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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October 07, 2009
Skype、手機通訊 都拜他所賜
2009-10-07 中國時報 【朱立群、林志成／台北報導】
「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言語健談，他四十多年前提出的光纖理論，現在竟能有無遠弗屆的傳輸應用，感到不可思議。」台大光電所教授黃升龍如此形容新科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中研院院士高錕。
一九六六年，高錕以一根玻璃棒當作光學訊號的傳輸載體，提出「光纖每公里傳輸耗損率是二十分貝」的理論假設，四年後被美國康寧公司證實。一九八二年，康寧進一步改良到每公里僅耗損○.二分貝，把光纖通訊效率拉到極限，為訊號傳遞帶來革命，他也被冠上「光纖之父」美名。如今獲諾貝爾物理獎，國內學術界認為實至名歸。
中研院長翁啟惠昨晚八點在日本京都第一時間傳回他對高錕院士的祝賀：「我們以他為榮。」
「聲音、影像、數位或類比資訊，例如Skype或手機通訊，都是光纖通訊革命的成果，」黃升龍說。
例如，手機訊號（聲音、簡訊文字、照片影像等）基地台之間的傳遞，都仰賴光纖的發明。
清大光電所教授王立康說，高錕近幾年「很紅」，許多高中生做網路跟光纖傳輸的科展作業，都提到高錕是「光纖之父」，可見他在網路上被google查詢的頻率極高。
清大校長陳文村說，高錕的研究對人類生活影響很大，他一九九二年曾獲日本國際賞肯定。清大當年要成立科技管理學院時，就是請高錕籌備。
國科會副主委陳力俊說，高錕曾在工研院前瞻創新計畫擔任諮詢委員，他從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退休後，創辦弘立書院，是香港有名的小學。外傳高錕得老年癡呆症，陳力俊說，他曾出席去年的中研院院士會議，看起來身體狀況還好。
高錕一九三三年出生於上海書香世家，父親是律師，一九九四八年全家移居香港，與弟弟高鋙自幼就讀國際學校。高錕在二○○五年由香港三聯書局出版的英文自傳《潮平岸闊》裡寫到，自小接觸中國以外的事務，讓他開足了眼界，對他影響很大。
高錕於一九九二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十九屆數理組院士。
「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言語健談，他四十多年前提出的光纖理論，現在竟能有無遠弗屆的傳輸應用，感到不可思議。」台大光電所教授黃升龍如此形容新科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中研院院士高錕。
一九六六年，高錕以一根玻璃棒當作光學訊號的傳輸載體，提出「光纖每公里傳輸耗損率是二十分貝」的理論假設，四年後被美國康寧公司證實。一九八二年，康寧進一步改良到每公里僅耗損○.二分貝，把光纖通訊效率拉到極限，為訊號傳遞帶來革命，他也被冠上「光纖之父」美名。如今獲諾貝爾物理獎，國內學術界認為實至名歸。
中研院長翁啟惠昨晚八點在日本京都第一時間傳回他對高錕院士的祝賀：「我們以他為榮。」
「聲音、影像、數位或類比資訊，例如Skype或手機通訊，都是光纖通訊革命的成果，」黃升龍說。
例如，手機訊號（聲音、簡訊文字、照片影像等）基地台之間的傳遞，都仰賴光纖的發明。
清大光電所教授王立康說，高錕近幾年「很紅」，許多高中生做網路跟光纖傳輸的科展作業，都提到高錕是「光纖之父」，可見他在網路上被google查詢的頻率極高。
清大校長陳文村說，高錕的研究對人類生活影響很大，他一九九二年曾獲日本國際賞肯定。清大當年要成立科技管理學院時，就是請高錕籌備。
國科會副主委陳力俊說，高錕曾在工研院前瞻創新計畫擔任諮詢委員，他從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退休後，創辦弘立書院，是香港有名的小學。外傳高錕得老年癡呆症，陳力俊說，他曾出席去年的中研院院士會議，看起來身體狀況還好。
高錕一九三三年出生於上海書香世家，父親是律師，一九九四八年全家移居香港，與弟弟高鋙自幼就讀國際學校。高錕在二○○五年由香港三聯書局出版的英文自傳《潮平岸闊》裡寫到，自小接觸中國以外的事務，讓他開足了眼界，對他影響很大。
高錕於一九九二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十九屆數理組院士。
posted by James at 1:03 PM
席德進二三事
【聯合報╱楚戈】 2009.10.07 04:29 am
認識席德進時，我已經停止寫詩，正在寫藝術評論，我們（商禽、辛鬱、李錫奇、愁予等人）和席德進常在武昌街明星咖啡屋碰面。那時，他正在畫台灣鄉土水彩畫，他有名的特色，是受法國畫家畢費一些直線型畫作的影響，他常向我感嘆水彩畫顏料「畫不厚」。
我建議：「沒畫過水彩畫，技法上不清楚，以中國畫來說，若要顏色『厚』一點，是少許加一點墨，色彩就會『厚』一點，你不妨試試看。」我不知國畫技法是否也通水彩，但老席的鄉土風景、人物畫的確比從前厚多了。
老席為人坦率，朋友都知他是同性戀者，集會時，李錫奇笑著問：「老席！你作男的還是女的？」老席隨口冷冷的說：「無所謂。」碰到朋友開玩笑，他會沒好氣的說：「王爾德、紀德……這些文學家，還不都是同性戀。」商禽附和：「王爾德的這方面標誌，是在西裝小口袋上別一朵玫瑰，出入巴黎的文人集會場所以為特別標示呢！」
那時，紀德的散文詩，正在台灣文壇流行。七等生及許多詩人都受其影響。
不久，老席為郭良蕙畫肖像之後，相約去碧潭星夜泛舟，朋友都笑著說：「郭美人恐怕是搞錯了，老席對美女沒興趣耶！」
有一次老席約我去和平東路他家聊天，他特別到信義路東門的永華齋燒臘店切了半隻烤雞。碰巧李錫奇也到席府來，看到了烤雞不禁「哇！」小李開玩笑說：「老席，今天太陽是不是從西邊出來的？」
原因是老席是有名的節儉，到名店切半隻烤雞，對老席而言，是難得一見的豪舉。
老席得胰臟癌謝世，朋友都歸咎於吃路邊攤太多了，當然也許別有原因吧。
老席從前很瞧不起中國畫。找我聊天那次，我趁機向他宣揚中國畫的原理：「中國寫意畫是不像什麼，但也不不像什麼，介於像與不像的中間。『中國畫』和『國畫』是兩碼子事，中國畫的概念，是指東方美術，和西方美術同為人類的文化遺產。『國畫』的說法是局限了東方整體性文化。你能說韓國人、日本人的水墨畫是國畫嗎？若義大利人說，油畫是『國畫』，歐洲人半點也不接受，還會嗤之以鼻。國畫不可能進步，『水墨畫』才是世界觀的名稱。」
基本上，東方寫意水墨畫，較有自由發揮的空間，可以海闊天空自由泅泳，不受限制。「國畫」的局限，是明清國畫家自設的陷阱，本質上寫意的水墨畫無此局限，「寫意」也因人而異，沒有西方現代「主義」的限制。
老席好像也接受了東方寫意畫的原則，他的水彩較多山水、植物等題材，昔日那些鄉土較薄的畫風便沒有了。我想，顏料中加稍許墨的技法，或許多少有一點關係。自己不畫水彩，真相如何？不知。
老席最後的日子，要提一瓶自己接管的膽汁，自己喝掉，備極辛苦。
有一次我在「版畫家」畫廊開畫展，有一只陶瓶經我改造，自己不想賣，就訂價三萬，想說不會有人問津，哪知卻意外的賣掉了。老席開玩笑說：「聽說你的陶瓶賣了三萬，何必先生說，『那老席的畫，應該標六萬。』哈哈。」想起昔日老友見了面一定開玩笑，不也是人間樂事嗎？
老席自知不起時，大呼「我不甘心」，令人唏噓。的確，他的才情猶未完全發揮，卻不幸先老友一步的走了，也使朋友缺少了一個開心的對象。
【2009/10/06 聯合報】@ http://udn.com/
認識席德進時，我已經停止寫詩，正在寫藝術評論，我們（商禽、辛鬱、李錫奇、愁予等人）和席德進常在武昌街明星咖啡屋碰面。那時，他正在畫台灣鄉土水彩畫，他有名的特色，是受法國畫家畢費一些直線型畫作的影響，他常向我感嘆水彩畫顏料「畫不厚」。
我建議：「沒畫過水彩畫，技法上不清楚，以中國畫來說，若要顏色『厚』一點，是少許加一點墨，色彩就會『厚』一點，你不妨試試看。」我不知國畫技法是否也通水彩，但老席的鄉土風景、人物畫的確比從前厚多了。
老席為人坦率，朋友都知他是同性戀者，集會時，李錫奇笑著問：「老席！你作男的還是女的？」老席隨口冷冷的說：「無所謂。」碰到朋友開玩笑，他會沒好氣的說：「王爾德、紀德……這些文學家，還不都是同性戀。」商禽附和：「王爾德的這方面標誌，是在西裝小口袋上別一朵玫瑰，出入巴黎的文人集會場所以為特別標示呢！」
那時，紀德的散文詩，正在台灣文壇流行。七等生及許多詩人都受其影響。
不久，老席為郭良蕙畫肖像之後，相約去碧潭星夜泛舟，朋友都笑著說：「郭美人恐怕是搞錯了，老席對美女沒興趣耶！」
有一次老席約我去和平東路他家聊天，他特別到信義路東門的永華齋燒臘店切了半隻烤雞。碰巧李錫奇也到席府來，看到了烤雞不禁「哇！」小李開玩笑說：「老席，今天太陽是不是從西邊出來的？」
原因是老席是有名的節儉，到名店切半隻烤雞，對老席而言，是難得一見的豪舉。
老席得胰臟癌謝世，朋友都歸咎於吃路邊攤太多了，當然也許別有原因吧。
老席從前很瞧不起中國畫。找我聊天那次，我趁機向他宣揚中國畫的原理：「中國寫意畫是不像什麼，但也不不像什麼，介於像與不像的中間。『中國畫』和『國畫』是兩碼子事，中國畫的概念，是指東方美術，和西方美術同為人類的文化遺產。『國畫』的說法是局限了東方整體性文化。你能說韓國人、日本人的水墨畫是國畫嗎？若義大利人說，油畫是『國畫』，歐洲人半點也不接受，還會嗤之以鼻。國畫不可能進步，『水墨畫』才是世界觀的名稱。」
基本上，東方寫意水墨畫，較有自由發揮的空間，可以海闊天空自由泅泳，不受限制。「國畫」的局限，是明清國畫家自設的陷阱，本質上寫意的水墨畫無此局限，「寫意」也因人而異，沒有西方現代「主義」的限制。
老席好像也接受了東方寫意畫的原則，他的水彩較多山水、植物等題材，昔日那些鄉土較薄的畫風便沒有了。我想，顏料中加稍許墨的技法，或許多少有一點關係。自己不畫水彩，真相如何？不知。
老席最後的日子，要提一瓶自己接管的膽汁，自己喝掉，備極辛苦。
有一次我在「版畫家」畫廊開畫展，有一只陶瓶經我改造，自己不想賣，就訂價三萬，想說不會有人問津，哪知卻意外的賣掉了。老席開玩笑說：「聽說你的陶瓶賣了三萬，何必先生說，『那老席的畫，應該標六萬。』哈哈。」想起昔日老友見了面一定開玩笑，不也是人間樂事嗎？
老席自知不起時，大呼「我不甘心」，令人唏噓。的確，他的才情猶未完全發揮，卻不幸先老友一步的走了，也使朋友缺少了一個開心的對象。
【2009/10/06 聯合報】@ http://udn.com/
posted by James at 1:01 PM
Sunday, October 04, 2009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3
21、九重城闕煙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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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祿山之叛唐及其餘波，擾攘達七年之久，不是當時發難的人和對方所能預測。從短時期和近距離的資料看來，這事件應當可以防範，既已發生則應迅速解決。
安在中國史書裡稱為“營州雜種胡”。實際他父系祖先出自蘇定安（Sogdiana，中亞腹地今屬蘇聯），母系則為突厥，在當日中國的邊區，他的背景並不算特殊，營州則為今日之
熱河。當他在范陽（今日北京附近）發難的時候，已有很多中國文臣幫他策劃。他統率的部隊十五萬人，以一日十里的行軍速率南下取洛陽。唐朝各庫房的兵器多腐朽不堪用，民
兵也沒有訓練，此時的“府兵”也多數已成具文，不僅各處沒有“勤王”的行動，安的部隊還有向淮河和漢水發展的趨勢。所以安在公元７５６年的年初自稱“大燕皇帝”，已有
將唐朝推翻的模樣。
可是叛軍沒有立即西進，給唐軍一個在潼關地區增強防禦的機會。這時候郭子儀和李光弼又從山西進兵河北，重新光復很多州縣，忠於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機策反，有佔領整個“
敵後”的可能。只是玄宗朝也沒有利用這種機緣，皇帝的敕旨首先就將守潼關的兩個將領－－封常清和高仙芝－－以由陝縣退卻的罪名判死刑，次之又將一個老病而無心戰鬥的哥
舒翰推上前線，又不讓他堅守潼關，以待河北官軍擴張戰果，使安祿山腹背受敵，而強迫哥舒翰倉卒出戰，以致一敗則不可收拾，安祿山因此入長安，郭子儀和李光弼的側翼行動
也不能生效用，只好由河北經晉陝向甘肅撤退。
倘使這時候皇太子忠王李亨也隨著玄宗李隆基入蜀，以後的發展，還可更不能逆料。實際上經過馬嵬驛的兵變，楊國忠被軍士胡亂的殺死，楊貴妃在眾人威脅之下由玄宗命令縊死
，史書上留下一段“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的情節，於是玄宗南奔，不久就被“尊”為太上皇。太子則北上，一路收拾敗兵流卒至甘肅之靈武，文武臣不及三十人，也通過群
臣勸進，“六上箋，上不得已，乃從”的公式，即皇帝位，等於宣告玄宗已經沒有用場，他就取而代之，因此他就成為茲後歷史上的肅宗。靈武的新朝廷收容了郭子儀和李光弼的
部隊，又以和親政策，得到回紇的襄助，以一年三個月而收復長安，又一月而收復洛陽。
安祿山已在肅宗發動攻勢之前被他自己兒子安慶緒的手下人謀殺，安慶緒則在由洛陽退返河北之後給安祿山手下名將史思明所殺。
史思明也是“營州突厥雜種胡”，他在７５７年殺安慶緒之前，曾率手下八萬眾降唐。肅宗明受他降，暗派人刺殺他，被他發覺。所以他又自稱“大聖燕王”，又再陷洛陽。以後
在與官軍作戰不利時為他的養子史朝義所殺。史朝義則被部下李懷仙所殺，事在７６３年，自此，安史之亂，才算結束。當時玄宗和肅宗都已相繼去世，史朝義傳首京師之日已是
代宗李預的一朝，他也是唐代面臨這次變亂的第三位君主。
我們今日在二十世紀末期重新檢討這八世紀中期的一段史實，很難在倉卒之間，得到確切的結論。前人留下了很多論說，有如《舊唐書》責備楊國忠，說他以便佞成為宰相，頤指
氣使，等於逼著安祿山造反。 “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為名”，也說及玄宗任人不當。安祿山“性巧黠”，又“厚賂往來者”，玄宗就讓他為盧陽、范陽、河東三節度使
，又讓他兼閒厩隴右群牧使，樓煩牧監，以致將邊區蓄養戰馬的權力都斷送到他手裡去了，再聽任他以蕃將代漢將，一步一步的鼓勵他造反。更讓安祿山拜自己為父，楊貴妃為母
。 《資治通鑑》還提及“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祿山，使宮女以彩輿舁之”，玄宗為之賜貴妃洗兒錢，於是弄得宮庭內外和朝堂上下不成體統，好像這些事也是安史之亂的原因之
一。也有些史家認為任用蕃將是一種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為李恐怕文臣入相出將，與他爭權，所以慫恿玄宗任用蕃將，好在他們缺乏中國文人的涵養不能在朝廷裡做大官，不
料將國防重任交給他們，反為他們所製。
以上各種解說，都有牽強附會的嫌疑。真與失真不說，其提出的見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傳聞來解釋很多組織上與製度上的大問題。
玄宗於天寶年（７４２年）置十節度經略使，規定十個國防區，共有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是個在紙面上講來非常宏大的計劃。以前各邊鎮的兵力游離不定，這時候人力
資源的分配有如現代軍語之所謂“建制”，已賦予固定性質。可是我們仔細看來，則又知道這種堂皇的計劃，仍犯著“官僚主義”的毛病，不能離開“金字塔倒砌”的“間架性設
計”，以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去籠罩真人真事。如以言人員，則此時府兵制度大致已成具文，卻又沒有完全放棄，邊區士兵大部由於招募，稱為“健兒”與“曠騎”，自７３７年之
後一律長期服役，其中多數則是蕃人，有些還帶私馬。有如７４７年高仙芝出蔥嶺，“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安祿山防區最成問題的則為契丹及“匈奴別種”之奚，他們經常
與安所屬的官軍作戰。而安祿山叛變時其南下部隊卻有大量的契丹兵和奚兵，後者即在長安出現。他既曾邀準玄宗以蕃將三十餘人代漢將，可見得他組織的雜牌部隊，以蕃兵為主
體已非一日。如言馬匹，則除私馬之外，政府並未如若干歷史資料之所稱，控制大量之戰騎。 《新唐書》“兵志”說：“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
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也就是以賣官鬻爵的方式攬絡少數民族控制的馬匹。王忠嗣也是與安祿山大概同時的節度使，他的傳記裡也提及，“至互市，轍高償馬直，諸蕃
爭來市”。他在兼任河西隴右（寧夏甘肅）節度使的時候，就將原任可東朔方（山西陝西）區域的馬九千匹調到兼任區域，也可見得政府所牧馬匹有限。再談到給養，則邊軍所用
大多得之於屯田。長安附近一帶在玄宗初年常受天災，食糧供應不及，甚至朝廷也要遷往洛陽就食，這進修穀物的供應，大都出於華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帶。玄宗中期以後，情況
好轉，北方的稅糧改用絹布交納，但是物資仍是由各地匯集到京畿地帶。雖然我們無法確悉當日補給情形，各項紀錄卻沒有一個由中樞作主，統籌支配這十個國防區補給的記載。
至安祿山之叛變已成事實，《舊唐書》“食貨志”雲：“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眾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更
可見得平日兩京物資不用以供應邊防，如果經常支用時，戰時只會加強其出納，而不致另出主意，以令人民買僧道度牒，即是出資捐買免除賦役的執照，以作籌款的方法。
所以從各種跡像看來，邊防司令官之稱節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機智和統御經理的能力買馬招兵，屯糧制械。除了少數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貼外，一般以防區自給自足為
原則。越像安祿山這樣的人物，“解六蕃語，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詳情，洞悉人力和物資之所在及徵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塗蟲，他早知道安祿山能幹，足以獨當東北
軍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祿山必反。
這當中也產生一個國防組織與文官官僚組織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勢：邊防著重實際情形，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區以疆域大、資源活用為有利（安祿山外其他節度使也是一
個統轄數區）。司令官以職業化，長久留任，與當地民情風土融洽才有功效。簡而言之，這是一種需要組織重點，能夠發揮迅速確實的功效的一種結構。全國官僚機構的組織則先
以仁義道德的立場，造成行政的邏輯，一意保全大體，願意犧牲局部。在這種前提之下，人事關係之合宜，超過對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樸雷同各種職位互相轉讓互相交換
，不容許任何一方面突飛猛進。即在安祿山叛變之前，這兩種組織精神相反，已經有了不能並存的趨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邊區表現才幹，回頭到長安卻被貶屈或不如意。
張守圭在幽州掩飾戰敗。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也有楊國忠為他掩飾，反敘戰功。即是前述抵抗安祿山的戰略失宜，也仍因軍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滿足政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亂
可以看作這兩種體系的衝突所引起的一場變亂。
長安的政府也早洞悉這中間的蹊蹺。李林甫為相的時代，就開始以文人在京“遙領”節度使，而在當地另由武臣實際掌握一切。只是這種辦法，只能裝飾門面，不能消釋內在的衝
突。至於“蕃將”，則不是問題的重心。他們的出現無非顯示官僚機構與軍事組織格不相入。以外國人任高級將領，反可以緩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為高麗人，李光弼為契丹人
，哥舒翰為突厥人，並沒有因此滋事。
至於安史之亂經過七年多，則可見得擁蕃兵造反，易放難收，當日作戰的方式是縱容士兵掠奪，一經開始，也不可能由高級的意旨結束。雖然原始資料沒有適當的紀述，我們也可
以想像安慶緒著人謀殺安祿山，史思明之殺安慶緒，史朝義之殺史思明和李懷仕殺史朝義不僅是信人恩怨，而是叛軍的組織中必包含著多少的矛盾。這也和李唐皇朝內種種黑幕相
似。肅宗作太子時，就受玄宗猜忌。他雖在光復長安之後，迎太上皇還都，但是後來聽任宦官李輔國之議，遷太上皇於西內。 《新唐書》的“宦者列傳”即說“玄宗以遷崩”。官
方的紀載則是玄宗與肅幾乎同時去世，相去只十二日。這還不算，代宗李預之即位也要殺張皇后除宦官李輔國。此類事情既重疊不斷的發生，我們也不能僅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
須指出中國傳統政治，所想控制的過於龐大，引用的原則過於簡單，當中籠罩著很多不盡不實之處，真有人事衝突時無法圜轉，而只有起極端，甚至親屬也成世仇。
我們在一千兩百多年之後，也可以看出安祿山的叛變，表面是被剿滅，實際上是兩敗俱傷。唐朝的文官制度，經過武后和玄宗間的慘淡經營，漸有頭緒，東南的物資，至此也能供
應朝廷所在的地區，但是企圖組織北方的國防線的計劃，卻經過此次變亂而永遠無法實現。安祿山叛變的根據地，有如《新唐書》所說：“付授叛將，護養孽萌”，“訖唐亡百餘
年，卒不為王土”。有了這段事實，再加上以後五百餘年的歷史紀錄，我們也可以相像安史之亂不僅是當日“九重城闕煙塵生”，而是隨著這次事變呈現了一串嚴重的問題：中國
的後方，有如裴耀卿對玄宗所說：“江南戶口多，而無徵防之役。”而北方的國防組織，則因為戰馬的需要，光是“精密耕作”不能保證其供應，而必須配入“廣泛農業”，也就
是要包含畜牧。因其範圍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數民族作為組織上主要成分之一。這兩種體制，是否能夠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樞掌握？而這同一的中樞是否即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組
成？ “大歷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國”，包括隋唐五代和宋。其歷史的重心所在則是解答這一類大問題。
22、“藩鎮之禍”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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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小學歷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鎮之禍”。但是對其實際情形則又茫然。我想今日一般讀者的觀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則是大批讀物缺乏緊湊的綜合敘述，只是提出一大堆
人名地名，使讀者無所適從。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觀點，已不符合現代的眼光。現在讓我作一段簡單的介紹：
所謂藩鎮之患，開始於安祿山叛變之後。起先只有“河朔三鎮”，此即是廬龍（今日北京及沿長城一帶）、成德（稍南與山西毗鄰的地區）和魏博（渤海灣迄黃河以北）。每一個
鎮（有時也混稱為“道”）轄五、六州或十餘州，約佔今日三分之一個行省的面積。每一個鎮的首長即是“節度使”，也就是軍事首長，兼理稅收民政。安史之亂既平，朝廷無力
追究其組織系統，只讓一批降將，統率這些地區。於是這些地盤，都成世襲。各使在境內自派州縣官，自行徵兵抽稅。他們一離開任所，就自派“留後”，也等於副長官和繼承人
。有時他們也用進貢的方式，向朝廷呈獻一部物資，但是稅收及其軍制，則自行勘定。其中也有軍士驅逐他們的領導人物自立首長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事後追認。而這種獨立
及分化的運動，延佈到今日之山東、河南及安徽邊境，甚至長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節度使乘朝廷軟弱而效尤。
这藩镇之患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事迹，则以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两朝最为显著，他们之前朝廷对这些藩镇无力过问，德宗开始不承认各藩镇的世袭；宪宗则有系統的用軍事力量削平
藩鎮。他們是祖孫，中間一代為順宗李誦。但是順宗即位之前，即因風疾不能發言，在位只八個月即傳位於憲宗，與所敘無關。所以這段歷史事蹟發生於李適與李純兩帝之間，在
公元８００年之前後約各二十年，共歷時約四十年。
中樞企圖削平各藩鎮的計劃不容易生效，是由於皇朝本身沒有兵力對付，只能藉此削彼，讓各藩鎮看清他們除非聯合抗命，否則只有被各個擊破。於是他們互相提倡“合縱”和“
連橫”的政略和戰略，以對付長安的皇室。這種分裂運動於公元７８２年達到最高潮。反抗朝廷的節度使推極北的朱滔為盟主，稱大冀王，其他各稱趙、魏、齊王。至此他們也還
是只有宣告獨立，尚無向唐室進兵的準備。直到李希烈於７８３年從淮西（今日河南之東南角）攻占襄陽和開封威脅洛陽，稱楚帝，才使朝廷震動。朱滔之兄朱此，過去曾自動的
提倡尊王攘夷率領唐兵與土蕃作戰，這時閒居在長安。德宗也相信他與各人的叛變無關。不料有一支從西北調來戡亂的軍隊在長安叛變，他們與朱此有舊，也推戴朱此為他們的首
領。於是德宗倉皇出走，避難長安西約二百里的奉天。朱此在長安稱秦帝，且曾一度圍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陸贄的建議，對造反各臣除朱此暴犯陵寢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在７８４年所下制稱：“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禦乖方，
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並所管將吏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此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不
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斃，朱此兵敗之後落荒而走被殺，朱滔亦氣綏而死。只是他們的失敗，並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孫替代；或為自己的部屬取而代之，其獨立與分化的情
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據一鎮達十世以上，歷時數十年之久。德宗則“自經憂患，服為姑息”。
憲宗實際上繼德宗登極。他在祖父行退讓政策二十年後又發動削藩。西川節度使劉辟驕騫，憲宗派兵討伐後將他削職。夏綏留後和鎮海節度使拒命反都被斬首。只是憲宗鑑於德
宗之失，行動比較穩健。不在兩線作戰，不令意存觀望的藩鎮事先發生疑懼。他之平淮西，費時五年，最後指揮戰局的司令官於雪夜行軍出敵不意將對方一鼓成擒。 ８１９年平盧
（今日山東）之李師道反，其部下叛變將之檻送京師，至此為唐代削藩事業之最高峰。元和一朝（憲宗年號）唐室號稱中興。然則好景不長，翌年憲宗李純即為宦官所弒。後來德
宗想要加強中樞的軍事力量，組織“神策軍”，以宦官統領之，初時不過保衛宮廷，只因神策軍的給養補給遠較其他部隊為優，於是很多邊軍，自願“遙隸”神策。朝廷又常派宦
官為“監軍使”去視察其他部隊，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憲宗末年據說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這樣的結局。
藩鎮的問題，牽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處置所能解決。憲宗死後才幾個月朝廷派往成德與幽州的節度使，或被叛軍謀殺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亂也無成效。於是長安的政府
再度承認現實，讓河朔三鎮自行其是。至此全國劃分為四十個到五十個“道”，其疆域數目也經常變更。各地節度使實際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異。所以藩鎮的問題，
始終沒有解決。只是長安的朝廷內宦官廢立君主，朋黨混淆政局，茲後還要面臨流寇之如黃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視藩鎮為“患”為“禍”了。
現存有關藩鎮之患或藩鎮之禍的資料，大抵根據“朝代歷史”的眼光寫成。我們在一千兩百年後，如果將過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質問唐朝中葉之後是否應當繼續存在，甚至中
國在第九世紀是否應當保全統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視作當然，對於藩鎮問題必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７８０年德宗用楊炎之計，行“兩稅制”，等於放棄以往均田、租、庸、調、府兵等等“間架性設計”的組織與製度。唐朝初年的興旺，由於起先地廣人稀，下層結構緊湊簡
單。於是繼太宗李世民之後，武后則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規模的組成新官僚體系，擯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將地方官的職權推得到廣泛的區域。其執行時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
數學公式。其宗旨與傳統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習慣符合（唐朝的皇帝都稱聖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只是經濟蒸蒸日上，人口移動，各地區條件參差不齊，技術管制的因素也趨繁複。這種種變態，也正是以間架性相始終的文官組織力不能及之處。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戶政策已經
使官僚集團和團結動搖，東南的物資由水運至長安，便開爭鬥之門，邊軍用募兵，購馬戰馬又要切實顧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軍事配備脫離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則是在極
權政治之下，統計數字與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農村組織為單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盡不實之處，易為一村一地容納遮蔽，不致牽一發而動全身。一到人員與物資叢集，各種因素
互為關聯則其權利與義務無法交代時，必在組織中發生分裂作用。
兩稅制出於當時的需要在新體系之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互相磋商，決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貢獻。既是承包製度，則節度使必須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區內部人事的權力。可是這
種種以地方作主的辦法，在中國歷史內向無成例，而且民智未開，商業組織幼稚，又談不上代議政治，於此就造成一種尷尬的局面，引起職業軍人之抬頭。
這當中的衝突不僅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之爭，更因傳統的統籌辦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與新型財政的重點主義衝突。這也就是說，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
面則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實際。楊炎雖作兩稅，仍著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書度支總統焉”一句話包羅殆盡。後者則可以劉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將財政片面商業化，
將貨物買賣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兩人著眼之不同，雖同在中央服務，終造成兩個水火不容的體系，以致劉晏被楊炎讒殺。當日藩鎮之自主，也有趨向財政實用主義和重點
主義的模樣。怪不得很多節度使對劉晏之死提出抗議。九世紀的國防也有了相當的變化。威脅北方的突厥，業已中衰。吐蕃之為患，端在蠶食疆土，很少大規模的內犯。回紇則既
在邊區經商也間行剽竊，李唐王朝也用和親及互市的方法籠絡之。只是這些部落逼近長安，中樞責無旁貸，西南的南詔不足成為嚴重的問題。東北角之奚及契丹，則是鞭長莫及。
過去的經驗，以官僚機構的方式對付這少數民族的問題，不僅經常坐失機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樞的責任觀念與形式主義所蒙蔽，有時逼著少數民族造反。
《舊唐書》和《新唐書》的“北狄傳”都說安祿山事變後，奚及契丹，就沒有在河北地區發生大規模的騷擾。兩史都說各藩鎮本身利益之所在，他們既勤派斥候與巡邏，也不無端
尋釁去覓軍功。所以從這角度看來，各藩之獨立自主，也融合於一上將邊防問題合理化解決的趨勢。所以牛僧孺就說，只要這些藩鎮能捍禦北邊，他們對朝廷的逆順，已不是重點
之所在。
我們從各種跡像看來，河北在九世紀好像已成為農業與畜牧混合的經濟區域。確定的證據尚待繼續蒐集，但是《新唐書》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舉割據河朔三鎮及山東平盧的世
家二十家，內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紇，更有契丹、胡及高麗各一家，他們都有中國姓名。奚兵則已在安祿山叛變時在長安出現。朱此手下的驍將李日月也是奚人。
歷來中國與北方民族作戰時一個重大的弱點，是戰馬不繼。因為農業倚賴精細耕作，務必人煙稠密，村舍鱗比，在此環境內既缺水草，又將牲畜馱載重物，其馬必至駑下。可是九
世紀的各項紀錄提到河北各鎮，則顯示其騎兵佔優勢。而韓愈文稱“冀北馬多天下”，其馬匹之出現為“群”。廬龍節度使劉總於公元８２１年棄官為僧之前曾供奉朝廷馬一萬五
千匹。 ８２２年幽州節度使朱克融也稱進馬一萬匹羊十萬口，雖說後者未必確曾奉行，但是這些跡象，表示當地社會經濟情形非常特殊，已無可置疑。有些歷史家就認為當日河北
是一個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同的社會。
綜合以上各種情形看來，唐朝後期之有藩鎮問題，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驚訝的則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繼續達百年之久。陳寅恪的解釋，則是朝廷能繼續以東南的物資支
持西北的邊防，只要這歷史上的任務繼續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繼續存在。我們也可以說一定要到中國的國防重點由西北移至東北，以前為邊患的游牧民族被新興的外患所替代，而
這新興的外患有如契丹之遼，其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備有農業的基礎，中國才會出現一個有競爭性的體制，與之周旋，北宋就在這條件下誕生。在過渡期間，“藩鎮之禍”只是
新舊交替之中發生的一種特殊現象。
再籠括敘述一次：這期間最大的變化為土地佔有變質，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國家經濟不能繼續，稅制也放棄以前按人口水平徵取的原則，而滲入累進稅，徵取的範圍包括間架（房
屋地產）、除陌（在預算裡強迫扣除）及徵商等等名目，其詳細辦法由各地自理，軍備則一般上漲，這種種情形，是社會經濟進化的必然現象，只是已與初唐有很大的差別。對朝
代言，藩鎮誠然為患為禍，然則他們在歷史的長期發展過程中，也仍產生了相當積極的功用。因為新兵制和新稅制必要一個新的行政機構主持。藩鎮之職位世襲，他們的繼承人（
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為地方政權則不能完全漠視其地盤內特殊的利害，凡此都與文官制度的統籌均一雷同的原則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構成。而他們組織一種精稅的部隊稱為
“牙軍”，將他們統御的權力從節度使所駐在州輻射的布及於一鎮一道，雖說其稅收私自處理，大致仍採取“兩稅”的原則，這樣無形之中在技術上解決了很多極權政治不能解決
的問題，也成為一種新體系，以後通過五代的局面為北宋所接收，所以，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在“第二帝國”的歷史的演進中，曾產生推陳出新的功用。
23、黃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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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民變，通常在開始時，帶有幾分離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則是一般農民安土重遷，除非有劇烈的天災人禍，很少機會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鋌而走險。並且縱使他們被投入變
亂的大熔爐，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蒼天代黃天，彌勒再生等等傳說與觀念，發動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規模的暴動。又要待這兩種因素牽連在一起，醞釀到一段時期
之後，這民變才引導出來某種有跡象可循的社會運動，使人們能考究其在歷史上的真意義。
公元九世紀末葉黃巢所領導的變亂，不盡符合上述程序。雖說８７０年間，“仍歲兇荒人飢為盜”，曾構成變亂的背景，黃巢和他的身前領導王仙芝卻不能在蝗災所及的山東、河
南與陝西奠立反叛的基礎。黃巢曾一度稱“沖天大將軍”，也散放過一些謠言與諺語，去助長他的運動，但是宗教上的牽涉引用，卻始終不是他運動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沒有
全民動員，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併參與的徵象。
關於黃巢的出身，《舊唐書》只稱“本以販鹽為業”，還帶著一種輕蔑的語氣。 《新唐書》則說“世鬻鹽，富於貲”，已非一般貧販腳商。 《資治通鑑》更提出他“屢舉進士不
第”的背景。而且新舊唐書都把他與朱此並列，《新唐書》更標明其為“逆臣傳”，可見得傳統的作史者沒有把他當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書》又再說及：“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湊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蓋士不遑者之辭也。”只是其文字過於單簡，我們無法確定其“人士從而附之”
的實際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將朱溫，以後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經王賡武的研究，證明其並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書》所說不虛。
黃巢造反的事業，通過廣泛的區域，除在贛閩之間“形山開道七百里”之外，一般都不避通都大邑，也沿著巨流大川來往，所以他部下農民軍的成分，並不十分濃厚。看樣子他曾
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隊一經打散又能迅速恢復，所以他必經常收納討伐他之官軍的兵員。
公元８７８年王仙芝在湖北黃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長江以南，才使黃巢的運動徹底的展開。他於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於８７９年的夏天攻
占廣州。在這時候他還希望朝廷招安讓他做廣州節度使。只是此計未酬又加以疫疾，軍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廣州大肆屠殺之後，決心北返，路中不費力的取得潭州（長沙）。 ８８
０年初他曾被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所屬的沙陀（突厥語系）騎兵在湖北挫敗，但是黃巢仍沿長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終在採石渡江北去，兵力稱六十萬，實際上其數目無法
確定。又經過幾度迂迴之後，先佔洛陽次攻陷潼關，至此長安不戰而得。唐室的僖宗李儼，早已倉皇奔蜀。
黃巢佔領長安兩年半，稱大齊皇帝。是他事業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與長安人民的關係，一直沒有弄好，自己則放棄流動性，也無法開疆拓土，以致都城內的供應也漸成問
題。 ８８２年朱溫降唐。 ８８３年沙陀之“黑衣軍”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長安。但是黃巢即東奔仍與唐軍麈戰達一年，終在８８４年在夏天在山東兵敗自刎，離他十年前起事的
地方不遠。黃巢的部隊渡過黃河兩次，渡過長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馳騁，也並不是“如入無人之境”。他初期在長江以北，避免攻堅，只是掠地脅迫人民參與他的行動。他的戰
術，似得自王仙芝。 《新唐書》說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慶南昌岳州長沙一帶（唐時為和、洪、岳、潭各州）。其戰法著重保持堅強的中樞指揮系統，同時向數處派出搜索部隊，
如果某處敵方決心固守或準備迎頭痛擊即放棄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會一般防禦鬆懈，才給他有機會放肆。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為８８０
年年底之攻潼關。然則這時防禦軍的主體之神策軍，為唐室宦官掌握。神策平日的軍籍為長安富家子弟佔有，他們藉軍馬和製服裝威風，一到作戰臨時出錢僱貧羸之人替代。而且
潼關的防御也著重城樓，而忽視附近地形，因之也讓黃巢未戰先勝。
長安本身政治之混亂，也與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紀初期以來，有“北司”與“南司”的軒輊。北司為宦官的衙門，他們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適成立
神策軍，宦官取得兵權，又廢立君主，有逐漸組成一個軍政府，與宰相所率領的南司抗衡的趨勢。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８５０年以前約四十年，最重要的爭執為“牛李黨”。牛僧孺與李宗閔是同年進士出身，聲氣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力量
更是一脈相傳。李吉甫為宰相時牛僧孺和李宗閔曾在皇帝面前攻擊他。後來牛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後任宰相，也將父子以來的冤仇，牽扯到一起。除了他們個性與背景之外
，其政策與立場也有顯明的差異。以現代術語稱之，李德裕可稱“古典型”、“保守派”。他認為對藩鎮不可放鬆，一定要堅持中央的威信，在國防上也要對回紇和吐蕃採取主動
，並且排斥新進文官看不起由科舉出身的進士。牛僧孺可稱“現實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願在內政外交上另生枝節，牛李兩方既無合作與妥協之可
能，也影響到彼此的門生子弟。牛僧孺和李德裕在８５０年前後相繼去世，他們的爭執已成了往跡。但是朝中分裂如故。早在８１３年李絳即對憲宗李純說及：“朋黨言之則可惡
，尋之則無跡。”迄至黃巢佔領長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仍是門戶派別，各不相讓。
這樣一個分裂的政府賦予戰局的影響則是所有的軍事長官都覺得安全沒有保障，於是意存觀望，不願有功，但求無過。在湖北擊敗黃巢軍的劉巨容就是一個典型。傳說有人勸他乘
勝追擊黃巢，流寇可望全部殲滅。他即說：“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有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敵以為富貴之資。”他是否真如此直言，無法證實，但是這種
態度則極普遍。即派往剿伐黃巢的大員如高駢與王鐸，亦無不如此。所以戰場上謊報敵情，各路缺乏協同，預為流寇留出路，不令他們作困獸鬥，有戰果不擴張，有時不戰先潰成
為官軍一派普遍現象。因之政府陣容中留下了很多空隙。黃巢行動叵測，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勢限制，他能夠協定大部隊的行動，不可能沒有紀律及軍事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還
是歸功於對方的弱點為多。
以上各種因素前後重疊互相印證，使我們看出黃巢的造反與一般民變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與漢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異。農村問題與土地佔有，當然與大問題有關，可是不
是最重要的環節。九世紀的中國社會，以過黃巢的騷擾，並沒有完全崩潰，有如魏晉南北朝的階段。以後宋朝的重新統一，也全賴都市裡的經營，不需要在農村里改組。
可是黃巢的暴動卻徹底的暴露了政府機構間各種事物無法協定的真像。這種弱點也還是要追溯於稅收與財政。唐初的租庸調製，有如《新唐書》“食貨志”之所云，“以人丁為本
”。這樣的設計，假使人口極少流動，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們的文官組織，也是一個龐大的扁平體，其中各種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換。中唐之後，這種情形已經有徹底
的改變。楊炎的“兩稅”符合當時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諸一紙文書。這時候如何按畝抽稅，如何行累進稅制，如何徵收商人的資產稅，全靠州級以下地方官作主。地方分權的門
徑一開，即再無法統籌歸併，各道對朝廷的進奉也稱“稅外方圓”，也有“日進月進”。北方的藩鎮既獨立自主，一到九世紀初期全國祇有東南地區約佔唐帝國四分之一的地方還
向中央按時繳納稅務收入，北方約有四分之一地方則全不繳納，其他約佔一半的地方則繳納無定。地主政府的收支更無從復核。 ８３７年李德裕代牛僧孺為淮南節度使，兩方的交
代則稱有錢四十萬不對數。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採取承包製的模樣。 ８２１年鹽鐵使王播即一次進“羨餘”絹百萬匹。這樣當然談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難怪文臣之中有黨派之
爭，在這環境下皇帝也只有依賴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軍費，大部靠鹽稅收入開支，時人就說“天下之賦鹽利居半”。除了東南沿海之外，其他的鹽池鹽井都給各地駐軍專利。
財政與稅收缺乏規律性與統一性，其結果一方面是科斂重，容易激起民變，王仙芝作亂時其檄則稱“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黃巢與他同業鹽。在五代十國間為吳王的徐溫，
創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據浙江的錢謬也都一度以販鹽曾經為盜。可見得政府之專賣食鹽與人民生計攸關，其間處置失當就可以使這一項利源成為變亂的淵藪。另一方面的影響則是在
這財政混淆的局面裡，國計也受限制。李德裕企圖裁減官吏兩千，其原因也是“財日寡而受祿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為神策中尉（禁衛軍令），《新唐書》“食貨志”也歸結他
的行動為“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並且黃巢亂後，他又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爭兩池鹽利。兩池的收入向來為王所掌握，他只每年向朝廷
歲貢鹽三千車。這時田募新兵，希望收回鹽利給餉。王重榮一怒之下，又進兵長安，引起僖宗李儼再度出奔。
從以上各節綜合看來，黃巢的變亂，證明內地的集體安全，需要一種新的體制，也與財政稅收息息相關。這時候長安的唐帝國無力出面領導。而且全國缺乏適宜的幣制，富戶居奇
造成錢荒，通貨收縮之餘有些稅民所付賦為原額三倍。而全國省級單位有五十個道，也亟應收納歸併。凡此都要待五代十國之軍政府的一番調整，才能走上趙宋王朝的正規體制。
在這種情勢之下，黃巢及其招討，只是推進歷史的工具，而不是歷史發展重要節目。有識者早已看穿個中奧妙。錢謬與鎮將董昌都是臨安人，他們在高駢指揮之下與黃巢作戰，可
是錢對董說：“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捍禦鄉里為名而去之”。這樣看清大局，錢謬才能節省力量，以後他一手創立的吳越，統治浙江幾一百年，在五代十國間歷時最久，也可
以說是在大時代變亂之中已先向歷史伸展一步。
24、五代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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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中的馮道，是一位相當離奇的人物。他歷事四朝，三入中書。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漢人，也不管他們是創業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夠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
出使契丹，與“戎王”論道而使之心折。馮道所作《長樂老自敘》，一篇簡短的自傳，內中列舉他的官銜，倒佔滿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為魯國公，也被封為梁國公、燕國公
、秦國公和齊國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認馮道並非因諛見寵，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種賢良的名譽。 《舊五代史》說他“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鎮俗為
己任”。 《新五代史》也說“道既卒，時人皆共稱之，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這稱譽如此”。而且新舊兩史一致認為契丹之沒有夷滅中國人，馮道之力為多。
這故事賦予我們一種印象：傳統歷史家以“褒貶”為己任。也就是認為盈天地的事蹟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狹的歷史觀裡也終產生例外之情事有如馮道者。今
日我們企圖放寬歷史的眼界，更應當避免隨便作道德的評議。因為道德是真理最後的環節，人世間最高的權威，一經提出，就再無商討斟酌之餘地，故事只好就此結束。傳統歷史
家忽視技術因素的重要，也不能體會歷史在長時間上之合理性，這都是引用道德解釋歷史，操切過急將牽引的事實過於簡化所造成的。
公元９０７年唐朝最後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禪位於朱溫，自此展開了梁、唐、晉、漢、週的五個短朝代，到９６０年趙匡胤在陳橋驛被軍士推戴，成為日後的宋太祖，當中只有
五十四年，這期間在歷史上則稱為“五代十國”。現有的歷史綱要，大部分沒有敘述到故事的重點。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則又過於繁碎。都不是一般讀者亟於領略又能掌握的資料
。
我們應當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國歷史裡，五十四年不為過長。況且五代十國上接李唐下承趙宋，彼此都是連亙約三百年的大帝國，可見中國社會在這過程中雖經顛簸，並沒有完全
垮台；並且這五十四年內，尚可能產生若干積極的因素，這樣才能讓自北魏拓跋氏所創的“第二帝國”繼續在歷史進程中邁進。
五床十國之產生，由於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潰，並非由於社會之退化，而是由於社會之進化。一到八世紀，全國人文因素愈趨繁複，各地區的進展層次卻又參差不齊，
其整個的毛病是一般情況與唐初行政設計的扁平組織發生距離。兩稅制一行，各地區又自行斟酌處理其財政，其數目字既加不攏來，於是文官組織之各種事務都能按品位職級互相
交換互相策應的原則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難得公平合理，於是朝臣分為黨派，皇帝則無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筆公款組織禁軍信任宦官。一到內憂外患加劇，其分化的情勢也更
明顯。
朱溫經唐朝賜名朱全忠，他後來又改名朱晃，是從黃巢陣容裡降唐的將領，他究竟是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臨頭，不得不如此，已無關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些歷史家
所說“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有些人則說他不過策馬先行替天子開道），又是否全部矯飾，也與今人關係至微。這時他的目標則是重組一個統一的大帝國，於是
讓自己被封為梁王，以掌握開封一帶的南北孔道。又誅宦官，強迫昭宗李敏遷都洛陽，以逼近自己的勢力範圍和中原物資。 ９０４年他更取得諸道兵馬元帥的位置。昭宣帝任命他
總判鹽鐵度支戶部三司的事務則辭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圖已無法包瞞也無從遏止。因為傳統的中國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產生一個如此大權獨攬的獨裁者。
這時候唯一能與朱溫對抗的為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親朱邪赤心因勤王賜姓李。在收復長安的軍事行動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溫之下。茲後他以晉王的地位，取得太原以北
的地盤（河東）作為沙陀騎兵的根據地。五代十國期間，這由太原與開封間造成一項敵對之軸心的情勢未曾中斷。即使昔日之戰友，如今分處兩地即為世仇。繼朱梁之後李存勗（
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晉，劉知遠之漢，和郭威之週，其創始人都先後出自李克用的軍事系統，雖然在血緣上說，他們和他們的繼承人屬於幾個不同的民族。
實際上五代不過是五個希望成為正規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極短的時間之外，都定都於開封（汴）。十國則係這五代統御不及的王國，也有前後重疊的情事，大都在南方，
也是五代政府鞭長莫及時一般草莽英雄割地據土的產物。唯一的例外則係梁唐晉漢周之週在開封成立時，劉知遠之弟也仍在太原稱帝，國號也為漢，歷史家則稱之為“北漢”，算
作十國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個州，五代所謂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數。
當太原與開封展開鬥爭的時候，有一種側面的發展，在歷史上留下深遠的影響。此即是公元９３６年石敬瑭在太原與開封作戰的時候向契丹乞援。後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見面之後石
敬瑭承認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內，又及於察哈爾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門關以北。並石敬瑭稱耶律德光為父，每年又進奉絹三十萬匹。傳統
歷史家都以為讓異族割據長城以南的地帶，又稱臣納款，造成歷史上至大錯誤。迄後中國不知費了多少力氣，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將軍徐達北
伐，才算還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讓已四百三十年。
然則事實卻並不如此簡單。契丹發源於東北之遼寧吉林，中國古籍稱他們為“東胡”，實際則屬於蒙古語系。他們在隋朝即見諸典籍，在七世紀武則天時代即已蹂躪河北。唐朝
末年，他們的首領阿保機（生於公元８７２年），開始引用漢人，建造城郭，奠定了農業基礎，又創造文字，開鹽鐵之利。在朱溫稱帝的同年（９０７年）稱帝，雖說還要待四十
年後才正式立國為遼，但此時已有適當的典章制度和南朝抗衡。
同時我們還要看清：當日華北沿長城一帶是一個漢人的多數民族的農業社會與少數民族游牧社會互為出入的地區，終唐之世沒有一方取得絕對優勢。 《新唐書》的“北狄傳”還說
最後的一個廬龍節度使劉仁恭，曾和契丹訂約，以牧地換戰馬。而且９３６年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見諸形跡。所以這一套的發展，並不完全由於石敬瑭之開門揖盜，契丹
立國後進出華北，已是遲早間事，只是阿保機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國國內的間隙作拓土的根據手腕靈活而已。
從長時間遠距離的觀點看來，則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由長安東移，其國防重點也同時東移，以後不僅契丹之遼，而且女真之金、滿州之清都發源於東北，即蒙古部落髮蹟的克魯倫河
也仍是正北偏東。這中間的一段沒有被人注意的發展則是當日河東地區的沙陀勢力雖有分化作用，可是經過五代十國的階段，已漸為次要，以後北宋之征北漢，並不費力。而側面
的契丹問題，則又成為主要。同時宋朝對付這種問題，開始採取一種競爭性的體制。敵方既已成為一個死對頭，則不能再以蠻夷戎狄的名義一味輕視，這種態度為漢唐之大帝國之
所無，也不是茲後明清兩朝所能承襲。
按其實則一個國家和一社會採取軍事體制，即已經不期而然的採取了競爭性的態度。中國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鎮跋扈的時候，已具其端倪。當時
各節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們掌管的城市裡，創設“牙軍”。牙軍原系衙內之軍，不過是節度使的隨身衛隊。便是一經各藩鎮提倡變成掌管者的親軍，如田承嗣在魏博時，“重
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眾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眾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進展到這程度，但是牙軍，成為優秀部隊，有特殊的餉項給養。內中的將校，又成為節度使的“假子”和“養子”，不僅職位世襲，而且隊伍一擴充時，他們就
升任高級指揮官。其他的“外軍”和“團練”，則作為第二線和第三線的軍備。這樣造成一個全國皆兵的姿態。藩鎮的軍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鎮輻射而達於全道，要不是完全代替了
州縣的文官組織，至少也構成一種平行的機構，干預或獨斷民政。
這些藩鎮內的節度使對於“長史屬官任情補署”，則其經理稅收，已無一定的法則。不過照現存的史料看來，他們並沒有全部創設製度，而是按“兩稅”的原則大規模的擴充修正
。田賦則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產稅，鹽樊專利懲罰嚴峻，酒醋官賣，及於曲蘗，貨物的進出則在各地設有轉口稅，通常由軍人掌握，即所謂“部曲主場院”。唐制節度使和副
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軍事判官”，這時候各牙軍也有“押牙”，掌管經理與後勤。這些人員於是利用軍事組織，造成財政稅收的系統。五代時承襲這種體制，一般將稅收
增加到最高限度，為傳統中國歷史所無，經過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裡指出，也見於各地方志的記載（有如１５６６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只是因為藩鎮官員一
般世襲，他們與所割據的地方，有同的利害關係，他們也能夠窺測到財源的所在，雙能負責作主，不致因徵斂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遙制只顧系統之完整
，漠視各處實情之所不及。
五代對這種軍事財政體制，一方面給予承認，一方面也在逐漸加強中央的管制。唐朝的中葉以後，常備兵以名稱作番號，有如“威武軍”、“長興軍”。五代時因襲這種辦法，節
度使所管轄者為軍，也各有指定的防區。於是全國構成幾十個軍管區。 《五代會要》列舉三十六個州改隸於各軍節度使的經過，證實其整個組織，實係一個龐大的軍政府。而樞密
使的設置，則表示著中央集權的趨向。樞密使原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軍的時代設置。五代時樞密使則顯然的成為一個直接報告於皇帝的軍政部長，不受宰相的統御。與之相
對的則是三司使。 “三司”為鹽鐵、戶部和度支。一般說來鹽鐵所管為新型商業收入，戶部則掌握傳統的農業收入，度支則管轄交通和物品的轉運。把這些職責歸併於一個掌握，
也表現著中央政府財政集中，有策應其軍事行動的準備。此外後唐於公元９２６年設官為“三川搜訪圖籍使”，９５８年後周派三十四人於諸州檢定民租，更顯得各地區各自為政
的趨向已成過去。這一切措施對奠立宋朝的基礎都有相當的貢獻。
傳統的歷史家對於五代十國沒有多少好話可說。要不是“僭竊交興，稱號紛雜”，則是“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他們不知道在唐宋之間，不能沒有這樣的一重過渡時期，將
軍事與財政的管理權放在地方政府頭上，使一切更趨緊湊和實際，然後再集中歸併。否則就不能構成北宋這樣一個帶競爭性的體制去和北方少數民族用騎兵為骨幹有農業為支援的
新型外患周旋。
況且軍備和稅收提高，交通與貨幣的使用活躍，是中古時代刺激經濟成長的不二法門。 “十國”在南方之“國”，經常在同一時期只有四個或五個。這樣的疆域與面積也比較便於
管理，而以發揚各地區經濟的潛勢力，則較統一的大帝國凡事都要著重均一雷同的辦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國間經過初期分裂的爭鬥，開始承認及尊重鄰國的現狀。人質則
經退回，各世家又約為婚姻，增進友誼，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周濟。要不是因為北方的外患關係，這樣的安排不見得比統一的大帝國為低劣。
錢謬在浙江築海塘興水利。王審知在福建開甘棠港，提倡國際貿易。馬殷在湖南種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銷於華中各地。又鑄鉛鐵錢，以賤值的貨幣促進民間的
商業。這種種作為也不是統一大帝國的官僚組織所能隨意創製而能勝任愉快的。只是武人抬頭，文士揠蹇。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業的際會，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
名的機緣，所以在這非常時期，產生了一個馮道，他替一般人民請命，保存了傳統統一政府行政的邏輯。一般的作史者，對付這樣一位“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的“無才無德
癡頑老子”，又不能隨便褒貶，也只好把他當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讓他去自命為“長樂老”了。
25、宋太祖趙匡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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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中主要的朝代，每個不同，而尤以趙宋為顯著。說也奇怪，各朝代創業之主，雖憑軍事力量奪取江山，只有趙匡胤是個職業軍人。其他如漢高祖為亭長，唐高祖和隋文帝
是貴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數民族的領袖，明太祖是農民，他們的政治背景在創立帝業時先聲奪人。只有宋太祖趙匡胤以軍功起家，即創立朝代之日，仍是現役的高級將領，這
與北宋之注重技術，企圖在中國歷史裡打開出路，不因襲前朝作風的趨向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從《宋史》的本紀裡看到趙匡胤幸造船務、觀製造戰艦、觀水磯、閱砲車、視察練習水戰、親授醫官黜其藝之不精者，前後不絕。他自己也武藝高強，騎馬射箭均是第一
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將的身分親自參加戰鬥，所以宋朝人也稱之為“藝祖”。
既作皇帝則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籌的表現。可是趙匡胤不以抽象的觀念籠罩事務。他作聖賢之君的觀念，能拿出來對真人實事發揮，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說實話的
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權，曾說：“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各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
孫立永久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漢高祖和明太祖
的伎倆去屠殺功臣。在統一期間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長，也受優待，無歷朝的疑忌殺戮情事，據說他自己曾立有“誓約”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這一方面表示他的寬懷，一方面也
由於他的自信。
趙匡胤受母親杜氏的吩咐，傳位於弟趙光義（太宗），終其身沒有因為繼承問題而在他左右產生各項陰謀。雖然這種紀錄在趙光義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宮闈間的糾紛究竟比各朝
為少。這三百一十九年內（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９６０年至１２７９年）也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構成女患，宋朝也沒有宦官專政的情形。
對個人作褒貶，不是本書的目的。況且宋太祖趙匡胤沒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還不是完人。他飲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馬蹶墜地，他站起來就解佩刀刺馬殺之。還有一次他舉行露
天宴會的時候下雨，他就盛怒，弄得很多臣下惶竦，可見他也有粗蠻性格，他也會衝動而有時不能掌握自己。只是趙宋一朝不以恐怖政治作為它帝業的基礎，由來已久。雖然這不
能與趙匡胤的個人性格無關，卻也仍是歷史時勢使然。在這三百多年裡，中國有了一定的國家之目標，朝廷成為一個帶競爭性的機構。在這些條件之下，態勢顯然，用不著多番矯
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較其他各代為開明。
趙匡胤在公元９６０年奉後周週恭帝之命去討伐契丹，兵次陳橋驛，距開封不及一日的距離，被部下以黃袍加身推戴而為皇帝。這種情形，與西方羅馬帝國的情形相似，在中國的
五代也已數見。即是後周本身，也是在這情形之下產生，恭帝郭宗川，則是一個七歲的孩子，因之９６０年之政變創立北宋，沒有遇到抵抗，在中國歷史上也創立了一種不經過流
血而誕生一個主要的朝代之奇蹟。
出征的軍隊既還回國都，宋太祖放棄了征伐契丹的計劃，這計劃也終身擱置。他到晚年才重新展開開封與太原（北漢）軸心間的戰事，也因對方的頑強抵抗而罷，他在位十七年之
中著重以軍事力量，削平南方獨立或半獨立的國家。在他有自覺中，完成了一項“大歷史”的任務：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國南方的多數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有了一段長時間
大規模的鬥爭，雙方都要作長遠的準備。因為趙匡胤的長遠打算，北宋沒有繼五代而為第六個短朝代。但是趙匡胤並沒有完全忘記北方的頑敵。他曾對趙普說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復
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帶設防。這計劃到四百年後才由朱元璋指導下遂行。
趙匡胤所滅之國，有荊南（湖北）、湖南（即今日湖南）、蜀（四川和陝西一部）、南漢（廣東和廣西）和南唐（江蘇、江西及安徽之一部）。錢謬所掌握的吳越（浙江及福建之
一部）則僅納貢，錢也和他約定“三年一朝”到開封來拜訪他，但是其疆域仍未入宋朝的統治，福建的廈門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北宋才能席捲長江以南。
趙匡胤完成他局部統一之後，曾派官員到各處度民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間的土地。他也著令“均賦稅”，但是一般看來，他仍因襲五代的體制，只在局部的調整，沒有大
規模的改組。他之沒有徵兵制，尤為各朝所僅見。他治下國家的力役，也盡量避免徵派於民間，而由“廂軍”（詳下）服行。宋朝創業之主用刑罰較前代溫和，但是對官吏的貪污
則不假情面。然則他也說到“奉祿薄鮮，未可責廉”。於是他對各級工作人員一體加薪。宋朝的官俸也較其他各代為高。他所設國家儲備軍，中作封樁庫。他曾說：“俟滿五百萬
緡，當向契丹贖燕薊。”他又曾向左右說：“我以二十四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二百萬絹，則敵盡矣。”很少的中國君主，會這樣坦率的承認人的私利觀，而且
趙匡胤很明顯的知道國家經濟的力量龐大。他的積絹計劃，曾給第六個皇帝神宗趙瑣一種啟發的作用。約在一百年之後，神宗在庫房上題自製詩：“五季失圖，儼狁孔熾，藝祖造
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庫的名號。三十二庫積滿後又成立二十庫。但是其祖先與曾孫都沒有看出：經濟力量固
然可以翻變為軍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組織結構的各項原則，並不僅是二百萬匹絹，則可以敵對方十萬的精兵。這題目關係整個宋朝的歷史，當在以下各節分析之。
宋朝號稱中央集權。趙匡胤的作法，首重軍制與財政。在軍備上中央所統制的為“禁軍”，諸州之鎮兵曰“廂軍”；各地方的防守則為“鄉兵”。這辦法也沿襲於五代之“牙軍
”體制。中央經常向各州鎮抽調其強壯兵卒，而將老弱淘汰。起先以“樣兵”召諸州選所部兵至闕下，以後則代以木梃，各州鎮有照身材招募訓練的責任，一到訓練成熟其後員就
補入禁旅。禁軍雖為中央軍也按時派遣駐屯於各地，川流不息。財政方面各地方的收入，同樣的分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個部門。 “使”為轉運使，其職責是將各
地財物，輸送於中央。在朝代草創時又在各階段征服江南諸國時，這些資源竭盡其力的輸送於汴京，以致倉庫盈溢。有如《宋史》“食貨志”有云：“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
”。北宋政府也因襲五代體制，以樞密院主軍事，三司（鹽鐵、戶部、度支）管財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裡最緊要的官署。又以文知州軍事，並且打破了唐末以來地方首長派遣縣
級官的習慣，重新整個的任命州縣官，因之又要著重選舉，是以宋朝的考試制度，採取三年循環制，已確實正規化。
以上各種設施都有刺激國家經濟的趨勢。宋朝在商業方面的收入，如茶樊鹽酒超過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鑄錢，貨幣之擴充，在太祖時已開始，以後疊增到年五百萬貫的數量，如
是兩年的鑄錢數，就要超過四百年後朱明全朝代二百七十六年所鑄之總和。如此一來，宋朝的礦產也打破以前的紀錄。北宋以開封為國都，南宋以臨安（杭州）為國都，專著重水
陸交通的便利，在這一點沒有多方考慮到軍事上和國防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之所無（但是趙匡胤主張定都於長安或洛陽，因趙光義反對而罷）。
以上所述與一般歷史書並無出入。這又和“大歷史”有何關係？
從遠距離的觀點看來，第二帝國經過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間繼承著間架性的組織和體制，使這個扁平體的社會發育滋長。經過中唐之後，質量上的進步，使各地區參差不齊，其
繁複的情形，超過初唐租庸調的系統所能概括。又在安祿山叛變前後，李唐王朝企圖重新掌握局勢的諸種辦法，如“括戶政策”，用募兵創設十個國防區，削藩鎮，成立神策軍，
以宦官作監軍，都只有局部的功效，與其官僚制度和立國精神相反，而兩稅制只有一紙通令，更促進分化的作用，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國的出現。
五代十國是一種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稱為軍閥割據。然則軍人注重實際，以部曲管理場院，固然將稅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權的精神主持之，針對各處狀況，也能造成政
府與民間的一種聯繫。又有唐朝留下來的一套法令，所以趙匡胤雖武人而能自製，又得了趙普這樣的一位賢相，定立了先安內而後攘外的宗旨，就能將一個分裂的帝國，重新湊併
攏來。其註重軍事技術與財政組織也成為北宋一貫的作風。
可是在諸事發展順利，統一依計劃完成之際，趙宋王朝也預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日後的困難。以中央集權代替地方分權，又重新歸返到官僚體制，截斷了治理者與被治理者在各地
區中一種自然的聯繫，並且各處數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術上更不容易掌握。上面已經說及，中國已展開一種在南方以水運佔優勢的經濟體制與社會和一個在北方以畜牧為主的
體制與社會。前者過於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數量上的優勢，沒有設想到兩者在歷史上長期的抗衡，可能決定於彼此在時間上和組織上堅韌性的差異。而且補給線的長短，也與戰場上
的進出有很大的影響。
這些因素不可能由當事人一眼看得透徹，即使幾十百年之後，整理歷史原始資料的歷史家仍沒有看清。趙匡胤在公元９７６年去世之日即算按照傳統“蓋棺論定”的立場看來，也
算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而注意事業上的成功，也是宋太祖趙匡胤自己的一生宗旨。他曾在武成王廟觀兩廊所陳歷代名將的畫像，當場指示應當“功業始終無瑕”的才配享。
因之班超、秦叔寶等二十三人進升；張飛關羽等二十二人被退，管仲則特製塑像奉祀。這也與傳統的習慣，總是要哼吟著“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沉湎於一種悲劇
的情調才算得有見識的態度完全相反。只是個人的傳記可以蓋棺論定，歷史卻無法蓋棺論定，也沒有功業無瑕的朝代。經過太祖的創業，宋朝的歷史留下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現象：
一個以軍人為首腦而組成的國家，自始注意國防，偏在軍事上的作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間經濟，也有突出的現象，它卻不能掌握這種優勢。它企圖注意實際，不
受抽象的觀念所蒙蔽，而這三百一十九年在它領導之下，所產生的特出人物，偏是哲學家為多。而“學究”首先出現為一種官銜，其成為一種被譏諷的對象，也始自宋朝。我們如
何解釋這些矛盾？
以下各節當提出我們初步的見解。但是即從以上的現象，也可以斷言以短距離近視界的眼光解釋中國歷史，有它能力所及的限度。
26、澶淵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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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夏天我去哈爾濱參加一個國際明史會議，在我個人講，這也滿足了一段心頭夙願。 １９４６年我去東北，曾到長春，只以未能抵達迄北為憾。這次到黑龍江省，也算
是幸運。過去從各種讀物遇到“松花江”和“黃龍府”的名辭，都已經感慨系之。而我們這一代的生活，也始終因９１８瀋陽事變而開始其顛簸與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還能看
到這地區的安穩和奠定，已經有了一種快慰。而且從鐵路線看下去，很多地區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雜以各種行樹，帶著煙囪的紅色磚房則結構成各式村落，其形態在
粗條的模式下有似於歐洲一些國家的情調。哈爾濱到飛機場汽車道二十多里兩旁行樹的絕對整齊劃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僅見。據說黑龍江的人口，在抗戰結束時不滿一千萬，
今日則已三千三百萬。其中漢民族佔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數民族縱可能產生局部問題，在比重上已不屬重要，這種種發展，都證實我說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
