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女神龍（一）
?徐璐／文 (20081217)
八○年代，朋友們給我起了一個外號──「苦海女神龍」。
那是在衝撞戒嚴的年代裡，一個年輕長髮，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女生，竟然辦了雜誌，參加社會運動，搞到破產、負債、三餐不濟的同情之嘆。
八○年代，我們一些從沒出過國，就窩在台灣，做著各種大夢的人，常戲稱自己是「土台派」。
那是一個在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席捲全世界，從海外留學回來的人，開始用著正點的英文，談Andy Warhol 、Allan Ginsberg、Jack Kerouac、 Jim Morrison，或是夾雜著「拉、嗄松、嗯啊、拉豐、嗯、拉……」之類的法文、義大利文談電影、談藝術的年代。我卻對一個擔任檢察官的美國人說「Oh，You are a prostitutor！」，cutor發音成了tutor。問題是字典上並沒有prostitutor這個字，prostitute是妓女名詞兼動詞，我把「te」變成「tor」──「妓女的老師」？！趕快給我一個地洞吧，我狂叫！
讓苦海女神龍終於脫離苦海的，是九○年代中成立的台北之音，是九○年代所出版的一本書「暗夜倖存者」。
一心想要雪那「prostitutor」之恥的「土台派」，則是在九○年代，才讓青蛙長了翅膀，飛出了井口之外。
台北之音
九○年代一跨過門，中華商場拆除了，台北市首度引進雙層公車，辣妹在松山外貿館車展，躺在跑車上的照片佔據那天相當大的新聞版面。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過世，「滾滾紅塵」在金馬獎成為最大贏家。林強的「向前走」紅遍台灣街頭巷尾。天下雜誌出版了「發現台灣」，要在現代化的急流中，找回台灣的歷史感。
「參與過社會運動的人，當社會問題已經解決，就應該再度去尋回自己失落的平衡」。
八○年代曾參與政治改革社會運動，卻不參政的人，開始尋找各種可能的出口，找回平衡的價值。
八○年代以為媒體和報紙是劃上等號的人，開始在風起雲湧的新媒體浪潮中，再次衝浪。
如果八○年代是個因禁忌而只能「做大夢」的年代，九○年代就像一個冬眠十年後春臨的大地，一切的夢想都開始變得可能。
「台北之音」就是在那樣的一種社會氛圍下的產物。創辦的過程雖歷經波折，但它仍在各種厚愛、期待下誕生。林懷民（後因有國立大學教職身分而作罷）、吳念真、黃春明、張弘毅、許博允、謝春德、劉振祥、何穎怡、陳怡真、劉榮凱等人，聽到說：「新電台？喔！太好了！」，就把印章、身分證影本交出來，擔任了發起人，之後許多人也以10萬、20萬不等的金額做了「台北之音」的第一批股東。
初期的籌備因為有政治人物的參與，出現了醜陋的糾葛、爭權，我們決定在源頭切斷所有和「政治」有關的臍帶。第二波向企業籌募資金的過程，則是出乎意料的順利，在一次「台北之音籌備及營運」簡報會議中，一邊是我、王偉忠、陳浩、王健壯，另一邊是聯電曹興誠、大陸工程殷琪、聲寶陳盛沺代表，威京沈慶京、何飛鵬等人。
殷琪說：「這事好玩，我in」。曹興誠翻著內頁的財務規劃表，對著裡面在收入、預估虧損的「200,000元」，最多到「3,000,000元」的數字，滿臉都是困惑的說：「這個單位是仟元吧？你們是不是打錯了？」
威京小沈因為講了一大段「媒體本來就應該為投資者所用」之類的話，被我們從企業投資人名單中剔除。富邦的蔡明忠、NET的黃文貞、太電的孫道存陸續加入，我們有了6個企業界股東，每人投資600萬。
文化界的大老張繼高也在我們「一顧」、「二顧」、「三顧」……「五顧」茅廬的拜託兼糾纏下擔任了董事長。因為「顧」的次數太多，女主人翟瑞瀝還一度下條子，「宣布戒嚴」：「台北之音的人通通不准進家門」。戒嚴時間長達近2個月，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張先生的電話：「戒嚴雖然還沒完全解除，不過，妳們已可以有單次落地簽證，今天可以來我家吃晚飯了」。
影視界的重量級製作人像王鈞、黃義雄、夏春湧，也在偉忠的邀約下入股。在偉忠家開節目動腦會議時，他喃喃地說：「這次，我們一定要主持人在講英文的時候，不要再用那彆扭的音譯，什麼席維斯史特龍，我們就要他媽的很正點的說Sylvester Stallone。」意思就是不要把Sony講成索尼，把Bush講成布什，把電影「The day after tomorrow」講成「後天」。
