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 福利國家2.0

在芬蘭拉普蘭省第一大城羅瓦涅米市當記者的亞諾，已經休了兩個月的爸爸假，專職在家照顧剛滿一歲的女兒薩卡，還有兩隻很愛叫的狗。
九月初，跨在北極圈上的羅瓦涅米，陽光虛弱，還不到十度。剃著大光頭的亞諾和太太牽著牙牙習語的薩卡，在河邊住家的前院草坪，蹣跚學步。

亞諾很感謝政府讓他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和等了十幾年的女兒朝夕相處。育嬰假的這半年，政府每個月會給他三百歐元，當作是照護國家未來納稅人的津貼。亞諾從沒擔心過薩卡未來的教育，只要她願意讀書，政府會一路養她到大學，甚至是碩士、博士。

「我的責任就是讓她吃飽，其他花費不必煩惱。」當然，亞諾最大的煩惱，就是這麼慷慨的福利，有一天會不會撐不下去。

社會福利無所不在

在芬蘭，像亞諾這種專職奶爸，漸成潮流，每年以倍數成長。

芬蘭無所不在的社會福利，反應出傳統的北歐思維：政府存在的價值，是照顧好「每一個」人民。美國那套小政府大社會的理論，芬蘭人並不信服。芬蘭政府每年用在社會福利的支出，佔四分之一的ＧＤＰ，比重是美國的兩倍多，台灣的五倍。

福利制度的設計，同時還是拉高芬蘭國家競爭力的策略一環。

社會福利太好，將損及國家競爭力，這種魚或熊掌的兩難，不在芬蘭人的邏輯裡。

過去十年，芬蘭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達三．五％，去年更衝破五．五％，創十年新高。競爭力大師波特去年底研究，在全世界一二二國中，芬蘭的企業競爭力，僅次於美國、德國，名列第三。「真正的競爭力是用生產力來衡量，」波特強調，在北歐國家中，芬蘭過去十年的生產力成長最多。

在芬蘭的國家發展藍圖中，社會福利是國家競爭力的引擎，而非阻力。社會福利和發展科技，更是魚幫水水幫魚的雙贏政策。

芬蘭自六○年代開始推動社會福利，便深信這是一個「良性循環」的策略，擅長能源經濟的經濟學家科穆拉寧（Kari Komulainen）分析，芬蘭認為透過福利制度、教育改革和財富平均分配，可以帶動經濟成長；經濟成長又會增加財富；更多的財富，可以創造更好的福利；更好的福利，又會刺激更高的成長。


勞工經濟研究所所長基恩德（J. Kiander）也反思，芬蘭產業結構能夠從以比較利益為主的重工業，轉型為以競爭優勢為基礎的科技業，關鍵就在社會福利制度。

「好的社會福利讓人願意冒險；冒險，才能促進競爭力，」基恩德肯定，愈是靠知識吃飯，愈需要社會福利做後盾，讓人民沒有害怕失敗的無形焦慮。在芬蘭，失業後，有政府十八個月、七成薪水的保障，「冒險，不會讓你餓肚子。」

冒險不必餓肚子

凡出國演講，提到芬蘭經驗，哈洛寧必然不厭其煩強調：「競爭力和社會福利並不是互相排斥。人民不需要選擇，可以同時兼有競爭力和社會正義。」

二十歲就拿到博士學位、以《資訊社會福利國家》一書聞名的芬蘭學者海莫能（Pekka Himanen）特別以「福利國家2.0」，描述芬蘭夢的特質，就在於「大家都能住在一個既有創意又有照顧的世界」，曾參與擬定芬蘭「資訊社會發展策略」的海莫能形容。可以這麼說，上個世紀的美國夢是靠個人競爭努力圓夢，這個世紀的芬蘭夢則由個人努力和政府福利，小手大手相互牽成。

芬蘭的福利制度，是以眾生平等為基礎。不必要有富爸爸，也不必靠一次偶然的出生，芬蘭人沒有輸在起跑點的壓力。

芬蘭是歐洲唯一既沒有王室也沒有土生土長貴族的國家，原本就具有普世平等的思想。千年來，夾在俄、瑞典和德國三個時刻覬覦它的強國間，芬蘭團結意識一向強烈。一百四十年前，芬蘭又遇到罕見大飢荒，一口氣失去一五％的人口，芬蘭人深信「唯有團結平等才能生存」，一個芬蘭人都少不得。

平等的代價並不便宜。芬蘭所得稅率從三五％起跳，最高超過六○％。國家將近一半的ＧＤＰ是來自稅收，位居全球第六高。在各種國家競爭力指標中，稅賦過重通常是芬蘭表現最差的一門，總是拉低總成績。