我作這種議論，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漢“沙文主義”。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之成為一種堅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現代社會的現象。英法的百年戰爭初起時，純係一種朝代國家
間的衝突，直到戰事末期，民族國家的情緒才開始抬頭；德意兩國則遲至十九世紀才成為現代的國家。中國人之不重視國家主義更是由來有素。 《孟子》一書中提到舜是“東夷之
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學者所必讀。傳統的作史者有如《魏書》的執筆者，更指出“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處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種
傳奇式的根據，去強調中外一家，間接支持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與合法。而《魏書》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這種傳統之下，今日中國之所謂漢人，本身已是一種歷史上的混成體，除了與少數民族對比，能夠藉著他們的特殊性格而顯示其不同外，不能說是自始至終即已保持其血緣上的
獨特性。也等於今日之英國人為最先拓殖之土著與意大利人、丹麥人、德國人、法國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國過去一千年的歷史中最重要的一段發展，則是漢多數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在華北長期的武裝衝突。這種衝突並非等閒，對很多人講這不僅是生死存亡之所繫，也是成仁取
義與放棄節操的分歧點，其中也產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蹟。他們的奮鬥，絕非由於一時感情衝動，不容後人一筆勾消。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場，我們卻不能完全保
持過去多數民族的觀點，抹殺小數民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迄今哈爾濱還有一個中國民族史學會和中國遼金契丹女真研究會）。這原因很簡單，中國境內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來以
久，即本文作者及絕大多數讀者也無從有把握的證實自己在血緣上講，其為漢人實係公元二世紀以前之漢，或稱唐人為九世紀以前之唐。其為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成的繼承人，
則難於辯駁。
根據以上的立場，我們認為中國國家主義的思想，確定於鴉片戰爭之後。直到外強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我們寫歷史，也要基
於這種著想。
這篇文字開始所說及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則在農業社會與游牧社會的衝突的時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優勢，大概由於他們的部落組織與軍事動員接近。可是他們戰勝多數民
族之後，就容易被漢人同化。因為他們不能以一個流動的組織，去經常管制一個固定的社會。所以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國的國都之後即掠取圖籍、歷象、石經、銅人
、明堂刻漏、太常樂譜、法物鎧仗以及宮嬪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頒布曆日統籌農業生產，以各種儀禮維持官僚集團的體系，以宮廷的富麗繁華去支持一種都市文化。也就
是有意與無意之中自動“漢化”。同時在同一面積之下，農業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游牧的生產方式可比。今日黑龍江有三十四個少數民族，其人口總數卻只有一百二
十五萬，也是由於這種自然趨勢的發展之所至。
本書以時間上的連續進展為線索，提到北宋，迎頭就有“澶淵之盟”的一個題目。我寫的既為“大歷史”，而刻下截前斷後的局勢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讀者很少聽見的一個
名辭？在這裡我也要指出：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重新檢討歷史，並不是完全忽視歷史中的細微末節。有時這些細微末節間的層次與程序，可以影響到以後的發展至大，不過要經
過細密的選擇與斟酌。蔣复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我們這一代在抗戰前後受教育，當日國運如絲最怕中途退讓，有“言和即是漢奸”的說
法，對於歷史上的和談也一味支吾規避。在這種情形之下，更使我們不能忘記，直到西方勢力東漸，中國歷史的主題是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間的衝突。因動員即影響雙方的財政與
稅收，因此又影響到國家體制與社會狀態。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淵之盟談起。
澶淵在今日河南省濮陽縣附近，在北宋時和今日距黃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開封，也不過二百多里。北宋的第三個皇帝真宗趙桓於公元１００４年在此與契丹之遼議和。
結果遼兵北撤，恢復戰前狀態。北宋則承認每年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其名義則是“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雙方又交換“誓書”，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並且約同“所
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這條約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聲明“質於天地神祗，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
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鑑，當共殛之”。書中兩方都稱趙桓為“大宋皇帝”，遼主耶律隆緒則為“大契丹皇帝”，不稱遼。一般歷史家均盛傳盟時兩方約為兄弟，宋主稱遼太后
為叔母，但此種稱呼不見諸誓書。
澶淵之盟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迭經爭論的題目，有些讀史的人認為宋朝不能在開國之初，一鼓作氣先攻下契丹，既承認遼政權的存在，又開“歲幣”之濫觴，以後兩宋之“積弱”
，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強調澶淵之盟的得計者則指出，當日兵已攻澶淵（州）城，去開封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議遷都，勸真宗或徵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張強硬政策的寇
準得到籌劃中樞的畢世安的支持，簇擁皇帝親臨澶淵，才能訂下這一段和約，茲後宋遼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況且以絹銀與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趙匡胤歷來的政策，１００４年和
約未訂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擔歲幣百萬之數，後來能以三十萬了事，出於意料之外。而盟約最重要的一段收穫則是沒有割地。石敬瑭於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與契丹，內
中也包括瀛莫兩州，轄今日之河間任邱等地，趙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時已收復這塊地區，歷經趙宋保持，契丹稱之為“關南”，在和談時曾一度索還，被宋朝拒絕。因之後來真
宗的歲幣每年向雄州交付，是為兩國國界，如此在和約的交涉中，南朝並不是毫無所得。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則這種爭辯，只有局部的意義，若從長時期遠距離著眼，則是從十世紀到十一世紀初年的發展，揭開了今後一段長時間的競爭。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以和一
種由畜牧業所產生的政權，配合以新興的農業基礎，以今日的東北及熱河為根據地與南朝爭奪華北的地盤。趙宋的南朝則自信以南方的經濟和資源能戰胜對方，這種態度以趙匡胤
所稱“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表現無遺。這長期間爭奪戰，不僅影響各朝代的進程，也與以後元明清各朝的登場有密切的關係，即是日本人之製造“滿洲國
”，仍是企圖在幾千百年之歷史的舊題材中覓得一個新的藉口，作他們向大陸發展的工具。
同是這幾千百年曆史的運轉，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數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數民族所融化。在雙方全面動員之餘，中國的“第二帝國”在隋唐宋以來所展開的競
爭性和外向的性格沒有長到出路，而被迫放棄。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國”明清的內向和非競爭性。此是後話。
刻下還待檢討的，則是何以十一世紀初年契丹與北宋會達到一種勢均力敵的局面。也只有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淵之盟可能。
在敘述宋太祖趙匡胤的經歷時，我已經提及他雖希望收復北方的疆土，卻終其身以先統一南方為前提。對北方的規劃，始於太宗趙光義。他於公元９７９年征北漢（山西太原迄北
），這也是“五代十國”之最後一國。作戰時契丹之遼曾派兵助北漢。所以北漢一平，宋主就移師攻契丹，一直進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門外。雙方大戰之後宋軍崩潰。 《宋史》稱
“敗績”，《遼史》則稱“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次年宋軍捲土重來，又在莫州（今日之任邱）戰敗。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９８６年，除在正面進攻之
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規模發動側面的攻勢，也終沒有成功。
這三次戰役都有共同的特點：宋軍總是先勝後敗。在外圍和側翼作戰時，契丹雖敗仍然沒有放棄他們的鎮靜姿態。一支宋軍主力移師深入，遼軍才給他們迎頭痛擊，戰事非常慘劇
，雙方高級將領陣亡重傷被俘之事經常有之。多次宋軍戰敗由於食糧與飲水不繼，有時補給線也被遼軍截斷。既獲全勝之後，契丹卻沒有組織大規模的反攻。在恢復失地之後只以
少數部隊騷擾敵方。
若干非官方的歷史資料指出三次失敗之後宋太宗趙光義即決定不再攻契丹，而趨向和談。加之他在公元９９７年逝世，據說乃是以前作戰所負箭創發作之所至。而且官方的記載也
稱女真一度上書請徵契丹，北宋朝廷不許，是為以後女真附遼的根據。而且西夏也與遼聯婚，對南朝叛順不定，終至成為趙宋之勁敵。
後來中國在唐宋之間對西方經濟的開發，有很大的進步，北方的少數民族在北方的經營也有類似的進步。阿保機（後為遼人稱為遼太祖）稱帝時（事在公元９０７年也即是朱溫代
唐之日）已有高麗回鶻以及中國之吳越進貢，並且在９２０年制契丹文字。他不僅置城郭，並且多次俘虜漢人，充實他後方的根據地（掠奪人口是當日作戰時的常態，亦行於趙宋
），以至市肆教坊都漸仿中國風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後又將太祖所置的南北兩院大為擴充，也就是根據《遼史》的百官誌所說“北衙不理民”的原則，對北方襲用部落
的組織結構去統轄以下州縣。而“南衙不主兵”，則是在長城以南的地帶，以中國式的官僚機構，主持丁賦，但是民政與軍事分離。又允許在南部的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
與漢人婚姻”。他們的軍備，也以契丹及奚人的“賬族”編為“宮衛”及“行營”。漢人則稱“轉戶”，每一縣都有一定的丁額，配屬於各“斡魯朵”（宮）。
在這種體系之下，遼國全國皆兵。 “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契丹兵馬強盛，大半由於他們平時編制和戰時編制接近，有如《遼史》兵衛誌所說“始聞詔，攢戶丁
，推戶力，核籍齊眾以待”，惟其內部簡單均一，執行起來才捷勁有效。並且他們的下層組織，“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谷，守營鋪家丁各一人”。其馬匹弓箭皆自備。又稱
“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谷騎四出抄掠以供之”。遼軍在耶律德光時即稱有騎兵五十萬，以上辦法恐怕不能經常維持。但是其組織粗樸，能適應於簡單的農村社會則無可置疑。
與之相較趙宋採取募兵制，其後勤統籌，大部物資由江南運來。其外表新式時髦，可是推行於一個農村社會構成的國家裡究竟有很多不合實際之外。趙光義時開封的倉庫堆積的雨
衣和賬幕有“數万段”破損，可見得其軍事補給制度過於繁冗，不是當日社會條件足能支應。從各種跡像看來，與契丹作戰北宋已感到民間的負擔不易支持。 《宋史》稱９８６年
北伐失敗之後，朝廷於翌年“遣使市諸道民馬”。當日契丹不放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馬，其民間之困窘可知。 １００４年澶淵之盟既事實，朝廷在收瘞戰歿遺骸之餘，也同是停
江南所增榷酤錢，罷民間飛挽。
可是契丹採取戰略上的防勢，內線作戰，累敗宋軍，遠征敵境也究非所長。 《遼史》兵衛志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耗盪生聚不令
種養而已”的原則。 １００４年的作戰，由所稱睿智蕭太后主持（契丹後族都以蕭為姓）。她專政多年，能駕馭契丹皇族將領，也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險。但是當日遼軍
由遂城取安國經冀縣永年展開於清豐及觀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深入敵境七百里，後方的重鎮如任邱保定河間滄州卻都沒有攻下，看樣子只有先聲奪人的姿態，沒有與
北宋作生死鬥的決心。況且指揮作戰的蕭撻凜又陣亡，則和議已是求之不得了。
所以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表示著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這種地緣政治的影響之下，我們今日旅行於瀋陽長春與哈爾濱，仍感
覺得幾百千年曆史的陰影，仍不時出現於我們的腳跟後面。
27、王安石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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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十一世紀後期宋朝的第六個皇帝神宗趙頊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條例司（財政稅收設計委員會），創行新法，是中國歷史上一樁大事。這事情的真意義，也只有我們今日在二十
世紀末期，有了中國近代史的縱深，再加以西歐國家現代化的經驗，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
基於這種觀點，我們可以把這段歷史題材整個的拿出來重新商榷檢討。
王安石沒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 “宋史”說他“屬文動筆如飛”，又“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見聞的廣泛。其人既有如此才華，因之雖只做
得中下級地方官，已得到文彥博和歐陽修的推薦，也有了司馬光、韓絳和呂公著的宣揚（後來除了韓絳之外，他們都成了王安石的對頭）。神宗於１０６７年嗣位，初以王安石為
江寧府知府，六個月後調他為翰林學士，已有了御前顧問的姿態。一年之後又任他參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擬為副首相），專務“經畫邦計”。然而神宗是一個有雄心的君主，一意
要收復契丹和西夏佔領的國土（其實其占領已在宋前）。他曾對文彥博說：“當今理財最為急務，備邊府庫不可不豐”。然則這富國強兵的著眼，一般儒士已把它當作法家宗旨。
一代文豪蘇軾就說他“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兩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的說他“陛下臨禦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
滿朝重臣的反對。以後這批“反改革派”或被貶派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於１０７０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與他合作的只有韓絳、呂惠卿等，茲後被稱為“熙豐
小人”（熙寧與元豐都是趙頊的年號）。 １０７４年皇帝迫於眾議，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預，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調回開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個月，終
被罷免，皇帝給了他一個公爵和節度使的頭銜，而實際的職位，則是“判江寧府”，也就是歸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個官職。
神宗於１０８５年初去世，繼任皇帝哲宗趙煦實足的年齡九歲不到，他未成年時由神宗這母太皇太后高氏（廟號宣仁聖烈）聽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
重臣如司馬光、文彥博和呂公著，一時新法罷免殆盡。可是八年之後太后去世，皇帝親政，他趙煦又來一次翻案。他不僅重用改革派，並且奪司馬光諡，又重修“神宗實錄”，以
便支持新法，一時反改革派人物被稱為“元祜黨人”（元祜是哲宗於太后聽政時期的年號） 。
公元１１００年趙煦去世時無子嗣，皇位由神宗第十一子接替，此人趙佶，即是後來被金人俘虜死在五國城（在今日吉林東北）的宋徽宗。他早有“輕佻”之名，要不是朝議和命
運的錯安排，他倒很可以以畫家和文物收集家的身分在歷史上留名，作皇帝確非所長。他在位期間對新法也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
也都身後復官。可是僅一年餘，前被放逐的章淳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師居要職。他們也可算得寺臣兼改革派。章淳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則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這時候徽宗趙佶
也說“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於是朝中權要以“紹述”的名義，恢復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並且又慫恿徽宗將司馬光以下一百二十人列為“元祜奸
黨”，以後更擴大其名單為３０９人，鐫石於全國州縣，以便分辨“忠邪”，皇室不能與他們通婚姻，他們的子孫也不許來開封。王安石則配享孔廟，成為孔孟之外的第三個聖人
。
於是“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這還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沒有放棄由於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爭執。最近何湘妃發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趙構朝又在修改“
神宗實錄”和“哲宗實錄”，也還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九百年後我們從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讀歷史，已無從確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時也無此必要。如章淳和蔡京確係能幹，而前者跋扈，後者諛幸，但是“宋史”把他們兩人一體
列入“奸臣傳”裡，又未免太簡化歷史，並且蘇洵斥王安石等“囚首喪面”以論詩書，宣仁聖烈高後在《續資治通鑑》裡被讚揚為“女中堯舜”，也都是一面之辭，只能融合中國
傳統以粗淺的道德觀念批評歷史人物的辦法，這中間只有至善及極惡。我們如被這些觀念蒙蔽就容易忽視我們自身讀史之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
”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
于十一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待澄清的，则是有些历史家把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解释成为一个“封建社会”，极不合理，与宋朝的情形尤其是文不对题。封建著重地方分權
。皇室只責成諸侯對中央有一定的貢獻，其采邑內部的處理，由他們自行裁奪，中國的傳統則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處向全民抽稅，我們稱之為“官僚主義”，這是一種中央集權的
特殊辦法，迄今還沒有一部專書，縷列其中各種特徵。
我個人長期研究其財政與稅收的情形，則發覺這種體系，包括過廣，下面的單位過於瑣碎，在傳統的交通通信條件之下，官方無法確悉每一納稅人的資產，尤其無法追究其轉買頂
當。至於抽累進稅，更是技術上為難的問題。於是只在鼓勵小自耕農各安本業，又竭力防制兼併，更以極低的稅率，扁平的向全國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淺薄，也不能供應法庭審判
的費用，於是民法長期間沒有進展，政府則提倡各人自我約束和對人謙讓。在行政方面說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講究效率。好在這些個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經典，也為官僚集團成
員所誦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長時間歷史的根據。縱算理想與事實不符，只要全體官員將這些原則當作口頭禪，著重其內部之淳樸雷同，也仍可以保存這官僚集團的完整
。
可是北宋開國以來，其朝代本身的特徵，已經和上述的情況發生距離。第一，趙宋王朝之為一個朝代國家，在中國歷史時最富於競爭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其收入
以銀絹和緡錢作基礎，也就是其經理倚賴於民間經濟比較前進而靈活的部門，而把人力及食糧當作次要。第三，其稅收底賬根據五代十國間的數目字，比一般的將稅率提高，同時
政府大規模開礦鑄錢，更使其數目字無法固定，也違反上述簡單均一的原則。
綜合過些條件，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在公元十一世紀已經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現代化的壓力。前面已經說過，宋太宗趙光義時代軍用雨衣和賬篷已經有“好幾萬段”在庫房裡霉爛。
《宋史》食貨志又提出神宗趙頊時內殿庫房所積絹三十二庫都已積滿，更再積羨贏為二十庫。如此龐大的物資，實在有以用商業方式管理處置之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讓它和民間的
市場交流。而民間商業的組織也可以藉此發展成熟，因之能對政府的財政經理和軍需工業作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持。西歐各國和日本的現代化，也都經過如此的階段。那麼王安石
豈不是獨具隻眼，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一千年，為甚麼他事實上會遇到這麼多的阻折？
在答复這問題之前，我們先要知道所謂現代化，以商業的方式管理，或者說是推行金融經濟，在數目字上管理，都先要具備若干基本條件。簡言之，則是先要承認私人財產權之堅
定性，如此其下層機構內才有能確切加減乘除的公數。這說來容易，可是實行起來等於推行一種新的宗教思想，因為所牽涉的不僅是千萬人的生活，而是他們生活的宗旨。以西歐
言，則經過宗教革命、政教分離才能達到目的。次之私人財產之享用轉讓，也要脫離專制皇權和宗法社會的限制與壟斷，不僅司法要獨立，而且民法也要徹底展開，諸凡婚姻、遺
傳、負債、簽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產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處置，不僅法律條文具在，而且與民間生活習慣也不發生軒輊。北宋期間中書管民，樞密管兵，三司主財，所有重要的數
字已經不能對照，而下面則是億萬不識字的農民，社會上又普遍缺乏中層機構，所以我們也用不著追問他荊國公王安石介甫是否貞忠謀國，已先可斷言他的籌劃不合實際了。
仔細參考《宋史》裡的敘述，我們也可以窺見新法失敗的情形。譬如“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為一方，內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稅。可是即在畿國的開封府，其測量就
產生技術上的問題，有謂“時方時止”，縣內有山林，即無從著手。 “免役錢”令百姓一體出錢，以代替“衙前”等向民間徵發的義務差役，可是鄉民無錢，也等於在農村推行金
融經濟，而此時金融在城市裡反不能展開。 “市易法”不能集中於批發業務，以致執行者自己成為零售商，到街上去賣果賣冰，甚至“賣梳樸即梳樸貴，賣脂麻則脂麻貴”，為神
宗親譴責。 “青苗錢”以常平糴本一千四百萬作本錢，等於農村貸款，春散秋斂，收息二分。但是無銀行主持，缺乏法庭處理貸款的權利義務。有些縣官就將整數交給若干農民，
也不問他們願藉與否，只責成他們彼此保證，秋後一體帶利歸還。甚至在執行時，若干縣份被指摘並未貸款而向農民一體索息。以上各種措施都有廣泛的利用金錢的趨勢，但是以
集體負責的方式主持，實際上也是和前述各法作對。
說到這裡我們也可以再索問：新法既然如此缺乏成效，為什麼王安石這一“問題”會在三個皇帝兩個太皇太后之間醞釀得這麼久？原始的資料不能供給解答。我們只能據理猜想：
當時人沒有我們眼光之縱深，卻也沒有我們這種宿命論的看法，會認為當日新法必不行。十一世紀環境的壓力，已經逼著他們找出路。同時新法中有些項目，要是根據各地特殊情
形有選擇的局部施行，也並不是完全虛枉。王安石的傳記裡說他在見神宗前，曾為鄞縣（寧波）縣令，就曾試得過青苗錢，最低限度在短期間內確有效果。如此可能引起熱心的皇
帝相信反改革派必是有意從中作梗。並且每次朝廷改變宗旨，也確是權臣擴張勢力扶植私人的機會。可是我們仍不當忘記，在中國官僚主義的體系內，政府局部的經商，通常沒有
好結果的。王莽、桑弘羊、韋堅和劉晏已是一串好例子。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兩方面的距離都相去過遠。
王安石新法失敗的後果，超過過去一般讀者之所想像。三百年後明太祖朱元璋放棄第二帝國開放性的財政設施，而採取一種保守性和收斂性的體制，與他個人對王安石的反感有關
。這種反感見諸文字。
涉獵於大歷史，我們也覺得這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尋味之處：試想九百年之前，中國即企圖作現代性的改革，而當日歐洲，尚停滯於中世紀的黑洞內。這和本世紀兩方的懸殊相
比，前後相差何遠！然則在這關頭我們要擺脫宿命論之看法的話，則更要認識地緣政治之重要。中國的官僚主義，是亞洲大陸主體的產物。其政治體系既要管束億萬農民，又要對
付森林地帶和草原地帶的少數民族，就只能注重數量無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變而成為一種輕而駕巧帶商業性的組織。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國歷史提前九百年到一千年的話，則我
們這樣一個大歷史觀念都不能存在了。
28、靖康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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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第八個皇帝徽宗趙佶於公元１１２５年金人進逼汴京之際倉皇傳位於皇太子趙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趙桓成為歷史上的欽宗。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年多，被
金人擄去，終身監禁達三十年之久。
其實徽宗也未漏網。 １１２６年，也是靖康元年，欽宗搜括開封市內的金銀貢獻於金軍，承認割讓北方太原等三鎮，敵方後撤，京師解嚴，太上皇徽宗為群臣諫勸表示團結一
致的局面下回汴京開封。不料朝庭尚在和戰未決間金人捲土重來，這次他們不再與趙宋交涉，竟擄獲當今皇上、太上皇、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雖然這事發生於１１
２７年初，通常歷史家公認北宋亡於１１２６年。此後徽欽二宗先後死於五國城（今日中國之東北角）已不在話下。
只有在這紛亂期間徽宗之子欽宗之弟康王趙構能夠舉兵脫逃，在南京稱帝，是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於江浙沿海一帶，有一個時期亡命於海舟之上。後來總算定
都（只稱“行在”）於臨安（杭州）。又直到１１４１年秦檜的和議成功，趙構向金主稱臣，每納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又認定淮河為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
江山至１２７９年亡於忽必烈之元，先後延宋祚又１５３年。
靖康這悲劇性的年號千古普遍的流傳，大概是由於岳飛所填詞《滿江紅》有“靖康恥，猶未雪”字句之故。既稱之為“恥”，則是不應當發生的事蹟，竟讓之發生。 １１２６年斡
離不進軍開封之際，兵力不過六萬，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師，號稱二十餘萬。只是和戰之計倉皇未決，以致人心瓦解。當時如果持以恆靜，何至如此凌受羞辱？這樣子的分析與辯
駁，已經有很多歷史學家先後為之。並且追究責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面則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歷史家鋪陳往事，其主要的任務是檢討已經發生的事情之前因後果，不能過度著重並未發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機緣也可能發生，並且可以產生理想上的衍變（除非這樣的揣測提
出側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補正面觀察之不足）。並且金人入主中原，“廢”北宋皇帝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們亟要找得眾所公認的原因，專門相信當時人個別
追究責任維持己見的說法，很難與今日的理解符合。
從這種立場，我們可以看清：趙宋王朝３１９年與邊區少數民族所樹政權的周旋，經常站在被動地位，因其不能戰，也難能邀得對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遼既已三度失敗（詳“澶
淵之盟”），１０４１年契丹又準備南犯，富弼的交涉，總算不辱使命，但是還是以增歲幣了事，到頭仍是軍事力量不夠。北宋不僅對契丹之遼及女真之金如此，他們對以西羌為
主體組成的夏國也不能採取主動。其軍事行動，經常曠日廢功，敗兵折將。神宗朝的戰事，連亙１４年，竟留下一段“官軍、羯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的紀錄，趙頊一聞前線受
挫折的戰報終夜繞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議和時宋朝仍承認歲“賜”銀綺絹茶。
南宋的軍事與外交，也無起色。 “靖康恥”之後，岳飛父子即成為１１４１年和議時的犧牲品。只有１１６５年宋金又交兵，勝負未決之際和議成功，金人讓宋君稱皇帝，稱
金主為“叔”，自稱“侄”而不稱臣，歲幣也不稱“貢”，且減十萬，宋人以為這是“正敵國禮”，如此收穫已經值得驕傲。也只有在這戰事期間，岳飛才复官改葬。可是１２０
７年韓佗冑北伐失敗，金人要他的頭顱，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屍，將他的首級封函畀金。同時歲幣也增至六十萬，而且還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議的秦檜“复爵諡”。又直到蒙古
敗金時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議絕金歲幣，但是以後南宋之聯蒙古伐金也和北宋之聯金伐遼如出一轍，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無法爭取主動。
這前後一連串的事實聚看起來，實在是違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是極粗率的估計也應當在一億以上（１０８８年有“丁”三千二百餘萬。１０７９年籍保甲及民兵７１８萬），而
常備兵兵數在１１世紀中期之後，經常在百萬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陳賈似道三策，仍稱江南之兵抽之過江“可得六十萬矣”。契丹女真與蒙古，無此龐大的人力。
趙匡胤謂契丹精兵不過十萬，靖康元年金軍圍汴京時，其人數也只六萬。據中外學者的研究，蒙古勢力最高潮時，其人口亦不過一二百萬之間，可能近於百萬。即算女真遷都開封
其版籍達到最高點時曾稱管轄人口達４５００萬，按照兩方控制的地區，其人口仍應低於南宋，而且內中絕大多數仍為漢人。
如言文化程度及經濟力量，少數民族不能與多數民族相提並論。 １２世紀及１３世紀中國將南方的水利絲茶瓷器漆器的生產發展到最高程度，開封與臨安一般的生活程度較之世界
各處並無遜色，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干學者仍盛稱宋朝之中國經過一段“文藝復興”與“商業革命”。雖然歷史上的遼陽和北京，已於此時創建，因其非商業上的城市，仍無法與
南方之大都會比擬。即算南宋需經年向北提供歲幣，其銀絹五十萬兩匹之數仍只佔國家收入之一小部分（專家估計歲幣達到一百五十萬時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２％）。並且兩方
的榷市時，雖然銅幣流入北方，銀兩仍流入南方。即在戰事失利時，宋朝並無物資缺乏的徵象。 《宋史》“食貨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變法期間各倉庫實際豐溢超過儲藏的量限。
哲宗時蘇軾言：“元豐及內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即在徽宗時， “蔡京傳”裡仍抽出“時承平既久，
帑庚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金錢物資既已積蓄豐富，則要經常流通，經濟的幅度才能寬裕擴大，彼此有循環性）。所以他對徽宗說：“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
廣樂、富足以備禮。 ”所以宋朝的富裕超過以前各朝代。
宋朝的人口與物資，不能有效的動員，以致軍事與外交，一蹶不振，成為歷史上一大悲劇，迄今尚缺乏一部綜合性的著作，詳細檢討其始末。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過細，忽視傳
統中國以“經濟”為官僚主義管制的辦法。包括國計民生之種種切切。傳統中國學人之治史，則先以道德觀念阻塞技術上的檢討。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寬，即以《宋史》“食貨志”
及“兵志”參考對照，也可以產生一種概念，知道現代金融經濟，需要詳確的法制維持，先要確定政府徵兵抽稅的權責之界限，才能保障私人財產之不可侵犯，然後國民經濟，足
以構成服務性質的部門，包括交通通信保險及僱用律師等等也能作側面的監視。徵之西方現代國家之經驗，如此政府大規模的舉措，才有民間組織作第二線、第三線的支持，成為
一種健全的機構。宋朝最前進的部門如貨幣及物資之流通，已有此需要。但是其落後的部門，如以小自耕農作生產的基礎，衙前及胥吏的知識與能力，遊民及失業者之維持，又談
不上追求這樣的效率。如此上端的人力資財愈積愈大，中層的服務愈為鬆懈空洞，終演成一個數目字上的膨脹，其癥結是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傳統儒家與法家的爭執不能暴露此
問題之真像，其情節特殊，也是中外歷史所僅見。
傳統的官僚主義，真理既由上至下，皇帝的命令既為“聖旨”，則實際上徵兵抽稅的權力毫無限制。 《宋史》“食貨志”裡說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錢倍於絹；以錢較麥
，麥倍於錢。輾轉增加，民無所訴”。就表現缺乏獨立的司法機構，稅收權力無限制，其成算純靠上端向下端加壓力。政府經商，財政部門的商業化，更無從合法合理。 “食貨志
”又云：“自熙寧以來（神宗用王安石的時代），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表糴、兌糴、寄糴、勸糴、均糴等名。”如此其立法也缺乏系統，全根據一時一地的需
要，甚至其立法權尚可以落入地方官及軍人掌握之中，宋朝開國時用募兵制，但是至神宗行保甲，征弓箭手（当日“弓箭社”是华北民间自卫的组织），责义勇上番，已兼用征兵
。 “兵志”里也说及甚至神宗赵顼自己就觉得不妥。他曾提出府兵应与租庸调“相须”。亦即是要征兵，则要坚持小自耕农的经济体制，计户口抽税，以低税率实物征取（这也是
当初辽及金的原则）。所以司马光就说：“今既赋敛农民粟帛以给正军，又借其身以为军，是一家而给二家之事也”，也是同一论调。以后迫于需要，只好重复并用。连皇帝也妥
协的说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这也是兵员与税额即民间义务由上级提示增加，其下层组织，更缺乏条理的明证。
官僚主义的办法，既无客观的条件考成，只有向下级一体追究责任，于是强迫臣僚谎报掩饰。一般情形向军政机构报兵少，以减轻责任，向财政机构报兵多，以争取粮饷，校
阅时则请人替代。至此“西路既已冒受厚赏，于是东路宪司前后论列，诞谩滋甚”。甚至“兵数十万者，虚数也”。“食货志”里就提出早在神宗之前，谏官范镇已上疏，揭露“
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宋朝的冗官尚可以一眼看出出，如“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显然的没有这样多的官位，容纳如许的人员。但是军
队的“冗兵”，就不容易查察。加以募闾里恶少为奇兵，正军反担任后勤的工作，更无法追究。“靖康耻”之前夕，山东的臣僚指出梁扬祖在山东所报民兵“所奏二十四万与十一
万，殆虚有名”。童贯手下的“河北将兵，十无一二，往往多招阙额，以其封桩（预算下的节省）为上供之用。”如是北宋时造成一种离奇的现象；各府库所蓄皆为“聚敛”，民
间反有“钱荒”。政府铸钱造币原为信用的筹码，其税收既无限制，行政效率又专恃政治压力，则整个的违反了金融经济的原则，只逼着自己的信用筹码，回到自己的府库，既通
货膨胀又通货紧缩。全汉升研究北宋汴京的商业，一般进多出少，其收支不平衡，就靠官员的放债收租以及政府的随从如生员术士游客的生活费抵偿，严格说来，也是用税收支持
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在物价高涨的情形下，对全般的经济害多利少。
因之军队的兵员素质、士气及战斗力都只有每下愈况。宋太祖曾以“样兵”作标准，责成各镇供给中央的禁军，后来代以木棍。至１０３５年发饷还以兵士的身材分等级。以
后就缺乏这样的选择性，以难民为兵，以囚徒为兵，在兵士的面上黥字臂上刺字以防止逃亡的事情都已发生。其人员的素质既如是，器械也是滥竽充数。１０７３年神宗设军器监
，原望提高并标准化兵器质量。其所制“神臂弓”，实为强弩，以两种木材并合制成，絮弦也用丝麻兼用，据说对付骑兵有实效。但是各方请样件，军器监就说运输不便只以样图
交付算数。
我们不能说宋朝的军威不振全是官僚主义作祟，如宋都汴京，对山西的山地没有有效的控制，北方的防御失去地利之效。辽以两元统制，金以猛安及谋克户（女真人之地方首
长）与汉人杂居，兼有游牧民族及农业生产之长，都是以前匈奴突厥之所无。《辽史》“食货志”称“马羊不许入宋”，虽不能完全禁止，但是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即画
出汴京的大车以水牛骈拉。显然的宋军马匹之供用，已受限制。并且赵宋强迫作战区域的人民南迁，放弃的地带则为“禁地”，南方的税收也高，在靖康之前，已有方腊宋江的反
叛。然则综合各种因素，我们仍认为政府组织与作风最妨碍军事机构发生力量。反到北宋南宋之交，情况混乱，各处盗贼与独立自主的军队不可区分，倒出现了能战的将领如岳飞
及韩世忠。他们不受官僚主义的羁绊，以战养战，才彻底发生力量。也因为如此他们终为秦桧所不能容。
这种官僚主义为一种历史的产生，简单说来，也是一种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政治组织，缺乏适应性去掌握一种多元的而经常成长改变的城市经济。不仅赵宋如是，以后契丹与
女真也蹈此覆辙。陈述研究前者，盛称辽之“封建因素成长”。陶晋生研究后者，则称金南进之后女真民族腐化其衰弱的情形与北宋相似。其实再会得之间最显明的趋势则是一种
极单简的中央极权体制无法支配一个逐渐带近代型的经济。怪不得《辽史》食货志说及“及至末年经费浩穰，鼓铸如旧，国用不及”。而金的纪录更低一筹。彭信威的研究，其通
货膨胀达６０００万倍。
29、贾似道买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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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奸臣传”一共四章，列举奸臣１５人，又包括他们的子弟等７人，一共２２人。内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确、章淳，也有怂恿徽宗挥霍的蔡京，和李纲为难的黄潜善和
汪伯彦，置岳飞于死地的秦桧，一意北伐的韩佗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兼都督的贾似道殿后。我们今日重新检阅他们的事迹，很难证实各人的“忠奸”，确如
作史者之所论列。但是以上１５人为当时人及作史者认为是舆论之所不容，则是事实。而且将他们摆在一朝国史之后，显然的已认为朝代之覆亡，应由这些奸臣负道义上的责任。
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并且他的姊姊贾妃有宠于理宗赵昀，又是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就入相出将，成为了一代权臣。他个人
爱声色，年轻时常在西湖上张灯作宴，晚年尚起楼阁亭榭与诸妾斗蟋蟀为戏。他在国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于１２５９年。当时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分到汉阳指挥军事。他密遣
使向敌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皇帝称臣纳币，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后来称宪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国争皇位，才仓皇许之。等到蒙
古兵北撤，贾似道虚张大捷，回朝进少师，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派人向南宋征岁币，来使反被贾似道拘禁。兹后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贾似道也真有粉饰太平的本领，于是又十多年，１２６４年度宗赵基嗣位，这已经是一个３岁不到的小皇帝。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师。１２７５年的春天，元
军（１２７１年蒙古才称元朝）已取得长江中游，伯颜的大军已向下游进逼，贾似道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此人后来率宋军参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还整备船舰芜湖
进出，可是他向伯颜求和既被拒绝，江上大军又不战而溃，于是只好遁居扬州。这时候临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纷纷请诛杀贾似道谢罪，执政的谢太后才将他贬官为高州团
练使。传统政治里的贬官逐放，常埋伏首狱禁之中暗杀的动机。本来写贾似道传记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结束。只因为贾似道是一个如此的奸臣，倒要写出来私自将他处死
的乃是志愿械送他的县尉郑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为千古读史者所传诵。
替奸臣说公道话，不是本书的目的，即暴露传统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们重新检讨历史之主题的所在。我们提出贾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国财政史和
经济史里一段重要的环节，不能为贾个人的行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
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２０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
而一个半世纪之后马可波罗在南宋覆亡之后３２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称为“行在”，马可波罗则译为Quinsai）他曾说：“毫无疑问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优
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威尼斯（也是当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离口的则是中国的
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经，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
马可波罗的叙述，有煽动性，一般读者怀疑他的浮夸。可是最近法国学者JacquesGernet将他的回忆和同时的中国文献如《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比较，又
发觉其中很多细节，可以彼此印证。他整理后，所缀成的１３世纪杭州，确是生动活跃，富丽繁华。迄今我们还能查悉当日通衢街道桥梁的名称，和巷弄里发售最优等纸扇的店铺
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１２世纪初年不到二十万逐渐增加，突破百万大关。而当日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不得了。所以Gernet发问：当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
最前进的国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６０００万，占地有今日法国面积之４倍，文化已到达最光辉的阶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上表现一种剧烈的挫折？
而其实Adam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２００年。他作书时也去马可波罗赞羡中国时约５００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国虽然在５００年前出人头地，兹后就无从继续其优
势。Smith并没有讲出当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经指出中国的法制，必有阻碍人民继续增加财富的症结之所在。
我们今日提出贾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
上述两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渐提及。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贾似道之犯众怒，
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
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宋史》“奸臣传”说到最后与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钥向临朝称制的谢太后责他应死，称：“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
。”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这事态之背景，我们又要从康王赵构南渡做皇帝说起。
赵构之成为日后的高宗，初时并没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应到金军里去为人质，只因父兄被掳，才自立为帝。除了哲宗遗孀所谓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认外，他的帝业并没有
任何合法的根据，在南方也没有权臣拥戴。他手下人既主战主和不定，他自己也无钱无兵，这也可以认为是宋朝过度中央集权的后果。所以他刚从扬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担任宫卫
警戒的军官叛变，逼他退位，而立他一岁多的小儿子为帝。等到韩世忠勤王，他才能复辟。并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觅海舟逃命，直到公元１１３５年在临安建太庙，才算
替南宋立都。当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剧盗的手里，高宗的军队大都由这些部队改编，当时戡乱及求和扰攘约十余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
化。
《宋史》“食货志”内中抽出的“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和“板账钱”为历史教科书前后提及。其实这代表朝代草创时筹款的办法。一般从既有的税额，增派附
加。初时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后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厅办事的手续费，与赃罚并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提出定期的供应，“每月桩发”。这些名目给南
宋政府一个立足的机会，却不是财政史内重点之所在。至李心传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时候，已是１３世纪，也是南宋的末叶。他还提及北宋初年，东南只向汴京每年供应２
００万缗。到他的时候，四川不计，东南的经制钱和总制钱已共达１４４０万。可是他没有指出的则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卖公地，以后则靠印行纸币，及向民间强买物资（和籴）
维持，迄至最后，１０００万缗只能买米一万多石，而政府也无从以税收及专利于盐酒矾茶平衡其开支。
南宋的纸币已经全汉升详细研究。即以会子（尚有川引、湖会和淮交分别行使于其他地区）而言，大概从高宗后一百年（公元１１６３－１２６３年）流通量增加３２．５倍
。但是会子原应３年一“界”，届期以旧币换新币，其中有以二换一和以五换一的情事，所以其贬值也应当积累的计算。可是有时政府也出卖金银使法币回笼，有时又新旧两界同
时使用，所以其法定价值亦无法计算。从全氏提供的资料看来，则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３缗为常情，１００年之后有提到３４０缗，７００缗及１０００缗一石的文字，其货币贬
值已超过３００倍。我们今日经过货币恶性膨胀的经验之人士或者不会对这情况认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纪市场狭小，交通壅塞的条件下，则已是一个极端的威胁。米一石要值
钱一百万，就足够骇人听闻。况且货币贬值，等于变相加税，其负担常转嫁于贫民。政府既捉襟见肘，对应支付的项目也只有克扣。全汉升就指出一个例子：１２３５年有一个朝
官辞督视军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货币贬值，军费短绌，因之督视与不督视，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志”里提到募兵，又有这样的一段：“所司莫能体上意，执
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言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辙载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女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途无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
入市。”这段文字作于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还说“官降钱甚优厚”，读者可以根据前后情形推断通货膨胀的一般后果。
贾似道买田的方案行于１２６３年，去高宗退位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军入临安也还有１３年。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洲
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１／３（即８００亩须卖官２００亩，１４００亩须卖４００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以金银僧道度牒（可免税也可
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买田的目的则是免除以后之造楮（即纸币）与和籴，预计所收租已能解决当日的财政问题。贾似道以他自己家产一万亩先倡。其执行的成果，
经过无数的抨议。今日只有周密所著的《齐东野语》内载的一段，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以一段极短的时间施行（半年之后即已买进３５０万亩）。技术上最大的困
难，尚不只于买田，而是买得这些田土之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方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贾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还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议就将官田赏与佃农而向他们
征兵。
但是这些官田始终没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赏赐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１００年后，朱明王朝也没有对之作合理的处理，仍成为日后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见于顾炎武
之《日知录》，也见于今人周良霄所作论文。
有了北宋与南宋两重经验，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
才有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之则引起代议政治
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与运动。
征之先进国家的成例，这各发展必待市民经济成熟，其组织结构能产生领导力量，成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欧洲的事例言之，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抬头。所以法国历史
家FernandBraudel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穿通一气，它本身即成为国家。”中国在２０世纪尚未达到这阶段，遑论１３世纪之南宋。至于旧式官僚机构，又与所掌握
的农村缺乏经济上严密的联系（有如封建或feudal）则很难确切的掌握其资源。最近英国历史家之研究，则发现都铎王朝及斯国亚特王朝时封建业已崩溃，资本主义尚未登场，皇
室以一种官僚机构管理地产，发生无数的技术问题，也不是贪污无能四字所可概括。如此贾似道身死家毁，已不置论，将他认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则又是以道德的名义简化历史。
今日我们重新检讨这段历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是也应当令人感到颓丧。我们要记着蒙古人于１２７９年灭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顺帝在徐达兵临城下时，
集三宫妃嫔奔漠北，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迹之所无。只是有了这些经验，明太祖朱元璋才拼命复古。他的财政税收政策，都以经济上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和
赵宋立新的精神大相径庭。这和我在“开场白”所说的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青”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不过这些环节都能够前后连贯。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读史，则更能体会中
国大历史的特点。贾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非穷究则难能了解历史中的纵深和曲折，因之也难看透中国历史长期的合理性。
30、道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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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９年元军与南宋的残余舰队海战于广东新会南之崖山。最后元军合围，宋左丞相陆秀夫负着他所立的帝丙－－一个７岁的孩子－－赴海死，宋亡。这不仅是一个令很多
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这划时代的１２７９年也给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伤心的一页。一般讲来中国都市物质文化在宋朝时达到突飞猛进的最高潮，兹后就再没有表现这种杰出
的姿态。在科技方面讲，中国的拱桥、建筑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透水的船舱、航海之用指南针、踏水轮之船舰、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的技术，而
极可能的炼钢炉及水力纺织机都已出现于宋代（后二者之图片，见于１３１３年之《农书》去宋亡只３４年）。抚今追昔，我觉得胡适所译拜仑之《哀希腊歌》两句，很相近的表
达了我们对赵宋王朝的一种类似的情绪。此即是：
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
为什么这一般好形势，不能继续？我们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到少数民族身上去。辽、金、元战时对中国的破坏，程度不深。战争一停止，也们也致力建设。如果说他们没有打开
局面，则在他们后面明清两朝也不能保持唐宋以来的高度进展。
这样一个庞大的问题，本身已抽象，当然各有诸子百家的解释。譬如英国的汉学家MarkElvin就认为传统中国农业生产，在技术上原有很多可以增进的地方，但是到了某各程
度之后，劳动力投入多，而增进的成果不成比例的上升，到后来劳力增加，收获只供食用，同时中国的经济过于庞大，也不容易作质量上的改进。这样的解释，不能说他不对，可
是很难令人相信这已经全部解答了这一个庞大的问题。
我的解释也只能跟随着本书纵谈大历史的立场，提出和前后文含接的两大因素。一则中国的财政无法商业化，因之传统社会，不能进入以商业法制管理的阶段。另一则是思想
上的内向，以理学或称道学为南针，先造成一种收敛性的社会风气，这两者互为因果，也都在北宋末年开始显示登场。
关于财政不容商业化，已在“王安石变法”一章论及。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官僚政治，无从个别的而且确切的保障私人财产权益。其背景则是以大量小自耕农作当兵纳税的
体制不能废除，中层缺乏有效的联系。既无财力遍设法庭，也不容各地地方习惯自创系统，同是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师。如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县级官僚万能，他们所能掌握的也是
简陋的刑法。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则靠宗法社会的家族首长支撑。不仅宋朝如此，明朝１６世纪的好官海瑞尚在他的文集里明写出：“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
屈叔伯，宁屈其侄。”这样一个法官，尚未开堂审案，就已将他自己的偏见明白写出，也只能在中国出现。其结果则是真理与威权，全是由上至下。负担最重的人们，也是最无力
负担的人们。而且这种体制，也靠均一雷同的环境作主：一有变态则毛病与问题更不可爬梳。前面我们已经检讨过宋朝的折税与和籴产生“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
于钱”的情形。传统中国又从未开设商业特别的法庭，商业资本不可能在这种环境里继续集累。因其缺乏组织与结构的纵深，商业也只能大体保持原始的农村内的企业形态。
于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长处有如经济多元化，中国则以普遍的种米麦备饥荒为着眼。长期如此，其生活程度不能增高，也无普遍的制造高级商品之可能。工资既无法增高
，也无发明节省劳力的机械之必要。这种种原因，限制高度的分工。最后担任科技之设计者一般为匠役，而不是有学识的专家。
我这一段仍在谈宋史，更要着重理学之兴起。可是刚一扯上这题目，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属于哲理分析的课程，很少人注重它是一种历史产物。
宋元理学，原称道学，《宋史》即有“道学传”。但是道学这一名词为时人取用，似在南宋。１１８３年吏部尚书郑丙上疏，提及“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
宜信用”。监察御史陈贾也对孝宗赵春说及：“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及
谓己独能之。”他们攻击得最严苟的对象，乃是朱熹。
然而朱熹继承北宋程颐之学。“道学传”就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而程氏兄弟又曾向周敦颐受学，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则间接的得自五代至北宋初
年一位神秘人物，世称“华山道士”的陈抟。所以以上诸人，而更有张载，因为他也极端的崇仰二程，都受有陈抟的影响。《宋史》“隐逸传”则说及“抟好读易，手不释卷”。
所以理学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在正心诚意之间加上了一段神秘的色彩，又归根于一种宇宙一元论，更提倡有一则有二，有阴则有阳，有正即有邪，都与这受学的源流有关。
朱熹是一个容易惹是非的人物。《朱子大全》里面有很多他自己做地方官的文件，里面看出他为人精细，处置事件也有条理，所以孝宗曾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是他
一列于庙堂，就品评是非。朱熹初年秉承他父亲的遗志，主张拒绝向金言和。后来他却反对韩佗胄的北伐。可是他又不像孟子一样的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而标榜“言规恢于
绍兴之间（１１６２年前）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１１７３年）为邪”，这已经将一个技术问题当作一个道德问题。他在１１８８年谏孝宗：“陛下即位２７年，因循荏苒
，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这已经相当唐突。而他接着以解释皇帝之无成就乃是修养的功夫不够。“无乃燕闲蠖蠖之中（退朝无事的暇时），虚明应物之地（心灵与外办接触
时），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以致“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他的建议则是“愿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天理耶？人欲耶？”
这段文字充分的表现着一般理学主静主敬的态度，也强调着个人心情凝静时，在思想与行动“将发未发”之际，不可错过机缘立即求善的重要。其宗旨与周敦颐所说“寂然不
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接近。这类似宗教经验的虔诚感应，在朱子看来，与大学所说的“正心诚意”可以融会贯通；也和孟子所谓“养气”互相发挥。但是朱熹不以为这种
方法出自个人经验；他也不以之对皇帝作私人的忠告；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为一辈子及以下所有读书作官的人必所遵循。
１２世纪至１３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一段艰苦的局面：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经险
象环生。而以财政上这紊乱为尤著。朱熹指出这些弱点非不真切。同时他做地方官的记录，也证明环境需要破除陈规，以便对专门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他不强调这些技术上的
因素，而偏在半神学半哲学的领域里做文章，因此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
周密说到宋亡前夕，一般崇拜道学的人物之作风：“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杆边者则为鹿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物丧志；留
心政事则为俗吏。其所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这些人的功业则是“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
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最后则“其后至淳祜年间（度宗咸淳，恭帝德祜，包括元军入临安前十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
为道学君子也。”
又加以传统政治制度的设计，采取间架性，真理由上而下，皇帝的面目为“天颜”，他的命令则为“圣旨”。朱熹之所提出，事关整个儒家经典所综合之枢纽。既见于他的奏
疏，也闻于他主讲的经筵（皇帝座前的读释经史）。朝廷无法等闲视之。要不是全部支持它，就要全部否定它，因之也给朋党斗争留下了一种工具。朱子历仕高宗赵构、孝宗赵春
、光宗赵淳和宁宗赵扩四朝。每朝之间他都产生了大小的纠纷，要不是得罪皇帝，就是冒渎重臣。所以他被召之后又外派，刚作殿前文学之臣又作宫观的主持人。最后他在宁宗朝
得罪韩佗胄，落职罢祠，于１２００年逝世。道学也一度被赵宋政府斥为“伪学”。可是１２２４年赵昀继宁宗为帝，是为日后之理宗。韩佗胄已早死，理宗自己又崇拜朱熹的著
作，他曾说：“恨不与之同时。”于是追赠朱熹太师，又和周敦颐二程张载同从祀孔子庙。兹后朱熹所注的四书，也为历代开科取士的标准，他也可以说是继儒家的正统。
理学迭经现代学者研钻。周程朱张的学说出入于形而上和形而下，而以张载所谓太虚无形，气有聚散，朱熹综合前人学说，阐扬气与理之构成各物最为中外学者称道。因为所
叙牵涉哲学，也近于各个人的人生观，我们不能遽尔说它对与不对。而且它在好几个世纪使中国大多数学人相信儒家的伦理观念不仅有自然法规的支持，而且本身就是自然法规，
我们不能不赞赏它力量之庞大。可是我们在２０世纪末期，正在清算传统的政治设计，亦即一种主为法制与经济的体系，必先以抽象的公式造成，由上层机构赋予下层的办法，不
能不对和这种设计互为表里的思想系统彻底批判。
理学或道学将伦理与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为一体，在１２００年前后仍与欧洲思想界不分轩轾。可是欧洲在１６００年前后已将有关于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划分清楚（此亦
即JosephNeedham所谓naturallaw与lawofnature不同），而在中国则二者依然混同。以朱熹作总代表的理学或道学不承认宇宙间各种事物有他们力所不能及，无从解释的地方。冯
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内１１至１３章，摘录以上诸人语录１９８则，每则都出于肯定的口气，似乎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在他们确切掌握之中。这种态度无疑的已受当日皇权万能
的影响（参阅“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一章），即此一点已与科学精神背驰。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与具体之物混为一谈），只能美术化的彼此印证
，不能用数目字证明。其结果则有如Needham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推广FrancisBacon所说认为现代科学实为不断的怀疑persis-tentdisbelif之成果。）
而本书曾指出中国的第二帝国（隋唐宋）表现一种开放性格，第三帝国（明清）表现一种收敛性，同时文化的风尚，已开始内向，其实后者思想上的根据，已在理学或道学肇
始。
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作中下级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汴接近，又受他们推荐。二程兄弟都曾任朝列，程颢与王安石口头冲突而被逐。程颐与苏轼不合而被流窜，死后被夺
官。张载也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以疾归。朱熹之不见容于南宋朝廷，已如上述。即与他同时的陆九渊（时人不以他是道学家，在《宋史》里他的传记独载于“儒林
传”），也因事被给事中所劾。骤看起来，他们的思想应当在政治上代表一种在野派的倾向，可能掀动一段新思潮。可是实际正因为赵宋在政治经济与法制之间找不到一个具体的
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领导人物才反而求诸己，希望增强道德。如他们之所谓主静、主敬、慎独，以及上述“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都不外传统“克己复礼”之方式
，首先则内向，次之则以他们注释的经典为万能，于是造成一种正统的风气。即是朱子之道学问，仍不外以外界的事物，“证明”他自己过去诵习诗书的信念并无追求真理之决心
，与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他们虽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子注重身体力行，并没有将他们的言行造成一种思想上的系统，认为这是一切
真理的渊薮等情事。
周程朱张的学术思想，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因其目的则是韩愈所提倡的“卫道”，所以不能不取防势。张载所说：“吾道自足，何作旁求”已经表示其保守性格，程颢所
害怕的也是“正路之榛芜，圣明之蔽塞”，仍表示其不能采取主动。所以他们虽构成思想上的一大罗网，其中却缺乏新门径和新线索，可以供人发扬。朱熹集诸家之大成，他将人
欲构成与天理相对的一个负因素，最值得注意。严格言之，则是人类的欲求与自然法规是对立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有毛病，所以他对“食色性也”一段添注：“甘食悦色固非
性，而其‘天则’，则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此说亦是。告子却不知有所谓‘天则’，但见其甘食悦色，即谓之性也。”这种解释牵强犹疑，已与他以上作说对立的观念相冲突）。
我们姑不论其正确与否，将人欲与天理对立，即表示意识型态之粗线条，也还是揭橥著至善与极恶、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如此也难怪当日法制不能展开。朱熹作地方官，就执行“
人子不蓄私财”的原则，这也难怪程颐于１０８６年差判登闻鼓院，辞不就。他的理由是：“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礼。”于此已不经意的表示任司法较讲学的为卑下，而
两者也有互相冲突的可能。
我们不能认为周程朱张应对宋朝的覆亡负责，他们的思想狭义的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杀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编制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今日
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
31、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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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教学历史的人想给初学者若干指点，使他们能看清今日中国的兴衰与过去两千年来特出的人物与事迹，有前后贯穿的关系，可是一提起元朝就不容易着手。刚说原始资料
，则《元史》《元典章》和《元史类编》等等，已经给我们志不在作元史专家的透不过气来。此外蒙古的《黄金史》（已有汉译）也要与中国方面的资料对看。而现代学者的专题
研究，尚不尽见于中英文，多数物仍为俄法德日文，也不是专家以外如我等敢于随意涉猎的域境。
过去历史教学的办法，或是强调元朝之缺乏文治；或者着重成吉思汗的武功。例如提到前说，我们常听见蒙古人以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论调。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即有蒙
古皇帝不识汉文，他们自己也由权臣推戴各条。况且他们又分全民为四等，一为蒙古，二为色目（即各色诸目，以中亚腹地突厥回纥党项各种为主），三为汉人（北方人，包括女
真人高丽），四为南人。还有按职业分，僧道高于官吏，儒生低于娼妓的说法。而番僧则尊为国师，理财者则又都为聚敛之臣。这样的说法不是完全不对，但是过于简化历史，过
于倾向笔记资料，容易由事实而遍近传闻，终至于失诸谩骂。元朝人之种族观念，事诚有之。可是刘秉忠、姚枢、许衡以文学侍从之臣替世祖忽必烈创设典章制度，史天泽、董文
炳为元朝开国打江山前后数十年，范文虎以宋朝降将征日本又失败之后仍以中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行政院秘书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可见得汉人并未完全被歧视。即到后期汉
人难于在朝中执掌大权，可是在御史台以监察官的身分纠举蒙古色目大臣，仍毫不假借，也有实效。而贺惟一做到御史大夫和左丞相也算是位极人臣（他末年不得善终是元朝朝廷
的政治问题，与种族无关）。
如提到蒙古人之武功，诚然也有脍灸人口的故事。成吉思汗和他子孙征服的地区横跨欧亚，世界历史里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这方面固然是由于１３世纪欧
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一方面也由于他铁木真的组织天才。当时蒙古人人口，不到两百万，但是分成无数的
