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傅雷臨死都不忘文明的規範

【張作錦】

他把自縊也看作一種做人的方式，成為知識分子的標本。

今年五月間，我在網上讀到《中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談文革期間知識分子自殺的事：

1966年9月3日凌晨，在紅衛兵兩天三夜不間斷的抄家和凌辱後，時年58歲的翻譯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於上海江蘇路的家中雙雙自縊。為防踢倒凳子的聲音吵醒鄰居，他們事先在地上鋪了一床棉被。

凳子倒下雖沒有聲音，但「從無聲處聽驚雷」，我被這段文字震得肝膽俱痛，久久回不過神來。

鋪上被子的用意不外二者，一是怕驚醒鄰居會來營救，一是純粹怕吵醒他們的睡眠。如屬前者，是為己，出於私心；如屬後者，是為人，出於「不為他人造成不便」的體諒心，是文明人最應有的修為。傅雷當時的用意是什麼，我希望找到答案。

三十年來，外界一直傳說傅氏夫婦是服毒自盡的。此說原出自傅家保母周菊娣之口，大家都認為可靠。但上海作家葉永烈經過實地訪查，於去年撰成《傅雷畫傳》一書，明確公布他們是上吊。葉永烈找到的證據包括：上海市公安部門所存傅雷夫婦死亡的原始檔案。訪問第一個到現場的管區警員左安民。訪問驗屍的法醫蔣培祖。至此，傅氏夫婦是自縊已無可疑。

保母周菊娣當時嚇得不敢進屋，等傅雷遺體被放下，她進屋看到他臉上泛紫色，以為是服毒。傅雷愛種花，家裡放了一些殺蟲的DDT。

傅雷的兩個兒子，傅聰在國外，傅敏在北京，他留一封遺書給同在上海的妻兄朱人秀，委任後事，都是細瑣的「財務問題」，包括一、代付九月分房租55.29元。二、沈仲章託代修手錶一隻，請交還。三、600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四、姑母傅儀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以存單三紙（共370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五、現鈔53.30元，作為我們的火葬費。

走得乾乾淨淨，不希望負欠任何人，拖累任何人，事事為別人著想，連火葬費都自行打點好。這樣的人，上吊時不願踢倒凳子吵醒鄰居，還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警員左安民告訴葉永烈：「當時，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戶中有兩百多戶被抄家。」又說：「那時候，自殺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大家自顧不暇，誰都無力顧到別人，是則傅雷在凳子下面放棉被，只是不想驚擾鄰居的清夢如是而已。

一個文明人到死都不忘文明的規範。對那些規範「從一而終」，才算真正有教養。

1979年傅雷「平反」，1981年《傅雷家書》在大陸出版，迄今已賣了150萬冊以上。他對兒子諄諄教誨的，不僅在讀書、學藝，更在做人。藉著這些，傅雷自己也成了知識分子的標本。

一個文明開化的人，自然不會亂丟垃圾，不會橫闖直衝的開車，不會賣假貨害人，更不會利用職權貪贓賣爵。

教育和文明本應是正相關。但今天在台灣廣受街談巷議和千夫所指的人，哪一個不是出身有名的大學？

那就把傅雷自殺時凳下墊棉被的故事列入教科書吧！搶救國文的同時也搶救做人吧！

【2006/8/03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