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樂生活
【聯合報╱楊弦】
2008.09.26 03:10 am
詩人余光中在〈江湖上〉那首詩中曾問道：「一顆心，能年輕幾回？」我可以回答說，「一顆心，要永遠年輕。」我們的心，即使歷經滄桑、星移物轉，像是個不死的精靈……
「民歌之父」楊弦攝於2007年。
本報資料照片／記者李府翰攝影
八月初，我收到滾石唱片的電訊，表明希望在九月底重刻出版我在1975-1977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民歌集》和《西出陽關》兩張唱片，並且要我為此寫一點感想。我感到事隔三十三年，身在國外多年，少在國內參與活動，滾石卻仍有勇氣出資出版，相信是理想多過市場考量吧。也許會有人對我，一個不是以音樂為專業，居然會有興趣和勇氣，在學生時代，有心創作歌曲，並演出、製作唱片的背景，有些好奇。我在此約略講述一下。我生在花蓮，母親是會計，父親時任花蓮縣黨部主任委員一職。母親生我時已是四十歲。四歲時父親過世，大概是工作壓力大，抽菸過多得了肺癌。我也沒有親戚兄弟姐妹，和母親相依為命，轉住台北。後來在七歲時，被准許進入由蔣宋美齡夫人創辦的華興育幼院就讀小學一年級，一直到初中畢業。由於平時須住校，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學校生活規律，每天按時作息，摺被洗衣，打掃校園，生活雖有點單調，不過還是慶幸衣食無缺，可以好好受教育。聽音樂和上學校的音樂課，加上主日學的基督教詩歌，就成了心靈上的調劑。
大學進了台大農化系，大一是我最快樂的時光。參加了許多社團活動如合唱團和健言社。台大合唱團每周有練習，唱的是許多外國古典和民國時期如黃自、黃有棣的歌曲。但在接觸了西洋流行音樂後，特別是1960年代後期美國民謠的影響，覺得合唱團的選歌有些保守，到了大二以後就只是偶爾去練習了。也因為這個因緣，後來的〈民歌〉一曲，在錄音室就請到台大合唱團的學弟學妹們，來幫忙合唱。大一的暑假，我就買了一把吉他，開始看書自學一些和弦彈奏。兩個月下來，居然有些成績，能夠彈唱一些外國民謠歌曲了。以後在系內和一些活動場合，也表演彈唱，但大多數是外國民謠為主，許多歌曲雖然旋律優美，可是歌詞卻有些文化隔閡，無法深入了解。
在那時期，中文的詩和歌是分開的。新詩格式不規則，很少人嘗試去編歌來唱。身為一位不是以音樂為專業的人，我在大四時參加了救國團舉辦的作曲研習會，其中劉德義老師的教學，給了我相當的啟發。後來也請益過爵士樂音樂家李奎然、現代音樂作曲家許常惠老師，有助我改善編曲及和聲寫譜技巧。我那時是希望除了坊間有些矯情的國語愛情流行歌曲、西洋音樂外，能讓我們用現代較典雅的詩詞演唱，來表達我們的心聲，在情感上有所發抒。有時一段旋律的捕捉，靈感一發，順口詠得。有時多晚苦吟不得，屢作修改，特別是和聲對位和伴奏部分，很花時間。就這樣，我白日在實驗室作化驗工作，晚上就遁入了一個詩和琴音、歌聲融會的感性世界，排遣了不少孤寂。
1972至1974年在研究所讀書期間，晚上有空也會去中山北路的哥倫比亞咖啡店聽胡德夫Kimbo和其他歌者彈吉他唱西洋歌曲，偶爾也會上場客串唱幾首英文歌。1974年夏天，我嘗試用詩人余光中的〈鄉愁四韻〉譜歌，用吉他配合了鋼琴、小提琴演唱，在胡德夫的民謠演唱會上發表，也請了余教授到場聆聽。他聽了覺得相當滿意，給了我不少鼓勵。往後的一年，我用業餘時間繼續以余光中《白玉苦瓜》裡的七首韻律新詩譜曲；在1975年，集合了一些愛樂朋友和同學幫忙策畫和演出，那年6月6日在台北中山堂，一個細雨的夜晚，將它們公開發表，名為「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前半場以英文創作曲為主，後半場則演唱詩人余光中的八首詩歌。有些組合是一個大膽嘗試，用中西古典和現代的樂器，伴奏演出。主唱的歌手除了我，女聲還有在師大音樂系的章紀龍、文化音樂系的徐可萱，當時還有劉鳳學舞蹈家指導下還是台大外文系學生的羅曼菲和陳偉誠為〈小小天問〉一曲舞蹈演出。當晚也有不少文藝和傳播界人士來捧場。洪健全文教基金會負責人洪簡靜惠女士也在場，事後經由當時在中廣公司主持音樂節目的陶曉清女士介紹認識，這些歌曲也在該基金會贊助下出版成唱片發行。記得第一張唱片的經費有限，我身兼製作、編曲和主唱，租借華視和麗風錄音室完成了九首歌的錄音工作。