部落，动辄自相厮杀。铁木真以联婚拜盟袭击征服的不同方法将他们归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型的庞大军事机构，于１２０６年得到各酋领的公认，被加上一个成吉思汗的头衔，较
之希特勒之为日耳曼民族的“领袖”，要早七百多年。
成吉思汗领导之下蒙古全国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各部队领导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兵士极能刻苦耐劳，马可波罗说：“他们
之能接受艰苦，世间无匹。他们能够一而再的几个月没有食物全靠牝马的乳汁和弓箭所猎取的禽兽为生。”又说：“如果在特殊环境之下，他们可以一次驰骋十天不食人间烟火。
”如果我们觉得这段文字夸大的话，则《元史》“太祖本纪”里记另一酋长的故事，也有“中道粮绝，捋羊乳为饮，刺橐驼血为食”的叙述。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无大小行李，
兵士只带皮囊盛水，也利用之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
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更因为当日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兵威
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敌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行动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不盲目的施行残暴政策
，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藉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极度的残忍。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放谣言，并且驱送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恐怖的空气
。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手段立时停止，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
这个１３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品物，不留恋于豪华的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生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的动机使后人不易猜测。西方的书籍一致传说他曾对人称：“人
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克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可是这种恣意的态度与他严格的纪律能放能收的御
下办法很难并存，也和他建立４个汗国的宗旨相违，中国方面的资料无此种记载。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攻占燕京之后，移麾西向灭西辽，再进兵陷花刺子模（一个突厥人种的王国，在今日苏联属下的中亚），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于
里海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事带到欧洲。可是成吉思汗席卷河北、山东及山西北部，并没有消灭迁都于汴京（开封）之金。《元史》说他临死时遗言假道于宋以伐金。他在１
２２７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他去世之后他的子孙灭金，进兵于伏耳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乌克兰首都），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正要向西欧发展的时候，１２４１年年终大可汗窝阔台
在蒙古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了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西欧于是才松一口气。而蒙古人之西侵也在１２４１年达到最高潮，以后再未卷土重来，当时认为奇迹
。现在从各种迹象看来，则是蒙古人发展过快，占地过广，成吉思汗的子孙繁衍过盛，他们的大帝国无法固定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各王子与军
官已经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
可是我们讲到这里，也会遇到技术上不少的困难。以上到底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抑还是中国史与世界史上相衔接的一部分？成吉思汗虽然采用辽裔金臣耶律楚材的劝阻，没
有将华北“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他到底没有对中原的文物感到兴趣，燕京则被他破坏。即算今日我们应当尊重少数民族对历史的贡献，也到底有限度。我们是否能把这样一个草
莽间的人物以征伐为能事，又曾未履中土，当作民族英雄看待？
铁木真或成吉思汗之为元太祖，只因为他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开创了一个元朝，是为日后的世祖。他也尊奉祖父为“圣武皇帝”，又直到建立太庙之后，才援例称成吉思汗为太
祖。可是《元史》的作者，就索性把他写成一个中国史创业之主。以“夜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形容他母系祖先之怀妊，也用“功德日盛”、“有人君之度”的形容辞，修正他的个
人性格。此外成吉思汗所立家法，称为yasa也音译为jasagh。波斯的史官曾说这法律“涉及任何情况，在每一种情形之下，都有处置的条例”。《元史》虽提及“扎撒”，始终没
有解释是何物，倒又盛称“至元新格”和“风宪宏纲”等中国式的法律。成吉思汗又制定大可汗不仅是东方之主，也是西方３个汗国（即在中亚之察克台汗国，波斯之伊尔汗国，
和俄罗斯之金帐汗）的元首，其产生由皇室会议之称“忽烈而台”者选举，《元史》也未说及。１２６０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帝位，显系违反家法，因为当日皇室会议已公推他的胞
弟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兹后兄弟还用兵４年之久，而《元史》里面的“世祖本纪”只描画上一段“诸王与大臣劝进，帝三让，诸大臣固请”的传统公式。可见得明朝人之修“元史
”，崇奉忽必烈为世祖，成吉思汗为太祖，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性，甚至抹杀史实，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写为中原的汉人。
而且今日提到成吉思汗还可产生一个现实的国际问题：蒙古人不仅分居于内外蒙古，也仍在苏联境内保持了Buryat和Kalmyk两个自治共和国。一般说来，这四个地区的人民都
奉成吉思汗为民族英雄。苏联一方面好像在替外蒙撑腰，一方面却又不准许外蒙颂扬成吉思汗。美国作家HarrisonSalisbury说：“爱国的俄国人恨着成吉思汗，好像他的入侵，还
是昨日情事。”还有一些苏联人骂起１３世纪的蒙古人来，索性把２０世纪的中国骂在一起，还憧憬着一个“黄祸”的面貌，在欧美各处宣传。其原因则是成吉思汗所建四个汗国
两个在今日苏联境内，而尤以金账汗国辖莫斯科及基辅，盘踞了这个地区近两上半世纪（１２４０－１４８０），很多苏联人不仅以为羞辱，而且因此历史的发展阻碍了俄罗斯向
西方的接触，成为日后文化上落伍的一大主因。
可是本书站在今日中国局势业已明朗，在一种雨过天青的情形下讲解历史（见“开场白”及“澶渊之盟”的首段），则用不着窜改史实，也无须回避。成吉思汗的故事可以列
入世界史，也可以列入中国史。如列入世界史，我们可以揣想虽在１３世纪大戈壁沙漠的四周干旱的地区就已达到了当日生活方式所能供应人口的限度，因之产生内外的不平衡，
才鼓励蒙古人以他们原始而粗蛮的谋生方式向外发展。只是成吉思汗一经发动这种运动，则不知如何住手。如果这题材列入中国史，则成吉思潮上的故事只是元朝登场的背景，不
是其实质。
至于我们想确定元朝在中国历史里的地位，则我们所知道的粗浅知识，也能供我们钩画一个大轮廓（历史是继续不断的，专家的准备工作也永无止期，我们也不能等候材料之
全备）。
从本书以上各节看来，隋唐宋组成的第二帝国带开放性（财政税收与军备越做越大，经济也随着扩充），相对之下，明清组成的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元朝是一个短朝代，处
于二者之间，只能在历史上完成一种过渡期间的任务。所以在很多地方，元朝表现其双重性格。另方面它也能继续引用技术上的长处，维持造船业，提倡海运，促进国际贸易，修
筑经过山东高地的运河，使用火器，以互相交换的方式利用中国和波斯的工程师去设计炮弩，以驿马传递消息，加强东西文化的交流，用郭守敬和贾鲁讲求水利、测验日食、改订
新历；一方面已开始显示其保守性，有如开始第三帝国之重农政策，禁蒙古人航海经商，在华北组织管理人民之“社”，将人民区分为“军户”与“民户”，注重职业之遗传，提
倡道学（详本书“道学家”一章），文官考试时以“朱注”为主（朱熹所注解的经典，只有《春秋》得用左传等解释，《礼记》得用古疏注），如此都替朱明王朝的保守性奠立了
基础。
要追究这双重性格的由来，我们仍要从忽必烈说起，他是元朝真正的创业之主。
成吉思汗逝世之后，大可汗为忽必烈之伯父窝阔台。窝阔台在位１３年，继位的大可汗为他的儿子贵由。贵由在位３年，后继之大可汗为忽必烈之长兄蒙哥。以上均经过“忽
烈而台”的选举程序，前两次在蒙古国都卡拉科伦（汉名和林）举行。最后一次虽在金账汗国的区域举行，事后各王子贵族仍在卡拉科伦聚集，以表示其选举之合法。忽必烈不仅
不依此程序，而且卡拉科伦被他永久的放弃，他日后称开平（今日内蒙古之多伦）为上都，燕京经他重建之后则为大都。皇帝每年春夏在上都，秋冬在大都，其他元朝的皇帝也都
如此，为成吉思汗制度内之所无。
原来蒙哥为大可汗时，即有将南方领域整个支解的企图。１２５７年蒙哥自领军入川攻重庆，皇帝忽必烈则攻鄂州（武昌），另一支军起先也由忽必烈出名统帅，实际率领者
则为兀良合带，他曾于１２５３年由甘肃经西康入云南，当日则为南诏。忽必烈北返之后，这支军队留置南方，由兀指挥，此时也可以弟支应。如此可以将南宋西部截成数段。不
料１２５９年军中疫疾流行，蒙哥死于合州（四川合江）城下，蒙古军将整个攻势放弃，宋朝才延长寿命十多年。
原来蒙哥的布置，以幼弟阿里不哥在国都镇摄。此人与皇室诸王权臣接近，也有西部汗国的支持。忽必烈则多年在华北主持民政，信用中国儒臣，与蒙古主流相去至远，不算
能得人心。所以“忽烈而台”推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忽必烈尚在开平，他就自立为帝。所称“俯徇舆情，勉登大宝”，并且以阿里不哥“反”，诏谕天下，只有在中国方面有宣传
的功效，不能得到蒙古人的同情。而且蒙哥的遗孀－－忽必烈的长嫂，尚站在阿里不哥的一边。
忽必烈的政策是南守北攻。他一面派人与南宋的贾似道接触，企图讲和，一面送高丽世子王典回国立他为高丽王以加强侧翼，对蒙古的贵族与军人则竭力拉拢，以金帛相遗。
《元史》里有赐各王及先朝皇后的文绮银两的数目，并称“自是岁以为常”。因之当日的措施，也成为日后的永久政策。
忽必烈的贬抑汉人，让蒙古色目抬头，可以说都在此时不久肇始，禁人民携带兵器，则在即帝位后宣布，他的财政税收政策尤受这北方牵制的影响。这种个人种族与国策穿拖
一起的关系，迄忽必烈之余生，从未终断。阿里不哥于１２６４年兵败被擒，忽必烈免幼弟一死，西部汗国有些从弟侄辈也向他表示名义上的归顺，但是侄子海都始终不承认忽必
烈的地位，他在中亚纠集蒙古王子五十余人，与元军作战前后几四十年。１２８７年还有一个成吉思汗兄弟这四世孙中做乃颜的，也与他结合，在今日中国之东北向上都东西夹攻
，一时情势严重。忽必烈已年七十四，仍御驾亲征，有些将士尚从南方调来。１２８９年海都又犯边，皇帝又亲征。所以我们议论元世祖及元朝的创立，也要把这因素一并加入计
算。
32、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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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非多数民族之福。只是如果他们真能以“无本身利害”及“不无端干预”的立场，扫除辽金南宋以来的积弊与苛政，却也不失为在中国历史上的
一种贡献。我们仔细读忽必烈的传记，无法断言他没有这样的心肠。他作的《下江南檄》就指责南宋的通货膨胀为苛政，他也曾下令，禁止买卖滥估价格，也曾将赋税降低。他之
禁止军队滥杀戮，废止辽金以来的酷型，革除了宋朝黥面的粗蛮办法，都具有改革者的作风。而且南宋以来有些地主收流民为客户，既把他们当作佃农，也把他们视为农奴买卖，
忽必烈也下令禁止。马可波罗亲眼所及，也盛称元世祖注重农事体恤贫民储备饥荒等等善政。我们再看在他手下任要职的一批汉人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们都有扶助明主的抱负。
明太祖朱元璋对蒙古人无好感，他手制《大诰》就道德指斥“胡元制主”的不当，但是他的帝王庙，仍以元世祖的神位与他选定的其他４个帝王，即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
太祖一起享配，他自己也到他们灵前行礼（他之崇拜这些人，并不是盲目的。他以前也享祀隋文帝，后来却又将其灵位撤去）。
但是忽必烈的志趣，不一定是他的成就；他的作为，也不一定是他留下的传统。
忽必烈登皇位后对于军事上的指挥已有重要的改变。他以军事行动为政治上的手段，不像成吉思汗一样，以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亲自率兵包围
卡拉科伦。然则即使在阿里不哥这问题解决之后，他就未曾再亲临南方前线。攻宋以水军为主，军事也大多用汉人，船只则大部造于汴梁。他原来拟用史天泽为统帅，但是史以年
老辞，改用伯颜，是因为伯颜不嗜杀人。蒙哥所用战法，至此都已放弃。忽必烈不冒险攻坚，不轻举急进，不专事破坏。他之围困襄樊，费时四年半（１２６８年夏迄１２７３年
初），不到这汉水之上的重镇攻陷，他不以大部队冒险深入。在这些地方，忽必烈总表示他筹谋全局时以南方的办法对付南方；北方的办法对付北方。因之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座挡
箭牌，防制了蒙古人对南方的荼毒。他对能知政事高达的诏谕里明指出：“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即此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了他自己的立场。不过他自己为蒙古人，
又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不愿像拓跋宏那样的汉化（详本书“北魏拓跋氏”一章），在军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可汗的地位（最少要防制一
个竞争者使用如此的名号），更不得不拉拢蒙古人。他所赐“先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贵族的金帛，数目丰厚，终生未除，也都是这种妥协政策下的产物。关于用人一事，他在１２
８５年谕右丞相安童：“此事当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朕自决。”而安童本人尚是蒙古人中较开放者，受汉人儒臣尊敬。皇帝还要如此向他开说，可见忽必烈想要
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是遂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为难，不如我们所想像的得意称心。马可波罗已经提及蒙古皇帝统治下的大多数汉人对他的种族政策不满。现在的美国作者
JohnDardess而说他用人时，按种族分为四级，实在是“超国籍”的办法，虽然他也有事实上的根据，这种说法不容易为中国一般读者接受。
不过有了这些矛盾，我们即要以领略到历史上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背景，而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上讲，其进度也不相同，要在同一的体制下存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色目人之被引入事端之中，则因为他们大都是中亚腹地土著，如过去之苏定安种及刻下的回纥，都以经商著名，也成为蒙古人的经纪。然而海报牧民族所掌握的产品无非牲口
马匹皮毛。这些产品要能有利的推销于市场，纯靠专门的商人批发垫借，代他们主持。很多色目人即长期与蒙古人交往，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与兵器，在蒙古人占领中亚之后
，很多尚成为各地的承包纳税人，他们也随着蒙古军事政治力量之扩张进入中土。
以上如许复杂的因素，很容易使元朝的财政税收处于不利的状态。我们还不能忘记，蒙古人在１２３４年才灭金，忽必烈在１２６０年才称帝，１２７１年才称他的政治组织
为元朝，１２７６年元军才入临安，１２７９年才消灭了南宋最后一重抵抗，统一中国。这从华北进展到华南中间也近于半个世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金与南宋之覆灭，也都与
它们的财政破产有关。所以忽必烈始终没有接收过一套有系统和有成效的财政税收组织。
严格的讲来，元朝的财政税收，也就是没有组织与系统。《元史》“食货志”说：“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税，
此仿唐之两税也。”
所说内郡即是华北，其原则即是按户或按丁抽税，同等税率，不计内部详细家资之上下。虽然其户又析为“丝银全科户”及“减半科户”等四类，后又划分为八等，其基本原
则不变，即每类每等仍按一定的数额纳税，骤看起来，其税率甚高，如“包银”每户四两，后减为二两。而实际则所登记之户并非一户。董文炳为县令时即“使民众聚口而居，少
为户数”。因之世祖统一全国时，登记的户数逾１４００万。而整个长江以北不及２００万，其中约一半为“五户丝户”，他们所缴的赋税，已配给于蒙古的贵族。
然则情形尚不如是简单，HerbetFranzSchurmann的研究，华北在元世祖忽必烈掌握之前，并无有效的中央政府，而是全民被分为很多的“封禄”，元时称为“投下”，隶于蒙
古贵族之下，中央政府成立这后，才逐渐的将财政税收集中。可是内中有很多特殊的户专对某某贵族履行种种不同的义务，迄未革除。例如朝代中期，还有贵族领有“采珠户”３
万户的例子，看样子也不是真有这么多的户口采办珍珠，而是他们有集体供奉珠宝的义务。又如很多漏于登记的户口，查出后编为“淘金户”，也不是实际上强迫他们去当矿工，
而是课以一种高税率的财政义务。
华南的税收则是计亩抽税，宋朝的底账在临安接收之后，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朝时其数目字即已模糊。元朝除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征实物外，一般按底账纳钞。忽必烈在几
年之内骤得江南，又要笼络人心，所以一般折换率都对纳税人有利。其受实惠者则为地主而非贫民，而南方人所纳赋税较北方人为低，也迭经有正义感的官员提出。
在元世祖忽必烈的领导之下，有一批色目人，一再提倡“核算钱谷”。有如回纥人阿合马替世祖理财２０年，他增加新税收，核实发现隐匿，为皇帝信用，做到中书平章政事
，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实权，有派遣手下官僚到各处勘察的权力，为正规的廷臣年不满，直到他为人谋杀之后忽必烈还将凶手明正典刑。又等到阿合马及其手下人贪污枉法的情事为
众口一辞的揭举，皇帝才命令发墓戮尸。又有汉人世荣和西番人桑哥也企图替忽必烈加强财政的管制，也遇到类似的命运。桑哥得意之日，各处替他立“德政碑”，后来他为众人
攻击，一个近臣尚且向忽必烈进言：“今日百姓失业盗贼峰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元世祖才先后判两人死刑，他们的手下亲信也被惩处，连以前作桑哥政碑
的翰林也被波及。所以赵翼指斥“嗜利”的实为世祖本人，因为他“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始终”。《元史》的编者则把三人列入“奸臣传”内。我读中国历史尤其留
心财政史几十年的经验，则觉得元朝财政税收亟应整理，同时其国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当日专制皇权之下，由二三悻臣主持，必无好结局。而这时候“天下骚然江淮尤甚
”，以至“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也不能说全是诬陷之辞，没有事实上的根据。不过归根结柢，这种种情形还是由于当日无法产生一个确切核实的
会计制度，所以“宽仁”则一切马虎，“务实”则下端的残虐无法遏止，很难说得是个人的错误，只是忽必烈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大政治家，他又亟于要在各方讨好，才不惜归罪于
少数的臣下以保全自己的名誉。
这件事情也终忽必烈之世尚没有着落。１２９１年御史台奏言：“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余三十年（应作三十余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拯，而其余党公取贿赂，民不
堪命不如罢之。”皇帝的旨意则是“议拟以闻”，可是以后也没有确切的下文。
所以忽必烈遗留的一套财政机构，既不副实，也很紊乱。耗费于王公贵族之私囊的既多，国库的收入就受影响。所以除了上述３个“奸臣”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以外，还
要靠以战时姿态于法外征集人员与物资。中统正元间他发的钞票还不算过多，继位的皇帝就不能再保持这种纪录，终演成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这种情形也解释了元朝不能成为一
个有主体性的朝代之原因，同时也留下了朱元璋必须以铁腕开创他的系统之背景。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也经后人议论，现在看来，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的真理。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任为官吏，与他们同信条的
人民就容易治理。所以他早年求“闻学才识”的读书人，也遣人在各处寻访“医、儒、僧、道”。刘秉忠已出家为僧，他又叫他还俗，给他复姓赐名，参加枢密院（一个军事机构
）的会议。他在１２６５年接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告教皇，派一百个天主教的长老僧侣，帮助他管理一个日形壮大的帝国。南宋覆亡时在临安降元的是
幼帝赵□，当时５岁不到，以后定居大都，也承忽必烈照顾。当时赵□１７岁，世祖命他到土番学佛，可惜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此人的下落。
迄至晚年忽必烈改变了他对各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喇嘛教的声望逐渐抬头。其实土番喇嘛僧八思巴之尊为国师，事在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即忽必烈开始做皇帝的时候
。他曾替忽必烈创制蒙文字母，得到皇帝的信用，他以后辞职回国。我们还不能确切的断定为什么喇嘛教初时并不显赫以后地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元史》释老传说：“及得西域
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可能说是因其有实效而见重。但是攻占临安之后，儒士不能抬头，也可
能有关。此时可注意的则是以前在他身边占重要地位的汉人如姚枢、许衡、史天泽、刘秉忠和董文炳都在此时前后去世，以后世祖虽说往江南揽访人才，他却再也没有廷纳汉人有
如款待以上诸臣者。他还再三说江南官太滥，终忽必烈之身，他未曾开科取士。元朝的吏治，吏重于官，这也经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御制《大诰》中提及。
元世祖还有一段事迹，在历史这发展上相当的重要，此即是他的两次攻日本。
第一次的远征，事在１２７４年，当时南宋尚未完全崩溃，元军以朝鲜为基地，参加战役的蒙古及高丽兵２５０００人，用大小船８００只。他们占领沿海的几个岛屿之后于
十一月廿日在九州北训之博多湾登陆。日军已在当地准备停当等候援兵。当日作战胜负未决，夜中台风来袭，联军决定撤退，一时秩序紊乱，结果淹没海中者达１３０００人。
第二次远征，事在１２８１年，南宋已被消灭，远征军的数量大为增加。蒙古与高丽军四万人乘船９００只，由北循第一次路线进发，南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领，共十万人，
都系中国人。其船只３５００艘，由舟山群岛起航，是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庞大的渡海部队。两军在九州西北角汇合。沿海的岛屿毫无抵抗的被占领，远征军就在博多湾上
陆。但是在第一次战役及第二次战役之间，日本的镰仓幕府已动员在元军登陆处建筑了一座长堤，限制了上陆部队人马的活动，战事由六月延至七月，胜负未分，八月初又有台风
来袭，船舶倾覆者不计其数，远征军的将领数日后乘巨舰逃回，被遗弃的士兵被日军在滩头围剿，被俘的蒙古人、汉人和高丽人不分畛域的被斩首，迄今博多湾今津及志贺岛尚有
所谓“元冠冢”，南人之余存者约二三万则被发配为奴。《元史》“日本传”称“盖行省官（忽必烈已预先立日本行省，其长官包括蒙古高丽汉人南人）议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
”。朝鲜方面的史料称丧失的兵员在一半以上。《元史》则说中国方面参加的１０万人，只有３人逃归，连这３人的姓名也记入《元史》中。日本方面的资料则称蒙古的轻骑兵不
能与日本装甲的士兵对比，同时中国方面的队伍士气低落。这两次战役也创造了日本人“神风”的传说。
日本人两次的将忽必烈派去的使节斩首，又两次的使元军远征惨败，他不得不准备第三次远征。一时中国和朝鲜的海岸忙着造船，水手被征集，海盗受招安，囚徒出狱投效，
军队发遣分配。１２８５年冬，政府预备由长江出口米１００万石往朝鲜囤集，好像第三次攻势已箭在弦上。可是“世祖本纪”在翌年年初的纪载称：“帝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
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民船。”在下这决心的时候忽必烈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然则他在中国领域以外的发展，如在安南和缅甸，以及最后的攻爪哇，也都
没有显著的成效和结果。在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清：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其动员既如是的耗费，而人民也要被强迫在他
们生活领域不能习惯的方向进展，所以很难能持久。
我们检讨这段历史之余，就觉得虽在７００年后人今日想写一部详尽的传记包括忽必烈之一生，仍有相当困难，他的心理因素复杂，有些不见于原始资料。可是要概括元世祖
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则不难。他和其他创造中国朝代的人物一样解决了当日一大部分问题，可是也制造一部分新问题（这也是大历史着眼之处，不然中国的历史就不会贯穿各朝代
的前后联系）。他不仅统一了从五代十国后期就已分裂的南北，而且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也比较稳健温和。和他作对的侄子海都就曾和其他王子立誓不改变成吉思汗的传统
。如此我们也可以说忽必烈至少缓和了蒙古向外发展的残暴。只是蒙古人认为他的汉化过度，中国人则认为尚不够。这也是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同时管理草原文化与中国精密耕作而
产生的文化之共通体制，因之忽必烈到处妥协，他留下的传统也没有真实的力量。
33、元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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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顺帝值得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讨论，不是因为他之个性和作为，有特长之处，倒是由于他处境之特殊。元朝一共有１１个皇帝，第一个皇帝世祖忽必烈从他称帝之日算起，
在位３４年（之先的１２年不称元朝）。兹后的９个皇帝一共只经历了３８年。而最后的一个顺帝却又在位３５年。这３５年内，元帝国由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终至土崩瓦解。最
后明军之北伐，如摧枯拉朽。元朝的覆亡，与其他几个朝代类似。只是通常我们看到异族入主，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强悍的骑兵南侵，所向无敌。这次却以多数民族为主，以长江以
南为根据地席卷华北。元将或死或降。最后顺帝直到通州失守，才夜半开大都（北京）的建德门北奔，时为１３６８年，也是明洪武元年。两年后顺帝因痢疾死在内蒙古之应昌（
多伦北），他的后妃皇孙全部被明军俘虏，只有太子率十余骑遁去。明朝认为妥欢贴睦尔在国破家亡之前夕，不背城一战，而决心逃窜漠北，是为“顺天命”，所以称他为元顺帝
。
传统历史家以“朝代历史”为着眼，顺帝御宇的３５年元朝的统治力量与威望都已江河日下，总不外“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必然后果，那么也就没有如何值得琢磨、切磋
之处了。我们不以为每一朝历史尽是他朝之殷鉴。在前述特殊情形这下，倒也有机会看出中国传统政治的真髓。而且失败也不一定是由于错误，有时某种人文因素在某种环境之下
注定的无法顺利的展开。我们看到一个少数民族虽获得政治领导权而不愿迁就于多数民族政治体系之需要，其统治不能长久。我们虽一面以今日的眼光批评这种体制（因为这是今
日读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要把今人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一方面却也领悟到当时限于组织上技术的能力，选择的机会至少（不然我们就不能了解何以历史不能缩短，何以中国
不能超次越级立即进入现代）。
接着元朝的是朱明王朝。洪武帝朱元璋很多的设施，今日看来是极不合时宜的，而当日他偏要那样做。也只有将隋唐宋元的历史一口气的看下去，才能体会到他的处境和我们
不同，而此中的背景，元顺帝的一段也不可少。
从顺帝的本纪我们不容易看出他的个人性格。传统的作史者，也有把他写作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的情势。比如说：他喜欢田猎，有一次猎于柳林，凡三十五日。他也有西僧教
他“行房中运气之术”或称“善秘密法”。若干私人留下的笔记说他和喇嘛僧有公众的淫行，甚至牵涉官员妻女。他也在国事蜩螗之际，于内苑造龙船，“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
一百二十尺。”又造宫漏，“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罕有”。此外他教宫女使用各种乐器，在赞佛前舞蹈，都是他“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的证据。这种说法，与记载其他很多
亡国之君的行止，如出一辙，其真假不论，只是要将元代之覆亡，归咎于最后一个皇帝之缺乏道德责任感，就有歪曲事实的嫌疑了。
妥欢贴睦尔原来是元朝宫廷政治的牺牲者。他以先朝皇帝的长子被流放，首先住在朝鲜北部的一个岛上，次安置于今日之广西桂林，他曾读少量的汉文书，但根柢不深。１３
３３年他１３岁突交好运，被几个权臣迎接出来做皇帝。但是起先７年他完全受制于立他的伯颜（很多蒙古人用这名字，此非灭宋之伯颜）以及当时的太后婶母不答失里的势焰之
下。１３４０年他才利用伯颜之侄脱脱（也有不少的蒙古人用这名字，详下）策动政变，将伯颜及不答失里流放，自主的做皇帝。从他的形迹看来，顺帝是有权能的政客，适于生
存，富于弹性，愿意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或一种机构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种仪节，却又经常出席经筵听儒臣讲解诗书。在他手下蒙古
人和色目人占上风，他却援引一个汉人贺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贺说这些职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则赐贺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职位，并且诏省台官兼用南
人。他的本纪里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辞。他对臣下的谏劝接纳与否，也不追究进谏人，我们想象以当时宫廷处境之艰难，妥欢贴睦尔只能将就现实。他固然没有领导能力，可是
不是他的机警圆滑，也决难在位如是之久。
顺帝的处境，简略言之，即在元世祖的时代就已排定妥。忽必烈一心要保全蒙古人血统与语言的完整，这在中国以小自耕农为社会主体，实行官僚政治，利用教化作为行政工
具的条件下，就已经格不相入，即算忽必烈没有种族主义的心肠，他的政策已经有了种族主义的后果。并且在无形之中，已经将蒙古人的部落思想，带入大都的政治里去。甚至成
吉思汗的家法，以“忽烈而台”的选举方式产生大可汗，也给元朝政治留下了一种不良的影响。忽必烈自己的称帝，已经违法，以后皇位的继承人也预先立为太子（甚至弟兄互为
皇帝与太子）。可是新皇帝在上都登基，蒙古的宗藩诸王具在，并且每年春夏要驻留上都，要是某一派系的坚决反对，即侥幸在位亦难长久。这也和专制时代天子出诸天命是人间
最高的权威观念相冲突。况且元朝的皇后，依成例有她掌握的户口钱粮，有下属的职官，更足以代表她出身的门系之利益。这些条件都促成宫廷政治的不稳。顺帝以前的９个皇帝
之内，英宗和明宗被弑，顺帝只９岁，在兵变时不知所终，宁宗只６岁，在位两月逝世，至今历史家还怀疑他死于非命。以上还没有算到成宗与武宗间的安西王阿难答。他也和顺
帝一样被簇拥到大都，只是刚称摄政，还没有做皇帝，就被执押解到上都见杀。
自从世祖忽必烈之后，元朝只有一个皇帝，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此即是顺帝的祖父后来称武宗的海山，他在１２９９年率领元军到中亚细亚与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作战。后者始
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元朝为合法，甚至元帝纵是中国的天子，也不是蒙古人的大可汗（详本书“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末段）。他纠集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后裔，一度将两方之间７０万的
人口驱逐到中国境内。海山镇漠北之后两年海都去世，他的联盟瓦解，海山又继续执行五年的扫荡工作，永远解除了元帝国在西北部所受的威胁，才回上都做皇帝。因之在他手下
立战功者，产生了三位权臣。一是燕贴木儿，一是康里脱脱，而最后一位则是上述的伯颜，燕贴木儿和康里脱脱都是色目人，属于中亚的突厥语系，而伯颜属于蔑儿吉角氏，虽是
蒙古人，不属于元朝皇室的正统。在１３３３年武宗早已去世，元朝的皇位也经过很多的周折，可是这时康里脱脱已经早死，燕贴木儿虽然也参与拥戴顺帝，而且将女儿立为顺帝
的第一任皇后，他自己却在顺帝正式登极前二月去世，再二年之后，他一家全被清算，其中伯颜的力量为多，因此伯颜成为顺帝朝中惟一的跋扈权臣。
顺帝登极不久，伯颜以太师为右丞相，封秦王（据说那天秦州地震），以后更废左丞相，自此独揽相权。德国汉学家HerbertFranke说：“他确定的是反对中国人的，因此他
就与年轻的皇帝冲突，而皇帝倒倾向于臣下对中国传统多少有些关心的蒙古官员。”
可是妥欢贴睦尔１３岁做皇帝，１５岁亲眼看到他的皇后被伯颜牵去处死，他的同情和倾向，在他登极首七年之内，也不会发生任何实质上的作用了。
在伯颜的主持之下，元朝废科举。这种公开的考试制度在元朝本来发轫已迟，直到１３１５年才第一次举行，去开国已５５年，并且其条制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科，汉人南人
另分一科，因此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国３％，其分配名额倒有总数５０％。并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数例外，一向都是蒙古与色目人包办。至此连这种考试刚行２０年，也一并停止，
以后入仕禄除了少数由学校生员出身之外，就靠父祖的勋绩荫官，或以吏员补官、或以卫士久侍近闼升官了。
伯颜又以汉人造反，重申汉人高丽人及南人不得执兵器之禁。《元史》说他曾提议杀张、王、刘、李、赵五姓人，读来好像不近情理。可是他又确曾以顺帝名义下诏：“汝宁
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拘捕之法以闻。”而更不合情理的，则是他又禁汉人学习蒙古文及色目文。一方面元朝法律有明
文规定：凡五品官以上所进表章都要以蒙古文为正本，汉文为副本。
伯颜于１３４０年败后，他好多措施都被放弃，譬如科举又已恢复。只是有些原有种族上不平等的法令，依然存在，例如“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
有司”。又如“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汉人死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这类条文与元朝及顺帝全始终。我们今日提出这些文件，也不专在替汉人鸣不平。（因为鸣不平没
有浓厚的历史意义），而是指出元朝人不明了中国官僚组织的真性格，因此也不明了他们自己所作所为的真实意义。
从长远看来，要是蒙古人决定了他们自己统治者的地位和色目人的次要地位，都应长久的保持，有如世袭的阶级，则他们的政治体系也应当构成“封建”形态。这也就是说，
自始就以地方分权的办法，听任宗室王子主持他们采邑内部各种民事刑事，王室只要求他们供应军事上的人员马匹，并且按时进贡，然后各采邑才能彻底的举行次层的封建，这样
才能将全社会构成一个金字塔的模样，全民都有尊卑长幼的序次，而且通过遗传，永不更动。更之地产也要与政权不相划分，经理人员则为武士，如此才能防制社会的流动性摇撼
全部体制。同是享有特权者，也各有他们在社会里固定的功能。日耳曼之部落在中世纪以前征服西欧时，就用这种体制，产生了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且维持好几百年。可是事实上
忽必烈的组织系统，又采取中央集权制，不仅地方政府分为路、府、州、县，官员由大都委任，而且再由中央派出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元史》里面的“百官志”，
名目浩繁，共有文散官四十二阶武散官三十四阶，依原则各官按品级都能互相交替，甚至“投下”（贵族的食邑）也由中央政府设官分职的看管，佛教的寺院成了贵族出纳款项的
银行。于是食禄的贵族全无责任，反因他们利薮之所在，开倾轧争夺之门。
蒙古人倾向实际，不耐心于中国传统政治的道德观念和抽象原则。殊不知官僚政治虽有无数矫揉伪饰的地方，其提倡对自身的约束和对人的揖让却并不是全部做作。并且这种
道德观念确是各人衷心奉行，或者只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压力没有实际的区别。在当日无法将亿万军民个别的管理得全无差错的时候，这些抽象原则之精神上的力量仍不可忽视。最
低限度它们维持官僚体制上逻辑的完整，间接培植着民间对朝代的信心。一般说来，蒙古人不能体会到这种文化上的因素是一种行政工具；语言上的隔阂，无疑的有决定性的影响
。即算对儒家思想最为崇重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朝也不过由皇帝的命令将《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译为蒙古文。以双方心理上和社会习惯上的距离之大，
其隔阂不能因此弥补，当时汉人留下很多蒙古人不通文墨、他们不屑与之为伍的纪录。其实官僚不能朗诵诗书，皇帝的圣旨以俚语抄传，本身不一定成为行政上的差错，但是集体
的讲则是这些因素在中国特殊的环境里，构成统治者不能赢得被统治者自动合作的关键之所在，伯颜不过将这鸿沟更加显明的公诸众览而已。
中国的好几个朝代，都有“中兴”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军制和财政税收，到中期已失时效，中兴需要一番挣扎，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过社会的
中层（中国作家强调“士大夫”，外国作家则指名为“绅士阶级”）才能透入到基层机构的民间里去，这时候不是朝廷的一纸通令可以达到目的，也不是全靠军事行动所能生效，
民间对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断言蒙古人的元朝没有通这一磁。要不是过去的纪录太坏，人心离散的话，顺帝这一朝，有脱脱（此是伯颜之侄非康
里脱脱）的领导力量，修辽金宋三史，修贾鲁河，使黄河入故道，又有扩廓贴木儿的军事领导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国珍降伏，恢复海运，看样子并不是全无中兴的希望。
顺帝朝覆亡的近因，由于财政破产，政府所发的纸币贬值，灾荒时无法适时救济。１３５１年农民叛变，延及今日的安徽河南湖北各处，将南北的交通截断，于是盐徒张士诚
乘机占领东南产米的地区，海盗方国珍则阻止了向北的海运。元军能作战的只有孛罗贴木儿和扩廓贴木儿。后者原名为王保保，因他姑父察罕贴木儿作义子才取蒙古姓名。这时候
元军也就是就地招罗人马、饷馈士卒、收纳叛军。孛罗和察罕又因争山西的地盘内讧而动干戈。那原来以强悍称的蒙古骑兵和探马赤军（蒙古以外的人种所组织）这时何在？一个
最简捷的答复，则是几十年来，他们只有特权，没有经常的功用，大部人员脱籍改行，所存在队伍也多虚籍，而且饷项也没有经常的供应，不仅中国的腹地如此，内外蒙古的根据
地也一时动员不起来。一个显著的例子，则是农民军有一支其领导人称为“关先生”者，以游击的方式，先攻保定不下，就西向取大同，又出塞占领上都，“焚官阙，留七日”，
后来更入东北，至辽阳涉高丽，再折回又威胁上都，最后才给孛罗贴木尔南击降，可是如入无人之境已６年。
元朝的最后十年内，宫廷多阴谋，能作战的将领则被处死，也和多数民族所主持之朝代覆亡如出一辙，最后只剩了一个扩廓贴木儿（他的名字意为青铁），朱元境也称他为“
奇男子”，可是为时已晚，只能随着“北元”的流亡政府效忠于塞外。
中国的“第二帝国”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和隋的经营，有了唐朝的发扬光大，又经过五代十国的地方分权，和宋之再统一。元朝的试验，又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性的结果。等到朱
元境组织明朝时，他一方面好像行动自由，全帝国由他摆布；一方面他的视界也仍受近千年来历史衍进的限制，因之他的作为，也仍无法超时代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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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祿山之叛唐及其餘波，擾攘達七年之久，不是當時發難的人和對方所能預測。從短時期和近距離的資料看來，這事件應當可以防範，既已發生則應迅速解決。
安在中國史書裡稱為“營州雜種胡”。實際他父系祖先出自蘇定安（Sogdiana，中亞腹地今屬蘇聯），母系則為突厥，在當日中國的邊區，他的背景並不算特殊，營州則為今日之
熱河。當他在范陽（今日北京附近）發難的時候，已有很多中國文臣幫他策劃。他統率的部隊十五萬人，以一日十里的行軍速率南下取洛陽。唐朝各庫房的兵器多腐朽不堪用，民
兵也沒有訓練，此時的“府兵”也多數已成具文，不僅各處沒有“勤王”的行動，安的部隊還有向淮河和漢水發展的趨勢。所以安在公元７５６年的年初自稱“大燕皇帝”，已有
將唐朝推翻的模樣。
可是叛軍沒有立即西進，給唐軍一個在潼關地區增強防禦的機會。這時候郭子儀和李光弼又從山西進兵河北，重新光復很多州縣，忠於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機策反，有佔領整個“
敵後”的可能。只是玄宗朝也沒有利用這種機緣，皇帝的敕旨首先就將守潼關的兩個將領－－封常清和高仙芝－－以由陝縣退卻的罪名判死刑，次之又將一個老病而無心戰鬥的哥
舒翰推上前線，又不讓他堅守潼關，以待河北官軍擴張戰果，使安祿山腹背受敵，而強迫哥舒翰倉卒出戰，以致一敗則不可收拾，安祿山因此入長安，郭子儀和李光弼的側翼行動
也不能生效用，只好由河北經晉陝向甘肅撤退。
倘使這時候皇太子忠王李亨也隨著玄宗李隆基入蜀，以後的發展，還可更不能逆料。實際上經過馬嵬驛的兵變，楊國忠被軍士胡亂的殺死，楊貴妃在眾人威脅之下由玄宗命令縊死
，史書上留下一段“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的情節，於是玄宗南奔，不久就被“尊”為太上皇。太子則北上，一路收拾敗兵流卒至甘肅之靈武，文武臣不及三十人，也通過群
臣勸進，“六上箋，上不得已，乃從”的公式，即皇帝位，等於宣告玄宗已經沒有用場，他就取而代之，因此他就成為茲後歷史上的肅宗。靈武的新朝廷收容了郭子儀和李光弼的
部隊，又以和親政策，得到回紇的襄助，以一年三個月而收復長安，又一月而收復洛陽。
安祿山已在肅宗發動攻勢之前被他自己兒子安慶緒的手下人謀殺，安慶緒則在由洛陽退返河北之後給安祿山手下名將史思明所殺。
史思明也是“營州突厥雜種胡”，他在７５７年殺安慶緒之前，曾率手下八萬眾降唐。肅宗明受他降，暗派人刺殺他，被他發覺。所以他又自稱“大聖燕王”，又再陷洛陽。以後
在與官軍作戰不利時為他的養子史朝義所殺。史朝義則被部下李懷仙所殺，事在７６３年，自此，安史之亂，才算結束。當時玄宗和肅宗都已相繼去世，史朝義傳首京師之日已是
代宗李預的一朝，他也是唐代面臨這次變亂的第三位君主。
我們今日在二十世紀末期重新檢討這八世紀中期的一段史實，很難在倉卒之間，得到確切的結論。前人留下了很多論說，有如《舊唐書》責備楊國忠，說他以便佞成為宰相，頤指
氣使，等於逼著安祿山造反。 “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為名”，也說及玄宗任人不當。安祿山“性巧黠”，又“厚賂往來者”，玄宗就讓他為盧陽、范陽、河東三節度使
，又讓他兼閒厩隴右群牧使，樓煩牧監，以致將邊區蓄養戰馬的權力都斷送到他手裡去了，再聽任他以蕃將代漢將，一步一步的鼓勵他造反。更讓安祿山拜自己為父，楊貴妃為母
。 《資治通鑑》還提及“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祿山，使宮女以彩輿舁之”，玄宗為之賜貴妃洗兒錢，於是弄得宮庭內外和朝堂上下不成體統，好像這些事也是安史之亂的原因之
一。也有些史家認為任用蕃將是一種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為李恐怕文臣入相出將，與他爭權，所以慫恿玄宗任用蕃將，好在他們缺乏中國文人的涵養不能在朝廷裡做大官，不
料將國防重任交給他們，反為他們所製。
以上各種解說，都有牽強附會的嫌疑。真與失真不說，其提出的見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傳聞來解釋很多組織上與製度上的大問題。
玄宗於天寶年（７４２年）置十節度經略使，規定十個國防區，共有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是個在紙面上講來非常宏大的計劃。以前各邊鎮的兵力游離不定，這時候人力
資源的分配有如現代軍語之所謂“建制”，已賦予固定性質。可是我們仔細看來，則又知道這種堂皇的計劃，仍犯著“官僚主義”的毛病，不能離開“金字塔倒砌”的“間架性設
計”，以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去籠罩真人真事。如以言人員，則此時府兵制度大致已成具文，卻又沒有完全放棄，邊區士兵大部由於招募，稱為“健兒”與“曠騎”，自７３７年之
後一律長期服役，其中多數則是蕃人，有些還帶私馬。有如７４７年高仙芝出蔥嶺，“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安祿山防區最成問題的則為契丹及“匈奴別種”之奚，他們經常
與安所屬的官軍作戰。而安祿山叛變時其南下部隊卻有大量的契丹兵和奚兵，後者即在長安出現。他既曾邀準玄宗以蕃將三十餘人代漢將，可見得他組織的雜牌部隊，以蕃兵為主
體已非一日。如言馬匹，則除私馬之外，政府並未如若干歷史資料之所稱，控制大量之戰騎。 《新唐書》“兵志”說：“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
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也就是以賣官鬻爵的方式攬絡少數民族控制的馬匹。王忠嗣也是與安祿山大概同時的節度使，他的傳記裡也提及，“至互市，轍高償馬直，諸蕃
爭來市”。他在兼任河西隴右（寧夏甘肅）節度使的時候，就將原任可東朔方（山西陝西）區域的馬九千匹調到兼任區域，也可見得政府所牧馬匹有限。再談到給養，則邊軍所用
大多得之於屯田。長安附近一帶在玄宗初年常受天災，食糧供應不及，甚至朝廷也要遷往洛陽就食，這進修穀物的供應，大都出於華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帶。玄宗中期以後，情況
好轉，北方的稅糧改用絹布交納，但是物資仍是由各地匯集到京畿地帶。雖然我們無法確悉當日補給情形，各項紀錄卻沒有一個由中樞作主，統籌支配這十個國防區補給的記載。
至安祿山之叛變已成事實，《舊唐書》“食貨志”雲：“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眾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更
可見得平日兩京物資不用以供應邊防，如果經常支用時，戰時只會加強其出納，而不致另出主意，以令人民買僧道度牒，即是出資捐買免除賦役的執照，以作籌款的方法。
所以從各種跡像看來，邊防司令官之稱節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機智和統御經理的能力買馬招兵，屯糧制械。除了少數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貼外，一般以防區自給自足為
原則。越像安祿山這樣的人物，“解六蕃語，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詳情，洞悉人力和物資之所在及徵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塗蟲，他早知道安祿山能幹，足以獨當東北
軍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祿山必反。
這當中也產生一個國防組織與文官官僚組織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勢：邊防著重實際情形，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區以疆域大、資源活用為有利（安祿山外其他節度使也是一
個統轄數區）。司令官以職業化，長久留任，與當地民情風土融洽才有功效。簡而言之，這是一種需要組織重點，能夠發揮迅速確實的功效的一種結構。全國官僚機構的組織則先
以仁義道德的立場，造成行政的邏輯，一意保全大體，願意犧牲局部。在這種前提之下，人事關係之合宜，超過對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樸雷同各種職位互相轉讓互相交換
，不容許任何一方面突飛猛進。即在安祿山叛變之前，這兩種組織精神相反，已經有了不能並存的趨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邊區表現才幹，回頭到長安卻被貶屈或不如意。
張守圭在幽州掩飾戰敗。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也有楊國忠為他掩飾，反敘戰功。即是前述抵抗安祿山的戰略失宜，也仍因軍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滿足政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亂
可以看作這兩種體系的衝突所引起的一場變亂。
長安的政府也早洞悉這中間的蹊蹺。李林甫為相的時代，就開始以文人在京“遙領”節度使，而在當地另由武臣實際掌握一切。只是這種辦法，只能裝飾門面，不能消釋內在的衝
突。至於“蕃將”，則不是問題的重心。他們的出現無非顯示官僚機構與軍事組織格不相入。以外國人任高級將領，反可以緩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為高麗人，李光弼為契丹人
，哥舒翰為突厥人，並沒有因此滋事。
至於安史之亂經過七年多，則可見得擁蕃兵造反，易放難收，當日作戰的方式是縱容士兵掠奪，一經開始，也不可能由高級的意旨結束。雖然原始資料沒有適當的紀述，我們也可
以想像安慶緒著人謀殺安祿山，史思明之殺安慶緒，史朝義之殺史思明和李懷仕殺史朝義不僅是信人恩怨，而是叛軍的組織中必包含著多少的矛盾。這也和李唐皇朝內種種黑幕相
似。肅宗作太子時，就受玄宗猜忌。他雖在光復長安之後，迎太上皇還都，但是後來聽任宦官李輔國之議，遷太上皇於西內。 《新唐書》的“宦者列傳”即說“玄宗以遷崩”。官
方的紀載則是玄宗與肅幾乎同時去世，相去只十二日。這還不算，代宗李預之即位也要殺張皇后除宦官李輔國。此類事情既重疊不斷的發生，我們也不能僅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
須指出中國傳統政治，所想控制的過於龐大，引用的原則過於簡單，當中籠罩著很多不盡不實之處，真有人事衝突時無法圜轉，而只有起極端，甚至親屬也成世仇。
我們在一千兩百多年之後，也可以看出安祿山的叛變，表面是被剿滅，實際上是兩敗俱傷。唐朝的文官制度，經過武后和玄宗間的慘淡經營，漸有頭緒，東南的物資，至此也能供
應朝廷所在的地區，但是企圖組織北方的國防線的計劃，卻經過此次變亂而永遠無法實現。安祿山叛變的根據地，有如《新唐書》所說：“付授叛將，護養孽萌”，“訖唐亡百餘
年，卒不為王土”。有了這段事實，再加上以後五百餘年的歷史紀錄，我們也可以相像安史之亂不僅是當日“九重城闕煙塵生”，而是隨著這次事變呈現了一串嚴重的問題：中國
的後方，有如裴耀卿對玄宗所說：“江南戶口多，而無徵防之役。”而北方的國防組織，則因為戰馬的需要，光是“精密耕作”不能保證其供應，而必須配入“廣泛農業”，也就
是要包含畜牧。因其範圍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數民族作為組織上主要成分之一。這兩種體制，是否能夠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樞掌握？而這同一的中樞是否即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組
成？ “大歷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國”，包括隋唐五代和宋。其歷史的重心所在則是解答這一類大問題。
22、“藩鎮之禍”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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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小學歷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鎮之禍”。但是對其實際情形則又茫然。我想今日一般讀者的觀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則是大批讀物缺乏緊湊的綜合敘述，只是提出一大堆
人名地名，使讀者無所適從。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觀點，已不符合現代的眼光。現在讓我作一段簡單的介紹：
所謂藩鎮之患，開始於安祿山叛變之後。起先只有“河朔三鎮”，此即是廬龍（今日北京及沿長城一帶）、成德（稍南與山西毗鄰的地區）和魏博（渤海灣迄黃河以北）。每一個
鎮（有時也混稱為“道”）轄五、六州或十餘州，約佔今日三分之一個行省的面積。每一個鎮的首長即是“節度使”，也就是軍事首長，兼理稅收民政。安史之亂既平，朝廷無力
追究其組織系統，只讓一批降將，統率這些地區。於是這些地盤，都成世襲。各使在境內自派州縣官，自行徵兵抽稅。他們一離開任所，就自派“留後”，也等於副長官和繼承人
。有時他們也用進貢的方式，向朝廷呈獻一部物資，但是稅收及其軍制，則自行勘定。其中也有軍士驅逐他們的領導人物自立首長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事後追認。而這種獨立
及分化的運動，延佈到今日之山東、河南及安徽邊境，甚至長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節度使乘朝廷軟弱而效尤。
这藩镇之患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事迹，则以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两朝最为显著，他们之前朝廷对这些藩镇无力过问，德宗开始不承认各藩镇的世袭；宪宗则有系統的用軍事力量削平
藩鎮。他們是祖孫，中間一代為順宗李誦。但是順宗即位之前，即因風疾不能發言，在位只八個月即傳位於憲宗，與所敘無關。所以這段歷史事蹟發生於李適與李純兩帝之間，在
公元８００年之前後約各二十年，共歷時約四十年。
中樞企圖削平各藩鎮的計劃不容易生效，是由於皇朝本身沒有兵力對付，只能藉此削彼，讓各藩鎮看清他們除非聯合抗命，否則只有被各個擊破。於是他們互相提倡“合縱”和“
連橫”的政略和戰略，以對付長安的皇室。這種分裂運動於公元７８２年達到最高潮。反抗朝廷的節度使推極北的朱滔為盟主，稱大冀王，其他各稱趙、魏、齊王。至此他們也還
是只有宣告獨立，尚無向唐室進兵的準備。直到李希烈於７８３年從淮西（今日河南之東南角）攻占襄陽和開封威脅洛陽，稱楚帝，才使朝廷震動。朱滔之兄朱此，過去曾自動的
提倡尊王攘夷率領唐兵與土蕃作戰，這時閒居在長安。德宗也相信他與各人的叛變無關。不料有一支從西北調來戡亂的軍隊在長安叛變，他們與朱此有舊，也推戴朱此為他們的首
領。於是德宗倉皇出走，避難長安西約二百里的奉天。朱此在長安稱秦帝，且曾一度圍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陸贄的建議，對造反各臣除朱此暴犯陵寢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在７８４年所下制稱：“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禦乖方，
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並所管將吏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此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不
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斃，朱此兵敗之後落荒而走被殺，朱滔亦氣綏而死。只是他們的失敗，並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孫替代；或為自己的部屬取而代之，其獨立與分化的情
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據一鎮達十世以上，歷時數十年之久。德宗則“自經憂患，服為姑息”。
憲宗實際上繼德宗登極。他在祖父行退讓政策二十年後又發動削藩。西川節度使劉辟驕騫，憲宗派兵討伐後將他削職。夏綏留後和鎮海節度使拒命反都被斬首。只是憲宗鑑於德
宗之失，行動比較穩健。不在兩線作戰，不令意存觀望的藩鎮事先發生疑懼。他之平淮西，費時五年，最後指揮戰局的司令官於雪夜行軍出敵不意將對方一鼓成擒。 ８１９年平盧
（今日山東）之李師道反，其部下叛變將之檻送京師，至此為唐代削藩事業之最高峰。元和一朝（憲宗年號）唐室號稱中興。然則好景不長，翌年憲宗李純即為宦官所弒。後來德
宗想要加強中樞的軍事力量，組織“神策軍”，以宦官統領之，初時不過保衛宮廷，只因神策軍的給養補給遠較其他部隊為優，於是很多邊軍，自願“遙隸”神策。朝廷又常派宦
官為“監軍使”去視察其他部隊，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憲宗末年據說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這樣的結局。
藩鎮的問題，牽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處置所能解決。憲宗死後才幾個月朝廷派往成德與幽州的節度使，或被叛軍謀殺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亂也無成效。於是長安的政府
再度承認現實，讓河朔三鎮自行其是。至此全國劃分為四十個到五十個“道”，其疆域數目也經常變更。各地節度使實際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異。所以藩鎮的問題，
始終沒有解決。只是長安的朝廷內宦官廢立君主，朋黨混淆政局，茲後還要面臨流寇之如黃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視藩鎮為“患”為“禍”了。
現存有關藩鎮之患或藩鎮之禍的資料，大抵根據“朝代歷史”的眼光寫成。我們在一千兩百年後，如果將過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質問唐朝中葉之後是否應當繼續存在，甚至中
國在第九世紀是否應當保全統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視作當然，對於藩鎮問題必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７８０年德宗用楊炎之計，行“兩稅制”，等於放棄以往均田、租、庸、調、府兵等等“間架性設計”的組織與製度。唐朝初年的興旺，由於起先地廣人稀，下層結構緊湊簡
單。於是繼太宗李世民之後，武后則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規模的組成新官僚體系，擯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將地方官的職權推得到廣泛的區域。其執行時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
數學公式。其宗旨與傳統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習慣符合（唐朝的皇帝都稱聖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只是經濟蒸蒸日上，人口移動，各地區條件參差不齊，技術管制的因素也趨繁複。這種種變態，也正是以間架性相始終的文官組織力不能及之處。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戶政策已經
使官僚集團和團結動搖，東南的物資由水運至長安，便開爭鬥之門，邊軍用募兵，購馬戰馬又要切實顧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軍事配備脫離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則是在極
權政治之下，統計數字與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農村組織為單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盡不實之處，易為一村一地容納遮蔽，不致牽一發而動全身。一到人員與物資叢集，各種因素
互為關聯則其權利與義務無法交代時，必在組織中發生分裂作用。
兩稅制出於當時的需要在新體系之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互相磋商，決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貢獻。既是承包製度，則節度使必須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區內部人事的權力。可是這
種種以地方作主的辦法，在中國歷史內向無成例，而且民智未開，商業組織幼稚，又談不上代議政治，於此就造成一種尷尬的局面，引起職業軍人之抬頭。
這當中的衝突不僅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之爭，更因傳統的統籌辦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與新型財政的重點主義衝突。這也就是說，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
面則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實際。楊炎雖作兩稅，仍著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書度支總統焉”一句話包羅殆盡。後者則可以劉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將財政片面商業化，
將貨物買賣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兩人著眼之不同，雖同在中央服務，終造成兩個水火不容的體系，以致劉晏被楊炎讒殺。當日藩鎮之自主，也有趨向財政實用主義和重點
主義的模樣。怪不得很多節度使對劉晏之死提出抗議。九世紀的國防也有了相當的變化。威脅北方的突厥，業已中衰。吐蕃之為患，端在蠶食疆土，很少大規模的內犯。回紇則既
在邊區經商也間行剽竊，李唐王朝也用和親及互市的方法籠絡之。只是這些部落逼近長安，中樞責無旁貸，西南的南詔不足成為嚴重的問題。東北角之奚及契丹，則是鞭長莫及。
過去的經驗，以官僚機構的方式對付這少數民族的問題，不僅經常坐失機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樞的責任觀念與形式主義所蒙蔽，有時逼著少數民族造反。
《舊唐書》和《新唐書》的“北狄傳”都說安祿山事變後，奚及契丹，就沒有在河北地區發生大規模的騷擾。兩史都說各藩鎮本身利益之所在，他們既勤派斥候與巡邏，也不無端
尋釁去覓軍功。所以從這角度看來，各藩之獨立自主，也融合於一上將邊防問題合理化解決的趨勢。所以牛僧孺就說，只要這些藩鎮能捍禦北邊，他們對朝廷的逆順，已不是重點
之所在。
我們從各種跡像看來，河北在九世紀好像已成為農業與畜牧混合的經濟區域。確定的證據尚待繼續蒐集，但是《新唐書》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舉割據河朔三鎮及山東平盧的世
家二十家，內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紇，更有契丹、胡及高麗各一家，他們都有中國姓名。奚兵則已在安祿山叛變時在長安出現。朱此手下的驍將李日月也是奚人。
歷來中國與北方民族作戰時一個重大的弱點，是戰馬不繼。因為農業倚賴精細耕作，務必人煙稠密，村舍鱗比，在此環境內既缺水草，又將牲畜馱載重物，其馬必至駑下。可是九
世紀的各項紀錄提到河北各鎮，則顯示其騎兵佔優勢。而韓愈文稱“冀北馬多天下”，其馬匹之出現為“群”。廬龍節度使劉總於公元８２１年棄官為僧之前曾供奉朝廷馬一萬五
千匹。 ８２２年幽州節度使朱克融也稱進馬一萬匹羊十萬口，雖說後者未必確曾奉行，但是這些跡象，表示當地社會經濟情形非常特殊，已無可置疑。有些歷史家就認為當日河北
是一個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同的社會。
綜合以上各種情形看來，唐朝後期之有藩鎮問題，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驚訝的則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繼續達百年之久。陳寅恪的解釋，則是朝廷能繼續以東南的物資支
持西北的邊防，只要這歷史上的任務繼續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繼續存在。我們也可以說一定要到中國的國防重點由西北移至東北，以前為邊患的游牧民族被新興的外患所替代，而
這新興的外患有如契丹之遼，其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備有農業的基礎，中國才會出現一個有競爭性的體制，與之周旋，北宋就在這條件下誕生。在過渡期間，“藩鎮之禍”只是
新舊交替之中發生的一種特殊現象。
再籠括敘述一次：這期間最大的變化為土地佔有變質，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國家經濟不能繼續，稅制也放棄以前按人口水平徵取的原則，而滲入累進稅，徵取的範圍包括間架（房
屋地產）、除陌（在預算裡強迫扣除）及徵商等等名目，其詳細辦法由各地自理，軍備則一般上漲，這種種情形，是社會經濟進化的必然現象，只是已與初唐有很大的差別。對朝
代言，藩鎮誠然為患為禍，然則他們在歷史的長期發展過程中，也仍產生了相當積極的功用。因為新兵制和新稅制必要一個新的行政機構主持。藩鎮之職位世襲，他們的繼承人（
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為地方政權則不能完全漠視其地盤內特殊的利害，凡此都與文官制度的統籌均一雷同的原則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構成。而他們組織一種精稅的部隊稱為
“牙軍”，將他們統御的權力從節度使所駐在州輻射的布及於一鎮一道，雖說其稅收私自處理，大致仍採取“兩稅”的原則，這樣無形之中在技術上解決了很多極權政治不能解決
的問題，也成為一種新體系，以後通過五代的局面為北宋所接收，所以，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在“第二帝國”的歷史的演進中，曾產生推陳出新的功用。
23、黃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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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民變，通常在開始時，帶有幾分離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則是一般農民安土重遷，除非有劇烈的天災人禍，很少機會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鋌而走險。並且縱使他們被投入變
亂的大熔爐，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蒼天代黃天，彌勒再生等等傳說與觀念，發動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規模的暴動。又要待這兩種因素牽連在一起，醞釀到一段時期
之後，這民變才引導出來某種有跡象可循的社會運動，使人們能考究其在歷史上的真意義。
公元九世紀末葉黃巢所領導的變亂，不盡符合上述程序。雖說８７０年間，“仍歲兇荒人飢為盜”，曾構成變亂的背景，黃巢和他的身前領導王仙芝卻不能在蝗災所及的山東、河
南與陝西奠立反叛的基礎。黃巢曾一度稱“沖天大將軍”，也散放過一些謠言與諺語，去助長他的運動，但是宗教上的牽涉引用，卻始終不是他運動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沒有
全民動員，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併參與的徵象。
關於黃巢的出身，《舊唐書》只稱“本以販鹽為業”，還帶著一種輕蔑的語氣。 《新唐書》則說“世鬻鹽，富於貲”，已非一般貧販腳商。 《資治通鑑》更提出他“屢舉進士不
第”的背景。而且新舊唐書都把他與朱此並列，《新唐書》更標明其為“逆臣傳”，可見得傳統的作史者沒有把他當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書》又再說及：“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湊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蓋士不遑者之辭也。”只是其文字過於單簡，我們無法確定其“人士從而附之”
的實際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將朱溫，以後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經王賡武的研究，證明其並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書》所說不虛。
黃巢造反的事業，通過廣泛的區域，除在贛閩之間“形山開道七百里”之外，一般都不避通都大邑，也沿著巨流大川來往，所以他部下農民軍的成分，並不十分濃厚。看樣子他曾
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隊一經打散又能迅速恢復，所以他必經常收納討伐他之官軍的兵員。
公元８７８年王仙芝在湖北黃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長江以南，才使黃巢的運動徹底的展開。他於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於８７９年的夏天攻
占廣州。在這時候他還希望朝廷招安讓他做廣州節度使。只是此計未酬又加以疫疾，軍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廣州大肆屠殺之後，決心北返，路中不費力的取得潭州（長沙）。 ８８
０年初他曾被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所屬的沙陀（突厥語系）騎兵在湖北挫敗，但是黃巢仍沿長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終在採石渡江北去，兵力稱六十萬，實際上其數目無法
確定。又經過幾度迂迴之後，先佔洛陽次攻陷潼關，至此長安不戰而得。唐室的僖宗李儼，早已倉皇奔蜀。
黃巢佔領長安兩年半，稱大齊皇帝。是他事業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與長安人民的關係，一直沒有弄好，自己則放棄流動性，也無法開疆拓土，以致都城內的供應也漸成問
題。 ８８２年朱溫降唐。 ８８３年沙陀之“黑衣軍”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長安。但是黃巢即東奔仍與唐軍麈戰達一年，終在８８４年在夏天在山東兵敗自刎，離他十年前起事的
地方不遠。黃巢的部隊渡過黃河兩次，渡過長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馳騁，也並不是“如入無人之境”。他初期在長江以北，避免攻堅，只是掠地脅迫人民參與他的行動。他的戰
術，似得自王仙芝。 《新唐書》說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慶南昌岳州長沙一帶（唐時為和、洪、岳、潭各州）。其戰法著重保持堅強的中樞指揮系統，同時向數處派出搜索部隊，
如果某處敵方決心固守或準備迎頭痛擊即放棄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會一般防禦鬆懈，才給他有機會放肆。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為８８０
年年底之攻潼關。然則這時防禦軍的主體之神策軍，為唐室宦官掌握。神策平日的軍籍為長安富家子弟佔有，他們藉軍馬和製服裝威風，一到作戰臨時出錢僱貧羸之人替代。而且
潼關的防御也著重城樓，而忽視附近地形，因之也讓黃巢未戰先勝。
長安本身政治之混亂，也與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紀初期以來，有“北司”與“南司”的軒輊。北司為宦官的衙門，他們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適成立
神策軍，宦官取得兵權，又廢立君主，有逐漸組成一個軍政府，與宰相所率領的南司抗衡的趨勢。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８５０年以前約四十年，最重要的爭執為“牛李黨”。牛僧孺與李宗閔是同年進士出身，聲氣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力量
更是一脈相傳。李吉甫為宰相時牛僧孺和李宗閔曾在皇帝面前攻擊他。後來牛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後任宰相，也將父子以來的冤仇，牽扯到一起。除了他們個性與背景之外
，其政策與立場也有顯明的差異。以現代術語稱之，李德裕可稱“古典型”、“保守派”。他認為對藩鎮不可放鬆，一定要堅持中央的威信，在國防上也要對回紇和吐蕃採取主動
，並且排斥新進文官看不起由科舉出身的進士。牛僧孺可稱“現實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願在內政外交上另生枝節，牛李兩方既無合作與妥協之可
能，也影響到彼此的門生子弟。牛僧孺和李德裕在８５０年前後相繼去世，他們的爭執已成了往跡。但是朝中分裂如故。早在８１３年李絳即對憲宗李純說及：“朋黨言之則可惡
，尋之則無跡。”迄至黃巢佔領長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仍是門戶派別，各不相讓。
這樣一個分裂的政府賦予戰局的影響則是所有的軍事長官都覺得安全沒有保障，於是意存觀望，不願有功，但求無過。在湖北擊敗黃巢軍的劉巨容就是一個典型。傳說有人勸他乘
勝追擊黃巢，流寇可望全部殲滅。他即說：“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有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敵以為富貴之資。”他是否真如此直言，無法證實，但是這種
態度則極普遍。即派往剿伐黃巢的大員如高駢與王鐸，亦無不如此。所以戰場上謊報敵情，各路缺乏協同，預為流寇留出路，不令他們作困獸鬥，有戰果不擴張，有時不戰先潰成
