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1937

一場傷亡無數令人心碎的戰爭，一個深刻又情感滿溢的提醒，《被遺忘的1937》訴說在二次大戰早期，日本侵略中國南京的故事。基於想統治中國的戰略，日本奴役南京 (當時中國的首都) 達數月之久，當整個城市淪陷時，日方軍隊以令人驚駭的規模大開殺戒並姦淫婦女。在這樣的亂世中，有一小群西方人聚集建立了「安全領域」(safety Zone)，在那裡，多達20萬中國人找到了避難所。這些沒有武裝的傳教士、大學教授、醫生及商人，其中包括了一個叫做John Rabe的納粹分子，他們不想看到這樣的情況發生，而甘願冒著生命危險去保護中國人民免於被屠殺。
故事是透過對中國生還者深切的訪談；檔案中珍貴的鏡頭畫面；還有當時日本士兵的證辭所串連而成。其中最特別之處，在於由伍迪哈里遜、瑪莉海明威、約根柏契納所作的口白，他們置身一座簡單的舞臺，扮演信件與日誌中的人物，透過說話的語氣、表情，將當初那群西方人對南京的見證與付出重現，無論是檔案資料、生還者的證辭，還是第一手的報導，並配合工作人員輾轉從六個國家蒐集到的各種影像和文字資料，包括當時傳教士冒死拍攝的40分鐘影片，影片使觀眾宛如置身於南京的大街上，並將已被遺忘的過去帶到現今的生活。

歷史背景
日本從1931年始出現在中國，強佔東北九省並成立「滿洲國」－日本的傀儡政府。1937年8月起，日本展開大規模侵略中國的行動，其軍隊先是在上海展開一連串劇烈的地面戰，又在南京 (當時中國的首都) 舉行大規模的空中突擊戰略。11月12日，上海淪陷；12月13日，日本人打敗了中國的抵禦軍隊而侵入了南京。

這就是我們所知持續了約6個星期的「南京大屠殺」。整個城市被洗劫與摧毀，到處燒殺擄掠的日本軍人對南京的居民展開一波又一波的驚人暴行。根據「遠東國際大審判」(也就是「東京審判」) 的裁判，「估計這場戰役在被日本佔據的六個星期內，於南京和鄰近地區，被殺的人民和戰俘超過20萬人；在被佔領的第一個月內就有大約2萬個被強姦的案例。」

在城市淪陷之前，很多中國人為了躲避逼近的軍隊而逃離，而所有的外國居民也被要求撤離。其中有22位歐洲和美國的移居者不願意離開，儘管面對火力強大的空中突擊和軍隊威脅，這群西方人－包括John Rabe，一個納粹主義的生意人； Bob Wilson，一個美國的外科醫生；Minnie Vautrin，一個美國私立教會學院的女校長－仍然選擇留下建立「安全領域」來保護南京市民，有20萬人聚集在這兩平方英哩的區域。

在冷酷無情的佔領時期，這些監護「安全領域」的會員們強烈向日本官方反對其軍隊的行為，但是大屠殺仍持續進行。每天John Rabe和Minnie Vautrin等人都全力對抗來保持邊界的完整及避難所的安全。

三月時，暴行逐漸平息而軍隊也開始撤出，徒留下佔領的軍力。雖然密集的解救行動仍持續著，但「安全領域」的避難所已解散。日本人建立統治南京的傀儡政府直到這場戰爭的終了。在1948年，東京法庭判決Iwane Mats ui (日本軍隊在中國內陸的指揮官) 為戰犯並宣判死刑，然而偽政府的統治者Hirohito和他叔叔－皇親Asaka，那些在大屠殺期間真正率領佔領南京軍隊的人，卻被赦免了。

今天，很多日本人只知道一點點二次戰時他們國家在中國的暴行。七十年後，侵略南京仍是一個沒有共識的議題。時至今日，有些日本極保守的人士拒絕承認或將屠殺的真相降到最低，還有許多日本人相信在南京的所有暴行是誇大其辭也是謊言。

