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灣落日圓（中）

【聯合報╱余光中】 2008.10.08 03:44 am



為了接近碩士班的研究生，就常會到所裡的大閱覽室，跟學生一同午餐，吃的是最簡單的便當。久之便成了所裡的傳統：要見余老師，只需自備便當，十二點以後去閱覽室的小圓桌旁等待便可……

有一次大颱風過後，我踏著滿地的亂葉斷枝去研究室，忽見門楣上面棲著一隻小貓頭鷹。我啞然失笑，說現在的咕咕鐘怎麼越做越好，竟像真的一樣，說著還向牠揮一揮手。不料牠毫無表情，卻忽然振翅，向長廊盡頭飛去。我回過神來，開門入室，發現面海的百葉窗頁上頹然垂下一物。近前再看，其物黝黝，並不是俐落地掛在窗下，而是不規則的多角體，半懸半纏在百葉的吊索上，赫然竟是一具乾癟僵硬的蝙蝠屍體。我大為震撼，發現風災的受難者並不只人類。這種事，無論是愛倫坡或彭斯，大概都會入詩的；當時卻被我錯過了。

西子灣並非全為人而設，除了草木蟲禽，還有較大的動物愛來此地。松鼠身手的矯捷，不下於燕子，但是可遇而不可尋，偶爾現身一瞥，背影立刻沒入樹蔭深處。最常見的是狗與猴。閩南話的「猴」與廣東話的「狗」同音，不知古代是否如此。校園的野狗至少上百隻，大半都還好看，有些可能原有主人，卻因故流亡在野。常常三五成群懶散地臥憩在屋後或坡底，不知牠們究竟如何維生。


圖／林崇漢

猴子卻沒有這麼本分，常常從壽山下來覓食，膽子越來越大，就公然掠食了。女生常遭牠們奇襲，奪去手提的食物。就算男生向牠們吼叫驅逐，有時還逡巡不走。走廊上的垃圾箱常被翻倒，狼藉滿地。有時候電梯門開處，一頭悍猴就赫然在門外，老神在在，直著眼睛跟你對視，女生常給嚇得尖叫。有一次我在新文學院三樓上課，一頭猴子忽然衝進門來，一躍而上連椅的桌面板，再躍，三躍，就像太平洋戰爭逐島奇襲的登陸部隊。只是那猴子體格較大，可能是壽山的獼猴王吧，完全不畏人群，一番恣縱之後，竟然在後排的連椅桌面坐定，炯炯地熟視著全班。一時女生歇斯底理，男生猶豫不決。我卻火大了。好大膽的臭猢猻！敢來攪我的局，踢我的館！說時遲，那時快：頓悟我手中的麥克風可當武器，便大步向惡客走去，一面湊近麥克風大吼：「滾出去！」憑猴子的智慧，恐怕還識不破我的洪音並非全靠丹田的元氣，還以為此人肺活量如此驚人，不如避之則吉。牠果然退了出去，猴頭，猴腦，加猴尾。全班鬆一口氣，迸出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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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書生涯幾乎長達半個世紀，如果不計在美國的四年，則包括師範大學十年，政治大學兩年，中文大學十一年，中山大學二十二年，在西子灣的悠長歲月約占其半。但前後我與校園的關係卻可分為兩段：在台北時我的住家在校外，跟同事、學生的接觸較少；但是到了香港、高雄，我就整個投入了校園，家人也是第一次住進教授宿舍，先是感到新奇，繼而感到親切。這經驗對於吾妻我存，更是深刻。她的性格開朗外向，很快就成了人緣不錯的「余師母」，添了不少新朋友。以前我和同事、學生的關係，她不過略知一二，而且都是聽我口述，雖覺有趣，卻不夠真切。余家進駐校園之後，她的友誼反而比我廣闊，見聞也比我的更「生活化」，因此她生動的「野史」頗能補充我冠冕的「正傳」，兩者併在一起，不少同事就變得立體而且具體了。

來中山的前六年，除教兩門課外，還有雙重的行政工作，所以中午就不回宿舍吃飯。同時因為兼管外文研究所，為了接近碩士班的研究生，就常會到所裡的大閱覽室，跟學生一同午餐，吃的是最簡單的便當。久之便成了所裡的傳統：要見余老師，只需自備便當，十二點以後去閱覽室的小圓桌旁等待便可。

最早我是在院長室裡午餐，由文姐購買便當，有時幼珊也會買來陪我同吃。後來發現獨食無聊，而父女相對吃一樣的便當，也不太有趣，漸漸就發展到師生同桌的場面。

師生同桌之趣要形成傳統，不能靠生硬的制度，得靠緣分。做老師的，尤其是身為所長，不能無緣無故地忽然找幾個「愛徒」來陪自己吃飯，那太不自然了。反過來，學生來找老師，卻是天經地義。午餐桌永遠在那裡，老師準時會出現，想要就教或聽「講古」的學生，只要帶一盒便當去，就可以從容親炙了。另一方面，做老師的也有自己的經驗與感想，或者趣事與近聞，或者無傷大雅的笑話，或者剛剛遠遊歸來，想與寶貝學生同樂，而在課堂上不便發揮，免得亂蓋誤了正課，但在同桌進食之際，卻大可天馬行空，水銀瀉地。