為官軍一派普遍現象。因之政府陣容中留下了很多空隙。黃巢行動叵測，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勢限制，他能夠協定大部隊的行動，不可能沒有紀律及軍事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還
是歸功於對方的弱點為多。
以上各種因素前後重疊互相印證，使我們看出黃巢的造反與一般民變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與漢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異。農村問題與土地佔有，當然與大問題有關，可是不
是最重要的環節。九世紀的中國社會，以過黃巢的騷擾，並沒有完全崩潰，有如魏晉南北朝的階段。以後宋朝的重新統一，也全賴都市裡的經營，不需要在農村里改組。
可是黃巢的暴動卻徹底的暴露了政府機構間各種事物無法協定的真像。這種弱點也還是要追溯於稅收與財政。唐初的租庸調製，有如《新唐書》“食貨志”之所云，“以人丁為本
”。這樣的設計，假使人口極少流動，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們的文官組織，也是一個龐大的扁平體，其中各種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換。中唐之後，這種情形已經有徹底
的改變。楊炎的“兩稅”符合當時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諸一紙文書。這時候如何按畝抽稅，如何行累進稅制，如何徵收商人的資產稅，全靠州級以下地方官作主。地方分權的門
徑一開，即再無法統籌歸併，各道對朝廷的進奉也稱“稅外方圓”，也有“日進月進”。北方的藩鎮既獨立自主，一到九世紀初期全國祇有東南地區約佔唐帝國四分之一的地方還
向中央按時繳納稅務收入，北方約有四分之一地方則全不繳納，其他約佔一半的地方則繳納無定。地主政府的收支更無從復核。 ８３７年李德裕代牛僧孺為淮南節度使，兩方的交
代則稱有錢四十萬不對數。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採取承包製的模樣。 ８２１年鹽鐵使王播即一次進“羨餘”絹百萬匹。這樣當然談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難怪文臣之中有黨派之
爭，在這環境下皇帝也只有依賴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軍費，大部靠鹽稅收入開支，時人就說“天下之賦鹽利居半”。除了東南沿海之外，其他的鹽池鹽井都給各地駐軍專利。
財政與稅收缺乏規律性與統一性，其結果一方面是科斂重，容易激起民變，王仙芝作亂時其檄則稱“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黃巢與他同業鹽。在五代十國間為吳王的徐溫，
創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據浙江的錢謬也都一度以販鹽曾經為盜。可見得政府之專賣食鹽與人民生計攸關，其間處置失當就可以使這一項利源成為變亂的淵藪。另一方面的影響則是在
這財政混淆的局面裡，國計也受限制。李德裕企圖裁減官吏兩千，其原因也是“財日寡而受祿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為神策中尉（禁衛軍令），《新唐書》“食貨志”也歸結他
的行動為“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並且黃巢亂後，他又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爭兩池鹽利。兩池的收入向來為王所掌握，他只每年向朝廷
歲貢鹽三千車。這時田募新兵，希望收回鹽利給餉。王重榮一怒之下，又進兵長安，引起僖宗李儼再度出奔。
從以上各節綜合看來，黃巢的變亂，證明內地的集體安全，需要一種新的體制，也與財政稅收息息相關。這時候長安的唐帝國無力出面領導。而且全國缺乏適宜的幣制，富戶居奇
造成錢荒，通貨收縮之餘有些稅民所付賦為原額三倍。而全國省級單位有五十個道，也亟應收納歸併。凡此都要待五代十國之軍政府的一番調整，才能走上趙宋王朝的正規體制。
在這種情勢之下，黃巢及其招討，只是推進歷史的工具，而不是歷史發展重要節目。有識者早已看穿個中奧妙。錢謬與鎮將董昌都是臨安人，他們在高駢指揮之下與黃巢作戰，可
是錢對董說：“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捍禦鄉里為名而去之”。這樣看清大局，錢謬才能節省力量，以後他一手創立的吳越，統治浙江幾一百年，在五代十國間歷時最久，也可
以說是在大時代變亂之中已先向歷史伸展一步。
24、五代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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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中的馮道，是一位相當離奇的人物。他歷事四朝，三入中書。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漢人，也不管他們是創業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夠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
出使契丹，與“戎王”論道而使之心折。馮道所作《長樂老自敘》，一篇簡短的自傳，內中列舉他的官銜，倒佔滿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為魯國公，也被封為梁國公、燕國公
、秦國公和齊國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認馮道並非因諛見寵，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種賢良的名譽。 《舊五代史》說他“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鎮俗為
己任”。 《新五代史》也說“道既卒，時人皆共稱之，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這稱譽如此”。而且新舊兩史一致認為契丹之沒有夷滅中國人，馮道之力為多。
這故事賦予我們一種印象：傳統歷史家以“褒貶”為己任。也就是認為盈天地的事蹟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狹的歷史觀裡也終產生例外之情事有如馮道者。今
日我們企圖放寬歷史的眼界，更應當避免隨便作道德的評議。因為道德是真理最後的環節，人世間最高的權威，一經提出，就再無商討斟酌之餘地，故事只好就此結束。傳統歷史
家忽視技術因素的重要，也不能體會歷史在長時間上之合理性，這都是引用道德解釋歷史，操切過急將牽引的事實過於簡化所造成的。
公元９０７年唐朝最後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禪位於朱溫，自此展開了梁、唐、晉、漢、週的五個短朝代，到９６０年趙匡胤在陳橋驛被軍士推戴，成為日後的宋太祖，當中只有
五十四年，這期間在歷史上則稱為“五代十國”。現有的歷史綱要，大部分沒有敘述到故事的重點。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則又過於繁碎。都不是一般讀者亟於領略又能掌握的資料
。
我們應當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國歷史裡，五十四年不為過長。況且五代十國上接李唐下承趙宋，彼此都是連亙約三百年的大帝國，可見中國社會在這過程中雖經顛簸，並沒有完全
垮台；並且這五十四年內，尚可能產生若干積極的因素，這樣才能讓自北魏拓跋氏所創的“第二帝國”繼續在歷史進程中邁進。
五床十國之產生，由於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潰，並非由於社會之退化，而是由於社會之進化。一到八世紀，全國人文因素愈趨繁複，各地區的進展層次卻又參差不齊，
其整個的毛病是一般情況與唐初行政設計的扁平組織發生距離。兩稅制一行，各地區又自行斟酌處理其財政，其數目字既加不攏來，於是文官組織之各種事務都能按品位職級互相
交換互相策應的原則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難得公平合理，於是朝臣分為黨派，皇帝則無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筆公款組織禁軍信任宦官。一到內憂外患加劇，其分化的情勢也更
明顯。
朱溫經唐朝賜名朱全忠，他後來又改名朱晃，是從黃巢陣容裡降唐的將領，他究竟是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臨頭，不得不如此，已無關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些歷史家
所說“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有些人則說他不過策馬先行替天子開道），又是否全部矯飾，也與今人關係至微。這時他的目標則是重組一個統一的大帝國，於是
讓自己被封為梁王，以掌握開封一帶的南北孔道。又誅宦官，強迫昭宗李敏遷都洛陽，以逼近自己的勢力範圍和中原物資。 ９０４年他更取得諸道兵馬元帥的位置。昭宣帝任命他
總判鹽鐵度支戶部三司的事務則辭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圖已無法包瞞也無從遏止。因為傳統的中國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產生一個如此大權獨攬的獨裁者。
這時候唯一能與朱溫對抗的為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親朱邪赤心因勤王賜姓李。在收復長安的軍事行動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溫之下。茲後他以晉王的地位，取得太原以北
的地盤（河東）作為沙陀騎兵的根據地。五代十國期間，這由太原與開封間造成一項敵對之軸心的情勢未曾中斷。即使昔日之戰友，如今分處兩地即為世仇。繼朱梁之後李存勗（
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晉，劉知遠之漢，和郭威之週，其創始人都先後出自李克用的軍事系統，雖然在血緣上說，他們和他們的繼承人屬於幾個不同的民族。
實際上五代不過是五個希望成為正規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極短的時間之外，都定都於開封（汴）。十國則係這五代統御不及的王國，也有前後重疊的情事，大都在南方，
也是五代政府鞭長莫及時一般草莽英雄割地據土的產物。唯一的例外則係梁唐晉漢周之週在開封成立時，劉知遠之弟也仍在太原稱帝，國號也為漢，歷史家則稱之為“北漢”，算
作十國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個州，五代所謂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數。
當太原與開封展開鬥爭的時候，有一種側面的發展，在歷史上留下深遠的影響。此即是公元９３６年石敬瑭在太原與開封作戰的時候向契丹乞援。後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見面之後石
敬瑭承認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內，又及於察哈爾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門關以北。並石敬瑭稱耶律德光為父，每年又進奉絹三十萬匹。傳統
歷史家都以為讓異族割據長城以南的地帶，又稱臣納款，造成歷史上至大錯誤。迄後中國不知費了多少力氣，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將軍徐達北
伐，才算還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讓已四百三十年。
然則事實卻並不如此簡單。契丹發源於東北之遼寧吉林，中國古籍稱他們為“東胡”，實際則屬於蒙古語系。他們在隋朝即見諸典籍，在七世紀武則天時代即已蹂躪河北。唐朝
末年，他們的首領阿保機（生於公元８７２年），開始引用漢人，建造城郭，奠定了農業基礎，又創造文字，開鹽鐵之利。在朱溫稱帝的同年（９０７年）稱帝，雖說還要待四十
年後才正式立國為遼，但此時已有適當的典章制度和南朝抗衡。
同時我們還要看清：當日華北沿長城一帶是一個漢人的多數民族的農業社會與少數民族游牧社會互為出入的地區，終唐之世沒有一方取得絕對優勢。 《新唐書》的“北狄傳”還說
最後的一個廬龍節度使劉仁恭，曾和契丹訂約，以牧地換戰馬。而且９３６年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見諸形跡。所以這一套的發展，並不完全由於石敬瑭之開門揖盜，契丹
立國後進出華北，已是遲早間事，只是阿保機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國國內的間隙作拓土的根據手腕靈活而已。
從長時間遠距離的觀點看來，則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由長安東移，其國防重點也同時東移，以後不僅契丹之遼，而且女真之金、滿州之清都發源於東北，即蒙古部落髮蹟的克魯倫河
也仍是正北偏東。這中間的一段沒有被人注意的發展則是當日河東地區的沙陀勢力雖有分化作用，可是經過五代十國的階段，已漸為次要，以後北宋之征北漢，並不費力。而側面
的契丹問題，則又成為主要。同時宋朝對付這種問題，開始採取一種競爭性的體制。敵方既已成為一個死對頭，則不能再以蠻夷戎狄的名義一味輕視，這種態度為漢唐之大帝國之
所無，也不是茲後明清兩朝所能承襲。
按其實則一個國家和一社會採取軍事體制，即已經不期而然的採取了競爭性的態度。中國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鎮跋扈的時候，已具其端倪。當時
各節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們掌管的城市裡，創設“牙軍”。牙軍原系衙內之軍，不過是節度使的隨身衛隊。便是一經各藩鎮提倡變成掌管者的親軍，如田承嗣在魏博時，“重
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眾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眾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進展到這程度，但是牙軍，成為優秀部隊，有特殊的餉項給養。內中的將校，又成為節度使的“假子”和“養子”，不僅職位世襲，而且隊伍一擴充時，他們就
升任高級指揮官。其他的“外軍”和“團練”，則作為第二線和第三線的軍備。這樣造成一個全國皆兵的姿態。藩鎮的軍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鎮輻射而達於全道，要不是完全代替了
州縣的文官組織，至少也構成一種平行的機構，干預或獨斷民政。
這些藩鎮內的節度使對於“長史屬官任情補署”，則其經理稅收，已無一定的法則。不過照現存的史料看來，他們並沒有全部創設製度，而是按“兩稅”的原則大規模的擴充修正
。田賦則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產稅，鹽樊專利懲罰嚴峻，酒醋官賣，及於曲蘗，貨物的進出則在各地設有轉口稅，通常由軍人掌握，即所謂“部曲主場院”。唐制節度使和副
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軍事判官”，這時候各牙軍也有“押牙”，掌管經理與後勤。這些人員於是利用軍事組織，造成財政稅收的系統。五代時承襲這種體制，一般將稅收
增加到最高限度，為傳統中國歷史所無，經過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裡指出，也見於各地方志的記載（有如１５６６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只是因為藩鎮官員一
般世襲，他們與所割據的地方，有同的利害關係，他們也能夠窺測到財源的所在，雙能負責作主，不致因徵斂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遙制只顧系統之完整
，漠視各處實情之所不及。
五代對這種軍事財政體制，一方面給予承認，一方面也在逐漸加強中央的管制。唐朝的中葉以後，常備兵以名稱作番號，有如“威武軍”、“長興軍”。五代時因襲這種辦法，節
度使所管轄者為軍，也各有指定的防區。於是全國構成幾十個軍管區。 《五代會要》列舉三十六個州改隸於各軍節度使的經過，證實其整個組織，實係一個龐大的軍政府。而樞密
使的設置，則表示著中央集權的趨向。樞密使原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軍的時代設置。五代時樞密使則顯然的成為一個直接報告於皇帝的軍政部長，不受宰相的統御。與之相
對的則是三司使。 “三司”為鹽鐵、戶部和度支。一般說來鹽鐵所管為新型商業收入，戶部則掌握傳統的農業收入，度支則管轄交通和物品的轉運。把這些職責歸併於一個掌握，
也表現著中央政府財政集中，有策應其軍事行動的準備。此外後唐於公元９２６年設官為“三川搜訪圖籍使”，９５８年後周派三十四人於諸州檢定民租，更顯得各地區各自為政
的趨向已成過去。這一切措施對奠立宋朝的基礎都有相當的貢獻。
傳統的歷史家對於五代十國沒有多少好話可說。要不是“僭竊交興，稱號紛雜”，則是“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他們不知道在唐宋之間，不能沒有這樣的一重過渡時期，將
軍事與財政的管理權放在地方政府頭上，使一切更趨緊湊和實際，然後再集中歸併。否則就不能構成北宋這樣一個帶競爭性的體制去和北方少數民族用騎兵為骨幹有農業為支援的
新型外患周旋。
況且軍備和稅收提高，交通與貨幣的使用活躍，是中古時代刺激經濟成長的不二法門。 “十國”在南方之“國”，經常在同一時期只有四個或五個。這樣的疆域與面積也比較便於
管理，而以發揚各地區經濟的潛勢力，則較統一的大帝國凡事都要著重均一雷同的辦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國間經過初期分裂的爭鬥，開始承認及尊重鄰國的現狀。人質則
經退回，各世家又約為婚姻，增進友誼，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周濟。要不是因為北方的外患關係，這樣的安排不見得比統一的大帝國為低劣。
錢謬在浙江築海塘興水利。王審知在福建開甘棠港，提倡國際貿易。馬殷在湖南種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銷於華中各地。又鑄鉛鐵錢，以賤值的貨幣促進民間的
商業。這種種作為也不是統一大帝國的官僚組織所能隨意創製而能勝任愉快的。只是武人抬頭，文士揠蹇。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業的際會，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
名的機緣，所以在這非常時期，產生了一個馮道，他替一般人民請命，保存了傳統統一政府行政的邏輯。一般的作史者，對付這樣一位“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的“無才無德
癡頑老子”，又不能隨便褒貶，也只好把他當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讓他去自命為“長樂老”了。
25、宋太祖趙匡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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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中主要的朝代，每個不同，而尤以趙宋為顯著。說也奇怪，各朝代創業之主，雖憑軍事力量奪取江山，只有趙匡胤是個職業軍人。其他如漢高祖為亭長，唐高祖和隋文帝
是貴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數民族的領袖，明太祖是農民，他們的政治背景在創立帝業時先聲奪人。只有宋太祖趙匡胤以軍功起家，即創立朝代之日，仍是現役的高級將領，這
與北宋之注重技術，企圖在中國歷史裡打開出路，不因襲前朝作風的趨向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從《宋史》的本紀裡看到趙匡胤幸造船務、觀製造戰艦、觀水磯、閱砲車、視察練習水戰、親授醫官黜其藝之不精者，前後不絕。他自己也武藝高強，騎馬射箭均是第一
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將的身分親自參加戰鬥，所以宋朝人也稱之為“藝祖”。
既作皇帝則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籌的表現。可是趙匡胤不以抽象的觀念籠罩事務。他作聖賢之君的觀念，能拿出來對真人實事發揮，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說實話的
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權，曾說：“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各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
孫立永久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漢高祖和明太祖
的伎倆去屠殺功臣。在統一期間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長，也受優待，無歷朝的疑忌殺戮情事，據說他自己曾立有“誓約”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這一方面表示他的寬懷，一方面也
由於他的自信。
趙匡胤受母親杜氏的吩咐，傳位於弟趙光義（太宗），終其身沒有因為繼承問題而在他左右產生各項陰謀。雖然這種紀錄在趙光義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宮闈間的糾紛究竟比各朝
為少。這三百一十九年內（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９６０年至１２７９年）也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構成女患，宋朝也沒有宦官專政的情形。
對個人作褒貶，不是本書的目的。況且宋太祖趙匡胤沒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還不是完人。他飲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馬蹶墜地，他站起來就解佩刀刺馬殺之。還有一次他舉行露
天宴會的時候下雨，他就盛怒，弄得很多臣下惶竦，可見他也有粗蠻性格，他也會衝動而有時不能掌握自己。只是趙宋一朝不以恐怖政治作為它帝業的基礎，由來已久。雖然這不
能與趙匡胤的個人性格無關，卻也仍是歷史時勢使然。在這三百多年裡，中國有了一定的國家之目標，朝廷成為一個帶競爭性的機構。在這些條件之下，態勢顯然，用不著多番矯
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較其他各代為開明。
趙匡胤在公元９６０年奉後周週恭帝之命去討伐契丹，兵次陳橋驛，距開封不及一日的距離，被部下以黃袍加身推戴而為皇帝。這種情形，與西方羅馬帝國的情形相似，在中國的
五代也已數見。即是後周本身，也是在這情形之下產生，恭帝郭宗川，則是一個七歲的孩子，因之９６０年之政變創立北宋，沒有遇到抵抗，在中國歷史上也創立了一種不經過流
血而誕生一個主要的朝代之奇蹟。
出征的軍隊既還回國都，宋太祖放棄了征伐契丹的計劃，這計劃也終身擱置。他到晚年才重新展開開封與太原（北漢）軸心間的戰事，也因對方的頑強抵抗而罷，他在位十七年之
中著重以軍事力量，削平南方獨立或半獨立的國家。在他有自覺中，完成了一項“大歷史”的任務：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國南方的多數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有了一段長時間
大規模的鬥爭，雙方都要作長遠的準備。因為趙匡胤的長遠打算，北宋沒有繼五代而為第六個短朝代。但是趙匡胤並沒有完全忘記北方的頑敵。他曾對趙普說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復
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帶設防。這計劃到四百年後才由朱元璋指導下遂行。
趙匡胤所滅之國，有荊南（湖北）、湖南（即今日湖南）、蜀（四川和陝西一部）、南漢（廣東和廣西）和南唐（江蘇、江西及安徽之一部）。錢謬所掌握的吳越（浙江及福建之
一部）則僅納貢，錢也和他約定“三年一朝”到開封來拜訪他，但是其疆域仍未入宋朝的統治，福建的廈門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北宋才能席捲長江以南。
趙匡胤完成他局部統一之後，曾派官員到各處度民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間的土地。他也著令“均賦稅”，但是一般看來，他仍因襲五代的體制，只在局部的調整，沒有大
規模的改組。他之沒有徵兵制，尤為各朝所僅見。他治下國家的力役，也盡量避免徵派於民間，而由“廂軍”（詳下）服行。宋朝創業之主用刑罰較前代溫和，但是對官吏的貪污
則不假情面。然則他也說到“奉祿薄鮮，未可責廉”。於是他對各級工作人員一體加薪。宋朝的官俸也較其他各代為高。他所設國家儲備軍，中作封樁庫。他曾說：“俟滿五百萬
緡，當向契丹贖燕薊。”他又曾向左右說：“我以二十四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二百萬絹，則敵盡矣。”很少的中國君主，會這樣坦率的承認人的私利觀，而且
趙匡胤很明顯的知道國家經濟的力量龐大。他的積絹計劃，曾給第六個皇帝神宗趙瑣一種啟發的作用。約在一百年之後，神宗在庫房上題自製詩：“五季失圖，儼狁孔熾，藝祖造
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庫的名號。三十二庫積滿後又成立二十庫。但是其祖先與曾孫都沒有看出：經濟力量固
然可以翻變為軍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組織結構的各項原則，並不僅是二百萬匹絹，則可以敵對方十萬的精兵。這題目關係整個宋朝的歷史，當在以下各節分析之。
宋朝號稱中央集權。趙匡胤的作法，首重軍制與財政。在軍備上中央所統制的為“禁軍”，諸州之鎮兵曰“廂軍”；各地方的防守則為“鄉兵”。這辦法也沿襲於五代之“牙軍
”體制。中央經常向各州鎮抽調其強壯兵卒，而將老弱淘汰。起先以“樣兵”召諸州選所部兵至闕下，以後則代以木梃，各州鎮有照身材招募訓練的責任，一到訓練成熟其後員就
補入禁旅。禁軍雖為中央軍也按時派遣駐屯於各地，川流不息。財政方面各地方的收入，同樣的分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個部門。 “使”為轉運使，其職責是將各
地財物，輸送於中央。在朝代草創時又在各階段征服江南諸國時，這些資源竭盡其力的輸送於汴京，以致倉庫盈溢。有如《宋史》“食貨志”有云：“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
”。北宋政府也因襲五代體制，以樞密院主軍事，三司（鹽鐵、戶部、度支）管財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裡最緊要的官署。又以文知州軍事，並且打破了唐末以來地方首長派遣縣
級官的習慣，重新整個的任命州縣官，因之又要著重選舉，是以宋朝的考試制度，採取三年循環制，已確實正規化。
以上各種設施都有刺激國家經濟的趨勢。宋朝在商業方面的收入，如茶樊鹽酒超過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鑄錢，貨幣之擴充，在太祖時已開始，以後疊增到年五百萬貫的數量，如
是兩年的鑄錢數，就要超過四百年後朱明全朝代二百七十六年所鑄之總和。如此一來，宋朝的礦產也打破以前的紀錄。北宋以開封為國都，南宋以臨安（杭州）為國都，專著重水
陸交通的便利，在這一點沒有多方考慮到軍事上和國防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之所無（但是趙匡胤主張定都於長安或洛陽，因趙光義反對而罷）。
以上所述與一般歷史書並無出入。這又和“大歷史”有何關係？
從遠距離的觀點看來，第二帝國經過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間繼承著間架性的組織和體制，使這個扁平體的社會發育滋長。經過中唐之後，質量上的進步，使各地區參差不齊，其
繁複的情形，超過初唐租庸調的系統所能概括。又在安祿山叛變前後，李唐王朝企圖重新掌握局勢的諸種辦法，如“括戶政策”，用募兵創設十個國防區，削藩鎮，成立神策軍，
以宦官作監軍，都只有局部的功效，與其官僚制度和立國精神相反，而兩稅制只有一紙通令，更促進分化的作用，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國的出現。
五代十國是一種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稱為軍閥割據。然則軍人注重實際，以部曲管理場院，固然將稅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權的精神主持之，針對各處狀況，也能造成政
府與民間的一種聯繫。又有唐朝留下來的一套法令，所以趙匡胤雖武人而能自製，又得了趙普這樣的一位賢相，定立了先安內而後攘外的宗旨，就能將一個分裂的帝國，重新湊併
攏來。其註重軍事技術與財政組織也成為北宋一貫的作風。
可是在諸事發展順利，統一依計劃完成之際，趙宋王朝也預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日後的困難。以中央集權代替地方分權，又重新歸返到官僚體制，截斷了治理者與被治理者在各地
區中一種自然的聯繫，並且各處數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術上更不容易掌握。上面已經說及，中國已展開一種在南方以水運佔優勢的經濟體制與社會和一個在北方以畜牧為主的
體制與社會。前者過於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數量上的優勢，沒有設想到兩者在歷史上長期的抗衡，可能決定於彼此在時間上和組織上堅韌性的差異。而且補給線的長短，也與戰場上
的進出有很大的影響。
這些因素不可能由當事人一眼看得透徹，即使幾十百年之後，整理歷史原始資料的歷史家仍沒有看清。趙匡胤在公元９７６年去世之日即算按照傳統“蓋棺論定”的立場看來，也
算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而注意事業上的成功，也是宋太祖趙匡胤自己的一生宗旨。他曾在武成王廟觀兩廊所陳歷代名將的畫像，當場指示應當“功業始終無瑕”的才配享。
因之班超、秦叔寶等二十三人進升；張飛關羽等二十二人被退，管仲則特製塑像奉祀。這也與傳統的習慣，總是要哼吟著“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沉湎於一種悲劇
的情調才算得有見識的態度完全相反。只是個人的傳記可以蓋棺論定，歷史卻無法蓋棺論定，也沒有功業無瑕的朝代。經過太祖的創業，宋朝的歷史留下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現象：
一個以軍人為首腦而組成的國家，自始注意國防，偏在軍事上的作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間經濟，也有突出的現象，它卻不能掌握這種優勢。它企圖注意實際，不
受抽象的觀念所蒙蔽，而這三百一十九年在它領導之下，所產生的特出人物，偏是哲學家為多。而“學究”首先出現為一種官銜，其成為一種被譏諷的對象，也始自宋朝。我們如
何解釋這些矛盾？
以下各節當提出我們初步的見解。但是即從以上的現象，也可以斷言以短距離近視界的眼光解釋中國歷史，有它能力所及的限度。
26、澶淵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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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夏天我去哈爾濱參加一個國際明史會議，在我個人講，這也滿足了一段心頭夙願。 １９４６年我去東北，曾到長春，只以未能抵達迄北為憾。這次到黑龍江省，也算
是幸運。過去從各種讀物遇到“松花江”和“黃龍府”的名辭，都已經感慨系之。而我們這一代的生活，也始終因９１８瀋陽事變而開始其顛簸與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還能看
到這地區的安穩和奠定，已經有了一種快慰。而且從鐵路線看下去，很多地區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雜以各種行樹，帶著煙囪的紅色磚房則結構成各式村落，其形態在
粗條的模式下有似於歐洲一些國家的情調。哈爾濱到飛機場汽車道二十多里兩旁行樹的絕對整齊劃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僅見。據說黑龍江的人口，在抗戰結束時不滿一千萬，
今日則已三千三百萬。其中漢民族佔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數民族縱可能產生局部問題，在比重上已不屬重要，這種種發展，都證實我說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
我作這種議論，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漢“沙文主義”。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之成為一種堅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現代社會的現象。英法的百年戰爭初起時，純係一種朝代國家
間的衝突，直到戰事末期，民族國家的情緒才開始抬頭；德意兩國則遲至十九世紀才成為現代的國家。中國人之不重視國家主義更是由來有素。 《孟子》一書中提到舜是“東夷之
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學者所必讀。傳統的作史者有如《魏書》的執筆者，更指出“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處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種
傳奇式的根據，去強調中外一家，間接支持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與合法。而《魏書》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這種傳統之下，今日中國之所謂漢人，本身已是一種歷史上的混成體，除了與少數民族對比，能夠藉著他們的特殊性格而顯示其不同外，不能說是自始至終即已保持其血緣上的
獨特性。也等於今日之英國人為最先拓殖之土著與意大利人、丹麥人、德國人、法國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國過去一千年的歷史中最重要的一段發展，則是漢多數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在華北長期的武裝衝突。這種衝突並非等閒，對很多人講這不僅是生死存亡之所繫，也是成仁取
義與放棄節操的分歧點，其中也產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蹟。他們的奮鬥，絕非由於一時感情衝動，不容後人一筆勾消。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場，我們卻不能完全保
持過去多數民族的觀點，抹殺小數民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迄今哈爾濱還有一個中國民族史學會和中國遼金契丹女真研究會）。這原因很簡單，中國境內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來以
久，即本文作者及絕大多數讀者也無從有把握的證實自己在血緣上講，其為漢人實係公元二世紀以前之漢，或稱唐人為九世紀以前之唐。其為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成的繼承人，
則難於辯駁。
根據以上的立場，我們認為中國國家主義的思想，確定於鴉片戰爭之後。直到外強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我們寫歷史，也要基
於這種著想。
這篇文字開始所說及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則在農業社會與游牧社會的衝突的時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優勢，大概由於他們的部落組織與軍事動員接近。可是他們戰勝多數民
族之後，就容易被漢人同化。因為他們不能以一個流動的組織，去經常管制一個固定的社會。所以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國的國都之後即掠取圖籍、歷象、石經、銅人
、明堂刻漏、太常樂譜、法物鎧仗以及宮嬪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頒布曆日統籌農業生產，以各種儀禮維持官僚集團的體系，以宮廷的富麗繁華去支持一種都市文化。也就
是有意與無意之中自動“漢化”。同時在同一面積之下，農業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游牧的生產方式可比。今日黑龍江有三十四個少數民族，其人口總數卻只有一百二
十五萬，也是由於這種自然趨勢的發展之所至。
本書以時間上的連續進展為線索，提到北宋，迎頭就有“澶淵之盟”的一個題目。我寫的既為“大歷史”，而刻下截前斷後的局勢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讀者很少聽見的一個
名辭？在這裡我也要指出：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重新檢討歷史，並不是完全忽視歷史中的細微末節。有時這些細微末節間的層次與程序，可以影響到以後的發展至大，不過要經
過細密的選擇與斟酌。蔣复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我們這一代在抗戰前後受教育，當日國運如絲最怕中途退讓，有“言和即是漢奸”的說
法，對於歷史上的和談也一味支吾規避。在這種情形之下，更使我們不能忘記，直到西方勢力東漸，中國歷史的主題是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間的衝突。因動員即影響雙方的財政與
稅收，因此又影響到國家體制與社會狀態。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淵之盟談起。
澶淵在今日河南省濮陽縣附近，在北宋時和今日距黃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開封，也不過二百多里。北宋的第三個皇帝真宗趙桓於公元１００４年在此與契丹之遼議和。
結果遼兵北撤，恢復戰前狀態。北宋則承認每年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其名義則是“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雙方又交換“誓書”，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並且約同“所
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這條約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聲明“質於天地神祗，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
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鑑，當共殛之”。書中兩方都稱趙桓為“大宋皇帝”，遼主耶律隆緒則為“大契丹皇帝”，不稱遼。一般歷史家均盛傳盟時兩方約為兄弟，宋主稱遼太后
為叔母，但此種稱呼不見諸誓書。
澶淵之盟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迭經爭論的題目，有些讀史的人認為宋朝不能在開國之初，一鼓作氣先攻下契丹，既承認遼政權的存在，又開“歲幣”之濫觴，以後兩宋之“積弱”
，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強調澶淵之盟的得計者則指出，當日兵已攻澶淵（州）城，去開封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議遷都，勸真宗或徵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張強硬政策的寇
準得到籌劃中樞的畢世安的支持，簇擁皇帝親臨澶淵，才能訂下這一段和約，茲後宋遼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況且以絹銀與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趙匡胤歷來的政策，１００４年和
約未訂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擔歲幣百萬之數，後來能以三十萬了事，出於意料之外。而盟約最重要的一段收穫則是沒有割地。石敬瑭於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與契丹，內
中也包括瀛莫兩州，轄今日之河間任邱等地，趙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時已收復這塊地區，歷經趙宋保持，契丹稱之為“關南”，在和談時曾一度索還，被宋朝拒絕。因之後來真
宗的歲幣每年向雄州交付，是為兩國國界，如此在和約的交涉中，南朝並不是毫無所得。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則這種爭辯，只有局部的意義，若從長時期遠距離著眼，則是從十世紀到十一世紀初年的發展，揭開了今後一段長時間的競爭。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以和一
種由畜牧業所產生的政權，配合以新興的農業基礎，以今日的東北及熱河為根據地與南朝爭奪華北的地盤。趙宋的南朝則自信以南方的經濟和資源能戰胜對方，這種態度以趙匡胤
所稱“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表現無遺。這長期間爭奪戰，不僅影響各朝代的進程，也與以後元明清各朝的登場有密切的關係，即是日本人之製造“滿洲國
”，仍是企圖在幾千百年之歷史的舊題材中覓得一個新的藉口，作他們向大陸發展的工具。
同是這幾千百年曆史的運轉，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數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數民族所融化。在雙方全面動員之餘，中國的“第二帝國”在隋唐宋以來所展開的競
爭性和外向的性格沒有長到出路，而被迫放棄。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國”明清的內向和非競爭性。此是後話。
刻下還待檢討的，則是何以十一世紀初年契丹與北宋會達到一種勢均力敵的局面。也只有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淵之盟可能。
在敘述宋太祖趙匡胤的經歷時，我已經提及他雖希望收復北方的疆土，卻終其身以先統一南方為前提。對北方的規劃，始於太宗趙光義。他於公元９７９年征北漢（山西太原迄北
），這也是“五代十國”之最後一國。作戰時契丹之遼曾派兵助北漢。所以北漢一平，宋主就移師攻契丹，一直進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門外。雙方大戰之後宋軍崩潰。 《宋史》稱
“敗績”，《遼史》則稱“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次年宋軍捲土重來，又在莫州（今日之任邱）戰敗。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９８６年，除在正面進攻之
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規模發動側面的攻勢，也終沒有成功。
這三次戰役都有共同的特點：宋軍總是先勝後敗。在外圍和側翼作戰時，契丹雖敗仍然沒有放棄他們的鎮靜姿態。一支宋軍主力移師深入，遼軍才給他們迎頭痛擊，戰事非常慘劇
，雙方高級將領陣亡重傷被俘之事經常有之。多次宋軍戰敗由於食糧與飲水不繼，有時補給線也被遼軍截斷。既獲全勝之後，契丹卻沒有組織大規模的反攻。在恢復失地之後只以
少數部隊騷擾敵方。
若干非官方的歷史資料指出三次失敗之後宋太宗趙光義即決定不再攻契丹，而趨向和談。加之他在公元９９７年逝世，據說乃是以前作戰所負箭創發作之所至。而且官方的記載也
稱女真一度上書請徵契丹，北宋朝廷不許，是為以後女真附遼的根據。而且西夏也與遼聯婚，對南朝叛順不定，終至成為趙宋之勁敵。
後來中國在唐宋之間對西方經濟的開發，有很大的進步，北方的少數民族在北方的經營也有類似的進步。阿保機（後為遼人稱為遼太祖）稱帝時（事在公元９０７年也即是朱溫代
唐之日）已有高麗回鶻以及中國之吳越進貢，並且在９２０年制契丹文字。他不僅置城郭，並且多次俘虜漢人，充實他後方的根據地（掠奪人口是當日作戰時的常態，亦行於趙宋
），以至市肆教坊都漸仿中國風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後又將太祖所置的南北兩院大為擴充，也就是根據《遼史》的百官誌所說“北衙不理民”的原則，對北方襲用部落
的組織結構去統轄以下州縣。而“南衙不主兵”，則是在長城以南的地帶，以中國式的官僚機構，主持丁賦，但是民政與軍事分離。又允許在南部的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
與漢人婚姻”。他們的軍備，也以契丹及奚人的“賬族”編為“宮衛”及“行營”。漢人則稱“轉戶”，每一縣都有一定的丁額，配屬於各“斡魯朵”（宮）。
在這種體系之下，遼國全國皆兵。 “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契丹兵馬強盛，大半由於他們平時編制和戰時編制接近，有如《遼史》兵衛誌所說“始聞詔，攢戶丁
，推戶力，核籍齊眾以待”，惟其內部簡單均一，執行起來才捷勁有效。並且他們的下層組織，“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谷，守營鋪家丁各一人”。其馬匹弓箭皆自備。又稱
“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谷騎四出抄掠以供之”。遼軍在耶律德光時即稱有騎兵五十萬，以上辦法恐怕不能經常維持。但是其組織粗樸，能適應於簡單的農村社會則無可置疑。
與之相較趙宋採取募兵制，其後勤統籌，大部物資由江南運來。其外表新式時髦，可是推行於一個農村社會構成的國家裡究竟有很多不合實際之外。趙光義時開封的倉庫堆積的雨
衣和賬幕有“數万段”破損，可見得其軍事補給制度過於繁冗，不是當日社會條件足能支應。從各種跡像看來，與契丹作戰北宋已感到民間的負擔不易支持。 《宋史》稱９８６年
北伐失敗之後，朝廷於翌年“遣使市諸道民馬”。當日契丹不放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馬，其民間之困窘可知。 １００４年澶淵之盟既事實，朝廷在收瘞戰歿遺骸之餘，也同是停
江南所增榷酤錢，罷民間飛挽。
可是契丹採取戰略上的防勢，內線作戰，累敗宋軍，遠征敵境也究非所長。 《遼史》兵衛志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耗盪生聚不令
種養而已”的原則。 １００４年的作戰，由所稱睿智蕭太后主持（契丹後族都以蕭為姓）。她專政多年，能駕馭契丹皇族將領，也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險。但是當日遼軍
由遂城取安國經冀縣永年展開於清豐及觀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深入敵境七百里，後方的重鎮如任邱保定河間滄州卻都沒有攻下，看樣子只有先聲奪人的姿態，沒有與
北宋作生死鬥的決心。況且指揮作戰的蕭撻凜又陣亡，則和議已是求之不得了。
所以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表示著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這種地緣政治的影響之下，我們今日旅行於瀋陽長春與哈爾濱，仍感
覺得幾百千年曆史的陰影，仍不時出現於我們的腳跟後面。
27、王安石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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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十一世紀後期宋朝的第六個皇帝神宗趙頊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條例司（財政稅收設計委員會），創行新法，是中國歷史上一樁大事。這事情的真意義，也只有我們今日在二十
世紀末期，有了中國近代史的縱深，再加以西歐國家現代化的經驗，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
基於這種觀點，我們可以把這段歷史題材整個的拿出來重新商榷檢討。
王安石沒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 “宋史”說他“屬文動筆如飛”，又“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見聞的廣泛。其人既有如此才華，因之雖只做
得中下級地方官，已得到文彥博和歐陽修的推薦，也有了司馬光、韓絳和呂公著的宣揚（後來除了韓絳之外，他們都成了王安石的對頭）。神宗於１０６７年嗣位，初以王安石為
江寧府知府，六個月後調他為翰林學士，已有了御前顧問的姿態。一年之後又任他參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擬為副首相），專務“經畫邦計”。然而神宗是一個有雄心的君主，一意
要收復契丹和西夏佔領的國土（其實其占領已在宋前）。他曾對文彥博說：“當今理財最為急務，備邊府庫不可不豐”。然則這富國強兵的著眼，一般儒士已把它當作法家宗旨。
一代文豪蘇軾就說他“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兩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的說他“陛下臨禦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
滿朝重臣的反對。以後這批“反改革派”或被貶派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於１０７０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與他合作的只有韓絳、呂惠卿等，茲後被稱為“熙豐
小人”（熙寧與元豐都是趙頊的年號）。 １０７４年皇帝迫於眾議，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預，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調回開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個月，終
被罷免，皇帝給了他一個公爵和節度使的頭銜，而實際的職位，則是“判江寧府”，也就是歸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個官職。
神宗於１０８５年初去世，繼任皇帝哲宗趙煦實足的年齡九歲不到，他未成年時由神宗這母太皇太后高氏（廟號宣仁聖烈）聽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
重臣如司馬光、文彥博和呂公著，一時新法罷免殆盡。可是八年之後太后去世，皇帝親政，他趙煦又來一次翻案。他不僅重用改革派，並且奪司馬光諡，又重修“神宗實錄”，以
便支持新法，一時反改革派人物被稱為“元祜黨人”（元祜是哲宗於太后聽政時期的年號） 。
公元１１００年趙煦去世時無子嗣，皇位由神宗第十一子接替，此人趙佶，即是後來被金人俘虜死在五國城（在今日吉林東北）的宋徽宗。他早有“輕佻”之名，要不是朝議和命
運的錯安排，他倒很可以以畫家和文物收集家的身分在歷史上留名，作皇帝確非所長。他在位期間對新法也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
也都身後復官。可是僅一年餘，前被放逐的章淳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師居要職。他們也可算得寺臣兼改革派。章淳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則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這時候徽宗趙佶
也說“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於是朝中權要以“紹述”的名義，恢復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並且又慫恿徽宗將司馬光以下一百二十人列為“元祜奸
黨”，以後更擴大其名單為３０９人，鐫石於全國州縣，以便分辨“忠邪”，皇室不能與他們通婚姻，他們的子孫也不許來開封。王安石則配享孔廟，成為孔孟之外的第三個聖人
。
於是“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這還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沒有放棄由於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爭執。最近何湘妃發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趙構朝又在修改“
神宗實錄”和“哲宗實錄”，也還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九百年後我們從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讀歷史，已無從確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時也無此必要。如章淳和蔡京確係能幹，而前者跋扈，後者諛幸，但是“宋史”把他們兩人一體
列入“奸臣傳”裡，又未免太簡化歷史，並且蘇洵斥王安石等“囚首喪面”以論詩書，宣仁聖烈高後在《續資治通鑑》裡被讚揚為“女中堯舜”，也都是一面之辭，只能融合中國
傳統以粗淺的道德觀念批評歷史人物的辦法，這中間只有至善及極惡。我們如被這些觀念蒙蔽就容易忽視我們自身讀史之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
”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
于十一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待澄清的，则是有些历史家把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解释成为一个“封建社会”，极不合理，与宋朝的情形尤其是文不对题。封建著重地方分權
。皇室只責成諸侯對中央有一定的貢獻，其采邑內部的處理，由他們自行裁奪，中國的傳統則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處向全民抽稅，我們稱之為“官僚主義”，這是一種中央集權的
特殊辦法，迄今還沒有一部專書，縷列其中各種特徵。
我個人長期研究其財政與稅收的情形，則發覺這種體系，包括過廣，下面的單位過於瑣碎，在傳統的交通通信條件之下，官方無法確悉每一納稅人的資產，尤其無法追究其轉買頂
當。至於抽累進稅，更是技術上為難的問題。於是只在鼓勵小自耕農各安本業，又竭力防制兼併，更以極低的稅率，扁平的向全國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淺薄，也不能供應法庭審判
的費用，於是民法長期間沒有進展，政府則提倡各人自我約束和對人謙讓。在行政方面說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講究效率。好在這些個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經典，也為官僚集團成
員所誦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長時間歷史的根據。縱算理想與事實不符，只要全體官員將這些原則當作口頭禪，著重其內部之淳樸雷同，也仍可以保存這官僚集團的完整
。
可是北宋開國以來，其朝代本身的特徵，已經和上述的情況發生距離。第一，趙宋王朝之為一個朝代國家，在中國歷史時最富於競爭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其收入
以銀絹和緡錢作基礎，也就是其經理倚賴於民間經濟比較前進而靈活的部門，而把人力及食糧當作次要。第三，其稅收底賬根據五代十國間的數目字，比一般的將稅率提高，同時
政府大規模開礦鑄錢，更使其數目字無法固定，也違反上述簡單均一的原則。
綜合過些條件，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在公元十一世紀已經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現代化的壓力。前面已經說過，宋太宗趙光義時代軍用雨衣和賬篷已經有“好幾萬段”在庫房裡霉爛。
《宋史》食貨志又提出神宗趙頊時內殿庫房所積絹三十二庫都已積滿，更再積羨贏為二十庫。如此龐大的物資，實在有以用商業方式管理處置之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讓它和民間的
市場交流。而民間商業的組織也可以藉此發展成熟，因之能對政府的財政經理和軍需工業作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持。西歐各國和日本的現代化，也都經過如此的階段。那麼王安石
豈不是獨具隻眼，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一千年，為甚麼他事實上會遇到這麼多的阻折？
在答复這問題之前，我們先要知道所謂現代化，以商業的方式管理，或者說是推行金融經濟，在數目字上管理，都先要具備若干基本條件。簡言之，則是先要承認私人財產權之堅
定性，如此其下層機構內才有能確切加減乘除的公數。這說來容易，可是實行起來等於推行一種新的宗教思想，因為所牽涉的不僅是千萬人的生活，而是他們生活的宗旨。以西歐
言，則經過宗教革命、政教分離才能達到目的。次之私人財產之享用轉讓，也要脫離專制皇權和宗法社會的限制與壟斷，不僅司法要獨立，而且民法也要徹底展開，諸凡婚姻、遺
傳、負債、簽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產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處置，不僅法律條文具在，而且與民間生活習慣也不發生軒輊。北宋期間中書管民，樞密管兵，三司主財，所有重要的數
字已經不能對照，而下面則是億萬不識字的農民，社會上又普遍缺乏中層機構，所以我們也用不著追問他荊國公王安石介甫是否貞忠謀國，已先可斷言他的籌劃不合實際了。
仔細參考《宋史》裡的敘述，我們也可以窺見新法失敗的情形。譬如“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為一方，內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稅。可是即在畿國的開封府，其測量就
產生技術上的問題，有謂“時方時止”，縣內有山林，即無從著手。 “免役錢”令百姓一體出錢，以代替“衙前”等向民間徵發的義務差役，可是鄉民無錢，也等於在農村推行金
融經濟，而此時金融在城市裡反不能展開。 “市易法”不能集中於批發業務，以致執行者自己成為零售商，到街上去賣果賣冰，甚至“賣梳樸即梳樸貴，賣脂麻則脂麻貴”，為神
宗親譴責。 “青苗錢”以常平糴本一千四百萬作本錢，等於農村貸款，春散秋斂，收息二分。但是無銀行主持，缺乏法庭處理貸款的權利義務。有些縣官就將整數交給若干農民，
也不問他們願藉與否，只責成他們彼此保證，秋後一體帶利歸還。甚至在執行時，若干縣份被指摘並未貸款而向農民一體索息。以上各種措施都有廣泛的利用金錢的趨勢，但是以
集體負責的方式主持，實際上也是和前述各法作對。
說到這裡我們也可以再索問：新法既然如此缺乏成效，為什麼王安石這一“問題”會在三個皇帝兩個太皇太后之間醞釀得這麼久？原始的資料不能供給解答。我們只能據理猜想：
當時人沒有我們眼光之縱深，卻也沒有我們這種宿命論的看法，會認為當日新法必不行。十一世紀環境的壓力，已經逼著他們找出路。同時新法中有些項目，要是根據各地特殊情
形有選擇的局部施行，也並不是完全虛枉。王安石的傳記裡說他在見神宗前，曾為鄞縣（寧波）縣令，就曾試得過青苗錢，最低限度在短期間內確有效果。如此可能引起熱心的皇
帝相信反改革派必是有意從中作梗。並且每次朝廷改變宗旨，也確是權臣擴張勢力扶植私人的機會。可是我們仍不當忘記，在中國官僚主義的體系內，政府局部的經商，通常沒有
好結果的。王莽、桑弘羊、韋堅和劉晏已是一串好例子。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兩方面的距離都相去過遠。
王安石新法失敗的後果，超過過去一般讀者之所想像。三百年後明太祖朱元璋放棄第二帝國開放性的財政設施，而採取一種保守性和收斂性的體制，與他個人對王安石的反感有關
。這種反感見諸文字。
涉獵於大歷史，我們也覺得這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尋味之處：試想九百年之前，中國即企圖作現代性的改革，而當日歐洲，尚停滯於中世紀的黑洞內。這和本世紀兩方的懸殊相
比，前後相差何遠！然則在這關頭我們要擺脫宿命論之看法的話，則更要認識地緣政治之重要。中國的官僚主義，是亞洲大陸主體的產物。其政治體系既要管束億萬農民，又要對
付森林地帶和草原地帶的少數民族，就只能注重數量無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變而成為一種輕而駕巧帶商業性的組織。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國歷史提前九百年到一千年的話，則我
們這樣一個大歷史觀念都不能存在了。
28、靖康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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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第八個皇帝徽宗趙佶於公元１１２５年金人進逼汴京之際倉皇傳位於皇太子趙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趙桓成為歷史上的欽宗。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年多，被
金人擄去，終身監禁達三十年之久。
其實徽宗也未漏網。 １１２６年，也是靖康元年，欽宗搜括開封市內的金銀貢獻於金軍，承認割讓北方太原等三鎮，敵方後撤，京師解嚴，太上皇徽宗為群臣諫勸表示團結一
致的局面下回汴京開封。不料朝庭尚在和戰未決間金人捲土重來，這次他們不再與趙宋交涉，竟擄獲當今皇上、太上皇、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雖然這事發生於１１
２７年初，通常歷史家公認北宋亡於１１２６年。此後徽欽二宗先後死於五國城（今日中國之東北角）已不在話下。
只有在這紛亂期間徽宗之子欽宗之弟康王趙構能夠舉兵脫逃，在南京稱帝，是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於江浙沿海一帶，有一個時期亡命於海舟之上。後來總算定
都（只稱“行在”）於臨安（杭州）。又直到１１４１年秦檜的和議成功，趙構向金主稱臣，每納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又認定淮河為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
江山至１２７９年亡於忽必烈之元，先後延宋祚又１５３年。
靖康這悲劇性的年號千古普遍的流傳，大概是由於岳飛所填詞《滿江紅》有“靖康恥，猶未雪”字句之故。既稱之為“恥”，則是不應當發生的事蹟，竟讓之發生。 １１２６年斡
離不進軍開封之際，兵力不過六萬，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師，號稱二十餘萬。只是和戰之計倉皇未決，以致人心瓦解。當時如果持以恆靜，何至如此凌受羞辱？這樣子的分析與辯
駁，已經有很多歷史學家先後為之。並且追究責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面則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歷史家鋪陳往事，其主要的任務是檢討已經發生的事情之前因後果，不能過度著重並未發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機緣也可能發生，並且可以產生理想上的衍變（除非這樣的揣測提
出側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補正面觀察之不足）。並且金人入主中原，“廢”北宋皇帝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們亟要找得眾所公認的原因，專門相信當時人個別
追究責任維持己見的說法，很難與今日的理解符合。
從這種立場，我們可以看清：趙宋王朝３１９年與邊區少數民族所樹政權的周旋，經常站在被動地位，因其不能戰，也難能邀得對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遼既已三度失敗（詳“澶
淵之盟”），１０４１年契丹又準備南犯，富弼的交涉，總算不辱使命，但是還是以增歲幣了事，到頭仍是軍事力量不夠。北宋不僅對契丹之遼及女真之金如此，他們對以西羌為
主體組成的夏國也不能採取主動。其軍事行動，經常曠日廢功，敗兵折將。神宗朝的戰事，連亙１４年，竟留下一段“官軍、羯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的紀錄，趙頊一聞前線受
挫折的戰報終夜繞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議和時宋朝仍承認歲“賜”銀綺絹茶。
南宋的軍事與外交，也無起色。 “靖康恥”之後，岳飛父子即成為１１４１年和議時的犧牲品。只有１１６５年宋金又交兵，勝負未決之際和議成功，金人讓宋君稱皇帝，稱
金主為“叔”，自稱“侄”而不稱臣，歲幣也不稱“貢”，且減十萬，宋人以為這是“正敵國禮”，如此收穫已經值得驕傲。也只有在這戰事期間，岳飛才复官改葬。可是１２０
７年韓佗冑北伐失敗，金人要他的頭顱，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屍，將他的首級封函畀金。同時歲幣也增至六十萬，而且還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議的秦檜“复爵諡”。又直到蒙古
敗金時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議絕金歲幣，但是以後南宋之聯蒙古伐金也和北宋之聯金伐遼如出一轍，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無法爭取主動。
這前後一連串的事實聚看起來，實在是違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是極粗率的估計也應當在一億以上（１０８８年有“丁”三千二百餘萬。１０７９年籍保甲及民兵７１８萬），而
常備兵兵數在１１世紀中期之後，經常在百萬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陳賈似道三策，仍稱江南之兵抽之過江“可得六十萬矣”。契丹女真與蒙古，無此龐大的人力。
趙匡胤謂契丹精兵不過十萬，靖康元年金軍圍汴京時，其人數也只六萬。據中外學者的研究，蒙古勢力最高潮時，其人口亦不過一二百萬之間，可能近於百萬。即算女真遷都開封
其版籍達到最高點時曾稱管轄人口達４５００萬，按照兩方控制的地區，其人口仍應低於南宋，而且內中絕大多數仍為漢人。
如言文化程度及經濟力量，少數民族不能與多數民族相提並論。 １２世紀及１３世紀中國將南方的水利絲茶瓷器漆器的生產發展到最高程度，開封與臨安一般的生活程度較之世界
各處並無遜色，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干學者仍盛稱宋朝之中國經過一段“文藝復興”與“商業革命”。雖然歷史上的遼陽和北京，已於此時創建，因其非商業上的城市，仍無法與
南方之大都會比擬。即算南宋需經年向北提供歲幣，其銀絹五十萬兩匹之數仍只佔國家收入之一小部分（專家估計歲幣達到一百五十萬時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２％）。並且兩方
的榷市時，雖然銅幣流入北方，銀兩仍流入南方。即在戰事失利時，宋朝並無物資缺乏的徵象。 《宋史》“食貨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變法期間各倉庫實際豐溢超過儲藏的量限。
哲宗時蘇軾言：“元豐及內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即在徽宗時， “蔡京傳”裡仍抽出“時承平既久，
帑庚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金錢物資既已積蓄豐富，則要經常流通，經濟的幅度才能寬裕擴大，彼此有循環性）。所以他對徽宗說：“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
廣樂、富足以備禮。 ”所以宋朝的富裕超過以前各朝代。
宋朝的人口與物資，不能有效的動員，以致軍事與外交，一蹶不振，成為歷史上一大悲劇，迄今尚缺乏一部綜合性的著作，詳細檢討其始末。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過細，忽視傳
統中國以“經濟”為官僚主義管制的辦法。包括國計民生之種種切切。傳統中國學人之治史，則先以道德觀念阻塞技術上的檢討。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寬，即以《宋史》“食貨志”
及“兵志”參考對照，也可以產生一種概念，知道現代金融經濟，需要詳確的法制維持，先要確定政府徵兵抽稅的權責之界限，才能保障私人財產之不可侵犯，然後國民經濟，足
以構成服務性質的部門，包括交通通信保險及僱用律師等等也能作側面的監視。徵之西方現代國家之經驗，如此政府大規模的舉措，才有民間組織作第二線、第三線的支持，成為
一種健全的機構。宋朝最前進的部門如貨幣及物資之流通，已有此需要。但是其落後的部門，如以小自耕農作生產的基礎，衙前及胥吏的知識與能力，遊民及失業者之維持，又談
不上追求這樣的效率。如此上端的人力資財愈積愈大，中層的服務愈為鬆懈空洞，終演成一個數目字上的膨脹，其癥結是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傳統儒家與法家的爭執不能暴露此
問題之真像，其情節特殊，也是中外歷史所僅見。
傳統的官僚主義，真理既由上至下，皇帝的命令既為“聖旨”，則實際上徵兵抽稅的權力毫無限制。 《宋史》“食貨志”裡說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錢倍於絹；以錢較麥
，麥倍於錢。輾轉增加，民無所訴”。就表現缺乏獨立的司法機構，稅收權力無限制，其成算純靠上端向下端加壓力。政府經商，財政部門的商業化，更無從合法合理。 “食貨志
”又云：“自熙寧以來（神宗用王安石的時代），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表糴、兌糴、寄糴、勸糴、均糴等名。”如此其立法也缺乏系統，全根據一時一地的需
要，甚至其立法權尚可以落入地方官及軍人掌握之中，宋朝開國時用募兵制，但是至神宗行保甲，征弓箭手（当日“弓箭社”是华北民间自卫的组织），责义勇上番，已兼用征兵
。 “兵志”里也说及甚至神宗赵顼自己就觉得不妥。他曾提出府兵应与租庸调“相须”。亦即是要征兵，则要坚持小自耕农的经济体制，计户口抽税，以低税率实物征取（这也是
当初辽及金的原则）。所以司马光就说：“今既赋敛农民粟帛以给正军，又借其身以为军，是一家而给二家之事也”，也是同一论调。以后迫于需要，只好重复并用。连皇帝也妥
协的说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这也是兵员与税额即民间义务由上级提示增加，其下层组织，更缺乏条理的明证。
官僚主义的办法，既无客观的条件考成，只有向下级一体追究责任，于是强迫臣僚谎报掩饰。一般情形向军政机构报兵少，以减轻责任，向财政机构报兵多，以争取粮饷，校
阅时则请人替代。至此“西路既已冒受厚赏，于是东路宪司前后论列，诞谩滋甚”。甚至“兵数十万者，虚数也”。“食货志”里就提出早在神宗之前，谏官范镇已上疏，揭露“
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宋朝的冗官尚可以一眼看出出，如“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显然的没有这样多的官位，容纳如许的人员。但是军
队的“冗兵”，就不容易查察。加以募闾里恶少为奇兵，正军反担任后勤的工作，更无法追究。“靖康耻”之前夕，山东的臣僚指出梁扬祖在山东所报民兵“所奏二十四万与十一
万，殆虚有名”。童贯手下的“河北将兵，十无一二，往往多招阙额，以其封桩（预算下的节省）为上供之用。”如是北宋时造成一种离奇的现象；各府库所蓄皆为“聚敛”，民
间反有“钱荒”。政府铸钱造币原为信用的筹码，其税收既无限制，行政效率又专恃政治压力，则整个的违反了金融经济的原则，只逼着自己的信用筹码，回到自己的府库，既通
货膨胀又通货紧缩。全汉升研究北宋汴京的商业，一般进多出少，其收支不平衡，就靠官员的放债收租以及政府的随从如生员术士游客的生活费抵偿，严格说来，也是用税收支持
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在物价高涨的情形下，对全般的经济害多利少。
因之军队的兵员素质、士气及战斗力都只有每下愈况。宋太祖曾以“样兵”作标准，责成各镇供给中央的禁军，后来代以木棍。至１０３５年发饷还以兵士的身材分等级。以
后就缺乏这样的选择性，以难民为兵，以囚徒为兵，在兵士的面上黥字臂上刺字以防止逃亡的事情都已发生。其人员的素质既如是，器械也是滥竽充数。１０７３年神宗设军器监
，原望提高并标准化兵器质量。其所制“神臂弓”，实为强弩，以两种木材并合制成，絮弦也用丝麻兼用，据说对付骑兵有实效。但是各方请样件，军器监就说运输不便只以样图
交付算数。
我们不能说宋朝的军威不振全是官僚主义作祟，如宋都汴京，对山西的山地没有有效的控制，北方的防御失去地利之效。辽以两元统制，金以猛安及谋克户（女真人之地方首
长）与汉人杂居，兼有游牧民族及农业生产之长，都是以前匈奴突厥之所无。《辽史》“食货志”称“马羊不许入宋”，虽不能完全禁止，但是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即画
出汴京的大车以水牛骈拉。显然的宋军马匹之供用，已受限制。并且赵宋强迫作战区域的人民南迁，放弃的地带则为“禁地”，南方的税收也高，在靖康之前，已有方腊宋江的反
叛。然则综合各种因素，我们仍认为政府组织与作风最妨碍军事机构发生力量。反到北宋南宋之交，情况混乱，各处盗贼与独立自主的军队不可区分，倒出现了能战的将领如岳飞
及韩世忠。他们不受官僚主义的羁绊，以战养战，才彻底发生力量。也因为如此他们终为秦桧所不能容。
这种官僚主义为一种历史的产生，简单说来，也是一种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政治组织，缺乏适应性去掌握一种多元的而经常成长改变的城市经济。不仅赵宋如是，以后契丹与
女真也蹈此覆辙。陈述研究前者，盛称辽之“封建因素成长”。陶晋生研究后者，则称金南进之后女真民族腐化其衰弱的情形与北宋相似。其实再会得之间最显明的趋势则是一种
极单简的中央极权体制无法支配一个逐渐带近代型的经济。怪不得《辽史》食货志说及“及至末年经费浩穰，鼓铸如旧，国用不及”。而金的纪录更低一筹。彭信威的研究，其通
货膨胀达６０００万倍。
29、贾似道买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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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奸臣传”一共四章，列举奸臣１５人，又包括他们的子弟等７人，一共２２人。内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确、章淳，也有怂恿徽宗挥霍的蔡京，和李纲为难的黄潜善和
汪伯彦，置岳飞于死地的秦桧，一意北伐的韩佗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兼都督的贾似道殿后。我们今日重新检阅他们的事迹，很难证实各人的“忠奸”，确如
作史者之所论列。但是以上１５人为当时人及作史者认为是舆论之所不容，则是事实。而且将他们摆在一朝国史之后，显然的已认为朝代之覆亡，应由这些奸臣负道义上的责任。
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并且他的姊姊贾妃有宠于理宗赵昀，又是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就入相出将，成为了一代权臣。他个人
爱声色，年轻时常在西湖上张灯作宴，晚年尚起楼阁亭榭与诸妾斗蟋蟀为戏。他在国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于１２５９年。当时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分到汉阳指挥军事。他密遣
使向敌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皇帝称臣纳币，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后来称宪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国争皇位，才仓皇许之。等到蒙
古兵北撤，贾似道虚张大捷，回朝进少师，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派人向南宋征岁币，来使反被贾似道拘禁。兹后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贾似道也真有粉饰太平的本领，于是又十多年，１２６４年度宗赵基嗣位，这已经是一个３岁不到的小皇帝。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师。１２７５年的春天，元