演唱會後兩天，由當時創刊不久的《滾石》雜誌召集，在余教授家中舉行了一場座談會。有余光中、我（楊弦）、陶曉清、胡德夫、段鐘潭、林文隆、黃宗柏參與。內容在第二期《滾石》雜誌登載。算是文化傳播界首先響應的一個後續活動。如今事隔三十三年，這些舊作版權，先後轉讓給「先鋒音樂」、「風潮音樂」、滾石「民歌時代百大經典」後，如今又蒙「滾石唱片」重新刻製光碟單獨出版，也算是相當有緣。
我在1977年出國進修前，又在台北、台中各舉辦了一場演唱會，發表了由不同詩人和我寫的詩詞共十二首新歌，也請了章紀龍、王小雯、王滄津和我一起主唱。後來出版成唱片錄音帶，名為《西出陽關》。往後我在美國先後二十多年間，忙於工作和研習不同領域知識，音樂寫作停頓了許久，連吉他都封琴放在角落，最長時一兩年都沒去碰它。其中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前數日，我寫了〈媽媽我們都是為了您〉一曲，後在柏克萊大學中國同學會晚會上發表。事件發生後，我也寫了余光中的〈媽媽我餓了〉、〈抗暴謠〉，並受到民運人士楊建利之請，再收集了一些歌曲，製作了一卷錄音帶，發行作為義賣募款。後來在舊金山市府前廣場，六四百日祭的演唱會上唱了這些歌曲，美國著名民謠歌手瓊拜茲Joan Baez也上台唱了一首她寫的歌〈中國〉（CHINA），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令人動容，也高興親眼看到我年輕時的偶像，向她致意。
我在出國、回國、再出國的二十餘年間，斷續寫過一些歌曲；往後在2002、2004，和2005年台北舉行的民歌演唱會上，也受邀參加，並發表了一些新作。像是陳育虹的詩〈關於詩〉，余光中的詩〈兩相惜〉、〈風鈴〉；另在慈濟電視台節目中唱過〈中國城〉。今年農曆九月重九，恰巧是詩人余光中八十大壽，9 月26日（今晚）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園，有一場免費的室外民歌演唱會，唱許多他寫的詩詞，為他暖壽。我也會專程回台參加演出，首次發表演唱為余光中詩譜曲的〈車過枋寮〉和〈隔水觀音〉。在這次出版附帶的新歌中，也加入了我自彈自唱的版本，包括自彈重錄的情詩〈傘下〉一曲。
我喜歡在民歌演唱會上發表新歌，因為不知日後是否還有機會和時間集結錄音出版，能夠唱給一些觀眾聽，留下一些紀錄，也是樁樂事。這次滾石音樂公司決定在此時重刻出版《中國現代民歌集》、《西出陽關》，讓這些錄音能夠再度出版，加上此文，應該有助於讓年輕一代了解我在那時的音樂創作過程，也許能讓曾聽過這些歌的中年一代重溫，帶來一些經過時間沉澱的久遠回憶。
我每年回台一兩次，都覺得台灣人情味濃，文化、環境和生活品質日益提升，打算將來退休後回台居住較長時間，但願那時還能有能力和時間唱民歌給許多人聽。也希望民歌會繼續有人參與，在各類型的演唱會上能多聽到一些新作。
我曾在2004年台北國父紀念館的「美詩歌演唱會」節目表上寫過一段話：
……詩人余光中在〈江湖上〉那首詩中曾問道：「一顆心，能年輕幾回？」我可以回答說，「一顆心，要永遠年輕。」我們的心，即使歷經滄桑、星移物轉，像是個不死的精靈，燃燒灼熱，激昂之情依舊……
事隔三十三年，我還是要重複這個宣言，讓我們的心靈學習益趨圓滿，超越過宇宙和時間的火焰洪流盡頭……
2008.09.26 03:10 am
