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尋找T恤可能的出生地

近幾年來，羅德岱堡（Ft. Lauderdale）的幾位市政領導者為這座城市增添不少新風貌。精神恍惚的衝浪者及喧鬧的大學生已不常看見，海灘邊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咖啡館和頂級飯店。然而，就像各觀光勝地一樣，一旦閃亮的油漆出現刮痕，就會流露出庸俗的本性。雖然城市父老們可能比較屬意畫廊，現在沿著海灘排排站的卻是賣T恤的商店，因為T恤才是人們想買的東西。



沙灘附近的沃格林雜貨鋪（Walgreen掇 Drugstore）出口處，也放了一大箱T恤。箱子擺在那裡是要吸引準備離開店鋪顧客的眼光，效果很好：幾乎每一個經過的人都會扒一扒箱裡的衣服，最少也會花個一分鐘的時間。箱裡塞了上千件T恤，每件美金五塊九毛九，或兩件十元。每件都印著佛羅里達的主題：貝殼、熱帶魚或棕櫚樹。



我也挑了一件，白底上印了隻色彩豔麗的鸚鵡，下方是佛羅里達的英文字母。我結完帳，踏出屋子走進陽光，端詳著封套裡的T恤。



「就是你了。」我心裡這麼想。



回到華盛頓，我把T恤從袋子裡拿出來，看著衣服的標籤，上頭寫著「雪莉實業」（Sherry Manufacturing），下面一行是：「中國製」（Made in China）。我在搜尋引擎上鍵入「雪莉實業」。幾分鐘後，蓋瑞．山德勒（Gary Sandler），雪莉實業的總裁在電話的另一頭。「當然好，」他說：「您可以過來坐坐，我們很少有從華盛頓來的訪客呢。」



雪莉實業公司位於邁阿密最早成立的工業區內。這塊離機場不遠的區域，放眼所及不是工廠就是倉庫，十分單調的景緻。蓋瑞．山德勒有佛羅里達居民的古銅膚色，人很親切，對於大學教授抱持「健康」的懷疑態度。他毫不矯情，但顯然對自己和家族開創的事業頗為自豪。辦公室牆上掛了幾張他的孩子和銷售團隊的照片。


今天，雪莉是美國最大的T恤絹印（或稱網版印刷）廠之一。觀光客的生意仍是雪莉的一大重點。南起佛羅里達基威斯特（Key West），北迄阿拉斯加迪納利山（Mount Denali, Alaska），在全美許多觀光景點都有雪莉的T恤販售，甚至歐洲也有據點。雪莉的藝術家為每個觀光市場設計主題，而所有圖樣就是在邁阿密這家工廠印上汗衫的。



沒有圖案的T恤（還有海灘巾及棒球帽）存貨，把一間兩層樓倉庫堆得滿滿的。這些素面的貨品從倉庫送至印刷機，使用的機器是一部很像放倒了的摩天輪，工人們把汗衫迅速放上輪輻平的一端，接著機器轉、停、轉、停，一圈最多十四次。轉輪每停下一次，就有不同的顏色從網版上的小洞灑下。當汗衫回到出發點，一名工人趕快把它拿起來交給第二名工人，第二名工人便把汗衫攤開來放在烘乾用的輸送帶上。輸送帶另一端的第三名工人會把它拿起來，放上第二條輸送帶，第二條輸送帶將其吞入一個隧道，接著從另一頭吐出來—摺得整整齊齊。於是汗衫不再像是內衣，而成了紀念品。



走過雪莉的印刷廠，彷彿看了一段旅行紀錄片。堆放在推車中的T恤件件誘人：呈現出海灘、山脈、摩天大樓和冰河的風光。每一件都可以讓人帶走某處的一小片風景，並且把它穿回家。蓋瑞的T恤是哪兒買的？有墨西哥、薩爾瓦多、多明尼加、哥斯大黎加、孟加拉、宏都拉斯、中國、巴基斯坦、波札那（Botswana）、印度、香港和南韓。



我的T恤來自中國。它可能是在一九九八年底離開上海，幾星期後抵達邁阿密的港口。這件T恤總計花了蓋瑞一點四二美元，包括二毛四的關稅。一九九八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服裝限額為二千五百萬件，我的T恤就是其中一件棉質衫。它的旅程，我們應視為經濟強權排除障礙的事證。為了到達這裡，這件汗衫打敗美國本土的紡織工廠、南方各州的國會議員，以及關稅與配額制度，過程宛如迷宮般錯綜複雜，很難想像竟然有人願意自找麻煩；但蓋瑞．山德勒不怕麻煩。儘管國會、工業領袖和關說人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儘管必須面對限額、關稅和中國官僚體制，中國還是可以用最好的價錢生產最好的汗衫。



可是中國幅員遼闊。我問山德勒，這件汗衫到底來自哪個地方？山德勒在名片盒裡翻找，拿出一張來。「徐兆明（譯註：本書出現之中文姓名皆為音譯。），」卡片上寫：「上海針織公司。」


派屈克．徐和他的妻子接受了我的邀請，下一趟來到美國時會到華盛頓來。 穩固的客戶，卻不認為上海針織的白汗衫會有光明的未來。競爭實在太激烈！對手包括工資更低的國家和中國其他地方，這使他相信，很快他辛辛苦苦爭取來的顧客不會再委託上海製造汗衫。派屈克正努力朝價值較高的產品發展，比如毛衣。 「到中國來嘛，」派屈克說：「我會把所有一切事情都告訴你。」



我說，我想要完整的故事。他能帶我去看汗衫縫製的地方嗎？沒問題。編織衣料的地方呢？當然可以。我得寸進尺：可以去看衣料是哪種紗線做成的嗎？紡織工廠？好的，他可以安排。但這還不是真正的開頭。棉花呢？要述說我T恤的故事，必須從它的出生地開始。我知道中國是世紀最大的棉花產地之一。我可以去棉田看看棉花是怎麼生產的嗎？



派屈克看看T恤。「這個嘛，可能有點困難。我想棉花栽種的地方離上海很遠很遠。可能在德可薩（Teksa）。」



「德可薩？德可薩在哪裡？很遠嗎？」我問。我辦公桌上有個地球儀，我把它轉到中國。可以指給我看德可薩在哪裡嗎？



派屈克笑了。他接過地球儀，轉到另外一面。「這裡，我想它是在這裡種的。」我的目光跟著他的手指走。



派屈克指的是德克薩斯（Texas），美國德州。


第一章：萊恩許棉花農場(摘錄)



不像法國葡萄酒或佛羅里達柳橙，德州棉不會標榜它在哪裡出生或成長。荒涼、貧瘠，不是烈日當頭、暴風刺骨就是漫天狂沙，西德克薩斯絕非觀光客喜愛之處。秋高氣爽的一天，我飛到陸巴克（Lubbock）附近棉花的故鄉，眼前景象宛如月球表面：沒有山、沒有樹；沒有草、沒有車；沒有人，沒有房子。這遼闊單調的曠野令人頭皮發麻，站在這裡，不禁覺得渺小，而且好像隨時會被攻擊一樣。我去過數十個國家、幾乎走遍地球每一座大陸，祖國領土內的德州陸巴克，卻是我到過最陌生的地方。我的T恤││還有你的T恤││都很可能誕生在陸巴克這自稱為世界「最棉花的城市」附近。



居住在這險惡但有「粗糙美」之境的人們，與這風景十分相稱。更確切的說法：他們是這環境的產物。這裡喜怒無常的氣候和嚴峻的地形讓人們懂得謙遜，但也讓他們以每一次開墾、耐心將惡土化為鬆軟白金的小小成就而自豪。當地有個傳說：上帝在創造西德州時出了點差錯，忘記塑造山丘、溪谷、河流和樹木。看著自己造成的荒蕪淒涼，祂原本想重新來過，後來卻有另一種想法。「我知道該怎麼辦，」祂說：「只要創造喜歡這種環境的人不就得了。」



於是祂便這麼做。



棉農尼爾森．萊恩許（Nelson Reinsch）高大帥氣，看不出已高齡八十一。他笑口常開，但說話謹慎。他叫妻子露絲（Ruth）「甜心」，稱其他女性「女士」。尼爾森是傳統的紳士，彬彬有禮，且發自內心的體貼。八十一年的歲月中，尼爾森共錯過四次棉花收成，皆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入伍海軍之故。如果客人想聽，尼爾森和露絲樂於（也或許是出於禮貌）分享他們的過去，但他們絲毫不沉溺於「昔日榮景」，當生命走向盡頭，心胸反倒更加開闊。在萊恩許夫婦眼中，這個世界仍妙趣無窮。



生產棉花已不像過去那麼需要勞力，可是每年尼爾森和露絲依舊必須和變幻莫測的大自然及反覆無常的市場搏鬥。每年夏天他們得忍受風沙、高溫和昆蟲；每年秋天，也就是收成的季節，他們還要力抗世界市場，與七十餘國的棉農競爭。如果全部栽種的話，萊恩許一千英畝的土地可以生產約五十萬磅的棉絨，足夠製造一百三十萬件T恤。尼爾森這輩子的第一份工作也將是最後一份事業，光是這點就足以讓我們知道他大概是什麼樣的人，還有美國棉花產業的概況。



歷史告訴我們，世界市場沒有永遠的優勢，就算是最令人肅然起敬的勝利，最後也會因相對優勢被嚴重削弱而式微。在嬰兒潮世代（baby boomers）的一生中，消費性電子商品的龍頭已從美國轉移至日本，又從日本轉移至香港，而後台灣，然後是中國。服裝生產則從美國南部轉至東南亞、加勒比海，最後又回到亞洲。鋼鐵優勢則從美國鏽帶（Rust Belt）地區移至日本，之後是南韓。但過去二百年來，美國一直是全球棉花產業各方面的領導者，其他國家，特別是貧窮國家，根本望塵莫及。美國不論在棉花總產量、棉花出口量、農場面積或每英畝產量等方面，均稱霸全球久矣。不過總產量現已被中國超越，出口量也偶爾遜於烏茲別克（Uzbekistan）。（註1）

乍看之下，棉花不可能是造成美國經濟成就的候選項目。基本上美國產業是和「類似」國家的產業競爭，和日本比汽車製造、跟德國比化學、與瑞士比製藥。不過受限於氣候條件，很少有先進工業國家產棉。於是，美國棉農的競爭對手來自世界一些最貧窮、發展最落後的地區。可是勞力成本││美國居世界前幾名││不是已令服裝、鋼鐵和造船等產業日薄西山或另尋出路了，棉花業如何還能維持世界領先地位？



說得更露骨些，像棉花這麼基本的「下游」產業，怎能持續在一個先進、服務導向的經濟中蓬勃發展？這種產業應該幾乎沒有生存優勢才對。企業策略模式會預判出，此產業的優勢可能既短暫又壓力沉重：缺乏產品區別度，加上價格競爭激烈、進入障礙（barrier to entry）低，使它根本不值得人們自找麻煩。商學教授暨策士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指出：



（這些產業的）優勢往往稍縱即逝……。這些競爭優勢取決於勞力成本和天然資源的產業，投資報酬率通常也低。既然這些產業在很多國家都可以發展……因為進入障礙相對較低，它們會有太多競爭對手……由於優勢因素轉移迅速，這種產業會不斷吸引願意削減利潤、壓低工資者加入……開發中國家屢屢困在這種產業……這種局面下的國家會持續面臨失去競爭地位的威脅……（註2）



以上敘述固然可用來解釋南亞及非洲等貧窮棉農何以遭致這種經濟災難，卻不足以描繪陸巴克周邊棉花業的情況。年復一年，儼然成為一個團體的美國棉農，始終盤據榜首。一九七五年以後，美國年年遭逢貿易赤字，是什麼因素使棉花成為美國出口大宗？美國棉花生產者如何能向貧窮國家外銷這麼基本的商品？為什麼會在這裡？為什麼我的中國製T恤會在德州出生？

英國慈善機構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 Oxfam）相信他們知道答案。據《耕耘貧窮》（Cultivating Poverty），一份二○○二年公布之殺傷力十足的報告，美國棉農之所以占盡優勢，在於深諳領取政府補助的要領。二○○三年秋，在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的研究與財力支援下，幾個世界最貧窮小國連袂在墨西哥坎昆的WTO開幕儀式上，痛斥富裕國家不公不義。貝南（Benin）、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等貧困小國立場堅定，瞪得美國協商代表抬不起頭：他們指控美國棉花補助金阻斷了他們脫離貧窮的生路；美國棉農有出手闊綽的山姆大叔做靠山，他們根本沒有辦法與其競爭。窮國在一段頗具威力的簡短聲明中指出，美國給棉農的補助金，超過數個非洲產棉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如果美國要繼續擁護自由貿易，美國佬就不能說一套做一套。這咄咄逼人的局面持續了數天，最後會談破裂，貧富雙方不歡而散。（註3）但要點已經抓住，幾個月後WTO判決美國棉花補助金違反全球貿易規則，以不正當手段提升美國生產者的競爭力。二○○四年夏天，在杜哈回合貿易談判（Doha Round of trade negotiation）期間，既然高額補助問題已成為眾矢之的，美國貿易協商代表不僅同意公開討論棉花補助一事，還願意「熱切地、迅速地、具體地」交涉棉花相關議題。（註4）

這些補助金無疑舉足輕重，對窮國當然也不公平。但如果你以為美國在全球棉花產業的競爭力會隨政府補助減少而降低，那你真該找個時間來德州陸巴克走走。補助金固然是美國生產者的禮物，但像尼爾森．萊恩許這群棉農的成就，可是種複雜得多的現象。



首先，美國棉業早在實施農業補助一百年前就取得優勢。第二章會談到，美國棉業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已超越競爭對手。因此，補助金或許可以解釋今天美國棉農的某些成本優勢，卻不能說明美國棉業何以歷久不衰。



第二點，將美國的成就歸因於補貼政策，是枉顧美國栽種者驚人的企業家創造力。美國棉農的適應力和企業家精神，可是MBA的個案研究對象，他們不斷調整生產方式、行銷手法、栽種技術和組織型態來因應全球市場的供需變化。供需變化有時是和緩且可預期的升降趨勢，農人可以知道前方道路通往何處；可是也有變遷迅速劇烈、改造眼前世界的時候。而每一次棉農都會以極富創造力的策略回應││新想法、新技術、新方針。和尼爾森及露絲聊不到幾句，他們的豁達和熱心就令我印象深刻，而這種性格（不管是刻意營造或時勢所趨）既是這個區域的特性，也是種相對優勢--因為某些原因，窮國農人拘泥於傳統無法創新，因而難逃失敗的命運。當然，美國農人的卓越適應力與企業家謀略，除了與個性密不可分之外，也要歸功於美國人認為理所當然的制度和管理機制，這些是許多窮國所缺乏的。在美國，農場運作正常、市場運作正常，政府、科學和大專院校也運作正常，所有元素還會一起在一個領先窮國數十年的良性循環中運作。在西非大部分國家，不論美國是否提供棉花補助金，這些可提升全球競爭力的制度基礎都相當薄弱。更何況許多貧窮國家現存的機制，似乎是從農人身上汲取而非為他們注入資源和權力。



