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聯合國的舞者

莫夏凱（Cay Marchal） 　(20060803)

巴黎有一些小廣場，看起來是不存在的：只有二三張咖啡館桌子證明它們的存在，一個小牆壁中的噴泉，或者一排街頭音樂家喜歡站在底下的、細瘦的樹。有一個不知名的廣場，靠近 Rue d’Aboukir，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特別喜歡去。我在那度過無數的下午，聽遠處走來走去的服務生忽然間斷、忽然又響起的法文。我那年開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當實習生，一直到一九八五年（然後回到德國家鄉杜賓根）。我覺得，當時的我大概是一個十分自戀的人，說實話，至今我臉上還不自覺地會浮現出舊自我的一個淺淡的影子。我從那年開始經常購買《紐約時報》，每周日花一個下午讀〈藝術休閒版〉。我看這份報紙，其實對德國的那個我是一種叛逆，我總在尋找另一種更文雅、更精英的生活。對我而言，連進入聯合國也只是一種激烈的、浪漫反諷的事情而已。

這份報紙，也是我認識莫赫遜（Mohsun）的原因。某春日，我在那廣場上跟一個服務生聊天；他用巴黎服務生的那種半欽佩客人的文化氣質、又半嘲笑客人過度俗氣的那種語氣跟我說：「您還真的看《紐約時報》！這麼貴的報紙，世界上誰會看啊？」過些時，廣場已沒人了，這服務生又靠過來。「非常對不起」，他湊著我耳朵低聲說，「那邊有我一個朋友，您看得到，在噴泉旁邊的桌子，他一直想看美國報紙，我可以拿嗎？」我還沒答應，他已經把《紐約時報》放在那客人的桌子上。當這客人把報紙還回來時，我就跟他講起話來。

莫赫遜跟我年紀一樣大，剛從巴黎第一大學畢業，一個黑頭髮的摩洛哥青年，有點像FredAstaire 的那種額頭極高的類型。他家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有小兒科醫生的爸爸。也許因為這種家庭背景，他毫不遮掩地坦露他的胸懷大志、喜歡講歐洲白種人怎樣把阿拉伯當傀儡一樣操弄、跟我敘述他跟作家詩人朋友漫遊巴黎第五區，侃侃而談民主、心靈解放等問題。我本性裡有些成分，跟他接觸後被引發出來，結果我們之間很快形成一種半親密、半競爭的難以言喻的關係。那時，莫赫遜想去考法國教師資格，但是因為家庭給他的錢總是不夠，只好在北火車站藝文活動售票處賺一點零錢，這使得他不得不延後畢業。我住的地方，是一個羅馬尼亞教會的老房子，有一次，莫赫遜到那裏找我。我並沒有刻意對他隱瞞我的工作，只是因為各種原因也沒說出來；不過，那次，因為羅馬尼亞神父問了我一件事，莫赫遜就得知了我的工作。過一會兒，他與我坐在教會暗暗走廊的、屬於老神父的鋼琴前，喝了羅馬尼亞茶，他突然很兇地挑戰我在聯合國工作的資格，最後突然告訴我，他昨夜吐了血，很怕自己得了什麼嚴重的病。說這話時，莫赫遜的下巴有些發抖，但是，聲音十分穩當。

「我的身體這麼差，我永遠當不了老師，」他憤怒地說。

「你應該不會有事啊，」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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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我還記得他兩顆青銅色的眼睛在鋼琴前暗暗浮動，也記得我跟他交換過的冷笑。莫赫遜愛上了一個舞者，應該也是他那次告訴我的（這三件事情，聯合國、戀愛與病況，好像永遠很巧妙地湊在一起）。他的言辭充滿著驕傲與自卑，所以我立即猜到他對於這次暗戀內心並沒有希望。後來，我問那服務生，他朋友的這兩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他先不願意多談，但是在我追問之下終於說：「他是我認識的最驕傲的一個人，他不可能繼續跟你交往。」我不知道，莫赫遜怎麼認識這位黎巴嫩舞者，她年紀比他大一些，靠著表演生存，夢想到巴黎有名的芭蕾舞學院進修，但我很清楚，黎巴嫩人通常對於摩洛哥有點輕蔑。

的確，此後，莫赫遜完全從我的視野消失了。我並沒刻意跟他斷交，他好像也沒跟我斷交，只是沒有理由繼續交往。我跟我自己解釋，他的驕傲肯定受不了我在聯合國的工作；我還覺得，告訴他這件事情，他反而告訴我兩件事情，好像有些不公平，某方面我也有點冤枉，因為他得肺結核，也不是我的問題，何況我絕對會願意

幫他的。我那時候這樣跟我自己解釋。

到了夏天，我工作愈來愈忙，根本無法想到任何社交。不過，這件事情偶爾會在我的腦際流轉，只是，我不知道從何處解決。不料，那個廣場的服務生，有一次給我一個紙條，說這是莫赫遜寫的。我讀了，發現他根本沒談到我們的關係，只是直接請我幫一個忙。「你能不能幫我喜歡的那個舞者介紹一些工作？」他這樣問我，雖然絕口不提我們過去的友誼，但我還是高興。我想了想，便把舞者的電話號碼交給我的一個助理，叫他邀請舞者來參與我們辦公室的年終宴會。