同樣是課重稅，相較於其他北歐鄰邦，芬蘭人似乎繳得更心甘情願。

二十八歲的赫蒂在赫爾辛基大學當講師，她每個月只能領到一半薪水，另外那一半，她連摸都沒摸過，就直接扣稅進國庫。赫蒂從來沒抱怨過，為什麼要用她的薪水去養不願工作的人。「走在路上，我喜歡那種四周的人都過得很好的感覺。」談到她「消失的那一半收入」可以造福人群時，會說五國語言的海蒂，真情流露。


總統的夏屋在漏水

在芬蘭，平等是一種生活態度，不是施捨的口號。外交部駐芬蘭代表處組長劉翼平還記得，一次在機場，看到前任總統阿赫蒂薩里自己拖著行李，和民眾一起排隊通關，他現在仍身兼要職，是聯合國派去塞爾維亞和柯索沃的談判特使。

現任總統也是沒架子出了名。去年被民眾票選為史上第五偉大芬蘭人的哈洛寧，曾經是激進的全國學生會會長，七年前就任總統，出入從來只有兩名隨扈，百貨公司聖誕折扣也會跟著去搶便宜貨。

九月初，《金融時報》特派員採訪她，哈洛寧特別選在她的夏屋，糗的是，那天下雨，會客室天花板漏水了，只好移到客廳見記者。

翻遍芬蘭報章廣告，看不到富豪名媛新聞，也鮮少奢華時尚的報導。就拿四十一歲的席拉斯瑪來說，儘管已經是億萬富翁，他的太太還是繼續在小學教書，沒有貴婦派頭。

最能展現芬蘭的平等價值，是在道路上。芬蘭的交通違規罰款是按照犯行輕重以及所得「累進」，賺得愈多罰得愈多。前幾年，某二十七歲網路創業家開著拉風的ＢＭＷ跑車，以一百一十公里時速飆過市區。

賓果！吃下一張相當於兩百三十幾萬台幣的罰單。

這哪裡是公平？芬蘭法律規定，既然犯法，有錢人受懲罰的「痛苦」程度，應該和窮人同樣平等。

這位科技新貴並沒有找議員關說或走後門銷單，而是發揮佔芬蘭八三％人口的路德教派誠信美德，把罰款繳清。也是科技新貴的席拉斯瑪不無驕傲地說，芬蘭是唯一把戰爭賠款全部付清的國家，「只要是責任，我們一定會完成。」

Smart strategy：投資腦力

那一年冬天，赫爾辛基苦寒如常，芬蘭建國後最殘酷的大蕭條即將來臨。二十一歲的托瓦茲窩在大學宿舍，埋頭寫他的程式。改寫全球電腦歷史、動搖微軟霸業的Linux作業系統，一九九一年從寒冷的芬蘭點火，燒遍了世界。

至此，「芬蘭三寶」全員到齊：聖誕老人、諾基亞和托瓦茲，三樣國寶都是芬蘭「腦力」的智慧結晶。


芬蘭三寶

芬蘭人說話總是三句不離：「芬蘭是個小國」。小？有九個台灣大呢！因為覺得自己小，芬蘭才鐵了心孤注一擲投資教育和研發。這兩筆投資所花的經費，每年佔去一○％的ＧＤＰ，是除了社會福利之外，芬蘭政府最重要的支出。

台大國際企業系教授湯明哲研究，芬蘭經濟在五十年之間，從比較利益（森林）到資本密集，最後是利用全球競爭優勢，用的正是「從樹木到樹人」的策略選擇。

有最重要經濟學家美譽的薩克斯（Jeffery Sachs）曾稱讚，芬蘭是全世界最會組織「腦力」的國家。遠在七○年代，芬蘭立定發展科技強國的方向後，隨即大幅改革基礎教育，為小孩提供免費且高品質的教育。在芬蘭讀大學免學費，大學生每個月還可領二六○歐元津貼、將近兩百歐元的住宿補貼，以及二二○歐元的低利就學貸款。

三十年算下來，政府這筆投資價值連城，不但中學生數理、閱讀、解決問題能力技壓群倫（詳見《天下雜誌》十一月七日出刊的教育特刊），高等教育也表現不俗，在今年世界經濟論壇的國際排名中，「高等教育人才與訓練」這項評比仍獨占鰲頭。

