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October 21, 2008

我在台大的日子

平路  (20081020)




 照片上,我在憧憬……愛情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幸福嗎?當時,難得有這樣的輕鬆時光:日後,包括與所愛的人在一起,都伴著隨時會出事的緊張。接踵而來的幾年,黨外運動正在島上星火燎原,我的朋友以及他的同志們常在電話裡磨刀,說要磨刀給那些竊聽者的特務聽,在朋友身邊,我感覺到大變動前夕的惶惶然。

 寫字的人永遠要提心吊膽,以文字去回憶過去是危險的,尤其是追憶青春,它更加危險,因為一定會錯過了許多細節,可能是重要的細節。然後,我們又用紅筆加圈,娓娓寫出一些跟後來相關的事情,好像都有理性與邏輯可循。我們自以為條理井然,自以為在記憶的抽屜中以理性與邏輯排比輕重位置,其實,記得最深刻的只O當時的陷溺,包括讓自己不知所措的洶湧感覺。

 當年校園裡的傅鐘、傅園中灰白的大理石,包括傳說中傅斯年老校長面對質詢而不屈服的猝死,也包括保釣運動「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其中隱隱然都有從北大到台大的傳承。而我出生晚了幾年,沒有趕上保釣的熱潮,我進台大時已經是運動的尾聲,在當時的校園,就在傅鐘旁邊的行政大樓,記憶中從樓頂垂掛而下兩行標語:「我們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我們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出自五四運動時羅家倫起草的一篇北平學界宣言,經過五六十年之後到了70年代,兩行字依然令人動容,輕易地召喚出心底的感情。
 事隔這麼多年,其實,我需要請教當時的同窗,我是真的看見了這兩行標語?或者,只是在校園的舊照片上依稀見過?無論如何,確定地是,有一度,在1970年間,標語曾經掛在台大行政大樓的樓面。是哪位學長冒著觸犯校規的危險掛上去的?而校方在事先不知情的狀況下爾後又做了哪些處置?在我進台大的年代,台灣剛度過保釣運動的高潮,但解嚴依然遙遙無期,那是某種奇特的時代氣氛。校園裡有一種鬱悶:有人天生反骨,終日蹺課而攀爬在椰林大道的樹上,當時某位物理系的學長被封為台大一景;心性激烈的同學則在演講會上以尖銳問題直接頂撞講者;新生南路側門進來一長排海報,大學雜誌社舉辦的演講似乎是透氣的窗口,胡佛、張忠棟、楊國樞等關心社會的學者正熱中於傳播自由主義的理念。當時校園裡的學生報叫做「大學新聞」,有一天我心血來潮,跑上活動中心的小辦公室裡應徵校刊主筆,那時候好像是楊庸一做總編輯,他因為校刊言論已經背著兩個大過。一次,記得是在東南亞戲院附近的咖啡屋舉行主筆會議,有人把我們與會人的名單交給警總(警總是當年戒嚴時期的安全單位),上了黑名單,將來出國也難,總有這樣的耳語,但這些耳語反而在淬勵冒險的心性,甚至強化了心裡對衝突場景的渴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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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另一處,離醉月湖不遠,當年我們心理系系館旁邊,年輕的助教吳英璋與黃榮村常在籃球場上鬥牛。大一時,我與班上高個子的女生張冕、劉瓊枝也加入了女籃校隊。當時,荊玲做教練,她以要求嚴格著稱。一年後,我們果然因為不及她設定的標準被踢出校隊。然而,我們自覺盡了全力,甚至在操練中超越了本身的體能限制,如今記得的是練完球……,在校門口「全成冰果店」一口氣吃下三碗刨冰的壯舉。

 當年在台大校園,許多事已經現出端倪:南部來的男生赤腳在泥濘的操場踢足球;北部出身的女生燙著波浪髮型,幾乎每個週末都有工學院理學院的舞會邀請。偶而有耳語,班上家世顯赫的女生被特許進入一個名叫「融融社」半祕密的社團會所,成員都是品學兼優的貴族子弟。今天回看,那時候在台大校園,台灣社會的樣貌已經具體而微,隱喻著後來的南北差距、階級壁壘,台灣社會各種多元分歧的景象。

 那時刻,更重要的人生功課也在校園裡奠基,包括愛情。我們像幼雛展翅學飛一樣地學習愛人與被愛。或者更早之前,當我們還留著輕湯掛麵的短髮在高中K書,某種被愛的幻覺已經在心裡悄悄滋長。新鮮人的第一季,走在椰林大道上,眼神在後面尾隨,貓咪的爪子輕輕地搔。從此我們搔弄別人,也由著自己被別人搔弄。有時候粗手粗腳,就好像貓咪打碎了瓷器,筐礑礑碎裂了別人的心。我們不覺得應該道歉、更不曾體悟到愛情這件事所可能潛藏的兇險。至於我,我迷迷濛濛地受到吸引,吸引我的總是比自己還要叛逆、還要狂熱不羈的那種人。當時,戀愛是個必需的成長階段,而對象只是載體,藉著愛情帶來的豐沛能量,為自己裝上一對翅膀,逃離家裡的權威管束,也跳脫台灣社會那時候無所不在的窒息感。直到誤以為振翅便可以飛越大海的時候,才知道它會融化,在希臘神話裡伊卡拉斯(Icarus)身上,那是一對蠟做的翅膀。多年後回顧,明白了藉愛情而試圖飛翔的人必然會直直墜落,但到如今我尚且難以回答的問題是,因為當年的時代氣氛我才會愛上他?正是因為當年的時代氣氛,才會進行各種以愛情為名的飛行實驗?