光靠政府補助金不足以說明美國在棉花產業的優勢；美國棉農的地位之所以難以撼動，是一種更廣泛現象所促成，補助金只是其中一例而已。二百年來，美國農民在推動公共政策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使得他們在面對種植及銷售棉花的產業本身就存在競爭風險時，還能屢屢化險為夷。他們不僅想出如何在市場上競爭，重要性不亞於此的是，他們更知道如何在風險太高時避免競爭。換句話說，美國棉農從一開始，就奠基於一套能讓他們自絕於各種強力市場競爭之外的制度。



想想棉花從圓莢成為T恤這一路所冒的風險，現在我們身上有衣服穿，實在堪稱奇蹟！棉不能耐熱，也不能太冷，水分過多或過少都活不了，還脆弱到抵擋不住冰雹甚至強風豪雨。棉花田很容易蔓生雜草，還有數十種害蟲會吃掉作物，收成的價格變動也很劇烈。勞工市場也有風險，因為當棉花可以收成時，必須要馬上找到價格合理的工人。世界每一位棉農都面臨上述風險。當然，一般企業面臨的風險如價格下跌、成本上漲、國外競爭和資金取得等問題，棉農一樣逃不掉。但我們會在第二章及第三章看到，美國棉的故事及其成就，在避開風險（或至少緩和這些衝擊）方面表現優異。



今天，美國棉的勝仗可能正中自由市場和全球化擁護者下懷，但反對的後座力同樣可以從中獲得支撐力量。每一場宏偉的勝利，以及每一次美國人比競爭對手更聰明、反應更迅速的案例，也都是一場羞恥的勝利。最令人感到羞恥的，莫過於從前美國棉業由其而生，也拜其所賜首度重創外國對手的棉奴農場；比較沒那麼丟臉，卻仍令人尷尬的是現今的高額補助金。只是話說回來，要了解美國棉的長久優勢，我們實不該將美國棉農惡魔化或傳奇化。在美國縱橫棉業二百年期間，不是什麼時候都能靠走捷徑打天下的。我的T恤出身於美國南部原野，這固然有很多值得驕傲的理由，卻也有一些見不得光的事實。

《美麗時光》音樂盒

摘錄》彰化車路口肉羹的魅力

【林明德】

1999年，我帶領彰化師大四位碩士生投入彰化縣二十六個鄉鎮市的飲食文化田調。那一年，每次遇見胡萬川教授，總是被問道：「有沒有調

查車路口肉羹？」「那家是阿炳開的，味道獨特。」可是，我們覓尋了好幾趟，卻不見它的蹤影。

2002年，《彰化縣飲食文化》出版前夕，我心裡突然浮現萬川的話，感到有些不安，決定想辦法去探個究竟。透過多方的打聽，逐漸發現，

原來是一家沒有招牌的小吃，老闆是萬川小學同學，攤位是向賴和文教基金會顏悅顏董事長借用的。找到了阿炳本尊，既揭開了神祕面紗，

也讓新書增加一些光彩。

彰化市永安街與中正路交接處，舊稱車路口，那裡有家古早風味的肉羹，攤位只賣肉羹、麵線糊與綜合三種小吃，一年四季十二月三百六十

五天，顧客絡繹不絕。大家口耳相傳，稱之為「車路口肉羹」。創始人是林炳（1947-）先生，人稱阿炳，他十二歲跟著太平街的黃奇典師傅

學習做肉羹，四年出師，十六歲自行創業，在民生市場營業。

阿炳始終堅持價錢要公道、菜貨要青。他每天販賣固定數量，食材包括現宰溫體百斤豬肉切塊的赤肉、鹿港麵線，加上時蔬配料──夏季竹

筍（煮熟後，急速冷凍，以保持新鮮，也預防變酸）；冬天高麗菜（清洗後切片）。以及用太白粉勾芡成羹。

「車路口肉羹」主要內涵是魚漿、赤肉、竹筍或高麗菜與勾芡的高湯。阿炳逐一解密：赤肉經過專人切成塊、魚漿攪拌然後蒸煮、吹涼、冷

藏；香味絕不用人工添加料，完全由食材配「芳美醬油」熬煮後釋放出來的，所以吃起來感覺有股自然的甜味；湯底由大骨慢火燉煮，加入

單一菜色，視節令而定，或高麗菜或竹筍。至於慢火燉煮的煉湯法，味道香甜，與化學原料的香菇香精，大異其趣。他相當得意高湯的研發

，老師的薪傳，加上參考日本高湯祕訣，經過不斷的試驗，才成為獨創的祕方，這是「車路口肉羹」的魅力之所在。

至於麵線糊，除了湯頭原味外，最特殊的是鹿港「黃麵線」，必須經由六至八小時的蒸煮，讓麵線由白轉黃，這時麵線輕軟如絲、香Q可口

。這種古早味的製法與其他添加色素的料理截然不同，因此，老中青少幼的饕客自然聞香而來。

一碗碗肉羹、麵線糊上桌之前，加些自製薑汁，對清淡的小吃，有提味的效果，其他佐料有醋、胡椒與辣醬，但隨顧客各取所需。阿炳說：

味道濃烈的香油，會蓋過清爽的口感，所以盡量不要使用。多年來，由於顧客要求，在麵線糊加上肉羹，無形中多了一道「綜合」小吃，其

口碑是：新鮮、清淡、爽口。

「車路口肉羹」每天營業時間不長（下午二至九時），數量有一定的限制，這也是幾十年來品質味道穩定的關鍵。目前的顧客以本地、大台

中居多，常常看到三代連袂而來的顧客，更奇特的是，每天固定來報到有二十多人。因為物美價廉，常常大排長龍，是民生市場的一景。

2000年，由第二代志仁、泓志兄弟接手，阿炳正式退休，他的休閒活動是弄孫、賽鴿、釣魚，多少兌現童年的一點夢想。志仁兄弟依農曆行

事，僅在重大節日才休假，一人輪值一天，兩位妯娌分別在早上九點投入備料。他們秉持父親的原則，為彰化市的民俗小吃提供另一種滋味

。

坐在攤位前，一邊品嘗美味，一邊欣賞把勺舀湯、肉羹入碗的熟練動作，真是一大享受。誰說彰化「車路口肉羹」沒招牌，口碑就是最佳的

招牌。

【2006/06/11 聯合報】

摘錄》我看足球

【陳玉慧】

荷蘭女人報復男人看足球，手段是把電視遙控器藏起來。中國女生報復男人看足球，她們陪著一起看，但，是看哪一個球員帥……


世界足球杯開打了，我已做好準備：寬銀幕電影放映機、啤酒、爆米花、有修養的足球迷鄰居。

我看足球，其實不是當娛樂，是當人類學。我喜歡看人，不是看球。我最愛看球員操球操得飛快，一路過關挺進。最怕看射十一米，

一球一球地考驗守門人。我的神經太細，看不下去。

荷蘭女人報復男人看足球，手段是把電視遙控器藏起來。中國女生報復男人看足球，她們陪著一起看，但，是看哪一個球員帥。我看

足球，是看一群人誰比較瘋狂。

我看足球，第一重要是球衣和衣服顏色，我喜歡紅色球衣，巴西的黃色綠邊也好，大氣又豪放，我不喜歡德國隊的白衣黑字，令人不

怎麼愉快，也沒士氣。

因為都是在電視機前看足球，我痛恨沒有內容的播報員，且會故意避開當地播報員，如德國參賽則看瑞士法語台或奧地利台，這樣不

會聽到太多愛國主義者的無聊評語。信不信，有一個德語足球評論員一次大喊德隊「進球」（TOR），一個字喊了十幾秒。

法國哲人羅蘭‧巴特說，足球賽是一個表達民族感情的地方，人們透過儀式發洩其激情所在。說起來，足球場是一個民族感情的發洩

平台。好可惜，台灣民眾沒有這樣的平台，台灣民眾幾乎沒有任何發洩民族感情的管道，現在連國旗國歌國名都沒人愛了，什麼時候

，台灣民眾能聚在一起為自己吶聲喊叫？而不是抗爭？

我看足球，因為足球是deep play，不但每一隊，每一個球員，每一個民族，都把靈魂和肉體抵押在那顆球上，全心全意，沒有任何遲

疑和退縮。這足球賽是一個全球化最徹底的地方，英國FC Arsenal只剩二位英國籍球員，而球員本身都是可以交易的商品。這足球賽也

是最民族主義的地方，不巧的是，有人在足球賽上堅持他們偏執的民族主義。

如果說，奧運企圖重建的是希臘時代的奧林匹克運動精神，世足杯重建的便是羅馬競技場，各大城市足球場都愈來愈像羅馬時代的

arena，包廂愈來愈多，貴族愈來愈多，足球流氓也愈來愈多。

原始社會裡的男性都是狩獵者，而千年以來，絕大多數男人不需要再獵取動物，足球於是成為古老社會裡留下來的漁獵圖騰。而觀眾

押寶於他們的球隊，讓他們心儀的隊員為他們漁獵他們的得分。競技場裡，運動員不必與動物抗爭，他們抗爭的對象更為抽象。一隻

球，仍代表著父權社會的運轉。

而一場場足球大賽其實顯示的是一種集體孤獨症，射中球門等同於射精，得分的狂喜與做愛的高潮無異，球員也會展現類似的吼叫和

表情，足球場允許這樣的狂喜，公開的高潮。

曾經，競技場上有英雄，但足球場上已沒有英雄，只有明星。甚至只有像貝克漢那樣中性化的球員，其實更適合改行做模特兒。

我看足球先是看到自己。以前，在巴黎讀書時，都是為法國加油，但現在嫁來德國，就再也不管法蘭西隊死活，我不太會為韓國隊或

中國隊加油，但會為日本隊，不要問我為什麼，也不要怪我。巴西隊當然很會踢，但太會踢了，我有時反而替對手隊加油，我同情克

羅埃西亞隊，但不同情美國隊。我怎麼樣都不會同情美國隊。

我看足球根本毫無道理，我只是看人性。

【2006/06/13 聯合報】

摘錄》眷村美食

馬家麵店位於載熙國小天橋邊，那附近就是所謂的空軍四村。一爿小店裡擺著五六張小桌，夏天裡常有客人揮汗如雨嗑牛肉麵配台啤，從其他角度來看似乎也挺過癮；冬天也總有一群人擠著，捧著牛肉麵大快朵頤，餃子一顆接一顆吞下，光看就覺得暖了起來。

老闆馬簾箎從湖南省籍的母親手中接下麵店，因此儘管馬家店老闆是山東人，做的卻是地道湖南口味的牛肉麵。

一見到馬家牛肉麵端上，很難不對著那大塊牛肉吞幾下口水。馬家的牛肉湯頭是直接用牛肉熬製，沒有添加中藥材，所以味道特有肉汁的濃甜，大大的肉塊也相當軟嫩，據說這味道用家常小鍋是熬不出來的。

經典川菜 麻辣豪爽

問眷村人哪兒有道地川菜，十個有八個說三廠的成都川菜。由於眷村拆除，成都川菜遷到經國路現址，離民富國小不遠，用餐時間依舊高朋滿座。

目前成都川菜由眷村二代接手，在空軍十七村生長的向道林從父母手中承接手藝，做出來的川菜依舊受到眷村老朋友的喜愛，還有許多台灣本地人聞香而至，尤以椒麻雞最受饕客讚揚。老闆娘說，這兒使用的椒麻醬是上一代傳下來的獨家配方，而且一定要使用四川當地香料，才能配置出又香又麻的味道。

川菜做得好，客家的梅干扣肉也毫不遜色喔，這道傳統客家菜因而也列入餐廳裡最熱門菜之一。

家鄉味香腸 溢香全台

朱記的川味香腸連立法委員蔣孝嚴都曾聞香下馬。從老闆朱建剛的父親那代起養豬，卻因豬價大跌而獲政府開放肉販殺豬，朱家於是做起家鄉味香腸的生意。

和甜甜的台式香腸不同，川味香腸擁有傳統的辛辣本色，肥肉與瘦肉的比例均衡，且是蒸煮著吃，富有嚼勁，口口生香。

過去的眷村人總在冬至過後開始製作香腸、臘肉，朱記仍秉持這個傳統，但製作時間拉長到初春。朱建剛說，冷天裡做香腸，那肉質就是和熱天時不一樣，較有嚼感與彈性，或許只有做香腸的人能體會那微妙的差別，卻也是朱記香腸受歡迎的原因。

朱記也跟著眷改的腳步遷移到新的眷村大樓，在東大路上不難找。天已颯冷，想吃好吃的川味香腸就快了。

老三的功夫饅頭 紮實生香

空軍四村裡人稱「老三」的盛道仁，開饅頭店也乾脆叫老三。

雖然老三是湖北人，卻在山東鄰居的調教下，做出又香又有彈性卻不乾燥的山東饅頭。說到這彈性老三就得意了，他現場示範緊緊壓下饅頭到扁平的程度，一放手便見饅頭伸懶腰似的膨回本來模樣，這得有一身好　麵功夫加上又大又足的氣力才辦得到。口感緊實之外還不黏牙，因此更加爽口清香。

養生大餅則是老三的獨門產品，香甜的全麥大餅裡頭夾著枸杞、葵瓜子、葡萄乾，有咬勁卻不乾硬，是兼有懷舊外觀與時髦口感的美味點心。


母親的思鄉味 又香又辣
趙記食品老闆趙東方父親是山東人，母親是四川人，在那時代為了餬口做點家鄉味以饗眷村鄰里，於是他的母親便做起家鄉四川的麻辣香腸。長大後的趙東方自然而然的接下這來自母親的思鄉味。

趙記製作香腸的香料都來自四川，趙東方說，這樣才能做出道地的口味。臘肉在冬至左右上市，因為不加防腐劑，所以也只能在冬天製作、保存，也更有年味。

純用滷包與醬油滷製的滷味也很棒，老闆娘說這是屬於眷村的味道，來到士林市場不妨買個幾樣下酒或配飯都很麻吉。



沒招牌的人氣麵店 大滷麵名傳老饕間

延平路上大鵬二村旁有一家麵店沒有招牌，但是每到用餐時間食客川流不息，老闆娘湯敏的廚房面對馬路，經過時都可見她在裡頭持著鍋剷賣力做菜、下麵。

這麵店是湯敏的公公起創，所販賣大滷麵相當受歡迎，濃香的湯汁裡有脆脆的黑木耳絲與溜滑的蛋花以及很有彈性的麵條，冷天裡來一碗很有幸福感。湯敏由公公手上接掌大廚，大滷麵仍是來客必點的人氣料理。

這裡的滷味有較少見的滷鴨頭與滷鴨翅，啃起來頗有滋有味，想打打牙祭就切點嚐嚐。

竹科人的廚房 人情味濃郁

每天中午擠滿竹科人的金山小吃，成立至今已近30年，開店源由卻頗為無奈，年近八旬的老闆娘吳書英呵呵笑說：「要不是被倒會，哪會開這店！」不過吳書英回憶，剛開店眷村街坊都來幫忙，有人炒菜有人包餃子有人下麵，好不熱鬧。

