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科技新貴」神話
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最近正在醞釀一場重大的制度變革。表面上,員工分紅配股費用化的調整總算為多年的爭議劃上句點,實則,後續所衍生的效應與變革方向,對於台灣產業與社會的長遠發展,將具有無比深遠的影響。
在台灣畸型的政治與媒體文化當中,當重要的意見領袖與政治人物都認真地談論同一件事情時,八九不離十,那就是社會迫切的挑戰與難題,儘管他(她)們不一定坦誠講出所有的問題或解答。這一兩年來,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不同場合,被問到台灣產業發展的前景時,總是強調,台灣的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如果要進一步躍升,必須在制度與文化上產生重大的變革:張忠謀指的是類似日本明治維新、或是戰後階段的破與立。無獨有偶,民進黨總統初選勝出的謝長廷先生,也提出“台灣維新”的主軸政見:“維新就是一種蛻變,台灣必須要全面蛻變,不只政治、經濟,包括格局、氣度、文化與價值觀,都必須有全面的蛻變!”
台式員工分紅配股這個無數高科技從業人員都“挫著等”的制度革命,就是一個試金石,考驗著我們的政治智慧、歷史高度與躍升的決心!
多年來,台灣的員工分紅配股制度,一直被視為對科技人才的招募、產業的快速崛起具有重大的貢獻。推動此一激勵制度最力的前聯電董事長曹興誠,甚至將其比擬為一場重大的“社會革命”:相較於過去台灣的公司不是公營就是家族企業、工程師和經理人只能領取死薪水的年代,員工分紅配股制度成功地將勞方、資方、股東、員工、專業經理人的身份合而為一,吸引到國內外頂尖的高科技人才,造就了台灣在電腦、通訊、半導體產業的世界地位。
曹興誠這個理直氣壯的講法,點出了眾人心照不宣的奮鬥標的:企業成員有兩種待遇,創業待遇與從業待遇,但從業待遇與致富式的創業報酬完全不能相提並論!他當年一段玩笑話,“像我和宣明智都不是安於拿薪水的人。如果聯電沒有分紅入股制度,有人找我們創業,我們早走了!”一語道盡了台灣戰後產業發展無數從業人員起起落落背後的精神動力!
這就是曹氏何以被譽為電子業“梟雄”之所在。儘管真相是,美國或台灣網際網路和整體電腦工業的發展,無不是受惠於政府的努力與龐大社會資源的挹注,但如同金像獎名片“華爾街”裡的名言“貪婪是好的,貪婪是正確的,對生命、金錢、愛情、知識的貪婪,已經成為人類向上躍升的標記”,這種九○年代以來“新經濟”的宣言,卻創造了一個扭曲的“創世紀”故事:高科技產業就像美國西部拓荒史,只有讓拓荒英雄的能量與活力無限制的開展,才能立竿見影!
其實,員工分紅與入股的概念跟資本主義的歷史一樣久遠。台式員工分紅入股就是歐美企業後來結合分紅與入股,以自家股票替代一部分或全部紅利發給員工,採行“員工持股計畫”(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 ESOP)的變形。
橘逾淮為枳,就像台灣許多被扭曲的制度一樣,分紅配股強調的“多賺多分、少賺少分、不賺不分”,入股乃是員工參與經營成敗風險的激勵制度,到了台灣高科技一群聰明人的手中,就變成一套“少數員工吃肉、多數員工喝湯、總是股東買單”的作法。
台式員工分紅配股制度最大問題在於,公司將盈餘轉增資配發股票給員工,在台灣特有的商業會計法規中,並不計入費用。這使得公司的盈餘被灌水增胖,無法反映真實財報,不但違背國際會計的準則,也使得此一制度不斷遭受國外法人機構的質疑。為了持續分紅配股,必須每年辦理盈餘轉增資,幾年累積下來使得股本不斷被稀釋;一旦盈餘成長率趕不上股本膨脹率,股東權益即嚴重受損。
其次,促產條例使得員工配股以股票面值作為課稅基礎。股票一到手,轉手以市價賣出,馬上獲得鉅額利潤,名副其實的低成本、高獲利、零風險的金錢遊戲。既然員工股票分紅不算費用,又受員工青睞,讓科技業老闆樂得採取壓低固定薪資,等賺了錢再將盈餘拿來分紅的投機作法。這種美化帳面、將風險丟給資本市場的短線操作,其實是變相鼓勵台灣的科技公司不斷壓低成本、進行割喉競爭策略。當台灣的資訊電子產業丟出一張張產量衝到世界第一、毛率卻不斷下降的成績單時,一方面犧牲了股民、成就員工與大老闆,也等於是拿台灣的社會資源去補貼國際大廠與消費者!
