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了個名字

詹偉雄 　(20081114)




　結束了最後一場演唱會後，三十歲的民謠歌手吉姆o克羅齊（Jim Croce）搭上一架地區小客機，要從路易斯安那飛到德克薩斯，沒想到，駕駛還沒來得及拉起機頭，就撞上了跑道盡頭的一顆胡桃木樹，這一刻是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日的夜裡十點四十五分，他去世的隔天，那張鋼弦吉他手人手一張的專輯〈我有了個名字〉（I Got a Name）才開始發行。

　而這一刻，我正坐在飄著油漆味的明亮大房間裡，和S與K淺聊著天，這是個清冷的冬天早上，並沒有太多緊張的氣氛──會這樣說，是因為我們三個學生要來應徵這家即將新創刊之黨外雜誌的編輯工作，而據說，脾氣有些抑鬱的老闆將親自出試題來考我們。

　「像那蜿蜒道路旁的兩列松樹一樣，我終於有了個名字，我有了名字；像那唱歌的鳥兒以及那呱呱鳴叫的蟾蜍，我終於有了個名字，我有了名字！」克羅齊的聲音像是個西部大男孩，頑固地無視於生活中那麼多的不順利，仍然篤定上帝會站在傻人的這一邊：「就像我老爹一樣，我隨身把它帶在身邊，也活在他藏著的夢想中；……在公路上跑著去吧，在公路上滾著去吧；只要執意向前，生命就不會抱憾；」也許就因為是這種少有的「天真」味道吧，每晚我把這首歌的卡帶放在Sanyo錄音機裡，偶爾和柴可夫斯基〈胡桃鉗〉序曲輪替，充當我們寢室的隔日起床號。
　老闆和我們的寒暄不太自然，但也說不上尷尬，實在是因為我和K的前一個工作是在一家左翼又帶著統派色彩的雜誌當編輯，這來歷可是和他的信仰深深牴觸的，然而，我們現成的編輯經驗也是他眼前所急需的，畢竟「發照相打字」、「校稿出清樣」、「指揮美編落版」這種瑣碎卻又極關鍵的勞動，並不是隨意尋個工就可將就，「我最近頭痛得很，還在看精神科呢，不能多說話，」他邊憂鬱著，邊就出了個題：「什麼是當前台灣政治經濟社會議題裡最重要的事？」叮囑我們寫滿一張八開大的米黃白紙後，他推推那厚重的黑色壓克力邊框眼鏡，跟我們示了個意──就離開了。

　當他再回來的時候，看看我的申論，淺淺笑著：「你們左派的都太天真了，」他說：「並不是組工會、搞工運、發動罷工，台灣這個社會就會變化，」說著說著，他的語調急促起來：「真正的根源，是要台灣人取得政權！要一直鼓吹，要一直上街頭……，台灣民主運動的最終，就是獨立運動！」，我們面面相覷，默會的共識是決定繼續聽他說下去，窗外的天光愈來愈亮，而我耳膜底處的的克羅齊也更激昂了：「就像北風呼嘯過天空，我獲得了一首歌，我有了一首歌；像那夜鷹一樣或是嬰兒的哭聲。我大聲地把它唱出來，而且隨身把它帶在身邊，雖然它無法幫我飛黃騰達，我依然覺得驕傲異常；」每當他停下來思考，聲音不再滾動，空氣就冰冷了……，「喂，該吃中飯了，你叫『小詹』是嗎？」猛地，老闆停下了滔滔的申論，由西裝褲口袋掏出一張伍百元鈔票「沿著巷口出去，右轉後直走，到民生東路口，就是麥當勞，今天是它第一天開幕，你就買四個大漢堡回來吧！」

　「就像我這傻子這般，始終不渝的這般──我終於有了夢想，我有了個夢想；他們可以改變他們的心志，但卻無法改變我的，我有了個夢想，我有了夢想……」哼著天真歌謠，我小跑步來到民生東路的店門口，排著漫長的隊伍，凝視著那奇異的金拱門，這一刻，是民國七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午──我會不會成為「台獨份子」？我能不能財務自主（「月薪一萬八，稿費一字一元」可是標準行情）？都等嚐完這口味陌生的大漢堡後，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