我完全忘了這件事情，後來因為生病也沒參加那次宴會，只聽說，那天宴會非常燦爛地結束。那幾個月，來自蘇聯的文件特別多，大多與太空人教育展有關，需要我聚精會神地翻過幾千頁的俄文檔案，也許因為也沒再碰到阿拉伯文的檔案，所以，我在Place de Fontenoy的辦公室裏，完全忘了莫赫遜，也沒再想起我佔的獨特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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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只是一些謠言。我在走廊經常碰到一個德國代表的秘書，他某次突然跟我提到那些謠言。「我不相信」，我說，「這聽起來太荒謬了吧。」雖然我的個性有很多缺陷，但是那時候，我對於聯合國還抱著一種理想主義：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議室，對我來說不僅是一間水 泥房間，不僅是無數的小國旗，不僅是很多代表在講話、交際或拉攏的喧囂，而是一個安靜、潔白的空間，像一個古羅馬教堂或者北極的永恒冰田。但那些謠言卻曝露了非洲某國大使的醜陋面孔，看來他在那次宴會上認識了一個女子，毫無顧忌地把她帶回大使官邸，從此讓她住在那裏，光天化日地開始婚外情。我聽完以後，感到一種軟弱的羞恥，但我並沒猜到真相的全面。

我就這樣猶豫了好幾天。謠言的特色是，人們永遠無法防堵，它們按照一種無形的順序陸續出現。當天，我聽到另一個人說到，他帶著朋友到塞納河聖路易小島上散步，不巧在一個小巷子的咖啡館看到一個老人，跟一個年輕女子坐在一起，他戴著灰色軍隊手套正在撫摸女子的金髮。「我立刻明白了，這就是我們的非洲大使」，他微微一笑。我聽了，立即轉身回辦公室。後來，我某次特意到那家咖啡館找莫赫遜；不料，廣場旁邊的咖啡館早已結束營業，廣場也看起來淒涼多了。那年，收音機不斷播著蘇聯的新聞，是一個彷彿完全被封鎖的冷戰年代；賽馬、品酒會、獅子會拍賣等活動很多，但我愈參來愈瞧不起外交圈。我的頭腦浮現出莫赫遜那天告白時的遲疑，那種帶著驕傲的焦慮（對於現實的殘酷體會）。我把舞者引入聯合國，原先是為了彌補某種對他的歉咎，沒想到卻是雪上加霜。有一次，我夢到他站在一個小屋子裡，嚴肅地告訴我，我該保護他；但是，不久後，他被發現了，然後淚流滿面地站在我前面。

到了七月，我想回國度假，但因假期不夠而留在巴黎。七月十四日，我請了半天的假，上午跟那個秘書一起到香榭大道看閱兵。閱兵大約到一半，一場大雨下來，把巴黎街頭全都淹沒，我們只好躲在一個咖啡館的門邊。人們潮濕的臉孔，不斷在背後的凱旋門與咖啡館玻璃窗之間閃過。忽然，一個女子經過，拿著紅色的雨傘，一張蒼白的臉，一直在看著我。夏雨更激烈時，她消失了。

「那個女子不是……」，我同事問我。

「你說，誰？」

「這不是你介紹給我們的舞者嗎？

你怎麼認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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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驚訝得無法說話。這個女子非常瘦，阿拉伯人豐盛的長頭髮半遮著她的眼睛（所以，我後來懷疑，她的眼神裏是否有譴責的意味）。我們坐在咖啡館裏，默默地拿出菸盒抽菸。外頭的雨，靜靜地變得愈來愈大。八零年代還沒有手機，也沒有像今天這麼多電話亭。那天下午，我記得，我一直到廁所旁邊的電話打給辦公室。我緊張地在電話上辦了一些公務，實際上只是為了不聽到秘書要告訴我的真相。在雨漸漸失去力量時，我最後還是聽了這些事：秘書說，非洲大使幾個月後被調回國去當內政部長；沒多久，他的國家就遭到軍變，這次跟過去不一樣，非常暴力，民眾跟著軍隊闖進總統府，把總統當場打死，整個地板都是血。內政部長好像也在場，但是否也被打死則不清楚。

雨又大了。秘書看著我，然後說：

「我們都知道這些，你怎麼會不知道？我還記得，大使那次宴會早已醉了，還上舞台致詞，提到希臘神話與莎士比亞，可是，一下台就跟一個年輕的男子吵起來，用他胖胖的手打壞了那個男子送來的蛋糕。我心裡現在還看到那蛋糕上的手印──好暴力的一個人。」

那天的雨，彷彿有計劃地阻礙我們回辦公室。我們留在那裏，抽了好幾包菸，想了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