詩人余光中在〈江湖上〉那首詩中曾問道：「一顆心，能年輕幾回？」我可以回答說，「一顆心，要永遠年輕。」我們的心，即使歷經滄桑、星移物轉，像是個不死的精靈……
「民歌之父」楊弦攝於2007年。
本報資料照片／記者李府翰攝影
八月初，我收到滾石唱片的電訊，表明希望在九月底重刻出版我在1975-1977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民歌集》和《西出陽關》兩張唱片，並且要我為此寫一點感想。我感到事隔三十三年，身在國外多年，少在國內參與活動，滾石卻仍有勇氣出資出版，相信是理想多過市場考量吧。也許會有人對我，一個不是以音樂為專業，居然會有興趣和勇氣，在學生時代，有心創作歌曲，並演出、製作唱片的背景，有些好奇。我在此約略講述一下。我生在花蓮，母親是會計，父親時任花蓮縣黨部主任委員一職。母親生我時已是四十歲。四歲時父親過世，大概是工作壓力大，抽菸過多得了肺癌。我也沒有親戚兄弟姐妹，和母親相依為命，轉住台北。後來在七歲時，被准許進入由蔣宋美齡夫人創辦的華興育幼院就讀小學一年級，一直到初中畢業。由於平時須住校，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學校生活規律，每天按時作息，摺被洗衣，打掃校園，生活雖有點單調，不過還是慶幸衣食無缺，可以好好受教育。聽音樂和上學校的音樂課，加上主日學的基督教詩歌，就成了心靈上的調劑。
大學進了台大農化系，大一是我最快樂的時光。參加了許多社團活動如合唱團和健言社。台大合唱團每周有練習，唱的是許多外國古典和民國時期如黃自、黃有棣的歌曲。但在接觸了西洋流行音樂後，特別是1960年代後期美國民謠的影響，覺得合唱團的選歌有些保守，到了大二以後就只是偶爾去練習了。也因為這個因緣，後來的〈民歌〉一曲，在錄音室就請到台大合唱團的學弟學妹們，來幫忙合唱。大一的暑假，我就買了一把吉他，開始看書自學一些和弦彈奏。兩個月下來，居然有些成績，能夠彈唱一些外國民謠歌曲了。以後在系內和一些活動場合，也表演彈唱，但大多數是外國民謠為主，許多歌曲雖然旋律優美，可是歌詞卻有些文化隔閡，無法深入了解。
在那時期，中文的詩和歌是分開的。新詩格式不規則，很少人嘗試去編歌來唱。身為一位不是以音樂為專業的人，我在大四時參加了救國團舉辦的作曲研習會，其中劉德義老師的教學，給了我相當的啟發。後來也請益過爵士樂音樂家李奎然、現代音樂作曲家許常惠老師，有助我改善編曲及和聲寫譜技巧。我那時是希望除了坊間有些矯情的國語愛情流行歌曲、西洋音樂外，能讓我們用現代較典雅的詩詞演唱，來表達我們的心聲，在情感上有所發抒。有時一段旋律的捕捉，靈感一發，順口詠得。有時多晚苦吟不得，屢作修改，特別是和聲對位和伴奏部分，很花時間。就這樣，我白日在實驗室作化驗工作，晚上就遁入了一個詩和琴音、歌聲融會的感性世界，排遣了不少孤寂。
1972至1974年在研究所讀書期間，晚上有空也會去中山北路的哥倫比亞咖啡店聽胡德夫Kimbo和其他歌者彈吉他唱西洋歌曲，偶爾也會上場客串唱幾首英文歌。1974年夏天，我嘗試用詩人余光中的〈鄉愁四韻〉譜歌，用吉他配合了鋼琴、小提琴演唱，在胡德夫的民謠演唱會上發表，也請了余教授到場聆聽。他聽了覺得相當滿意，給了我不少鼓勵。往後的一年，我用業餘時間繼續以余光中《白玉苦瓜》裡的七首韻律新詩譜曲；在1975年，集合了一些愛樂朋友和同學幫忙策畫和演出，那年6月6日在台北中山堂，一個細雨的夜晚，將它們公開發表，名為「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前半場以英文創作曲為主，後半場則演唱詩人余光中的八首詩歌。有些組合是一個大膽嘗試，用中西古典和現代的樂器，伴奏演出。主唱的歌手除了我，女聲還有在師大音樂系的章紀龍、文化音樂系的徐可萱，當時還有劉鳳學舞蹈家指導下還是台大外文系學生的羅曼菲和陳偉誠為〈小小天問〉一曲舞蹈演出。當晚也有不少文藝和傳播界人士來捧場。洪健全文教基金會負責人洪簡靜惠女士也在場，事後經由當時在中廣公司主持音樂節目的陶曉清女士介紹認識，這些歌曲也在該基金會贊助下出版成唱片發行。記得第一張唱片的經費有限，我身兼製作、編曲和主唱，租借華視和麗風錄音室完成了九首歌的錄音工作。
