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先生，以及他給我的第一件差事

【聯合報╱曾淑美】 2009.09.01 05:06 am



陳映真。
（本報資料照片）
參與創造歷史

1985年夏天，我剛從大學哲學系畢業。二十三歲，滿腦子文學狂熱，一心唾棄資本主義社會，人生夢想是成為偉大的詩人或詩人的情婦，自然不屑於學習打字呀、電腦呀這些討生活用的基本技藝。經過數次不成功的求職經驗，我逐漸發現，一般老闆根本不知如何雇用一個志在寫詩、連字都不會打的哲學系畢業女生。我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

十一月，標榜報導文學與報導攝影的《人間》雜誌創刊，創刊人是備受敬重的小說家陳映真，這件事轟動整個台灣文化圈。我立刻帶著手邊僅有的二十餘首詩和幾篇校刊上刊登過的幼稚文章，跑到和平東路的雜誌辦公室求見文學偶像陳映真，問他：「我可不可以來當《人間》的義工？」陳先生答應了，但堅持每個月付3000元車馬費。我第二天立刻開始「上班」，幫忙寄雜誌、整理客戶資料、搬書等雜務。即使大部分時間都在貼郵票和跑郵局，我心裡卻彷彿有光，覺得自己正在參與創造歷史，投入神聖的革命事業。

我一直沒對家裡說這不是正式工作。過了幾個月，母親大人在雜誌上看不到我名字，追問之下，忽然發現我不過是個「義工」，既驚訝又失望。她私下帶著我從小到大作文比賽優勝的獎狀去找陳映真，告訴他：「我女兒作文很好，請讓她試試看寫文章。」

次日，陳映真以全新的目光看著我，用讚嘆的口吻說：「妳媽媽實在太棒了！」他非常、非常欣賞我母親充滿生命力的魅力和勇氣。我覺得很窘，也很高興；最棒的是陳映真果然派了一個小採訪讓我去試。我就此正式成為《人間》雜誌的同仁。

自從我的名字被刊印在雜誌工作人員名單上，家裡開始出現不出聲的神祕電話。通常我們一接起來對方就掛斷，連續幾次，也有時，對方遲遲不掛，我們放下電話又立刻響起。一天深夜，又是無聲電話，我忽然想耗下去看看，靜靜聽著話筒中濁重的男人呼吸，喝茶的唏嗦聲，甚至吱呀的椅背旋轉聲。過了很久很久，那男人嘆口氣掛上電話。

我被國家監聽了。當時並不特別以為意，只覺得中華民國政府真沒品味，派個糟老頭兒來監聽！《人間》辦公室常有知名文化人進出，政治犯來串門子的也不少，幾乎每個人都有非常精采的被監聽和跟蹤經驗，我的無聲電話相形之下，算是乏善可陳。

小說家黃春明是早期《人間》很受歡迎的客人，他幽默、有趣，一進門就大呼：「大頭在嗎？」有他在，陳映真總笑呵呵的。一天，黃春明看著我們幾個忙進忙出的年輕人，有感而發：「以後《人間》如果辦不下去，大家千萬不要上吊，一定要繼續在一起。」我心想，如果辦不下去當然很難過，但何至於要「上吊」？後來才弄清楚，黃春明正在整治門牙，說話漏風，他當時想說的其實是：大家千萬不要「散掉」。

得識高公才情

《人間》一直賠錢，即將倒閉的傳聞從來沒斷過。為了突破困境，陳映真先後邀請過高信疆、王拓、楊憲宏、黃怡……諸位先生來一起整頓社務，調整編輯方針。幾位社長和總編輯都是精采人物，帶給《人間》各式各樣新的視野和作業模式。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今年五月剛過世的高信疆。

同仁皆尊稱高信疆「高公」。高公在雜誌社時，潘庭松帶著我做編輯工作。高公雄才大略，對編輯作業的要求卻異常細緻嚴謹，有次我校對文稿不慎，把他親筆寫的原文「湮滅」改成「煙滅」，對的倒改成錯的，高公氣死了，把我叫去足足訓了半個小時。

又有次他在我們面前批評某位知名人物，我吃了熊心豹子膽竟也跟著不以為然，再度被高公訓誡一頓；他責備我年輕識淺，無資格臧否前輩。類似事件不一而足，我覺得自己很不入他的眼。

過了幾個月，某深夜剩我和高公兩人在辦公室，他正做付印前最後修訂，我在旁邊等著把稿子抱到遙遠的印刷廠，準備當晚睡在印刷機旁的廢紙堆上。高公忽然抬起頭來，直視著我：「淑美，妳是有才氣的。妳的詩很好。」頓了一會兒，又說：「我從前看妳的詩，和這本雜誌完全不搭調，一直以為妳是情治單位派來臥底的。」

我當時應該是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心裡先是一陣委屈，然後憤怒排山倒海，然後是長久、長久的悲涼之感──高公一定有過很難忘懷的被背叛經驗，以至於無法信任新人，太可憐了。然則，陳映真坐過多年牢，待人卻還保有信賴、浪漫的特質，真是太不容易了。

