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製造業已不單是一個行業，台灣製造業是一種優勢的製造文化，一種生活型態。製造業的本質是瑣碎、細緻、謹慎、耐煩；也因為是一種文化，所以不會被輕易取代。台灣製造業的精神是：「拼擠榨趕」。業績是拼出來的，利潤是擠出來的，績效是榨出來的，產品是趕出來的。台灣製造業員工過的是「煎煮炒炸」的命運，就是拼搏、彈性、短視、悲情。
我常常不是用產業的觀點來看製造業，因為製造業是一種文化、生活型態，我曾有一個客戶，改換跑道到另一個產業去，他到那個產業之後，還是回到台灣來找人幫他生產，因為他在全球其他地方找不到像台灣一樣的代工製造資源，這樣一個優勢強勢的製造業，應當非常風光才對呀！
但事實卻不然，我們每天都要擔心小細節會不會出錯、每天都在想有沒有幾分幾釐的降價空間，我們有千億元的營收規模，但我們的主管每天都在想還能不能再降個1分、2分，製造業無法讓你大開大闔，也不是很羅曼蒂克，更不是讓你覺得江山如此多嬌、引英雄競折腰去逐鹿中原的產業，它只是一個幕後的產業，沒有明星、才子、佳人，而是很瑣碎、細緻、要能耐煩。
很多人會擔心，台灣製造業很多都跑到大陸去，我們會不會很快被取代，我認為，除非我們要放棄，否則不是那麼輕易就被取代，因為製造業是一種文化、生活型態，要有安靜的心，要能耐煩，要有很謹慎、很細心的管理階層才能做得起來。
如果有其他公司想要投入製造業型態的產業，像是大陸要做半導體廠，就要來台灣挖人，就像是中國古時候官場上存在的「紹興師爺」一樣，哪一個一發表出任成為哪個縣官，就要到紹興找個師爺，好幫他掌管錢糧刑名一樣，哪一個國家想搞製造，就是要來台灣尋覓製造業人才，找一個紹興師爺。
製造業是一種文化，不是典章制度，典章制度還可以模仿抄襲，但如果是文化、是生活型態，那就沒辦法抄襲。那麼製造業的文化是什麼？我歸納出來就是拼、擠、榨、趕。我們過的日子是，若拿到訂單就是100億，沒有就是0，在100億與0之間，你要不要去拼？所有的業績都是拼出來的。業界流傳一個笑話，有一家台灣大廠的老闆為了爭取訂單，想盡辦法去探聽到大客戶來台灣的班機時間，親自到機場去迎接他，但一到機場，發現跟著大客戶一起下飛機走出來的，卻是對手公司的董事長！業績就是這樣拼出來的，就是這樣競爭出來的，無所不用其極。在100億元與0之間，你還會去顧慮到倫理？會不會無所不用其極討好客戶呢？會不會有第二攤呢？
我們的利潤都是擠出來的，大家都知道價格下降很快，我隨便舉個例子，1年前LCD面板1.5吋的報價接近5美元，昨天已經變成2.5美元，我們的利潤就是這樣掉法的，那個速度真的就是叫跳樓，不會慢慢下降的，在這種狀況下要如何創造利潤呢？你就只有去擠，我們的績效也都是趕出來、榨出來的，我如果在晚上7點就離開辦公室，就會覺得有罪惡感，就覺得對不起太太、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國家社會、對不起所有人，怎麼可以這麼早下班？我們的績效就是這樣被榨出來的。我們的產品也都是趕出來的，常常是一邊除錯，另一邊已經在生產線上生產，這是我們整個製造業的精神，就是在拼擠榨趕下形成的製造業文化。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每天過得是什麼日子呢？是「煎煮炒炸」的日子，每天都在拼搏，每天都有上戰場的感覺，上個月為了趕出貨，我們才拼得半死，分班二十四小時趕趕趕，兩岸三地每天電話都打個不停。我有一個業務主管告訴我，他有一天接到客戶20通以上的電話來催貨的記錄，每天都像上戰場一樣，我們是非常有彈性的，客戶要什麼，我們通通給，為的就是要有單子，拿到單子之後，再來想辦法，我們就自己盡全力彈性調整來滿足客戶的需求。
台灣人的英文名字 製造業最高境界的彈性展現
我在製造業裏面很多年，我感覺到台灣製造業最高境界的彈性顯現，就是台灣製造業中每個重要的人物都有個英文名字，我叫David，你知道施振榮先生叫Stan、Terry郭就是郭台銘先生、林百里先生叫Barry、緯創的林憲銘先生叫Simon、光寶的宋董叫Raymond，華宇的李森田先生就叫Stephen，我常常有個疑問，為什麼我們會是這樣子？你有沒有聽過日本Sony的社長叫Frank？他一定是一個日本名字，你有沒聽過韓國三星的社長叫David？有沒有聽過印度人取一個什麼奇怪的英文名字？一定是叫Rahul什麼的，甚至連大陸企業也是如此，你有沒聽過大陸企業的領導人出來會自己報上英文名字的，很少見到吧！