金山小吃的水餃、滷味、炒麵都很受歡迎，不過最令人難忘的是吳書英與媳婦鄒雪麗的熱情招呼，有時人情味才是極佳的調味料呢！


熱燙半夜包子 品嚐得趕早

5年前為了餬口來自空軍十五村的王媽媽開始做包子來賣，當時店在延平路一段附近開張，最近才搬到水田街上來。

一家親包子王的包子外皮厚度適中，可嚐到淡淡麵香，細緻的絞肉餡填得結結實實。王媽媽說，肥瘦均衡的餡兒才能嚐到油脂的香與豬肉的甜。

特別的是一家親包子王選在凌晨兩點開始出籠，是網路上討論熱絡的〝傳說中的半夜包子〞，嘴饞的人還得趁早，不然包子就賣光了。


眷村味消逝中？
據統計新竹市眷村達46個，是全國眷村最多的城市。國防部顧及眷村房屋老舊，因而啟動眷村改建計畫，目前陸陸續續已有大樓興建完成，如東大路與武陵路口旁的空軍一村與空軍三村，眷村居民紛紛搬離居住五十多年的舊眷村，這些老房子也將遭拆除。
聚集在眷村周圍的山東味、湖南味、四川味、北京味美食小點，也隨著眷改腳步散逸四處或乾脆消失，所以走在新竹市區偶爾會看見小吃店的招牌會加個小括號寫著〝原三廠〞。

然而，透過這小註解我們還能搜尋到一些眷村美食的蛛絲馬跡，其他的或許只能從熟門熟路的老饕口中，才能探得小幅眷村美食新地圖。流傳50多年的〝眷村味〞會像冷掉的牛肉麵一般香氣漸失嗎？

摘錄》Reminiscence of a Roving Scholar

劉鈍

　　去年底收到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潘國駒寄來的何丙郁教授新著，立刻為其新穎的書名所吸引 — — Reminiscence of a Roving Scholar ，內中 rove 這個詞本 有 “ 漫遊 ” 、 “ 流浪 ” 的意思，按此原書似乎可以直譯成 “ 一個游走學者的回憶 ” ，而作者游走的世界，正如副標題所顯示的那樣，是 “ 科學、人文和李約瑟 ”( Science, Humanities and Joseph Needham ) 。

　　平心而論，以上面三個主題詞為交集來一個 “ 煮酒論英雄 ” ，縱使放眼全世界的學者，本書作者的名字也會排在最前面。作為一位出生在英屬馬來亞的華裔學人，何丙郁先生從小接受英文教育，大學主攻數學和物理，畢業後在新加坡馬來亞大學當物理教師，上一世紀 60 年代成為吉隆玻馬來亞大學的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70 年代出任澳大利亞格裏斐斯大學當代亞洲研究院首任講座教授兼院長， 80 年代主香港大學中文系並任講座教授， 90 年代由李約瑟博士欽點擔任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所長。作者精通世界多種語言，甚至包括一些方言， “ 一身兼任了科學史工作的籌資者、組織者、宣傳者和研究者，以他特有的才能，穿梭于歐亞澳美四洲 ” （席澤宗院士語），當之無愧地入選澳大利亞人文學院、臺灣中研院，以及總部設在莫斯科的歐亞科學院院士。

　　從書中得知，作者 1926 年生於馬來亞一個叫甲板（ Papan ）的小鎮，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薰陶。父親從廣東軍界退出後移居南洋舌耕為業，用粵語教《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等，還有艱深一點的《四書》和《左傳》；他也從父親的藏書中讀到湯姆生（ J.A. Thomson ）的《漢譯科學大綱》，並由此啟發了自己對科學的興趣。生活在一個華、馬混雜的地區，父親曾以《孟子 · 梁惠王下》的 “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 為訓，告誡他要博採眾長，尊重當地文化。七歲那年，父親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將他送到當地的英語學校去讀書。作者後來認為中國人的 “ 學以致用 ” 和西方的 “ 為知識而知識 ” 是可以相容的，這與他早年生長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中，以及父親教導他要寬容地看待異質文明是有關係的。

　　成年以後，至少有三次重大的選擇影響了他的人生軌跡。

　　第一次是 1952 年博士論文的方向和題目。當時作者已是位於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物理系副講師，在氣流測量方面做過一些很好的工作並參與指導核子物理課程的實驗，這一年他在英國《暖氣與空調設備工程學會學報》上發表了處女作，內中提出一個關於溫度、濕度和氣流對居民舒適影響的公式。但是不久他就對這種工作的價值產生了懷疑，因為他意識到個人的感覺是不好用物理參數來衡量的。也正是在此時，兼任文學院院長的數學家奧本涵（ Alexander Oppenheim ，非主持曼哈頓計畫的那位美國物理學家 Robert Oppenheimer ），聽到他在學校數學會所作的一個有關中國古代三次方程的演講，遂建議他轉向研究中國科學史，這樣在理學院註冊的何先生就跨系師從文學院院長從事《晉書 · 天文志》的研究，並因緣際會地結識了李約瑟博士。

　　第二次是 1963 年接受吉隆玻馬來亞大學的聘請出任中文系主任和講座教授。這時作者在學術界已站穩腳跟，當年擔任其博士論文校外答辯委員的兩位學者 — — 李約瑟和哈特訥（ Willy Hartner ，德國從事阿拉伯天文學史研究的權威），都想將他羅致身邊，而作者在劍橋訪問兩年之後回到新加坡，被任命為該校僅有的兩個 “ Reader ” （英國俗稱 “ 無講座教授 ” ）之一，並在物理系開設科學史課程。在劍橋的時候，作者亦曾旁聽固體物理學課程 — — 由於不久前半導體電晶體的發明，這在當時是一個十分熱門的科目，也曾有過同幾位頂尖科學家打交道的機會。正是這段經歷，使他堅定了自己的信念：要想在國際學術界獲得一席之地，就必須有自己獨特的研究，而且閱歷越深標準就應該越高。關於這一點，作者總是不忘父親當年評價一位前清榜眼書法時說過的話： “ 假如這些字出於別人之手，可以說是美輪美奐，但是以榜眼的身份來挑剔，就顯得缺少個人風骨。 ” 而李約瑟博士也從另一個角度對他給予忠告： “ 在一個研究條件較差的大學，你絕無可能成為一名傑出的物理學家；但如轉而從事中國科學史的研究，雖然沒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日後也可建功立業。 ” 因此當吉隆玻的聘書到來之際，作者考慮的是：要繼續研究中國科學史，一個中文系的位置遠比物理系的位置有利，而吉隆玻將為他提供一個當時世界上唯一以中國科學史專業任講座教授的機會。

　　第三次是 1990 年接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一職。此時作者已是世界知名的學者，在澳大利亞有優厚的講座教授待遇，在海峽兩岸、東南亞和日、韓都有很高的人望，跑到劍橋當一名無薪所長，除了籌錢維繫研究所的生存之外，還要應付各種複雜的人事關係，應該說是一件極為棘手而於個人得不償失的工作。考慮到李約瑟本人和各方面人士的信任，更為了使老博士在西方開創的中國科技史研究薪火相傳，作者毅然接受了這一職位，在劍橋當了 12 年的義工。從書中知道，當時支持李約瑟研究所的機構有三家，即劍橋的東亞科學史信託會，以及分別設在香港和紐約的東亞科學史基金會。圍繞著研究所的運作出現分歧是難免的：劍橋信託會認為自己擁有管理研究所的主權，香港和紐約方面則認為自己是股東，當然有權對研究所的方向以及管理人選進行干預，再加上李約瑟本人和他身邊的一些老朋友，作者發現自己有四個 “ 雇主 ” ，而為人處事的灑脫與厚道使他在困難的環境中游刃自如 — —“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免得顧慮四個不同意見的雇主之間的分歧，這是唯有當一個義務所長的人才能享受的權利。 ” 更重要的是，通過作者、他的同事，以及他的後繼者們的努力，李約瑟研究所修復和發展了同劍橋大學的良好關係，不但成功地繼承了李約瑟博士撰寫《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宏偉計畫，而且發展成西方世界一個名副其實的東亞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研究中心。

　　對何丙郁先生在中國天文學史、數學史、化學史、物理學史等方面的那些具體工作，以及他的學術思想和治學脈絡進行評點，那將是為他的學術文集撰寫導言者的任務。但在匆匆追溯了作者在不同地區和不同領域的遊走經歷之後，我還是願意從大處著眼，特別介紹一下他的文化觀和歷史觀，他如何看待歷史上的科學，以及如何看待中國古代科學等等。相信這位睿智的前輩的親思親歷，對於我們今日客觀地認識歷史、體驗和欣賞人類文化，以及從事科學史研究都可以提供有益的啟發。

　　近年來我一直留意斯諾（ C.P. Snow ）提出的 “ 兩種文化 ” 問題，因此也就特別關注作者對科學與人文關係的看法，以及使他最終成為一名兩栖學者的原因。作者寫道： “ 科學有助於人文，而人文也有助於科學；科學不能逃避歷史，但是能夠創造歷史。由於現代科技的迅速發展，新知識積累越來越多，學科劃分也越來越細，而且還有新的學科不斷出現， 20 世紀初以來人們所擔心的文科與理科之間的鴻溝現在變得越來越大。 ” 因此建議 “ 研究人文科學的人們不妨多瞭解一些科技，不僅可以趕上時代，而且或許可以促進對人文學科的認識；反過來，從事科技專業的人們說不定也可從人文作品中找到可資利用的養分，至少可以開拓視野，砥礪思考的能力，陶冶高尚的情操，從而培養健全的品格。在這方面，科技史可以成為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一座橋樑。 ”

　　作者書中有一小節的標題是 “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傳統中國科學史 ” ，這正是他從 80 年代以來致力於中國古代數術研究的一個動因。作者說，早年受邀參加《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寫作計畫時，必須尊重和採納李約瑟的觀點；而李是以一個 20 世紀中葉著名生物化學家的立場來探討中國科技史的。到香港後何先生就想起父親關於不可一味模仿他人的遺訓，開始嘗試從傳統中國人的角度來探討一些話題。他認為：我們談及中國的傳統科技史，應該力圖和當時的人們易地而處，考慮傳統中國人所分析和理解的自然問題以及他們如何利用這些分析和理解。宋代的張載、邵雍、朱熹等都有自己的學說以解析自然界的各種現象。當代研究科學史的人們往往認為這些理學家們主要關注人事，充其量只能算是哲學家，而他們的工作不被看作科學。但是 “ 很少人知道宋代司天監曾使用三種與理學家學說相關的方法以預測天氣的變化。無論在他們的時代 ‘ 科學 ' 這個名詞是否存在，也無論他們想像中的東西是否被現代人承認為科學，在傳統中國人的心目中，能夠解析自然界和應用這些知識以預測大自然變化的學問，應該算是科學。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二卷中所指傳統中國的 ‘ 偽科學 ' 是基於他身為一位現代科學家的立場。在傳統中 國人的心裏，李約瑟所指傳統中國的 ‘ 偽科學 ' 該是當時空的科學。 ”

　　關於不同歷史與境中的科學知識，作者還有如下一段有趣的陳述。 1985 年作者接到倫敦物理學會的通知，證言他已是一名擁有女皇特許狀的職業物理學家（ Chartered physicist ）。此刻他不禁回憶起 30 多年前追隨卡文迪什實驗室出身的老師學習物理的經歷，當時雖然是一個沒有任何資歷的前殖民地大學裏的本科生，但使用的教材同劍橋大學的學生是一樣的，因此相信自己所學習的就是當時代的物理；而在接獲這一正名檔之後，他倒覺得已經不能妄稱物理學家了，充其量不過是個物理學史的研究者，原因是自己 30 多年前學習的物理今日已成歷史陳跡。他寫道： “ 科學是隨著時代而變化的。 30 多年前的物理學已經不是 90 年代的物理學，何況幾千幾百年前當時人們心目中的科學呢？西方托勒密（ Ptolemy ）的地心說和施塔爾（ Stahl ）的燃素說是他們時代的科學，後來都被推翻，可是從來沒有人說它們不是科學。這是從西方希臘文化起源的角度看西方的科學史，沒有什麼不對，否則就沒有科學史學科這回事。問題是有些人對西方以外的事情有些厚此薄彼之嫌。我認為假如研究東方科學史，能夠兼從東方文化背景作判斷，應該可以增加結論的可靠性。 ”

　　在以 “ 我個人的學術研究方向 ” 為題的這一小節中，作者?述了一段故事，說明西方史學界對中國科學史態度的轉變。對於動輒以 “ 輝格史學 ” 來貶低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的某些學人，這段故事可以說是很有針對性的，這裏忠實抄錄如下： “ 以歷史這門學科為例，二十世紀中葉，西方的所謂 ‘ 正統歷史派 ' 以古希臘遺傳的文化為正統。例如，劍橋大學沒有中國史這門課，偶爾提及的都是中國與歐洲有關的事情，主要的課題是歐洲優越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在西方學者的心目中，中國史學所占的地位並不重要。當時的 ‘ 劍橋歷史學派 ' 可說是 ‘ 正統歷史派 ' 的代表者。 劍橋大學歷史系主任，巴特菲爾德（ Herbert Butterfield ）是一個皇室講座教授（ Regis Professor ），享譽歐美史學界。起初他對中國 史也採取輕視態度。 1955 年，劍橋大學的漢學講座教授浦立本 （ Edwin G. Pulleyblank ）在他的就職演辭中說： ‘ 中國不能被屏諸人類歷史的主流以外 ' 。 以後他和巴特菲爾德之間發生多次筆戰。《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一、二、三卷相繼在 1954 年、 1956 年和 1959 年面世。 1962 年，巴特菲爾德突然改變他的立場，他自己說是受到李約瑟的影響。可是爭論餘波還往往浮現在中國科學史的討論中，有些人還以西方的定義劃分中國的科學史。例如，在第四屆國際中國科學史研討會中有一位物理學專業者以西方的定義說傳統中國沒有科學。傳統中國是否有科學的問題本書已經作了交待。較近也有人認為研究中國天文紀錄不屬於科學史。其實，當年我研究中國、日本、韓國，以及越南的古代天文紀錄時，我的心中也毫無科學史這個念頭，謹希望可以對知識和學問作一點貢獻。我猜想，早年我的朋友席澤宗作類似研究的時候，也跟我有同感。 ”

　　Roving Scholar 這一稱謂也使我聯想起另一類人物，西方叫 troubadour ，中文譯作行吟詩人。前面說過，在這篇序文中，我不打算對何丙郁先生的學術成就過多著墨；在下面的篇幅中，我想嘗試的是向讀者展示這位老學者人性中極為可愛的方面：寬容、瀟灑、機敏、助人為樂。回顧最後在劍橋的那段經歷，作者說： “ 我放棄澳大利亞講座教授月薪的收入，而跑到劍橋當義工，從經濟上看是一件極不上算的作為，我也很難向關心我的局外親友解釋自己的行動。可是在李約瑟研究所當時的場合，不領薪有不領薪的好處。一個拿錢的所長在當時不僅會樹大招風，而且還要討好幾個意見不同的東家，這樣的所長我恐怕是做不下去的。 ” 這是大智者的語言，大智者的行為。及至功成身退，作者又流露出詩意般的心境： “ 我以輕鬆的心情離開劍橋，想起伍連德博士當年教導子女的一句話： ‘ 做事情要擔得起放得下 ' 。也許一個做義工的人很容易做到這點，但是沒有金錢上的報酬不等於沒有其他方面的報酬。我在李約瑟研究所任職期間，很欣慰地看到劍橋大學、哈佛大學、海峽兩岸的大學，以及日本和韓國大學的年輕研究者能夠共聚一堂，不分國家、地域、門派地友好相處，切磋討論學術問題。 ” 他又說： “ 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學者，經歷過在李約瑟研究所逗留的一段時期，得以和國際上的同輩排名。他們的學業和事業成就也令我感到快慰。我認為這是金錢所不能替代的最好報酬。 ”