不幸的是,這一套被扭曲的激勵制度,卻創造了一出“科技新貴”的神話:年輕學子在學長姐口耳相傳的誘(誤)導下,紛紛放棄留學與深造,追求分紅配股的致富美夢。理工名校的校友聚會中,相互揶揄的玩笑常是:書念的愈多愈久的人,行情愈慘!儘管真相是,台灣一千多家上市(櫃)公司中,五%的公司員工領走了八○%的分紅,但科技界“逐股票而居”、惡性挖角的風氣已然成形。幾年前,友達董事長李焜耀為了TFT技術人才不足問題而痛批科技界人才挖角歪風的新聞版面,其實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台式ESOP制度變革更迫切的問題在於,什麼樣的報酬體系才會造就真正長遠的科技創新。少數高配股公司造就的科技新貴一夕致富的刻板印象,打破了多數東西方社會正常的人生曲線:按部就班接受訓練、就業、儲蓄、購屋、成家立業、規畫退休…的生涯發展。員工分紅配股畸型的報酬體系,扭曲社會的財富重分配還在其次;糟糕的是,它不斷地在侵蝕創新的社會土壤。技術史上重大的創新,必然來自深厚的研究傳統,也鮮少出之金錢與短期利益的追求。促進社會躍升的科技創新,無不源自於內在的成就動機與意義感的追求:將科技的實踐關聯到土地特有的問題與挑戰,追尋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沒錯,“不甘於領死薪水”也許是打造上一段台灣經濟奇蹟重要的精神動力。但這個動力火車頭如果沒有軌道轉轍器的導引,不但有翻覆的危險,也可能永遠到不了站。
這正是制度革命與文化維新的真義與艱鉅挑戰。
在台灣畸型的政治與媒體文化當中,當重要的意見領袖與政治人物都認真地談論同一件事情時,八九不離十,那就是社會迫切的挑戰與難題,儘管他(她)們不一定坦誠講出所有的問題或解答。這一兩年來,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不同場合,被問到台灣產業發展的前景時,總是強調,台灣的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如果要進一步躍升,必須在制度與文化上產生重大的變革:張忠謀指的是類似日本明治維新、或是戰後階段的破與立。無獨有偶,民進黨總統初選勝出的謝長廷先生,也提出“台灣維新”的主軸政見:“維新就是一種蛻變,台灣必須要全面蛻變,不只政治、經濟,包括格局、氣度、文化與價值觀,都必須有全面的蛻變!”
台式員工分紅配股這個無數高科技從業人員都“挫著等”的制度革命,就是一個試金石,考驗著我們的政治智慧、歷史高度與躍升的決心!
多年來,台灣的員工分紅配股制度,一直被視為對科技人才的招募、產業的快速崛起具有重大的貢獻。推動此一激勵制度最力的前聯電董事長曹興誠,甚至將其比擬為一場重大的“社會革命”:相較於過去台灣的公司不是公營就是家族企業、工程師和經理人只能領取死薪水的年代,員工分紅配股制度成功地將勞方、資方、股東、員工、專業經理人的身份合而為一,吸引到國內外頂尖的高科技人才,造就了台灣在電腦、通訊、半導體產業的世界地位。
曹興誠這個理直氣壯的講法,點出了眾人心照不宣的奮鬥標的:企業成員有兩種待遇,創業待遇與從業待遇,但從業待遇與致富式的創業報酬完全不能相提並論!他當年一段玩笑話,“像我和宣明智都不是安於拿薪水的人。如果聯電沒有分紅入股制度,有人找我們創業,我們早走了!”一語道盡了台灣戰後產業發展無數從業人員起起落落背後的精神動力!