但為什麼獨獨台灣製造業，每個人都有一個英文名字。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幹部，他姓陳，英文名字叫Bill，有天我的一個親戚告訴我，他認識一個陳某某在我們公司工作，我想了很久，不知道他是誰，直到告訴我他的英文名字，我才恍然大悟，喔！是Bill啊！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企業文化，這就是終極高度彈性的顯現，讓我們的客戶容易稱呼、很容易記得我們，用盡一切方法，用盡一切的彈性，甚至改變自己的名字，就是要讓你的客戶認識你，讓你的客戶與你產生很好的互動，然後願意給你單子。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又怎能看得很長遠呢？我們一定是短視的，我們不可能規畫3年後的事情，我們通常擔心的是下個月、或下一季的訂單，或者在3個季度之後的設計產品是否符合客戶的需求。
我們與客戶的關係是不對稱的，客戶下單，然後我們一堆人一起競爭訂單，這就是不平衡的關係。因為這樣不平衡的關係，我們的員工過的日子是很悲情的，被客戶罵個30分鐘是常有的事情，是我們整個製造業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到底成就了什麼東西？我們贏得了青樓薄倖名，也失去了不少。
我們形成了一個很大的產業，徐志摩說的，數大便是美。我們形成了一個全球舉足輕重的產業。但是，我們為什麼要這樣互相競爭呢？你降個1塊美元、他降個2塊美元，就是這樣一直降下來，現實面就是這樣。我曾經突發奇想，既然台灣NB具有全球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何不來組一個NB合作社，像是產油國組成的OPEC一樣來決定價格，誰敢不乖，我們就不出貨給他們、或是提高價錢。台灣NB產業就具有這樣舉足輕重的地位，為什麼我們不這樣做？為什麼我們不能成立一個像青果合作社一樣的組織，可以控制價格、控制市場？台灣NB佔全球90%，真的是舉足輕重，如果我們不出貨，就可能造成全球恐慌，NB是一個例子，手機也是。我們所生產的手機，每天要出貨到82個國家、2,000個據點，如果我們一天不出貨，那邊馬上就會出狀況，這就叫全球舉足輕重。我們今天的製造業就已具有全球舉足輕重的能力了。
製造如種田！ 海島型經濟的台灣能一直做下去嗎？
但是，製造業的悲哀是，製造有如種田。以前台灣是以農業養工業，再用工業扶持農業，走了30多年，卻發現製造業還是在種田，因為製造業與土地息息相關、很難搬遷的，在大陸的工廠面積動輒幾平方公里，你搬得動嗎？做了30年才發現製造就跟種田一樣，與土地是息息相關的，沒辦法輕易移動的，需要一拖拉庫的人才能做，沒有人你根本做不起來。我們到大陸去，那麼多的生產，剛剛提到，我們要動用3,000~到5,000萬的人，難道只是因為工資便宜嗎？不是，而是我們在台灣找不到人力，難道要進口那麼多人力來台灣做嗎？如果我們還是維持3,000萬員工的需求，那恐怕每一個人都要到線上去做作業員，才有辦法維持這樣一個代工製造的產業。
事實上，以代工製造業的型態來看，是比較適合大陸型地區的產業，因為代工製造業需要很大的地。台灣有一家大型代工廠，他在大陸的某個廠佔地18平方公里、光是員工的伙食一天就要殺1,000頭豬。這樣的產業難道真的有辦法在台灣成長嗎？真的有辦法在台灣做生產嗎？基本上是非常困難的。現在大陸在改變聘僱合同，而且工資不停的上漲，大陸的工資水準可能已經是越南的一倍以上，但我們有辦法離開嗎？其實，製造與種田是差不多，都是守著一畝三分田，蠻安土重遷的。
近年來我們常常討論，我們應不應該西進？都說西進的結果是掏空台灣，使得台灣很多人沒有工作做。但是，我們能夠不去大陸做生產嗎？因為製造業本來就是大陸型的經濟，沒有那塊地、沒有那麼多人就不可能做的，如果在台灣做的話，我們一定要選擇一些不同型式的產業，我想台灣是海島，應該比較適合發展海島型的經濟。
所以，我們今天若只是在乎1、2家廠商或是3、5家廠商，把他1、2個工廠搬到大陸去，就可以掀起軒然大波，在島內這邊談那邊談，就說那1、2家廠商造成失業率提高，我覺得，這是脫離產業的現實，因為台灣要有3,000多萬人，才能把這些產業移回來，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我想，這是我們台灣製造業目前實際的狀況，無關乎立場，無關乎口水。
