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 原來中國是這樣

如果我們把人類仍然定義為生物金字塔的一部分，而不是超脫於生物存在方式的虛擬個體，那麼，人際關係仍然決定一切，它左右政治，影響商業，創造信仰，甚至，操縱著你對自己的評判。

傳統意義上人際關係的決定因素基本上與地緣或血緣相關，人際關係形成傳統倫理價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鄰居的眼光」或「親人的嘮叨」暗示著「神的旨意」，或者說，旁觀者即是神。也許外來者可能在某段時間內產生一定影響，但終究會被傳統給消解掉，這樣的故事很多，但最終形成的只是談資。

人類歷史上有過人際關係大重組的經驗，事實證明，也都是些換湯不換藥的歷史，文化或信仰的相互交融，並不能逆向改變基於人類更基本的日常行為方式，甚至人為或自然的災害都不能。

但這種宿命在二十世紀末被撕開了一個大口子。新技術帶來了人際關係全球性的版塊遷移，網路上的鄰居與現實的鄰居，網路上的同事與辦公室中的同事，虛擬的血緣與現實的血緣，幾乎是兩個星球的語言。傳統的旁觀者角色被替代了，但新來的是誰呢？在人類物質創造達到最高值的盛世，這場革命帶來了人倫上的兵荒馬亂之相。世界沒有變，而維繫世界的核心關係正在重組，我們每個人難免都有些動盪不安的反應，生怕自己是這場淘汰賽中最先出局的可憐蟲。這場革命本身是人類的一場自我清選嗎？還是物種進化中跳躍性的一環？

新技術帶來的真正全球化，是要認識中國大陸之前掀開的第一層被子。

當然，還有另一層被子，它上面刺繡著的是新的造山運動，即外人眼裏的中國崛起。中國大陸經濟近三十年的驕傲表現以及中國大陸融入世界的驚人速度，不僅讓自身成為龐大的經濟體，而且也讓自己從旁觀者成為主流世界的對話者，或者說，是主流世界的利益相關者。

在這場造山運動中，原有的生態秩序也在迅速地瓦解與變異，造山運動預示著在同一緯度上，按照海拔高度形成不同的生態圈，能夠改變自己以適應環境變化的生物存在下來，新的系統重新組合。整個中國社會也是基於同樣的原理在變化，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許看不到這種造山過程中地表的的運動，因為我們都是地表上的一份子，但是，生活中細節的變化，人際關係的微妙轉換，給了每一個人自我變化的壓力。必須要融入新的生態圈，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是現實主義生活的動力，而機會主義者看到的是綿延的可能性。而這種對自我命運的努力把控又加速了龐大經濟體的滾動，就像一個雪球。

財富的累積與重新分配，是第二層被子的關鍵字。

認識中國大陸的第三層被子是年輕一代。

中國大陸七十年代與之前的幾代人都以模式化生存，差不多的成長環境，差不多的道德觀念，也就形成差不多的生活軌跡。而對於八零後的年輕人來說，他們的成長期正碰上中國新的造山運動過程以及新技術帶來的變革，他們就像新環境下生成的新物種，具成特殊的生命力，但也沒有人能預測這種新物種給剛剛形成的生態雛形帶來怎樣的後果，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會帶來生態圈其他物種的控制與報復嗎？他們本身的基因組成足夠穩定嗎？

如果你掀開了這三張被子，基本上你就讀懂了中國大陸。

在這本書中，王志仁給我們展示出了更多的細節，他所瞭解的中國大陸。對於他所描述的物件，他在旁觀者與當事人之間徘徊，他的身份曖昧不清。他有旁觀者的資格，是因為他看到的有些景象他在臺灣似乎已經看到過，或者，有些景象只有陌生人才會真正地發生興趣，所以有時候字裏行間透露著對比或驚奇。他不能作為旁觀者，是因為他已經是這個生態系統的一份子，由特殊漸變為日常，他必須要觀察自己的生活，來形成對周圍社會的認識，他必須要拋棄原有的經驗，才能真正地認識巨變得眼花繚亂的一切。

