以說近乎標準的國語。這可不是胡亂吹牛的,有洋大人為證。1970年代末期,美國國務院大量徵求中文人才,公開招考口譯員,我又犯了考演員的痼疾,跑去應徵。主考官是國務院的中文高手,叫我念完一段剛翻譯好的文字,我努起嘴來字正腔圓,像古早時期中廣播音員似地來了一段,主考官聽畢以手支額,半晌,他感嘆地說:面試了近百人,突然聽到了標準動聽的中國話,是一種享受,使他有點不能自已。原以為連主考官都被我的國語所感動,哪還有問題?結果沒考上。因為我參加過反戰運動,又去了中國大陸有案,無法通過最起碼的「政治清查」(Political Clearance)。這回不好怪國語了,是山姆大叔認為我政治不正確。

儘量說標準語言是對別人的尊重,對自身的要求。在學習外國語的時候,這種體會特別深。有人說講話嘛,大家聽得懂就好。這純粹是要求別人將就自己,層次不高,您敢和他交朋友嗎?人人都有鄉音,說完全標準的國語不容易,但是在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裡,人民以標準國家語言交談的比率,已成為衡量國家現代化的指標。最近大陸發表統計數字,全中國能以普通話溝通的人超過了50%,都市的情況較好有66%,鄉村只有百分之四十幾的人口普通話可以對付。二十到二十九歲的年輕人有77%能說普通話,這還沒有說明他們說普通話的標準程度。半個多世紀來大陸推行國語的成績,不滿六十分。

然而馬頭伯伯和父親早在上個世紀初,就站在時代的尖端為推行國語高聲吶喊了。父親說,推行國語是畢秦始皇的未竟之功,車同軌、書同文,再下來是語同音。父親當然是統一派,他統一的方法最文明,教大家說標準國語。四百多年前,英國人在全世界推行英語,英語已成為無可爭議的世界語言。全世界的菁英社會都說英語,進行人類高層次的交流。我突然瞭解父親和馬頭伯伯為什麼要推行國語了,他們高瞻遠矚,胸懷世界,如此美麗的語言,為什麼不給全世界的人享用,但是咱們得先把自己的語言說得標準一點才行吧!

現在全世界每天有三千多萬人認真學中文,說標準國語。

>>>>2007/04/18~19 聯合報 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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