由奧斯卡金獎導演比爾古登塔與丹史特曼籌備兩年，拍攝地點橫跨中、美、日三地，並耗費無數人力的紀錄電影是由前美國線上(AOL)副總裁泰德李昂西斯Ted Leonsis出資拍攝，他在無意間看到華裔女作家張純如過世的新聞，於是找來她所撰寫的"被遺忘的大屠殺"閱讀，對書中提及南京大屠殺所造成的悲劇感到憤慨，驚訝於這麼大的歷史事件在國際間卻鮮為人知，所以毅然決定不顧一切地要將這歷史事件拍成電影，希望如此慘痛的教訓可以帶給世人珍惜眼前的和平。就在他決定要拍《被遺忘的1937》這部紀錄片後不久，在中國有許多的抗議者反對日本通過將南京大屠殺稱為一場「意外」，這些抗議者登上了世界各地的新聞頭條，其中有許多並被前日本首相每年度去「靖國神社」朝聖的舉動所激怒，因為「靖國神社」祭祀的對象，包含當初在南京燒殺擄掠的14位A級罪犯。

2007年12月，是南京被日本人侵略的七十周年，中國和日本的政府召開一個歷史學家的聯合委員會，意圖要以一個共同的歷史版本，對於中國與日本的衝突，包括以往在南京發生的事，取得一致的意見。

《被遺忘的1937》不只是一個針對人類間殘忍對待的故事，更是一個由少數人面對道德責任而站起來捍衛正義的故事－在最黑暗的時代帶有一線生機的曙光。

Safety Zone Committee Members (安全領域委員會成員)
Miner Searle Bates 成長於美國俄亥俄州，在1916年拿了羅氏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一直在美索不達米亞為基督教青年會服務。之後返回牛津大學為畢業作準備。他的傳教士職務把他帶到了南京大學教書，當很多人在南京剛開始被圍攻而逃離時，他被升職成大學的副校長。

George A. Fitch 於1883年在中國的一個傳教士家庭出生，之後他旅行到了美國而成為一位牧師。他在1909年被授以聖職並返回中國，在上海的YMCA(基督教青年會)工作；很快地，便轉到南京的分部。Fitch把他對「南京大屠殺」的觀察紀錄在他的日記裡，這是第一個被帶離南京的歷史文件，造成上海地區的轟動與憤怒。

John G. Magee 在1912年由於被美國的Episcopal教堂任命為牧師而到了中國。在南京被佔領期間，Magee設了一個臨時醫護站來照顧受傷的軍人及避難者。Magee用16釐米的膠捲拍下了他在南京所目擊的暴行，而這些檔案一直藏在德國，直到柏林圍牆倒塌後才為人所知。

John Rabe 是個德國商人，在1910年到中國為Siemens AG工作。身為納粹份子，他同時試著以自己的影響力去阻止在南京發生的暴行。在日本佔領這個城市的期間，他在私人莊園裡藏了650個中國人民。

Lewis S. C. Smythe 在1934年時，被美國基督教傳教協會指派到南京大學教書，而從芝加哥到了中國。在1937年時，他的妻子與兒子離開南京到了福州鼓嶺讓小孩上美國學校。從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Smythe共寫了69封信到日本軍隊去抗議他們的行為。

Minnie Vautrin 因代表美國基督教傳教協會而在1912年從伊利諾州到了南京。她在1916年Ginling學院建立時擔任教育處的主任。1937年，當大多數的教職員離開南京時，Minnie在日本圍攻的持續期間保護了整個校區。

Bob Wilson 於1906年出生於南京，是一個基督教「循道宗教徒」傳教士的兒子。從哈佛大學醫學系畢業後，他返回中國，並在南京大學附屬醫院裡工作。他是唯一一個當日本展開空中突擊後留在南京的外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