好在，在這兩種身份中，他切換得遊刃有餘。讀懂王志仁，讀懂兩個角度的中國。

《哦, 原來中國是這樣》精采書摘　第一章／從價值發現到價值變現

中國從來都不窮，只是資源分配不當，以及一大部份資源未被開發利用。如今，資源有了新意，開發工程更是如火如荼。

二００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上午，我在加拿大多倫多市區一家飯店房間裡，正在收拾行李。那是八點五十分左右。我順手打開電視，CNN頻道正播出冒煙的紐約世貿大樓畫面，螢幕上還打著Live。我沒有在意，反正電視只是做為背景音，讓打包這件工作不會太無聊。

按照計畫，那天稍後要飛紐約，晚上再飛西雅圖，準備隔天一早去採訪Amazon.com的老闆貝佐斯（Jeff Bezos）。如果紐約真發生什麼事，我可以在當天下午到達後找空檔去看看。我太把心思專注在既定行程上，以致於幾分鐘後，當另一架飛機撞上世貿大樓的另一棟樓，即便畫面透過電視直播很震撼，但第一時間我沒有想到這件事會完全改變行程。

我拉著行李下樓，到櫃檯辦退房，櫃檯旁的大堂咖啡座裡，已聚集不少吃完早餐的房客，在那裡看CNN直播。有幾個從大門拉著行李走回來的客人，氣極敗壞地說計程車不去機場，因為多倫多市政府已宣佈進入緊急狀態，關閉機場並徵用市區所有飯店，做為救助和安置人員之用。也就是說，這下子走不了，也留不了，因為飯店已不接受重新入住。

我和幾位已辦好退房的大陸媒體同行，在櫃檯前聊了起來。我們一起參加北電網絡(Nortel，來自加拿大，銷售電信和網絡設備)的大中華區媒體參訪團，他們從北京出發，將近二十人，來自電視台、電台、報紙和雜誌，我和另外兩位台灣的工商時報和經濟日報記者，從臺北出發，在舊金山和他們會合，一路從矽谷、芝加哥到渥太華，再到多倫多，參觀北電網絡在各地的分公司和研發中心。多倫多是這趟行程的最後一站。

昨天晚上，我們才在多倫多的指標性建築CN電視塔頂的餐廳吃飯，互相舉杯，紀念這一趟為期一週的參訪之旅。突然間，我們那裡也去不了。電視報導指出，芝加哥的席爾斯大樓和多倫多的CN電視塔，可能是下一個被攻擊的目標。

北電網絡負責媒體接待的工作人員，反應很快，馬上訂了郊區一棟酒店式公寓，派了一台車把我們全接過去。在等待機場重新開放的那五天，日子過的都一樣。每天一起床，先看電視新聞，瞭解機場是否會開；中午，車子來把一夥人接去一家當地的中餐館吃飯，吃完再送回，下午則去逛住處附近的購物中心，或者待在房間寫稿看新聞；晚上，車子再把我們載到同一家餐館，坐同一張桌子，吃同樣的菜。

現象一：購買力嚴重低估

在百無聊賴當中，有一件事很快吸引我的注意。一位同行的大陸中年女記者，在打聽多倫多當地一所大學的地址，想去看看。她的英文不是太靈光，找了我和另一位台灣記者幫忙。我很好奇這時候她去那裡做什麼。

「我女兒今年高考（台灣叫大學聯考）成績不理想，很難上好的大學，我和我先生想送她到這裡上大學，已經找好一所學校了，」她說。

我的反應和多數台灣人一樣：大陸的物價和加拿大應該差很多吧，只為了在國內考試沒考好，就跑到多倫多來讀大學，那得多花多少錢？以大陸的所得來說，怎麼可能負擔得起？

結果，我錯了，但也學到重要的一課。她告訴我，她的職稱雖然是記者，但其實是廣告業務，服務的單位是一家政府部門和外資合資的媒體，這使她在名義和敘薪制度上是公務員，但實際待遇比照外商。

