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September 01, 2009

陳映真先生,以及他給我的第一件差事

【聯合報╱曾淑美】 2009.09.01 05:06 am



陳映真。
(本報資料照片)
參與創造歷史

1985年夏天,我剛從大學哲學系畢業。二十三歲,滿腦子文學狂熱,一心唾棄資本主義社會,人生夢想是成為偉大的詩人或詩人的情婦,自然不屑於學習打字呀、電腦呀這些討生活用的基本技藝。經過數次不成功的求職經驗,我逐漸發現,一般老闆根本不知如何雇用一個志在寫詩、連字都不會打的哲學系畢業女生。我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

十一月,標榜報導文學與報導攝影的《人間》雜誌創刊,創刊人是備受敬重的小說家陳映真,這件事轟動整個台灣文化圈。我立刻帶著手邊僅有的二十餘首詩和幾篇校刊上刊登過的幼稚文章,跑到和平東路的雜誌辦公室求見文學偶像陳映真,問他:「我可不可以來當《人間》的義工?」陳先生答應了,但堅持每個月付3000元車馬費。我第二天立刻開始「上班」,幫忙寄雜誌、整理客戶資料、搬書等雜務。即使大部分時間都在貼郵票和跑郵局,我心裡卻彷彿有光,覺得自己正在參與創造歷史,投入神聖的革命事業。

我一直沒對家裡說這不是正式工作。過了幾個月,母親大人在雜誌上看不到我名字,追問之下,忽然發現我不過是個「義工」,既驚訝又失望。她私下帶著我從小到大作文比賽優勝的獎狀去找陳映真,告訴他:「我女兒作文很好,請讓她試試看寫文章。」

次日,陳映真以全新的目光看著我,用讚嘆的口吻說:「妳媽媽實在太棒了!」他非常、非常欣賞我母親充滿生命力的魅力和勇氣。我覺得很窘,也很高興;最棒的是陳映真果然派了一個小採訪讓我去試。我就此正式成為《人間》雜誌的同仁。

自從我的名字被刊印在雜誌工作人員名單上,家裡開始出現不出聲的神祕電話。通常我們一接起來對方就掛斷,連續幾次,也有時,對方遲遲不掛,我們放下電話又立刻響起。一天深夜,又是無聲電話,我忽然想耗下去看看,靜靜聽著話筒中濁重的男人呼吸,喝茶的唏嗦聲,甚至吱呀的椅背旋轉聲。過了很久很久,那男人嘆口氣掛上電話。

我被國家監聽了。當時並不特別以為意,只覺得中華民國政府真沒品味,派個糟老頭兒來監聽!《人間》辦公室常有知名文化人進出,政治犯來串門子的也不少,幾乎每個人都有非常精采的被監聽和跟蹤經驗,我的無聲電話相形之下,算是乏善可陳。

小說家黃春明是早期《人間》很受歡迎的客人,他幽默、有趣,一進門就大呼:「大頭在嗎?」有他在,陳映真總笑呵呵的。一天,黃春明看著我們幾個忙進忙出的年輕人,有感而發:「以後《人間》如果辦不下去,大家千萬不要上吊,一定要繼續在一起。」我心想,如果辦不下去當然很難過,但何至於要「上吊」?後來才弄清楚,黃春明正在整治門牙,說話漏風,他當時想說的其實是:大家千萬不要「散掉」。

得識高公才情

《人間》一直賠錢,即將倒閉的傳聞從來沒斷過。為了突破困境,陳映真先後邀請過高信疆、王拓、楊憲宏、黃怡……諸位先生來一起整頓社務,調整編輯方針。幾位社長和總編輯都是精采人物,帶給《人間》各式各樣新的視野和作業模式。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今年五月剛過世的高信疆。

同仁皆尊稱高信疆「高公」。高公在雜誌社時,潘庭松帶著我做編輯工作。高公雄才大略,對編輯作業的要求卻異常細緻嚴謹,有次我校對文稿不慎,把他親筆寫的原文「湮滅」改成「煙滅」,對的倒改成錯的,高公氣死了,把我叫去足足訓了半個小時。

又有次他在我們面前批評某位知名人物,我吃了熊心豹子膽竟也跟著不以為然,再度被高公訓誡一頓;他責備我年輕識淺,無資格臧否前輩。類似事件不一而足,我覺得自己很不入他的眼。

過了幾個月,某深夜剩我和高公兩人在辦公室,他正做付印前最後修訂,我在旁邊等著把稿子抱到遙遠的印刷廠,準備當晚睡在印刷機旁的廢紙堆上。高公忽然抬起頭來,直視著我:「淑美,妳是有才氣的。妳的詩很好。」頓了一會兒,又說:「我從前看妳的詩,和這本雜誌完全不搭調,一直以為妳是情治單位派來臥底的。」

我當時應該是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心裡先是一陣委屈,然後憤怒排山倒海,然後是長久、長久的悲涼之感──高公一定有過很難忘懷的被背叛經驗,以至於無法信任新人,太可憐了。然則,陳映真坐過多年牢,待人卻還保有信賴、浪漫的特質,真是太不容易了。