時移事往，我越來越能夠體會出高公性情與處事之可敬可愛，更逐漸了解他們那一代文化人的創傷。近日讀季季《行走的樹——向傷痕告別》，感慨尤深：一切的一切，都來自於國家機器對人性的扭曲啊。高公對台灣的文化貢獻如日如月，人所共仰，歷史亦有定評。我作為晚輩，有幸一窺絕代高手的姿影，緣起於《人間》，終究要感謝陳映真一開始的用人不疑。

海峽兩岸第一人

當我躺在文學院草坪上讀〈第一件差事〉時，陳映真已經是一則傳奇，「海峽兩岸第一人」。文學同好之間流傳著當年陳映真如何辦雜誌、如何對抗政府、如何被出賣、如何受女生歡迎──種種軼事，真正第一次來到陳映真面前，我發現自己面對一位很有男子氣概、卻毫不擺架子的作者，傳奇的光芒從敏銳的目光和幽默的談話之間透露出來。

我好奇「海峽兩岸第一人」怎麼來的。他謙和地回答：「當年被抓去關的時候，朋友們急著營救，胡秋原先生就『發明』了這句話，試試看能不能讓政府放人。」

又求證他當年被逮捕的狀況。陳映真輕描淡寫道：「那些人一看到我書架上有幾本『左拉』的小說，就說不得了，一定是這樣，所以思想『向左拉』，就連人帶書一起抓走啦。」

坐了那麼多年政治牢，陳映真真的就當成人生中的一段「遠行」。在他手下工作近四年，我從沒看見他向人訴苦、抱怨，也從沒看見他以此沾沾自喜而刻意累積政治資本。他真是個品格高尚的人──不，用品格高尚不足以形容──品格高尚來自於修養，有忍辱的成分；依我看，陳映真並不以坐牢為榮辱，他生性明亮而又有堅定的信念，所以寵辱不驚，既牢之則安之，出來了也不呼天搶地，生命始終瀟灑。

陳映真以第一流的人品，寫第一流的作品，辦第一流的雜誌。他像一塊大磁石，吸引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年輕人以及有志一同的文化人；這些可愛的人兒來到《人間》，獻出他們最初或最後的浪漫情懷，最初或最後的理想主義。

我們上山下海，去最荒僻的地方和底層者打交道，整理議題為弱勢者發聲。陳映真總是教導我們，「要非常尊重被採訪者，我們必須被人民教育。」我們喜歡背著書包大王去採訪，讓書包大王有陣子蔚為流行時尚。我們以〈國際歌〉為社內國歌，對抗庸俗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知道自己是台灣少數中的少數。

不得不的必然

這麼一本一登場就注定名留青史的雜誌，為什麼竟然長期經營不善？陳映真是偉大的創作者、始終如一的信念倡導者，卻不是精明的經營者。雖然所有同仁都充滿奉獻熱忱，嚴格來說，我們當時卻不完全具備辦雜誌的專業和效率，也並未受到嚴謹的訓練和要求。仁慈的大陳經常不好意思對我們太嚴厲，也沒有足夠時間來訓練大夥提升戰力。當我離開雜誌社到意識形態廣告公司上班的第一個月，不禁深深感嘆：《人間》的效率要求如果有廣告公司的三分之一，它應該會活下去！

（當時《人間》一年的資金缺口不過兩百萬元，實在不是大數目。我的第二個老闆鄭松茂從我口中知道雜誌狀況，主動表示可以贊助。後來贊助之事不知為何不了了之，似乎映真先生這邊另有顧慮。）

陳映真視《人間》如子，從別的戰場被邀請過來的將軍們，面對別人的小孩，難免有不知如何管教之感。最後大家只好分手。畢竟，《人間》是陳映真實現理念的「不得不然」，卻不是其他將軍的「必然」。又拖磨一陣子，《人間》終於決定停刊。

我去做廣告，堂堂進入資本主義體系，心裡對映真先生實在充滿歉意。剛開始時自我安慰，想說是去敵營臥底，偷學武功，待功成圓滿，終究要帶著江湖不世密法和金元寶返家救父──當然這是少年戀夢，高估了自己的能耐，低估了《人間》問題的深度與複雜性，尤其完全不明白映真先生的意向。

1992年，我開始自由工作，春節時策畫播放開喜烏龍茶「新新人類在中國」系列廣告，非常轟動。播出時，特別打電話給陳映真請他打開電視，告訴他這是獻給他的作品（因為「在中國」）。他很高興。廣告後續效果驚人，開喜烏龍茶銷量竟然打敗可口可樂，我又打電話去報告，陳映真簡直樂不可支，開玩笑說：「終於挫敗了美帝！」

當下，我真覺得自己是個為父親扳回一城的乖女兒。

（本文與九月號《文訊》雜誌同步刊登）

【2009/09/01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