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October 08, 2008

西灣落日圓(中)

【聯合報╱余光中】 2008.10.08 03:44 am



為了接近碩士班的研究生,就常會到所裡的大閱覽室,跟學生一同午餐,吃的是最簡單的便當。久之便成了所裡的傳統:要見余老師,只需自備便當,十二點以後去閱覽室的小圓桌旁等待便可……

有一次大颱風過後,我踏著滿地的亂葉斷枝去研究室,忽見門楣上面棲著一隻小貓頭鷹。我啞然失笑,說現在的咕咕鐘怎麼越做越好,竟像真的一樣,說著還向牠揮一揮手。不料牠毫無表情,卻忽然振翅,向長廊盡頭飛去。我回過神來,開門入室,發現面海的百葉窗頁上頹然垂下一物。近前再看,其物黝黝,並不是俐落地掛在窗下,而是不規則的多角體,半懸半纏在百葉的吊索上,赫然竟是一具乾癟僵硬的蝙蝠屍體。我大為震撼,發現風災的受難者並不只人類。這種事,無論是愛倫坡或彭斯,大概都會入詩的;當時卻被我錯過了。

西子灣並非全為人而設,除了草木蟲禽,還有較大的動物愛來此地。松鼠身手的矯捷,不下於燕子,但是可遇而不可尋,偶爾現身一瞥,背影立刻沒入樹蔭深處。最常見的是狗與猴。閩南話的「猴」與廣東話的「狗」同音,不知古代是否如此。校園的野狗至少上百隻,大半都還好看,有些可能原有主人,卻因故流亡在野。常常三五成群懶散地臥憩在屋後或坡底,不知牠們究竟如何維生。


圖/林崇漢

猴子卻沒有這麼本分,常常從壽山下來覓食,膽子越來越大,就公然掠食了。女生常遭牠們奇襲,奪去手提的食物。就算男生向牠們吼叫驅逐,有時還逡巡不走。走廊上的垃圾箱常被翻倒,狼藉滿地。有時候電梯門開處,一頭悍猴就赫然在門外,老神在在,直著眼睛跟你對視,女生常給嚇得尖叫。有一次我在新文學院三樓上課,一頭猴子忽然衝進門來,一躍而上連椅的桌面板,再躍,三躍,就像太平洋戰爭逐島奇襲的登陸部隊。只是那猴子體格較大,可能是壽山的獼猴王吧,完全不畏人群,一番恣縱之後,竟然在後排的連椅桌面坐定,炯炯地熟視著全班。一時女生歇斯底理,男生猶豫不決。我卻火大了。好大膽的臭猢猻!敢來攪我的局,踢我的館!說時遲,那時快:頓悟我手中的麥克風可當武器,便大步向惡客走去,一面湊近麥克風大吼:「滾出去!」憑猴子的智慧,恐怕還識不破我的洪音並非全靠丹田的元氣,還以為此人肺活量如此驚人,不如避之則吉。牠果然退了出去,猴頭,猴腦,加猴尾。全班鬆一口氣,迸出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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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書生涯幾乎長達半個世紀,如果不計在美國的四年,則包括師範大學十年,政治大學兩年,中文大學十一年,中山大學二十二年,在西子灣的悠長歲月約占其半。但前後我與校園的關係卻可分為兩段:在台北時我的住家在校外,跟同事、學生的接觸較少;但是到了香港、高雄,我就整個投入了校園,家人也是第一次住進教授宿舍,先是感到新奇,繼而感到親切。這經驗對於吾妻我存,更是深刻。她的性格開朗外向,很快就成了人緣不錯的「余師母」,添了不少新朋友。以前我和同事、學生的關係,她不過略知一二,而且都是聽我口述,雖覺有趣,卻不夠真切。余家進駐校園之後,她的友誼反而比我廣闊,見聞也比我的更「生活化」,因此她生動的「野史」頗能補充我冠冕的「正傳」,兩者併在一起,不少同事就變得立體而且具體了。

來中山的前六年,除教兩門課外,還有雙重的行政工作,所以中午就不回宿舍吃飯。同時因為兼管外文研究所,為了接近碩士班的研究生,就常會到所裡的大閱覽室,跟學生一同午餐,吃的是最簡單的便當。久之便成了所裡的傳統:要見余老師,只需自備便當,十二點以後去閱覽室的小圓桌旁等待便可。

最早我是在院長室裡午餐,由文姐購買便當,有時幼珊也會買來陪我同吃。後來發現獨食無聊,而父女相對吃一樣的便當,也不太有趣,漸漸就發展到師生同桌的場面。

師生同桌之趣要形成傳統,不能靠生硬的制度,得靠緣分。做老師的,尤其是身為所長,不能無緣無故地忽然找幾個「愛徒」來陪自己吃飯,那太不自然了。反過來,學生來找老師,卻是天經地義。午餐桌永遠在那裡,老師準時會出現,想要就教或聽「講古」的學生,只要帶一盒便當去,就可以從容親炙了。另一方面,做老師的也有自己的經驗與感想,或者趣事與近聞,或者無傷大雅的笑話,或者剛剛遠遊歸來,想與寶貝學生同樂,而在課堂上不便發揮,免得亂蓋誤了正課,但在同桌進食之際,卻大可天馬行空,水銀瀉地。