　　關於這一點，我個人是有親身體會和發言資格的。 1992 年，在何先生的安排下，我得到香港東亞科學史基金會的資助，前往劍橋李約瑟研究所作為期半年的訪問。記得何先生在邀請信中寫道： “ 我相信你不但可以利用這一機會繼續從事自己的研究，而且能夠置身劍橋的學術環境去體驗世界一流的學術傳統。 ” 對於我和許多後來的中國大陸學者，後一點尤為重要。經過在李約瑟研究所和劍橋的這段經歷後，我回到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不久就承擔了學術服務任務，後來亦參與國際科學史組織的活動，先後擔任國際科學史學會副主席、國際東亞科學技術與醫學史學會主席等職，又與國內外同事們一道，在北京成功地組織了第 22 屆國際科學史大會。

　　在何先生主持李約瑟研究所期間，通過紐約的李氏基金會 （ Li Foundation of New York ），每年都安排一名中國大陸的年輕學者來劍橋學習和研究，那些來訪的年輕朋友後來都取得可觀的成就。如來自北京科技大學的梅建軍，在李約瑟研究所訪問結束後轉到劍橋大學考古系深造，成為國內最早接受專業科技考古訓練的學者，現在是北京科技大學科學技術與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來自西北大學的曲安京在中國數理天文學和古代曆法領域頗多建樹，亦被選為國際數學史委員會執行委員；來自內蒙古師範大學的郭世榮和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鈕衛星也都成績斐然，後者還承擔了第 10 屆國際東亞科學史會議的主要組織工作；我的同事胡維佳現在負責中科院李約瑟著作翻譯范出版委員會的日常工作，另一位同事汪前進則擔任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副所長。 何先生卸任後，古克禮博士 （ Christopher Culle n ）和李約瑟研究所繼續施行這一方針，目前研究所利用李氏和梅隆 （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 n ）兩個基金，以及中英研究獎學金 （ Sino-British Fellowshi p ）等，常年資助七、八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學者前來訪問研究；此外，研究所也為眾多從其他管道（包括美、歐、日、韓、台，以及中國大陸高校、教育部和科學院）獲得資助的訪問者提供辦公室和圖書館的便利，最近還開拓了與劍橋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合作培養東亞科學史方向博士生的計畫 。

　　曾經有人當面讚揚李約瑟博士，說全人類都欠你一大筆帳，從揭示人類文化多樣性和破除西方中心論的意義上來看這話固然不錯；但是作者也指出 “ 既然李約瑟研究所全靠國際上的資助，它就應該對國際上有關地區的科技史研究者做些貢獻，讓人們有機會利用這個研究所，尤其是年輕一輩的學者 ” ， “ 中國大陸從事科技史研究的人員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多，而出國作研究的機會則相反比較少。協助李約瑟出錢出力最多的是華人，我就應該從華人方面先著想。 ” 正是出於這樣一種感情，作者對來自華人世界的訪問者特別是中國大陸的青年人就格外熱情，我接觸到的幾位朋友對此都深有體會：不管來自哪個地區哪個單位，也無論其背景和學歷如何，老先生對每一位新來的年輕人都給予熱情的接待和指導，從劍橋的學術傳統到英國的社會習俗，乃至圍繞著李約瑟研究所和《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寫作計畫的種種趣聞軼事，不厭其煩地向他們介紹，以便他們能夠儘快地熟悉這裏的環境。逢到師母一道來劍橋，作者還會邀請年輕人到他家作客，一道品茶、聊天、包餃子，無分長幼，其樂融融。



作者對推動中國大陸科學史家與國際同行的交流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那是在文革結束不久的 1978 年，在北京飯店的一次聚會中，作者向在場的夏鼐、席澤宗等學者提出：自 1956 年竺可楨、李儼等參加第八屆國際科學史大會之後，中國大陸學者在國際科學史舞臺幾乎失去蹤跡；又言及多次聽到李約瑟為此表示遺憾，因此提議組織一個國際性的中國科學史系列會議。在場的學者立即拍手贊成並一致推舉作者在海外首辦。 作者計畫到香港赴任後即行推進這一計畫，而此時比利時魯汶大學的李倍始（ Ulrich Libbrecht ）正好爭取到一筆開會的經費，何先生就把首屆會議組織者的名份讓給了李倍始，並建議他使用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 簡稱 ICHSC ）這一名稱，那是 1982 年 8 月的事情。 作者則于 1981 年 4 月隻身赴港履新，並於 1983 年 12 月在香港大學舉辦了第二屆 ICHSC 會議，作者為此會的召開而操勞不遺餘力，書中也有一些?述。 後來這一系列會議發展成兩支：其一仍沿襲舊名，至今已召開了 10 屆，第 11 屆將於 2007 年在中國南寧舉行；其二則擴充為國際東亞科學史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 ，簡稱 ICHSEA ），去年在慕尼克召開了第 11 屆會議。 兩個系列會議都吸引了包括許多中國大陸學者在內的世界各地的科學史家參加，現在已成為國際東亞和中國科學史領域中的兩樁盛舉。從發起開始，何先生不但每次都躬身親蒞，而且熱心地幫助組織者解決各種困難。例如 1990 年的第六屆 ICHSC 是在劍橋召開的，其時際逢李約瑟 90 華誕，作者又是剛到所長任上，按照他的說法，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為會議從東亞地區尋求資助。再如第九屆 ICHSEA ，由於會址一時發生變故，又是作者運用自己的關係在新加坡大學找到了資金和當地組織者。

　　過去曾有傳說李約瑟博士生前同劍橋大學某些科系不睦，甚至他的成就遭到大學裏漢學家和科學史家的嫉妒，以致始終得不到教授席位。從書中我們可以多少窺見一點事情的原委，儘管作者使用了非常委婉的說法。固然李約瑟取得的成就足以令人羨豔而其治學路數又與正統的漢學家不同，但與大學發生齟齬，主要還在於他樂得享受獨立研究的快樂而拒絕開課授徒，而劍橋大學的 Reader 頭銜可以保證他不受任何個人與部門的干擾，專心致力於研究中國科學史。實際上，即使在岡維爾基斯學院院長任上，李約瑟也很少過問行政上的事情；東方學部亦曾多次邀請他開設中國科學史的課程，都被老博士婉言拒絕，因為他認為自己的第一要務是完成《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計畫。何先生主持研究所之後，開始舉辦定期的中國科學史討論班。這一舉措從 90 年代初開始堅持至今，參加討論班的既有研究所的成員、訪問學者和學生，也有劍橋大學的老師和學生。作者認為這是同大學開展深入合作的良好開端。

　　作者主政李約瑟研究所期間的另一項重要使命是籌資。他在書中寫道： “ 劍橋信託會的大部分成員不認為替該研究所籌資是份內的事情，他們都有自己的正業，絕不會把李約瑟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正業更重要 ” ； “ 況且東亞科技史尚未能夠引起英國本地人士的興趣，求他們解囊資助可說是難如登天。李約瑟在英國的名氣也遠比不上在東亞地區這麼響亮。我多次遇到劍橋的人，甚至劍橋大學的畢業同學，問我李約瑟是誰。利用他的大名在英國籌款也不是辦法。 ” 在 80 年代以前，李約瑟還能親自出馬到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亞洲各地為自己的計畫籌資。等到老博士跑不動了，劍橋信託會亦曾派人到香港等地活動但一無所獲，後來發現何先生在香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都有很好的人脈與威望，尤其對權力沒有興趣，是個與世無爭的好好先生，因此就把為研究所與《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計畫籌資的希望寄託在他身上。 “ 雖然沒有白紙黑字的明文，李約瑟本人和劍橋信託會都期望我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替他們多籌些資金 ” ，他寫道。他也果然不負眾望，在擔任所長期間，馬不停蹄地奔走於以上那些地區，為研究所和李約瑟的寫作出版計畫、為東亞科學史圖書館的建設，以及各種研究計畫和國際會議尋求經費資助。何先生對此事業傾力投入而個人分文不取，為此贏得人們極大的佩服與敬重。記得有一次他以 “ 高級乞丐 ” 之語自嘲；而在我眼中，他簡直是一個道法高深修行完美的雲遊僧人，以古稀之齡浪跡天涯，為塑造科學史事業的不壞金身而廣尋施主。

　　關於為科學史事業奔走和募資的故事，作者書中講了許多，這裏僅就親身所曆作一點補充。 1996 年 1 月，已是 70 歲的何先生柱著李約瑟博士留下的拐杖，從香港經羅湖來到深圳大學，出席由中國科技史學會組織的第七屆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來前作者已有電話給我，說要介紹一位英國的獨立製片人來探索一項文化開發計畫，目標是利用香港方面的資金，北京和劍橋兩個研究所的研究力量和圖書資料，以及該製片商的經驗和在國際影視市場中的關係，製作一套介紹中國科學與文明的系列電視節目，產品的銷售所得則全部用來支援兩家研究所的運作，這就是後來的《龍騰》計畫。以恒生銀行前董事長利國偉爵士為主席的一個基金會承擔了這一計畫的籌資任務，包括中科院路甬祥院長、英國尤德夫人（ Lady Pamela Youde ）和勞埃德爵士（ Sir Geoffrey Lloyd ）在內的幾位知名人士給予了重要支持，時任李約瑟研究所副所長的古克禮博士則承擔具體工作最多。在實施該項計畫的三年多裏，作者亦曾多次居中斡旋，對於溝通中、英、港諸方資訊，協調官、商、研的立場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如今《龍騰》計畫已經大功告成，在海外播映獲得好評，兩個研究所也按預期的設計得到可觀的資金，用於繼續支援各自的中國科學史研究。撫今追昔，眼前總會浮現 10 年前作者行色匆匆從香港趕到深圳來時的景象。

　　後來我們籌備 2005 年在北京舉辦第 22 屆國際科學史大會，最感頭痛的也是經費問題。又是何先生，于 2002 年來北京參加中國工程院等單位發起的研討會期間，主動詢問此事並向我建議從海外募資。 他在我的辦公室裏親自起草了兩封介紹信，分別寄給新加坡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 ）的李成義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何文匯博士，後來李氏基金和香港北山堂基金（ Bei Shan Tang Foundation ）很快就有回音並對大會給予慷慨資助（後者是通過何文匯博士由中大校董利榮森先生提供的）。

　　因為工作和研究的關係，我曾數度在劍橋和李約瑟研究所滯留。記得上一次來劍橋是在 2002 年秋天。一個天高雲淡的日子，經過研究所門前庇護著李約瑟博士長眠地的菩提樹，進得前門就看見了何丙郁先生，也是剛從北京趕來，帶著旅途的疲憊，但還是那樣親切、慈祥、笑容可掬。先生身後的簽名簿上則有他剛留下的大名，墨蹟未乾，時間是 2002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寫的是布里斯班他的家。我知道當天是東亞科學史信託會開會的日子，後來還知道 — — 正是在這一次會議上，信託會正式通過了古克禮博士接任所長的任命，並選舉前港督尤德爵士的遺孀尤德夫人為新的主席，後來這個信託會更名為李約瑟研究所信託會。

　　在一個專為來客準備的簽名簿上留下名字，老先生此刻的心境我無法揣摩，只見臉上仍是孩童一般燦爛的笑容。想起幾乎每個來劍橋的中國學人都熟悉的那首《再別康橋》，雖然已經用得太濫，放在這裏還是非常貼切 — —“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

　　謹以此文為先生 80 華誕壽。

2006 年 4 月 14 日于劍橋李約瑟研究所

（ 作者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長，英國李約瑟研究所 2006 年度梅隆基金學人，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海外 Fellow ，曾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 ）

摘錄》66 號公路走一擺

終於走了趟 66 號公路。

美國的公路系統全球聞名，不但四通八達，而且沿路不論是住宿、飲食、車輛維護、添加油料都有一定水準與便利，所以在美國進行公路旅行，完全是種享受，安全性也無須顧慮。

不過我在美國曾經住了長達十九年，東、西橫貫公路不知跑了幾趟，兩岸風景優美的沿海公路也多有涉足，唯獨最嚮往、最該走一趟的 66 號公路，卻是直等到離開美國六年之後，才在二零零四年六月間趁陪兒子回美唸書之際，終於跑了一趟。

為什麼會這樣呢？

正因為一直把跑趟 66 號公路當成在美國公路旅行的「朝聖」之舉，不願意輕易為之，所以才一拖再拖。

原先的規畫是騎摩托車，因此還特地把我那輛 BMW 摩托車留在紐約，沒想到一留就是六年，直到今年才有機會一償夙願。哪裡知道「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紐約市車管處居然改了規定，使得我當時因為離開美國而暫時註銷的車牌一時無法恢復，最終只得打消騎車的念頭。

也還好有這個旁生的枝節，所以才能把女兒從洛杉磯叫來，我們三人就租了輛車，從紐約市開始，沿路拜訪親朋好友，直上 66 號公路起點、密西根湖畔的芝加哥，然後左轉朝向加利福尼亞州太平洋岸風景如畫的的聖塔蒙尼卡，跑了一趟終生無法忘懷的 66 號公路親子之旅。





66 號公路為什麼這麼值得走呢？

這條公路有兩個最常被人稱呼的別名，一是「美國大街（The Main Street Of America）」，另一則是「公路之母（The Mother Road）」。

為什麼叫做「美國大街」呢？

因為它正式通車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是美國最早的由東到西通衢大道，當年美國歷經大蕭條之際，許多東部的人就是經由 66 號公路前往西部尋求生路；美國一九六二年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史坦貝克還以 66 號公路為背景寫成膾炙人口的名著「憤怒的葡萄」(The Wrath Of The Grape)。因此將它稱為「美國大街」，誰曰不宜？

那麼，為什麼又有人將之稱為「公路之母」呢？

如前所述， 66 號公路是於一九二六年通車，那已不僅是「公路之母」而是「公路之祖母」了。更重要的是，美國從一九五零年代開始興建現代化公路，基本上都是以 66 號公路為範本；事實上，現今美國的主要橫貫公路，根本上也是沿著當年 66 號公路的老路線。所以， 66 號公路就是「公路之母」，沒什麼好說的， OK？





如果讀到這裡，你還覺得 66 號公路沒什麼了不起，我就再多說一點。

美國的現代化公路一條條出爐之後， 駕駛人及運輸業當然都喜歡使用又新又寬安全性又高的現代公路，在這種情況下，僅有兩線道而且是雙向行車66 號公路就自然「退休」了，幾十年下來不但柔腸寸斷，許多路段甚至消失於荒煙蔓草之中。

所幸的是，世界上總有批吃飽閒閒沒代誌的懷舊人士，他們覺得這樣一條在美國歷史上有價值的道路，怎麼可以任它湮滅呢？於是開始積極奔走、遊說，呼籲 66 號路所經過的八個州政府修復損毀的路面，同時發動民間成立認養基金會。就這樣如此這般地把 66 號公路從墳墓中搶救出來，成為更多懷舊人士的公路「麥加」。