在導師制度之外，這種不落痕跡，自然形成的師生共餐，意不在饕餮，言不必及義，話題進展如滾雪球，笑聲猝發如打噴嚏，乃正課以外師生之緣的至高境界。雖然「食不言」乃夫子養生之戒，而一張嘴一面要進食一面又要吐話，忙得像進出口的碼頭，似乎有礙健康，但是說者語妙天下，聽者笑得開心，獨樂樂何如眾樂樂，不但可以促進師生情誼，也有助於校園文化。

初來中山的十年，我常出國參加國際筆會，帶回各國的紀念品，也常在午餐桌上與研究生共賞或共嘗。她們舔著鹽，淺淺嘗一口墨西哥帶回來的龍舌蘭酒，又苦著臉勉強咀嚼又鹹又腥的芬蘭鹿肉乾。馬來的芒果乾頗受歡迎，榴槤乾只有膽大的人敢試。捷克的提線傀儡，俄國的套層木偶，都引發她們的童心。那時候台灣旅客的足跡還不像現在這麼普遍，所以我誇張的天方夜譚她們聽得十分出神，好像真隨我去看了西班牙的鬥牛，開普頓的桌山，伊瓜蘇的瀑布。

圍著白色的小圓桌與我共餐的，多為女生。倒不是我排拒男生，而是外文系所甚至整個文學院的學生，都是女多於男，比例約為三比一。希臘神話裡，掌管詩歌，亦即廣義文學的，雖為亞波羅，但古典詩人尋求靈感時祈禱的神明，卻是女神九繆思（the Nine Muses）。時至今日，不但保佑文藝的是女神，就連讀者甚至粉絲也大半是女性了。所以一位老教授兼老作家的磁場能吸來眾多女弟子，也不足為奇了。當年袁枚的四周不也如此嗎？我家雖有四個女兒，但晚年守在老爸身邊的只有幼珊；佩珊任教東海，也不常見面。所以有幾個女弟子繽紛於側，容我大發議論，小發牢騷，偶洩隱衷，甚至言不及義，淪為意識亂流，以博村姑們格格傻笑，而補女兒們天各一方的空虛，也不失為晚年一慰吧。

是的，後來師徒更熟，拘束漸解，我就泛稱她們為「村姑」，而男生來參加時，也就叫「村童」。這稱呼自然是來自英文古典詩中的shepherd與shepherdess。她們覺得有趣，也就接受了。與我共餐的村姑前後至少上百人，她們有時也會帶校外的朋友或家人一齊來，那就更難勝數。其中出席率最高的村姑，該是陳亞貝。我和村姑們接觸漸頻，至於嘻哈的程度，就是從她那一班開始，也是在她那一屆臻於高潮。其中的「造化」（chemistry）很難分析，大概跟她尊師的熱忱和人脈的廣闊有關。午間我的便當本來都由所裡的文姐負責，但亞貝出現後，就往往自告奮勇，把採購之勞攬了過去，另外還加上合我味蕾的甜點，而對我的盼望不過是多講些旅遊經，或是文壇學府的掌故逸聞，就算是我提供的甜點吧。

有一次在那小圓桌邊，一位村姑提起，聽說我上星期曾去清華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致詞。我問她們知道我跟沈君山校長的故事嗎，她們搖頭。我便告訴她們：四十多年前沈君山是年輕的歸國學人，在清華大學客座，邀我去他學校演講。那時他不過二十七、八歲，我也才三十出頭。我的演講不外是鼓吹現代文學，並朗誦自己的新作為例。前兩排的聽眾有不少理工科的教授，其中一位聽我念出什麼「也想乘一枝超光速的火箭／去探大宇宙的邊陲」，忍不住指出，沒有飛行器能夠超越光速。等到我念完〈敲打樂〉，另有一位王教授又指責我此詩侮辱了中國。我沉不住氣，便應以「不懂詩就不要亂說！」場面頓時僵住，他的太太還上台來向我致歉。當晚沈君山夫婦陪我坐火車回台北，我對他們戲言：「你們清華大學真是文化的沙漠，瘋子的樂園！」事隔那麼多年，沈君山在清大校長任滿，即將退休，又再請我去他的學校演講。他在介紹我時忍不住提到當年的一幕，笑問我對清大的訓詞是否不變。我答以今日的清大校譽日隆，當然早非「文化的沙漠」。沈君山立刻接口：「不過還是瘋子的樂園！」一招逆轉的自嘲，激起滿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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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也就輪到亞貝這一屆畢業了，也就是說，她們就得揮別西子灣了，而這一段師生緣也就要告一段落。村姑與村童一走出連接西子灣與鹽埕區的那條隧道，海緣也要告終，去投入茫茫的人海了。以後當然還可以回來，不過不是天長地久，而是做匆匆的過客了。與亞貝同班的陳淑莉、唐慧容，經常同進同出，儼然三位一體。她們往往結夥來敲我的房門，並帶來「小王子」（Le petit prince）的巧克力蛋糕，共享一頓下午茶點。但是走出西子灣後，村姑們也都自奔前程。十多年後，亞貝早已做了兩個女兒的母親，教過兩家高中。淑莉遠去西雅圖的華大，曾回西子灣來；我去華大講學，也曾由她開車，載我和季珊登山看雪。慧容在高雄教過書，後來去了英國，近兩年來，像淑莉一樣，已失去聯絡。

二十二年來，在西子灣上過我課的本科生與研究生，將近千人，至於來旁聽的流動人口，則更難計算。其中也有緣分特長而仍多聯繫的，例如胡志祥和湯惠媛，兩人都在外文系畢業後續讀外文所，而終於結成夫妻。母校給了他們雙重學位與美好姻緣，收他們做了西灣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