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女神龍（二）

?徐璐／文 　(20081217)




　八○年代的「留台」、「台留」，雖然讓我見有幸證了台灣在政治、社會、文化上重大蛻變的十年，但它也限制了我的視野，和各種想像空間。

　紐約的洋墨水，讓青蛙長了一雙翅膀，封閉的心靈之窗，開始被開闊的世界所召喚著。之後，從莫斯科到西伯利亞，到西歐、到東歐、到亞洲，經過將近50多個城市的旅行。青蛙才終於知道，原來，路其實可以走的這麼遠，天有這麼大。

　當1819年，自稱為「沙漠皇后」的海斯特．史丹霍普（Hester Stanhope）隻身一人從大馬士革一路來到敘利亞的中央。群眾在路邊為這個女人歡呼，因為她做了一件不可思議、在那個年代也幾乎不可能的事。
　喀達喀達，蹄聲響遍沙漠。從十九世紀以來，女性開始以冒險、探險、旅行的形式，離開自己的小花園，在遼闊的世界中重新了解世界，也重新了解自己，定義自己。

　遊學、旅行，帶回了一些豐碩的果實，讓各種夢想生氣盎然。長達一年多的國際採訪，也讓我有機會採訪到許多國際領袖。雖然發音還不儘標準，文法也不盡周全，法文、義大利文一樣接近「鴨子聽雷」，那種讓人找地鑽的大笑話，沒有再發生了。

　有一年，我還懷抱著一種「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壯志，到了倫敦，在那個據說有4萬5千多條街道，街上到處可見迷路表情的觀光客和醉到不醒人事的酒鬼的城市裡，租了一間過去是豪宅的佣人房所改裝的一房一廳公寓，門口就有一個像「新娘百分百」（Notting Hill）電影中，休葛蘭和茱莉亞羅勃茲兩人談情說愛的英式communal garden，過了半年的英式生活。不但滿足了內心對歐洲的小小虛榮，也在英國人左一句「lovely」、右一句「lovely」的口頭禪裡，覺得自己好像也可愛起來了。

　暗夜倖存者

　九○年代走到尾端，鈞特．葛拉斯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莎翁情史」得到奧斯卡七項大獎，「搶救雷恩大兵」緊追在後，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跨千禧年的前一夜，雲門舞集在國家劇院演出「焚松」，在沈靜又哀傷的宗教符號和肢體語言裡，悼念死者，也像悼念著九○年代的結束。

　一本以釋放性侵害的陰影和女性自我成長過程的「暗夜倖存者」，也在我心理煎熬了6年後，在九○年代的末期出版。

　這本書讓所有認識我的朋友都嚇了一大跳。由於「台北之音」在經營上的成功，一些女性雜誌開始讓我穿著光鮮亮麗的衣服，拍像沙龍照般的照片，以及一堆充滿「勇敢走出自我」、「做自己的主人」……，之類的標題登出我的訪問。我顯得活躍、忙碌。「溫柔女強人」好像取代了「苦海女神龍」？

　真相很少是表面上所見，這些忙碌、光鮮亮麗的活躍，其實都像是抽大麻、吸嗎啡一樣，只是我用來暫時麻痺自己，麻痺內心一個黑暗的秘密而已。

　根據侯文詠後來在我書中的序文所描述，在台北之音工作的我，像個「拼命三娘」般地工作，撐著浮腫的眼皮，以他所不能理解的「堅毅」在工作。他不知道我生了什麼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覺得我一定太需要這份工作了。不是薪水，是工作。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東妮．莫里森（Tony Morrison）在幾乎窒息的婚姻下，開始像吃藥似的寫作、寫作、寫作。在侯文詠所描述的「拼命三娘」的那幾年，我則是像吃藥似工作、工作、工作……。

　一直到我人生歲數走到第40格的1998年，這個充滿陰影的秘密，在「暗夜倖存者」這本書中，終於完全釋放。「拼命三娘」在工作上放慢了腳步，「女神龍」緊繃的生命線條終於柔和了下來。

　被這本書嚇了一大跳的朋友們紛紛來電、寫卡片。鄭淑敏送來的卡片上寫了一句「good girl！」，一盆盆的花從我的辦公室一路堆到電梯的走廊上，卡片多到讓我覺得彷彿是作夢一樣。

　一個朋友說：「唉！我只聽說過你很苦命，但我不曉得你竟苦命了這麼久！」

　我哈哈大笑。

　當南方朔在電話中說他擔心這樣的書出來後，我會嫁不掉。

　我也哈哈大笑。

　陳浩安慰著我說：哎呀，也不錯啦！你已上過政治版、娛樂版，現在連社會版都上了。

　「暗夜倖存者」並不只是一個想破繭而出的書，它除了釋放了我在1991年，曾遭受兩位哥哥相繼意外過世，以及1992年那場幾乎將我擊倒在地的性侵害事件，它也有更多我在女性自我成長過程中的困惑、自省。

　「在任何一個嶄新的自我誕生前，某些舊我的部份，尤其是陰霾必須死去。雖然在那漫長的過去，我們可能走過悲傷，走過絕望……，但如果我們未曾走過這一切，就不會有今天的破涕為笑及美好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