66 號公路之所以特別，在於它一路上有太多美國的歷史遺跡、名城，乃至於當年盛極一時但現今已成為荒無人煙的「鬼城」(Ghost town)所在，最適合像我這種 LKK 悠遊其上。我們這次行至亞利桑那州，在荒漠中停下加油之際，突聞摩托車聲「嘟嘟」而來，轉頭一看，居然是位灰頭土臉的「阿拉伯勞倫斯」，騎著輛其帥無比的古董摩托車也來加油。

攀談之下，這位滿臉皺紋、僕僕風塵、年近七十的老兄來自德國，已經在 66 號公路上混了將近一個月；更精采的是，他那輛哈雷機車出廠年份是一九三六年，六十八歲了！想像得出來嗎？

坦白地說，走六十六號公路，最理想的方式是帶個帳篷騎摩托車，有營地就露營，沒營地就住汽車旅館。但是這終究不是人人可以作到的玩法，所以還是租車比較實際一點。






不過租車時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要買全險。買全險並不是為了防人禍（如偷車）而是為了防天災（如龍捲風）。

龍捲風？不錯，龍捲風，這玩意兒在德州、奧克拉荷馬州是常見的 Case。

我們這次半路在德州一個叫維加的小鎮遊覽完畢，正準備往下站進發，突然覺得風勢有點加強，遠處的天邊則烏雲密佈而且愈來愈暗，而且雲的形狀很詭異。我於是叫兒子轉聽當地電台，一聽之下，真把我們嚇得魂飛天外，原來當地電台已經宣佈進入龍捲風緊急狀態，呼籲大家趕快回家。

我們也趕緊調回頭，希望趕往距離最近的阿馬瑞洛，走了一半，居然聽到收音機說龍捲風就是要在阿馬瑞洛著陸(Touch Down)，可是已來不及再掉頭走了，只好硬著頭皮往阿馬瑞洛衝。

老實說，天愈來愈黑，風也愈來愈大，我當時真的很怕，只知道沒命開車，兒子則「興奮」地拿出錄音機留「遺言」給朋友，表示由於老爸判斷錯誤，我們正勇敢地衝向龍捲風的中心。

還好，我們一進城就找到間旅館， Check In 之後，剛進房放好行李，就聽到震耳的「乒乒乓乓」之聲，往窗外一看，不但已經狂風大作，而且一粒粒如棒球大小的冰雹從天而降，煞是嚇人。旅館方面則通知大家遠離窗戶，並且最好到樓下大廳集合，以策安全。

我們後來才知道，當天龍捲風並未成形，不過卻變成狂風雹(Hail Storm)，也還好我們及時躲進旅館，才沒有被打得「滿頭包」。

可是第二天早上出去一看，頭都昏了。幾乎所有車輛的玻璃都被冰雹擊破，我們的也沒有倖免，擋風玻璃全被擊裂，只是沒破洞而已，車身則是一個個凹洞，當地的租車公司經此大難，也沒有車換給我們，只好把車開去讓他們檢查，確定可以撐到下一站新墨西哥州的阿柏克爾齊，因此決定開去換車。

也還好租車時買了全險，毫無困難就換了另輛新車。否則的話，根據我的經驗，光是修復那些損傷，可能要超過一千美元。





難以忘懷的親子之旅





在 66 號公路上開車其實是種無與倫比的享受。美國的現代高速公路又寬又直，但是駕車於其上就只是「趕路」而已，沿路的風景又殊無變化，到了休息站，不是「漢堡王」就是「麥當勞」，老實說，我開半個小時就感到疲倦、想打瞌睡了。

可是 66 號公路不一樣。首先，它沿路經過無數小鎮，每個轉角，都有想不到的驚喜等著你，不會想睡覺的；其次，雖然只有兩線道而且是雙向開車，但是經常整條路上就只有你一輛車，不像在州際公路上不停地要超車或被超，而且那些飛馳的「拖拉庫」是不會上 66 號公路的。因此， 66 號公路開起來沒有一點心理負擔，完全沒有「趕路」的感覺。

66號公路經過的地方人煙稀少，有天來到一處廣漠，看看四下無人，就讓兒子坐上駕駛座，開始教他開車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手握駕駛盤腳踩油門，興奮的不得了。後來他在加州住定後，很快就考取了駕照，應該跟那次的「啟蒙」有很大關係。

女兒那時已有學習執照，半路上，我看看前面路況相當平坦，又無其他車輛，就把車交給她練習、練習。哪裡知道開了幾哩路後，一個轉彎竟然上山了，我的天，那段路跟北宜公路的九轉十八彎真是有得拼，路的寬度又僅容雙向車擦肩而過，女兒很緊張，會開車的人都知道，那種情況下，坐在旁邊的更緊張，可是為了給她信心，我雖然很想，但是卻「拼死」忍住不開口要求換手。

那段山路足足開了近一個小時，我坐在旁邊手心冒汗，右腳跟著女兒的每次轉彎緊張地「踩煞車」，好不容易下得山來，居然是處美的讓人窒息的小鎮，小鎮無人，卻有靈巧的小兔子在街上跳來跳去，我和女兒都屬兔，就在那邊玩了半天。

第二天在另個鎮上參觀66公路博物館，觀賞了一段錄影， 赫然發現我們前一天經過的竟是最驚險的一段路，我和女兒吐吐舌頭，互相換了個「好險」的表情。女兒經此一役，信心大增，66號路最險的一段都開過了，還怕什麼？後來的路程上，我就經常讓女兒接手，順便給了她許多認識各種路況的機會教育，也算是一大收穫。

最後，前面說過美國後來的橫貫公路都是 66 號公路的「後代」，而且基本上是沿著 66 號公路興建的，所以雖然 66 號公路大體上是「鄉間」的路，但是儘可以放心大膽地走，因為隨時都可以轉回不遠處的州際公路，我們就常常在看看天色向晚的時候轉回公路。





只不過走六十六號公路，還是一定要有份好的、清楚的地圖。

有關 66 號公路的地圖有很多，但是不見得都適用。這是因為 66 號公路曾經廢棄過，後來「接回來」之後有很多岔路、小道，特別是進城、出城之際最容易迷失，因此一份好地圖就很重要了。

我的經驗是，在起點附近的密西根大道上，有間叫作「內行旅行者(Savvy Traveler)」的店，店裡有份才美金四塊九毛五、名稱為「歷史性的 66 號公路（Historic Route 66）」的地圖，非常詳細，但是整體而言又很簡單明瞭，最好用。

買了地圖之後出門左轉，大約五十公尺處，有間相當不錯的路邊咖啡店，吃了早餐之後就上路吧，不會後悔的。



引用：http://blog.chinatimes.com/lonecrane/archive/2005/12/08/29102.html

摘錄》金邊採訪陳啟禮

一九九七年七月間，我因為送孩子回國語日報學中文而去了台北，期間正好發生了我國自柬埔寨撤館、撤僑事件，國內各大媒體都派了記者赴柬埔寨採訪，我當時是「中國時報」派駐在紐約的記者，雖然對整個事件頗感興趣，但是柬埔寨並非我的「管區」，所以也只能每天讀別人的報導，暗自羨慕他們有機會恭逢其盛。

其中有些報導約略地提到曾經涉及「江南（劉宜良）命案」的竹聯幫「精神領袖」陳啟禮（鴨子）也在金邊，而且由於他與柬埔寨官方的關係很好，因此在整個事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報紙的標題還寫著，「一個陳啟禮，抵過一個代表處（指台灣駐金邊代表處）」。比較有趣的是，當時沒有任何記者對他作過專訪。

回到美國之後，由於事件正在進行，我當然還是逐日閱讀報導，不過也還是沒有讀到任何有關這位行事低調的竹聯幫「大老」專訪。不過這並不奇怪，因為他自從出獄之後一直在專心做生意，也一直未接受過任何媒體的正式訪問。

然而當期寄到家中的「美華報導」卻在封面刊登了陳啟禮的照片，也打出了報導陳啟禮在金邊市行止的標題。這也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知道「美華報導」是陳啟禮企業下的刊物。

可是翻開一讀內容，就不由得納悶起來。原來那篇報導也不是對陳啟禮的專訪，而是「美華報導」編輯訪問一位柬埔寨軍方人士，談陳啟禮在金邊的一些逸聞。

當時我的興趣就來了。於是立刻掛電話給住在深圳的另一位竹聯大哥張安樂（白狼），希望他能向陳啟禮表達我想要赴金邊採訪他的心意。

張安樂是我當年在紐約採訪「竹聯幫大審」案時認識的，彼此建立了相當的互信關係，因此他出獄之後，我們之間還時常保持著聯繫。

張安樂當時就表示這個事情的困難度很高，因為「董事長」（竹聯兄弟對陳啟禮的慣稱）一直保持得很低調，所以應該是刻意迴避媒體的採訪，而且據他知道，柬埔寨撤僑之時，國內至少有七、八十位媒體記者前往金邊，幾乎每一家媒體都想採訪陳啟禮，但是都被陳啟禮擋掉了，他們對外放出的煙霧是陳啟禮那時正好不在金邊而在越南。

其實陳啟禮當時並沒有離開金邊一步，而是每天待在家裡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只是大家都找不到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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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張安樂表示，作為一個記者，我當然有很強烈的願望要採訪這位大家都想採訪而採訪不到傳奇人物，所以請他務必要幫忙。張安樂也有江湖人物的乾脆，一口就答應幫忙聯絡，但是要我不要抱太高的希望。

其實我也並沒有抱任何期望，只是把死馬當活馬醫罷了，反正不試也不知道。

哪裡知道幾天之後張安樂就來了回音，表示「董事長」已經答應接受專訪，而且還要他陪我去，因為他們也有頗長一段時間沒見面了。

我當時真是喜出望外，立刻掛了電話給「中國時報」主管國際採訪的執行副總編輯杜念中兄，一方面向他報告這個有機會獨家專訪陳啟禮的好消息，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如前所述，柬埔寨並非我的「管區」，國內的記者對所謂「踩線」之事又十分敏感，還是事先打個招呼比較好。

我原先以為報社聽到這個消息一定十分興奮，當然會立刻同意。卻沒料到念中兄似乎有些猶豫，他對我說柬埔寨事件發生之後，報社也有好幾位資深社會記者在柬埔寨，他要和總編輯陳國祥商量一下這件事。

第二天，念中兄就傳來一個傳真，大意是說柬埔寨方面的事情就不麻煩我了，以後有其他的採訪再煩勞我。接到這個指示，我當然十分失望，也有一些納悶，於是就再掛了個電話給念中兄，表示這是個難得的機會，我願意以個人休假的方式前往柬埔寨。

可是問題馬上就來了，從紐約前往柬埔寨的旅費、住宿不是小數目，這還沒有關係，關鍵在於如果給陳啟禮作了專訪而沒地方發表，豈不是很荒唐的事，陳啟禮到時不也會認為我在耍他？

老實說，這篇專訪絕對有人搶著要，可是在哪裡發表卻頗費周章。我是「中國時報」的記者，雖然私人前往不需要報社貼補任何採訪經費，可是專訪在別人的刊物發表，實在說不過去。思量再三，我決定掛電話給「時報週刊」總編輯張國立兄，再怎麼說，「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國立兄接到電話並瞭解狀況之後，立刻一口應允，同時承諾所有的經費由「時報週刊」負責，我心中的一顆大石頭才告落地，開始著手準備前往柬埔寨。

不料好事多磨，三天之後，張安樂又掛電話來，表示由於眼疾必須開刀，要我等他一個星期再說。

我跟他說我很為難，因為我已經答應幾天之後，要陪中國時報社會組調查記者張平宜前往阿拉斯加採訪左明新殺人案，時間上恐怕有所杆挌，如果可能的話，我倒願意隻身前往。

可是他要我稍安勿躁，因為柬埔寨內戰還未完全結束，地方上並不是很寧靜，最好有他們的人陪同前去，所以要我再等一、兩天，他來設法安排一下。

第二天，張安樂又來電話說一切已經沒有問題，他要我先到澳門找竹聯幫主「么么」（黃少岑），他們會幫我安排一切，於是我就按照原訂日程出發。

到了香港之後，正值當地颱風來襲，掛出八號風球，所以只得待在旅館中，一方面與「么么」那邊聯繫，得到的印象是他們要我在第二天風止之後前往澳門，其他一切已經安排妥當。

第二天搭乘渡輪自港抵澳，身材粗壯的「么么」親自來接，把我帶到一家飯店午餐，然後就拉我上桌打起麻將。

其實我已經多年不碰麻將，但是對方盛情難卻，再加上我以為一切都已安排停當，也就放心大膽的幹將起來。可是邊打邊聊的時候我才發現，原來「么么」他們都還沒有前往柬埔寨的簽證，準備第二天才要去辦理，而且要拖好幾天才拿得到，同時前往柬埔寨的班機很少，旅行社也一時安排不出來。

知道這個狀況之後，我真是坐立不安，一場麻將打得心事重重，還小輸了一些。

好不容易熬到進了旅館，我心想求人不如求己，趕緊掛了個電話給「中國時報」香港新聞中心的同事洗嘉源，要他為我打聽並訂定前往柬埔寨的機票。這個期間中，「么么」又接到一個電話，急如星火地趕往珠海，更讓我不知所措。

好在洗嘉源辦事能力一流，不久之後就回電說一切已經沒有問題，次日一早就可以飛往曼谷，至於由曼谷前往柬埔寨的機票則要到當地想辦法，因為香港這邊開不出來。

當了記者這些年，我知道唯一重要的就是向目標「推進」，因為新聞發生時大多是突然的，很少有機會可以事先妥善籌畫，只能邊走邊把障礙推開，很多問題也就這樣解決了。

如今前往柬埔寨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大半，我於是就如釋重負地出外逛街，並且也顧不得「么么」等人的感受，致電解釋我實在是因為時間有限，不得不馬上趕往柬埔寨。

當天逛到澳門著名的「葡京酒店」，真是大開了眼界。我對賭博十足是個白痴，從來只會拉一拉被稱為「獨臂強盜」的「吃角子老虎」，對於其他五花八門的賭，全都一竅不通，甚至於對「吃角子老虎」也興趣缺缺，因為既然被稱為「獨臂強盜」，你口袋內銅板的下場已可想而知，所以除非實在無聊，也一向敬而遠之。

就這樣，在賭場內亂逛了一圈之後，就走出來參觀酒店內的各種商店，不知不覺走到地下層的食街。乖乖隆地冬，地下層居然熙來攘往、人潮洶湧，不旋踵之間我就發現了其中的奧妙，因為那邊除了遊客以外，絕大多數都是穿著性感的妙齡女郎，站在牆邊與走來走去的遊客眉來眼去，只要一對上眼，女郎就會湊上去挽著對方的手臂咕咕噥噥。

為了一探究竟，我也故意放慢了腳步，選了位還頗看得過眼的女郎，放了個「電眼」過去。

果然，她見到我「郎有情」，立刻嫣然一笑「妹有意」地走過來。一張口，哇塞！還是湖南口音呢。

她說，「先生，賭累了吧，讓我來幫您服務一下」。我故作「純潔」地問道，「服務，什麼樣的服務？」；她立刻一把把我手臂攬住，兩隻快從低胸洋裝裡爆出來的豪乳就一直在我的手臂上磨蹭，鶯聲燕語地說道「我在樓上有個房間，我可以幫您按摩、洗澡、還有。。。『打炮』啊」。