军（１２７１年蒙古才称元朝）已取得长江中游，伯颜的大军已向下游进逼，贾似道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此人后来率宋军参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还整备船舰芜湖
进出，可是他向伯颜求和既被拒绝，江上大军又不战而溃，于是只好遁居扬州。这时候临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纷纷请诛杀贾似道谢罪，执政的谢太后才将他贬官为高州团
练使。传统政治里的贬官逐放，常埋伏首狱禁之中暗杀的动机。本来写贾似道传记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结束。只因为贾似道是一个如此的奸臣，倒要写出来私自将他处死
的乃是志愿械送他的县尉郑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为千古读史者所传诵。
替奸臣说公道话，不是本书的目的，即暴露传统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们重新检讨历史之主题的所在。我们提出贾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国财政史和
经济史里一段重要的环节，不能为贾个人的行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
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２０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
而一个半世纪之后马可波罗在南宋覆亡之后３２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称为“行在”，马可波罗则译为Quinsai）他曾说：“毫无疑问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优
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威尼斯（也是当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离口的则是中国的
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经，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
马可波罗的叙述，有煽动性，一般读者怀疑他的浮夸。可是最近法国学者JacquesGernet将他的回忆和同时的中国文献如《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比较，又
发觉其中很多细节，可以彼此印证。他整理后，所缀成的１３世纪杭州，确是生动活跃，富丽繁华。迄今我们还能查悉当日通衢街道桥梁的名称，和巷弄里发售最优等纸扇的店铺
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１２世纪初年不到二十万逐渐增加，突破百万大关。而当日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不得了。所以Gernet发问：当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
最前进的国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６０００万，占地有今日法国面积之４倍，文化已到达最光辉的阶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上表现一种剧烈的挫折？
而其实Adam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２００年。他作书时也去马可波罗赞羡中国时约５００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国虽然在５００年前出人头地，兹后就无从继续其优
势。Smith并没有讲出当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经指出中国的法制，必有阻碍人民继续增加财富的症结之所在。
我们今日提出贾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
上述两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渐提及。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贾似道之犯众怒，
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
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宋史》“奸臣传”说到最后与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钥向临朝称制的谢太后责他应死，称：“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
。”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这事态之背景，我们又要从康王赵构南渡做皇帝说起。
赵构之成为日后的高宗，初时并没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应到金军里去为人质，只因父兄被掳，才自立为帝。除了哲宗遗孀所谓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认外，他的帝业并没有
任何合法的根据，在南方也没有权臣拥戴。他手下人既主战主和不定，他自己也无钱无兵，这也可以认为是宋朝过度中央集权的后果。所以他刚从扬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担任宫卫
警戒的军官叛变，逼他退位，而立他一岁多的小儿子为帝。等到韩世忠勤王，他才能复辟。并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觅海舟逃命，直到公元１１３５年在临安建太庙，才算
替南宋立都。当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剧盗的手里，高宗的军队大都由这些部队改编，当时戡乱及求和扰攘约十余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
化。
《宋史》“食货志”内中抽出的“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和“板账钱”为历史教科书前后提及。其实这代表朝代草创时筹款的办法。一般从既有的税额，增派附
加。初时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后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厅办事的手续费，与赃罚并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提出定期的供应，“每月桩发”。这些名目给南
宋政府一个立足的机会，却不是财政史内重点之所在。至李心传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时候，已是１３世纪，也是南宋的末叶。他还提及北宋初年，东南只向汴京每年供应２
００万缗。到他的时候，四川不计，东南的经制钱和总制钱已共达１４４０万。可是他没有指出的则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卖公地，以后则靠印行纸币，及向民间强买物资（和籴）
维持，迄至最后，１０００万缗只能买米一万多石，而政府也无从以税收及专利于盐酒矾茶平衡其开支。
南宋的纸币已经全汉升详细研究。即以会子（尚有川引、湖会和淮交分别行使于其他地区）而言，大概从高宗后一百年（公元１１６３－１２６３年）流通量增加３２．５倍
。但是会子原应３年一“界”，届期以旧币换新币，其中有以二换一和以五换一的情事，所以其贬值也应当积累的计算。可是有时政府也出卖金银使法币回笼，有时又新旧两界同
时使用，所以其法定价值亦无法计算。从全氏提供的资料看来，则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３缗为常情，１００年之后有提到３４０缗，７００缗及１０００缗一石的文字，其货币贬
值已超过３００倍。我们今日经过货币恶性膨胀的经验之人士或者不会对这情况认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纪市场狭小，交通壅塞的条件下，则已是一个极端的威胁。米一石要值
钱一百万，就足够骇人听闻。况且货币贬值，等于变相加税，其负担常转嫁于贫民。政府既捉襟见肘，对应支付的项目也只有克扣。全汉升就指出一个例子：１２３５年有一个朝
官辞督视军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货币贬值，军费短绌，因之督视与不督视，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志”里提到募兵，又有这样的一段：“所司莫能体上意，执
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言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辙载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女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途无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
入市。”这段文字作于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还说“官降钱甚优厚”，读者可以根据前后情形推断通货膨胀的一般后果。
贾似道买田的方案行于１２６３年，去高宗退位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军入临安也还有１３年。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洲
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１／３（即８００亩须卖官２００亩，１４００亩须卖４００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以金银僧道度牒（可免税也可
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买田的目的则是免除以后之造楮（即纸币）与和籴，预计所收租已能解决当日的财政问题。贾似道以他自己家产一万亩先倡。其执行的成果，
经过无数的抨议。今日只有周密所著的《齐东野语》内载的一段，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以一段极短的时间施行（半年之后即已买进３５０万亩）。技术上最大的困
难，尚不只于买田，而是买得这些田土之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方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贾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还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议就将官田赏与佃农而向他们
征兵。
但是这些官田始终没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赏赐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１００年后，朱明王朝也没有对之作合理的处理，仍成为日后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见于顾炎武
之《日知录》，也见于今人周良霄所作论文。
有了北宋与南宋两重经验，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
才有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之则引起代议政治
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与运动。
征之先进国家的成例，这各发展必待市民经济成熟，其组织结构能产生领导力量，成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欧洲的事例言之，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抬头。所以法国历史
家FernandBraudel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穿通一气，它本身即成为国家。”中国在２０世纪尚未达到这阶段，遑论１３世纪之南宋。至于旧式官僚机构，又与所掌握
的农村缺乏经济上严密的联系（有如封建或feudal）则很难确切的掌握其资源。最近英国历史家之研究，则发现都铎王朝及斯国亚特王朝时封建业已崩溃，资本主义尚未登场，皇
室以一种官僚机构管理地产，发生无数的技术问题，也不是贪污无能四字所可概括。如此贾似道身死家毁，已不置论，将他认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则又是以道德的名义简化历史。
今日我们重新检讨这段历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是也应当令人感到颓丧。我们要记着蒙古人于１２７９年灭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顺帝在徐达兵临城下时，
集三宫妃嫔奔漠北，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迹之所无。只是有了这些经验，明太祖朱元璋才拼命复古。他的财政税收政策，都以经济上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和
赵宋立新的精神大相径庭。这和我在“开场白”所说的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青”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不过这些环节都能够前后连贯。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读史，则更能体会中
国大历史的特点。贾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非穷究则难能了解历史中的纵深和曲折，因之也难看透中国历史长期的合理性。
30、道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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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９年元军与南宋的残余舰队海战于广东新会南之崖山。最后元军合围，宋左丞相陆秀夫负着他所立的帝丙－－一个７岁的孩子－－赴海死，宋亡。这不仅是一个令很多
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这划时代的１２７９年也给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伤心的一页。一般讲来中国都市物质文化在宋朝时达到突飞猛进的最高潮，兹后就再没有表现这种杰出
的姿态。在科技方面讲，中国的拱桥、建筑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透水的船舱、航海之用指南针、踏水轮之船舰、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的技术，而
极可能的炼钢炉及水力纺织机都已出现于宋代（后二者之图片，见于１３１３年之《农书》去宋亡只３４年）。抚今追昔，我觉得胡适所译拜仑之《哀希腊歌》两句，很相近的表
达了我们对赵宋王朝的一种类似的情绪。此即是：
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
为什么这一般好形势，不能继续？我们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到少数民族身上去。辽、金、元战时对中国的破坏，程度不深。战争一停止，也们也致力建设。如果说他们没有打开
局面，则在他们后面明清两朝也不能保持唐宋以来的高度进展。
这样一个庞大的问题，本身已抽象，当然各有诸子百家的解释。譬如英国的汉学家MarkElvin就认为传统中国农业生产，在技术上原有很多可以增进的地方，但是到了某各程
度之后，劳动力投入多，而增进的成果不成比例的上升，到后来劳力增加，收获只供食用，同时中国的经济过于庞大，也不容易作质量上的改进。这样的解释，不能说他不对，可
是很难令人相信这已经全部解答了这一个庞大的问题。
我的解释也只能跟随着本书纵谈大历史的立场，提出和前后文含接的两大因素。一则中国的财政无法商业化，因之传统社会，不能进入以商业法制管理的阶段。另一则是思想
上的内向，以理学或称道学为南针，先造成一种收敛性的社会风气，这两者互为因果，也都在北宋末年开始显示登场。
关于财政不容商业化，已在“王安石变法”一章论及。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官僚政治，无从个别的而且确切的保障私人财产权益。其背景则是以大量小自耕农作当兵纳税的
体制不能废除，中层缺乏有效的联系。既无财力遍设法庭，也不容各地地方习惯自创系统，同是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师。如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县级官僚万能，他们所能掌握的也是
简陋的刑法。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则靠宗法社会的家族首长支撑。不仅宋朝如此，明朝１６世纪的好官海瑞尚在他的文集里明写出：“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
屈叔伯，宁屈其侄。”这样一个法官，尚未开堂审案，就已将他自己的偏见明白写出，也只能在中国出现。其结果则是真理与威权，全是由上至下。负担最重的人们，也是最无力
负担的人们。而且这种体制，也靠均一雷同的环境作主：一有变态则毛病与问题更不可爬梳。前面我们已经检讨过宋朝的折税与和籴产生“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
于钱”的情形。传统中国又从未开设商业特别的法庭，商业资本不可能在这种环境里继续集累。因其缺乏组织与结构的纵深，商业也只能大体保持原始的农村内的企业形态。
于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长处有如经济多元化，中国则以普遍的种米麦备饥荒为着眼。长期如此，其生活程度不能增高，也无普遍的制造高级商品之可能。工资既无法增高
，也无发明节省劳力的机械之必要。这种种原因，限制高度的分工。最后担任科技之设计者一般为匠役，而不是有学识的专家。
我这一段仍在谈宋史，更要着重理学之兴起。可是刚一扯上这题目，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属于哲理分析的课程，很少人注重它是一种历史产物。
宋元理学，原称道学，《宋史》即有“道学传”。但是道学这一名词为时人取用，似在南宋。１１８３年吏部尚书郑丙上疏，提及“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
宜信用”。监察御史陈贾也对孝宗赵春说及：“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及
谓己独能之。”他们攻击得最严苟的对象，乃是朱熹。
然而朱熹继承北宋程颐之学。“道学传”就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而程氏兄弟又曾向周敦颐受学，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则间接的得自五代至北宋初
年一位神秘人物，世称“华山道士”的陈抟。所以以上诸人，而更有张载，因为他也极端的崇仰二程，都受有陈抟的影响。《宋史》“隐逸传”则说及“抟好读易，手不释卷”。
所以理学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在正心诚意之间加上了一段神秘的色彩，又归根于一种宇宙一元论，更提倡有一则有二，有阴则有阳，有正即有邪，都与这受学的源流有关。
朱熹是一个容易惹是非的人物。《朱子大全》里面有很多他自己做地方官的文件，里面看出他为人精细，处置事件也有条理，所以孝宗曾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是他
一列于庙堂，就品评是非。朱熹初年秉承他父亲的遗志，主张拒绝向金言和。后来他却反对韩佗胄的北伐。可是他又不像孟子一样的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而标榜“言规恢于
绍兴之间（１１６２年前）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１１７３年）为邪”，这已经将一个技术问题当作一个道德问题。他在１１８８年谏孝宗：“陛下即位２７年，因循荏苒
，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这已经相当唐突。而他接着以解释皇帝之无成就乃是修养的功夫不够。“无乃燕闲蠖蠖之中（退朝无事的暇时），虚明应物之地（心灵与外办接触
时），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以致“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他的建议则是“愿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天理耶？人欲耶？”
这段文字充分的表现着一般理学主静主敬的态度，也强调着个人心情凝静时，在思想与行动“将发未发”之际，不可错过机缘立即求善的重要。其宗旨与周敦颐所说“寂然不
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接近。这类似宗教经验的虔诚感应，在朱子看来，与大学所说的“正心诚意”可以融会贯通；也和孟子所谓“养气”互相发挥。但是朱熹不以为这种
方法出自个人经验；他也不以之对皇帝作私人的忠告；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为一辈子及以下所有读书作官的人必所遵循。
１２世纪至１３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一段艰苦的局面：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经险
象环生。而以财政上这紊乱为尤著。朱熹指出这些弱点非不真切。同时他做地方官的记录，也证明环境需要破除陈规，以便对专门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他不强调这些技术上的
因素，而偏在半神学半哲学的领域里做文章，因此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
周密说到宋亡前夕，一般崇拜道学的人物之作风：“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杆边者则为鹿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物丧志；留
心政事则为俗吏。其所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这些人的功业则是“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
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最后则“其后至淳祜年间（度宗咸淳，恭帝德祜，包括元军入临安前十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
为道学君子也。”
又加以传统政治制度的设计，采取间架性，真理由上而下，皇帝的面目为“天颜”，他的命令则为“圣旨”。朱熹之所提出，事关整个儒家经典所综合之枢纽。既见于他的奏
疏，也闻于他主讲的经筵（皇帝座前的读释经史）。朝廷无法等闲视之。要不是全部支持它，就要全部否定它，因之也给朋党斗争留下了一种工具。朱子历仕高宗赵构、孝宗赵春
、光宗赵淳和宁宗赵扩四朝。每朝之间他都产生了大小的纠纷，要不是得罪皇帝，就是冒渎重臣。所以他被召之后又外派，刚作殿前文学之臣又作宫观的主持人。最后他在宁宗朝
得罪韩佗胄，落职罢祠，于１２００年逝世。道学也一度被赵宋政府斥为“伪学”。可是１２２４年赵昀继宁宗为帝，是为日后之理宗。韩佗胄已早死，理宗自己又崇拜朱熹的著
作，他曾说：“恨不与之同时。”于是追赠朱熹太师，又和周敦颐二程张载同从祀孔子庙。兹后朱熹所注的四书，也为历代开科取士的标准，他也可以说是继儒家的正统。
理学迭经现代学者研钻。周程朱张的学说出入于形而上和形而下，而以张载所谓太虚无形，气有聚散，朱熹综合前人学说，阐扬气与理之构成各物最为中外学者称道。因为所
叙牵涉哲学，也近于各个人的人生观，我们不能遽尔说它对与不对。而且它在好几个世纪使中国大多数学人相信儒家的伦理观念不仅有自然法规的支持，而且本身就是自然法规，
我们不能不赞赏它力量之庞大。可是我们在２０世纪末期，正在清算传统的政治设计，亦即一种主为法制与经济的体系，必先以抽象的公式造成，由上层机构赋予下层的办法，不
能不对和这种设计互为表里的思想系统彻底批判。
理学或道学将伦理与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为一体，在１２００年前后仍与欧洲思想界不分轩轾。可是欧洲在１６００年前后已将有关于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划分清楚（此亦
即JosephNeedham所谓naturallaw与lawofnature不同），而在中国则二者依然混同。以朱熹作总代表的理学或道学不承认宇宙间各种事物有他们力所不能及，无从解释的地方。冯
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内１１至１３章，摘录以上诸人语录１９８则，每则都出于肯定的口气，似乎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在他们确切掌握之中。这种态度无疑的已受当日皇权万能
的影响（参阅“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一章），即此一点已与科学精神背驰。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与具体之物混为一谈），只能美术化的彼此印证
，不能用数目字证明。其结果则有如Needham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推广FrancisBacon所说认为现代科学实为不断的怀疑persis-tentdisbelif之成果。）
而本书曾指出中国的第二帝国（隋唐宋）表现一种开放性格，第三帝国（明清）表现一种收敛性，同时文化的风尚，已开始内向，其实后者思想上的根据，已在理学或道学肇
始。
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作中下级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汴接近，又受他们推荐。二程兄弟都曾任朝列，程颢与王安石口头冲突而被逐。程颐与苏轼不合而被流窜，死后被夺
官。张载也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以疾归。朱熹之不见容于南宋朝廷，已如上述。即与他同时的陆九渊（时人不以他是道学家，在《宋史》里他的传记独载于“儒林
传”），也因事被给事中所劾。骤看起来，他们的思想应当在政治上代表一种在野派的倾向，可能掀动一段新思潮。可是实际正因为赵宋在政治经济与法制之间找不到一个具体的
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领导人物才反而求诸己，希望增强道德。如他们之所谓主静、主敬、慎独，以及上述“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都不外传统“克己复礼”之方式
，首先则内向，次之则以他们注释的经典为万能，于是造成一种正统的风气。即是朱子之道学问，仍不外以外界的事物，“证明”他自己过去诵习诗书的信念并无追求真理之决心
，与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他们虽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子注重身体力行，并没有将他们的言行造成一种思想上的系统，认为这是一切
真理的渊薮等情事。
周程朱张的学术思想，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因其目的则是韩愈所提倡的“卫道”，所以不能不取防势。张载所说：“吾道自足，何作旁求”已经表示其保守性格，程颢所
害怕的也是“正路之榛芜，圣明之蔽塞”，仍表示其不能采取主动。所以他们虽构成思想上的一大罗网，其中却缺乏新门径和新线索，可以供人发扬。朱熹集诸家之大成，他将人
欲构成与天理相对的一个负因素，最值得注意。严格言之，则是人类的欲求与自然法规是对立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有毛病，所以他对“食色性也”一段添注：“甘食悦色固非
性，而其‘天则’，则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此说亦是。告子却不知有所谓‘天则’，但见其甘食悦色，即谓之性也。”这种解释牵强犹疑，已与他以上作说对立的观念相冲突）。
我们姑不论其正确与否，将人欲与天理对立，即表示意识型态之粗线条，也还是揭橥著至善与极恶、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如此也难怪当日法制不能展开。朱熹作地方官，就执行“
人子不蓄私财”的原则，这也难怪程颐于１０８６年差判登闻鼓院，辞不就。他的理由是：“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礼。”于此已不经意的表示任司法较讲学的为卑下，而
两者也有互相冲突的可能。
我们不能认为周程朱张应对宋朝的覆亡负责，他们的思想狭义的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杀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编制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今日
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
31、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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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教学历史的人想给初学者若干指点，使他们能看清今日中国的兴衰与过去两千年来特出的人物与事迹，有前后贯穿的关系，可是一提起元朝就不容易着手。刚说原始资料
，则《元史》《元典章》和《元史类编》等等，已经给我们志不在作元史专家的透不过气来。此外蒙古的《黄金史》（已有汉译）也要与中国方面的资料对看。而现代学者的专题
研究，尚不尽见于中英文，多数物仍为俄法德日文，也不是专家以外如我等敢于随意涉猎的域境。
过去历史教学的办法，或是强调元朝之缺乏文治；或者着重成吉思汗的武功。例如提到前说，我们常听见蒙古人以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论调。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即有蒙
古皇帝不识汉文，他们自己也由权臣推戴各条。况且他们又分全民为四等，一为蒙古，二为色目（即各色诸目，以中亚腹地突厥回纥党项各种为主），三为汉人（北方人，包括女
真人高丽），四为南人。还有按职业分，僧道高于官吏，儒生低于娼妓的说法。而番僧则尊为国师，理财者则又都为聚敛之臣。这样的说法不是完全不对，但是过于简化历史，过
于倾向笔记资料，容易由事实而遍近传闻，终至于失诸谩骂。元朝人之种族观念，事诚有之。可是刘秉忠、姚枢、许衡以文学侍从之臣替世祖忽必烈创设典章制度，史天泽、董文
炳为元朝开国打江山前后数十年，范文虎以宋朝降将征日本又失败之后仍以中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行政院秘书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可见得汉人并未完全被歧视。即到后期汉
人难于在朝中执掌大权，可是在御史台以监察官的身分纠举蒙古色目大臣，仍毫不假借，也有实效。而贺惟一做到御史大夫和左丞相也算是位极人臣（他末年不得善终是元朝朝廷
的政治问题，与种族无关）。
如提到蒙古人之武功，诚然也有脍灸人口的故事。成吉思汗和他子孙征服的地区横跨欧亚，世界历史里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这方面固然是由于１３世纪欧
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一方面也由于他铁木真的组织天才。当时蒙古人人口，不到两百万，但是分成无数的
部落，动辄自相厮杀。铁木真以联婚拜盟袭击征服的不同方法将他们归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型的庞大军事机构，于１２０６年得到各酋领的公认，被加上一个成吉思汗的头衔，较
之希特勒之为日耳曼民族的“领袖”，要早七百多年。
成吉思汗领导之下蒙古全国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各部队领导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兵士极能刻苦耐劳，马可波罗说：“他们
之能接受艰苦，世间无匹。他们能够一而再的几个月没有食物全靠牝马的乳汁和弓箭所猎取的禽兽为生。”又说：“如果在特殊环境之下，他们可以一次驰骋十天不食人间烟火。
”如果我们觉得这段文字夸大的话，则《元史》“太祖本纪”里记另一酋长的故事，也有“中道粮绝，捋羊乳为饮，刺橐驼血为食”的叙述。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无大小行李，
兵士只带皮囊盛水，也利用之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
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更因为当日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兵威
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敌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行动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不盲目的施行残暴政策
，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藉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极度的残忍。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放谣言，并且驱送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恐怖的空气
。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手段立时停止，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
这个１３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品物，不留恋于豪华的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生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的动机使后人不易猜测。西方的书籍一致传说他曾对人称：“人
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克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可是这种恣意的态度与他严格的纪律能放能收的御
下办法很难并存，也和他建立４个汗国的宗旨相违，中国方面的资料无此种记载。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攻占燕京之后，移麾西向灭西辽，再进兵陷花刺子模（一个突厥人种的王国，在今日苏联属下的中亚），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于
里海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事带到欧洲。可是成吉思汗席卷河北、山东及山西北部，并没有消灭迁都于汴京（开封）之金。《元史》说他临死时遗言假道于宋以伐金。他在１
２２７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他去世之后他的子孙灭金，进兵于伏耳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乌克兰首都），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正要向西欧发展的时候，１２４１年年终大可汗窝阔台
在蒙古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了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西欧于是才松一口气。而蒙古人之西侵也在１２４１年达到最高潮，以后再未卷土重来，当时认为奇迹
。现在从各种迹象看来，则是蒙古人发展过快，占地过广，成吉思汗的子孙繁衍过盛，他们的大帝国无法固定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各王子与军
官已经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
可是我们讲到这里，也会遇到技术上不少的困难。以上到底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抑还是中国史与世界史上相衔接的一部分？成吉思汗虽然采用辽裔金臣耶律楚材的劝阻，没
有将华北“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他到底没有对中原的文物感到兴趣，燕京则被他破坏。即算今日我们应当尊重少数民族对历史的贡献，也到底有限度。我们是否能把这样一个草
莽间的人物以征伐为能事，又曾未履中土，当作民族英雄看待？
铁木真或成吉思汗之为元太祖，只因为他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开创了一个元朝，是为日后的世祖。他也尊奉祖父为“圣武皇帝”，又直到建立太庙之后，才援例称成吉思汗为太
祖。可是《元史》的作者，就索性把他写成一个中国史创业之主。以“夜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形容他母系祖先之怀妊，也用“功德日盛”、“有人君之度”的形容辞，修正他的个
人性格。此外成吉思汗所立家法，称为yasa也音译为jasagh。波斯的史官曾说这法律“涉及任何情况，在每一种情形之下，都有处置的条例”。《元史》虽提及“扎撒”，始终没
有解释是何物，倒又盛称“至元新格”和“风宪宏纲”等中国式的法律。成吉思汗又制定大可汗不仅是东方之主，也是西方３个汗国（即在中亚之察克台汗国，波斯之伊尔汗国，
和俄罗斯之金帐汗）的元首，其产生由皇室会议之称“忽烈而台”者选举，《元史》也未说及。１２６０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帝位，显系违反家法，因为当日皇室会议已公推他的胞
弟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兹后兄弟还用兵４年之久，而《元史》里面的“世祖本纪”只描画上一段“诸王与大臣劝进，帝三让，诸大臣固请”的传统公式。可见得明朝人之修“元史
”，崇奉忽必烈为世祖，成吉思汗为太祖，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性，甚至抹杀史实，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写为中原的汉人。
而且今日提到成吉思汗还可产生一个现实的国际问题：蒙古人不仅分居于内外蒙古，也仍在苏联境内保持了Buryat和Kalmyk两个自治共和国。一般说来，这四个地区的人民都
奉成吉思汗为民族英雄。苏联一方面好像在替外蒙撑腰，一方面却又不准许外蒙颂扬成吉思汗。美国作家HarrisonSalisbury说：“爱国的俄国人恨着成吉思汗，好像他的入侵，还
是昨日情事。”还有一些苏联人骂起１３世纪的蒙古人来，索性把２０世纪的中国骂在一起，还憧憬着一个“黄祸”的面貌，在欧美各处宣传。其原因则是成吉思汗所建四个汗国
两个在今日苏联境内，而尤以金账汗国辖莫斯科及基辅，盘踞了这个地区近两上半世纪（１２４０－１４８０），很多苏联人不仅以为羞辱，而且因此历史的发展阻碍了俄罗斯向
西方的接触，成为日后文化上落伍的一大主因。
可是本书站在今日中国局势业已明朗，在一种雨过天青的情形下讲解历史（见“开场白”及“澶渊之盟”的首段），则用不着窜改史实，也无须回避。成吉思汗的故事可以列
入世界史，也可以列入中国史。如列入世界史，我们可以揣想虽在１３世纪大戈壁沙漠的四周干旱的地区就已达到了当日生活方式所能供应人口的限度，因之产生内外的不平衡，
才鼓励蒙古人以他们原始而粗蛮的谋生方式向外发展。只是成吉思汗一经发动这种运动，则不知如何住手。如果这题材列入中国史，则成吉思潮上的故事只是元朝登场的背景，不
是其实质。
至于我们想确定元朝在中国历史里的地位，则我们所知道的粗浅知识，也能供我们钩画一个大轮廓（历史是继续不断的，专家的准备工作也永无止期，我们也不能等候材料之
全备）。
从本书以上各节看来，隋唐宋组成的第二帝国带开放性（财政税收与军备越做越大，经济也随着扩充），相对之下，明清组成的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元朝是一个短朝代，处
于二者之间，只能在历史上完成一种过渡期间的任务。所以在很多地方，元朝表现其双重性格。另方面它也能继续引用技术上的长处，维持造船业，提倡海运，促进国际贸易，修
筑经过山东高地的运河，使用火器，以互相交换的方式利用中国和波斯的工程师去设计炮弩，以驿马传递消息，加强东西文化的交流，用郭守敬和贾鲁讲求水利、测验日食、改订
新历；一方面已开始显示其保守性，有如开始第三帝国之重农政策，禁蒙古人航海经商，在华北组织管理人民之“社”，将人民区分为“军户”与“民户”，注重职业之遗传，提
倡道学（详本书“道学家”一章），文官考试时以“朱注”为主（朱熹所注解的经典，只有《春秋》得用左传等解释，《礼记》得用古疏注），如此都替朱明王朝的保守性奠立了
基础。
要追究这双重性格的由来，我们仍要从忽必烈说起，他是元朝真正的创业之主。
成吉思汗逝世之后，大可汗为忽必烈之伯父窝阔台。窝阔台在位１３年，继位的大可汗为他的儿子贵由。贵由在位３年，后继之大可汗为忽必烈之长兄蒙哥。以上均经过“忽
烈而台”的选举程序，前两次在蒙古国都卡拉科伦（汉名和林）举行。最后一次虽在金账汗国的区域举行，事后各王子贵族仍在卡拉科伦聚集，以表示其选举之合法。忽必烈不仅
不依此程序，而且卡拉科伦被他永久的放弃，他日后称开平（今日内蒙古之多伦）为上都，燕京经他重建之后则为大都。皇帝每年春夏在上都，秋冬在大都，其他元朝的皇帝也都
如此，为成吉思汗制度内之所无。
原来蒙哥为大可汗时，即有将南方领域整个支解的企图。１２５７年蒙哥自领军入川攻重庆，皇帝忽必烈则攻鄂州（武昌），另一支军起先也由忽必烈出名统帅，实际率领者
则为兀良合带，他曾于１２５３年由甘肃经西康入云南，当日则为南诏。忽必烈北返之后，这支军队留置南方，由兀指挥，此时也可以弟支应。如此可以将南宋西部截成数段。不
料１２５９年军中疫疾流行，蒙哥死于合州（四川合江）城下，蒙古军将整个攻势放弃，宋朝才延长寿命十多年。
原来蒙哥的布置，以幼弟阿里不哥在国都镇摄。此人与皇室诸王权臣接近，也有西部汗国的支持。忽必烈则多年在华北主持民政，信用中国儒臣，与蒙古主流相去至远，不算
能得人心。所以“忽烈而台”推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忽必烈尚在开平，他就自立为帝。所称“俯徇舆情，勉登大宝”，并且以阿里不哥“反”，诏谕天下，只有在中国方面有宣传
的功效，不能得到蒙古人的同情。而且蒙哥的遗孀－－忽必烈的长嫂，尚站在阿里不哥的一边。
忽必烈的政策是南守北攻。他一面派人与南宋的贾似道接触，企图讲和，一面送高丽世子王典回国立他为高丽王以加强侧翼，对蒙古的贵族与军人则竭力拉拢，以金帛相遗。
《元史》里有赐各王及先朝皇后的文绮银两的数目，并称“自是岁以为常”。因之当日的措施，也成为日后的永久政策。
忽必烈的贬抑汉人，让蒙古色目抬头，可以说都在此时不久肇始，禁人民携带兵器，则在即帝位后宣布，他的财政税收政策尤受这北方牵制的影响。这种个人种族与国策穿拖
一起的关系，迄忽必烈之余生，从未终断。阿里不哥于１２６４年兵败被擒，忽必烈免幼弟一死，西部汗国有些从弟侄辈也向他表示名义上的归顺，但是侄子海都始终不承认忽必
烈的地位，他在中亚纠集蒙古王子五十余人，与元军作战前后几四十年。１２８７年还有一个成吉思汗兄弟这四世孙中做乃颜的，也与他结合，在今日中国之东北向上都东西夹攻
，一时情势严重。忽必烈已年七十四，仍御驾亲征，有些将士尚从南方调来。１２８９年海都又犯边，皇帝又亲征。所以我们议论元世祖及元朝的创立，也要把这因素一并加入计
算。
32、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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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非多数民族之福。只是如果他们真能以“无本身利害”及“不无端干预”的立场，扫除辽金南宋以来的积弊与苛政，却也不失为在中国历史上的
一种贡献。我们仔细读忽必烈的传记，无法断言他没有这样的心肠。他作的《下江南檄》就指责南宋的通货膨胀为苛政，他也曾下令，禁止买卖滥估价格，也曾将赋税降低。他之
禁止军队滥杀戮，废止辽金以来的酷型，革除了宋朝黥面的粗蛮办法，都具有改革者的作风。而且南宋以来有些地主收流民为客户，既把他们当作佃农，也把他们视为农奴买卖，
忽必烈也下令禁止。马可波罗亲眼所及，也盛称元世祖注重农事体恤贫民储备饥荒等等善政。我们再看在他手下任要职的一批汉人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们都有扶助明主的抱负。
明太祖朱元璋对蒙古人无好感，他手制《大诰》就道德指斥“胡元制主”的不当，但是他的帝王庙，仍以元世祖的神位与他选定的其他４个帝王，即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
太祖一起享配，他自己也到他们灵前行礼（他之崇拜这些人，并不是盲目的。他以前也享祀隋文帝，后来却又将其灵位撤去）。
但是忽必烈的志趣，不一定是他的成就；他的作为，也不一定是他留下的传统。
忽必烈登皇位后对于军事上的指挥已有重要的改变。他以军事行动为政治上的手段，不像成吉思汗一样，以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亲自率兵包围
卡拉科伦。然则即使在阿里不哥这问题解决之后，他就未曾再亲临南方前线。攻宋以水军为主，军事也大多用汉人，船只则大部造于汴梁。他原来拟用史天泽为统帅，但是史以年
老辞，改用伯颜，是因为伯颜不嗜杀人。蒙哥所用战法，至此都已放弃。忽必烈不冒险攻坚，不轻举急进，不专事破坏。他之围困襄樊，费时四年半（１２６８年夏迄１２７３年
初），不到这汉水之上的重镇攻陷，他不以大部队冒险深入。在这些地方，忽必烈总表示他筹谋全局时以南方的办法对付南方；北方的办法对付北方。因之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座挡
箭牌，防制了蒙古人对南方的荼毒。他对能知政事高达的诏谕里明指出：“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即此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了他自己的立场。不过他自己为蒙古人，
又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不愿像拓跋宏那样的汉化（详本书“北魏拓跋氏”一章），在军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可汗的地位（最少要防制一
个竞争者使用如此的名号），更不得不拉拢蒙古人。他所赐“先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贵族的金帛，数目丰厚，终生未除，也都是这种妥协政策下的产物。关于用人一事，他在１２
８５年谕右丞相安童：“此事当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朕自决。”而安童本人尚是蒙古人中较开放者，受汉人儒臣尊敬。皇帝还要如此向他开说，可见忽必烈想要
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是遂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为难，不如我们所想像的得意称心。马可波罗已经提及蒙古皇帝统治下的大多数汉人对他的种族政策不满。现在的美国作者
JohnDardess而说他用人时，按种族分为四级，实在是“超国籍”的办法，虽然他也有事实上的根据，这种说法不容易为中国一般读者接受。
不过有了这些矛盾，我们即要以领略到历史上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背景，而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上讲，其进度也不相同，要在同一的体制下存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色目人之被引入事端之中，则因为他们大都是中亚腹地土著，如过去之苏定安种及刻下的回纥，都以经商著名，也成为蒙古人的经纪。然而海报牧民族所掌握的产品无非牲口
马匹皮毛。这些产品要能有利的推销于市场，纯靠专门的商人批发垫借，代他们主持。很多色目人即长期与蒙古人交往，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与兵器，在蒙古人占领中亚之后
，很多尚成为各地的承包纳税人，他们也随着蒙古军事政治力量之扩张进入中土。
以上如许复杂的因素，很容易使元朝的财政税收处于不利的状态。我们还不能忘记，蒙古人在１２３４年才灭金，忽必烈在１２６０年才称帝，１２７１年才称他的政治组织
为元朝，１２７６年元军才入临安，１２７９年才消灭了南宋最后一重抵抗，统一中国。这从华北进展到华南中间也近于半个世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金与南宋之覆灭，也都与
它们的财政破产有关。所以忽必烈始终没有接收过一套有系统和有成效的财政税收组织。
严格的讲来，元朝的财政税收，也就是没有组织与系统。《元史》“食货志”说：“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税，
此仿唐之两税也。”
所说内郡即是华北，其原则即是按户或按丁抽税，同等税率，不计内部详细家资之上下。虽然其户又析为“丝银全科户”及“减半科户”等四类，后又划分为八等，其基本原
则不变，即每类每等仍按一定的数额纳税，骤看起来，其税率甚高，如“包银”每户四两，后减为二两。而实际则所登记之户并非一户。董文炳为县令时即“使民众聚口而居，少
为户数”。因之世祖统一全国时，登记的户数逾１４００万。而整个长江以北不及２００万，其中约一半为“五户丝户”，他们所缴的赋税，已配给于蒙古的贵族。
然则情形尚不如是简单，HerbetFranzSchurmann的研究，华北在元世祖忽必烈掌握之前，并无有效的中央政府，而是全民被分为很多的“封禄”，元时称为“投下”，隶于蒙
古贵族之下，中央政府成立这后，才逐渐的将财政税收集中。可是内中有很多特殊的户专对某某贵族履行种种不同的义务，迄未革除。例如朝代中期，还有贵族领有“采珠户”３
万户的例子，看样子也不是真有这么多的户口采办珍珠，而是他们有集体供奉珠宝的义务。又如很多漏于登记的户口，查出后编为“淘金户”，也不是实际上强迫他们去当矿工，
而是课以一种高税率的财政义务。
华南的税收则是计亩抽税，宋朝的底账在临安接收之后，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朝时其数目字即已模糊。元朝除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征实物外，一般按底账纳钞。忽必烈在几
年之内骤得江南，又要笼络人心，所以一般折换率都对纳税人有利。其受实惠者则为地主而非贫民，而南方人所纳赋税较北方人为低，也迭经有正义感的官员提出。
在元世祖忽必烈的领导之下，有一批色目人，一再提倡“核算钱谷”。有如回纥人阿合马替世祖理财２０年，他增加新税收，核实发现隐匿，为皇帝信用，做到中书平章政事
，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实权，有派遣手下官僚到各处勘察的权力，为正规的廷臣年不满，直到他为人谋杀之后忽必烈还将凶手明正典刑。又等到阿合马及其手下人贪污枉法的情事为
众口一辞的揭举，皇帝才命令发墓戮尸。又有汉人世荣和西番人桑哥也企图替忽必烈加强财政的管制，也遇到类似的命运。桑哥得意之日，各处替他立“德政碑”，后来他为众人
攻击，一个近臣尚且向忽必烈进言：“今日百姓失业盗贼峰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元世祖才先后判两人死刑，他们的手下亲信也被惩处，连以前作桑哥政碑
的翰林也被波及。所以赵翼指斥“嗜利”的实为世祖本人，因为他“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始终”。《元史》的编者则把三人列入“奸臣传”内。我读中国历史尤其留
心财政史几十年的经验，则觉得元朝财政税收亟应整理，同时其国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当日专制皇权之下，由二三悻臣主持，必无好结局。而这时候“天下骚然江淮尤甚
”，以至“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也不能说全是诬陷之辞，没有事实上的根据。不过归根结柢，这种种情形还是由于当日无法产生一个确切核实的
会计制度，所以“宽仁”则一切马虎，“务实”则下端的残虐无法遏止，很难说得是个人的错误，只是忽必烈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大政治家，他又亟于要在各方讨好，才不惜归罪于
少数的臣下以保全自己的名誉。
这件事情也终忽必烈之世尚没有着落。１２９１年御史台奏言：“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余三十年（应作三十余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拯，而其余党公取贿赂，民不
堪命不如罢之。”皇帝的旨意则是“议拟以闻”，可是以后也没有确切的下文。
所以忽必烈遗留的一套财政机构，既不副实，也很紊乱。耗费于王公贵族之私囊的既多，国库的收入就受影响。所以除了上述３个“奸臣”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以外，还
要靠以战时姿态于法外征集人员与物资。中统正元间他发的钞票还不算过多，继位的皇帝就不能再保持这种纪录，终演成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这种情形也解释了元朝不能成为一
个有主体性的朝代之原因，同时也留下了朱元璋必须以铁腕开创他的系统之背景。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也经后人议论，现在看来，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的真理。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任为官吏，与他们同信条的
人民就容易治理。所以他早年求“闻学才识”的读书人，也遣人在各处寻访“医、儒、僧、道”。刘秉忠已出家为僧，他又叫他还俗，给他复姓赐名，参加枢密院（一个军事机构
）的会议。他在１２６５年接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告教皇，派一百个天主教的长老僧侣，帮助他管理一个日形壮大的帝国。南宋覆亡时在临安降元的是
幼帝赵□，当时５岁不到，以后定居大都，也承忽必烈照顾。当时赵□１７岁，世祖命他到土番学佛，可惜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此人的下落。
迄至晚年忽必烈改变了他对各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喇嘛教的声望逐渐抬头。其实土番喇嘛僧八思巴之尊为国师，事在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即忽必烈开始做皇帝的时候
。他曾替忽必烈创制蒙文字母，得到皇帝的信用，他以后辞职回国。我们还不能确切的断定为什么喇嘛教初时并不显赫以后地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元史》释老传说：“及得西域
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可能说是因其有实效而见重。但是攻占临安之后，儒士不能抬头，也可
能有关。此时可注意的则是以前在他身边占重要地位的汉人如姚枢、许衡、史天泽、刘秉忠和董文炳都在此时前后去世，以后世祖虽说往江南揽访人才，他却再也没有廷纳汉人有
如款待以上诸臣者。他还再三说江南官太滥，终忽必烈之身，他未曾开科取士。元朝的吏治，吏重于官，这也经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御制《大诰》中提及。
元世祖还有一段事迹，在历史这发展上相当的重要，此即是他的两次攻日本。
第一次的远征，事在１２７４年，当时南宋尚未完全崩溃，元军以朝鲜为基地，参加战役的蒙古及高丽兵２５０００人，用大小船８００只。他们占领沿海的几个岛屿之后于
十一月廿日在九州北训之博多湾登陆。日军已在当地准备停当等候援兵。当日作战胜负未决，夜中台风来袭，联军决定撤退，一时秩序紊乱，结果淹没海中者达１３０００人。
第二次远征，事在１２８１年，南宋已被消灭，远征军的数量大为增加。蒙古与高丽军四万人乘船９００只，由北循第一次路线进发，南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领，共十万人，
都系中国人。其船只３５００艘，由舟山群岛起航，是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庞大的渡海部队。两军在九州西北角汇合。沿海的岛屿毫无抵抗的被占领，远征军就在博多湾上
陆。但是在第一次战役及第二次战役之间，日本的镰仓幕府已动员在元军登陆处建筑了一座长堤，限制了上陆部队人马的活动，战事由六月延至七月，胜负未分，八月初又有台风
来袭，船舶倾覆者不计其数，远征军的将领数日后乘巨舰逃回，被遗弃的士兵被日军在滩头围剿，被俘的蒙古人、汉人和高丽人不分畛域的被斩首，迄今博多湾今津及志贺岛尚有
所谓“元冠冢”，南人之余存者约二三万则被发配为奴。《元史》“日本传”称“盖行省官（忽必烈已预先立日本行省，其长官包括蒙古高丽汉人南人）议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
”。朝鲜方面的史料称丧失的兵员在一半以上。《元史》则说中国方面参加的１０万人，只有３人逃归，连这３人的姓名也记入《元史》中。日本方面的资料则称蒙古的轻骑兵不
能与日本装甲的士兵对比，同时中国方面的队伍士气低落。这两次战役也创造了日本人“神风”的传说。
日本人两次的将忽必烈派去的使节斩首，又两次的使元军远征惨败，他不得不准备第三次远征。一时中国和朝鲜的海岸忙着造船，水手被征集，海盗受招安，囚徒出狱投效，
军队发遣分配。１２８５年冬，政府预备由长江出口米１００万石往朝鲜囤集，好像第三次攻势已箭在弦上。可是“世祖本纪”在翌年年初的纪载称：“帝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
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民船。”在下这决心的时候忽必烈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然则他在中国领域以外的发展，如在安南和缅甸，以及最后的攻爪哇，也都
没有显著的成效和结果。在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清：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其动员既如是的耗费，而人民也要被强迫在他
们生活领域不能习惯的方向进展，所以很难能持久。
我们检讨这段历史之余，就觉得虽在７００年后人今日想写一部详尽的传记包括忽必烈之一生，仍有相当困难，他的心理因素复杂，有些不见于原始资料。可是要概括元世祖
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则不难。他和其他创造中国朝代的人物一样解决了当日一大部分问题，可是也制造一部分新问题（这也是大历史着眼之处，不然中国的历史就不会贯穿各朝代
的前后联系）。他不仅统一了从五代十国后期就已分裂的南北，而且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也比较稳健温和。和他作对的侄子海都就曾和其他王子立誓不改变成吉思汗的传统
。如此我们也可以说忽必烈至少缓和了蒙古向外发展的残暴。只是蒙古人认为他的汉化过度，中国人则认为尚不够。这也是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同时管理草原文化与中国精密耕作而
产生的文化之共通体制，因之忽必烈到处妥协，他留下的传统也没有真实的力量。
33、元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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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顺帝值得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讨论，不是因为他之个性和作为，有特长之处，倒是由于他处境之特殊。元朝一共有１１个皇帝，第一个皇帝世祖忽必烈从他称帝之日算起，
在位３４年（之先的１２年不称元朝）。兹后的９个皇帝一共只经历了３８年。而最后的一个顺帝却又在位３５年。这３５年内，元帝国由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终至土崩瓦解。最
后明军之北伐，如摧枯拉朽。元朝的覆亡，与其他几个朝代类似。只是通常我们看到异族入主，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强悍的骑兵南侵，所向无敌。这次却以多数民族为主，以长江以
南为根据地席卷华北。元将或死或降。最后顺帝直到通州失守，才夜半开大都（北京）的建德门北奔，时为１３６８年，也是明洪武元年。两年后顺帝因痢疾死在内蒙古之应昌（
多伦北），他的后妃皇孙全部被明军俘虏，只有太子率十余骑遁去。明朝认为妥欢贴睦尔在国破家亡之前夕，不背城一战，而决心逃窜漠北，是为“顺天命”，所以称他为元顺帝
。
传统历史家以“朝代历史”为着眼，顺帝御宇的３５年元朝的统治力量与威望都已江河日下，总不外“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必然后果，那么也就没有如何值得琢磨、切磋
之处了。我们不以为每一朝历史尽是他朝之殷鉴。在前述特殊情形这下，倒也有机会看出中国传统政治的真髓。而且失败也不一定是由于错误，有时某种人文因素在某种环境之下
注定的无法顺利的展开。我们看到一个少数民族虽获得政治领导权而不愿迁就于多数民族政治体系之需要，其统治不能长久。我们虽一面以今日的眼光批评这种体制（因为这是今
日读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要把今人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一方面却也领悟到当时限于组织上技术的能力，选择的机会至少（不然我们就不能了解何以历史不能缩短，何以中国
不能超次越级立即进入现代）。
接着元朝的是朱明王朝。洪武帝朱元璋很多的设施，今日看来是极不合时宜的，而当日他偏要那样做。也只有将隋唐宋元的历史一口气的看下去，才能体会到他的处境和我们
不同，而此中的背景，元顺帝的一段也不可少。
从顺帝的本纪我们不容易看出他的个人性格。传统的作史者，也有把他写作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的情势。比如说：他喜欢田猎，有一次猎于柳林，凡三十五日。他也有西僧教
他“行房中运气之术”或称“善秘密法”。若干私人留下的笔记说他和喇嘛僧有公众的淫行，甚至牵涉官员妻女。他也在国事蜩螗之际，于内苑造龙船，“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
一百二十尺。”又造宫漏，“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罕有”。此外他教宫女使用各种乐器，在赞佛前舞蹈，都是他“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的证据。这种说法，与记载其他很多
亡国之君的行止，如出一辙，其真假不论，只是要将元代之覆亡，归咎于最后一个皇帝之缺乏道德责任感，就有歪曲事实的嫌疑了。
妥欢贴睦尔原来是元朝宫廷政治的牺牲者。他以先朝皇帝的长子被流放，首先住在朝鲜北部的一个岛上，次安置于今日之广西桂林，他曾读少量的汉文书，但根柢不深。１３
３３年他１３岁突交好运，被几个权臣迎接出来做皇帝。但是起先７年他完全受制于立他的伯颜（很多蒙古人用这名字，此非灭宋之伯颜）以及当时的太后婶母不答失里的势焰之
下。１３４０年他才利用伯颜之侄脱脱（也有不少的蒙古人用这名字，详下）策动政变，将伯颜及不答失里流放，自主的做皇帝。从他的形迹看来，顺帝是有权能的政客，适于生
存，富于弹性，愿意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或一种机构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种仪节，却又经常出席经筵听儒臣讲解诗书。在他手下蒙古
人和色目人占上风，他却援引一个汉人贺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贺说这些职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则赐贺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职位，并且诏省台官兼用南
人。他的本纪里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辞。他对臣下的谏劝接纳与否，也不追究进谏人，我们想象以当时宫廷处境之艰难，妥欢贴睦尔只能将就现实。他固然没有领导能力，可是
不是他的机警圆滑，也决难在位如是之久。
顺帝的处境，简略言之，即在元世祖的时代就已排定妥。忽必烈一心要保全蒙古人血统与语言的完整，这在中国以小自耕农为社会主体，实行官僚政治，利用教化作为行政工
具的条件下，就已经格不相入，即算忽必烈没有种族主义的心肠，他的政策已经有了种族主义的后果。并且在无形之中，已经将蒙古人的部落思想，带入大都的政治里去。甚至成
吉思汗的家法，以“忽烈而台”的选举方式产生大可汗，也给元朝政治留下了一种不良的影响。忽必烈自己的称帝，已经违法，以后皇位的继承人也预先立为太子（甚至弟兄互为
皇帝与太子）。可是新皇帝在上都登基，蒙古的宗藩诸王具在，并且每年春夏要驻留上都，要是某一派系的坚决反对，即侥幸在位亦难长久。这也和专制时代天子出诸天命是人间
最高的权威观念相冲突。况且元朝的皇后，依成例有她掌握的户口钱粮，有下属的职官，更足以代表她出身的门系之利益。这些条件都促成宫廷政治的不稳。顺帝以前的９个皇帝
之内，英宗和明宗被弑，顺帝只９岁，在兵变时不知所终，宁宗只６岁，在位两月逝世，至今历史家还怀疑他死于非命。以上还没有算到成宗与武宗间的安西王阿难答。他也和顺
帝一样被簇拥到大都，只是刚称摄政，还没有做皇帝，就被执押解到上都见杀。
自从世祖忽必烈之后，元朝只有一个皇帝，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此即是顺帝的祖父后来称武宗的海山，他在１２９９年率领元军到中亚细亚与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作战。后者始
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元朝为合法，甚至元帝纵是中国的天子，也不是蒙古人的大可汗（详本书“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末段）。他纠集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后裔，一度将两方之间７０万的
人口驱逐到中国境内。海山镇漠北之后两年海都去世，他的联盟瓦解，海山又继续执行五年的扫荡工作，永远解除了元帝国在西北部所受的威胁，才回上都做皇帝。因之在他手下
立战功者，产生了三位权臣。一是燕贴木儿，一是康里脱脱，而最后一位则是上述的伯颜，燕贴木儿和康里脱脱都是色目人，属于中亚的突厥语系，而伯颜属于蔑儿吉角氏，虽是
蒙古人，不属于元朝皇室的正统。在１３３３年武宗早已去世，元朝的皇位也经过很多的周折，可是这时康里脱脱已经早死，燕贴木儿虽然也参与拥戴顺帝，而且将女儿立为顺帝
的第一任皇后，他自己却在顺帝正式登极前二月去世，再二年之后，他一家全被清算，其中伯颜的力量为多，因此伯颜成为顺帝朝中惟一的跋扈权臣。
顺帝登极不久，伯颜以太师为右丞相，封秦王（据说那天秦州地震），以后更废左丞相，自此独揽相权。德国汉学家HerbertFranke说：“他确定的是反对中国人的，因此他
就与年轻的皇帝冲突，而皇帝倒倾向于臣下对中国传统多少有些关心的蒙古官员。”
可是妥欢贴睦尔１３岁做皇帝，１５岁亲眼看到他的皇后被伯颜牵去处死，他的同情和倾向，在他登极首七年之内，也不会发生任何实质上的作用了。
在伯颜的主持之下，元朝废科举。这种公开的考试制度在元朝本来发轫已迟，直到１３１５年才第一次举行，去开国已５５年，并且其条制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科，汉人南人
另分一科，因此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国３％，其分配名额倒有总数５０％。并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数例外，一向都是蒙古与色目人包办。至此连这种考试刚行２０年，也一并停止，
以后入仕禄除了少数由学校生员出身之外，就靠父祖的勋绩荫官，或以吏员补官、或以卫士久侍近闼升官了。
伯颜又以汉人造反，重申汉人高丽人及南人不得执兵器之禁。《元史》说他曾提议杀张、王、刘、李、赵五姓人，读来好像不近情理。可是他又确曾以顺帝名义下诏：“汝宁
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拘捕之法以闻。”而更不合情理的，则是他又禁汉人学习蒙古文及色目文。一方面元朝法律有明
文规定：凡五品官以上所进表章都要以蒙古文为正本，汉文为副本。
伯颜于１３４０年败后，他好多措施都被放弃，譬如科举又已恢复。只是有些原有种族上不平等的法令，依然存在，例如“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
有司”。又如“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汉人死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这类条文与元朝及顺帝全始终。我们今日提出这些文件，也不专在替汉人鸣不平。（因为鸣不平没
有浓厚的历史意义），而是指出元朝人不明了中国官僚组织的真性格，因此也不明了他们自己所作所为的真实意义。
从长远看来，要是蒙古人决定了他们自己统治者的地位和色目人的次要地位，都应长久的保持，有如世袭的阶级，则他们的政治体系也应当构成“封建”形态。这也就是说，
自始就以地方分权的办法，听任宗室王子主持他们采邑内部各种民事刑事，王室只要求他们供应军事上的人员马匹，并且按时进贡，然后各采邑才能彻底的举行次层的封建，这样
才能将全社会构成一个金字塔的模样，全民都有尊卑长幼的序次，而且通过遗传，永不更动。更之地产也要与政权不相划分，经理人员则为武士，如此才能防制社会的流动性摇撼
全部体制。同是享有特权者，也各有他们在社会里固定的功能。日耳曼之部落在中世纪以前征服西欧时，就用这种体制，产生了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且维持好几百年。可是事实上
忽必烈的组织系统，又采取中央集权制，不仅地方政府分为路、府、州、县，官员由大都委任，而且再由中央派出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元史》里面的“百官志”，
名目浩繁，共有文散官四十二阶武散官三十四阶，依原则各官按品级都能互相交替，甚至“投下”（贵族的食邑）也由中央政府设官分职的看管，佛教的寺院成了贵族出纳款项的
银行。于是食禄的贵族全无责任，反因他们利薮之所在，开倾轧争夺之门。
蒙古人倾向实际，不耐心于中国传统政治的道德观念和抽象原则。殊不知官僚政治虽有无数矫揉伪饰的地方，其提倡对自身的约束和对人的揖让却并不是全部做作。并且这种
道德观念确是各人衷心奉行，或者只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压力没有实际的区别。在当日无法将亿万军民个别的管理得全无差错的时候，这些抽象原则之精神上的力量仍不可忽视。最
低限度它们维持官僚体制上逻辑的完整，间接培植着民间对朝代的信心。一般说来，蒙古人不能体会到这种文化上的因素是一种行政工具；语言上的隔阂，无疑的有决定性的影响
。即算对儒家思想最为崇重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朝也不过由皇帝的命令将《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译为蒙古文。以双方心理上和社会习惯上的距离之大，
其隔阂不能因此弥补，当时汉人留下很多蒙古人不通文墨、他们不屑与之为伍的纪录。其实官僚不能朗诵诗书，皇帝的圣旨以俚语抄传，本身不一定成为行政上的差错，但是集体
的讲则是这些因素在中国特殊的环境里，构成统治者不能赢得被统治者自动合作的关键之所在，伯颜不过将这鸿沟更加显明的公诸众览而已。
中国的好几个朝代，都有“中兴”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军制和财政税收，到中期已失时效，中兴需要一番挣扎，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过社会的
中层（中国作家强调“士大夫”，外国作家则指名为“绅士阶级”）才能透入到基层机构的民间里去，这时候不是朝廷的一纸通令可以达到目的，也不是全靠军事行动所能生效，
民间对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断言蒙古人的元朝没有通这一磁。要不是过去的纪录太坏，人心离散的话，顺帝这一朝，有脱脱（此是伯颜之侄非康
里脱脱）的领导力量，修辽金宋三史，修贾鲁河，使黄河入故道，又有扩廓贴木儿的军事领导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国珍降伏，恢复海运，看样子并不是全无中兴的希望。
顺帝朝覆亡的近因，由于财政破产，政府所发的纸币贬值，灾荒时无法适时救济。１３５１年农民叛变，延及今日的安徽河南湖北各处，将南北的交通截断，于是盐徒张士诚
乘机占领东南产米的地区，海盗方国珍则阻止了向北的海运。元军能作战的只有孛罗贴木儿和扩廓贴木儿。后者原名为王保保，因他姑父察罕贴木儿作义子才取蒙古姓名。这时候
元军也就是就地招罗人马、饷馈士卒、收纳叛军。孛罗和察罕又因争山西的地盘内讧而动干戈。那原来以强悍称的蒙古骑兵和探马赤军（蒙古以外的人种所组织）这时何在？一个
最简捷的答复，则是几十年来，他们只有特权，没有经常的功用，大部人员脱籍改行，所存在队伍也多虚籍，而且饷项也没有经常的供应，不仅中国的腹地如此，内外蒙古的根据
地也一时动员不起来。一个显著的例子，则是农民军有一支其领导人称为“关先生”者，以游击的方式，先攻保定不下，就西向取大同，又出塞占领上都，“焚官阙，留七日”，
后来更入东北，至辽阳涉高丽，再折回又威胁上都，最后才给孛罗贴木尔南击降，可是如入无人之境已６年。
元朝的最后十年内，宫廷多阴谋，能作战的将领则被处死，也和多数民族所主持之朝代覆亡如出一辙，最后只剩了一个扩廓贴木儿（他的名字意为青铁），朱元境也称他为“
奇男子”，可是为时已晚，只能随着“北元”的流亡政府效忠于塞外。
中国的“第二帝国”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和隋的经营，有了唐朝的发扬光大，又经过五代十国的地方分权，和宋之再统一。元朝的试验，又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性的结果。等到朱
元境组织明朝时，他一方面好像行动自由，全帝国由他摆布；一方面他的视界也仍受近千年来历史衍进的限制，因之他的作为，也仍无法超时代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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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James at 12:39 PM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2
11、宦官，女後，外戚和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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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的１３個皇帝，只有光武劉秀和明帝劉莊是成年人踐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來算數。而且除了最後一個禪位於曹丕的獻帝享年５４歲之外，其他沒有
一個活到４０歲。桓帝去世時年３６，靈帝３４，也算得長壽。殤帝，少帝，衝帝，質帝都沒有機會慶祝他們的１０歲生辰。因此洛陽的政局，總是受宦官，女後和外戚的操縱。