跳脫兩岸走向真實國際化 15世紀的荷蘭「全球掠奪」思維
那麼，未來我們應該怎麼做呢？不管未來是什麼，政府其實很難指導產業應該要怎麼做，事實上，現在的產業界，他們的人才、資源、國際化都很充足，他們很清楚下一波最好的產品是什麼，我們不需要去幫他、帶領他們，但最重要的是，必須要走出真實的國際化，不要把國際化與西進到大陸混成一談，我們是海島型經濟，光只會擔心到大陸去，是一個思維的墮落，好像自己能經營大陸型經濟一樣，畢竟我們是個海島型經濟的國家，所以我們必須走出去，用國際化的人才，就像那個光碟機讀取頭公司，現在全部都是國際人才。
我希望提醒台灣的產業界與很多年輕人，特別要了解，今天台灣的人才，光跟大陸比好了，我們的人才數量少，更悲哀的是，我們的人才素質也不見得比他們高，我必須提醒大家這一點，大陸的人才是在百分之一裏面選出來的，都是很可觀的。我以前在台大教書的時候有一個助教，他後來出國讀書，之後他到了大陸微軟天才學院當領導，多年之後，我在雜誌上讀到他的訪問稿，他告白說他選擇去大陸，就是因為大陸人才非常多，在大陸可以帶動很多的創新，所以，我想提醒台灣很多人注意的是，其實我們今天台灣的人才是不足的，而且素質不見得是那麼好的。我們必須要有國際化的思維，一定要跳脫兩岸的思維。
我認為台灣應該要開始發展一套「全球掠奪」的思維。我以荷蘭為例，在15世紀到16世紀之交，荷蘭雖然不是一個海島型國家，是自然資源非常有限的北歐小國家，但他們透過稅制的修訂調整，鼓勵到海外去發展，在印尼成立了東印度公司，但東印度公司所有的經濟行為跟荷蘭本土一點關係都沒有，他們從印尼開著船到台灣買鹿皮，再跑到日本賣給日本人，再跑到中國買瓷器，再回到雅加達銷售回整個歐洲市場，整個經濟行為都不是在荷蘭本地，都是在國際海域進行的商業活動，他們的重心不在荷蘭，只是透過稅制法律的鼓勵，讓他們賺了錢還是帶回荷蘭。這是一個國際化的思維。海島型國家沒有市場，缺乏資源，我們應該五湖四海去掠奪才對呀！
所以，我們的產業的成功，為什麼一定要要求企業的營運中心設在台灣？難道所有船都跑到台灣才是最佳途徑嗎？所有的飛機要飛到台灣才是最佳的運送方式嗎？我覺得，應該是我們的人要出去，是要到南美洲或印度或其他地方成立營運中心，我們現在面對的現實是，我們不會是國際的營運中心，我們已喊了這麼多年，讓我們面對這個現實，台灣不一定具備、或說還差一大截，成為亞太甚或全球營運中心的條件。摩托羅拉的營運中心還是設在新加坡，而不是在台灣，現在可能更難，因為可能會跑到大陸去；偉創力這樣的一個公司，他的營運中心也在新加坡，也不在台灣。我們有一些現實面的問題，不是喊喊政治口號就會實現的。
所以，我想拋出一個議題，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把國際化活動放在台灣這個島上來發生，為什麼我們不能訓練我們的人到國外去。我們必須要有真的國際化的管理能力。我們曾和Sony Ericsson做生意，我有很深的感觸，Sony Ericsson的總部在英國倫敦，研發中心在瑞典，但管理主管很多都是日本人，這些日本主管的平均身高大概都在160多公分左右，但瑞典人的平均身高可能是185公分，這些日本主管的英文也都還帶著濃濃的日本腔，下午開會偶爾也看到有人打瞌睡，但為什麼他們能夠管理這樣高度國際化的公司呢？我體會到，要做管理，不一定要英文嚇嚇叫才能管理外國公司，這些日本主管多半都有多年國際管理經驗與訓練，在他們之前的工作經歷中，早已在日本以外的國家流浪10年、20年了，上一個工作不是在匈牙利、阿拉巴馬、就是其他不同國家的某些地區，這樣的國際化的管理能力，讓Sony已經不能稱為一個日本公司，而是一個國際公司，Sony已經走過這條路，他已經變成一個國際公司，所以用的人才中，5,000個員工中，恐怕不到100人是日本人，其他全都是歐洲人。
(本文為蘇元良先生受邀於蔚華科技價值經略論壇演講之內容，由蘇元良先生口述，記者陳慧玲整理)
蘇元良／曾任教於台灣大學、交通大學，後出任工研院電通所副所長，1998年投身台灣電子產業，實際參與大型代工製造公司之營運，現任華宇集團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