這就是曹氏何以被譽為電子業“梟雄”之所在。儘管真相是,美國或台灣網際網路和整體電腦工業的發展,無不是受惠於政府的努力與龐大社會資源的挹注,但如同金像獎名片“華爾街”裡的名言“貪婪是好的,貪婪是正確的,對生命、金錢、愛情、知識的貪婪,已經成為人類向上躍升的標記”,這種九○年代以來“新經濟”的宣言,卻創造了一個扭曲的“創世紀”故事:高科技產業就像美國西部拓荒史,只有讓拓荒英雄的能量與活力無限制的開展,才能立竿見影!
其實,員工分紅與入股的概念跟資本主義的歷史一樣久遠。台式員工分紅入股就是歐美企業後來結合分紅與入股,以自家股票替代一部分或全部紅利發給員工,採行“員工持股計畫”(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 ESOP)的變形。
橘逾淮為枳,就像台灣許多被扭曲的制度一樣,分紅配股強調的“多賺多分、少賺少分、不賺不分”,入股乃是員工參與經營成敗風險的激勵制度,到了台灣高科技一群聰明人的手中,就變成一套“少數員工吃肉、多數員工喝湯、總是股東買單”的作法。
台式員工分紅配股制度最大問題在於,公司將盈餘轉增資配發股票給員工,在台灣特有的商業會計法規中,並不計入費用。這使得公司的盈餘被灌水增胖,無法反映真實財報,不但違背國際會計的準則,也使得此一制度不斷遭受國外法人機構的質疑。為了持續分紅配股,必須每年辦理盈餘轉增資,幾年累積下來使得股本不斷被稀釋;一旦盈餘成長率趕不上股本膨脹率,股東權益即嚴重受損。
其次,促產條例使得員工配股以股票面值作為課稅基礎。股票一到手,轉手以市價賣出,馬上獲得鉅額利潤,名副其實的低成本、高獲利、零風險的金錢遊戲。既然員工股票分紅不算費用,又受員工青睞,讓科技業老闆樂得採取壓低固定薪資,等賺了錢再將盈餘拿來分紅的投機作法。這種美化帳面、將風險丟給資本市場的短線操作,其實是變相鼓勵台灣的科技公司不斷壓低成本、進行割喉競爭策略。當台灣的資訊電子產業丟出一張張產量衝到世界第一、毛率卻不斷下降的成績單時,一方面犧牲了股民、成就員工與大老闆,也等於是拿台灣的社會資源去補貼國際大廠與消費者!
不幸的是,這一套被扭曲的激勵制度,卻創造了一出“科技新貴”的神話:年輕學子在學長姐口耳相傳的誘(誤)導下,紛紛放棄留學與深造,追求分紅配股的致富美夢。理工名校的校友聚會中,相互揶揄的玩笑常是:書念的愈多愈久的人,行情愈慘!儘管真相是,台灣一千多家上市(櫃)公司中,五%的公司員工領走了八○%的分紅,但科技界“逐股票而居”、惡性挖角的風氣已然成形。幾年前,友達董事長李焜耀為了TFT技術人才不足問題而痛批科技界人才挖角歪風的新聞版面,其實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台式ESOP制度變革更迫切的問題在於,什麼樣的報酬體系才會造就真正長遠的科技創新。少數高配股公司造就的科技新貴一夕致富的刻板印象,打破了多數東西方社會正常的人生曲線:按部就班接受訓練、就業、儲蓄、購屋、成家立業、規畫退休…的生涯發展。員工分紅配股畸型的報酬體系,扭曲社會的財富重分配還在其次;糟糕的是,它不斷地在侵蝕創新的社會土壤。技術史上重大的創新,必然來自深厚的研究傳統,也鮮少出之金錢與短期利益的追求。促進社會躍升的科技創新,無不源自於內在的成就動機與意義感的追求:將科技的實踐關聯到土地特有的問題與挑戰,追尋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沒錯,“不甘於領死薪水”也許是打造上一段台灣經濟奇蹟重要的精神動力。但這個動力火車頭如果沒有軌道轉轍器的導引,不但有翻覆的危險,也可能永遠到不了站。
這正是制度革命與文化維新的真義與艱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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