公元１５９年桓帝圖大將軍梁冀。他與宦官商量，派近衛軍一千多人突然包圍樑的府第，“收大將軍印綬”，迫得梁冀夫婦自殺。自此外戚的聲勢稍弛，宦官的氣焰又張。
然而梁冀是創國功臣梁統之後，他家裡已有三皇后，六貴人，七侯和二大將軍，好幾個立幼帝的擺佈，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個皇后，就是梁冀之妹。此人
之為“跋扈將軍”，威震中外已２０年。只是這時梁後也已去世，桓帝劉志，做了１２年的傀儡皇帝，終究不甘心，才發動這次政變。只是他想獨立自主這一希望，卻始終沒有實
現。在他做皇帝期間，又來了一個“黨錮之禍”。很多人以為東漢覆亡之機，出於“桓靈之間”，諸葛亮就將這關係，寫在他的〈前出師表〉裡面。
今日我們想確定漢代覆亡的原因，不是從原始資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的。 《後漢書》薈錄了很多當時文件，內中有無數壞人壓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壞人的說法。我們也可以
發問：既有壞人為朝中的獨裁者，如何又有這麼多的好人做大官？並且朝中長期間的鬥爭不出道德的力量與惡勢力的抗衡，為什麼漢亡之後，這種對峙的局勢不能繼續，而引起了
一個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局面？
《後漢書》裡的梁冀傳說此人驕侈淫逸，無所不為，但是文內除提出他因立嗣與政敵李固意見分歧之外，竟滑說到他政策之好壞。可是傳裡又提出了樑的妻子孫壽，據稱她也有淫
行。其原文為“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悉眉，唬妝，墮馬發，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
這幾句話無法直接譯為今日的文字。與之針鋒相對，我們只好仿效古典小說的口氣如此說：“那娘子倒也生得標致，她有時悉眉深鎖，有時又笑臉頻開，臉上薄施脂粉，兩眼水汪
汪的望人。她回眸一笑時，個中消息直到皓齒的骨根深處。好一頭烏絲，挽成一個大包，輕鬆的斜掛發邊，走起路來，又是足不勝體。總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樣妖嬈輕蕩的模樣。
”
原文利用作賦的秘訣，採取了幾個新創而語意雙關的字眼，用最經濟的手法去描敘複雜的情事，卻又將重複的部門，平行列入，越是意態游離，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則孫壽妖冶
與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們今日想探詢東漢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遠。
我們想追究漢朝覆亡的原因，則還要參考以下的背景：
東漢之提倡學術，很有成效。洛陽的太學，有２４０房，１８５０室。至桓帝時太學生稱３００００人。而私人傳授學業的，動輒聚集門徒數百或逾千。可是講授的題材極為窄
狹，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專重傳統政治思想。在“學而優則仕”的條件下，這些學人除了當官之外，缺少發展抱負的門徑。有時讀書也確是升官發財的梯階，做得好的數代公卿
，創立門弟。只是這種機緣難得，有的則跌跺仕途，有的為人“賓客”，還有很多自負清高，在讀聖賢書之餘，養成一種仗義輕生的風氣，不僅自己被窄狹的倫理觀念所支配，還
要強迫他人一體以個人道德代替社會秩序，這許多條件都構成黨禍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開，也是漢代一個深重的弱點。漢法承秦法之後，條文複雜，內容簡陋。尤其對於農村社會中層所集累的資本，始終無適當的處置，又怕小自耕農失田而為遊民，
因之視“兼併”為畏途。 《後漢書》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後版有引證蔡質〈漢儀〉一段作註釋，內中提到西漢武帝遣派刺史的詔書，內中首要的任力即是糾察各處“強宗豪右，田
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而東漢的“司隸校尉”有同監察院長，也是京城附近地區的刺史，更是帶有榮譽性質的官位。很顯然的雖前後３００年，在漢末之被任為司隸校
尉的，仍有人認為在奉前詔行事。可是以武帝戰時動員的方案，意義模棱，加於經濟相當發達的承平社會，則必引起糾葛。
當桓帝置梁冀於死地之日，東漢還有６１年的壽命。可是染冀沒有被攻擊頒行不當的法則，則因為當日洛陽朝廷已談不上創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縱使邊防發生問題，或有天災民變
，也只能臨時對付，有如頭痛醫頭，足痛醫足。朝廷之經常業務，無非禮儀及人事，而人事也不過任免賞罰。梁冀的對頭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軍政部長），他曾建議
“權去外戚，政歸國家”。梁冀的黨羽也相對的指摘他門下“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見兩方已有黨爭的趨勢，而重點在個人恩怨利害。
漢朝之沒有立時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還在竭忠辦事。 《後漢書》的循吏列傳舉出循吏１４人，或以興革農田或以提倡教化獲得稱譽，有好幾個一直做到漢亡。和
他們相似而沒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傳的酷吏，以“猛”為“能”，雖說個人的良心和德行有虧，在他們講仍是替公眾服務。只是他們各行其是，這些資料也顯示統一
的政府，不能以妥當的法制控制全國的危機。
公元１６５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為司隸校尉，使很多潛在的衝突尖銳化。其背景則是很多人在鄉間放債買田，通常以賓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則發覺這些人的後台老闆都是朝
中顯要。而最有威權的，則是中常侍張讓，他就是宦官頭子。 《後漢書》的宦者列傳說：“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輛。”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著張家開刀。張讓之弟張朔，
也是野王縣的縣令，被控為“貪殘無道”。李膺親率吏卒在張讓家裡將他擒獲，剛一訊問，立即處死。桓帝還責問他沒有請求即行誅殺。李的辯護，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據經史，
並且強調孔子作魯司寇七日即誅少正卯，他任司隸校尉已十日，實在是行事愆遲。他這一辯因此脫身，以後也迭有浮沉，終於靈帝朝宦官與名士鬥爭時被拘入獄被拷死，他的門生
千餘，也受禁錮。事在公元１６９年。
對這期間發生的爭端，我們決定誰是誰非。黨錮列傳裡也提出很多名士對宦官實用性賓客集團的誅殺，甚至遇赦的也殺，老母也殺，而一次屠殺好幾百人。當時的人還說“紀綱敗
廢”，我們則只能強調這是社會進化，法制不能跟著調整隻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結果。況且宦官，女後，外戚和朋黨並不是促成漢朝瓦解的真原因，他們不過是千百萬事實的工具
。張讓是宦官領袖，後來與外戚出身為大將軍者何進作對。可是何進還不過是太后的異母弟，張讓則有一干媳婦，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糾紛，還在家庭裡產生。
傳統歷史家寫漢亡，或歸根於桓靈之間的寵用宦官，或歸咎於黃巾賊造反，或歸咎於召董卓的番兵入衛。而其實大規模內戰開始於宦官已被整肅，黃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後。公
元２００年官渡之戰，則在漢亡之前，已經展開了長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興地方勢力者袁紹，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學《易經》起家，在西漢時曾為太子舍人，他將學術傳於
孫子袁安。袁安舉孝廉，為郡太守，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沒有一個袁家子孫不是東漢顯官。袁紹自己曾任虎賁中郎將（近衛軍司令）和司隸校尉。袁氏四
氏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袁紹進軍官渡，率眾十萬，給養自河北以大車萬餘輛供應。抵抗他的乃是曹操。這時他尚想維持東漢的中央政府。他的義祖曹騰乃是宦官，由黃門從官
侍從皇太子（即順帝劉保）讀書。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騰養子，而曹操自己也舉孝廉。他的軍隊大都以黃巾降人編成，給養則得於屯田。也就是人員與物資都產生於現存體系之外
。
以學閥而為軍閥，這在世界史裡是創舉。漢代的覆亡，則證明一個政治體系，對各人私利觀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個簡單的社會，一到情態繁複，各人口是心非，就無法和衷共濟
。今日我們讀漢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國初年軍閥的“通電”無異。這時縱使他們想合作，也找不到一個合作的邏輯。
12、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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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義在歐洲是法國大革命前後的產物。嚴格言之，它是文藝和美術在時代上的趨向，我們不妨用“到自然去”四個字概括它的精神。歐洲大陸在１８及１９世紀之交，深感自
中古以來殘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響，不合時代，令人感到窒息。浪漫主義的作家脫離古典主義的羈絆，由各人自尋出路，以自己的情緒，作他們寫作吟詠描畫的引導線，因為如此
，他們全也有一種將世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趨向。
中國自公元２２０年曹丕強迫漢獻帝禪位，到５８９年隋文帝滅陳而重新統一中國，在歷史上統稱魏晉南北朝。這三個半以上的世紀之內，能夠稱為統一的時間，不過約３０年。
這並不是文人能自尋解放的時代，只是時局動盪，好多人覺得過去苦心孤詣學來的規矩方圓，到時全無用場，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不僅當時人物如此，即後代作者，追慕
流風遺韻，也把當時事物，描畫得帶浪漫色彩。有唐朝劉禹錫年作《西塞山懷古》一詩為證。劉詩云：
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暗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這原來是紀公元２８０年晉朝暫時統一中國的事蹟，這背景則是先有魏蜀吳之三足鼎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將鄧艾在成都北的萬山叢嶺中進軍，出敵不意的襲蜀，蜀亡。後來，司
馬氏的晉代曹魏之後用王睿為巴郡太守，後為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離不開“大刀闊斧”的胸襟和抱負。他在四川造船，費時七載，待得準備停當，王睿已７０歲。於是攻吳
的舟筏順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吳主只有束手就降。
根據《晉書》的紀載，王睿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我們也可以想像，以４０尺寬７５尺長的船板，可以符合上述面積。但是即使有四層艙，每艙要載兵五百多名，
也未免過多。況且“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就有些難以置信了。書內又說吳人在江險磧要害之處，以鐵鎖橫截，王睿乃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
圍，灌以麻油，燒起來的時候，“須諛，溶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這些話實近於神奇。我們既無法指駁，也無法證實，只好說委可能作者在文筆之間誇大其辭，其影響之遠，
從劉禹錫詩可以看了，浪漫主義的色彩超過紀事之精密。我們除非獲得其他資料證實，不能以這簡單的辭句當作技術史上的根據。
然則浪漫主義的出現，也不在此時開端。京劇臉譜曹操，因為在劇中的角色是一大奸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塗牆，眼細如絲，頰間肌肉摺皺，表現一派險譎氣象，大有“寧可我
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感覺。而關羽，因為他“義重如山”，所以臉譜以赤色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莖都以黑線畫成，由中央向四方輻射，大有熱情似火，不可抑制的狀
態。下邊的黑痣，可能為現實寫真。他的長須，則又是絳紅色與面上的棗底相映，象徵血氣旺盛。呂蒙的臉譜，臉上黑白相次，圖案上的結構，表現胸中有丘壑，也稍帶神秘色彩
，而劇中的角色也以機智稱。
將這三位人物擺在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來曹操為魏公，與蜀劉備，吳孫權相對立。以前劉備新敗，孫權收容他，讓他暫駐荊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的勝利。可曾幾何時，劉
備既據荊湘，又拓土於西蜀，荊州又只借不還，所以孫權老覺得他居長江之上，到底於己不利，乃趁著劉備在四川北部規劃，南郡只有關羽留鎮，而關的部隊又與曹兵交鋒之際，
致牒於曹公，以討關羽自效。這個軍事計劃由部下呂蒙執行。果然呂蒙於公元２１９年年底襲擊關羽，使他兩線作戰，截獲他之後，將之斬首傳報曹公。然而呂蒙奏功不久，尚未
得到封獎，即病發身死。而曹公也不久物故，距關羽授首前後不出一月。次年曹丕受漢禪，劉備和孫權得到藉口，也仿效稱皇帝，於是才全面展開三國鼎立的局面。
這與浪漫主義有何相干？
整個三國時代，是英雄豪傑風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間。因為戰事連亙不斷，皇帝威信又名實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約束，於是趨利赴勢。他們自述胸襟懷抱，
慷慨真切，全無腐儒氣味。做起事來，也是暢快淋漓。這當中還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諸葛亮（等於現代的參謀總長），他的哥哥諸葛謹仕吳，也做到戰區司令長官的地位，
並曾以特使的身分訪問蜀漢。又如孫權當初將他的妹妹嫁與劉備，後來又與劉備成了對頭等都是。紀這６０年事者，為《三國志》。陳壽之原稿，分為《魏書》，《蜀書》和《吳
書》。因為缺乏一統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須遷就某個固定官僚集團的邏輯。而這書又在南北朝時經裴松之集注，採取了很多當時公私著作，逐章逐節補陳著之不及，了提出
不少糾正及置疑之處。因為其中資料五花八門，常有我們在正史裡不容易見到的傳聞。由於選材不致全部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將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機會。在我
們而言，反而可以藉此得到一個特殊的角度，去窺見中國歷史運轉之奧妙。
《三國志》裡的曹操，不見得比他同時人物如劉備，孫權更為譎詐。而且他有敢說敢做，豪邁磊落，放浪不羈的浪漫色彩。譬如說他不顧家人生產，那是因為他志在天下，用不著
瞻前顧後的去憂慮衣食和積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羈，可以在“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以至頭沒案中，餚膳皆沾污巾幘”的形容中看出來。這也可與他的詩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證。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實際是曹操流傳中外的一篇自傳，內中說及他自己是一個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譽”，不願作“凡愚”。但是參加討董卓之後，事實逼他東征西伐
，兵權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還是想保存一個完整的中央政權，所以他雖向外討伐，卻屢陷於內線作戰的地位，又因為他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他成了眾矢之的，他自
己也知道“慕虛名而處實禍”的危機。從這些地方，我們不必懷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統人士攻擊的，則是“魏武三詔令”。此令是曹操於公元２１０年，２１４年，和２１７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內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
有品行。所以他徵求的不在“實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他都會提拔錄用。這詔令雖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壞事，但是影響漢末問題之大
，不是傳統道德所能解決的。
曹操能夠出類拔萃，是由於他的不拘小節，眼光遠大。然則他雖看清傳統道德不能拯救當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棄傳統道德亦不見得能拯救當日毛病。至於他是否真說過“若天命
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我們不得而知，即使我們相信他曾如此說，他的兒子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漢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有如晉代魏也仍不能解決當日問題。即以王
睿的大刀闊斧造樓船在上面馳馬，仍未解決魏晉南北朝的問題。司馬炎剛一統中國，十年之後即有賈后之亂與八王之亂，因此引起“五胡亂華”。公元３１１年洛陽淪陷，３１７
年長安又失守，東晉偏安江左，嬗替而為南北朝之寧齊梁陳。北方之“酋領”如劉曜，石勒，苻堅不能解決問題，南方的軍事領袖如桓溫，劉裕與蕭道成也仍不能解決問題。現在
看來，東漢覆亡之後的３６９年醞釀著一個大問題，牽涉整個國家從頭到尾的重新組織，不僅曹操不可能預測，即作史者如陳壽及裴松之也仍沒看到演變之全豹。
讓我們回頭再說《三國志》：書內提及呂蒙原是一介武夫，孫權只間便的勸他讀書，不料此人不讀則已，他一讀起來就“立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因之他的談吐見識，
與以前豁然不同。諺語之“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處。只有此書之敘關羽，則想像與現實參半。此人武藝必有獨到地方，譬如他與顏良對陣，“羽望見良麻蓋，策馬
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文中又沒有提及兩方隨從將士之行動以及對陣之地形及距離，類似僥倖，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優渥，一意投奔先主，應系實情，也與他的習
性符合。可是書中敘述他的英雄末路，則毫不恭維。關雲長對部下不能開懷推恩的掌握，對於敵情判斷，側衛警備也全部馬虎，又破口罵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兩面受敵的危境
而不自知，最後他的部隊毫無鬥志，不戰自潰，他自己只能率領數十餘騎落荒而走，也再沒有表現斬顏良時之英勇。以這樣的記載，出之標準的文獻，而中國民間仍奉之為戰神，
秘密結社團體也祀為盟主，實在令人費解。
西方的社會學家，樹立了一個“大傳統”與“小傳統”對立的觀念。他們認為一個社會的大傳統，有正規的組織，結構和形式化，但只能適應於高層人物。小傳統則比較通俗化，
適應於大眾。它採取大傳統的精義，融會簡化而有時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轅北轍則可。而且兩者之交流也是相對的，小傳統在長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信仰和觀點以後也可以被
大傳統吸收。
中國之忠孝觀念由四書五經闡述開來應屬大傳統。 《三國志》為二十四史之一，也算是這傳統所籠罩的一部分。但是因其中資料分歧，離奇的事物薈集，很容易為小說家抽取裁剪
補綴而成半創作性的大眾讀物。事實上它也就是宋元話本的基礎，後來又經過元明之間羅貫中等整理，便成為《三國志傳通俗演義》。既稱“通俗演義”，則照社會學家看來已屬
小傳統之範疇。所以周瑜見杏黃旗而大叫一聲，孔明祭東風，孫權與劉備劍砍石塊成十字等等更離奇的遭遇與真人實事混合以提高讀者的興趣，都可以信口呵成。其方法則是將信
史更浪漫化。 《三國演義》英譯本標題為RomanceoftheThreeKindoms（三個王國的浪漫史）不為無因。而京劇跟隨著以白臉表示曹操之陰險，棗紅面表示關羽之不可泯滅的忠厚，
蝴蝶式的臉譜表示呂蒙之有心計，也是將歷史傳奇化和美術化。
我們今日提論這些觀念，其目的不在鑿穿小傳統之虛枉。相反的“民俗”也可成史。中國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統領萬億軍民，中層脆弱，法制簡單，政府力量之不及，
半靠社會力量支持。可見精神動員的功效是無可否認。大傳統也好小傳統也好，民間的忠孝觀念實為撐持宋，元，明，清以來大帝國之有力支柱，這也不是我們學歷史的人所敢於
忽略。然則話本及劇台上的曹操與關羽及其影響只是魏晉南北朝以後歷史上的側面情景。現在我所談的是歷史本題，涉及公元２２０年後長期分裂的主因。前人與事實相處過近，
也只看到演變的一片段，所以仍待我們曾親身經歷一個類似的大變動之後，將視界看寬看深，才能將資料重新編排，徹底檢討。
13、長期分裂時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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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２９０年晉武帝司馬炎去世。他是晉朝的第一個皇帝，２５年之前他令魏主曹奐向他禪位，有如２２０年曹丕之迫漢獻帝稱：“率我唐典，敬遜爾位。”其邏輯是有德者君臨
天下，唐堯虞舜都以此“歷數有在”有規律行事。而實際上曹丕確比漢獻帝強，而司馬炎更比１５歲的曹奐強。可是這些篡位者沒有看到的是，他們自己是世代權臣手執兵符，當
然聲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傳之子孫，又變成了宮殿中的傀儡。皇帝原來是文官集團的首腦，他以天命統御群臣，開口則為聖旨。如果做得好，經過他的指示，則不合理的事體
亦公認為合理，受不公平處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頌“皇恩浩蕩”。因之下層機構統計不實，行政乘違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飾。只是公元３世紀之末至４世紀之初，中
國有很多大問題沒有解決，已經掩飾不起來。天子的聖旨，也很少被人認真算數。況且與外間隔絕，廢立出諸權臣，其不能有所作為，也是勢所必然的。
可是司馬炎在位２５年，好像已突破這種環境。公元２８０年“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暗然收”，就此結束了過去三國鼎立，而重創天下一統的局面。並且他又於公元２７７
年大封宗室子侄為王公，郡公，郡侯，縣王，“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也就是管理境內的民政財政和軍政。全國３９郡之外，另有２１“國”，盆置於今日之山東，山西，河
北，河南及遼寧，以拱衛京師，同時又有一部分親王參與朝政，如此也不會被權臣宰割了。
偏偏在２９０年繼位者為惠帝司馬衷。他在歷史上最有名的事蹟，乃是臣下報告他，百姓餓死，他就反問：“何以不食肉糜？”我們聽過法國大革命時皇后MarieAntoi-nette聞及
百姓沒有麵包吃曾叫他們吃糕餅的故事，對於此類傳聞，不能認真。只是司馬衷在晉室皇位極端艱難之際，庸懦無能，必然屬實。否則也不會有如此的傳聞編派到他頭上，並且記
入信史了。
法國革命時皇后以貌美而輕率稱，司馬衷的賈后，則以醜陋著名。據說她又矮又黑。其實這也與以後的事體無關，只是內外多故的時候，歷史紀錄不針對重點發揮，而加入這些不
干大局的細節，更容易滲入帶偏見的資料。
據說賈后缺乏母教，不守婦道，行動淫虐，因干政與皇太后楊氏衝突。太后之父楊駿則為“太傅，大都督，假黃越，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於是賈后也組織一個與她自己接近
的集團。因為她父親賈充也是權臣。她不僅把族兄從舅拉過來，也籠絡了皇室司馬家的一部分親王，如汝南王司馬亮，此人曾被司馬炎封為“宗師”，有率領宗室子弟的威望。又
因為他們聯絡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謂“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團。這權力鬥爭的重點始終沒有在傳統的史料裡說得清楚，我們翻閱《晉書》帝紀，列傳，食貨志，職官志，感覺到
晉朝始終不是一個正規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軍政府的姿態企圖創立一種民政制度，組織未遂，即變生肘腋。譬如劉毅傳裡說及劉把武帝司馬炎比喻為漢之桓靈。他說
：“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可見晉的財政始終未上軌道，否則開國之君，四海為家，當不致賣官鬻爵。而且武帝紀內說及“賈充兇豎”，“楊駿豺狼”，
更可以窺見其朝廷並沒有設官分職好好擺佈，權臣仍是虎視鷹眈，後一代太后與皇后的衝突，也非僅出自宮闈。我們一般的觀念，晉朝已樹立一種“封建制度”，現在看來，其中
一半是紙上具文。劉頌傳裡評當初設計即說：“法同郡縣，無成國之製也。”而職官志針對公元２７７年令諸王之國（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任）的時候說：“而諸公皆戀京師，涕
泣而去。”地理志則與之相衝突的說：“王不之國，官於京師。”這時候朝廷想做的一件大事，即是所謂“佔田法” ，凡士庶人等所領耕地佃戶都按品級有所限制，即王公在京師
附近的地產亦然。這些條例無全部奉行的跡象，只是在這草創期間諸事不定的季節，朝廷一有變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僅財產與名望受影響，而當日習慣，政爭失敗，則被
判以極惡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險，凡此都是構成賈后之禍及八王之禍的原因。
公元２９１年的衝突，賈后勝利。楊駿以造反被討，死於馬厩，太后被廢。但是不旋踵間，後又與汝南王沖突，乃指使楚王司馬瑋殺之，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矯詔罪
被誅，太后也被弒。又近十年，公元３００年，賈后殺太子，趙王倫起兵反，誅後，並且廢司馬衷而稱帝。至此則有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身死。繼之又引起齊王同，成都王穎和
河間王遇的聯合軍事行動。他們的複闢成功，趙王被賜死。 ３０２年齊王同又有擅權模樣，由河間王遇指使長沙王義殺之。以後戰事由洛陽波及長安，成都王穎自縊死，河間王遇
為南陽王模所殺，長沙王義為東海王越所殺，東海王越則為討喝人石勒時戰死。自賈后參政起，至惠帝３０６年中毒身故，前後１６年，戰事波及今日之山東，河北，河南，陝西
，各王動員時，有稱二十萬者，有稱七萬者。每次戰役死者以萬計，其詳細經過，無法綜合梗概敘述。而五胡十六國開始於此時。 ３０４年匈奴之劉淵初從成都王司馬穎起兵，不
久就自稱漢王。一時從他的，“二旬之間，餘已五萬”。至３１１年他的族子劉曜陷洛陽“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
這些史蹟已經不能以短時間片面的解釋，也不能以歷史舞台人物的賢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經過。有如五胡十六國的“蠻酋”，如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
馬氏尚書，萬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劉曜則“善屬文，工草隸”。又立太學及小學，“選朝賢宿儒明經實學以教之。”石勒令僚屬“典胡人
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石季龍“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慕容光對“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苻堅“起明堂”，“親耕藉田
，妻苟氏親蠶於近郊。”又“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並且他們討論國計民生時都以
經史詩書作註腳，就算全部由文臣綴飾而成，也不能算是“亂華”，反而表現他們想利用傳統辦法，收拾殘局，可惜後來也都統統失敗。
我們從長時期大眼光看來，秦漢的大帝國（從大歷史的觀點看來也可稱為“第一帝國”）在公元２２０年後已無可改組修正，只能重起爐灶的再造。問題不僅在朝廷的高層機構，
而在民間的低層機構。過去以小自耕農作基礎而組成的農村經濟，適合於官僚機構的統治，因為彼此都是簡單而雷同，不致偏畸繁複。一到人文進步，郡縣的官僚即無從措手，也
不知道要尊重財產權，以保持社會秩序，或是以道德名義法外抑制豪強。地產歸併之後最重要的問題尚不是所謂“剝削”，而是產生“流民”，一遇飢荒，更無法賑濟。所以曹操
平河北，也“重豪強兼併之法”，重申“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只是這時中原鼎沸，已無法恢復原狀，魏蜀吳三國之首創者曹操，劉備，孫堅，都以
在揚州淮泗下邳一帶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邊際，還沒有被災荒損害至大的地方吸收過剩人口，投入戰鬥，這樣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 《晉書》食貨志裡所說“袁紹軍人皆資
椹棗，袁術戰士取給嬴蒲”，也就是說驅饑民作戰，他們只能採樹上桑實捉田裡蜃蛤之類果腹。即使有眼光的軍事領袖，其補救的辦法，也不過是“屯田”，也就是“出戰入耕”
，談不上規复民間經濟，使吏治和稅收都上軌道。三國紛爭的期間，很多軍事首領的家屬也隨軍進出，可見得全國流動性之大。劉備之至當陽，“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也就
表示大量難民，混入行列。司馬懿對曹操說：“荊楚輕脫，易動難安”，則指出中樞地帶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這種情形至晉朝未止，有如３世紀之末關西饑民“流移就谷”，自漢中而入蜀，他們設柵作壁，推戴巴人李特為主，就屢敗“八王”之一的河間王遇所指揮的部隊。
這時候晉武帝司馬炎以裴秀原來的設計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釋。中國商周之間的封建，西歐中世紀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並不是由中央政府設
計，全盤指令下屬照辦。而是低層機構裡的農業社會，已漸具以各地方為主，自給自足的平衡趨勢，此時高級權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針，賦與上層組織，則彼此各得其所，其軍備之
限制，也容易做到，並無對一個極端流動的社會強迫其固定的道理。晉朝甫行封建，就將各王調來調去，又給他們以不同的頭銜，加派軍事任務。八王之亂時稱“帶甲百萬”。其
虛實不論，我們也可以想像其封建無實，各地流民甚多，諸王也適逢其會，只要他們予以口實與組織，就不怕沒有參加廝殺的人員了。
我們再看賈后之亂和八王之亂時的天災：賈后於公元２９１年專政。 ２９４年，大饑。 ２９５年，荊揚兗豫青徐大水。 ２９６年，關中飢，大疫，荊揚二州大水。 ２９７年，
雍秦二州大旱疫疾，關中飢。 ２９８年，荊豫作揚冀大水。 ３０１年郡國十二旱六蝗。 ３０２年兗豫徐冀四州大水。 ３０９年全國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最後一段有誇大
的趨向）。這種紀錄即在多災多難的中國，也不平常。
至於“五胡”，則“關中百餘萬，戎狄居半”，已開始於馬援時，即東漢初年。匈奴則“五部之眾，戶至數万”，“依阻塞下，委質柔服”。也難怪他們不在動亂之中乘要投入了
。
所以從這些跡像看來，“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歷史問題，僅僅提醒我們，當時人的眼光被他們的時代所拘束，才在這些細節上做文章。今日我們檢討長期
分裂的悲劇，在展開視野之餘，必須創設新的理論，才能將這段歷史，和以後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國銜接。
14、淝水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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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３８３年的冬天，有藏人血統的“前秦”皇帝苻堅大舉伐晉。他剛統一北方不久，長安附近的居民尚是五花八門，所謂“鮮卑羌羯佈滿畿甸”。晉朝雖偏安江左，但是仍能保
持西部的防線，如今日之湖北西北漢水一帶以及更西的四川。即在最接近的戰場，也能在江翼壽陽附近發動攻勢。從各種跡像看來，苻堅並沒有在東線與晉人決一死戰的決心，而
是統率了很多雜眚部隊，無法統御，只能以軍事行動，維持他的組織。同時又過度自信數量上的優勢，所謂“投鞭足以斷流”。他總希望以涼州蜀漢幽冀之兵，號稱八十七萬的力
量，“猶疾風之掃秋葉”，不怕晉人不投降。所以他在出師之前，就宣言要讓東晉皇帝司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書左僕射（等於副首相兼軍政部長），晉朝的文武大臣謝安或桓沖，
也為未來的吏部尚書和侍中。都預先替他們在長安建造官邸。
如果現存的資料全部可信，則此人受過中國傳統教育，也有幾分書呆子的習性。他與晉人交戰之前，也讓以前俘獲的晉臣朱序作使臣，訪問晉軍。後來朱序卻將秦之虛實告訴對方
，替他們定下了速戰速決的方針，並且在戰場上，採取對苻堅不利的行動。
晉朝的總司令謝安，正式官名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他也有書呆子的脾氣，年輕時無意仕進，只是與名士來往，有聲望。到四十歲才正式做官，仍是玩水游山，滿口清
談。人家規勸他，他就反問：“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淝水之戰的前夕，他又受任都督十五州軍事。兒子謝琰，侄子謝玄，謝石都是部下重要的將領。對付苻堅號稱百萬的軍隊，他只有八萬人抵禦。但是他“鎮以和靜，禦以長算”又
“不存小察，弘以大綱”。他對親信將領個別的指示，以使他們“各當其任”為原則。部署既畢，即不再多言，並且招集親朋，下圍棋遊山水以表示“夷然無懼色”。
北方混成的秦軍和南方緊湊的晉軍對峙的時候，謝安的前鋒招致北軍司令：“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從與君公緩轡而觀之
，不亦美乎？”這文辭只改動數字，在《晉書》裡出現兩次，其以作戰當作競技看待，有《左傳》作風，可能是修史者揣想寫成，但是徵之兩方將領風度，也可能是據實記載，因
為率北軍的將領苻融，也以文學稱著，既能“下筆成章”，也能“談玄論道”，他作的賦尚是“壯麗清贍，世咸珍之”，並非一介武夫，尤不帶戎狄氣派。
他這次可算是上當。秦軍剛一後撤，朱序即在陣後流布謠言，說是北軍已被南軍打敗。這時倉皇集結的部隊，勞師遠入，人地生疏，又無堅強的鬥志，也就信以為真。如是一潰
就不可收拾，苻堅自己也中流矢，是以晉軍大獲全勝。前線戰報剛到總司令部，謝安正與朋友下圍棋，他看後將文書置在几案之上，對棋如故。只是胸中喜氣到底無法全部抑制，
下棋完畢，他步入戶內，腳上筋肉緊張，一時伸展不盡如意，用力過猛，竟將木屐之底，在門限上踏損，俗語“不覺屐齒之折”，由來如此。
淝水之戰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以後南朝的劉裕於公元４１７年入長安，不能久駐。北朝的侯景反复叛變，也曾於公元５４８年陷建康，不久即為部下所殺，都去統一全國的
目標甚遠。
直到公元５８９年才有隋文帝楊堅的“天下大同”“區宇一家”。至此已去淝水之戰２０６年。
在這兩百多年內常成為南北兩方拉鋸佔的地區，除了淮南以外，還有湖北的襄陽一帶。這也可以說是北人所擅長的騎兵戰術，至此已無法做有效的發揮。南人所長為水軍，不僅兵
力以舟楫輸送，能夠爭取戰場的主動，而且將士無行軍之勞，糧草有速達之效。只是這種長處，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戰時，雙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見其端倪。如《晉
書》說苻堅有“騎二十七萬”，只因一水所隔，不能衝鋒陷陣。而晉軍雖獲空前大勝，也不能擴大戰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這長期的分裂，還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自從東漢覆亡，中國人口因天災與戰爭的影響，長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東的遷移。即魏晉間的戰事，也帶著武裝移民的情調，有如２８０年之平吳，西晉發動了２０萬人的兵力，
至建鄴收版籍，則只有男女２６３萬，其南征兵力已佔當地人口很大的一個比例。如是華北與華中的空隙，勢必由“１５英寸同雨量線”以外的少數民族填補，其背景則是他們所
受亢旱的打擊，又必較華北為甚。雖然資料不全，歷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證：公元３３３年石虎自長安徙秦雍民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使居枋頭（今河南濬縣附近），又以羌師率其
眾數万徙居清河之灄頭（河北棗縣）。石季龍則徙遼西，北平，漁陽萬戶於兗豫雍洛。淝水之戰前夕，長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鮮卑羌羯為多。有如上述，則南朝的北伐，與這種半由
自然力量發動的移民方向衝突，不易徹底執行。淝水戰前，東晉之桓溫，曾克服洛陽，又於３６９年入長安，終在枋頭挫敗。
就因為這種人口移動的壓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開發。 《晉書》食貨誌所稱“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現出了這種開拓處女地的一般趨向
。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燒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並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漸將粗疏耕作方式進而為精密耕作。
北方的種族複雜，也不容易使政局穩定。 “五胡亂華”時的少數民族領袖，率多漢化，並且很多帶有漢人血統。因為漢朝除武帝時代之外，“和親政策”總在若斷若續的進行，匈
奴劉淵之姓劉，不無根據。漢末袁紹即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烏丸豪酋。魏晉以降，越種通婚的更為普遍。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濬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後將
軍韓據女為段匹彈“兒妾”。劉琨為晉朝的司空，他與段匹彈的關係雖沒有言明，但是彈“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晉惠帝除賈后外，又立羊後，她也是名門女，後來劉曜陷洛陽
，也立她為後，“有殊寵，頗與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長子熙為劉曜的繼承人。羯人石季龍“大發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萬餘，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這種趨勢不斷的繼
續。到後來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實為漢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層的通婚不算，下層一般人民也需要在這大熔爐裡混合，並且游牧民族，也要放棄他們的生
活習慣成為安土重遷的農民，這“同化”的程度，才算貫徹，因之過渡期間必費時許久。
東漢之覆亡，“兼併”佔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當日徵兵納稅，以“戶”為對象。 “口”以戶為轉移。兼併一行，失田的農民若不成為流民，即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
至整個大家庭成為“部曲”，地方官員對其豪宗大戶無法應付。魏晉南北朝之世族也由來於此。我們翻開《晉書》卷３０至卷８６，其中列有５４２人之傳記，除其中段匹彈為鮮
卑酋長不計外，晉朝重要人物，幾乎一網打盡，其傳記中敘及祖先曾為顯官我們可以斷定其為世族者１５９人，其子弟又在朝中顯著的２１５人，司馬皇家的宗室１０５人，而不
屬於以上，我們概稱之為出身貧寒的只６２人，可見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會狀況必與中國傳統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農徵兵抽稅，不受豪強干預情形大有出
入。
當日商業財富尚未展開，商人資產，也無保障。例如西晉以顯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則因其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有家奴八百人。農業上的財富，則無非出於地
產及勞動力，兼併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財源與兵員。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則是在淝水之戰立功的謝玄，三傳而至孫子謝靈運，為詩賦名家。 《宋書》說及他“因父祖之資，生業甚
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於公元４３３年為宋帝所誅。這一方面表示傳統社會裡財政稅收全在“周禮式”及“李悝式”的辦法支配下，私人財產無
從合法的積累，一方面則又表示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受兼併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壟斷，雖然迭換朝代，也仍無中興跡象。
華北除了游牧民族的醞釀外，也有類似的情形，他們尚有自動設防不受節制情事。例如公元３５０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設防的村落三百餘，包括“胡，晉”人口十餘萬戶。 ４
００年前後，關中有堡壁三千餘所，他們推戴統主，相率結盟，《魏書》食貨志則說在北魏４８６年立“三長”以前“禁網疏闊，民多逃隱”，並且“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
這樣下層機構沒有改變，中國無統一的可能。
所以３８３年謝安謝玄與苻堅苻融的對峙，縱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這次戰役卻不是構成分裂的主因。以後的發展也證明中國的重新統一必待人口相次固
定，胡漢種族的界線逐漸漠減，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壓制，才能成為事實。
15、北魏拓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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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５世紀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漢化運動，舉措奇特，為中外歷史所罕見。他於公元４９３年決意遷都洛陽，翌年頒詔施行。他又禁胡服斷鮮卑語，若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者
”，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為元。其他鮮卑慕容尉遲等姓氏，也一律改為單音漢姓。元宏生於公元４６７年，４歲登極。他從小由文明太皇太后撫養，所以做皇帝的前
２０年，朝事也由她掌權，這位太皇太后，照頭銜看應當是老態龍鍾，而實際上她開始臨朝聽政時，似乎未滿３０歲。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馮家，也是“五胡十六國”期中漢人
創立的朝廷之一。後來元宏的兩位皇后也是馮家女，他又以“絕同姓之娶”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體與他朝中漢人顯官聯婚，其配偶也由皇帝御前指派，有如“次弟始平王勰，
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則一律降為妾媵。
從長遠歷史觀點看來：這段史蹟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國活動的尾聲，公元２２０年秦漢之“第一帝國”崩潰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國”尚未興起時，這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再度統一
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階段內，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見得歷史的演進，有時令人莫測高深。只是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也不是當時人所能親身預測。還
待千百年後，由我們把一些表面看來不相關的事蹟前後聯貫，才得剴切。
漢亡之後３６９年，中國無法統一。當日人口總是由北向南，由西向東的移動，漢人的多數民族，不能與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數民族雖擅長騎兵戰術，卻無法越渡
淮水及漢水等處的水澤地區。並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為統一中國的表率。秦漢型的大帝國以官僚機構統治大量小自耕農，但分裂期間漢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領都自
起爐灶，妨礙政府向全民徵兵抽稅的職權。加上各民族語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統一的障礙。
拓跋氏打破了這種僵局。他們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於人文條件簡單，可以從最基本的事業著手，並能以原始作風來解決問題，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國再統一
的工具。
拓跋屬鮮卑種，他們在公元３世紀在內蒙古移動。在世紀末葉開始在和林格爾附近集結，當時既無文字，更談不上成文法律，也還沒有私人財產。他們在４世紀之初因晉大將軍劉
琨之邀，參與中國的內戰，其部落即進駐山西北部長城以南一百里的地帶。他們雖稱“控弦上馬二十餘萬”，但全部人口看來也不逾百萬，甚且遠低於此數。
公元４世纪，是“五胡乱华”的最高潮，拓跋氏虽然投入，却始终没有取得主动地位，苻坚强盛时，他们尚“避于阴山之北”。直到苻堅淝水之戰不利，北方大聯盟瓦解，他
們才重新露面。公元３８６年拓跋圭自稱代王，開始有了獨立國家模樣。當時他們的政策，是先在長城內外建造一個農業的基礎，其農民由被征服的民族強迫編成。這時候全部落
經常與其他少數民族作戰，每次將對方人員馬匹牛羊一網打盡。對俘獲的部落酋領，即很殘酷一律處死，如公元３９１年之破鐵弗（即匈奴與鮮卑之混合種）劉衛辰部“收衛辰子
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殺之” 。對其他人則“各給耕牛，計口授田”。 《魏書》食貨志稱，其有畿內之田，並於“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
為殿最”。公元３９６年以平城（山西大同）為國都，拓跋氏又以征服者的姿態，“徙山東六州民及徙可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餘萬口，以實京師。 ”有的書本也作三十六
“署”。如將大量人民區分為署，則有國家的農奴的徵象。這樣的征服和改造，至５世紀初期未止。如公元４１３年，破“越勤倍泥部落”，也“給農器，計口受田”。其他敘及
“來降”及“內附”的前後不絕。 《魏書》太祖紀及太宗紀提及這樣的事例３１起，內中有戶口數的１３起，共為戶１１萬。可見得拓跋氏創立了一個新生的農業基地，以之為根
柢。時間不成熟不問鼎中原，才能用這經濟力量做本錢，先鞏固北方。
如果前述被征服的人口曾一度為農奴，則從食貨志看來，４２６年後漸已取得小自耕農身分。迄至當日，“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是年這些帶著
軍事性的監視人員全部裁撤，“一切罷之，以屬郡縣。”是為進入官僚管制階段的明證。
拓跋氏何時漢化，不容易找到一個固定的答案。從現存文字看來，他們起先得到漢人的顧問，是從降人及俘虜中提拔，而且僅倚靠他們天文佔象的才能。以平城為國都之後，興建
築，定律令，食社稷，就一步引導另一步。以至置五經博士，設太學，也都不能避免了。其徙各地“守宰豪傑吏民”實京師，勢必又要藉重他們的管理組織能力。只是北魏（４２
４年才稱魏，歷史書中稱北魏以避與曹操之魏重複）的農業社會由人工孵育而成，又好像在試驗管裡造化學液汁，各種因素預有層次的投入，因之才保全了一個體製完整，不受私
人力量壟斷的政權。
直到４２４年，才在拓跋燾的稱皇帝，他即位不入，即頒布了一千多個漢字，並稱以前篆隸草楷並行，因之沒有標準，這次所頒布的，則“永為楷球”。可見得新朝廷不僅注重文
物，也開始以多民族的語言文字作統一的工具了。
拓跋燾統一了華北，結束了五胡十六國的局面。在多數民族的漢人地區，總是因為世族作崇，不容易被絕對皇權有效的掌握。公元４２８年，拓跋燾“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選
忠良悉代之”，已有針對這問題徹底解決的模樣。 ４年以後又以“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遊雅，太原張偉等皆賢俊之冑，冠冕州邦”指名徵
調。名為慕才，實則強迫好幾百人到平城無薪給的當差並兼人質。 ４５０年更有崔浩的事。司徒崔浩，作“國紀”，過於具實直書，對鮮卑民族和皇室有敘述得不妥當的地方，還
把文字以石碑刊於郊壇。皇帝一震怒，族滅崔浩，還及於崔之姻親，包括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也“夷其族”。拓跋燾更聲稱他要做得更厲害一點，所以多殺了好幾千
人。無論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燾是有計劃或無計劃，他的徵用人才和文字獄已給華北漢人的巨家大室一個重大打擊。即未波及的家戶，也充分的接受了這處置的警戒，絕不敢再阻撓
中央政府的行政。這中間的一個機妙則是皇帝統御千萬軍民，不容許另有民間機構作梗，世族華裔也和蠻夷酋領沒有區別。
這件事情發生不久，北魏開始南征，想要以華北的力量，席捲南朝之宋（也就是宋齊梁陳之宋）。徵兵時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富民家財在四十萬和僧尼二十萬的“四分借一，事
息即還”。但是拓跋燾的大軍，以少數民族的騎兵驅逐漢人的步兵作先鋒，仍舊沒有善良的補給制度，仍是就地徵發。他攻江蘇北部各城不下，仍進軍長江北岸，最後則臨水徘徊
，仍無可施展，只好北撤。南朝也因這一戰瘡痍滿目，無法追擊，因之全國統一還要擺下一個多世紀。
拓跋燾於公元４５２年初被宦官謀殺，他的太子也死得奚堯，只剩得一位１２歲的孫子繼位。以鮮卑人之早婚，再加上這幾代北魏君主之命短，到４７１年２０年還不到竟有四位
皇帝代表祖孫五代。而最後一位也是本文開首即提及的拓跋宏。他的親生母親及祖母都因拓跋家引用漢武帝“立其子殺其母”的辦法“依舊例薨”，這時朝中也只有一位帶有漢人
血統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實足年齡２９歲到３０歲之間，歷史上簡稱“文明皇太后”的馮氏了。
《魏書》說她“多智略猜忌，能得大事，生殺賞罰，決人多俄頃”。拓跋宏不僅為她撫養教育，而且“迄後之崩”，“不知所生”，也就是迄至２３還不知自己身世。所以“事無
鉅細，一禀於太后”。她又製作了幾百首歌辭教育他，只是“文多不傳”，其內容永成歷史之跡。 《魏書》傳中又說及她“行不正”。 “王睿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輔”“李沖
雖以器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大凡中國歷史上有才幹的女人，私生活總受非議。上文語意雙關，我們無法考證。只是馮氏引用有氣魄的漢人文臣，則是事實。王睿還可以算作“
恩幸”，他在一天老虎脫籠而出，侍衛驚靡的危機中以吏部尚書的身分執戟驅虎保駕，後來也與李沖家聯姻，可是臨死仍上疏“慎刑罰”，始終提倡“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的
文治辦法。李沖則將拓跋政權的民政“周禮化”，並將其財政的處理賦予“李悝式”的體制，因之給中國以後幾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長遠的後果。
這一串“太和詔令”包括４８４年的百官俸祿，只是這時的賦稅，仍是家族包辦，也就是“宗主督讓，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於是４８５年詔令天下均田，原
則上土地國有，定立了每一家按人口應有田地的標準。 ４８６年則立三長，“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這樣才實際進入“租庸調”制。亦
即以自耕農的小家庭作為徵兵納稅的單位，農村組織以政府頒布之理想上的數學公式作準則，不承認各地私人體系，所以稱“混天下一法”。
這一段措施在當日頒佈時有冒險性質。它到底實行到如何程度，無從考察。只是４９０年逝世，朝中並未發生變故。元宏的漢化政策，也能再接再勵，而李沖也更得信用。 ４９３
年之重建洛陽，他實際擔任了總工程師的職務。只是元宏的規劃，無人接班。他重視水軍，而鮮卑貴族，尚掌握著長城內外的養馬地區，也不能遽爾擯斥。一到６世紀，洛陽才又
產生政變。北魏分為東西，東魏為北齊高家所代，西魏為北周宇文氏所代。然則歷史的演進，並不為這分裂運動而停滯。中國之統一，需要一個以小自耕農社會作統御經理的趨向
，也愈為明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混合也從未中斷。北朝原以游牧民族為骨幹，至６世紀，他們也行府兵制，用以動員農民，也開始修築長城，以防制其他少數民族內犯，可為
明證。
隋文帝楊堅，自己是胡漢混血。先以北周的力量吞併北齊，回頭解決北周，更挾動員長江以北的力量，席捲南朝，發展方向也是由西向東，由北至南，以經濟人文簡單的地區去
征服繁榮富有的地區。這也是承繼北魏拓跋氏在歷史上活動的邏輯。楊堅的軍事行動以水軍為主，這也可以說是受元宏遷都洛陽所賜。北朝需要這一段過渡期間，才能作體制上的
整備，並吸收南方的長處。
16、從分裂到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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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絞還有些讀歷史的人，仍認為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一段尷尬的局面。這３６９年，缺乏一個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大帝國。要把它當作一個過渡時期看待，又未免牽扯
得過長。這當中的人物事蹟，敘來也難得有頭緒可循。所以有些歷史書，就把這３６９年輕率的穿插過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煬帝和唐太宗等前後關係比較完整也更容易檢討的題
材。
可是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在中國歷史裡只發生過這麼一次。它給我們一個機會去了解中國民族演進的歷史，並不一定就是各朝代歷史的總和。雖說統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
國很多人文上的因素還是不斷的發展。舉一個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於公元４９６年改姓元。其他如步六孤氏改姓為陸，獨孤氏改姓為劉，鮮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這當然引起很
多尊重民族傳統的鮮卑人士的不滿，６世紀洛陽的政變，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與此無關。
北周的創始者為宇文泰，他也是鮮卑種。他於公元５５４年以為“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表面
看來，這是對元宏漢化政策的一種反動，也強調鮮卑民族各部落在歷史上的傳統。而實際上他盤踞的關中，並沒有很多鮮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賜予漢人及胡漢混血的將領。
他日作隋朝開國之主楊堅，這時候就因功勳被賜姓為“普六茹”。這樣只更提高漢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漢的界限磨滅。其背景則是長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為融合各民族
的一大熔爐。少數民族這逐漸被多數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
元宏的政策，還有一種貴族化的趨向，他尊重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的社會地位，也讓鮮卑系的望族穆，陸，賀，劉，樓，於，稽，尉八姓和他們同列。而當
日時尚的趨向，則是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全部平民化，所以元宏的親信李沖和韓顯宗都反對他的作法。
我們已經提及，當時人認為秦漢以來大帝國之崩潰，在於“兼併”。土地一集中，則地方官無法處理境內行政，並且由於地方的爭執，影響到朝政。這樣之事能夠發生，則是“選
舉制”之不良，以致漢末所推薦的孝廉都是豪門子弟。曹魏想改革這種毛病，實行所謂“九品中正”之製，也就是徑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任所去品評人物，以作吏部任命的
任命的憑藉。其結果又如《晉書》劉毅傳裡說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種士族力量的膨脹，也影響到軍事行動。在政治秩序崩潰的時候，立壇設盟，只有靠世家大族的
領導。根據《晉書》王戎傳，八王之亂時，河間王與成都王“帶甲百萬”。晉朝的封建，並沒有歷史的基礎，這兩王能在短時間內糾集這樣大的兵力，也還是因為地方武力早已在
後組織就緒，只要上面有人領導，就有幾十百萬的士兵在旗下應命了。
這種種妨礙統一的情形都要在長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漸淘汰澄清，有些歷史家每提到中國的重新統一時，總要強調中國傳統思想的偉大。但是傳統思想能夠發生功效則是
因為社會組織已經和它接近。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聞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蘇綽為度支尚書，讓他規劃新政府的各種設計，此人“博覽群書，尤善算術”，而他的設計，也總以《周禮
》為依規，也就是預先創造一個數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實事上籠罩著過去。北魏以來的三長制和均田制，都有這種“間架性設計”的趨向。其所以能如此，則是在社會中層可能予
朝廷及民間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約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掌握大量的農民了。
這種趨勢也可以在考試制度演進的歷程中看出。漢朝之對策，並未正規化，只有隋唐之後“士皆懷牒自列於有司”，才算有了固定的程序，也才算全部公開，這固然是製度上的進
步，然則若沒有社會進化的背景，則不致有這麼多布衣學人應試，就有他們也仍會被宗黨和豪強所抑制。
只是由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統治無數小自耕農的體制，並不是因為全國統一而立即成為事實。這中間仍有很多的周折。又舉一個例為證：
隋文帝於公元５８９年滅陳。可是翌年今日的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變，“大者有眾數万，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其起源則是據《資治通鑑》所云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复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這文字記載簡單，也只顯
露官方見解。但是也表示在南北分裂局面下北方已經歸納於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單純社會，南方則仍受巨家大室操縱。這些巨家大室的弱點，則是不能構成一個牽一發而動全
身的體系。因之他們雖然擁有船艦，能和隋朝派來的楊素作殊死戰，終被各個擊破。上述蘇威則為北周政體設計者度支尚書蘇綽之子，這關係也像徵著全國的統一，要經過長期間
的慘淡經營。
佛教在南北朝期間鼎盛。中國學者提到這題目時，經常毀譽參半，一方面稱讚佛教自力入世的觀念和戒殺的動機，一方面又皺眉於沙門浮屠的勞民傷財。近代人物之擯擊佛教者
，則無如胡適，他有時的立場，也好像是今之韓愈。外國作者則多強調佛教在中國分裂期間產生一種融合胡漢，貫通上下的力量。我們也可以引ArthurWright作代表。
其實佛教是一個極廣泛的稱呼，也可以說是印度帶來的文化，滲透到中國的思想，文學，美術，建築，科技和民俗各方面的一個概稱。它一方面需要與中國固有的信仰不發生根本
的衝突，才能兩者相折衷的互相融合。另一方面則是在這條件下，它也就無孔不入。就以雲崗和龍門石窟的佛像為證：我們驟看上去從斷岩上造石窟，既沒有全盤的設計，今日又
經過千多年來的風雨浸蝕，滿目荒涼，也就看不出美在什麼地方，直到閱及關於這些石窟的詳細紀錄，才知道有些石穴的來源其來有自。並且最大的佛像，耳長九尺，最小的高不
逾寸，各處佛像數目都以萬計，不僅其塑像表現著印度和希臘的雕刻作風，有些石窟裡還有壁畫，其衣飾裝潢設計也者保存了社會史和經濟史上的真跡。龍門的一個石窟裡竟保存
了當日所用的全部醫藥單方。所以這石窟既供美術展覽，也是通俗的博物館。要不是這石窟在荒野中替中國中世紀保存這一份文物，而將金碧輝煌的佛像置之通都大邑的話，恐怕
也就像中國古代的建築一樣早經兵禍而蕩然無存了。
而針對這南北朝的時期上說，佛教不是一種帶強迫性的宗教，因之它才發生了一種廣泛的和普遍的功效。它沒有把雲崗龍門造成“聖地”，或被方丈國師所掌握，因之轉變而為一
種政治上的勢力，所以縱有華夷之界倫理之爭等波折，它仍能夠長久的與中國固有文化共存。因為如此，我們也可以認為它是一種構成團結力量的因素。所以小民接受真言與淨土
宗的儀式和念佛樂及往生的粗淺解釋與縉紳先生的欣賞於天台華嚴的悟觀與禪定，同為佛教。在這種條件下，佛教也可以算做已經發生了融合胡漢貫通上下的作用。
話再說回頭，中國之能重新統一，到底也仍與周秦漢以來一脈相傳的文化系統相銜接。我們不把它當作首屈一指的因素，並不是漠視它的存在。漢魏晉至宋齊梁陳之“禪讓”未曾
中斷，而北朝之東魏與西魏，也同樣的“遜位”於北齊與北周。可見得一個正統的觀念始終沒有泯滅。中國人的入世觀念和樂觀與積極的思想，也是一種很雄厚的力量，它們並沒
有因為長期分裂而全部淪亡。
我們通常一提到魏晉南北朝，腦內可能立即浮上一個“清談誤國”的印象。但是從領導淝水之戰的謝安看來，則清談並不一定誤國，也等於我們今日雖在天文學上了解５０億年之
後，太陽上的燃料用完，最後太陽系統的生命必同歸於盡，因這了解又使我們產生一種不同的人生觀，但並不因此，就要放棄日常生活的興致與一切志趣與希望。西晉的“竹林七
賢”，固然包括“不與世事，酣飲為常”的阮籍，但是也包括了大樹下打鐵的嵇康，更包括了“好興利”的王戎。可見得他們共同的達觀，並不就是消極。
並且有陰則有陽。時人尚“無”，晉朝則有裴顧作〈崇有論〉與之抗衡。他說：“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這幾句話已經說明
沒有物質就沒有生命，沒有生命也不能創造邏輯。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論哲學家之一。即在“六朝金粉”的建康，也有南齊的范縝作〈神滅論〉。他說“形者神之質，神者
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這比裴顧的唯物論又更進一步。這種議論於公元五世紀時提出，也是不同凡響。我們根據他們自己的
理論和立場，也可以想像中國人要應付天候地理所賦予的難題，必須保存一種堅毅的力量，這種共通的信心，也必在重新統一的過程中，發生過無可衡量的作用。也只從這堅毅的
立場，我們才能領略韓愈和胡適對佛教反感之所由來。
南北朝有時也被一般作家寫成一段士氣消沉，人心不古的時代。宋前廢帝劉子業為姊山陰公主置面首３０人。齊東昏侯蕭寶卷鑿金為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
也”，同樣被斥為無道，也同樣被稱為這紛亂時期的代表。還沒有提及的則是他們都是２０歲不到的年輕人，生長在深宮，事實上又無從發揮傳統帝王的功能，而兩人又相繼被弒
後在歷史上擔待千古罪名。有正則必有反，這樣看來，他們既已永遠的稱為廢帝昏侯，可見得傳統道德觀念並沒有因為長期的政治分裂而全部淹沒，如果真的是士氣消沉人心不古
，這一段歷史就不會如此寫來，這事實的背景則是漢代雖亡，過去多年來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獨一無二文教式的體系，足以支持一個以小自耕作基礎的大帝國，一到客觀環境許可
，這樣一個大帝國可以重新擺佈登場的時候，這文教上的體系用不著重新創設，也可以隨著彈冠而起了。
17、隋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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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們要寫隋煬帝的傳記，事實上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對這題目曾下過一段功夫的ArthurWright就說過：“（他）既被視為典型的亡國昏君，在一大團歪曲的歷史記載和傳奇性
道聽途說之下，今人即想窺測此人的真實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見其一二。”
然則隋煬帝楊廣，天賦甚高，文筆華美，胸襟抱負不凡，也帶有創造性格。這些長處，雖批判他的人也無法否認。又譬如他於公元６０８年，令天下鷹師集長安，一來就有一萬多
人，６１０年他又在洛陽端門街盛陳百戲，天下奇伎異藝畢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幾次微服去觀賞。他又聽說吐谷渾（鮮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
龍駒，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馬兩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後因無效而罷。如此作為，縱是為傳統作史者視為荒誕不經，今日我們卻從此可以揣測他富有想像力，也願意試驗，並
且能在各種瑣事間表現其個人風趣。
另一方面，從各種跡像看來，煬帝缺乏做為統帥的周密與慎重，也不能禦將。這種弱點，也可能由於隋文帝的驕縱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晉王，為并州總管（山西省省長）。
公元５８９年伐陳之役，他２０歲未滿竟被任為行軍元帥，指揮由六合一方面的軍隊不算，還節制其他各方面軍事長官，如宿將楊素。這５１．８萬人不出月餘，平定江南，重新
統一中國，由弱冠的晉王作書報告父皇，達成任務。這一戰役，固然增長其威望，也縱養其驕騫，使他以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後築長城，造運河，派劉方擊敗林邑（今
日越南境內），聽斐矩設計破吐谷渾，羈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國人力物力，隨意擺佈，只居順境，未受挫折。以後他一處逆境，即意懶心灰，逃避現實，所以他的悲劇情
結，也有長期積養的前因後果。
隋煬帝之伐高麗，據稱動員１１３３８００人，其饋運者倍之。這數目字可靠的程度，無從確定。只是楊廣迷信軍事上數量的優勢，已無庸置疑。其實當日之攻城戰，野戰軍數量
過大，無法擺佈。除非以此數量先聲奪人，使對方喪失鬥志，才有效用。否則展開兵力過多，已先在自己陣容裡產生統御經理的困難，成為日後戰場上的弱點。果然公元６１２年
之役，隋軍在鴨綠江以北遼河以東的地區遭遇到高麗的堅強抗拒，來護兒的水軍在朝鮮半島登陸成功，卻沒有發生奇襲的效用，也不能與陸軍策應，陸軍則補給接應未及，統帥權
又控製過嚴，再加以隋皇沒有作殊死戰的決心，一到戰事有利，高麗詐降，高級將領不敢作主，因此亦無法擴張戰果。最後因秋季潦雨來臨，在平壤北三十里開始撤退，士卒既無
實際的訓練，一受高麗兵的追擊，就崩潰而不可收拾，以致九軍盡陷，喪失資儲器械以巨萬計。 ６１３年煬帝捲土重來，並且親臨前線。隋軍已薄遼東城，也用飛梯地道環攻，並
且有少數隋兵登城與敵兵短刀相接，只是這時在中原督運糧秣的楊玄感知道各處盜賊蜂起，煬帝不能持久，在黎陽（河南濬縣附近，南北運輸的中點）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則
投奔高麗，以中國虛實告之。隋煬帝夜半召集諸將領決心放棄攻城。再引兵還，所有軍資器械堆積如山，也全部委棄。總算這次行動機密，退軍後兩天，高麗雖發覺仍不敢追擊。
兩月以後，楊玄感雖被剿滅，但是隋煬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處的人民，不堪徵調，群起為盜，動輒以萬數以千計。 ６１４年煬帝又召百僚議伐高麗，並下詔稱“黃帝五十二
戰，成湯二十七徵”，只是臣下無敢應者，各處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處平剿。雖然這時候來護兒的水軍又迫平壤，高麗王遣使請降，囚送角斯政，使煬帝能藉此班師，卻已經
徘徊歧路。 ６１５年間巡視北邊，又為突厥圍困，幾乎不免，守令前來赴難，才使他脫圍。翌年他即幸江都（揚州），再無意北返，對他諍諫的則獲罪，最後甚至不願聽大局不堪
收拾的報告。如此又一年多。 ６１７年冬天，唐國公李淵（也就是後來的唐高祖）入長安，立他孫子楊侑為帝，尊他為太上皇，煬帝也無行動反應。 ６１８年的春天，這遭眾叛
親離的皇帝才被弒。弒他的並非疆場叛將，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寵幸隨從，以及近衛軍。所以傳統作史者對隋煬帝楊廣的種種斥責，雖說可能被一再渲染誇張，但也不是全
部竄改事實，因為楊廣有他被人攻擊的弱點。
然則我們今日仍因襲傳統作史者“褒貶”的方針寫歷史，卻忽視了歷史上時間與環境的因素。公元７世紀的初葉隋唐之交，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今日２０世紀末葉，又
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二十四史裡的《隋書》，修撰於唐初，作者動稱“殷鑑不遠”。他們絕想不到隋朝不是一個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時代周人之泛稱中國，會推
衍而成今日之中國。因為瞻前顧後立場不同，我們即寫隋煬帝的傳記，也要將很多長時間遠距離的因素一併加入考慮，才趕得上時代。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隋、唐、宋可稱中國的“第二帝國”，以與秦漢之“第一帝國”區別。漢雖稱中央集權，其郡縣組織，到底還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組而成。隋唐所承
襲的原始機構，則由北齊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於游牧民族的漢化，通過“三長制”及均田，可謂整個社會，在國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農為主體，注重低層機構
的水平。秦漢的文書，還用竹木；隋唐之間不僅紙張已行使五百餘年，而且木板印刷，也於公元６００年前後出現。這些因素，使教育較前普遍，也使整個文官集團能向這小自耕
農的社會看齊，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準的淳樸。
《新唐書》的選舉志，一開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程序，則是“學者皆懷牒自列於州縣”，也就是不用薦舉，全面公開的考試制度業已發端，茲
後歷經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紀的１９０５年才停止。
因為如此，隋朝的銓敘也開始由中樞總攬。煬帝是修律令的牛弘與劉炫對談，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長官自闢。受詔赴任，每州
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
這樣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國家的中層組織更為空洞。因為上下之間沒有權力與義務互為牽制，由皇帝直接統御全民的趨勢也愈為明顯。隋朝創業之主
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併北齊之後才席捲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簡單的地區拓展到人文繁複的地區。他滅陳之後製定五百家為鄉，百家為裡，正在以他間架性的組
織推行於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這叛亂既被削平，他的統治愈要加緊，此後他的處心設計，無一不以保持統一的帝國為前提。於是又１５年。而在此原始的農業的社
會裡，達到其目的捷徑不是在中層增加其結構的繁複，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楊堅於５９４年令各府州縣各給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與人爭利。 ５９５所製工商者不得進
仕。 ５９８年詔禁民間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從保持農村社會的單純劃一著眼。他的提倡佛教，也並不是出於信仰上的虔誠，而是以統一思想為宗旨。其大量裁減國子
學，廢州縣學，也是因為儒學之道，不外“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高級人員則需要“德為代範，才任國用” ，所以也不必大量儲備。他自己布衣粗食，也無非與低
級標準看齊。
這以上種種設施，也與當時稅收政策吻合。隋唐繼承前朝的“租庸調”制，其重點在國家財政千就於簡單的農村經濟，與均田並行，原則上避免納稅人貧富的差別，以極低的稅率
全面徵收，才發生廣泛的效果。雖如此，仍有技術上的困難。 《隋書》食貨志提及北齊定一夫一婦納稅額為一“床”，獨身者繳“半床”，如是“陽翟一郡，戶至數万，籍多無妻
”。只因為皇權凝聚於上，納稅的義務則遍及於匹夫匹婦，當中缺乏各種有權力能裁判折衷調整或甚至帶服務性質的機構，於是製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壓力。
文帝楊堅的晚年，就盡瘁於此事。他又嫉視屬下官吏貪贓。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訊問臣下，召對不如意，立時誅殺之。所以《隋書》說他“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
數，不識大體”。
可是經過他的高壓政策，隋朝的府庫各物山積，甚至窖藏還不能容納。所以錢穆曾說西漢要經過四帝七十年之休養至武帝而盛，“隋則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這也表示中國
傳統重農政策下的一種特殊現象。因為全面生產，完全不講究交換分配及使國家經濟多元化，又不作質量上的改進，短時間的全國動員，即可以使農業的財富（因其無組織結構與
商業的財富不同）豐溢超過預期。煬帝於公元６０４年即位，也算是繼承著第二帝國創國以來的經濟基礎，只是這樣的富裕倒也成為國家的贅累，當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併”
，那麼已經在農村動員的勞動力作何區處，難道令大批人民失業不成？
這樣看來隋煬帝之耗用中國人力物力，有其歷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鷹師於長安，聚樂工於洛陽，也還是受客觀環境的誘導。至於開掘運河，則北魏孝文帝元宏時引洛入谷作漕