台北之音的財務報表在第一個月的營運中就改成以「仟元」為單位。由於董事會的支持，我和偉忠每年都能分紅，「苦海女神龍」在財務上，第一次有了存款。
在張繼高先生發現我竟然不知道「Tiffany」是一家名牌店後，面帶嚴肅地要我一定去為自己買一套「名牌」。「MaxMara」的一件套裝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件名牌。
不過，由於「名牌們」實在都貴的嚇死人了，我曾在義大利的「Hermes」店，把一只後來才知道它叫「柏金包」的包包，把「7000歐元」，少看了一個「0」，差點拿出信用卡。自此之後，對於「名牌」這件事，我就始終採取著「敬而遠之」，如果有清倉大拍賣，則「偶爾為之」的態度。
而物質上的小小收穫，也只不過是讓自己從長年的金錢「匱乏」中，稍稍喘了一口氣。女神龍仍在內心苦海翻騰著。
「土台派」的洋墨水
九○年代，葛麗泰嘉寶、瑪莎．葛蘭姆相繼去世，芝加哥公牛隊贏得第一個NBA冠軍。第十一世的班禪額爾德尼出生。The KLF電音樂團的成員，在媒體公開的報導下，用67分鐘燒掉他們從銀行領出來的100萬英鎊現金。LV在1901年推出一個平面廣告，是一張戴著帽子、衣著正式優雅的女人坐在旅行皮箱上的畫像，下面打著「Travelling Requisites」。
「土台派」在九○年代開門不久，第一次喝了「洋墨水」，結束了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9個月「發憤圖強」的遊學生涯，回到台北。
在一次和龍應台的聊天中，我提到「野火集」，我說，還好妳是從美國讀了博士又嫁到德國，比一般留學生多待了十幾年才回到台灣，否則你可能寫不出「野火集」。
她問我為什麼？
因為當你身在其中，你就會對周遭一切覺得理所當然，根本不會想到去問別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那個年代，生氣了，大家就到土雞城、台大火鍋店、「阿才的店」……喝啤酒或台製的玫瑰紅，臉紅耳赤地辯論。憤怒的人乾脆到街頭上去，就算發張傳單也好。
八○年代，朋友們給我起了一個外號──「苦海女神龍」。
那是在衝撞戒嚴的年代裡，一個年輕長髮，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女生，竟然辦了雜誌，參加社會運動，搞到破產、負債、三餐不濟的同情之嘆。
八○年代，我們一些從沒出過國，就窩在台灣，做著各種大夢的人，常戲稱自己是「土台派」。
那是一個在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席捲全世界，從海外留學回來的人，開始用著正點的英文，談Andy Warhol 、Allan Ginsberg、Jack Kerouac、 Jim Morrison，或是夾雜著「拉、嗄松、嗯啊、拉豐、嗯、拉……」之類的法文、義大利文談電影、談藝術的年代。我卻對一個擔任檢察官的美國人說「Oh，You are a prostitutor！」，cutor發音成了tutor。問題是字典上並沒有prostitutor這個字，prostitute是妓女名詞兼動詞，我把「te」變成「tor」──「妓女的老師」？！趕快給我一個地洞吧，我狂叫！
讓苦海女神龍終於脫離苦海的，是九○年代中成立的台北之音，是九○年代所出版的一本書「暗夜倖存者」。
一心想要雪那「prostitutor」之恥的「土台派」，則是在九○年代，才讓青蛙長了翅膀，飛出了井口之外。
台北之音
九○年代一跨過門，中華商場拆除了，台北市首度引進雙層公車，辣妹在松山外貿館車展，躺在跑車上的照片佔據那天相當大的新聞版面。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過世，「滾滾紅塵」在金馬獎成為最大贏家。林強的「向前走」紅遍台灣街頭巷尾。天下雜誌出版了「發現台灣」，要在現代化的急流中，找回台灣的歷史感。
「參與過社會運動的人，當社會問題已經解決，就應該再度去尋回自己失落的平衡」。
八○年代曾參與政治改革社會運動，卻不參政的人，開始尋找各種可能的出口，找回平衡的價值。
八○年代以為媒體和報紙是劃上等號的人，開始在風起雲湧的新媒體浪潮中，再次衝浪。
如果八○年代是個因禁忌而只能「做大夢」的年代，九○年代就像一個冬眠十年後春臨的大地，一切的夢想都開始變得可能。