 那時候,不知道自己多麼天真,不知道自己若有機會選擇,就有機會選擇錯誤。然而反過來想,若我預先知道等著我的是什麼,若我有一絲絲預感,預知愛情都會帶來後果,如果我連那些後果也一齊知道了的話,那麼,我不會把心交出去,我不會愛上任何人,再也不敢愛上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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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究竟要怎麼樣地回望大學時代的自己?

 留下的只是幾張相片,有一張用舌尖去舔冰淇淋。那是哪年哪月?誰拿著照相機在拍照?或者,那只是任何一個夏日午後,只為吹過的陣陣涼風、大樹上的幾聲蟬鳴,眼裡就盛滿了掩不住的笑意。除了擔心冰淇淋會融化,趕緊伸出舌頭,將軟軟的沁涼滋味舔進嘴裡,臉上沒有一絲陰霾。

 事實上,我很少這樣心花怒放的相片,從小到大,我的快樂總會跟著一點罪惡感。在大學裡,總是偷偷摸摸赴約、偷偷摸摸進家門,門後等我的常是父親的斥罵。在森嚴的家教中,我巍顫顫的青春卻正努力地抽出細瘦的枝枒……。

 那是哪一年?相片上留長了頭髮的我,看樣子,應該是大二或大三,老總統已經久病不起,蔣經國等著正式接班。鬱悶的年月中,必然還是有輕鬆的瞬間,看起來,甚至有某一種莫名的憧憬,在臉上散放著光澤。

 照片上,我在憧憬……愛情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幸福嗎?當時,難得有這樣的輕鬆時光:日後,包括與所愛的人在一起,都伴著隨時會出事的緊張。接踵而來的幾年,黨外運動正在島上星火燎原,我的朋友以及他的同志們常在電話裡磨刀,說要磨刀給那些竊聽者的特務聽,在朋友身邊,我感覺到大變動前夕的惶惶然。

 再下去,衝突、聚眾,接著是武力鎮壓;再下去,拘捕、坐監,接著是一場場坐監說明會。美麗島事件之後,台灣社會陷入漫長的黑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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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了許多年再重新回溯,卻好像我們那一代人的宿命,屬於這整整一代人始終不能夠脫離的社會氛圍:從戒嚴、解嚴到全面民選、政黨政治,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如此巧合地與台灣民主化運動平頭並進。恰似湯瑪斯.曼說過:「在我們的時代,人的命運是以政治語彙展現其意義。」

 至於我,如同我們一代的人,我走不出這個宿命,始終走不出這個島在時間裡的迴旋與擺盪:向前幾步,又註定被推擠回原位,然後又顛簸地繼續向前挪移……即使自己去國多年,這力量牽引我有一日再回到台灣,並以各種方式介入台灣社會正在發生的各種轉變。另一方面,卻因為親眼目睹我的朋友過早地把政治當作志業,就這樣飛蛾撲火般全身投入,讓我也過早地看穿了這個事實:只要身在政治的場域,從事政治就有它的反噬性,正好像每場革命在成功後總是一口吞沒它最初的理想,從事政治的人也最有機會背叛自己的初衷。這樣的歷史情境循環不已,第一次還帶著悲劇的情調,如同馬克斯的「路易波拿巴之霧月十八日」所言,接下去一而再地,則是以鬧劇捲土重來!

 難道說,那時候,我已稍微預見到這鬧劇的展演形式?包括後來許多獻身黨外運動的人站上權力的殿堂不免陷身泥沼、乃至集體沈淪,其實也是這反噬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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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溯起來,一切都是伏筆:在我們的大學校園,日後發生的竟已經一一現出端倪。

 多年後在台北街頭與他重逢,昔日的朋友說了一句,「我把事情都搞糟了」,他意味著我們竟再沒機會回到從前,回到當一切還有可能的時候。我點點頭,是的,都搞糟了,都回不來了。站在公車站牌前,望著他,一時我心裡激盪著太多說不出的情緒,這些年來,曾經為了等他平安的消息而徹夜不眠,跟著當年一次大審的結果而悸動難安……。那份激情曾經讓我不知所以,讓我訝異於一個人的心房竟可以如此的劇烈攪動。如此的劇烈攪動,卻沒有停歇,第二天又活了過來,一天天又活了下來。

 那是青春,而青春已縹緲如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