什麼意思呢？她一個月的工資只有兩千人民幣，但因為是國家幹部，所以有配車配房，這些不用她出錢，每個月還有一定額度可以報銷吃飯和招待費。另外，她做廣告的部份，可以從銷售額裡拿獎金，每個月可以拿一萬多，每一季和年終視表現還有額外將金，一年下來可以拿到二十萬，等於是純拿，因為平時的吃住交通招待都由單位買單。

她先生也在同一單位的不同部門，一年也能拿到差不多的錢，等於家裡一年能存下四十萬人民幣(相當於一百八十萬台幣)，要供一個女兒到加拿大唸書的確不成問題。

在台灣的薪資結構裡，每個月底發的薪水條上寫了多少就是多少，其他補貼很少，只是聊備一格。但是在大陸，工資只是收入的一部份，在談工作時還會問能享有那些福利，比方有多少額度的報銷費用，在國營單位則要問有沒有配車配房。這些「福利」的實際價值加起來，往往比基本工資還高，甚至是好幾倍。這是我從二００三年到上海至今，經常聽聞和經歷的事，回想起來就不覺得九一一時聽那位中年母親說的故事有多特別。

可支配所得大於名目所得？

即便不在國營單位，情況也類似。今年四月，我幫一家跨國公司在上海和成都各主持三場焦點團體會議，總計四十六位受訪者中，大多比我年輕（我是一九七０年出生），有創業當老闆的，也有在外商和民營企業任職，月薪在兩萬人民幣以上，流動資產（存款加股票）在二十五萬人民幣以上。有趣的是，他們薪資單上的數字，只有實際收入的三分之二到一半，其他的以房租、招待、進修和交通等名義補貼，避免被課太多稅。

一年前，一位朋友原本在民營網路媒體當總編輯，年薪四十萬人民幣，折合下來一個月三萬多，之後回鍋先前的國營媒體，薪水降為不到一萬。台灣的朋友很難理解，為何有人願意接受減薪七０％的工作，但實際上回國營單位後，他有配車和司機，每個月還有可觀的招待費用，算下來總和並未減少。

也因此，一群朋友去吃飯，最後買單的未必是平常賺最多的那位，可能是同桌裡頭賺最少的那位，但他的報銷額度最高。由來已久的報銷文化，不能單純以「吃公款」的角度，用道德來判斷，這已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潛規則，是薪資的一部份。它提醒了我們，對投資者來說，必須考慮在中國的隱性成本；對工作者來說，必須考慮在中國的隱性收入。

經濟學上的「名目所得」(nominal income)和「可支配所得」(disposable income)，對應的是不同概念。「名目所得」減掉「通貨膨脹」和「所得稅」之後，是實際的購買力，等於「可支配所得」，正常情況下名目所得大於可支配所得；但是在大陸，「可支配所得」則等於「名目所得」減掉「通貨膨脹」和「所得稅」後，加上「報銷費用和補貼」，可支配所得因此可以大於名目所得。

有關學習新加坡，把公務員工資調高到市場行情的討論，在中國行之有年，但一直未被採納，原因之一是政府部門的低薪制度，可以抑制物價上漲過快，一旦大幅調薪到市場行情，許多半官方機構、公營事業和民營單位都要比照，會使已經緊張的通貨膨脹更趨惡化。

現象二：隱性資產浮出水面

用傳統經濟學那一套人均GDP的方法，算不出大陸工作者的實質所得，特別是針對官員、公務員和國營事業人員，因為太多屬於他們的「福利」，沒有納入計算。比方公家分房給你，是用比市價低許多的價格，只要你不出售，算是內部行為，沒有在市場上交易，也就不納入GDP計算，但房子的市場價值明確存在。