時移事往,我越來越能夠體會出高公性情與處事之可敬可愛,更逐漸了解他們那一代文化人的創傷。近日讀季季《行走的樹——向傷痕告別》,感慨尤深:一切的一切,都來自於國家機器對人性的扭曲啊。高公對台灣的文化貢獻如日如月,人所共仰,歷史亦有定評。我作為晚輩,有幸一窺絕代高手的姿影,緣起於《人間》,終究要感謝陳映真一開始的用人不疑。

海峽兩岸第一人

當我躺在文學院草坪上讀〈第一件差事〉時,陳映真已經是一則傳奇,「海峽兩岸第一人」。文學同好之間流傳著當年陳映真如何辦雜誌、如何對抗政府、如何被出賣、如何受女生歡迎──種種軼事,真正第一次來到陳映真面前,我發現自己面對一位很有男子氣概、卻毫不擺架子的作者,傳奇的光芒從敏銳的目光和幽默的談話之間透露出來。

我好奇「海峽兩岸第一人」怎麼來的。他謙和地回答:「當年被抓去關的時候,朋友們急著營救,胡秋原先生就『發明』了這句話,試試看能不能讓政府放人。」

又求證他當年被逮捕的狀況。陳映真輕描淡寫道:「那些人一看到我書架上有幾本『左拉』的小說,就說不得了,一定是這樣,所以思想『向左拉』,就連人帶書一起抓走啦。」

坐了那麼多年政治牢,陳映真真的就當成人生中的一段「遠行」。在他手下工作近四年,我從沒看見他向人訴苦、抱怨,也從沒看見他以此沾沾自喜而刻意累積政治資本。他真是個品格高尚的人──不,用品格高尚不足以形容──品格高尚來自於修養,有忍辱的成分;依我看,陳映真並不以坐牢為榮辱,他生性明亮而又有堅定的信念,所以寵辱不驚,既牢之則安之,出來了也不呼天搶地,生命始終瀟灑。

陳映真以第一流的人品,寫第一流的作品,辦第一流的雜誌。他像一塊大磁石,吸引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年輕人以及有志一同的文化人;這些可愛的人兒來到《人間》,獻出他們最初或最後的浪漫情懷,最初或最後的理想主義。

我們上山下海,去最荒僻的地方和底層者打交道,整理議題為弱勢者發聲。陳映真總是教導我們,「要非常尊重被採訪者,我們必須被人民教育。」我們喜歡背著書包大王去採訪,讓書包大王有陣子蔚為流行時尚。我們以〈國際歌〉為社內國歌,對抗庸俗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知道自己是台灣少數中的少數。

不得不的必然

這麼一本一登場就注定名留青史的雜誌,為什麼竟然長期經營不善?陳映真是偉大的創作者、始終如一的信念倡導者,卻不是精明的經營者。雖然所有同仁都充滿奉獻熱忱,嚴格來說,我們當時卻不完全具備辦雜誌的專業和效率,也並未受到嚴謹的訓練和要求。仁慈的大陳經常不好意思對我們太嚴厲,也沒有足夠時間來訓練大夥提升戰力。當我離開雜誌社到意識形態廣告公司上班的第一個月,不禁深深感嘆:《人間》的效率要求如果有廣告公司的三分之一,它應該會活下去!

(當時《人間》一年的資金缺口不過兩百萬元,實在不是大數目。我的第二個老闆鄭松茂從我口中知道雜誌狀況,主動表示可以贊助。後來贊助之事不知為何不了了之,似乎映真先生這邊另有顧慮。)

陳映真視《人間》如子,從別的戰場被邀請過來的將軍們,面對別人的小孩,難免有不知如何管教之感。最後大家只好分手。畢竟,《人間》是陳映真實現理念的「不得不然」,卻不是其他將軍的「必然」。又拖磨一陣子,《人間》終於決定停刊。

我去做廣告,堂堂進入資本主義體系,心裡對映真先生實在充滿歉意。剛開始時自我安慰,想說是去敵營臥底,偷學武功,待功成圓滿,終究要帶著江湖不世密法和金元寶返家救父──當然這是少年戀夢,高估了自己的能耐,低估了《人間》問題的深度與複雜性,尤其完全不明白映真先生的意向。

1992年,我開始自由工作,春節時策畫播放開喜烏龍茶「新新人類在中國」系列廣告,非常轟動。播出時,特別打電話給陳映真請他打開電視,告訴他這是獻給他的作品(因為「在中國」)。他很高興。廣告後續效果驚人,開喜烏龍茶銷量竟然打敗可口可樂,我又打電話去報告,陳映真簡直樂不可支,開玩笑說:「終於挫敗了美帝!」

當下,我真覺得自己是個為父親扳回一城的乖女兒。

(本文與九月號《文訊》雜誌同步刊登)

【2009/09/01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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