「台北之音」就是在那樣的一種社會氛圍下的產物。創辦的過程雖歷經波折，但它仍在各種厚愛、期待下誕生。林懷民（後因有國立大學教職身分而作罷）、吳念真、黃春明、張弘毅、許博允、謝春德、劉振祥、何穎怡、陳怡真、劉榮凱等人，聽到說：「新電台？喔！太好了！」，就把印章、身分證影本交出來，擔任了發起人，之後許多人也以10萬、20萬不等的金額做了「台北之音」的第一批股東。
初期的籌備因為有政治人物的參與，出現了醜陋的糾葛、爭權，我們決定在源頭切斷所有和「政治」有關的臍帶。第二波向企業籌募資金的過程，則是出乎意料的順利，在一次「台北之音籌備及營運」簡報會議中，一邊是我、王偉忠、陳浩、王健壯，另一邊是聯電曹興誠、大陸工程殷琪、聲寶陳盛沺代表，威京沈慶京、何飛鵬等人。
殷琪說：「這事好玩，我in」。曹興誠翻著內頁的財務規劃表，對著裡面在收入、預估虧損的「200,000元」，最多到「3,000,000元」的數字，滿臉都是困惑的說：「這個單位是仟元吧？你們是不是打錯了？」
威京小沈因為講了一大段「媒體本來就應該為投資者所用」之類的話，被我們從企業投資人名單中剔除。富邦的蔡明忠、NET的黃文貞、太電的孫道存陸續加入，我們有了6個企業界股東，每人投資600萬。
文化界的大老張繼高也在我們「一顧」、「二顧」、「三顧」……「五顧」茅廬的拜託兼糾纏下擔任了董事長。因為「顧」的次數太多，女主人翟瑞瀝還一度下條子，「宣布戒嚴」：「台北之音的人通通不准進家門」。戒嚴時間長達近2個月，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張先生的電話：「戒嚴雖然還沒完全解除，不過，妳們已可以有單次落地簽證，今天可以來我家吃晚飯了」。
影視界的重量級製作人像王鈞、黃義雄、夏春湧，也在偉忠的邀約下入股。在偉忠家開節目動腦會議時，他喃喃地說：「這次，我們一定要主持人在講英文的時候，不要再用那彆扭的音譯，什麼席維斯史特龍，我們就要他媽的很正點的說Sylvester Stallone。」意思就是不要把Sony講成索尼，把Bush講成布什，把電影「The day after tomorrow」講成「後天」。
台北之音的財務報表在第一個月的營運中就改成以「仟元」為單位。由於董事會的支持，我和偉忠每年都能分紅，「苦海女神龍」在財務上，第一次有了存款。
在張繼高先生發現我竟然不知道「Tiffany」是一家名牌店後，面帶嚴肅地要我一定去為自己買一套「名牌」。「MaxMara」的一件套裝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件名牌。
不過，由於「名牌們」實在都貴的嚇死人了，我曾在義大利的「Hermes」店，把一只後來才知道它叫「柏金包」的包包，把「7000歐元」，少看了一個「0」，差點拿出信用卡。自此之後，對於「名牌」這件事，我就始終採取著「敬而遠之」，如果有清倉大拍賣，則「偶爾為之」的態度。
而物質上的小小收穫，也只不過是讓自己從長年的金錢「匱乏」中，稍稍喘了一口氣。女神龍仍在內心苦海翻騰著。
「土台派」的洋墨水
九○年代，葛麗泰嘉寶、瑪莎．葛蘭姆相繼去世，芝加哥公牛隊贏得第一個NBA冠軍。第十一世的班禪額爾德尼出生。The KLF電音樂團的成員，在媒體公開的報導下，用67分鐘燒掉他們從銀行領出來的100萬英鎊現金。LV在1901年推出一個平面廣告，是一張戴著帽子、衣著正式優雅的女人坐在旅行皮箱上的畫像，下面打著「Travelling Requisites」。
「土台派」在九○年代開門不久，第一次喝了「洋墨水」，結束了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9個月「發憤圖強」的遊學生涯，回到台北。
在一次和龍應台的聊天中，我提到「野火集」，我說，還好妳是從美國讀了博士又嫁到德國，比一般留學生多待了十幾年才回到台灣，否則你可能寫不出「野火集」。
她問我為什麼？
因為當你身在其中，你就會對周遭一切覺得理所當然，根本不會想到去問別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那個年代，生氣了，大家就到土雞城、台大火鍋店、「阿才的店」……喝啤酒或台製的玫瑰紅，臉紅耳赤地辯論。憤怒的人乾脆到街頭上去，就算發張傳單也好。
posted by James at 10: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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