我在二００三年剛搬到上海時，住在徐匯區的岳陽路上，房東是一位國家幹部。那是一間一百一十平方米(約三十六坪)的房子，當時市價一百五十萬人民幣，而他則用不到三分之一的價格取得，那是他所服務的單位蓋的房子，做為「福利」之一，分售給內部員工。每個月底我付下一個月房租給他，他並不開發票（這筆收入不反應在GDP）。房東的太太在國有銀行任職，兩人合計已分了四套房子，自己住一套，另外三套出租。他們是典型的每月只領幾千塊工資的公務員，家庭月收入卻有好幾萬，是「準」千萬富翁，只差公開出售這個市場行為，就能把「隱性資產」變現為「實質收入」。

價值，要經由交易來確認，交易越活絡，價值經由轉手就可能上升，要進行交易則需要有市場，市場除了有買賣雙方，還要有法律和配套機制到位。

岳陽路不長，但路兩旁的梧桐樹長得很高大，夏天時枝葉茂密，會交錯在一起，形成綠色隧道，走起來很舒服。往北走下一條是永嘉路，那一帶是以前的法國租界，附近有很多獨棟帶院子的花園洋房，大多在一九二０到一九四０年代，上海最繁華的時候興建，目前牆上則掛著上海市政府的保護建築銅牌。

以現在的市場價值來算，這些房子一棟值幾千萬甚至上億人民幣，多被境外投資者買走，但是在二０００年之前，卻沒有價格可言。當時，境外投資者按規定不能買這些房子，只能買政府特別規畫興建的外銷房，而這些老洋房的持有者，也未被獲准可以賣。沒有交易，價值自然無法體現。

價值靠交易確認

麥肯錫顧問公司在二００五年做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全世界在那一年的資產總值約一百四十兆美金，其中中國約五兆美金。所謂的資產，指的是黃金、房產、地契、股票和一切能用等值貨幣表述價值的東西。

對一個在過去二十個世紀中，有十八個世紀是全球最富有的國家而言，一直到清朝乾隆年間，其他國家的財富仍然難望其項背。僅僅因為在工業化進程落後，以及社會百年動盪下，就讓它和世界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中國的資產規模顯然被低估，它還有太多價值沒有被發掘、被表述的資產，等著被發掘出來。

北京電視台自二００六年開播的〈天下收藏〉節目，直接了當說明問題。主持人是在熱門電視劇〈宰相劉羅鍋〉裡扮演奸臣和珅的知名演員王剛，他在中國名氣很大，這檔節目迄今收視率非常高，但觀眾可不只是來看王剛表演。內容很簡單，歡迎所有觀眾報名，把家裡的骨董帶到現場，由製作單位找專家來鑑定。如果是真品，當場由專家開具証書、並且按照行情幫忙估出市場價值；如果是贗品，則當場打碎，免得再拿出去騙人。

〈天下收藏〉節目的口號叫「去偽存真」，點子抄自日本，但在中國特別刺激，比買體育彩票過癮，一翻兩瞪眼，要麼全贏要麼全輸，All or nothing，沒有中間地帶。那些把家傳或自己收藏的骨董帶去鑑定的民眾，多懷抱一夕致富的夢想，反正nothing to lose，何況萬一是真的呢？

誰能想到，就在三十五年前，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凶的時候，家裡放著這些骨董，不但不是資產，反而是負債。在「破四舊，立四新」的口號下，這些都算四舊，當紅衛兵上門抄家，就會成為被批鬥的罪名，最好趕緊扔掉。

如果你有機會到杭州西湖，一定要記得搭船遊湖。船夫會告訴你很多西湖的典故，像是唐朝的白居易和宋朝的蘇東坡各建了白堤和蘇堤，以及白蛇傳裡許仙和白娘子在清明節相會的那座斷橋；還有，前幾年整治西湖把水放乾時，意外在湖底發現許多花瓶和古董傢俱，那是文革時附近民眾連夜拿到湖邊來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