老實說，不是我自命清高，但是她話講得這麼直接，還真的讓我倒盡胃口。不過我確實也不好意思讓她覺得難堪，所以就耐著性子和她多聊了一下，知道她從大陸來到澳門才三個月，就在「葡京酒店」裡長期租了間套房，每天除了睡覺、休息，就是在地下層「作生意」，像她這樣的「北姑」，在「葡京酒店」就有上百位。其實她們的要價並不高，「全套服務」換算成美金還不到八十元。

談完價錢之後，她就拉著我要上樓。

我趕緊跟她說，「現在不行，因為我還要趕去『新世紀酒店』，晚上回來再來找妳」，說著就開始往外走。她還不死心，一直攬著我，賣力的用乳房壓擠著我的手臂，口中則直說，「很快的，一下子就好了，好不好嘛」；我心裡暗自覺得好笑，心想「妳這麼小看妳的客人呀，什麼『一下子就好了』」，一邊還是繼續向外走，她居然一直跟我走到「葡京酒店」大門外，我當時還真的擔心碰到「么么」的那些兄弟們，多糗啊。

她最後看到我「去意已堅」，只好放了我一馬，略帶嬌嗔地說，「晚上一定要來啊，我在老地方等你」。

其實我並沒有騙她，我是真的要到「新世紀酒店」。因為我抵達香港的那天晚上，澳門這邊的「新世紀酒店」正好開張大典，在此之前，該酒店兼賭場就因為黑道之間擺不平而大動干戈，開張前兩天才發生了機槍掃射事件，整個澳門風急雲緊，隨時可能爆發黑道大火拼。

事件的起因是一九九六年底，澳門四大黑幫之一的「和勝義」將旗下控制的幾個賭場，以協議的方式讓給以賴東生（水房賴、老鬼）為首的「和安樂」（水房），引起澳門最大黑幫「十四K」老大尹國駒（崩牙駒）的不滿，從而導致澳門有史以來最腥風血雨的黑幫火拼事件，九個月的時間中，雙方人馬死傷超過一百人。後來由於「澳門賭王」何鴻燊及幕後支持的澳門有力人士出面，分配了位於冰仔的凱悅酒店鑽石廳給「崩牙駒」，並發放了一筆「安家費」給死傷人士的家屬，才暫時擺平了「十四 K」與「水房」之間的恩怨。然而雙方自此卻心結已深。

到了今年，「新世紀酒店」在凱悅酒店對面大張旗鼓籌建，其中的賭場由「十四 K」的另一「大佬」吳偉（街市偉）主持，結果他與「崩牙駒」為此事產生口角，雙方發生嚴重內鬨。

「街市偉」於是尋求外援，聯絡了敵對的「水房」及香港方面的黑幫與「崩牙駒」人馬火拼。我到的那天早上，香港警方還在天星渡輪碼頭攔截了百餘名香港這邊的黑道份子，不准他們過海滋事。

這等陣仗，作為新聞記者焉可錯過。所以到達澳門之後，我就向「么么」他們表示想去看一看，不過他們勸我不要去，說是很危險。我心想應該是別指望他們陪我去了，當時就決定自己走一趟。

那天離開「葡京酒店」之後，我叫了輛計程車趕到「新世紀酒店」，酒店門前確實戒備森嚴，身穿黑衣、荷槍實彈的特種警察觸目皆是，可是酒店大廳內卻是門可羅雀，根本見不到人；想進入賭場，也因為忘了帶護照而不得其門，我百無聊賴地在旅館大廳坐了一會兒，除了見到幾個疏疏落落的旅客之外，還真是找不到事幹，只好再叫了輛計程車回到旅館，收拾行李前往香港。

這趟澳門之行就這樣結束，除了見識了一下「北姑」，什麼事也沒辦成。

第二天在曼谷機場拖著行李東趕西闖，累得滿頭大汗，還是沒趕到原先計畫搭乘的班機，好在找到了柬埔寨皇家航空公司辦公室，發現兩個小時後還有班機飛往金邊，才真正喘了一口大氣，慶幸自己不需要在污濁骯髒的曼谷過夜，於是立刻掛了個電話給「么么」的兄弟，告知沒趕上飛機，要他們通知陳啟禮那邊我會遲到。

終於抵達金邊時，已經是傍晚時分，陳啟禮身邊一位胖胖的「小弟」帶著位當地的台商來接我，我才知道他們並未接到通知而在機場苦等了兩個多小時。

從機場到陳啟禮住處大約半個小時車程，沿路的街景真可說是滿目蒼夷，到處都是累累彈痕以及被砲火轟成焦黑的房舍。我到過不少包括非洲在內的落後國家，可是金邊的道路條件之差，比起那些國家也毫不遜色，路上坑坑洞洞，開起車來左閃右躲，有如障礙賽跑一般，真是嘆為觀止。

陳啟禮的住處是間佔地很廣的兩層樓建築，圍牆頗高，門口有荷槍實彈的警衛。

進去之後，「小弟」先把我引進大廳，隨即就去通報我已抵達。不一會兒，通往後院的落地門窗「嘩啦」一聲拉開，只見身材高大、膚色健康、全身上下只穿著條游泳褲的陳啟禮走進來，他很熱情地招呼我坐下，我朝外一瞥，發現屋外有個很大的游泳池，心想他剛才一定是在游泳，才會穿著這麼簡便，於是就坐下開始閒聊。只不過我心中有些納悶，因為他身上是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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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和陳啟禮第一次正式見面，在此之前，只在土城與他打過照面。那次是我自美回台到「中國時報」服務之後，有次到監獄探望開槍射殺「江南」的董桂森（小董）的妻子蕭永芝（丹丹），正巧碰到陳啟禮的父母在隔壁房間與他面會，他的面會結束時經過我和「丹丹」談話的小房間，「丹丹」就跟她說，「陳大哥，這位就是梁東屏」；陳啟禮當時滿臉笑容的說道，「『白狼』（張安樂）、『小董』常常提起你，難得你這麼關心他們」，我當時就覺得他和「白狼」一樣，都是書卷氣很重的人。

現在和他面對面交談，更加深了我的印象，陳啟禮談起話來音調徐緩，經常還會停下來思考，可是卻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用詞用句也頗為典雅，興致一來，表情、動作更是豐富異常，再加上自始至終都帶著開朗的笑容，怎麼看，都很難跟「黑道大哥」聯想在一起。

當天聊得非常愉快，我因為才到，還有將近兩天的時間，也不急著採訪，所以晚上就跟著他們到一位台商家吃麻辣火鍋，那個火鍋真是辣，一餐飯吃下來，搞得我灌下兩大瓶冰水，舌頭還是麻得唰啦啦，陳啟禮則面不改色，大口大口的嚼，還直讚「好吃」。

再回到陳啟禮的家之後，他邀我住在他家，我跟他說不是我不領情，因為我有公務在身，經常必須跟台北聯絡，怕會影響到其他人（當時陳家還有其他客人），下回如果私人來訪，一定敬領好意。

陳啟禮見我頗為堅持，於是就帶著小弟及警衛，驅車帶我到金邊市區的雲頂大飯店辦理入住手續，並堅持付了一百美元的押金，互相約好第二天早上十時，小弟會再來接我去他家。我就在旅館內檢查、準備包括錄音機、照相機、筆記本。。。等所有的裝備，期待著第二天好好作個採訪。

第二天到陳啟禮家時，他還是一條泳褲，身上也還是乾的。吃完早飯，一夥人到院子裡、泳池邊的涼亭泡茶，陳啟禮此時還是面帶一貫的笑容，可是卻稍有難色的對我說，「東屏，專訪的事，我們再談談好不好？」。我聽到這話之後，一顆心像石頭掉到游泳池一樣，「咚」的一聲沈到池底。但是我還是故作無事狀，問道，「怎麼？」。

陳啟禮則有些尷尬的說，當時聽到「白狼」提到我的名字，他實在無法拒絕，所以才同意讓我來，而且還邀請我住在家裡，就是因為沒有把我當作外人。他說，「這一陣子，國內來過七、八十位記者，都被我們擋掉了，他們連我住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告訴你這些，是希望你明白我的誠意」。

他接著說，接受我的專訪，對他而言沒有一點好處，而且他在金邊，本來就是在養病，從來沒有考慮過要接觸媒體。再者，他跟許多包括「中國時報」在內的記者都很熟，如果單單接受我的專訪，就會得罪其他的記者，「對你也會有傷害」。

聽完他的這番話之後，我那顆掉在游泳池裡的心，簡直連找都找不到了。只好還是故作鎮定的對他「曉以大義」。我先對他說，如果他不願意接受專訪，我絕對不會勉強他，但是作為一個記者，我當然很希望能夠作這個採訪，否則國內來的七、八十位記者也不會想盡辦法要採訪他，我也不會飛了大半個地球來找他了。

「故作大方」之後，我接著對他說，他現在在金邊固然是在養病，可是別人都認為他是在逃避國內的掃黑行動，而且姑不論他是不是想回台灣，只怕一時半刻也回不了，為什麼不藉著這個專訪的機會，把他認為別人誤解他的事情，作一次澈底的說明呢？

陳啟禮則答道，國內的人對他並沒有什麼誤解，絕大多數人都對他的印象很好，知道他是在規規矩矩的做生意，所以他沒有必要解釋什麼。我當時心想，這個話題扯下去根本是「雞同鴨講」，永遠不會有交集，還不如直搗黃龍「將軍」算了，於是就對他說，「你講的也許沒有錯，可是還是很多人對你有誤解，我是一個記者，接觸的事情也比一般人多，我對你就有誤解，更何況其他人呢？」。

其實，天知道我對他有什麼誤解？我只知道這趟可能要白跑，旅費要自己出還是小事，千里迢迢跑來吃幾頓飯，兩手空空回去，豈不讓人笑掉大牙。

陳啟禮的反應還是不願意，不過他提議可以不用專訪的方式，而用別人的語氣來寫他在這裡的情況。我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算了」。

當天這個話題就到此為止，大家再閒聊一陣之後，我就跟著陳啟禮家中的客人一道去金邊市遊覽。

金邊真是慘，那天乘車自機場到陳啟禮家時，我就注意到路兩邊有成排的竹屋，門口坐著許多看起來才十二、三歲的小女孩，臉上極不相稱的抹著豔紅的胭脂，這次大白天出來就看得更清楚了，司機指著她們說，「這種一次才三元美金」。我才知道這就是金邊的雛妓，可是，一次才三元美金？。

不錯，還有更便宜的，金邊市近郊有一個「越南村」，那邊的雛妓一次才一元美金。一元美金？，在美國只能買兩粒泡泡糖而已，看看她們，再想想自己生活在有如天堂裡的女兒，人世間的不平，有時真讓人難過。

金邊市的風景其實無甚可觀之處，最著名的皇宮也不過爾爾，倒是我們的車子停在皇宮左近，駕車的小弟才離開兩分鐘，再回去時，後視鏡及車邊的飾條已經不翼而飛了，其治安狀況已可見一斑。

那幾天，金邊市的一間卡拉OK發生了有人丟擲手榴彈事件，台灣媒體報導的篇幅不小，陳啟禮他們看了都覺得好笑，他們說這類事情在金邊無日無之。他說，「你知道嗎？柬埔寨人穿襯衫為什麼都不紮進褲腰？那是因為每一個人的腰間都有一把槍」。

好笑的是，柬埔寨的交通警察反而不帶槍，而是背著個大書包，那是專門在抓人時收受賄款用的。

柬埔寨的中央市場也是遊客必到之地，那邊有成群的乞丐與斷腿、斷手，滿身都是被地雷炸過，有著糾結、扭曲傷疤的退伍軍人，他們圍著觀光客要求一起拍照，以便能索取些施捨，這些當年在沙場上英勇拼鬥的戰士，可能作夢也不會想到，有朝一日必須靠著這個扭曲不全的軀體，這樣卑微地來過日子。

那天在金邊市遊覽，其實是毫無心情，心裡面一直想著如何再去說服陳啟禮，左思右想還是毫無頭緒，最後只好告訴自己，「大不了就放棄算了」。

當天晚上還是回到陳啟禮家用餐，我決定在餐桌上絕口不提採訪的事，直到晚間十時左右要回旅館的時候，我在臨上車時對陳啟禮說，「有關專訪的事，你再好好考慮一下，我是明天下午的飛機離開，還有半天的時間」；他當時就答道，「不用想了」，我心想，「完了」，心情一下子惡劣到極點，哪裡知道他接著就說，「你說明天幾點鐘來？要問什麼就問好了」。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幾乎有一點「領旨」的感覺，只匆匆答了一句，「那我明天九點半來」，就趕緊上車離開他家，深恐他在那幾秒鐘之間又反悔。

回到旅館之後，一個晚上都忐忑不安，再次檢查所有的裝備，一心只盼望黎明快點到來。

陳啟禮第二天果然很守信用，我們在涼亭裡一面泡茶、一面作採訪，除了「江南命案」的部份之外，他對其他的問題都不迴避，幾乎都是有問必答。

言談之中，我對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事實上，作為一位具有威望的「黑道大哥」及成功的「企業家」，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他對事情的分析條理分明，再加上個人的堅強毅力，才使得他在這兩方面都能脫穎而出。

兩年前，陳啟禮患了黑腫瘤纖維癌，右後背上潰爛了一個大洞，正好在膏肓穴上面，而且癌毒已經深入到肺部，痛得晚上幾乎不能睡覺，只能趴在住家客廳裡的軟沙發上休息，即使如此，每天也只能零零星星地睡兩、三個小時。他說，「醫生當時表示不能開刀，否則的話要在背上挖出一個如砲彈穿身而過的大洞，那還能活啊？」。

他當時只能遍求偏方、靜養，每天痛不欲生地苦熬；離開台灣的三個月之前，他的兩隻手臂都已經抬不起來了，醫生也大驚失色地說癌細胞可能已蔓延到淋巴，情況實在不妙。說也奇怪，三個月之後，有一天他突然不感覺痛了，醫生說可能是「迴光返照」，要他的老婆陳怡帆去準備後事，可是之後竟然每天都不痛了，醫生再來檢查，發現腫瘤有好轉的跡象，於是就勸他趕緊出國，到一個沒有污染的地方，放掉所有的工作壓力，持續游泳、運動、吃藥。

所以他就跑到帛琉、萬納杜，每天一個人游泳、划獨木舟，經常從一個島游到另一個島，從一個島划到另一個島，海上波濤洶湧，獨木舟又很容易翻覆，可是他在那種情況之下，已經完全不理會這些了。他說，「那時每次一出去，都沒有想過回得來、回不來的問題，我的游泳技術不很好，獨木舟要翻就翻了，那就是死路一條，可是也只不過是換一個軀殼而已，生命本來都要結束了，還有什麼好計較的，那時每天划船回來，手上都起了一層厚厚的老繭」。

可能就是這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心理，讓他反而變得豁達而逐漸擊退病魔，不但身體日益壯碩，癌瘤也愈縮愈小，到我採訪他的時候，背上只隱約看得出一些痕跡，而且氣色、精神都與常人無異，據他自己表示，身體雖然還不算完全康復，可是至少已經好了百分之八十。