在導師制度之外,這種不落痕跡,自然形成的師生共餐,意不在饕餮,言不必及義,話題進展如滾雪球,笑聲猝發如打噴嚏,乃正課以外師生之緣的至高境界。雖然「食不言」乃夫子養生之戒,而一張嘴一面要進食一面又要吐話,忙得像進出口的碼頭,似乎有礙健康,但是說者語妙天下,聽者笑得開心,獨樂樂何如眾樂樂,不但可以促進師生情誼,也有助於校園文化。

初來中山的十年,我常出國參加國際筆會,帶回各國的紀念品,也常在午餐桌上與研究生共賞或共嘗。她們舔著鹽,淺淺嘗一口墨西哥帶回來的龍舌蘭酒,又苦著臉勉強咀嚼又鹹又腥的芬蘭鹿肉乾。馬來的芒果乾頗受歡迎,榴槤乾只有膽大的人敢試。捷克的提線傀儡,俄國的套層木偶,都引發她們的童心。那時候台灣旅客的足跡還不像現在這麼普遍,所以我誇張的天方夜譚她們聽得十分出神,好像真隨我去看了西班牙的鬥牛,開普頓的桌山,伊瓜蘇的瀑布。

圍著白色的小圓桌與我共餐的,多為女生。倒不是我排拒男生,而是外文系所甚至整個文學院的學生,都是女多於男,比例約為三比一。希臘神話裡,掌管詩歌,亦即廣義文學的,雖為亞波羅,但古典詩人尋求靈感時祈禱的神明,卻是女神九繆思(the Nine Muses)。時至今日,不但保佑文藝的是女神,就連讀者甚至粉絲也大半是女性了。所以一位老教授兼老作家的磁場能吸來眾多女弟子,也不足為奇了。當年袁枚的四周不也如此嗎?我家雖有四個女兒,但晚年守在老爸身邊的只有幼珊;佩珊任教東海,也不常見面。所以有幾個女弟子繽紛於側,容我大發議論,小發牢騷,偶洩隱衷,甚至言不及義,淪為意識亂流,以博村姑們格格傻笑,而補女兒們天各一方的空虛,也不失為晚年一慰吧。

是的,後來師徒更熟,拘束漸解,我就泛稱她們為「村姑」,而男生來參加時,也就叫「村童」。這稱呼自然是來自英文古典詩中的shepherd與shepherdess。她們覺得有趣,也就接受了。與我共餐的村姑前後至少上百人,她們有時也會帶校外的朋友或家人一齊來,那就更難勝數。其中出席率最高的村姑,該是陳亞貝。我和村姑們接觸漸頻,至於嘻哈的程度,就是從她那一班開始,也是在她那一屆臻於高潮。其中的「造化」(chemistry)很難分析,大概跟她尊師的熱忱和人脈的廣闊有關。午間我的便當本來都由所裡的文姐負責,但亞貝出現後,就往往自告奮勇,把採購之勞攬了過去,另外還加上合我味蕾的甜點,而對我的盼望不過是多講些旅遊經,或是文壇學府的掌故逸聞,就算是我提供的甜點吧。

有一次在那小圓桌邊,一位村姑提起,聽說我上星期曾去清華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致詞。我問她們知道我跟沈君山校長的故事嗎,她們搖頭。我便告訴她們:四十多年前沈君山是年輕的歸國學人,在清華大學客座,邀我去他學校演講。那時他不過二十七、八歲,我也才三十出頭。我的演講不外是鼓吹現代文學,並朗誦自己的新作為例。前兩排的聽眾有不少理工科的教授,其中一位聽我念出什麼「也想乘一枝超光速的火箭/去探大宇宙的邊陲」,忍不住指出,沒有飛行器能夠超越光速。等到我念完〈敲打樂〉,另有一位王教授又指責我此詩侮辱了中國。我沉不住氣,便應以「不懂詩就不要亂說!」場面頓時僵住,他的太太還上台來向我致歉。當晚沈君山夫婦陪我坐火車回台北,我對他們戲言:「你們清華大學真是文化的沙漠,瘋子的樂園!」事隔那麼多年,沈君山在清大校長任滿,即將退休,又再請我去他的學校演講。他在介紹我時忍不住提到當年的一幕,笑問我對清大的訓詞是否不變。我答以今日的清大校譽日隆,當然早非「文化的沙漠」。沈君山立刻接口:「不過還是瘋子的樂園!」一招逆轉的自嘲,激起滿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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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也就輪到亞貝這一屆畢業了,也就是說,她們就得揮別西子灣了,而這一段師生緣也就要告一段落。村姑與村童一走出連接西子灣與鹽埕區的那條隧道,海緣也要告終,去投入茫茫的人海了。以後當然還可以回來,不過不是天長地久,而是做匆匆的過客了。與亞貝同班的陳淑莉、唐慧容,經常同進同出,儼然三位一體。她們往往結夥來敲我的房門,並帶來「小王子」(Le petit prince)的巧克力蛋糕,共享一頓下午茶點。但是走出西子灣後,村姑們也都自奔前程。十多年後,亞貝早已做了兩個女兒的母親,教過兩家高中。淑莉遠去西雅圖的華大,曾回西子灣來;我去華大講學,也曾由她開車,載我和季珊登山看雪。慧容在高雄教過書,後來去了英國,近兩年來,像淑莉一樣,已失去聯絡。

二十二年來,在西子灣上過我課的本科生與研究生,將近千人,至於來旁聽的流動人口,則更難計算。其中也有緣分特長而仍多聯繫的,例如胡志祥和湯惠媛,兩人都在外文系畢業後續讀外文所,而終於結成夫妻。母校給了他們雙重學位與美好姻緣,收他們做了西灣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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