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September 09, 2008

這些詞,那些詞》專對

【聯合報╱張大春】 2008.09.09 03:39 am



圖/可樂王

依稀記得有一年外交人員特考,作文題目是「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這個題目出自《論語‧子路》,要是放在今天來考,外交部大概招不到一個人。「專對」,一個日常上的罕用詞;一個專業的境界。

跟外國人談判不是語言溝通順利與否就能完事的。談判者對於本國所應堅守的權益必須有極為深刻的理解,以及極為堅定的信念。

甲午戰爭之後,滿清對東洋的開放,勢有不得不加劇的迫切之感。每一次談判都令那些科舉出身的大老巨公們頭痛不已,因為他們不知道「在國際上,我們應該擁有多少人格?」當是時,對日開放蘇州租借區的談判就是一個例子。日本人要求在蘇州開設商埠,這是不得已的事,問題在於開放甚麼地段讓日本人經營──或者說盤據。當時,日方的談判代表叫珍田捨巳,珍田銜命來蘇,目的是要取蘇州閶門以外的地區開埠。

閶門,早在春秋時代吳王闔閭時就已經建了。當時的闔閭城規模之大,即使在後世言之,也是極為壯觀的一項工程。全城周長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又二尺,外廓六十八里六十步,內外共三城環環相套,城外的護城河就有五十到一百公尺深。城高兩丈八尺,厚一丈七尺,呈「亞」字形,共有水陸城門八座,北面是齊門、平門,東面是匠門、婁門,南面是盤門、蛇門,西面是閶門、胥門。日本人看上的閶門以外之地,是蘇州精華地區,百姓商家世居於此,屋宇櫛比鱗次;倘若要把這塊地方出讓給日方,光是搬遷,就要引發很深的民怨。在清廷大臣看來,寧可把蘇州城南邊盤門以外的地區劃歸日人為租借──畢竟當時的城南不那麼「膏腴繁華」,割之不疼也。

此時江南的大吏首屬兩江總督劉坤一,可是他奉詔入京覲見,一直沒有在任上,署理的張之洞正掌南洋大臣,得著巡撫趙舒翹的公文,咨請幹員來蘇與日人議約。張南皮可就傷腦筋了,他知道:江南儘管出文人、出學士,可就不出外交這個專業上的人才。左想右想之下,才有人向他推薦了一個人來──黃公度,是個詩人。

黃公度,名遵憲,廣東嘉應人,光緒二年中的舉,科場資歷僅止於此。但是此人文名大,而且有出任清廷駐日本、英國、美國使館參贊的「涉外」經歷。找上他,套句洋話來說:不外是把一個燙山芋扔出手,張南皮並沒有認真以為閶門、盤門有甚麼需要計較的。

珍田抵達蘇州之時,已經得知清廷的談判代表是黃遵憲,遂來到黃下榻的所在拜訪。黃遵憲給珍田吃了閉門羹,說:「住家所在不是談公事的地方,明天到巡撫衙門裡談罷。」第二天,珍田依約來到撫衙,約略寒暄數語,話入正題,珍田立刻表示:「我獲得敝國政府訓令,一定要取得閶門外的區域以為租借,絕對沒有遷就的道理;如果得不到閶門外地區,馬上下旗回國,不再開議。」這番話簡明扼要,而且顯然日方的情報十分準確──他們早就知道清方準備以盤門外地區作為談判籌碼了。所謂「下旗」,更是嚴厲的威脅,說白了就是不惜斷交的意思。

黃公度靜靜地聽著珍田的話,一副不置可否的神情,等對方把話說完了,才徐徐地說:「我們今天在此間應該先辦的第一件事是互換憑證,不換憑證,不能互相認定是外交人員──這是國際定例,絕對不要亂了套。我來蘇州之前,已經取得了我國南洋大臣的札諭,另外呢,此間巡撫也有委派我來和貴使談判的公文書,這兩班文件,稍後我都會拿給貴使過目。至於貴使既然方才說有訓令來談判,那麼貴使從貴國啟行時,自然也應該有貴政府的訓條了,何不先拿出來我們驗證驗證呢?」說完,就從懷裡掏出兩封信札,擱在桌上,一語不發,就等著珍田拿出憑證來了。