陳啟禮表示，他之所以會到柬埔寨，一方面是聽從立委曾振農的勸告，說是柬埔寨有不錯的生意機會，另方面也是想換個地方養病。他帶了幾萬美金到金邊之後，才發現不是那麼回事，但是既然來了，生活還是得過下去。

陳啟禮當年在淡江大學測量系學的是工程，服役時是工兵指揮部的工程官，進入社會之後從事的事業也與工程有關，所以他就朝這個方面發展。他很快就發現金邊有不少法國人統治時留下的建築，這些建築都很美觀、堅固，只是荒廢了而已，賣價便宜是因為年久失修，因此他就便宜買進，然後找當地的包商負責整修，他則親自繪圖、監工，然後在最短的時間裡完成整修、轉賣，就這樣，居然也開始賺錢了。他很開心地說，「這個過程通常只是一個月的時間，作得多的時候有六、七個工地同時進行，你相信嗎？我並沒有用任何人，就是我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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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禮家中警衛正在擦槍



陳啟禮之所以能夠在「退隱」多年之後，仍然被推崇為竹聯幫的「精神領袖」，當然有他的過人之處及「技巧」，下面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

由於金邊的治安不好，因此陳啟禮也不能免俗的雇用了三名柬埔寨現役軍人充當「公安」，平時在家負責庭院的安全，出門時則有一名「公安」攜帶自動武器隨護，這些「公安」都有實戰經驗，所以並不見得看得起出錢的「老闆」。陳啟禮笑著說，「他們還真的把你當成『盤仔』呢」。

但是七月間柬埔寨戰火一起，機會就來了。陳啟禮的居處位於金邊市達官貴人聚居的住宅區，因而也是兵家必爭之地，開戰之後，紅高棉部隊就曾經攻到他家巷口，槍砲聲乒乒乓乓好不熱鬧，結果他無意間發現家裡所請的「公安」及僕傭，經常隨著槍砲聲東奔西躲。

心中已有盤算的陳啟禮於是施施然地走到院中的涼亭，好整以暇、旁若無人地泡起茶來，看得那些「公安」目瞪口呆；他看看更覺得好笑，於是一不作、二不休，乾脆噗通一聲跳進游泳池中，大剌剌地游起泳來。他說，「那時，越牆而來、炙熱的砲彈碎片還會掉到泳池裡，滋滋作響呢」。

經此一役之後，警衛們對陳啟禮佩服得不得了，私下問陳啟禮的貼身秘書「阿雄」，「『老闆』當年是幹什麼的？」；「阿雄」也有意思，「不可一世」地答道，「『老闆』曾經做過將軍，這種陣仗見多了，算得了什麼，我當年也是情治人員出身的呢」。

當天的採訪就在陳啟禮敘述這些有趣往事中結束。我在採訪之後見他還是光著膀子、只穿著條游泳褲，就試探地對他說，「你可不可以去隨便套件衣服，照片刊登出來會比較好看」。

沒想到他面帶微笑、斜瞇著眼角對我說，「我穿衣服的照片到處都是，光膀子的照片還真的只有你有喔」。聽到他這麼說，我當然也很開心的笑了，於是拿起相機猛拍一場，也在這個時候我才猛然想起，其實他從早到晚都是只穿著條游泳褲走來走去，即使是柬方的官員來訪時都不例外，其率性也已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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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禮天天光著膀子



採訪結束之後，我把錄音機、照相機等裝備收好，同時掏出一百元美金放在茶桌上跟他說，「這是你那天代付的旅館訂金」。陳啟禮說，「你這是幹什麼？朋友來這裡，我都是一樣招待的，早上小弟出門接你的時候，我本來就要請他幫你結清旅館的帳，可是他走得太快，追都來不及追」。

我說，「還是一句老話，我這次是因公而來，不方便也不應該接受招待，下一次私人來拜訪你，你如果不招待，我就把它登在報紙上」。他聽了之後也頗愉快的笑了起來，就沒有再堅持了。

這時，他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說，「你要怎麼寫這個報導，我不管，但是這段一定要寫」。他接著對我說，他的妻子陳怡帆在台北待產，可是一直很不放心他一個人在金邊，尤其金邊的女人這麼「便宜」，因此很擔心他「另有發展」，所以在我的報導中一定要加上一段，要陳怡帆放心。他頗為嚴肅地緩緩說道，「你要寫上我和她是患難夫妻，我永遠不會忘記她的情義」。

陳啟禮這個時候的表情，倒確實有點像「黑道大哥」的味道了。

摘錄》「一個人@東南亞」---廣告

真是不容易。

對於寫作這檔事，我頗有自知之明。

因為永遠忘不了第一次打擊。

那是一九八五年六月七日晚上八時十五分好像是十九秒左右在紐約「北美日報」編輯「小賴」家裡聚會。我當時是該報的「王牌記者」，原因也不複雜，該報除了我之外，只有另一位在華埠作業名叫黃兆的廣東記者，他跑華埠，我跑要聞，「王牌」當然是我。

所以每天名字見報的我當時自覺走路是有風的。

但是那個永遠留在記憶角落的晚上，「醉態可掬的小賴」居然瞇著眼在報社眾同仁面前宣稱，「東屏呀，報導是寫得不錯，可惜沒什麼文采」。

這個，我承認。但是，「小賴」，你為什麼要說出來！

後來，我每次察覺「小賴」想開口借錢時就先下手為強，「『小賴』，你最近手頭方便嗎？。。。」。

已經將近二十年未見面的「小賴」可能至今也沒想通為何在那個「命運之夜」後，跟我借錢就再也沒有成功過。

所以，什麼「集結成冊」這種念頭，從那時起就再也沒有出現於我腦際。

直到若干年前，有不只一位朋友鼓勵我把跟他們講述得口沫橫飛的採訪故事寫下來。從「小賴事件」之後就「自我放逐」於「文豪圈」外的我此次如此這般地受人「肯定」，感激之情就算是用掉所有的竹片都寫不完，於是就開始動手，那段時間真是才思泉湧，長江黃河而下筆不能自休，唏哩嘩啦就寫成十多篇。

這下好了，「集結成冊」的念頭像隻燈泡般突然在腦子的左上方偷偷亮起。

可是「小賴事件」的餘威猶在，因此雖然我一再反覆讀自己的作品，也一再確認（Reconfirm）乃至肯定自己應該是寫出了「傳世之作」，然而就是沒有勇氣將書稿交給出版商，甚至於常常還想，我會不會像大畫家梵谷一樣，死後才被人發覺而成名呢？

後來派駐東南亞，又作了幾個自認為得意的採訪，我的「採訪紀事」庫存愈來愈豐富，簡直跟我國一度傲人的外匯存底有得拼，也開始覺得自己不應該這麼自私，野人都會獻曝了，而我卻有好東西而不貢獻出來，最終使得世界文明出現缺憾，這個責任實在太大了，因奮力為文而衣帶漸寬的我，將如何承擔得起？

因此我又動了出版的念頭。但是找誰呢？

想來想去，不如找「自己人」，成功的機會應該比較大吧？

於是把文稿整理出，附上目錄、大綱寄給了「時報出版公司」。不久之後回音來了，短短幾行字，開頭是「梁先生，您的作品很引人入勝。。。」等等客套話，結尾則是，「但是我們的出版宗旨是要為我們這個時代沈澱出一點東西」。

我當時一個人在租住的公寓中讀這個來函，雖然沒有任何旁人在場，都可以感覺到自己面紅耳赤、千夫所指而無地自容。那隻燈泡也「啪」的一聲燒斷鎢絲了。

嗚，真慘。我真不敢相信受傷這麼重居然還能苟活於世，但是畢竟還是活下來了，我只有告訴自己再也不要試了，就抱著這個「破掃把」而終此餘生吧。


二零零四年間，「中國時報」「浮世繪」版主編夏瑞紅不知道是否吃錯藥還是按摩時扭到哪根筋，竟然找我開個名為「一個男人@東南亞」的專欄，我當時對瑞紅的直接反應就是有點「假仙」的說，「我真的可以嗎？」。瑞紅則顯然無意但卻碰觸到我內心深處那個「痛得要命」的傷疤。她說，「可以啦，而且一年之後專欄結束，你要考慮『集結成冊』嗎？」。集結成冊！「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我哪裡敢妄想，可是心底那個「作家之夢」終究還是開始悄悄蠢動起來。

光陰似箭、白駒過隙、日月如梭，一年時間很快過去，專欄告一段落，同時間的幾個專欄都在「浮世繪」出了「集結成冊」的宣告，唯獨我無人問津，像個落在湖心的石塊，「咚」的一聲，沒了。醞釀了一年的「作家之夢」，竟像個噴了半天臭煙的火山，最後居然沒爆成。

我告訴自己，這是「漂泊男子的命運」，我認了。

去年八月，「中時電子報」邀請參與編輯部部落格，受寵若驚的我立刻答應，為了怕對方反悔，又趕緊煮生米為熟飯，把現成的、沒人要的、沒法為這個時代沈澱出東西的「採訪紀事」往上貼。先佔住毛坑再說。

沒想到這些東西卻引起了另位欄主也是中國時報同事彭蕙仙的注意，她在電子郵件中詢問我是否有意出書，我只好「忍住滿眶的淚水」把過去的悲慘遭遇娓娓重述一遍。

蕙仙真是很夠意思，她說，「我幫你問問看」。

她不是隨口說說的，事隔半年，我都已經忘了，有天竟收到蕙仙的電郵，說是「印刻出版」的初安民先生問我是否有計畫到台灣，他想見面聊聊。

哇，有人對我有興趣呢。巧得很，我正好那時要回台參加「自由時報」社長俞國基先生娶媳婦的婚宴，老天作這樣的安排，難道是預知「文壇老星」即將誕生？

去台北之前，我把「採訪紀事」的部份稿子精心打印出來，準備好好演一齣「毛遂遊台北」大戲。

哪裡知道跟安民兄見面之後，他把我雙手捧上的那袋「傳世之作」往身旁的椅子上一放，就開始海闊天空聊起來，一聊聊了兩個小時，居然都未觸及我的「主題」。

我其實真不是「毛遂」的料，扯不下臉硬行自我推銷，還好一旁的蕙仙出手相救，「你們談談出版的事吧」。怎知安民兄的反應卻是，「我對你在『中時晚報』寫的那些東西比較有興趣」。

我一聽就暗暗叫苦。我在『中時晚報』寫過評論性的短欄，但是總共只有五十五篇，每篇長度僅及六百字上下，顯然不夠成書。此時蕙仙又出手了，「東屏兄在中國時報『浮世繪』版寫過『一個男人@東南亞』專欄，還滿有意思的」。

安民兄說，「嗯，這個欄名還不錯」。我估計安民兄可能根本沒看過這個專欄，但是打蛇哪能不隨棍上，於是立刻「抓著雞毛當令劍」急急接口說道，「好、好、好，我回曼谷之後立刻整理出來交給你」。

回曼谷後，真是一天都沒耽擱，把「一個男人@東南亞」文稿快遞給安民兄，然後在長達半年的時間裡，經常藉機「關心」實際上是「催促」整個出版事宜，硬逼著安民兄上架。終於，這本書在八月二十日面世了，真是不容易啊。

雖然有心栽花的「採訪紀事」終究未發，無心插柳的「一個人@東南亞」卻意外成蔭，我已經很滿足了。

後來請瑞紅幫忙寫序，她寫道，「終於有人（『印刻』）來『押寶』了」，其實我私心裡真的很忐忑，我擔心安民兄會不會押錯寶了。

我一直沒有對任何人說的是，在經過前幾次的挫折後，我早已放棄了賣文維生的想法，我的人生規畫已經改成作一名「街頭藝人」，所以年過五十以後苦練吉他。

為什麼是「街頭藝人」呢？因為這麼老才學吉他，再怎麼努力恐怕成就也有限，能夠站在街頭賣藝，已經於願足矣。


好了，現在進一段廣告。


「一個人@東南亞」 已於八月二十日正式上市，在全省誠

品、金石堂、何嘉仁、新學友、FNAC、PAGE ONE、建宏、今日、

政大書城等各大書店均有售。



新世代文友亦可上「博客來網路書店」（www.books.com.tw）搶購，只要在「搜尋欄」打上「梁東屏」就可以找到啦。


還有，還有，這本書的封面、封面裡及封底照片是我女兒梁以芃（Yvonne Liang）的作品。



兒女長大的感覺，真好。

摘錄》《熟年玩家》一個人的摩托車之旅，逍遙啊！

梁東屏


　許多人聽說我騎摩托車，再瞧瞧我的德行之後都會問：「你是騎哈雷吧？」足見美國人行銷工夫確實一流，就好像走到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會無可遁逃碰到可口可樂廣告。台灣曾經很自豪到處都有台商，可是我就曾經在一個連台商都沒有的國家──非洲查德喝過可樂。

摩托車也同樣，提起來就是哈雷，好像就沒別的車了。

偏偏我從來沒喜歡過哈雷。於我而言，哈雷是一種過度的招搖，如果少了黑皮衣、黑皮褲、黑頭巾，我會懷疑，哈雷還會是哈雷嗎？

我偏好沈穩、內斂，頗有「紳士」況味的寶馬（BMW）機車。

我和機車結緣甚早，早在33年前，當絕大多數大學生還是乘坐公車上學的時期，我就拚死拚活地擁有了輛「光陽本田100」，為了標新立異，排氣管裡的滅音器當然以「增加馬力」為由取下，還把所有可供辨識為日本車的標誌拔掉，用手搖噴漆罐，花了一下午時間，硬是把輛新車噴成誰也看不出來是什麼廠牌的暗紫紅色。

我還記得那時把後視鏡從正常的位置移到把手下方，自己覺得「酷」得很！

在那個嬉皮狂飆的年代，我跟那輛取名為「拿破輪」的機車跑過很多地方。在「台一號」國道上狂奔的貨卡車陣中穿梭，拚命飆給暗處殺出的公路警察追；在橫貫公路泰山隧道附近失控，差點摔進深谷，後來讀報才知，泰山隧道口的那攤濕滑青苔正是有名的「騎士殺手」；在屏東大橋上親眼見到兩分鐘前才從我後面飛速超過的三輛機車少年，已無生命跡象地摔在河床裡；有次在上陽明山仰德大道上的一處大轉彎失速摔倒，車子在路面上高速滑磨所併出的四射火花，至今猶歷歷在目。

也還記得為了「養車」，跑到竹圍一家玻璃瓶工廠打工，甚至女友因而分手也無悔。後來又到長安東路一家商店作濾水器送貨員，由於實在沒時間上課，竟然可以為了摩托車去跟系主任談判「不上課，只考試」。

那段時間，值得回憶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後來，跟摩托車分道揚鑣了好長一段時間。住到美國以後，摩托車基本上不是交通工具，而是屬於「運動器材」之類的奢侈品，買起來比汽車還貴，尤其是哈雷，林林總總的配件，加起來超過車價。然而，哈雷車如果不加以打扮，還能叫「哈雷」嗎？

後來終於忍不住，大約是14年前吧，又在紐約市節衣縮食買了輛不用打扮的二手寶馬機車，750CC，雖然很陽春，儀表板左下卻設有內置的錄音帶播放裝置，車把上也有加熱設備，真是新奇。