演唱會後兩天，由當時創刊不久的《滾石》雜誌召集，在余教授家中舉行了一場座談會。有余光中、我（楊弦）、陶曉清、胡德夫、段鐘潭、林文隆、黃宗柏參與。內容在第二期《滾石》雜誌登載。算是文化傳播界首先響應的一個後續活動。如今事隔三十三年，這些舊作版權，先後轉讓給「先鋒音樂」、「風潮音樂」、滾石「民歌時代百大經典」後，如今又蒙「滾石唱片」重新刻製光碟單獨出版，也算是相當有緣。
我在1977年出國進修前，又在台北、台中各舉辦了一場演唱會，發表了由不同詩人和我寫的詩詞共十二首新歌，也請了章紀龍、王小雯、王滄津和我一起主唱。後來出版成唱片錄音帶，名為《西出陽關》。往後我在美國先後二十多年間，忙於工作和研習不同領域知識，音樂寫作停頓了許久，連吉他都封琴放在角落，最長時一兩年都沒去碰它。其中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前數日，我寫了〈媽媽我們都是為了您〉一曲，後在柏克萊大學中國同學會晚會上發表。事件發生後，我也寫了余光中的〈媽媽我餓了〉、〈抗暴謠〉，並受到民運人士楊建利之請，再收集了一些歌曲，製作了一卷錄音帶，發行作為義賣募款。後來在舊金山市府前廣場，六四百日祭的演唱會上唱了這些歌曲，美國著名民謠歌手瓊拜茲Joan Baez也上台唱了一首她寫的歌〈中國〉（CHINA），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令人動容，也高興親眼看到我年輕時的偶像，向她致意。
我在出國、回國、再出國的二十餘年間，斷續寫過一些歌曲；往後在2002、2004，和2005年台北舉行的民歌演唱會上，也受邀參加，並發表了一些新作。像是陳育虹的詩〈關於詩〉，余光中的詩〈兩相惜〉、〈風鈴〉；另在慈濟電視台節目中唱過〈中國城〉。今年農曆九月重九，恰巧是詩人余光中八十大壽，9 月26日（今晚）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園，有一場免費的室外民歌演唱會，唱許多他寫的詩詞，為他暖壽。我也會專程回台參加演出，首次發表演唱為余光中詩譜曲的〈車過枋寮〉和〈隔水觀音〉。在這次出版附帶的新歌中，也加入了我自彈自唱的版本，包括自彈重錄的情詩〈傘下〉一曲。
我喜歡在民歌演唱會上發表新歌，因為不知日後是否還有機會和時間集結錄音出版，能夠唱給一些觀眾聽，留下一些紀錄，也是樁樂事。這次滾石音樂公司決定在此時重刻出版《中國現代民歌集》、《西出陽關》，讓這些錄音能夠再度出版，加上此文，應該有助於讓年輕一代了解我在那時的音樂創作過程，也許能讓曾聽過這些歌的中年一代重溫，帶來一些經過時間沉澱的久遠回憶。
我每年回台一兩次，都覺得台灣人情味濃，文化、環境和生活品質日益提升，打算將來退休後回台居住較長時間，但願那時還能有能力和時間唱民歌給許多人聽。也希望民歌會繼續有人參與，在各類型的演唱會上能多聽到一些新作。
我曾在2004年台北國父紀念館的「美詩歌演唱會」節目表上寫過一段話：
……詩人余光中在〈江湖上〉那首詩中曾問道：「一顆心，能年輕幾回？」我可以回答說，「一顆心，要永遠年輕。」我們的心，即使歷經滄桑、星移物轉，像是個不死的精靈，燃燒灼熱，激昂之情依舊……
事隔三十三年，我還是要重複這個宣言，讓我們的心靈學習益趨圓滿，超越過宇宙和時間的火焰洪流盡頭……
posted by James at 1: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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