芬蘭投資腦力，並不是亂槍打鳥，而是專注將資源集中在幾個重要領域，尤其是資訊與通訊工程產業，芬蘭人就常自稱他們是工程師社會。

工程師社會

有一則芬蘭笑話：「換燈泡需要幾個芬蘭人？零個，因為芬蘭人全都是工程師，可以修好壞掉的燈泡。」

為了發展科技，八○年代芬蘭擬定了國家創新策略，大量成立以應用為主的科技學院。二七％的大學生讀工科，比例在經濟合作組織（ＯＥＣＤ）國家中最高。芬蘭每年為歐洲生產最多的工程博士，外國留學生到芬蘭，也有四成是學理工。

諾基亞企業溝通副總裁蘇密寧（A. Suominen）分析，諾基亞之所以能夠科技獨步全球，就是因為芬蘭的科技教育出色，總是能找到最好的工程師。

除了教育，芬蘭還專注投資創新研發，每年研發經費佔三．五％的ＧＤＰ，是全世界第三高。


芬蘭建國五十年時，國會送給芬蘭民眾的禮物，是撥款一億芬蘭馬克，成立芬蘭國家創新基金（Sitra），投資創業基金給創新和高科技創業。二十一年前，芬蘭政府又成立國家技術創新局（Tekes），功能很像台灣工研院，統合產官學界，聯手研發高科技和通訊產業。

Sitra、Tekes和芬蘭科學院三大研發機構，負責研究、擬定並執行國家創新策略。芬蘭被公認是全球最有創新企業環境的國家，在歐洲科技創新指標（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ＥＩＳ）最新的調查中，芬蘭是創新能力的領先者，而美國、英國和愛爾蘭只能算是追隨者；在創新表現上，是全世界第一名。

擁抱新思潮與科技

任職Tekes的經濟學家柯牧雷寧指出，芬蘭每年的研發經費有五十八億歐元，新政府在未來四年的施政報告中，提了二十七次創新，連車廂和電視廣告都會講創新，「對芬蘭人來說，談創新就跟吃飯睡覺一樣，已經是生活的一部份，」在Tekes工作十年的柯牧雷寧說。

芬蘭或許不是最有創意的國家，卻最願意擁抱新思潮和新科技。芬蘭是全球第二個賦予女性投票權的國家，也是全世界最早擁有女性國會議員的國家。在現任內閣中，有六○％的部會首長是女性。

一百二十五年前，芬蘭的Finlayson 紡織工廠，率先在北歐地區裝設電燈。貝爾申請電話專利之後六年，芬蘭的主要城市就設立了電話公司。

芬蘭同時是全世界行動電話和網路的先驅，在芬蘭，有超過一半的家庭，只有行動電話，沒有傳統固網電話。美國《新聞週刊》曾預言，芬蘭既有行動通訊和資訊科技的技術，又有結合這兩種科技的遠見，「未來將是芬蘭人的天下」。

距離北極圈只有三小時車程的奧盧（Oulu），是芬蘭新興的高科技聚落，薈萃了八百多家科技公司，且是諾基亞產品研發的重鎮，在這裡就有四千五百名員工。一九九一年，全世界第一通ＧＳＭ（全球行動通訊系統）電話，就是從這裡打出去。


四十幾歲的芬蘭環境部司長尤蘇卡寧說，如果沒有手機，芬蘭人的生活幾近癱瘓。在芬蘭，手機滲透率高達一一○％，不論是搭電車、洗衣服，甚至是機場報到、劃位、登機，都用手機付款或通知。談話間，尤蘇卡寧拿出他的諾基亞手機示範，按幾個鍵，預付兩歐元，接著拿手機就可以上電車，「對芬蘭人來說，手機不是科技，而是生活，」尤蘇卡寧笑說。

即使是交通警察在路上開罰單，也是透過手機連線稅務機關，幾秒鐘內查出駕駛人的所得，立刻算出罰款。

Smart Future：芬蘭大未來

過去十年，芬蘭的穩定高成長，是先進國家的標竿典範，比起亞洲的後起之秀，也毫不遜色。

但是，鑽研創新的柯牧雷寧提醒，也許是永遠要為寒冬準備，芬蘭人總是會「先想一步」，對於現在的好成績，「高興一天就好。」

芬蘭人的未雨綢繆不是沒有道理。

今年，芬蘭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從去年的第二名掉到第六名，ＩＭＤ世界競爭力評比則從第十掉到第十七名。今年，芬蘭的經濟成長率預估將下降至三％。這對芬蘭無疑是個警訊，因為要維持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每年至少要有三％的經濟成長率。