那時伍佰還沒像現在這樣出名，仍然名叫吳俊霖，可是我已經很喜歡他的歌，經常在騎車時聽「少年ㄟ，安啦」。那捲錄音帶上的作曲者寫著「林強等（Lim Giong And Others ）」，少年吳俊霖就沒沒無聞地隱藏在這個「等（Others）」裡頭。當時已經40出頭的我跟「少年ㄟ，安啦」曾經很長一段時間一起飆在風裡，確實相當快意。

只是紐約市的交通狀態並不適合騎車，再加上氣候的關係，所以騎車的機會真的不多，唯一爽到的是有次騎車到亞特蘭大為《中國時報》奧運採訪團作後勤支援，回程的時候帶著頂帳篷，一路騎車、露營回到紐約，竟然成為我在美國長達19年的生活裡，少數常想起的一段。

8年前到了東南亞，又買了輛1000CC的二手「新歡」，倒不是因為狠心拋棄「舊愛」，而是由於新加坡規定不准進口三年車齡以上的舊車，所以那輛「舊愛」至今仍在紐約等待我的「援救」。可惜泰國也不許進口。

東南亞的氣候太熱，其實也不太適合騎車，尤其都市裡常塞車。也正因此，兩年前搬家時從新加坡一路騎到曼谷，成為可與「亞特蘭大─紐約之旅」匹敵的經驗。

馬來西亞的南北大道就如同世界各地的高速公路一樣，風景無甚可觀之處，所以我那次刻意從馬國東岸的公路北上，騎經東海岸的丁加奴州、吉打州等處，真是心曠神怡，那些回教的「深綠」（回教徒偏愛綠色）地段，顯然是因為較為窮困的關係，車輛明顯稀少，路雖不寬，騎起來卻怡然自得，頗有「逍遙騎士（Easy Rider）」的感覺，再加上正是榴槤飄香的季節，全罩式安全帽裡罩住一路的榴槤香，直到兩年多後的今天都還能很準確地回味。

最有人情味的就是，我去過這麼多地方，就只有在前述的兩個州境內，公路上劃有摩托車專用道。

抵達曼谷後住定，白天基本上已經不騎車了，成了「夜間騎士」。英文《曼谷郵報》上有個每周一次的專欄，欄名叫作「Thailand On two Wheels （兩輪遊泰國）」，作者就是騎著輛摩托車全泰國趴趴走，然後記下沿路見聞。

我羨慕極了。能這樣以騎車維生，是否終究只是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

摘錄》Google建史上最大圖書館

閻紀宇

在數十幢散布全球各地的建築物中，數千名工作人員拿起紙本書籍，一本一本送進掃瞄器，將紙張與油墨化為電子檔案，再送上網際網路。他們正在進行一場偉大的工程：建立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一座圖書館。

這座「普世圖書館」（Universal Library）是人類兩千多年來的夢想，要將古今中外所有的知識與創造成果匯聚一堂，讓每個人都可以登堂入室。這樣的夢想原本看似高不可攀，但是二○○ 四年十二月，網際網路搜尋引擎鉅擘「Google」為夢想注入一股強勁的動力，宣布與五家大型圖書館合作，將其館藏書籍掃瞄為電子檔案，供全球無數人搜尋檢索（http://books.google.com）。

文字、影音圖像等 全數蒐羅

檔案學家卡赫爾指出：「我們以今日的科技就可以做到，不必寄望明日。我們將為全世界的人們提供全人類的作品，這是一樁永垂不朽的盛事，足以和人類登陸月球媲美。」而且數位科技不僅能夠營造這座史無前例的圖書館，也將徹底改變書籍創作與出版的模式，影響無比深遠。

這座圖書館確實浩瀚如海、包羅萬象。除了做為鎮館之寶的書籍之外，它還要蒐羅歷來出版的報紙、雜誌、期刊。圖畫、相片、影片、音樂同樣彌足珍貴，再加上廣播與電視節目。

網際網路的內容也不可或缺，數以十億計的網頁將一一收錄。換言之，人類自有歷史以來的所有創造成果，都將在這座普世圖書館佔有一席之地。

專家估計，從兩河流域文明發展至今日，人類至少「出版」三千兩百萬種書籍、七億五千萬篇文字作品、兩千五百萬首歌曲、五億幀圖像、五十萬部電影、三百萬部影片（包含電視節目與短片），及一千億幅網頁。

以現行科技數位化加以壓縮後，檔案體積約五萬兆位元組（50ＰＢ），全部以電腦硬碟儲存，足以塞滿一間小鎮圖書館；不過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未來小小一方如「iPod」隨身裝置，就可蒐羅無遺。

與圖像影音資料相比，書籍因為獨具必須翻頁閱讀的實體限制，數位化的腳步反而最為緩慢。今日出版的音樂作品幾乎全都是數位格式，歷來五十萬部電影已有十分之一化為ＤＶＤ；相較之下，書籍數位化的比例頂多只達到五％。換句話說，在這座普世圖書館中，書籍實在不多。

所幸全球各地的圖書館與電子書業者正急起直追，每年掃瞄約一百萬種書籍。網路書店「亞馬遜」已有數十萬冊的成績。史丹福大學圖書館坐擁八百萬冊書籍，正運用一種最先進的自動翻頁掃瞄機，以每小時一千頁的速度量產電子書。

書具翻頁實體限制 數位化慢

中國大陸在這個領域也是一日千里。北京的「超星數字圖書網」（http://www.ssreader.com）與中國大陸九百多家大學合作，掃瞄其館藏圖書，至今已完成一百卅萬種，約佔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後出版書籍的半數。而且「超星」掃瞄書籍的成本只有史丹福大學的三分之一。

專家估計，全球各地圖書館的藏書之中，約一五％已經沒有版權，有版權且繼續印行者僅佔一○％，另外七五％則因種種原因而妾身未明，形同孤兒。

以美國的情形而論，根據國會一九九八年通過的法案，這類書籍最快要等到二○一九年，才會完全脫離版權保護並進入公有領域，它們是目前圖書數位化工程最大的黑洞。

Google以三種方式來處理上述三類書籍：無版權書籍掃瞄後全部上網，公之於世；有版權且繼續印行者，由出版公司決定如何讓網友搜尋閱覽；第三類妾身未明的「孤兒書籍」最為棘手，Google會先公布一小部分，但任何人只要能證明自己擁有版權，就可以要求Google移除已上網發布的內容。

作家出版業 可化危機為轉機

Google策略看似八面玲瓏，但仍引發出版業與作家團體的強烈質疑與批判，認定Google處理第三類書籍的作法是公然侵犯版權，雙方已展開一場法律訴訟戰。這場大戰除反映雙方在版權觀念上的差異，也代表兩種商業經營模式的衝突。

長久以來，創作者與出版業的謀生之道，就是以低廉成本來大量複製原作的「拷貝」，並依賴法律遏阻偽造與盜版行為，保護自身利益。過去一個世紀，這種模式讓無數人能夠以創作為生，為人類文化史寫下燦爛的一頁。

然而數位科技降臨之後，舊有模式也岌岌可危。拷貝不再是價格低廉，而是完全免費，並且四處流動，無遠弗屆。儘管書籍影音出版業者想出各種克制之道，畢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股趨勢沛然莫之能禦。

但這並不意謂創作者與出版業已經走入無利可圖的死胡同。在拷貝泛濫成災、價值落空的今日，有心人還是可以另闢蹊徑，乘著數位化與網際網路的潮流，深入開發自家作品在其他層面的價值。

網路搜尋技術能夠讓一部作品產生無數的連結，作品不同之間的互動更是充滿無限的可能。創作者與其冀望繼續以販賣拷貝維持生計，不如轉而嘗試藉由演出、對談、現身說法、附加資訊、廣告、贊助、訂閱等等無法複製的方式，開發出新的文化產業經營模式。

被控侵權
數位化暫停 11月再議

王嘉源

全球最大網路搜尋引擎公司Google計畫推出的圖書館典藏數位化計畫（Google Book Search），被喻為自十五世紀古騰堡印刷機問世以來對出版業最大的變革，但卻招致出版業者質疑侵犯版權，因而被迫暫時停工。

Google的這項計畫於去年十一月啟動，預計投入兩億美元，花費十年時間，將美國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密西根大學、紐約公共圖書館及英國牛津大學共一千五百多萬冊圖書掃描入電腦，以建立全球最大的網上虛擬圖書館。

Google說，這項計畫的目標是要讓人人都可上網搜尋全世界圖書內容，尤其是一些絕版書和珍本書。而眼見Google搶先一步佔領數位圖書市場，與Google競爭日趨白熱化的雅虎和微軟也隨即宣布跟進。

不過，Google的網路圖書館計畫啟動之初就遭到廣泛質疑，在美國、德國及法國都有出版商控告其侵害版權。Google為了舒緩這種疑慮，已在今年五月決定將掃描有版權圖書工作暫停六個月，直到今年十一月，以便出版商告知Google哪些圖書不應被列入圖書掃描計畫中。

Google表示，在圖書館典藏數位化工程中，對於仍受版權保護的書籍，搜尋者將僅能瀏覽編目及幾段內容摘要。只有牛津大學與紐約公共圖書館館藏的版權已過期老書，會被掃瞄到Google Book Search搜書系統中。但美國出版商協會認為Google這麼做還不夠，對Google的網路圖書館計畫仍存有「嚴重疑慮」。

Google聲稱推動這一計畫的動機純屬利他，藉以實現該公司兩位創辦人的長期夢想。Google創辦人布林與佩吉在學生時代就致力於圖書館數位化工程。

法國方面也有人反對Google的這項計畫，如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知名歷史學家讓內依即警告說，Google對圖書的選擇，可能會偏重英國和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觀點，不但有可能對法語造成威脅，甚至會使其他歐洲的學術和傳統邊緣化。為求平衡，法國及其他一些歐洲國家前不久即促使歐洲聯盟支持一項掃瞄非英語圖書的計畫。

新力閱讀器 電子書的iPod

閻紀宇

不過這種態勢即將改變，消費性電子產品巨擘新力公司十月一日推出最新一代電子書閱讀裝置「新力閱讀器」（Sony Reader），售價三百五十美元（約合新台幣一萬一千六百元），業界視其為「電子書的iPod」，並寄予高度期望。

在電腦與網際網路的數位化世界中，音樂有iPod，視訊有YouTube；相較之下，書籍多少有點像個孤兒。電子書的發展雖然由來已久，但是接受程度仍遠遜於紙本書籍。

不過這種態勢即將改變，消費性電子產品巨擘新力公司十月一日推出最新一代電子書閱讀裝置「新力閱讀器」（Sony Reader）（見右圖，路透），售價三百五十美元（約合新台幣一萬一千六百元），業界視其為「電子書的iPod」，並寄予高度期望。

專屬電子書網站「Connect」（http://ebooks.connect.com）已同步上線，與企鵝、賽門舒斯特、哈潑柯林斯等六大出版集團合作，初期提供一萬多冊電子書，供新力閱讀器使用者付費下載。一冊《達文西密碼》五．五九美元（新台幣一百八十五元），相當於紙本書打七折。當紅電影「穿著 PRADA的惡魔」原著小說也只要七．九六美元，比紙本書打六折還便宜。

新力閱讀器小巧玲瓏，長寬各為十八公分與十二公分，厚度一．四公分，六吋黑白螢幕，重約兩百五十公克。它的記憶體雖只有六十四ＭＢ，但足以容納八十本到一百本電子書，如果還想擴充藏書，可以外插一般的ＳＤ記憶卡或者新力公司的Memory Stick。

除了BBeb Book格式的電子書之外，新力閱讀器另支援常見的ＤＯＣ與ＰＤＦ檔文件、ＪＰＥＧ檔圖片，還可以播放ＭＰ３或有聲書，下載瀏覽部落格與ＲＳＳ新聞，未來也考慮開放使用者瀏覽網路報章雜誌。

新力閱讀器乍看之下有如一具ＰＤＡ，其實兩者迥然不同，它的顯示器不是背光液晶螢幕，而是最新式的「電子紙顯示器」以及電子墨水。正因如此，新力閱讀器幾乎沒有視覺死角，而且非常省電，內建鋰電池充電四個小時之後，可以連續閱讀七千五百頁。缺點則是：自身不會發光，所以需要外界光源。

業界專家指出，新力閱讀器的基本架構是讓讀者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因此前後翻閱或查找資料就不甚方便，既不能指定頁碼直接跳越，也無法輸入關鍵字搜尋，同時也沒有註記的功能。相較之下，紙本書籍仍然有其難以取代的優點。新力公司北美副總裁霍金斯也說：「新力閱讀器並不想取代紙本書籍，而是要作為一種輔助裝置，讓人們可以隨身攜帶一座圖書館。」

摘錄》朱敬一 陳添枝 388萬回饋母校 濟助弱勢

陳鳳英/台北報導

中研院院士朱敬一與台大經濟系教授陳添枝兩人，日前捐出在開發金擔任獨立董監事的報酬三百八十八萬餘元，其中三百萬元回饋給母校台灣大學，並計畫將其餘數十萬元款項購買書籍捐贈給偏遠地區學校。朱敬一表示，把這筆錢捐出去，心情很愉快，也算是一種「愛台灣」的實踐。

朱敬一與陳添枝把擔任開發金獨立董監事酬勞全數捐出，其中台大管理學院及台大經濟系分別為一百五十萬元，另台灣經濟學會為五十萬元。台大管理院院長洪茂蔚表示，學校已收到這筆捐款，將規畫做為獎學金之用，預計明年二月可以開始接受同學申請。
稱權力來源是全體人民

陳添枝表示，當初他與朱敬一應財政部推薦，擔任開發金獨立董監之前，便已打算要將獨立董監報酬全數捐出。他說：「我們兩人是公股支持才當上獨立董監，所以理應將酬勞回饋社會較恰當」。朱敬一也認為，獨立董監的權力來源與應負責的對象是全體人民，因此當初就決定把董監酬勞捐出去。

開發金控去年轉虧為盈，董監酬勞平均每人領取一百九十四萬餘元，這筆錢大約是教授們二年的薪水。

好友擬提供配合款行善

在回饋台大母校之後，朱、陳兩人準備將其餘三十多萬元，用來購買書籍捐贈給偏遠地區學校，幾位大學時代的好友在得知這項計畫後，也打算共襄盛舉提供「配合款」，可能湊個整數，共同把書送到學校去。

由於日前看到中國時報報導宜蘭縣南澳高中在泰雅族校長吳玲梅的努力下，深入部落、四處募款以解決孩子們的生活問題，結果二年來不僅中輟生掛零，還增加近百學生；朱敬一和陳添枝非常感動，經過詢問，學校表示學生最缺的是書籍，因此他們決定把其餘數十萬用來買書送到學校，盡一點心力。

兩年前開發金爆發經營權大戰，時任財政部長林全的居間協調下，官股與中信辜家二少辜仲◆雙方「官民共治」開發金，並在官股要求下，率先在開發金引進獨立董監制度，由林全委託學界好友朱敬一任官股獨立董事、陳添枝則任官股支持的獨立監察人。不過，後來二人因不滿開發金經營團隊啟動金鼎證的公開收購，在董事會未明白告知關係企業「開發國際」會參與應賣，不符公司治理，已於六月底辭去獨立董監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