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治國vs.國治媒體

【聯合報╱陳若曦】 2008.12.19 11:14 am



胡思總編沉思片刻後，有感而發：「『媒體治國』和『國治媒體』，哪個好些？」……

十一月中旬旅遊北京時，朋友陪我拜訪了《炎黃春秋》雜誌，和正、副社長杜導正、楊繼繩及胡思總編餐敘一番，頗多感慨。

《炎黃春秋》雜誌創刊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由大陸傳謀的黨員退休幹部主編，賴訂費和小額捐款維持。雜誌擁有八萬多訂戶，因傳閱量大，讀者當不只兩倍。在新聞不自由的中國，咸認是最敢言也最穩重的雜誌。

「敢言」和「穩重」似乎矛盾，說穿了是善於擦邊球。幾次出狀況都賴幾位有良知的退休高幹說項，一路走得跌跌撞撞，但也存活了十八年，成為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必讀之物。

雜誌招牌不起眼，核心的編輯部僅小房一間，四五張書桌加上幾把待客的椅子而已。包括社長等也僅四五位編輯，全是中老年人，個個顯得專業又誠懇，對台灣來客更是親切友善，樂於坦誠交流。

來前拜讀過九月號的《炎黃春秋》，其中〈文革後期我與四川省委書記的交往〉一文，文筆平實但令人拿起就放不下，非一口氣讀完不可。它提到趙紫陽經常到農村調查，所到之處都不許黨政機關派人迎送，其人作風平易近人；當時川人流傳一句「要吃糧，找紫陽」，足見感戴之情。這是天安門「六．四事件」廿年以來，首次正面報導趙紫陽的文章，這期雜誌也賣得特別快，足見人心所向。

我奇怪：「文章內容寫得那麼清楚明白，為什麼題目要刻意迴避『趙紫陽』三個字呢？」

朋友代回答：「不願意公然得罪江澤民和李鵬嘛！」

胡錦濤和溫家寶上任幾年了，江李還能這麼囂張？

「高層領導中，他們還占六成的勢力哪！」

太不可思議了，連取個題目都如此迂迴曲折，那「新聞自由」到哪天才有影子？

新華社記者出身的楊繼繩並不氣餒。「我們會堅持不懈。在中國追求民主和改革，怎麼說……叫『碎步前進』。」

談話中發現，這幾位編輯對海內外局勢都了然於胸，諸如全球金融海嘯、生態危機和糧荒危機等，都很關注。提到糧荒，大家都同意，天災固不可逆，人禍更致命。我順口問楊繼繩：「中國古代就曾發生過人吃人的事件吧？」

「有。」

實事求是的回答，印證了甫於香港上市的《墓碑》內容，都是調查研究的結果。這部長篇巨作是他以親身經歷和多年搜證來還原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中國大饑荒。它導致死人以千萬數，甚至親人相食的人間悲劇。通過真誠反省和客觀數據，本書對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作了冷靜和沉重的控訴。

《墓碑》不能在大陸出版，幸賴無遠弗屆的網路之賜，已然流傳開來。談到言論和出版自由，《炎黃春秋》諸君並無慷慨激昂的語氣，卻不掩鍥而不捨的神色，相信「量變」必達「質變」，相信中國人終有民主自由之日。

想到台灣的民主自由也非一步登天，果然要有長期抗戰的精神。

「猜我幾歲？」《光明日報》老總出身的杜社長，突然考我。

看他白髮不多，談笑風生，頂多七十歲吧。

他哈哈大笑，還比劃手指，原來已經八十五歲了。如此高齡還天天準時上下班，光這份高度投入的義工精神就令人敬佩。

談到台灣的媒體生態，我自是十分自豪，但也指出有時會自由到氾濫成災的地步，譬如為了搶新聞或聳人聽聞，有時會誇大或製造假新聞。然而因資訊發達和新聞工作者勇於探索及爆料，常讓政府顯得落後、被動，進而影響政府決策，也功不可沒。

「我們有時戲稱，台灣是『媒體治國』呢！」

胡思總編沉思片刻後，有感而發：「『媒體治國』和『國治媒體』，哪個好些？」

我衝口而出：「都不好吧？」

接著大家相視而笑，心意盡在不言中：與其國治媒體，不如媒體治國！

返台不久，看到香港報導：前中共高層領導不爽《炎黃春秋》為趙紫陽翻案，已對杜導正和楊繼繩施加壓力，要兩人告老退休。

我相當吃驚。年初《冰點》雜誌刊登龍應台批評高層的文章，中宣部原下令停刊，後來網路一片撻伐之聲，結果以撤換總編平息民怨，但實行變相控制。如今顯然要對《炎黃春秋》如法炮製了。我立即給北京的朋友去電話打聽最新發展。

朋友次日回電：「確實曾經要杜楊倆告老退休，但是杜老先就一口拒絕，堅定表示：我不覺得老，不打算退休！現在沒事了，以後且走著瞧。」

好樣的，杜老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