這一手實大出珍田之意外,吞吞吐吐了老半天,才囁嚅著說:「來時匆促,忘了帶訓條。您如果不相信,為什麼不打個電報給貴國駐我國的大使,向我國政府問詢,就可以確認了。」黃公度立刻應聲道:「這是何等大事?貴使怎麼可以忘記呢?您是外交人員,連這一點都不明白嗎?如果真的拿不出訓條來,您在此地就只有私人的資格,那麼租借地的事也就不是您所應該過問的了。如果依照我個人的看法,還是建議您馬上回國去領取訓條,再到這裡來開會。我在南京還有重要的差事,沒有時間同您再作無謂的周旋。這樣罷,我待一會兒就要上船啟程,是不是等您回來的時候,我再專程去迎接好了。」

珍田受到這麼兩次沮折,再也不敢像先前那麼意氣洋洋了。等到第二回與黃公度見面,非但姿態低了很多,連談判的條件也放寬了不少。最後竟以盤門訂議,且保全中國商民利益甚多。這一次談判甚至影響到杭州方面的議約,日方的交涉員也不得不以相當的條件讓了步。

不過黃公度是不是因此而獲得較重的賞識呢?

待覆命於趙舒翹之際,黃公度所得不過是「辛苦了、辛苦了」寥寥數語。趙還私下跟他的幕僚說:「我早就說過:洋人不是人類,不可以人道相待。你們總是說我的話太過分了,現在如何?諸君試想:那珍田剛來的時候,我和諸君苦口嘵音,以禮相待,他卻越發囂張桀驁。這黃某人來了,不知道說了些甚麼鬼話,他反而帖然就範,一句話也不敢爭執。說到這兒,話就不得不說回來了:像黃某這種人,萬一哪一天身居要津了,就算把全江蘇都拱手送人了,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事;這種人怎麼可以讓他得志呢?」幕客們聽到這種強詞奪理的歪論,只敢竊笑,哪裡敢同巡撫大人爭辯呢?

戊戌政變之後,黃公度本來有機會奉使日本,可是他人還羈留於上海,未及成行,就被某言官參了一本,差一點送掉性命──而趙舒翹在這一樁構陷的公案之中,使了不少小氣力!

黃遵憲,歷任舊金山、新加坡總領事,後又官居湖南長寶鹽法道,署理過一段時間的臬司(按察使)。他還參加過上海的「強學會」,和梁啟超一起主持過《時務報》,是一位對於社會參與極度熱中的詩人。他最了不起的成就還是在舊詩的創作和革新方面,與梁啟超、夏增佑、譚嗣同提出的「詩界革命」更有開「我手寫我口」的先河,所謂「詩須寫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在當時更是相當新穎的意見。黃氏著有《人境廬詩草》、《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觀其行事著作可知:敵對者的交流不一定要奉送領土,也可以往來得有風骨、有格調。

清末國局動盪,詩人的〈悲平壤〉、〈哀旅順〉、〈哭威海〉皆蒿目時艱,抒懷孤憤之作。〈台灣行〉寫抗日復及於降日,前半篇詩中有「成敗利鈍非所,人人效死誓死拒。萬眾一心誰敢侮?一聲拔劍起擊柱。今日之事無他語,有不從者手刃汝。堂堂藍旗立黃虎,傾城擁觀空巷舞。黃金斗大印繫組,直將總統呼巡撫」之句;但是台灣一旦歸降,下文仍不免沉痛熱諷:「一輪紅日當空高,千家白旗隨風飄。縉紳耆老相招邀,夾跪道旁俯折腰。紅纓竹冠盤錦條,青絲辮髮垂雲霄。跪捧銀盤茶與糕,綠沉之瓜紫葡萄。將軍遠來無乃勞?降民敬為將軍導……」

從此熱諷而反振逆推的結語恐怕讓今天的讀者都會為之驚心:「噫兮吁,悲呼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萬事反覆隱轉睫。平時戰守無豫備,曰忠曰義何所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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