運已有之。建造宮殿則已在隋文帝築仁壽宮時開始，據說“死者以萬數”。甚至伐高麗，也始自文帝。公元５９８年之役，動員三十萬眾，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師則船多漂沒
，傳統作史者稱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煬帝的種種作為也還是隨著文帝的步驟，是當日全面運員的一種產物，初時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則隋煬帝楊廣縱是獨夫，也不可能以
一人之力強奪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們今日檢討煬帝的成敗，不能專以他楊廣一人功罪作最後的解答。即在楊隋之前，各北朝已經相交人行均田制。這樣以理想上數學的公式向下籠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調
的稅收作實際考核的標準，這方案一經發動為一種群眾運動，也不容易適時收束。於是矯枉必過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數字，沒有下層著實的統計，以致男丁抽完，力役及於女
人，並且“徵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不到徵高麗失敗，全國反叛，不知已極。隋煬帝雖有想像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們能
看到古今中外的歷史縱深。他最後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種主意，也可見得他始終沒有透徹的了解他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傳說他曾顧鏡自照對蕭后說：“好頭頸誰當斫之
？”是否真實可靠，殊成疑問。但是其無可奈何的語氣，已與他悲劇性的結局符合。
18、貞觀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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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７世紀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國歷史上令人振奮的一段時期。 ６３０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長推戴為“天可汗”。當日高祖李淵已退位為太上皇，仍在凌煙閣置
灑慶賀。上皇自彈琵琶，皇帝則當眾起舞，這種場面，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茲後唐軍又攻占西域諸國，使中國威勢達到蔥嶺以西，與波斯及印度接觸。在唐初只有高麗能對中
國作堅強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終克平壤，置安東都督府。
並且唐朝武功之外，繼以文治。國都長安東西６英里，南北５英里。現代西安市的城緣，還只有其面積１／８。而且整個城市按計劃興築，全成分為１１０個方格，南北馳道竟
有５００尺寬，無疑的在當日已經打破世界諸種紀錄。
因為各國朝貢使節眾多，各種服裝離奇，中書侍郎顏師古即於貞觀三年（公元６２９年）請以畫師作“王會圖”紀念盛況。茲後終唐之世，波斯來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
是規模宏大。起先每次還只遣派三五百人，後來每次兩千人，除了正副使外，還有大批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有些人員，在中國一住就是幾十年。他們回國之後，仿照唐朝的
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歷史中仍稱“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則為“班田”。奈良和平安（現在的京都）則是照長安設計興建，只是范圍遠遠不如，而且還沒有依計劃
完成。長安有朱雀門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馳道，也稱“朱雀大路”。鄧之誠根據《新唐書》《舊唐書》的記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觸的“諸族”，共有四十八“國”。內中“朝貢
”的二十九，“納士”的六，“歸附”者五，“和戰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問”的二，“來留學”者一，“和親”者一。這樣也可以表示勝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國歷史中，最屬“外向”。並且初唐時，朝廷信心堅強，也能對各宗教一體扶植，不加阻撓。玄奘往印度取經歸，太宗親自詔見，並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資助他的
翻譯工作。茲後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時來華翻譯經典的不下數十人。其他景教、襖教、摩尼教也都在長安設有寺院，其教正長老，也由政府不分軫域，授以官位品職。
L.CarringtonGoodrich之《中國人民簡史》引一現代學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內中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
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凶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 ”
打開這局面的，當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為多。或許因為他本身帶有少數民族血統之故，因此無論胡漢，他一視同仁。這作風對有唐一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李世民自己對侍
臣說：“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則過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將特
多，也經過趙翼的《陔餘叢考》書內提及。
李世民１８歲慫恿父親李淵發難，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業，大部由他策劃。並且他自己作戰時身先士卒，弱冠時已經能指揮十萬人以上的部隊，擔任獨當一面的軍事
政治工作。說他毫無差錯，未免過當，但是從各種資料看來，他籌算周密，並且自己經常在最危險的地方出現，例如以數騎在陣前與敵將答話，因之樹立了他個人的威望，能夠高
度發揮他的領導力量。
７世紀初期是帝王將相樹立功業的黃金時代。 “第二帝國”的粗胚胎，胡漢混血，從小自耕農作基礎的範疇業已創建就緒。即算楊隋將之濫用，從技術的角度看來其高壓政策仍
在長期的歷史上有組織的功效。況且經過煬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廝殺，人心望治，有如魏徵所說：“譬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李世民在這時候勤於聽政，勇於就諫，
是以徹底的運用了機緣，而達成歷史上的“貞觀之治”。據稱“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最為歷史家艷稱。西方的漢學家對中國的皇帝向來
批評的多，但對於唐太宗李世民，幾乎一致的恭維。公元６２８年，李世民出宮女三千餘，令之“任求伉儷”。 ６３３年縱獄囚應死者３９０人歸家，命令他們秋後自來就死，至
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詩，歌頌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后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然則李世民被人恭維，並不是完全一致。 “死囚歸獄”早就被傳統歷史家指責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製造名譽。近人呂思勉則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漸染北俗，
故驕暴之習，亦難盡免。”明朝的萬曆皇帝，被指責為昏君，卻對臣下稱：“唐太宗脅父弒兄，家法不正，豈為令主？”於是在經宴（文學之臣在皇帝面前講解經史，事後設宴的
節目）時不許進講《貞觀政要》；也就是將唐太宗李世民２２年禦宇的事蹟，全部剔出於歷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來，公元７世紀，歐洲進入中世紀舊稱“黑暗時代”的期間不遠，日本也剛受大陸文化的影響，貞觀之治牽涉一套政治上的組織力量，當日在世界上無出其右。然則
這種組織，沒有確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與唐代的影響，容以下各節述及。
現在就從太宗以道德成就為標榜這一點看來，可以窺見李世民的真實性格；並且這史實也使我們看清中國政治體系，雖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點，因此一千多年後不能保
持它的領導地位，而為西方及日本佔先。
李世民是李淵的次子，他與長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參加唐初討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戰事，只是功勞與人望，都不及世民。
李淵稱帝后，立建成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這樣就造成兩方的隔閡與猜忌。中國傳統寡頭政治的弱點，基於統計無法著實，將民間無數的爭執公平處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統技術
能力之所及。於是只能使皇權極端化，事實上的青紅皂白不問，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諸“聖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則不公平亦為公平，不合理亦為合理。這樣操生殺予奪的大
權，並且動輒以至善及極惡的名義獎懲臣下，使皇帝的寶座成為一個極危險的位置。一到繼承發生問題，更是變亂的淵藪。本書已經前後敘述父子叔侄姻親自相殘殺的事例多起，
有時候當事人為從屬黨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歷史重演的悲劇。
李世民與長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構隙，牽涉到這樣的背景。他自己交結朝士，後來又控告他兄弟“外結小人，內連嬖幸”謀害他，見諸《舊唐書》（《舊唐書》在五代時根據唐朝
文獻編撰，近於官方歷史。《新唐書》成於宋時比較客觀）。事實上他與他的僚屬在玄武門設伏，謀殺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親自張弓發箭射死，元吉則死於他部下手中。但是
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建成與元吉各有子５人，也“並坐誅”。這事發生的時候太宗自己才２８歲，他的１０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攬獲一
併處死，則沒有在史書內詳細敘述。兩個月後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於東宮。
用傳統道德觀念闡解這段歷史，常有不著肯緊之感。例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時，就指斥李淵不對，李建成不對，而李世民也不對。並非他的見解謬誤，只是這種意見今日看來
，已算卑之無甚高論，用不著歷史家著書辯說。而且這“玄武門之變”業已發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個掩蓋事實，１０００年後萬曆要避免貞觀一朝的往事，也是不著實際。
況且又４００年後，萬曆皇帝在歷史上的地位更不能與唐太宗相比擬。
近代心理分析學者，認為一個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謂id者，可稱為“生理之自我”，在這種原始的條件下，不較分寸，也無忌諱。只是這中國人所謂之“禽獸行”不能
在群眾生活中適用。所謂super-ego者，也可稱為“社會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時受父母這教養，就範於社會的習慣，對本身慾望加以各種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縛，這種控制的力量
出自社會自我。所謂ego者，則可譯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觸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慾望，一方面則對自己賦予一種社會價值。這種種構成各
人個性的程序複雜，包括壓制，轉變目標，自然其說，品性昇華等等離奇的方式，多時其本人雖經過種各機械作用而不自知，或雖知而不願剴切承認。
唐太宗及貞觀之治，最便於用這種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釋，李世民是一個容易性情衝動的人物。他曾要盧祖尚任交趾鎮撫，盧已答應就任，回頭又向皇帝推辭，李世民邀請再三，盧
堅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謂，我對你還不能驅使，如何能夠駕馭天下，當時斬盧於朝堂。所以呂思勉說他“驕暴之習，卒難盡免”，不是沒有根據。可是他既有弒兄脅父的行為，又
曾讀聖賢書，不能無愧于中，且受良心譴責，因之更要表彰他種種行為，無非自衛。至於他和兄弟間要走此極端，則是他總戎律，“惟以撫接賢才為務”。既登九五之尊，則更要
表彰他之不得已捲入悲劇的漩渦，只因為他有作堯舜之君的才華和能力。是以魏徵系前太子洗馬（秘書及顧問）據說有教唆李建成圖世民的策劃，他也將魏徵接收過來，倚為顧問
，才表示他始終寬宏量大。以後魏徵在貞觀一朝向皇帝諍諫二百餘事，多時違犯太宗意旨，反被優容。 《資治通鑑》有這樣一段記載：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死田舍翁！”後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庭辱
我。 ”後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
不賀！ ”上乃悅。
可見得太宗之受諫，不一定是以受諫為目的，而是表揚自己虛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門面。而魏徵也說太宗“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也與這追逐名譽的動機有關。魏徵也
自知處境的危險，他曾對太宗說：“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因為忠臣沒有好結果，良臣則“身獲美名，君受顯號” ，彼此共存共榮。
將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經病醫生的臥榻上，不是本書的目的，敘事過於瑣碎，尤與縱談“大歷史”的宗旨相違。只要有了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們知道唐朝之設尚書、中書、門
下三省，仍去三權分立之理想至遠。太宗仍是大權獨攬。而且下層機構不能構成選民區，皇權凝聚於上，中國亦無分權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時會，７世紀這初第二帝國這組成時，
既有北魏以來之均田、租庸調、府兵，又有隋朝開設的南北運河和考試制度，上下都草創，內外的威脅既除，皇帝的行動比較自由，太宗將他執行專制皇權時，稍微參酌眾議，因
之其皇權比較合理化，對唐宋間保持其繼續開放繼續增長的趨勢，有真切的貢獻。但是他的作為，不能做機構上的固定。
這些事蹟也使我們了解以道德作執政標準的危險。這也不是說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中介人類性情複雜，道德名義後面的真像不可捉摸。民國初年的軍閥發通電時，無不以拯
國救民為職志，其重點則是“我”為其拯救者，要是反對“我”，則是叛國殃民。也等於羅蘭夫人在法國革命時上斷頭反前給歷史留下一段見證：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
義行之。也等於五四運動時所要打倒的並非孔子，而係“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認性惡，反能造成政治體系的“制止與平衡”，使一個現代的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
理，尤其值得我們反省。
19、武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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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在美國教書的時候，常感到一類題材，不易處置，武則天也是其中之一。要是從傳統的道德立場攻擊她，則明知所謂“殺子屠兄弒君鴆母”半系牽強虛構。並且她在不同名
義之下主持中國的政局半個世紀，其影響之所及與歷代帝王最有流風餘韻的相比，並無遜色。所以事實決不會如此簡單，可以由我們以“好”“壞”概括之。而我所講授的，則又
是中國史的綱要，也要與今人有關，因此更難。
武則天的父親武士獲隋末從唐高祖發難，曾官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所以她也算出身名門，並非“寒微”。只是她在十三四歲之間入宮為太宗才人。所謂才人半為侍女，半為皇
帝宮中沒有實際名分的姬妾。太宗去世之後，她就發付感業寺為尼，在這裡她邂逅了高宗李治。茲後她由高宗的昭儀進為宸妃，於公元６５５年立為皇后，據算應當已在３０歲左
右。
她自與高宗見面之後即有控制他的力量，無可置疑。高宗有子８人，前４子出自后宮其他妃嬪，後４子則全系武后所生。以唐朝皇帝姬妾子孫之多，如太宗有子１２人，玄宗有子
３０人，憲宗有子２０人，武則天必曾專寵於李治之后宮。
高宗於６８３年去世，武則天初立她的兒子李顯為皇帝，她自己仍臨朝稱制，不出兩月，她又廢李顯為廬陵王，而另立兒子李旦為帝，皇太后稱制如故。公元６９０年她更“革唐
命”，改國號為“週”，自稱“聖神皇帝”。如此以女主稱帝約１５年。到７０５年的春天她生病才由李顯復辟，是為中宗。那年年底武則天才與世長辭，官方稱她享年八十一，
有些人說她實際年齡為八十三。中宗復辟後５年據說為他的韋後所弒，但是韋氏想照樣以女主臨朝稱制的計劃則為李旦之部屬所推翻。李旦於公元７０９年復位，是為睿宗。只是
如此一來，李顯與李旦，中宗與睿宗，俱是武則天的兒子，而且茲後唐朝其他１５個皇帝也全是她的孫輩和後裔。所以縱是武后的頭銜一改再改，她仍是唐朝的祖先和國母。以一
個篡位而顛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廟裡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國史的為難。他們既不敢褒也無法多貶，因此也更造成機會使好多人可以以傳聞混為史實了。
武則天還有二處引人注意的地方：一是她的恐怖政治。她在６８６年在各處設銅軌接受密告。又任來俊臣為御史中丞（臨察院副院長），他和他的特務人員拷訊的工具，慘極人寰
，等於逼人自誣而就死地，經來審問的“百不全一”。
此外武則天的私生活據傳說可以與俄國的女少皇凱撒琳相埒。她在六十多歲時因寵愛薛懷義，教他入寺為僧，以出家人的名義入幸禁中。她到七十多歲的時候又以美少年張易之、
張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錦繡服”和她及女兒太平公主燕居作樂。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彈劾他們，指出“陛下以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自謂履恩即係
鬃發與趾澤間的情愛。武則天置而不問也不追究進諫人。還有一位右補闕朱敬則的疏則更是唐突，引用外間傳聞對武后的批評更為猥褻，她則批答：“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賞
上疏人彩百緞。
有了這些不仁不正的行徑，武則天仍被德宗朝賢相陸贄稱譽。明朝以“非正規”態度評史的李贄和清朝以正規而又客觀態度評史的趙翼，都對武則天留有好評。
僅從短距離側視界觀察武則天，我們很難看出她對中國歷史的貢獻。她在有些地方，也像王莽，即係根據《周禮》及其他原因和個人愛好，將政府機構和各種事物更換其外觀及名
稱。洛陽實際是她的首都，她一大權獨攬之後又將之從“東都”改稱“神都”。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則成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門下省為鸞台，中書省為鳳閣
。旗幟金色，她所禦的紫宸殿則施以淺紫色的賬幔，八品以下官員過去服青者此時服碧。如果這時候有人驟到洛陽，很可能被這金碧輝煌的神都所炫耀，也可能因為鸞台鳳閣把一
個大帝國的政府錯認為一個動物園。
可是任何人以為唐朝的太后變成了大周皇帝，僅在裝飾門面，在各種事物上加入比較鮮明的女性色彩和美術情調，則是絕對低估了武則天的“革命”。
中國史學者通常以為唐高宗李治軟弱無能，才引起這段“女患”。 《舊唐書》雲“帝自顯慶以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現在看來，他所患的好像是高血壓，也
妨礙其視力，有多年曆史。所以依賴武則天判斷書牘，又讓她“垂簾聽政”，在皇帝寶座之後得悉召對臣下的談吐，已分別開始於６５０及６６０年間施行，除此之外現存史料不
能證實他在長期做傀儡皇帝，況且他的好動與好改變，與武后不相上下。武后執政期間改年號１６次，高宗就改了１４次。最後在位５年間每年年號不同，為從所未有。他曾決定
率後御駕親征高麗，因武后苦諫而罷。他又與武后相隨幸東都遊曲阜，封泰山。到臨死的那一天還準備登則天樓門，只因氣喘不能上馬而止，但仍在殿前完成宣讀大赦儀式。他又
建造蓬萊宮、合璧宮、九成宮和鏡殿，都具有打破傳統的作風。他之準備封皇太孫，既無前例，他就稱“自我作古”，也就是說讓我來創造這段歷史成例。李治又曾說“煬帝拒諫
而亡，朕常以為戒”。通常歷史家以武后之殿試是中國考試制之里程碑，其實公元６５９年高宗李治“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有了這麼多的事蹟，可見得他縱聽任武則天，讓她
專擅，不能就算庸碌。而且高宗在位３４年，已經一再在臣下面前標榜他的皇后就是他的分身，他們兩人自稱“天皇天后”，時人謂之“二聖”。所以他生前已經替武則天留下了
一個合法的地位。他一去世，遺詔所稱，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已經有了皇帝一般敕旨的力量。所以有些高宗朝官，如大理丞（最高法院法官）狄仁傑
以後就仕武則天好幾十年，並未被視作為變節。
可是這種安排，到底不是舉朝上下所能稱心如意的接受。況且過去高宗自己被立為太宗李世民之嗣，就曾費過番周折。只因長孫無忌的竭力支持才能在困難中通過。長孫無忌是太
宗文德皇后之兄，高宗之舅。唐朝初年曾策動玄武門之變，幫助李世民奪取皇位，再度支持高宗嗣位後已是三代功臣，兩朝元老，為宰相３０年，又兼太尉，也儼然有漢朝外戚之
任大司馬大將軍的聲望。只是他反對立武則天為後，被高宗臣下誣構，流竄黔州，後來又被逼自殺。有了諸如此類的事情作背影，武則天也知道自己過去幾十年的擅權，“黑陟殺
生，決於其口”，現在要隻身對付滿朝的明爭暗鬥，不能不採取主動的地位。
高宗去世之後不久，首先發生問題的，為兒子李顯。他雖被立為皇帝，未有實權。在這時候他封皇后（即後來生事的韋後）之父韋玄貞為侍中（侍從室主任）。但管重要任免的中
書令不肯與。這不僅是官銜祿位問題，而是因為侍中是舉足輕重的官職，又派與於另外一位皇后的父親，勢必與太后衝突。這也基於中國傳統政治，真理由上而下，皇權既無法合
理化，也不便分割之故。這事也確引起武則天對李顯不滿，而成為謫廢他為盧陵王的主因。不久即有徐敬業在揚州以兵反。敬業是攻高麗宿將徐茂功之孫，他這時被謫降，意態怏
怏，也糾合一群對朝政不滿意的人在東部舉事，看樣子他沒有真正“勤王”的誠意，他的叛變不出三月而平。但是他的討武則天檄，為駱賓王所作，是駢文中的名著，經過廣泛的
傳誦。內中提及“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已經把正反順逆的李唐和“偽武”之陣容劃分得清楚，很有宣傳的功效。文中又激勸唐朝舊臣用對主宗李治
的君臣父子之情，去清算武則天。文稱：“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pou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更有煽動性。如此就更使武則天只有更走極端。
她的政權，既為她本人及她親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親生兒子也是敵方爭取的對象，則她也只有一步逼一步。李顯與韋後既被流放而受拘禁，一有來使出自武后，則很惶恐的以為
是母后要賜他自盡。另一個兒子所謂章懷太子賢的，可能被她親信所殺，出自武則天的旨意與否無從查證。還有一個兒子早死，剩下一個兒子李旦，縱要他做皇帝他也不敢出面了
。以後她之清算唐朝宗室，越做越緊，也逼得很多李家親王造反，因之才將他們誅殺殆盡，只有一些年輕的孩子流竄嶺南才被倖免。這類事情固然可以表示她的凶狠性格，另方面
卻也是很多複雜因素一時猥集之所致。她的特務政治恐怖政治也是此時的產物，其目的也是要讓朝中人物於逆順之間分別去留，甚至對她盡忠為國的狄仁傑也一度被判死刑。如此
的發展，很難在她武則天和唐朝的“順聖皇后”的人身經驗中找到前後一致的邏輯，而只能在這政治環境裡看出為一種超過人身經驗的運動，有其來龍去脈。
所以武則天也要去製造她的邏輯。她發覺自己之為唐朝的皇太后已經不能控制眼下局面，即令兒子作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決問題，只有一身挺當，“革唐命”，自稱武家源出於周
文王，本身為“聖神皇帝”。好在《周禮》這樣一部有假歷史的經典，充分的表揚著中國傳統裡國家之為王者禀承自然法規一手創制的烏托邦等等思想可以全部利用（例如吏部與
天對，戶部與地齊，禮為春，兵為夏，刑為秋，工為冬等等間架性的設計和一種美術化的趨向）。而被她推崇的佛教，又無形中倡導眾生平等，男女也沒有基本的區別（但是她仍
提倡孝順父母，在高宗時已經禁止父母向僧侶行禮，龍門石窟的佛像了是替她父母祈福）。既有《大雲經》，則可見得大周皇帝雖為女身仍可能為彌勒復生。
武則天引起歷史家好奇心的地方，在於雖出於很不利的條件之下，但她的作為仍能成功。她做皇后２８年，皇太后７後，茲後又以本人名義做皇帝１５年，除了因她自己而產生的
問題之外，國家也未遭受過重大的變故。她在６９７年誅來俊臣之後，統治已比較和緩。中宗的複闢，僅有極少量的流血。所稱“社稷宗廟陵寢郊祀行軍旗幟服色天地日月寺宇臺
閣官名並依永淳以前（公元６８２年）故事”，就輕而易舉，可見這些名義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則天作大獨裁者的工具，並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武則天是否麗質天生，今日已無法分辨，一個簡捷的說法，則是她的才貌識見都不能為中庸。她即有“掩袖工讒，狐媚惑主”的能力，那也只能算是當初奪取權位的一種手段，其
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早被她以後的作為所壓倒。我們要確定她在歷史上的地位，還是要考慮到她的時代和環境。而她的長壽，則比她的相貌及膽識還要重要。
公元７世紀的下半期，可以視作以隋唐宋為門面的“第二帝國”的一段調整與重新配備的時期。第二帝國由拓跋民族強迫的將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改造為農業社會，先組成一個北
魏政權的核心，由山西擴大至河南，更貫穿至陝西。其前身經過北魏北齊北周各階段，都離不開胡人漢人的政權，採取“周禮式”的書面設計控制著極大數量的小自耕農的姿態。
所以三長制、均田制、租庸調製及府兵制的著眼，都不外以一種極簡單的數學公式管制經理成千萬的人口。第二帝國之隋唐，承襲了這體制。它們遇到了最大的問題，一是因為國
土擴張，需要將這種原始組織由黃土區域及華北平原，推而用之於地形複雜，土地所有錯亂，物產和交通迥異的地區，其行政原則過於簡單，而其企圖操縱的對象則過於繁複。
其二則是少數民族之酋領與有門第的漢人聯婚，經過北朝各階段，成為一種新型貴族，也有壟斷朝政的趨向。旁的人不說，李唐王朝本身，即受這遺傳因素的影響。如太宗李世民
之文德皇后長孫氏，及高宗之母。她的祖先即是北魏獻文帝拓跋弘之兄。他家人歷經西魏北周公大人的身分，才改姓為長孫。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位太子李承乾，也是長
孫皇后所生。他就喜歡作突厥語，用突厥服服飾，行突厥風俗。武則天自己的母親楊氏，也與隋楊為一家。隋煬帝尚有一個女兒為李世民之妃。而隋煬帝即出自獨孤氏，也是鮮卑
大姓。當時朝中人物類此極多。高宗之舅長孫無忌已如上述。這種新型貴族不僅與下面以文官組織編制大量小自耕農的體制格格不入，而且牽涉少數民族因素，更有分化的力量，
長孫無忌未倒之前即有人說他是“王莽司馬懿之流也”，其原因已非只一端。
又魏晉南北朝以來漢人之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各地區造成一種超過政治威權的社會力量，至唐初仍未收聲斂跡。太宗令人作《世族志》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壓倒“其
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昂然以門第自負”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大官如魏徵、房玄齡和徐茂功仍與這些世族聯姻，因之他們“舊望不減”。因之高宗又於６５９年降
詔不許１１個世族子弟自為婚姻。
這些條件，概括武則天登場前後的背景，所以她執政５０年，也包括為高宗之後的一段，實在是亟需調整與重新配備的第二帝國相始終。
如此看來，我們更要體味到DenisTwitchett在《劍橋中國史》裡所說，太宗李世民的經營實係人身政治，而非體制型的政治。李治與武則天，自稱“天皇天后”，才將一個暫時體
制，改變而為永久體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頒布《五經正義》，又於公元６５１年頒布新訂的律令格式（根據太宗遺詔，以永徽代貞觀律），他和武后又以洛陽為東都，已經有與
民更始的姿態。以後更次曲阜，幸孔子廟，詔各州縣修建孔子廟，又同時繼續南北朝以來的趨勢，大規模而有系統的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歸一”的體制，在當日算是
創造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只是時日久遠，我們現在已不容易想像其深切的影響（此點與近代中國受西洋文化影響相似，所注入的新見解，也使一般人士擴大其視界）。
唐朝政治與以前不同之處，則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導組織，除黔中嶺南閩中之外，州縣官亦由吏部補授。錢穆提及東漢士人，則說他們道德觀念窄狹，講到唐朝則說“政權之無
限止的解放”。雖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兩者之間不能沒有共通的關係，否則就不會在前後之間產生這樣一個大的差別。佛教已為少數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智度禪定迎合
知識分子，也能以淨土往生引導俗眾，就容易在“官倍於古，士少於官”的條件下，發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虛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這許多思想信仰上的因素，都
為政府宣揚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書、教育比較普遍、水上交通展開、士紳階層活躍的時代內，作為新社會的一種精神上的支持。我們無從“證明”如果沒有唐高宗李治與武后的
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繼續遣派下級官僚到廣泛的地區去上任。只是反過來說，要是這些官僚又都像東漢名士一樣，個個以窄狹的道德觀念當作社會秩序的根本，並且以私人的意氣
當作法律執行，則整個組織也就會老早垮台了。
高宗之清處“某反”株留到自己親屬，又繼以武后大批殘殺帝裔及大臣，即不論公平與否，也不論與他們當時行事的動機是否相關，因而產生的一段結果則是給朝廷貴族階級一個
大打擊。有如RichardGuisso所述涉及的有好幾百家，官僚中則一般都是京官五品以上，並且子孫又不許參加考試，則在武后主持國政的５０年，中國的上層社會必有一個劇烈的變
化。
設銅軌告密，不是我們今日所能稱羨的事。只是當日一般官僚，確也是需要整肅。譬如高宗時，劉仁軌言，州縣每發百姓為兵，富者行錢則免，貧者則徵至老弱，有些就逃亡自殘
（也可以見得府兵制只有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一度有效）。武后初立時廣州都督路元睿為南洋來的外商所殺，中國的紀錄也都說是因為路的僚屬侵漁番舶，向官廳告狀的番商反被
枷系。又經過武后的一段嚴厲的懲治，到她末年，還有文昌左丞（內閣總理）宗楚客兄弟犯贓。他們住宅的崇麗使武后的女兒太平公主都嘆說：“吾輩乃虛生耳。”而最令人髮指
的則是河北官軍不能抵抗契丹保護人民，一到寇退官廳又抓著百姓以通敵論，動加殺戮，只有狄仁傑才能將這些事情報達武后。所以從各種事蹟看來，唐初大規模的組織一種官僚
制度，遇到無數技術上的困難，其癥結則是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紀律。環境和事實都企盼一個大獨裁者出現，武則適逢其會。
武則天雖不是首創殿試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經常策士，不較門第。她精力又強，很多官僚既被誅殺流放，則必要人補抵，通常也由她自己作主。有人說她在位時代，“補闕
連車載，拾遺平斗量”，可見得新進人員之多。即以高宗時代的情形而論，官員之入流者１３４００多人，每年吸收新進人員約十分之一。如此給她操縱經營好幾十年。則單只人
事安排一項，也可見得她力量之大影響之深。
武則天是傳統政治非常時期的一個特別人物。我們很容易從她的事蹟中看到當日中國之形貌，卻不容易在同樣情形之下窺測到她的真性格。譬如我們從現存資料就不容易斷言她的
性生活（與之相反，凱撒琳的性生活則非止傳聞，有醫生的證據見諸書端）。武之引用張家兄弟，給他們的名義為“控鶴監”和“奉宸令”，有將唐朝典闈女史的官職翻一個面的
形勢。她甚至可能以為自己以女身為皇帝，又何不置男妾？然則這類事只能由我們揣想。她對朱敬則奉的反應，也有一種倔強的神氣，好像說對這些批評，她早已全不在乎。只是
她和男性侍從一起時，“嘲笑公卿以為笑樂”，則看出她應付官僚人物半個世紀，已把他們的弱點完全看穿。
武則天製造了一個新的官僚集團。她在成功半由於在高宗時做天后所集下的威勢，但是也歸功於她實際了解到官僚機構的真正性格。皇帝是文官集團的主席，他（或她）以理想上
的至美至善造成神話的傳說，用為操縱大權的根據。既為神話則沒有人能對之十分認真追究。只是百官都以假為真，或在半假半真之間捧承這齣發點，即給絕對皇權以公通的支持
，則已使之無可疵求，不能侵犯。在這條件之下，甚至以後為帝以唐為周亦無不可。她以“河圖洛書”的神秘安排，“萬歲通天”等響亮的年號，再加以“齒落復生”等不會老的
奇蹟，去培養前述神話。另一方面她也坦白承認歸根到底傳統政治的真面目，則不外實力。她對吉項說出製馬有三物：一鐵鞭、二鐵過、三匕首。鞭之不服則過其首，過之不服則
斷其喉。就此她也承認她自己對付不易掌握的臣下也仍不出這套蠻辦法。不過那時她已快八十歲。一方面她已感覺地位安全，可以慷慨直言。另一方面也是她經營的新文官集團已
經奠定了相當堅固的根基，只要常用鐵鞭，間用鐵過，不必再多用匕首了。
20、漁陽鼙鼓動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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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７５５年安祿山叛唐，自漁陽（今日薊縣附近）以十五萬之眾南下攻占洛陽，繼之於次年取長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嶺。有些歷
史家以為這事去６１８年唐之代隋為１３５年，距唐祚之終（公元９０６年）則為１５１年。這一盛一衰的階段，其長度也大致相等。
小時候上學，還沒讀到安祿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蹟，卻先聽到楊貴妃的故事。主要的原因是國文課本中選了白居易的《長恨歌》。當老師吟誦“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
天”時，抑揚宛轉，縱使是鐵石心腸，怕也會之同情落淚。再加上歷來文人的渲染，如與白詩並行的《長恨歌傳》即稱“天寶十載（７５１年），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
相見之夕，夜始半，妃獨侍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情節哀艷離奇。又再有五年之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
前死”的慘劇，更增加故事的情感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傳誦千古。甚至在抗戰期間的重慶，也有１９４２年國立音樂院排演黃自所作《長恨歌》一事。作者也就是《焦土抗戰》
的作者－－這時完全置敵機轟炸戰火蔓延的情形於度外了。在兩小時內台上音樂院的師生和台下的聽眾重新體會一千兩百年前一個“英斷多藝，尤知音律”的君主和他“姿質豐艷
，善歌舞”的妃子當初恩愛與以後生離死別憂恨纏綿的情節。畢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許一二例外吧！這次演唱，倒也沒有被人攻擊說是逃避大敵當前國運如絲的現實，放棄
各人戰時的崗位，而去同情一個只顧本身安樂不計生靈塗炭的獨夫和一個顛倒社稷的國家妖孽。
其實“人本主義”是人類一種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詩既具有這性格，則不論其所敘故事與目前政策有無依違，總之不能禁斷。縱有傳統中國專制政府的莊嚴與道學家之刻板，《
長恨歌》仍是千古傳誦，也能通過抗戰而流傳至今。
然則白居易到底不是嚴肅的歷史家。即陳鴻的《長恨歌傳》也承認白“詩多於情”逡詩的目的就是要讓這故事經過他筆下“潤色”而不至於“與時消滅”。所以《長恨歌》只能作
國文教材，不當引入歷史課目。雖說白詩作於８０６年，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才五十年，與所敘事相去並不遠。
白居易沒有提及當馬嵬坡悲劇發生時，唐玄宗已將近七十一歲（中國傳統或稱七十二歲），楊貴妃也三十八歲。在今日駐顏有術的條件下，一個女人三十八歲不能算是年齡太大，
但是在中世紀就很難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見得白詩聽任感情奔放有浪漫主義色彩。至於詩中人兩方年齡有這樣大的差別，則是她於７４５年為封貴妃之前為
“太真妃”，更前則為“壽王妃”。原來壽王李瑁，不僅是玄宗的親生子，而是他所寵愛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出有被立為太了作玄宗的繼承人之可能。所以楊玉環被玄宗李
隆基寵愛之前確是他自己名正言順的兒媳婦。 《舊唐書》沒有提到這重關係。只說：“二十四年（公元７３６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
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不期歲，禮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歐陽修等作《新唐書》才提出“始為壽王妃”。 《資治通鑑》則記入開元二十三
年（７３５至７３６年間）“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據算當時她十七歲左右，與李瑁為夫婦後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見（因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 《
長恨歌傳》則稱“詔高力士（宦官）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如果此事發生於武妃去世後不久，則楊玉環可能以“女道士”的身分和“太真妃”的名義與玄宗保持曖昧關
係至少達七、八年之久。因為直到天寶四載（７４５年）官方紀錄才稱“冊太真妃楊氏為貴妃”。
可是玄宗之“亂倫”始終不是問題的焦點，壽王李瑁以後也未再產生任何周折。龍武軍（侍駕的御林軍）在馬嵬坡逼著皇帝將他的愛妃交高力士縊死，一是因她之故，玄宗生活糜
爛，到流連荒亡的地步。二則朝廷又因她用其從兄楊國忠為相，安祿山的問題，大部由他激成，以後不可收拾，自應由他負責。關於後者，牽涉唐代國防，因素較多，容下一節“
九重城闕煙塵生”再談，現在說宮廷生活。
《新唐書》說：“天寶（玄宗的第二個年號，始自７４２年，以前則為“開元”）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因為《新唐書》成於北宋，作者的道德立場又較作《舊唐
書》者為堅強，對楊貴妃一家更是指責不遺餘力。書內說及天子每年十月赴華清宮過冬時，妃之從兄及諸姊幸從，“遺鈿墮舄，瑟瑟璣排，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也就是珠玉
首飾鞋襪一路亂丟亂甩，不可收拾，顯然是誇大其辭。
這種指責也牽涉到中國歷史上經常發生的一種問題：真的皇室生活奢侈，就是“腐化”的徵象，而必至國破家亡？我們知道八世紀的長安，確是有一種昇平氣象，高級仕女，穿著
印花的綢衣，頭髮挽髻，眼眶之外則施以各種色彩，有如今日之eye-shadow，即女性亦打馬球（polo），吹奏小型樂曲，一到各種季節，宮女之作拔河戲者一次總有好幾千人，較
之明清已現代化得多。難道這些人文的因素統是不該有，一定要退步到茅茨土階，天子穿浣衣，食不兼味，后妃也衣不曳地，甚至上下都窮才人心舒暢？要是今日我們講歷史也仍
因襲傳統的立場，如何能迎合時下的現代化？又如何能使中國史與世界史銜接？
可見得這中間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未被提出：前人以為一切都是道德問題，而玄宗唐明皇節隆基一朝，則已產生了一個極為嚴重的技術問題。
公元７５４年，也就是安祿山反叛之前一年，戶部統計全國共９６０多萬戶。這和初唐的三百多萬比較，當然有了顯著的進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三倍。而是七世紀初期
，開始均田制，原則上加入版冊上的戶口，就國授田。不管是採登記的戶口原來已經領有的田土來算數也好，或者真是政府重新分配而授與的田土也好，下級政府向人民抽稅時就
要保障他們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記的三百多萬戶之外，以後的增加，就非常的吃力。例如高宗朝６５２年，在安祿山叛變前約一百年，全年只增加戶十五萬，約佔當時登記戶數
百分之四。另一方面講，則均田制、租庸調製和府兵制縱有很多的缺陷，仍維持了一個相當容易掌握的下層機構。我們也可以想像從武后到玄宗初年，第二帝國倚賴著以這簡單數
學公式作主的間架性設計，將它的實際威權從一個基本核心的關隴區域和東部洛陽推廣到全國各地是一種經年累月緩而持重的運動。選舉制度提拔新人不計門戶，也要長時間之內
才有功效，而唐朝創行所謂“銓敘”，有所謂“三銓三敘三唱而後擬官”的辦法，要自春至夏，才能完畢。這尤其需要下層的民政和財政的事項簡單雷同，中樞才能將官職成批分
派。所以與前述間架性設計配合適當。
公元７２３年玄宗任用宇文融為“勸農使”，執行所謂“括戶政策”。其原則是現下版籍無名的戶口，若不是逃戶，就是客戶，也不究既往，一律著令自首。登記之後免六年賦調
，只是輕稅入官。這辦法成功，“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只是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對。難道規避賦役的人戶應當讓他們違法？以免罰輕稅而鼓勵他們自首則是苛
政？這問題要根據當日官僚組織的特點解釋。傳統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轄廣泛，實際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壓力，並非循照經濟原則，所以只能鋪擺場面，對數目字無
法精密核算。各官僚居留於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經常體會到鄉村各種情形，而最怕變態，此時誰系主戶，誰系客戶，誰應照原來的租庸調徵課，誰可以在六年免徵，可能
產生無數的糾纏。簡言之，這種結構與現代化組織基本不同之處，則是缺乏民間商業的組織在帝督責襄助，擔負其一部行政費用，而責成其照法律條文不折不扣的施行。這也是管
制大量的農民，只能以集體的辦法和預定的數學公式對付之一大主因。唐代的租庸調製，至此已發生問題，兼併盛行，人民遷移，版籍紊亂，宇文融的辦法為不得已，但是執行時
仍在各地產生不同的困難。
可是玄宗後期三十年，戶口登記從七百多萬增至九百六十萬，已經給官僚機構相當的困難，各處文牘山積，很多事項除非高級長官親身受理，無法定奪。而賦稅既增加，則有韋堅
的增加督運效率。韋堅是太子妃之兄，此人若生在近代的歐洲，必為商業經理能手。他在７４１年任水陸轉運使，於是修改水道，在長安城外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中船舶將江淮
南海一帶物產分別陳列，駕船入則大笠芒屢，婦女則鮮服靚妝，又歌唱助興，儼如現代之商業展覽會。只是這樣一來，他造成了一個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組織，在現存政治體系
之外，也將既有的會計製度弄得文不對題，所輸入的物資則一般為消費品。
這還不算，傳統作史者所指摘“剝下益上”言利之臣，尚有楊慎矜和王拱。楊慎矜是隋煬帝的玄孫，他於７３８年以侍御史知太府出納。他認為各地方政府繳納的實物常有水漬傷
破，不如“輕賚”，即是改折珍貴量少的物品交納。即是剝下益上，則其折算價格只利於長安，而不利於交納的地方。而且物資既由常用實物改為珍貴物品，實際已將政府之收入
在預算內改作宮闕消耗和賞賜大臣近戚之用。王拱於７５０年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領二十餘使。他也繼續楊慎矜的辦法，並且某項賦稅已經被蠲，他又獨斷的徵取腳費，結果他
在長安控制了大量的物資。唐制雖內宮妃嬪也有官階，她們的脂粉費也同於薪水，經過王拱的經理“歲進錢巨萬”，“供天子私帑”，就不再經過政府過目了。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的則是此時大批商業沒有展開也無法展開。水道交通既為政府壟斷，幣制也未上軌道，各處發生“錢荒”，私鑄濫鑄的銅幣又禁不勝禁，執行商業的法律則更談
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於這商業真空狀態之所致。所以他們都要在長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個“勸農判官”巡行各地，韋堅的“綱典船夫”也牽扯到糾
紛裡面，王拱既兼各項“採訪使”“戶口色役使”“和市和糴使”和“黜陟使”，實際已並司法立法行政政權於一身，等於刻下西方所謂“經濟沙皇”（但是歐美的經濟沙皇只管
到一時一事）。所以他衙門內“文書叢委，吏爭入示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他們既另製造體系，凡事靠己意決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則必與一般官僚衝突。
在玄宗後期任宰相達十九年之久的為李林甫，此人被稱為“口蜜腹劍”，只是他作事按照條理又體順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書令和左右僕
射都是宰相，原來有委員會的形態。但是李林甫以右相總權，有壟斷朝政的趨勢。於是在公私上下之間和諸人發生嫌隙。當玄宗流連荒亡之際，朝中產生了無數離奇的案件，涉及
術士、私婢、外戚、邊將，更因韋堅牽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擯棄玄宗之意，引起太子與韋妃離婚以明心跡。因楊慎矜則提到有恢復隋朝的陰謀。結果則除宇文融早死之外，韋堅
被謫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殺。楊慎矜和他兄弟都賜死，王拱也因為他兄弟造反而賜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後牽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與諸人衝突，卻不能重新創造一種官僚集團的體系。唐朝的財富，在民間經濟系統之外，去勉強的支持一種以皇室為主體的城市文化，雖有大量資源卻無合
理徵集分配的體系，其結局仍非國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長安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孫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 《舊唐書》說他“京邸第田園水硐盡
上品”。 《新唐書》也說他“車馬衣服侈靡”，又“養君欲”，使“主德衷”，更把他列入“奸臣列傳”，可算是盡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卻始終沒有指出中國傳統社
會裡的一個技術問題：此即是政治系統早熟，缺乏結構之縱深與應付事態的靈活，只能從一個低水準的環境內使國家進展到小康。一至人文發達，經濟突破某種限度，則無所措手
，只好說“言利”之臣都是壞人。而且“聚斂”之所得也確是胡亂花費，珠玉亂撒固然是誇大，但是據說宮女多至四萬也是駭人聽聞。
楊國忠繼李林甫為相，也承襲到這一局面，也與皇太子即後來的肅宗有嫌隙。在馬嵬驛的龍武將軍為陳玄禮，他則與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為上皇，讓太子創造一個新的局面
，而不願皇帝入蜀受楊國忠的擺佈。只是他縱容軍士造反卻不能說及這許多周折。另一方面則安祿山的反叛由楊國忠激成，而楊國忠之居高位，則是楊貴妃的裙帶關係，事實顯然
，而皇帝的荒怠，更無非“內蠱豔妃”。所以連白居易的詩也要說漁陽鼙鼓所驚破的不是軍事計劃和財政預算，而是霓裳羽衣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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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的１３個皇帝，只有光武劉秀和明帝劉莊是成年人踐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來算數。而且除了最後一個禪位於曹丕的獻帝享年５４歲之外，其他沒有
一個活到４０歲。桓帝去世時年３６，靈帝３４，也算得長壽。殤帝，少帝，衝帝，質帝都沒有機會慶祝他們的１０歲生辰。因此洛陽的政局，總是受宦官，女後和外戚的操縱。
公元１５９年桓帝圖大將軍梁冀。他與宦官商量，派近衛軍一千多人突然包圍樑的府第，“收大將軍印綬”，迫得梁冀夫婦自殺。自此外戚的聲勢稍弛，宦官的氣焰又張。
然而梁冀是創國功臣梁統之後，他家裡已有三皇后，六貴人，七侯和二大將軍，好幾個立幼帝的擺佈，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個皇后，就是梁冀之妹。此人
之為“跋扈將軍”，威震中外已２０年。只是這時梁後也已去世，桓帝劉志，做了１２年的傀儡皇帝，終究不甘心，才發動這次政變。只是他想獨立自主這一希望，卻始終沒有實
現。在他做皇帝期間，又來了一個“黨錮之禍”。很多人以為東漢覆亡之機，出於“桓靈之間”，諸葛亮就將這關係，寫在他的〈前出師表〉裡面。
今日我們想確定漢代覆亡的原因，不是從原始資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的。 《後漢書》薈錄了很多當時文件，內中有無數壞人壓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壞人的說法。我們也可以
發問：既有壞人為朝中的獨裁者，如何又有這麼多的好人做大官？並且朝中長期間的鬥爭不出道德的力量與惡勢力的抗衡，為什麼漢亡之後，這種對峙的局勢不能繼續，而引起了
一個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局面？
《後漢書》裡的梁冀傳說此人驕侈淫逸，無所不為，但是文內除提出他因立嗣與政敵李固意見分歧之外，竟滑說到他政策之好壞。可是傳裡又提出了樑的妻子孫壽，據稱她也有淫
行。其原文為“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悉眉，唬妝，墮馬發，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
這幾句話無法直接譯為今日的文字。與之針鋒相對，我們只好仿效古典小說的口氣如此說：“那娘子倒也生得標致，她有時悉眉深鎖，有時又笑臉頻開，臉上薄施脂粉，兩眼水汪
汪的望人。她回眸一笑時，個中消息直到皓齒的骨根深處。好一頭烏絲，挽成一個大包，輕鬆的斜掛發邊，走起路來，又是足不勝體。總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樣妖嬈輕蕩的模樣。
”
原文利用作賦的秘訣，採取了幾個新創而語意雙關的字眼，用最經濟的手法去描敘複雜的情事，卻又將重複的部門，平行列入，越是意態游離，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則孫壽妖冶
與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們今日想探詢東漢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遠。
我們想追究漢朝覆亡的原因，則還要參考以下的背景：
東漢之提倡學術，很有成效。洛陽的太學，有２４０房，１８５０室。至桓帝時太學生稱３００００人。而私人傳授學業的，動輒聚集門徒數百或逾千。可是講授的題材極為窄
狹，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專重傳統政治思想。在“學而優則仕”的條件下，這些學人除了當官之外，缺少發展抱負的門徑。有時讀書也確是升官發財的梯階，做得好的數代公卿
，創立門弟。只是這種機緣難得，有的則跌跺仕途，有的為人“賓客”，還有很多自負清高，在讀聖賢書之餘，養成一種仗義輕生的風氣，不僅自己被窄狹的倫理觀念所支配，還
要強迫他人一體以個人道德代替社會秩序，這許多條件都構成黨禍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開，也是漢代一個深重的弱點。漢法承秦法之後，條文複雜，內容簡陋。尤其對於農村社會中層所集累的資本，始終無適當的處置，又怕小自耕農失田而為遊民，
因之視“兼併”為畏途。 《後漢書》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後版有引證蔡質〈漢儀〉一段作註釋，內中提到西漢武帝遣派刺史的詔書，內中首要的任力即是糾察各處“強宗豪右，田
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而東漢的“司隸校尉”有同監察院長，也是京城附近地區的刺史，更是帶有榮譽性質的官位。很顯然的雖前後３００年，在漢末之被任為司隸校
尉的，仍有人認為在奉前詔行事。可是以武帝戰時動員的方案，意義模棱，加於經濟相當發達的承平社會，則必引起糾葛。
當桓帝置梁冀於死地之日，東漢還有６１年的壽命。可是染冀沒有被攻擊頒行不當的法則，則因為當日洛陽朝廷已談不上創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縱使邊防發生問題，或有天災民變
，也只能臨時對付，有如頭痛醫頭，足痛醫足。朝廷之經常業務，無非禮儀及人事，而人事也不過任免賞罰。梁冀的對頭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軍政部長），他曾建議
“權去外戚，政歸國家”。梁冀的黨羽也相對的指摘他門下“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見兩方已有黨爭的趨勢，而重點在個人恩怨利害。
漢朝之沒有立時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還在竭忠辦事。 《後漢書》的循吏列傳舉出循吏１４人，或以興革農田或以提倡教化獲得稱譽，有好幾個一直做到漢亡。和
他們相似而沒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傳的酷吏，以“猛”為“能”，雖說個人的良心和德行有虧，在他們講仍是替公眾服務。只是他們各行其是，這些資料也顯示統一
的政府，不能以妥當的法制控制全國的危機。
公元１６５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為司隸校尉，使很多潛在的衝突尖銳化。其背景則是很多人在鄉間放債買田，通常以賓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則發覺這些人的後台老闆都是朝
中顯要。而最有威權的，則是中常侍張讓，他就是宦官頭子。 《後漢書》的宦者列傳說：“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輛。”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著張家開刀。張讓之弟張朔，
也是野王縣的縣令，被控為“貪殘無道”。李膺親率吏卒在張讓家裡將他擒獲，剛一訊問，立即處死。桓帝還責問他沒有請求即行誅殺。李的辯護，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據經史，
並且強調孔子作魯司寇七日即誅少正卯，他任司隸校尉已十日，實在是行事愆遲。他這一辯因此脫身，以後也迭有浮沉，終於靈帝朝宦官與名士鬥爭時被拘入獄被拷死，他的門生
千餘，也受禁錮。事在公元１６９年。
對這期間發生的爭端，我們決定誰是誰非。黨錮列傳裡也提出很多名士對宦官實用性賓客集團的誅殺，甚至遇赦的也殺，老母也殺，而一次屠殺好幾百人。當時的人還說“紀綱敗
廢”，我們則只能強調這是社會進化，法制不能跟著調整隻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結果。況且宦官，女後，外戚和朋黨並不是促成漢朝瓦解的真原因，他們不過是千百萬事實的工具
。張讓是宦官領袖，後來與外戚出身為大將軍者何進作對。可是何進還不過是太后的異母弟，張讓則有一干媳婦，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糾紛，還在家庭裡產生。
傳統歷史家寫漢亡，或歸根於桓靈之間的寵用宦官，或歸咎於黃巾賊造反，或歸咎於召董卓的番兵入衛。而其實大規模內戰開始於宦官已被整肅，黃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後。公
元２００年官渡之戰，則在漢亡之前，已經展開了長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興地方勢力者袁紹，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學《易經》起家，在西漢時曾為太子舍人，他將學術傳於
孫子袁安。袁安舉孝廉，為郡太守，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沒有一個袁家子孫不是東漢顯官。袁紹自己曾任虎賁中郎將（近衛軍司令）和司隸校尉。袁氏四
氏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袁紹進軍官渡，率眾十萬，給養自河北以大車萬餘輛供應。抵抗他的乃是曹操。這時他尚想維持東漢的中央政府。他的義祖曹騰乃是宦官，由黃門從官
侍從皇太子（即順帝劉保）讀書。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騰養子，而曹操自己也舉孝廉。他的軍隊大都以黃巾降人編成，給養則得於屯田。也就是人員與物資都產生於現存體系之外
。
以學閥而為軍閥，這在世界史裡是創舉。漢代的覆亡，則證明一個政治體系，對各人私利觀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個簡單的社會，一到情態繁複，各人口是心非，就無法和衷共濟
。今日我們讀漢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國初年軍閥的“通電”無異。這時縱使他們想合作，也找不到一個合作的邏輯。
12、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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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義在歐洲是法國大革命前後的產物。嚴格言之，它是文藝和美術在時代上的趨向，我們不妨用“到自然去”四個字概括它的精神。歐洲大陸在１８及１９世紀之交，深感自
中古以來殘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響，不合時代，令人感到窒息。浪漫主義的作家脫離古典主義的羈絆，由各人自尋出路，以自己的情緒，作他們寫作吟詠描畫的引導線，因為如此
，他們全也有一種將世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趨向。
中國自公元２２０年曹丕強迫漢獻帝禪位，到５８９年隋文帝滅陳而重新統一中國，在歷史上統稱魏晉南北朝。這三個半以上的世紀之內，能夠稱為統一的時間，不過約３０年。
這並不是文人能自尋解放的時代，只是時局動盪，好多人覺得過去苦心孤詣學來的規矩方圓，到時全無用場，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不僅當時人物如此，即後代作者，追慕
流風遺韻，也把當時事物，描畫得帶浪漫色彩。有唐朝劉禹錫年作《西塞山懷古》一詩為證。劉詩云：
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暗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這原來是紀公元２８０年晉朝暫時統一中國的事蹟，這背景則是先有魏蜀吳之三足鼎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將鄧艾在成都北的萬山叢嶺中進軍，出敵不意的襲蜀，蜀亡。後來，司
馬氏的晉代曹魏之後用王睿為巴郡太守，後為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離不開“大刀闊斧”的胸襟和抱負。他在四川造船，費時七載，待得準備停當，王睿已７０歲。於是攻吳
的舟筏順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吳主只有束手就降。
根據《晉書》的紀載，王睿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我們也可以想像，以４０尺寬７５尺長的船板，可以符合上述面積。但是即使有四層艙，每艙要載兵五百多名，
也未免過多。況且“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就有些難以置信了。書內又說吳人在江險磧要害之處，以鐵鎖橫截，王睿乃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
圍，灌以麻油，燒起來的時候，“須諛，溶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這些話實近於神奇。我們既無法指駁，也無法證實，只好說委可能作者在文筆之間誇大其辭，其影響之遠，
從劉禹錫詩可以看了，浪漫主義的色彩超過紀事之精密。我們除非獲得其他資料證實，不能以這簡單的辭句當作技術史上的根據。
然則浪漫主義的出現，也不在此時開端。京劇臉譜曹操，因為在劇中的角色是一大奸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塗牆，眼細如絲，頰間肌肉摺皺，表現一派險譎氣象，大有“寧可我
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感覺。而關羽，因為他“義重如山”，所以臉譜以赤色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莖都以黑線畫成，由中央向四方輻射，大有熱情似火，不可抑制的狀
態。下邊的黑痣，可能為現實寫真。他的長須，則又是絳紅色與面上的棗底相映，象徵血氣旺盛。呂蒙的臉譜，臉上黑白相次，圖案上的結構，表現胸中有丘壑，也稍帶神秘色彩
，而劇中的角色也以機智稱。
將這三位人物擺在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來曹操為魏公，與蜀劉備，吳孫權相對立。以前劉備新敗，孫權收容他，讓他暫駐荊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的勝利。可曾幾何時，劉
備既據荊湘，又拓土於西蜀，荊州又只借不還，所以孫權老覺得他居長江之上，到底於己不利，乃趁著劉備在四川北部規劃，南郡只有關羽留鎮，而關的部隊又與曹兵交鋒之際，
致牒於曹公，以討關羽自效。這個軍事計劃由部下呂蒙執行。果然呂蒙於公元２１９年年底襲擊關羽，使他兩線作戰，截獲他之後，將之斬首傳報曹公。然而呂蒙奏功不久，尚未
得到封獎，即病發身死。而曹公也不久物故，距關羽授首前後不出一月。次年曹丕受漢禪，劉備和孫權得到藉口，也仿效稱皇帝，於是才全面展開三國鼎立的局面。
這與浪漫主義有何相干？
整個三國時代，是英雄豪傑風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間。因為戰事連亙不斷，皇帝威信又名實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約束，於是趨利赴勢。他們自述胸襟懷抱，
慷慨真切，全無腐儒氣味。做起事來，也是暢快淋漓。這當中還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諸葛亮（等於現代的參謀總長），他的哥哥諸葛謹仕吳，也做到戰區司令長官的地位，
並曾以特使的身分訪問蜀漢。又如孫權當初將他的妹妹嫁與劉備，後來又與劉備成了對頭等都是。紀這６０年事者，為《三國志》。陳壽之原稿，分為《魏書》，《蜀書》和《吳
書》。因為缺乏一統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須遷就某個固定官僚集團的邏輯。而這書又在南北朝時經裴松之集注，採取了很多當時公私著作，逐章逐節補陳著之不及，了提出
不少糾正及置疑之處。因為其中資料五花八門，常有我們在正史裡不容易見到的傳聞。由於選材不致全部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將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機會。在我
們而言，反而可以藉此得到一個特殊的角度，去窺見中國歷史運轉之奧妙。
《三國志》裡的曹操，不見得比他同時人物如劉備，孫權更為譎詐。而且他有敢說敢做，豪邁磊落，放浪不羈的浪漫色彩。譬如說他不顧家人生產，那是因為他志在天下，用不著
瞻前顧後的去憂慮衣食和積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羈，可以在“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以至頭沒案中，餚膳皆沾污巾幘”的形容中看出來。這也可與他的詩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證。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實際是曹操流傳中外的一篇自傳，內中說及他自己是一個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譽”，不願作“凡愚”。但是參加討董卓之後，事實逼他東征西伐
，兵權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還是想保存一個完整的中央政權，所以他雖向外討伐，卻屢陷於內線作戰的地位，又因為他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他成了眾矢之的，他自
己也知道“慕虛名而處實禍”的危機。從這些地方，我們不必懷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統人士攻擊的，則是“魏武三詔令”。此令是曹操於公元２１０年，２１４年，和２１７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內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
有品行。所以他徵求的不在“實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他都會提拔錄用。這詔令雖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壞事，但是影響漢末問題之大
，不是傳統道德所能解決的。
曹操能夠出類拔萃，是由於他的不拘小節，眼光遠大。然則他雖看清傳統道德不能拯救當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棄傳統道德亦不見得能拯救當日毛病。至於他是否真說過“若天命
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我們不得而知，即使我們相信他曾如此說，他的兒子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漢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有如晉代魏也仍不能解決當日問題。即以王
睿的大刀闊斧造樓船在上面馳馬，仍未解決魏晉南北朝的問題。司馬炎剛一統中國，十年之後即有賈后之亂與八王之亂，因此引起“五胡亂華”。公元３１１年洛陽淪陷，３１７
年長安又失守，東晉偏安江左，嬗替而為南北朝之寧齊梁陳。北方之“酋領”如劉曜，石勒，苻堅不能解決問題，南方的軍事領袖如桓溫，劉裕與蕭道成也仍不能解決問題。現在
看來，東漢覆亡之後的３６９年醞釀著一個大問題，牽涉整個國家從頭到尾的重新組織，不僅曹操不可能預測，即作史者如陳壽及裴松之也仍沒看到演變之全豹。
讓我們回頭再說《三國志》：書內提及呂蒙原是一介武夫，孫權只間便的勸他讀書，不料此人不讀則已，他一讀起來就“立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因之他的談吐見識，
與以前豁然不同。諺語之“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處。只有此書之敘關羽，則想像與現實參半。此人武藝必有獨到地方，譬如他與顏良對陣，“羽望見良麻蓋，策馬
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文中又沒有提及兩方隨從將士之行動以及對陣之地形及距離，類似僥倖，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優渥，一意投奔先主，應系實情，也與他的習
性符合。可是書中敘述他的英雄末路，則毫不恭維。關雲長對部下不能開懷推恩的掌握，對於敵情判斷，側衛警備也全部馬虎，又破口罵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兩面受敵的危境
而不自知，最後他的部隊毫無鬥志，不戰自潰，他自己只能率領數十餘騎落荒而走，也再沒有表現斬顏良時之英勇。以這樣的記載，出之標準的文獻，而中國民間仍奉之為戰神，
秘密結社團體也祀為盟主，實在令人費解。
西方的社會學家，樹立了一個“大傳統”與“小傳統”對立的觀念。他們認為一個社會的大傳統，有正規的組織，結構和形式化，但只能適應於高層人物。小傳統則比較通俗化，
適應於大眾。它採取大傳統的精義，融會簡化而有時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轅北轍則可。而且兩者之交流也是相對的，小傳統在長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信仰和觀點以後也可以被
大傳統吸收。
中國之忠孝觀念由四書五經闡述開來應屬大傳統。 《三國志》為二十四史之一，也算是這傳統所籠罩的一部分。但是因其中資料分歧，離奇的事物薈集，很容易為小說家抽取裁剪
補綴而成半創作性的大眾讀物。事實上它也就是宋元話本的基礎，後來又經過元明之間羅貫中等整理，便成為《三國志傳通俗演義》。既稱“通俗演義”，則照社會學家看來已屬
小傳統之範疇。所以周瑜見杏黃旗而大叫一聲，孔明祭東風，孫權與劉備劍砍石塊成十字等等更離奇的遭遇與真人實事混合以提高讀者的興趣，都可以信口呵成。其方法則是將信
史更浪漫化。 《三國演義》英譯本標題為RomanceoftheThreeKindoms（三個王國的浪漫史）不為無因。而京劇跟隨著以白臉表示曹操之陰險，棗紅面表示關羽之不可泯滅的忠厚，
蝴蝶式的臉譜表示呂蒙之有心計，也是將歷史傳奇化和美術化。
我們今日提論這些觀念，其目的不在鑿穿小傳統之虛枉。相反的“民俗”也可成史。中國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統領萬億軍民，中層脆弱，法制簡單，政府力量之不及，
半靠社會力量支持。可見精神動員的功效是無可否認。大傳統也好小傳統也好，民間的忠孝觀念實為撐持宋，元，明，清以來大帝國之有力支柱，這也不是我們學歷史的人所敢於
忽略。然則話本及劇台上的曹操與關羽及其影響只是魏晉南北朝以後歷史上的側面情景。現在我所談的是歷史本題，涉及公元２２０年後長期分裂的主因。前人與事實相處過近，
也只看到演變的一片段，所以仍待我們曾親身經歷一個類似的大變動之後，將視界看寬看深，才能將資料重新編排，徹底檢討。
13、長期分裂時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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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２９０年晉武帝司馬炎去世。他是晉朝的第一個皇帝，２５年之前他令魏主曹奐向他禪位，有如２２０年曹丕之迫漢獻帝稱：“率我唐典，敬遜爾位。”其邏輯是有德者君臨
天下，唐堯虞舜都以此“歷數有在”有規律行事。而實際上曹丕確比漢獻帝強，而司馬炎更比１５歲的曹奐強。可是這些篡位者沒有看到的是，他們自己是世代權臣手執兵符，當
然聲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傳之子孫，又變成了宮殿中的傀儡。皇帝原來是文官集團的首腦，他以天命統御群臣，開口則為聖旨。如果做得好，經過他的指示，則不合理的事體
亦公認為合理，受不公平處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頌“皇恩浩蕩”。因之下層機構統計不實，行政乘違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飾。只是公元３世紀之末至４世紀之初，中
國有很多大問題沒有解決，已經掩飾不起來。天子的聖旨，也很少被人認真算數。況且與外間隔絕，廢立出諸權臣，其不能有所作為，也是勢所必然的。
可是司馬炎在位２５年，好像已突破這種環境。公元２８０年“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暗然收”，就此結束了過去三國鼎立，而重創天下一統的局面。並且他又於公元２７７
年大封宗室子侄為王公，郡公，郡侯，縣王，“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也就是管理境內的民政財政和軍政。全國３９郡之外，另有２１“國”，盆置於今日之山東，山西，河
北，河南及遼寧，以拱衛京師，同時又有一部分親王參與朝政，如此也不會被權臣宰割了。
偏偏在２９０年繼位者為惠帝司馬衷。他在歷史上最有名的事蹟，乃是臣下報告他，百姓餓死，他就反問：“何以不食肉糜？”我們聽過法國大革命時皇后MarieAntoi-nette聞及
百姓沒有麵包吃曾叫他們吃糕餅的故事，對於此類傳聞，不能認真。只是司馬衷在晉室皇位極端艱難之際，庸懦無能，必然屬實。否則也不會有如此的傳聞編派到他頭上，並且記
入信史了。
法國革命時皇后以貌美而輕率稱，司馬衷的賈后，則以醜陋著名。據說她又矮又黑。其實這也與以後的事體無關，只是內外多故的時候，歷史紀錄不針對重點發揮，而加入這些不
干大局的細節，更容易滲入帶偏見的資料。
據說賈后缺乏母教，不守婦道，行動淫虐，因干政與皇太后楊氏衝突。太后之父楊駿則為“太傅，大都督，假黃越，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於是賈后也組織一個與她自己接近
的集團。因為她父親賈充也是權臣。她不僅把族兄從舅拉過來，也籠絡了皇室司馬家的一部分親王，如汝南王司馬亮，此人曾被司馬炎封為“宗師”，有率領宗室子弟的威望。又
因為他們聯絡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謂“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團。這權力鬥爭的重點始終沒有在傳統的史料裡說得清楚，我們翻閱《晉書》帝紀，列傳，食貨志，職官志，感覺到
晉朝始終不是一個正規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軍政府的姿態企圖創立一種民政制度，組織未遂，即變生肘腋。譬如劉毅傳裡說及劉把武帝司馬炎比喻為漢之桓靈。他說
：“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可見晉的財政始終未上軌道，否則開國之君，四海為家，當不致賣官鬻爵。而且武帝紀內說及“賈充兇豎”，“楊駿豺狼”，
更可以窺見其朝廷並沒有設官分職好好擺佈，權臣仍是虎視鷹眈，後一代太后與皇后的衝突，也非僅出自宮闈。我們一般的觀念，晉朝已樹立一種“封建制度”，現在看來，其中
一半是紙上具文。劉頌傳裡評當初設計即說：“法同郡縣，無成國之製也。”而職官志針對公元２７７年令諸王之國（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任）的時候說：“而諸公皆戀京師，涕
泣而去。”地理志則與之相衝突的說：“王不之國，官於京師。”這時候朝廷想做的一件大事，即是所謂“佔田法” ，凡士庶人等所領耕地佃戶都按品級有所限制，即王公在京師
附近的地產亦然。這些條例無全部奉行的跡象，只是在這草創期間諸事不定的季節，朝廷一有變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僅財產與名望受影響，而當日習慣，政爭失敗，則被