費爾曼教授在赫爾辛基大學的辦公室，簡直是一座迷宮，已經刻意輕聲慢步，陳年地板還是嘎吱嘎吱響，左彎右拐的，一間不到兩坪的辦公室忽焉出現。辦公室堆滿資料、書籍，幾乎找不到可以站立的地方。

不能只有一個諾基亞

費爾曼研究北歐資本主義已二十餘年，在她的觀察中，芬蘭是所有北歐國家中，最容易受經濟危機影響的地方。芬蘭太倚賴資訊科技業，但是科技產業大幅成長的時代已經結束；更何況，芬蘭的科技業又太集中在諾基亞一家，中下游產業想在國際上競爭還很吃力。

「我們不能老是靠一個諾基亞，」費爾曼憂心地說。

芬蘭還有其他隱憂。

在麥肯錫顧問公司最新出版的芬蘭報告提到，芬蘭目前正處在十字路口，未來有兩大挑戰，一是產業的國際競爭，另外則是人口老化。


芬蘭是歐洲人口老化最快的國家之一，近十五年內，將有四成工作人口要退休；根據芬蘭國家統計局統計，未來三年內，芬蘭六十四歲以上的人口會達到一七％，退休金相關支出，將會吃掉一一％的ＧＤＰ，這將反過頭來侵蝕芬蘭在腦力投資上的佈局。

歐洲國家都面臨老化問題，但在芬蘭問題特別嚴峻。在所有歐洲國家當中，芬蘭是移民最少的同質社會，佔芬蘭人口僅有二％。另一方面，由於賦稅高、勞力市場條件嚴苛，芬蘭成為外資眼中最不適合投資的國家之一，在歐盟二十七國中，排名倒數第七。也就是說，芬蘭要發展任何產業或是投資任何新計劃，都必須靠自己。

Just for fun

另外一個罩門，非關外力，而是芬蘭人「不愛錢」的率性氣質。

科技與工業協會創新中心主任亞拉亞斯齊剖析，芬蘭人很會做看得見的產品，卻缺乏生意頭腦，也不懂得行銷，對賺錢更不積極，「不愛錢或許是人的美德，卻不是國家的美德，」亞拉亞斯基搖搖頭，芬蘭人缺少創業精神，將損害芬蘭未來的發展。

新進被任命為國會監督委員會顧問的基恩德進一步剖析，芬蘭工程師不懂經商，開發新技術大部份是「just for fun」（純粹好玩），不是要發財出名。雖然芬蘭人在資訊科技有很多創新，專利數目也在歐洲名列前茅，可是，這些創新、專利大多賣給美國人。

芬蘭人賺到fun，錢卻進了美國企業家的口袋，托瓦茲就是最經典的例子。芬蘭出了一個電腦奇才，卻也失去一個大創業家。

話說回來，就像多數芬蘭人一樣，基恩德從不擔心芬蘭。人口老化是事實，但是芬蘭婦女平均一．八的生育率，比起歐洲、日本、韓國、台灣都高。況且，這幾年政府累積了豐富的積蓄，即使碰上幾年亂流，「也還支撐得下去」。

最重要的是，芬蘭人謙虛，不恥下問，總是在尋找新的標竿學習，從過去的瑞典、日本，到現在的愛爾蘭、新加坡，「不斷學習，而且聰明的學，才是芬蘭第一的秘方，」基恩德總結。方向明確


你一定看不出來，赫爾辛基市中心這塊大花崗岩下面藏的是什麼。

這是芬蘭最有名的建築之一－岩石教堂，樸拙不花俏，堅固耐用又耐看，像它的國家。走進岩石，挑高透亮的教堂，讓人不自覺讚嘆。那時，坐在禱告椅上的荷蘭女子合唱團唱起聖歌，如沐天籟。

曾有芬蘭人說，生為芬蘭人，就等於是中了樂透。環境美、教育好、福利優，固然要繳很多稅，可是從政者又不貪腐，每一分錢都用在該用的地方。

父子兩代都是記者，亞諾思索芬蘭的未來，不知道是稱讚、還是埋怨地說，芬蘭人固執，當決定要走什麼路，就會一直走下去；芬蘭人總是形容芬蘭像一片平靜大海下的激流，默默努力前行，目標方性明確。那個目標，就是一個公平美好而又有實力的永續社會。

這個波羅的海的女兒，苦命了八百年，終成幸福國家的代名詞。台灣四百年勤苦，好不容易成就今天的繁榮。我們能像芬蘭那樣務實、謙虛，不斷學習，又聰明的學習嗎？我們知道自己要往哪裡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