判以極惡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險，凡此都是構成賈后之禍及八王之禍的原因。
公元２９１年的衝突，賈后勝利。楊駿以造反被討，死於馬厩，太后被廢。但是不旋踵間，後又與汝南王沖突，乃指使楚王司馬瑋殺之，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矯詔罪
被誅，太后也被弒。又近十年，公元３００年，賈后殺太子，趙王倫起兵反，誅後，並且廢司馬衷而稱帝。至此則有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身死。繼之又引起齊王同，成都王穎和
河間王遇的聯合軍事行動。他們的複闢成功，趙王被賜死。 ３０２年齊王同又有擅權模樣，由河間王遇指使長沙王義殺之。以後戰事由洛陽波及長安，成都王穎自縊死，河間王遇
為南陽王模所殺，長沙王義為東海王越所殺，東海王越則為討喝人石勒時戰死。自賈后參政起，至惠帝３０６年中毒身故，前後１６年，戰事波及今日之山東，河北，河南，陝西
，各王動員時，有稱二十萬者，有稱七萬者。每次戰役死者以萬計，其詳細經過，無法綜合梗概敘述。而五胡十六國開始於此時。 ３０４年匈奴之劉淵初從成都王司馬穎起兵，不
久就自稱漢王。一時從他的，“二旬之間，餘已五萬”。至３１１年他的族子劉曜陷洛陽“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
這些史蹟已經不能以短時間片面的解釋，也不能以歷史舞台人物的賢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經過。有如五胡十六國的“蠻酋”，如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
馬氏尚書，萬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劉曜則“善屬文，工草隸”。又立太學及小學，“選朝賢宿儒明經實學以教之。”石勒令僚屬“典胡人
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石季龍“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慕容光對“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苻堅“起明堂”，“親耕藉田
，妻苟氏親蠶於近郊。”又“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並且他們討論國計民生時都以
經史詩書作註腳，就算全部由文臣綴飾而成，也不能算是“亂華”，反而表現他們想利用傳統辦法，收拾殘局，可惜後來也都統統失敗。
我們從長時期大眼光看來，秦漢的大帝國（從大歷史的觀點看來也可稱為“第一帝國”）在公元２２０年後已無可改組修正，只能重起爐灶的再造。問題不僅在朝廷的高層機構，
而在民間的低層機構。過去以小自耕農作基礎而組成的農村經濟，適合於官僚機構的統治，因為彼此都是簡單而雷同，不致偏畸繁複。一到人文進步，郡縣的官僚即無從措手，也
不知道要尊重財產權，以保持社會秩序，或是以道德名義法外抑制豪強。地產歸併之後最重要的問題尚不是所謂“剝削”，而是產生“流民”，一遇飢荒，更無法賑濟。所以曹操
平河北，也“重豪強兼併之法”，重申“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只是這時中原鼎沸，已無法恢復原狀，魏蜀吳三國之首創者曹操，劉備，孫堅，都以
在揚州淮泗下邳一帶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邊際，還沒有被災荒損害至大的地方吸收過剩人口，投入戰鬥，這樣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 《晉書》食貨志裡所說“袁紹軍人皆資
椹棗，袁術戰士取給嬴蒲”，也就是說驅饑民作戰，他們只能採樹上桑實捉田裡蜃蛤之類果腹。即使有眼光的軍事領袖，其補救的辦法，也不過是“屯田”，也就是“出戰入耕”
，談不上規复民間經濟，使吏治和稅收都上軌道。三國紛爭的期間，很多軍事首領的家屬也隨軍進出，可見得全國流動性之大。劉備之至當陽，“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也就
表示大量難民，混入行列。司馬懿對曹操說：“荊楚輕脫，易動難安”，則指出中樞地帶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這種情形至晉朝未止，有如３世紀之末關西饑民“流移就谷”，自漢中而入蜀，他們設柵作壁，推戴巴人李特為主，就屢敗“八王”之一的河間王遇所指揮的部隊。
這時候晉武帝司馬炎以裴秀原來的設計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釋。中國商周之間的封建，西歐中世紀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並不是由中央政府設
計，全盤指令下屬照辦。而是低層機構裡的農業社會，已漸具以各地方為主，自給自足的平衡趨勢，此時高級權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針，賦與上層組織，則彼此各得其所，其軍備之
限制，也容易做到，並無對一個極端流動的社會強迫其固定的道理。晉朝甫行封建，就將各王調來調去，又給他們以不同的頭銜，加派軍事任務。八王之亂時稱“帶甲百萬”。其
虛實不論，我們也可以想像其封建無實，各地流民甚多，諸王也適逢其會，只要他們予以口實與組織，就不怕沒有參加廝殺的人員了。
我們再看賈后之亂和八王之亂時的天災：賈后於公元２９１年專政。 ２９４年，大饑。 ２９５年，荊揚兗豫青徐大水。 ２９６年，關中飢，大疫，荊揚二州大水。 ２９７年，
雍秦二州大旱疫疾，關中飢。 ２９８年，荊豫作揚冀大水。 ３０１年郡國十二旱六蝗。 ３０２年兗豫徐冀四州大水。 ３０９年全國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最後一段有誇大
的趨向）。這種紀錄即在多災多難的中國，也不平常。
至於“五胡”，則“關中百餘萬，戎狄居半”，已開始於馬援時，即東漢初年。匈奴則“五部之眾，戶至數万”，“依阻塞下，委質柔服”。也難怪他們不在動亂之中乘要投入了
。
所以從這些跡像看來，“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歷史問題，僅僅提醒我們，當時人的眼光被他們的時代所拘束，才在這些細節上做文章。今日我們檢討長期
分裂的悲劇，在展開視野之餘，必須創設新的理論，才能將這段歷史，和以後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國銜接。
14、淝水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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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３８３年的冬天，有藏人血統的“前秦”皇帝苻堅大舉伐晉。他剛統一北方不久，長安附近的居民尚是五花八門，所謂“鮮卑羌羯佈滿畿甸”。晉朝雖偏安江左，但是仍能保
持西部的防線，如今日之湖北西北漢水一帶以及更西的四川。即在最接近的戰場，也能在江翼壽陽附近發動攻勢。從各種跡像看來，苻堅並沒有在東線與晉人決一死戰的決心，而
是統率了很多雜眚部隊，無法統御，只能以軍事行動，維持他的組織。同時又過度自信數量上的優勢，所謂“投鞭足以斷流”。他總希望以涼州蜀漢幽冀之兵，號稱八十七萬的力
量，“猶疾風之掃秋葉”，不怕晉人不投降。所以他在出師之前，就宣言要讓東晉皇帝司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書左僕射（等於副首相兼軍政部長），晉朝的文武大臣謝安或桓沖，
也為未來的吏部尚書和侍中。都預先替他們在長安建造官邸。
如果現存的資料全部可信，則此人受過中國傳統教育，也有幾分書呆子的習性。他與晉人交戰之前，也讓以前俘獲的晉臣朱序作使臣，訪問晉軍。後來朱序卻將秦之虛實告訴對方
，替他們定下了速戰速決的方針，並且在戰場上，採取對苻堅不利的行動。
晉朝的總司令謝安，正式官名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他也有書呆子的脾氣，年輕時無意仕進，只是與名士來往，有聲望。到四十歲才正式做官，仍是玩水游山，滿口清
談。人家規勸他，他就反問：“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淝水之戰的前夕，他又受任都督十五州軍事。兒子謝琰，侄子謝玄，謝石都是部下重要的將領。對付苻堅號稱百萬的軍隊，他只有八萬人抵禦。但是他“鎮以和靜，禦以長算”又
“不存小察，弘以大綱”。他對親信將領個別的指示，以使他們“各當其任”為原則。部署既畢，即不再多言，並且招集親朋，下圍棋遊山水以表示“夷然無懼色”。
北方混成的秦軍和南方緊湊的晉軍對峙的時候，謝安的前鋒招致北軍司令：“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從與君公緩轡而觀之
，不亦美乎？”這文辭只改動數字，在《晉書》裡出現兩次，其以作戰當作競技看待，有《左傳》作風，可能是修史者揣想寫成，但是徵之兩方將領風度，也可能是據實記載，因
為率北軍的將領苻融，也以文學稱著，既能“下筆成章”，也能“談玄論道”，他作的賦尚是“壯麗清贍，世咸珍之”，並非一介武夫，尤不帶戎狄氣派。
他這次可算是上當。秦軍剛一後撤，朱序即在陣後流布謠言，說是北軍已被南軍打敗。這時倉皇集結的部隊，勞師遠入，人地生疏，又無堅強的鬥志，也就信以為真。如是一潰
就不可收拾，苻堅自己也中流矢，是以晉軍大獲全勝。前線戰報剛到總司令部，謝安正與朋友下圍棋，他看後將文書置在几案之上，對棋如故。只是胸中喜氣到底無法全部抑制，
下棋完畢，他步入戶內，腳上筋肉緊張，一時伸展不盡如意，用力過猛，竟將木屐之底，在門限上踏損，俗語“不覺屐齒之折”，由來如此。
淝水之戰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以後南朝的劉裕於公元４１７年入長安，不能久駐。北朝的侯景反复叛變，也曾於公元５４８年陷建康，不久即為部下所殺，都去統一全國的
目標甚遠。
直到公元５８９年才有隋文帝楊堅的“天下大同”“區宇一家”。至此已去淝水之戰２０６年。
在這兩百多年內常成為南北兩方拉鋸佔的地區，除了淮南以外，還有湖北的襄陽一帶。這也可以說是北人所擅長的騎兵戰術，至此已無法做有效的發揮。南人所長為水軍，不僅兵
力以舟楫輸送，能夠爭取戰場的主動，而且將士無行軍之勞，糧草有速達之效。只是這種長處，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戰時，雙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見其端倪。如《晉
書》說苻堅有“騎二十七萬”，只因一水所隔，不能衝鋒陷陣。而晉軍雖獲空前大勝，也不能擴大戰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這長期的分裂，還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自從東漢覆亡，中國人口因天災與戰爭的影響，長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東的遷移。即魏晉間的戰事，也帶著武裝移民的情調，有如２８０年之平吳，西晉發動了２０萬人的兵力，
至建鄴收版籍，則只有男女２６３萬，其南征兵力已佔當地人口很大的一個比例。如是華北與華中的空隙，勢必由“１５英寸同雨量線”以外的少數民族填補，其背景則是他們所
受亢旱的打擊，又必較華北為甚。雖然資料不全，歷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證：公元３３３年石虎自長安徙秦雍民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使居枋頭（今河南濬縣附近），又以羌師率其
眾數万徙居清河之灄頭（河北棗縣）。石季龍則徙遼西，北平，漁陽萬戶於兗豫雍洛。淝水之戰前夕，長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鮮卑羌羯為多。有如上述，則南朝的北伐，與這種半由
自然力量發動的移民方向衝突，不易徹底執行。淝水戰前，東晉之桓溫，曾克服洛陽，又於３６９年入長安，終在枋頭挫敗。
就因為這種人口移動的壓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開發。 《晉書》食貨誌所稱“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現出了這種開拓處女地的一般趨向
。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燒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並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漸將粗疏耕作方式進而為精密耕作。
北方的種族複雜，也不容易使政局穩定。 “五胡亂華”時的少數民族領袖，率多漢化，並且很多帶有漢人血統。因為漢朝除武帝時代之外，“和親政策”總在若斷若續的進行，匈
奴劉淵之姓劉，不無根據。漢末袁紹即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烏丸豪酋。魏晉以降，越種通婚的更為普遍。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濬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後將
軍韓據女為段匹彈“兒妾”。劉琨為晉朝的司空，他與段匹彈的關係雖沒有言明，但是彈“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晉惠帝除賈后外，又立羊後，她也是名門女，後來劉曜陷洛陽
，也立她為後，“有殊寵，頗與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長子熙為劉曜的繼承人。羯人石季龍“大發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萬餘，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這種趨勢不斷的繼
續。到後來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實為漢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層的通婚不算，下層一般人民也需要在這大熔爐裡混合，並且游牧民族，也要放棄他們的生
活習慣成為安土重遷的農民，這“同化”的程度，才算貫徹，因之過渡期間必費時許久。
東漢之覆亡，“兼併”佔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當日徵兵納稅，以“戶”為對象。 “口”以戶為轉移。兼併一行，失田的農民若不成為流民，即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
至整個大家庭成為“部曲”，地方官員對其豪宗大戶無法應付。魏晉南北朝之世族也由來於此。我們翻開《晉書》卷３０至卷８６，其中列有５４２人之傳記，除其中段匹彈為鮮
卑酋長不計外，晉朝重要人物，幾乎一網打盡，其傳記中敘及祖先曾為顯官我們可以斷定其為世族者１５９人，其子弟又在朝中顯著的２１５人，司馬皇家的宗室１０５人，而不
屬於以上，我們概稱之為出身貧寒的只６２人，可見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會狀況必與中國傳統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農徵兵抽稅，不受豪強干預情形大有出
入。
當日商業財富尚未展開，商人資產，也無保障。例如西晉以顯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則因其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有家奴八百人。農業上的財富，則無非出於地
產及勞動力，兼併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財源與兵員。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則是在淝水之戰立功的謝玄，三傳而至孫子謝靈運，為詩賦名家。 《宋書》說及他“因父祖之資，生業甚
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於公元４３３年為宋帝所誅。這一方面表示傳統社會裡財政稅收全在“周禮式”及“李悝式”的辦法支配下，私人財產無
從合法的積累，一方面則又表示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受兼併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壟斷，雖然迭換朝代，也仍無中興跡象。
華北除了游牧民族的醞釀外，也有類似的情形，他們尚有自動設防不受節制情事。例如公元３５０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設防的村落三百餘，包括“胡，晉”人口十餘萬戶。 ４
００年前後，關中有堡壁三千餘所，他們推戴統主，相率結盟，《魏書》食貨志則說在北魏４８６年立“三長”以前“禁網疏闊，民多逃隱”，並且“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
這樣下層機構沒有改變，中國無統一的可能。
所以３８３年謝安謝玄與苻堅苻融的對峙，縱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這次戰役卻不是構成分裂的主因。以後的發展也證明中國的重新統一必待人口相次固
定，胡漢種族的界線逐漸漠減，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壓制，才能成為事實。
15、北魏拓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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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５世紀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漢化運動，舉措奇特，為中外歷史所罕見。他於公元４９３年決意遷都洛陽，翌年頒詔施行。他又禁胡服斷鮮卑語，若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者
”，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為元。其他鮮卑慕容尉遲等姓氏，也一律改為單音漢姓。元宏生於公元４６７年，４歲登極。他從小由文明太皇太后撫養，所以做皇帝的前
２０年，朝事也由她掌權，這位太皇太后，照頭銜看應當是老態龍鍾，而實際上她開始臨朝聽政時，似乎未滿３０歲。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馮家，也是“五胡十六國”期中漢人
創立的朝廷之一。後來元宏的兩位皇后也是馮家女，他又以“絕同姓之娶”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體與他朝中漢人顯官聯婚，其配偶也由皇帝御前指派，有如“次弟始平王勰，
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則一律降為妾媵。
從長遠歷史觀點看來：這段史蹟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國活動的尾聲，公元２２０年秦漢之“第一帝國”崩潰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國”尚未興起時，這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再度統一
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階段內，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見得歷史的演進，有時令人莫測高深。只是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也不是當時人所能親身預測。還
待千百年後，由我們把一些表面看來不相關的事蹟前後聯貫，才得剴切。
漢亡之後３６９年，中國無法統一。當日人口總是由北向南，由西向東的移動，漢人的多數民族，不能與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數民族雖擅長騎兵戰術，卻無法越渡
淮水及漢水等處的水澤地區。並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為統一中國的表率。秦漢型的大帝國以官僚機構統治大量小自耕農，但分裂期間漢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領都自
起爐灶，妨礙政府向全民徵兵抽稅的職權。加上各民族語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統一的障礙。
拓跋氏打破了這種僵局。他們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於人文條件簡單，可以從最基本的事業著手，並能以原始作風來解決問題，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國再統一
的工具。
拓跋屬鮮卑種，他們在公元３世紀在內蒙古移動。在世紀末葉開始在和林格爾附近集結，當時既無文字，更談不上成文法律，也還沒有私人財產。他們在４世紀之初因晉大將軍劉
琨之邀，參與中國的內戰，其部落即進駐山西北部長城以南一百里的地帶。他們雖稱“控弦上馬二十餘萬”，但全部人口看來也不逾百萬，甚且遠低於此數。
公元４世纪，是“五胡乱华”的最高潮，拓跋氏虽然投入，却始终没有取得主动地位，苻坚强盛时，他们尚“避于阴山之北”。直到苻堅淝水之戰不利，北方大聯盟瓦解，他
們才重新露面。公元３８６年拓跋圭自稱代王，開始有了獨立國家模樣。當時他們的政策，是先在長城內外建造一個農業的基礎，其農民由被征服的民族強迫編成。這時候全部落
經常與其他少數民族作戰，每次將對方人員馬匹牛羊一網打盡。對俘獲的部落酋領，即很殘酷一律處死，如公元３９１年之破鐵弗（即匈奴與鮮卑之混合種）劉衛辰部“收衛辰子
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殺之” 。對其他人則“各給耕牛，計口授田”。 《魏書》食貨志稱，其有畿內之田，並於“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
為殿最”。公元３９６年以平城（山西大同）為國都，拓跋氏又以征服者的姿態，“徙山東六州民及徙可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餘萬口，以實京師。 ”有的書本也作三十六
“署”。如將大量人民區分為署，則有國家的農奴的徵象。這樣的征服和改造，至５世紀初期未止。如公元４１３年，破“越勤倍泥部落”，也“給農器，計口受田”。其他敘及
“來降”及“內附”的前後不絕。 《魏書》太祖紀及太宗紀提及這樣的事例３１起，內中有戶口數的１３起，共為戶１１萬。可見得拓跋氏創立了一個新生的農業基地，以之為根
柢。時間不成熟不問鼎中原，才能用這經濟力量做本錢，先鞏固北方。
如果前述被征服的人口曾一度為農奴，則從食貨志看來，４２６年後漸已取得小自耕農身分。迄至當日，“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是年這些帶著
軍事性的監視人員全部裁撤，“一切罷之，以屬郡縣。”是為進入官僚管制階段的明證。
拓跋氏何時漢化，不容易找到一個固定的答案。從現存文字看來，他們起先得到漢人的顧問，是從降人及俘虜中提拔，而且僅倚靠他們天文佔象的才能。以平城為國都之後，興建
築，定律令，食社稷，就一步引導另一步。以至置五經博士，設太學，也都不能避免了。其徙各地“守宰豪傑吏民”實京師，勢必又要藉重他們的管理組織能力。只是北魏（４２
４年才稱魏，歷史書中稱北魏以避與曹操之魏重複）的農業社會由人工孵育而成，又好像在試驗管裡造化學液汁，各種因素預有層次的投入，因之才保全了一個體製完整，不受私
人力量壟斷的政權。
直到４２４年，才在拓跋燾的稱皇帝，他即位不入，即頒布了一千多個漢字，並稱以前篆隸草楷並行，因之沒有標準，這次所頒布的，則“永為楷球”。可見得新朝廷不僅注重文
物，也開始以多民族的語言文字作統一的工具了。
拓跋燾統一了華北，結束了五胡十六國的局面。在多數民族的漢人地區，總是因為世族作崇，不容易被絕對皇權有效的掌握。公元４２８年，拓跋燾“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選
忠良悉代之”，已有針對這問題徹底解決的模樣。 ４年以後又以“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遊雅，太原張偉等皆賢俊之冑，冠冕州邦”指名徵
調。名為慕才，實則強迫好幾百人到平城無薪給的當差並兼人質。 ４５０年更有崔浩的事。司徒崔浩，作“國紀”，過於具實直書，對鮮卑民族和皇室有敘述得不妥當的地方，還
把文字以石碑刊於郊壇。皇帝一震怒，族滅崔浩，還及於崔之姻親，包括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也“夷其族”。拓跋燾更聲稱他要做得更厲害一點，所以多殺了好幾千
人。無論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燾是有計劃或無計劃，他的徵用人才和文字獄已給華北漢人的巨家大室一個重大打擊。即未波及的家戶，也充分的接受了這處置的警戒，絕不敢再阻撓
中央政府的行政。這中間的一個機妙則是皇帝統御千萬軍民，不容許另有民間機構作梗，世族華裔也和蠻夷酋領沒有區別。
這件事情發生不久，北魏開始南征，想要以華北的力量，席捲南朝之宋（也就是宋齊梁陳之宋）。徵兵時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富民家財在四十萬和僧尼二十萬的“四分借一，事
息即還”。但是拓跋燾的大軍，以少數民族的騎兵驅逐漢人的步兵作先鋒，仍舊沒有善良的補給制度，仍是就地徵發。他攻江蘇北部各城不下，仍進軍長江北岸，最後則臨水徘徊
，仍無可施展，只好北撤。南朝也因這一戰瘡痍滿目，無法追擊，因之全國統一還要擺下一個多世紀。
拓跋燾於公元４５２年初被宦官謀殺，他的太子也死得奚堯，只剩得一位１２歲的孫子繼位。以鮮卑人之早婚，再加上這幾代北魏君主之命短，到４７１年２０年還不到竟有四位
皇帝代表祖孫五代。而最後一位也是本文開首即提及的拓跋宏。他的親生母親及祖母都因拓跋家引用漢武帝“立其子殺其母”的辦法“依舊例薨”，這時朝中也只有一位帶有漢人
血統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實足年齡２９歲到３０歲之間，歷史上簡稱“文明皇太后”的馮氏了。
《魏書》說她“多智略猜忌，能得大事，生殺賞罰，決人多俄頃”。拓跋宏不僅為她撫養教育，而且“迄後之崩”，“不知所生”，也就是迄至２３還不知自己身世。所以“事無
鉅細，一禀於太后”。她又製作了幾百首歌辭教育他，只是“文多不傳”，其內容永成歷史之跡。 《魏書》傳中又說及她“行不正”。 “王睿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輔”“李沖
雖以器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大凡中國歷史上有才幹的女人，私生活總受非議。上文語意雙關，我們無法考證。只是馮氏引用有氣魄的漢人文臣，則是事實。王睿還可以算作“
恩幸”，他在一天老虎脫籠而出，侍衛驚靡的危機中以吏部尚書的身分執戟驅虎保駕，後來也與李沖家聯姻，可是臨死仍上疏“慎刑罰”，始終提倡“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的
文治辦法。李沖則將拓跋政權的民政“周禮化”，並將其財政的處理賦予“李悝式”的體制，因之給中國以後幾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長遠的後果。
這一串“太和詔令”包括４８４年的百官俸祿，只是這時的賦稅，仍是家族包辦，也就是“宗主督讓，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於是４８５年詔令天下均田，原
則上土地國有，定立了每一家按人口應有田地的標準。 ４８６年則立三長，“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這樣才實際進入“租庸調”制。亦
即以自耕農的小家庭作為徵兵納稅的單位，農村組織以政府頒布之理想上的數學公式作準則，不承認各地私人體系，所以稱“混天下一法”。
這一段措施在當日頒佈時有冒險性質。它到底實行到如何程度，無從考察。只是４９０年逝世，朝中並未發生變故。元宏的漢化政策，也能再接再勵，而李沖也更得信用。 ４９３
年之重建洛陽，他實際擔任了總工程師的職務。只是元宏的規劃，無人接班。他重視水軍，而鮮卑貴族，尚掌握著長城內外的養馬地區，也不能遽爾擯斥。一到６世紀，洛陽才又
產生政變。北魏分為東西，東魏為北齊高家所代，西魏為北周宇文氏所代。然則歷史的演進，並不為這分裂運動而停滯。中國之統一，需要一個以小自耕農社會作統御經理的趨向
，也愈為明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混合也從未中斷。北朝原以游牧民族為骨幹，至６世紀，他們也行府兵制，用以動員農民，也開始修築長城，以防制其他少數民族內犯，可為
明證。
隋文帝楊堅，自己是胡漢混血。先以北周的力量吞併北齊，回頭解決北周，更挾動員長江以北的力量，席捲南朝，發展方向也是由西向東，由北至南，以經濟人文簡單的地區去
征服繁榮富有的地區。這也是承繼北魏拓跋氏在歷史上活動的邏輯。楊堅的軍事行動以水軍為主，這也可以說是受元宏遷都洛陽所賜。北朝需要這一段過渡期間，才能作體制上的
整備，並吸收南方的長處。
16、從分裂到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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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絞還有些讀歷史的人，仍認為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一段尷尬的局面。這３６９年，缺乏一個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大帝國。要把它當作一個過渡時期看待，又未免牽扯
得過長。這當中的人物事蹟，敘來也難得有頭緒可循。所以有些歷史書，就把這３６９年輕率的穿插過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煬帝和唐太宗等前後關係比較完整也更容易檢討的題
材。
可是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在中國歷史裡只發生過這麼一次。它給我們一個機會去了解中國民族演進的歷史，並不一定就是各朝代歷史的總和。雖說統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
國很多人文上的因素還是不斷的發展。舉一個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於公元４９６年改姓元。其他如步六孤氏改姓為陸，獨孤氏改姓為劉，鮮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這當然引起很
多尊重民族傳統的鮮卑人士的不滿，６世紀洛陽的政變，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與此無關。
北周的創始者為宇文泰，他也是鮮卑種。他於公元５５４年以為“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表面
看來，這是對元宏漢化政策的一種反動，也強調鮮卑民族各部落在歷史上的傳統。而實際上他盤踞的關中，並沒有很多鮮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賜予漢人及胡漢混血的將領。
他日作隋朝開國之主楊堅，這時候就因功勳被賜姓為“普六茹”。這樣只更提高漢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漢的界限磨滅。其背景則是長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為融合各民族
的一大熔爐。少數民族這逐漸被多數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
元宏的政策，還有一種貴族化的趨向，他尊重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的社會地位，也讓鮮卑系的望族穆，陸，賀，劉，樓，於，稽，尉八姓和他們同列。而當
日時尚的趨向，則是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全部平民化，所以元宏的親信李沖和韓顯宗都反對他的作法。
我們已經提及，當時人認為秦漢以來大帝國之崩潰，在於“兼併”。土地一集中，則地方官無法處理境內行政，並且由於地方的爭執，影響到朝政。這樣之事能夠發生，則是“選
舉制”之不良，以致漢末所推薦的孝廉都是豪門子弟。曹魏想改革這種毛病，實行所謂“九品中正”之製，也就是徑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任所去品評人物，以作吏部任命的
任命的憑藉。其結果又如《晉書》劉毅傳裡說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種士族力量的膨脹，也影響到軍事行動。在政治秩序崩潰的時候，立壇設盟，只有靠世家大族的
領導。根據《晉書》王戎傳，八王之亂時，河間王與成都王“帶甲百萬”。晉朝的封建，並沒有歷史的基礎，這兩王能在短時間內糾集這樣大的兵力，也還是因為地方武力早已在
後組織就緒，只要上面有人領導，就有幾十百萬的士兵在旗下應命了。
這種種妨礙統一的情形都要在長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漸淘汰澄清，有些歷史家每提到中國的重新統一時，總要強調中國傳統思想的偉大。但是傳統思想能夠發生功效則是
因為社會組織已經和它接近。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聞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蘇綽為度支尚書，讓他規劃新政府的各種設計，此人“博覽群書，尤善算術”，而他的設計，也總以《周禮
》為依規，也就是預先創造一個數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實事上籠罩著過去。北魏以來的三長制和均田制，都有這種“間架性設計”的趨向。其所以能如此，則是在社會中層可能予
朝廷及民間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約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掌握大量的農民了。
這種趨勢也可以在考試制度演進的歷程中看出。漢朝之對策，並未正規化，只有隋唐之後“士皆懷牒自列於有司”，才算有了固定的程序，也才算全部公開，這固然是製度上的進
步，然則若沒有社會進化的背景，則不致有這麼多布衣學人應試，就有他們也仍會被宗黨和豪強所抑制。
只是由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統治無數小自耕農的體制，並不是因為全國統一而立即成為事實。這中間仍有很多的周折。又舉一個例為證：
隋文帝於公元５８９年滅陳。可是翌年今日的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變，“大者有眾數万，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其起源則是據《資治通鑑》所云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复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這文字記載簡單，也只顯
露官方見解。但是也表示在南北分裂局面下北方已經歸納於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單純社會，南方則仍受巨家大室操縱。這些巨家大室的弱點，則是不能構成一個牽一發而動全
身的體系。因之他們雖然擁有船艦，能和隋朝派來的楊素作殊死戰，終被各個擊破。上述蘇威則為北周政體設計者度支尚書蘇綽之子，這關係也像徵著全國的統一，要經過長期間
的慘淡經營。
佛教在南北朝期間鼎盛。中國學者提到這題目時，經常毀譽參半，一方面稱讚佛教自力入世的觀念和戒殺的動機，一方面又皺眉於沙門浮屠的勞民傷財。近代人物之擯擊佛教者
，則無如胡適，他有時的立場，也好像是今之韓愈。外國作者則多強調佛教在中國分裂期間產生一種融合胡漢，貫通上下的力量。我們也可以引ArthurWright作代表。
其實佛教是一個極廣泛的稱呼，也可以說是印度帶來的文化，滲透到中國的思想，文學，美術，建築，科技和民俗各方面的一個概稱。它一方面需要與中國固有的信仰不發生根本
的衝突，才能兩者相折衷的互相融合。另一方面則是在這條件下，它也就無孔不入。就以雲崗和龍門石窟的佛像為證：我們驟看上去從斷岩上造石窟，既沒有全盤的設計，今日又
經過千多年來的風雨浸蝕，滿目荒涼，也就看不出美在什麼地方，直到閱及關於這些石窟的詳細紀錄，才知道有些石穴的來源其來有自。並且最大的佛像，耳長九尺，最小的高不
逾寸，各處佛像數目都以萬計，不僅其塑像表現著印度和希臘的雕刻作風，有些石窟裡還有壁畫，其衣飾裝潢設計也者保存了社會史和經濟史上的真跡。龍門的一個石窟裡竟保存
了當日所用的全部醫藥單方。所以這石窟既供美術展覽，也是通俗的博物館。要不是這石窟在荒野中替中國中世紀保存這一份文物，而將金碧輝煌的佛像置之通都大邑的話，恐怕
也就像中國古代的建築一樣早經兵禍而蕩然無存了。
而針對這南北朝的時期上說，佛教不是一種帶強迫性的宗教，因之它才發生了一種廣泛的和普遍的功效。它沒有把雲崗龍門造成“聖地”，或被方丈國師所掌握，因之轉變而為一
種政治上的勢力，所以縱有華夷之界倫理之爭等波折，它仍能夠長久的與中國固有文化共存。因為如此，我們也可以認為它是一種構成團結力量的因素。所以小民接受真言與淨土
宗的儀式和念佛樂及往生的粗淺解釋與縉紳先生的欣賞於天台華嚴的悟觀與禪定，同為佛教。在這種條件下，佛教也可以算做已經發生了融合胡漢貫通上下的作用。
話再說回頭，中國之能重新統一，到底也仍與周秦漢以來一脈相傳的文化系統相銜接。我們不把它當作首屈一指的因素，並不是漠視它的存在。漢魏晉至宋齊梁陳之“禪讓”未曾
中斷，而北朝之東魏與西魏，也同樣的“遜位”於北齊與北周。可見得一個正統的觀念始終沒有泯滅。中國人的入世觀念和樂觀與積極的思想，也是一種很雄厚的力量，它們並沒
有因為長期分裂而全部淪亡。
我們通常一提到魏晉南北朝，腦內可能立即浮上一個“清談誤國”的印象。但是從領導淝水之戰的謝安看來，則清談並不一定誤國，也等於我們今日雖在天文學上了解５０億年之
後，太陽上的燃料用完，最後太陽系統的生命必同歸於盡，因這了解又使我們產生一種不同的人生觀，但並不因此，就要放棄日常生活的興致與一切志趣與希望。西晉的“竹林七
賢”，固然包括“不與世事，酣飲為常”的阮籍，但是也包括了大樹下打鐵的嵇康，更包括了“好興利”的王戎。可見得他們共同的達觀，並不就是消極。
並且有陰則有陽。時人尚“無”，晉朝則有裴顧作〈崇有論〉與之抗衡。他說：“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這幾句話已經說明
沒有物質就沒有生命，沒有生命也不能創造邏輯。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論哲學家之一。即在“六朝金粉”的建康，也有南齊的范縝作〈神滅論〉。他說“形者神之質，神者
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這比裴顧的唯物論又更進一步。這種議論於公元五世紀時提出，也是不同凡響。我們根據他們自己的
理論和立場，也可以想像中國人要應付天候地理所賦予的難題，必須保存一種堅毅的力量，這種共通的信心，也必在重新統一的過程中，發生過無可衡量的作用。也只從這堅毅的
立場，我們才能領略韓愈和胡適對佛教反感之所由來。
南北朝有時也被一般作家寫成一段士氣消沉，人心不古的時代。宋前廢帝劉子業為姊山陰公主置面首３０人。齊東昏侯蕭寶卷鑿金為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
也”，同樣被斥為無道，也同樣被稱為這紛亂時期的代表。還沒有提及的則是他們都是２０歲不到的年輕人，生長在深宮，事實上又無從發揮傳統帝王的功能，而兩人又相繼被弒
後在歷史上擔待千古罪名。有正則必有反，這樣看來，他們既已永遠的稱為廢帝昏侯，可見得傳統道德觀念並沒有因為長期的政治分裂而全部淹沒，如果真的是士氣消沉人心不古
，這一段歷史就不會如此寫來，這事實的背景則是漢代雖亡，過去多年來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獨一無二文教式的體系，足以支持一個以小自耕作基礎的大帝國，一到客觀環境許可
，這樣一個大帝國可以重新擺佈登場的時候，這文教上的體系用不著重新創設，也可以隨著彈冠而起了。
17、隋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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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們要寫隋煬帝的傳記，事實上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對這題目曾下過一段功夫的ArthurWright就說過：“（他）既被視為典型的亡國昏君，在一大團歪曲的歷史記載和傳奇性
道聽途說之下，今人即想窺測此人的真實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見其一二。”
然則隋煬帝楊廣，天賦甚高，文筆華美，胸襟抱負不凡，也帶有創造性格。這些長處，雖批判他的人也無法否認。又譬如他於公元６０８年，令天下鷹師集長安，一來就有一萬多
人，６１０年他又在洛陽端門街盛陳百戲，天下奇伎異藝畢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幾次微服去觀賞。他又聽說吐谷渾（鮮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
龍駒，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馬兩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後因無效而罷。如此作為，縱是為傳統作史者視為荒誕不經，今日我們卻從此可以揣測他富有想像力，也願意試驗，並
且能在各種瑣事間表現其個人風趣。
另一方面，從各種跡像看來，煬帝缺乏做為統帥的周密與慎重，也不能禦將。這種弱點，也可能由於隋文帝的驕縱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晉王，為并州總管（山西省省長）。
公元５８９年伐陳之役，他２０歲未滿竟被任為行軍元帥，指揮由六合一方面的軍隊不算，還節制其他各方面軍事長官，如宿將楊素。這５１．８萬人不出月餘，平定江南，重新
統一中國，由弱冠的晉王作書報告父皇，達成任務。這一戰役，固然增長其威望，也縱養其驕騫，使他以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後築長城，造運河，派劉方擊敗林邑（今
日越南境內），聽斐矩設計破吐谷渾，羈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國人力物力，隨意擺佈，只居順境，未受挫折。以後他一處逆境，即意懶心灰，逃避現實，所以他的悲劇情
結，也有長期積養的前因後果。
隋煬帝之伐高麗，據稱動員１１３３８００人，其饋運者倍之。這數目字可靠的程度，無從確定。只是楊廣迷信軍事上數量的優勢，已無庸置疑。其實當日之攻城戰，野戰軍數量
過大，無法擺佈。除非以此數量先聲奪人，使對方喪失鬥志，才有效用。否則展開兵力過多，已先在自己陣容裡產生統御經理的困難，成為日後戰場上的弱點。果然公元６１２年
之役，隋軍在鴨綠江以北遼河以東的地區遭遇到高麗的堅強抗拒，來護兒的水軍在朝鮮半島登陸成功，卻沒有發生奇襲的效用，也不能與陸軍策應，陸軍則補給接應未及，統帥權
又控製過嚴，再加以隋皇沒有作殊死戰的決心，一到戰事有利，高麗詐降，高級將領不敢作主，因此亦無法擴張戰果。最後因秋季潦雨來臨，在平壤北三十里開始撤退，士卒既無
實際的訓練，一受高麗兵的追擊，就崩潰而不可收拾，以致九軍盡陷，喪失資儲器械以巨萬計。 ６１３年煬帝捲土重來，並且親臨前線。隋軍已薄遼東城，也用飛梯地道環攻，並
且有少數隋兵登城與敵兵短刀相接，只是這時在中原督運糧秣的楊玄感知道各處盜賊蜂起，煬帝不能持久，在黎陽（河南濬縣附近，南北運輸的中點）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則
投奔高麗，以中國虛實告之。隋煬帝夜半召集諸將領決心放棄攻城。再引兵還，所有軍資器械堆積如山，也全部委棄。總算這次行動機密，退軍後兩天，高麗雖發覺仍不敢追擊。
兩月以後，楊玄感雖被剿滅，但是隋煬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處的人民，不堪徵調，群起為盜，動輒以萬數以千計。 ６１４年煬帝又召百僚議伐高麗，並下詔稱“黃帝五十二
戰，成湯二十七徵”，只是臣下無敢應者，各處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處平剿。雖然這時候來護兒的水軍又迫平壤，高麗王遣使請降，囚送角斯政，使煬帝能藉此班師，卻已經
徘徊歧路。 ６１５年間巡視北邊，又為突厥圍困，幾乎不免，守令前來赴難，才使他脫圍。翌年他即幸江都（揚州），再無意北返，對他諍諫的則獲罪，最後甚至不願聽大局不堪
收拾的報告。如此又一年多。 ６１７年冬天，唐國公李淵（也就是後來的唐高祖）入長安，立他孫子楊侑為帝，尊他為太上皇，煬帝也無行動反應。 ６１８年的春天，這遭眾叛
親離的皇帝才被弒。弒他的並非疆場叛將，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寵幸隨從，以及近衛軍。所以傳統作史者對隋煬帝楊廣的種種斥責，雖說可能被一再渲染誇張，但也不是全
部竄改事實，因為楊廣有他被人攻擊的弱點。
然則我們今日仍因襲傳統作史者“褒貶”的方針寫歷史，卻忽視了歷史上時間與環境的因素。公元７世紀的初葉隋唐之交，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今日２０世紀末葉，又
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二十四史裡的《隋書》，修撰於唐初，作者動稱“殷鑑不遠”。他們絕想不到隋朝不是一個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時代周人之泛稱中國，會推
衍而成今日之中國。因為瞻前顧後立場不同，我們即寫隋煬帝的傳記，也要將很多長時間遠距離的因素一併加入考慮，才趕得上時代。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隋、唐、宋可稱中國的“第二帝國”，以與秦漢之“第一帝國”區別。漢雖稱中央集權，其郡縣組織，到底還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組而成。隋唐所承
襲的原始機構，則由北齊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於游牧民族的漢化，通過“三長制”及均田，可謂整個社會，在國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農為主體，注重低層機構
的水平。秦漢的文書，還用竹木；隋唐之間不僅紙張已行使五百餘年，而且木板印刷，也於公元６００年前後出現。這些因素，使教育較前普遍，也使整個文官集團能向這小自耕
農的社會看齊，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準的淳樸。
《新唐書》的選舉志，一開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程序，則是“學者皆懷牒自列於州縣”，也就是不用薦舉，全面公開的考試制度業已發端，茲
後歷經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紀的１９０５年才停止。
因為如此，隋朝的銓敘也開始由中樞總攬。煬帝是修律令的牛弘與劉炫對談，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長官自闢。受詔赴任，每州
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
這樣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國家的中層組織更為空洞。因為上下之間沒有權力與義務互為牽制，由皇帝直接統御全民的趨勢也愈為明顯。隋朝創業之主
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併北齊之後才席捲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簡單的地區拓展到人文繁複的地區。他滅陳之後製定五百家為鄉，百家為裡，正在以他間架性的組
織推行於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這叛亂既被削平，他的統治愈要加緊，此後他的處心設計，無一不以保持統一的帝國為前提。於是又１５年。而在此原始的農業的社
會裡，達到其目的捷徑不是在中層增加其結構的繁複，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楊堅於５９４年令各府州縣各給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與人爭利。 ５９５所製工商者不得進
仕。 ５９８年詔禁民間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從保持農村社會的單純劃一著眼。他的提倡佛教，也並不是出於信仰上的虔誠，而是以統一思想為宗旨。其大量裁減國子
學，廢州縣學，也是因為儒學之道，不外“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高級人員則需要“德為代範，才任國用” ，所以也不必大量儲備。他自己布衣粗食，也無非與低
級標準看齊。
這以上種種設施，也與當時稅收政策吻合。隋唐繼承前朝的“租庸調”制，其重點在國家財政千就於簡單的農村經濟，與均田並行，原則上避免納稅人貧富的差別，以極低的稅率
全面徵收，才發生廣泛的效果。雖如此，仍有技術上的困難。 《隋書》食貨志提及北齊定一夫一婦納稅額為一“床”，獨身者繳“半床”，如是“陽翟一郡，戶至數万，籍多無妻
”。只因為皇權凝聚於上，納稅的義務則遍及於匹夫匹婦，當中缺乏各種有權力能裁判折衷調整或甚至帶服務性質的機構，於是製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壓力。
文帝楊堅的晚年，就盡瘁於此事。他又嫉視屬下官吏貪贓。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訊問臣下，召對不如意，立時誅殺之。所以《隋書》說他“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
數，不識大體”。
可是經過他的高壓政策，隋朝的府庫各物山積，甚至窖藏還不能容納。所以錢穆曾說西漢要經過四帝七十年之休養至武帝而盛，“隋則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這也表示中國
傳統重農政策下的一種特殊現象。因為全面生產，完全不講究交換分配及使國家經濟多元化，又不作質量上的改進，短時間的全國動員，即可以使農業的財富（因其無組織結構與
商業的財富不同）豐溢超過預期。煬帝於公元６０４年即位，也算是繼承著第二帝國創國以來的經濟基礎，只是這樣的富裕倒也成為國家的贅累，當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併”
，那麼已經在農村動員的勞動力作何區處，難道令大批人民失業不成？
這樣看來隋煬帝之耗用中國人力物力，有其歷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鷹師於長安，聚樂工於洛陽，也還是受客觀環境的誘導。至於開掘運河，則北魏孝文帝元宏時引洛入谷作漕
運已有之。建造宮殿則已在隋文帝築仁壽宮時開始，據說“死者以萬數”。甚至伐高麗，也始自文帝。公元５９８年之役，動員三十萬眾，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師則船多漂沒
，傳統作史者稱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煬帝的種種作為也還是隨著文帝的步驟，是當日全面運員的一種產物，初時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則隋煬帝楊廣縱是獨夫，也不可能以
一人之力強奪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們今日檢討煬帝的成敗，不能專以他楊廣一人功罪作最後的解答。即在楊隋之前，各北朝已經相交人行均田制。這樣以理想上數學的公式向下籠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調
的稅收作實際考核的標準，這方案一經發動為一種群眾運動，也不容易適時收束。於是矯枉必過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數字，沒有下層著實的統計，以致男丁抽完，力役及於女
人，並且“徵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不到徵高麗失敗，全國反叛，不知已極。隋煬帝雖有想像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們能
看到古今中外的歷史縱深。他最後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種主意，也可見得他始終沒有透徹的了解他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傳說他曾顧鏡自照對蕭后說：“好頭頸誰當斫之
？”是否真實可靠，殊成疑問。但是其無可奈何的語氣，已與他悲劇性的結局符合。
18、貞觀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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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７世紀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國歷史上令人振奮的一段時期。 ６３０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長推戴為“天可汗”。當日高祖李淵已退位為太上皇，仍在凌煙閣置
灑慶賀。上皇自彈琵琶，皇帝則當眾起舞，這種場面，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茲後唐軍又攻占西域諸國，使中國威勢達到蔥嶺以西，與波斯及印度接觸。在唐初只有高麗能對中
國作堅強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終克平壤，置安東都督府。
並且唐朝武功之外，繼以文治。國都長安東西６英里，南北５英里。現代西安市的城緣，還只有其面積１／８。而且整個城市按計劃興築，全成分為１１０個方格，南北馳道竟
有５００尺寬，無疑的在當日已經打破世界諸種紀錄。
因為各國朝貢使節眾多，各種服裝離奇，中書侍郎顏師古即於貞觀三年（公元６２９年）請以畫師作“王會圖”紀念盛況。茲後終唐之世，波斯來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
是規模宏大。起先每次還只遣派三五百人，後來每次兩千人，除了正副使外，還有大批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有些人員，在中國一住就是幾十年。他們回國之後，仿照唐朝的
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歷史中仍稱“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則為“班田”。奈良和平安（現在的京都）則是照長安設計興建，只是范圍遠遠不如，而且還沒有依計劃
完成。長安有朱雀門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馳道，也稱“朱雀大路”。鄧之誠根據《新唐書》《舊唐書》的記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觸的“諸族”，共有四十八“國”。內中“朝貢
”的二十九，“納士”的六，“歸附”者五，“和戰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問”的二，“來留學”者一，“和親”者一。這樣也可以表示勝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國歷史中，最屬“外向”。並且初唐時，朝廷信心堅強，也能對各宗教一體扶植，不加阻撓。玄奘往印度取經歸，太宗親自詔見，並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資助他的
翻譯工作。茲後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時來華翻譯經典的不下數十人。其他景教、襖教、摩尼教也都在長安設有寺院，其教正長老，也由政府不分軫域，授以官位品職。
L.CarringtonGoodrich之《中國人民簡史》引一現代學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內中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
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凶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 ”
打開這局面的，當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為多。或許因為他本身帶有少數民族血統之故，因此無論胡漢，他一視同仁。這作風對有唐一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李世民自己對侍
臣說：“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則過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將特
多，也經過趙翼的《陔餘叢考》書內提及。
李世民１８歲慫恿父親李淵發難，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業，大部由他策劃。並且他自己作戰時身先士卒，弱冠時已經能指揮十萬人以上的部隊，擔任獨當一面的軍事
政治工作。說他毫無差錯，未免過當，但是從各種資料看來，他籌算周密，並且自己經常在最危險的地方出現，例如以數騎在陣前與敵將答話，因之樹立了他個人的威望，能夠高
度發揮他的領導力量。
７世紀初期是帝王將相樹立功業的黃金時代。 “第二帝國”的粗胚胎，胡漢混血，從小自耕農作基礎的範疇業已創建就緒。即算楊隋將之濫用，從技術的角度看來其高壓政策仍
在長期的歷史上有組織的功效。況且經過煬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廝殺，人心望治，有如魏徵所說：“譬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李世民在這時候勤於聽政，勇於就諫，
是以徹底的運用了機緣，而達成歷史上的“貞觀之治”。據稱“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最為歷史家艷稱。西方的漢學家對中國的皇帝向來
批評的多，但對於唐太宗李世民，幾乎一致的恭維。公元６２８年，李世民出宮女三千餘，令之“任求伉儷”。 ６３３年縱獄囚應死者３９０人歸家，命令他們秋後自來就死，至
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詩，歌頌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后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然則李世民被人恭維，並不是完全一致。 “死囚歸獄”早就被傳統歷史家指責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製造名譽。近人呂思勉則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漸染北俗，
故驕暴之習，亦難盡免。”明朝的萬曆皇帝，被指責為昏君，卻對臣下稱：“唐太宗脅父弒兄，家法不正，豈為令主？”於是在經宴（文學之臣在皇帝面前講解經史，事後設宴的
節目）時不許進講《貞觀政要》；也就是將唐太宗李世民２２年禦宇的事蹟，全部剔出於歷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來，公元７世紀，歐洲進入中世紀舊稱“黑暗時代”的期間不遠，日本也剛受大陸文化的影響，貞觀之治牽涉一套政治上的組織力量，當日在世界上無出其右。然則
這種組織，沒有確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與唐代的影響，容以下各節述及。
現在就從太宗以道德成就為標榜這一點看來，可以窺見李世民的真實性格；並且這史實也使我們看清中國政治體系，雖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點，因此一千多年後不能保
持它的領導地位，而為西方及日本佔先。
李世民是李淵的次子，他與長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參加唐初討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戰事，只是功勞與人望，都不及世民。
李淵稱帝后，立建成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這樣就造成兩方的隔閡與猜忌。中國傳統寡頭政治的弱點，基於統計無法著實，將民間無數的爭執公平處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統技術
能力之所及。於是只能使皇權極端化，事實上的青紅皂白不問，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諸“聖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則不公平亦為公平，不合理亦為合理。這樣操生殺予奪的大
權，並且動輒以至善及極惡的名義獎懲臣下，使皇帝的寶座成為一個極危險的位置。一到繼承發生問題，更是變亂的淵藪。本書已經前後敘述父子叔侄姻親自相殘殺的事例多起，
有時候當事人為從屬黨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歷史重演的悲劇。
李世民與長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構隙，牽涉到這樣的背景。他自己交結朝士，後來又控告他兄弟“外結小人，內連嬖幸”謀害他，見諸《舊唐書》（《舊唐書》在五代時根據唐朝
文獻編撰，近於官方歷史。《新唐書》成於宋時比較客觀）。事實上他與他的僚屬在玄武門設伏，謀殺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親自張弓發箭射死，元吉則死於他部下手中。但是
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建成與元吉各有子５人，也“並坐誅”。這事發生的時候太宗自己才２８歲，他的１０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攬獲一
併處死，則沒有在史書內詳細敘述。兩個月後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於東宮。
用傳統道德觀念闡解這段歷史，常有不著肯緊之感。例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時，就指斥李淵不對，李建成不對，而李世民也不對。並非他的見解謬誤，只是這種意見今日看來
，已算卑之無甚高論，用不著歷史家著書辯說。而且這“玄武門之變”業已發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個掩蓋事實，１０００年後萬曆要避免貞觀一朝的往事，也是不著實際。
況且又４００年後，萬曆皇帝在歷史上的地位更不能與唐太宗相比擬。
近代心理分析學者，認為一個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謂id者，可稱為“生理之自我”，在這種原始的條件下，不較分寸，也無忌諱。只是這中國人所謂之“禽獸行”不能
在群眾生活中適用。所謂super-ego者，也可稱為“社會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時受父母這教養，就範於社會的習慣，對本身慾望加以各種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縛，這種控制的力量
出自社會自我。所謂ego者，則可譯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觸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慾望，一方面則對自己賦予一種社會價值。這種種構成各
人個性的程序複雜，包括壓制，轉變目標，自然其說，品性昇華等等離奇的方式，多時其本人雖經過種各機械作用而不自知，或雖知而不願剴切承認。
唐太宗及貞觀之治，最便於用這種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釋，李世民是一個容易性情衝動的人物。他曾要盧祖尚任交趾鎮撫，盧已答應就任，回頭又向皇帝推辭，李世民邀請再三，盧
堅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謂，我對你還不能驅使，如何能夠駕馭天下，當時斬盧於朝堂。所以呂思勉說他“驕暴之習，卒難盡免”，不是沒有根據。可是他既有弒兄脅父的行為，又
曾讀聖賢書，不能無愧于中，且受良心譴責，因之更要表彰他種種行為，無非自衛。至於他和兄弟間要走此極端，則是他總戎律，“惟以撫接賢才為務”。既登九五之尊，則更要
表彰他之不得已捲入悲劇的漩渦，只因為他有作堯舜之君的才華和能力。是以魏徵系前太子洗馬（秘書及顧問）據說有教唆李建成圖世民的策劃，他也將魏徵接收過來，倚為顧問
，才表示他始終寬宏量大。以後魏徵在貞觀一朝向皇帝諍諫二百餘事，多時違犯太宗意旨，反被優容。 《資治通鑑》有這樣一段記載：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死田舍翁！”後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庭辱
我。 ”後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
不賀！ ”上乃悅。
可見得太宗之受諫，不一定是以受諫為目的，而是表揚自己虛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門面。而魏徵也說太宗“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也與這追逐名譽的動機有關。魏徵也
自知處境的危險，他曾對太宗說：“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因為忠臣沒有好結果，良臣則“身獲美名，君受顯號” ，彼此共存共榮。
將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經病醫生的臥榻上，不是本書的目的，敘事過於瑣碎，尤與縱談“大歷史”的宗旨相違。只要有了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們知道唐朝之設尚書、中書、門
下三省，仍去三權分立之理想至遠。太宗仍是大權獨攬。而且下層機構不能構成選民區，皇權凝聚於上，中國亦無分權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時會，７世紀這初第二帝國這組成時，
既有北魏以來之均田、租庸調、府兵，又有隋朝開設的南北運河和考試制度，上下都草創，內外的威脅既除，皇帝的行動比較自由，太宗將他執行專制皇權時，稍微參酌眾議，因
之其皇權比較合理化，對唐宋間保持其繼續開放繼續增長的趨勢，有真切的貢獻。但是他的作為，不能做機構上的固定。
這些事蹟也使我們了解以道德作執政標準的危險。這也不是說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中介人類性情複雜，道德名義後面的真像不可捉摸。民國初年的軍閥發通電時，無不以拯
國救民為職志，其重點則是“我”為其拯救者，要是反對“我”，則是叛國殃民。也等於羅蘭夫人在法國革命時上斷頭反前給歷史留下一段見證：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
義行之。也等於五四運動時所要打倒的並非孔子，而係“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認性惡，反能造成政治體系的“制止與平衡”，使一個現代的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
理，尤其值得我們反省。
19、武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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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在美國教書的時候，常感到一類題材，不易處置，武則天也是其中之一。要是從傳統的道德立場攻擊她，則明知所謂“殺子屠兄弒君鴆母”半系牽強虛構。並且她在不同名
義之下主持中國的政局半個世紀，其影響之所及與歷代帝王最有流風餘韻的相比，並無遜色。所以事實決不會如此簡單，可以由我們以“好”“壞”概括之。而我所講授的，則又
是中國史的綱要，也要與今人有關，因此更難。
武則天的父親武士獲隋末從唐高祖發難，曾官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所以她也算出身名門，並非“寒微”。只是她在十三四歲之間入宮為太宗才人。所謂才人半為侍女，半為皇
帝宮中沒有實際名分的姬妾。太宗去世之後，她就發付感業寺為尼，在這裡她邂逅了高宗李治。茲後她由高宗的昭儀進為宸妃，於公元６５５年立為皇后，據算應當已在３０歲左
右。
她自與高宗見面之後即有控制他的力量，無可置疑。高宗有子８人，前４子出自后宮其他妃嬪，後４子則全系武后所生。以唐朝皇帝姬妾子孫之多，如太宗有子１２人，玄宗有子
３０人，憲宗有子２０人，武則天必曾專寵於李治之后宮。
高宗於６８３年去世，武則天初立她的兒子李顯為皇帝，她自己仍臨朝稱制，不出兩月，她又廢李顯為廬陵王，而另立兒子李旦為帝，皇太后稱制如故。公元６９０年她更“革唐
命”，改國號為“週”，自稱“聖神皇帝”。如此以女主稱帝約１５年。到７０５年的春天她生病才由李顯復辟，是為中宗。那年年底武則天才與世長辭，官方稱她享年八十一，
有些人說她實際年齡為八十三。中宗復辟後５年據說為他的韋後所弒，但是韋氏想照樣以女主臨朝稱制的計劃則為李旦之部屬所推翻。李旦於公元７０９年復位，是為睿宗。只是
如此一來，李顯與李旦，中宗與睿宗，俱是武則天的兒子，而且茲後唐朝其他１５個皇帝也全是她的孫輩和後裔。所以縱是武后的頭銜一改再改，她仍是唐朝的祖先和國母。以一
個篡位而顛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廟裡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國史的為難。他們既不敢褒也無法多貶，因此也更造成機會使好多人可以以傳聞混為史實了。
武則天還有二處引人注意的地方：一是她的恐怖政治。她在６８６年在各處設銅軌接受密告。又任來俊臣為御史中丞（臨察院副院長），他和他的特務人員拷訊的工具，慘極人寰
，等於逼人自誣而就死地，經來審問的“百不全一”。
此外武則天的私生活據傳說可以與俄國的女少皇凱撒琳相埒。她在六十多歲時因寵愛薛懷義，教他入寺為僧，以出家人的名義入幸禁中。她到七十多歲的時候又以美少年張易之、
張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錦繡服”和她及女兒太平公主燕居作樂。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彈劾他們，指出“陛下以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自謂履恩即係
鬃發與趾澤間的情愛。武則天置而不問也不追究進諫人。還有一位右補闕朱敬則的疏則更是唐突，引用外間傳聞對武后的批評更為猥褻，她則批答：“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賞
上疏人彩百緞。
有了這些不仁不正的行徑，武則天仍被德宗朝賢相陸贄稱譽。明朝以“非正規”態度評史的李贄和清朝以正規而又客觀態度評史的趙翼，都對武則天留有好評。
僅從短距離側視界觀察武則天，我們很難看出她對中國歷史的貢獻。她在有些地方，也像王莽，即係根據《周禮》及其他原因和個人愛好，將政府機構和各種事物更換其外觀及名
稱。洛陽實際是她的首都，她一大權獨攬之後又將之從“東都”改稱“神都”。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則成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門下省為鸞台，中書省為鳳閣
。旗幟金色，她所禦的紫宸殿則施以淺紫色的賬幔，八品以下官員過去服青者此時服碧。如果這時候有人驟到洛陽，很可能被這金碧輝煌的神都所炫耀，也可能因為鸞台鳳閣把一
個大帝國的政府錯認為一個動物園。
可是任何人以為唐朝的太后變成了大周皇帝，僅在裝飾門面，在各種事物上加入比較鮮明的女性色彩和美術情調，則是絕對低估了武則天的“革命”。
中國史學者通常以為唐高宗李治軟弱無能，才引起這段“女患”。 《舊唐書》雲“帝自顯慶以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現在看來，他所患的好像是高血壓，也
妨礙其視力，有多年曆史。所以依賴武則天判斷書牘，又讓她“垂簾聽政”，在皇帝寶座之後得悉召對臣下的談吐，已分別開始於６５０及６６０年間施行，除此之外現存史料不
能證實他在長期做傀儡皇帝，況且他的好動與好改變，與武后不相上下。武后執政期間改年號１６次，高宗就改了１４次。最後在位５年間每年年號不同，為從所未有。他曾決定
率後御駕親征高麗，因武后苦諫而罷。他又與武后相隨幸東都遊曲阜，封泰山。到臨死的那一天還準備登則天樓門，只因氣喘不能上馬而止，但仍在殿前完成宣讀大赦儀式。他又
建造蓬萊宮、合璧宮、九成宮和鏡殿，都具有打破傳統的作風。他之準備封皇太孫，既無前例，他就稱“自我作古”，也就是說讓我來創造這段歷史成例。李治又曾說“煬帝拒諫
而亡，朕常以為戒”。通常歷史家以武后之殿試是中國考試制之里程碑，其實公元６５９年高宗李治“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有了這麼多的事蹟，可見得他縱聽任武則天，讓她
專擅，不能就算庸碌。而且高宗在位３４年，已經一再在臣下面前標榜他的皇后就是他的分身，他們兩人自稱“天皇天后”，時人謂之“二聖”。所以他生前已經替武則天留下了
一個合法的地位。他一去世，遺詔所稱，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已經有了皇帝一般敕旨的力量。所以有些高宗朝官，如大理丞（最高法院法官）狄仁傑
以後就仕武則天好幾十年，並未被視作為變節。
可是這種安排，到底不是舉朝上下所能稱心如意的接受。況且過去高宗自己被立為太宗李世民之嗣，就曾費過番周折。只因長孫無忌的竭力支持才能在困難中通過。長孫無忌是太
宗文德皇后之兄，高宗之舅。唐朝初年曾策動玄武門之變，幫助李世民奪取皇位，再度支持高宗嗣位後已是三代功臣，兩朝元老，為宰相３０年，又兼太尉，也儼然有漢朝外戚之
任大司馬大將軍的聲望。只是他反對立武則天為後，被高宗臣下誣構，流竄黔州，後來又被逼自殺。有了諸如此類的事情作背影，武則天也知道自己過去幾十年的擅權，“黑陟殺
生，決於其口”，現在要隻身對付滿朝的明爭暗鬥，不能不採取主動的地位。
高宗去世之後不久，首先發生問題的，為兒子李顯。他雖被立為皇帝，未有實權。在這時候他封皇后（即後來生事的韋後）之父韋玄貞為侍中（侍從室主任）。但管重要任免的中
書令不肯與。這不僅是官銜祿位問題，而是因為侍中是舉足輕重的官職，又派與於另外一位皇后的父親，勢必與太后衝突。這也基於中國傳統政治，真理由上而下，皇權既無法合
理化，也不便分割之故。這事也確引起武則天對李顯不滿，而成為謫廢他為盧陵王的主因。不久即有徐敬業在揚州以兵反。敬業是攻高麗宿將徐茂功之孫，他這時被謫降，意態怏
怏，也糾合一群對朝政不滿意的人在東部舉事，看樣子他沒有真正“勤王”的誠意，他的叛變不出三月而平。但是他的討武則天檄，為駱賓王所作，是駢文中的名著，經過廣泛的
傳誦。內中提及“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已經把正反順逆的李唐和“偽武”之陣容劃分得清楚，很有宣傳的功效。文中又激勸唐朝舊臣用對主宗李治
的君臣父子之情，去清算武則天。文稱：“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pou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更有煽動性。如此就更使武則天只有更走極端。
她的政權，既為她本人及她親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親生兒子也是敵方爭取的對象，則她也只有一步逼一步。李顯與韋後既被流放而受拘禁，一有來使出自武后，則很惶恐的以為
是母后要賜他自盡。另一個兒子所謂章懷太子賢的，可能被她親信所殺，出自武則天的旨意與否無從查證。還有一個兒子早死，剩下一個兒子李旦，縱要他做皇帝他也不敢出面了
。以後她之清算唐朝宗室，越做越緊，也逼得很多李家親王造反，因之才將他們誅殺殆盡，只有一些年輕的孩子流竄嶺南才被倖免。這類事情固然可以表示她的凶狠性格，另方面
卻也是很多複雜因素一時猥集之所致。她的特務政治恐怖政治也是此時的產物，其目的也是要讓朝中人物於逆順之間分別去留，甚至對她盡忠為國的狄仁傑也一度被判死刑。如此
的發展，很難在她武則天和唐朝的“順聖皇后”的人身經驗中找到前後一致的邏輯，而只能在這政治環境裡看出為一種超過人身經驗的運動，有其來龍去脈。
所以武則天也要去製造她的邏輯。她發覺自己之為唐朝的皇太后已經不能控制眼下局面，即令兒子作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決問題，只有一身挺當，“革唐命”，自稱武家源出於周
文王，本身為“聖神皇帝”。好在《周禮》這樣一部有假歷史的經典，充分的表揚著中國傳統裡國家之為王者禀承自然法規一手創制的烏托邦等等思想可以全部利用（例如吏部與
天對，戶部與地齊，禮為春，兵為夏，刑為秋，工為冬等等間架性的設計和一種美術化的趨向）。而被她推崇的佛教，又無形中倡導眾生平等，男女也沒有基本的區別（但是她仍
提倡孝順父母，在高宗時已經禁止父母向僧侶行禮，龍門石窟的佛像了是替她父母祈福）。既有《大雲經》，則可見得大周皇帝雖為女身仍可能為彌勒復生。
武則天引起歷史家好奇心的地方，在於雖出於很不利的條件之下，但她的作為仍能成功。她做皇后２８年，皇太后７後，茲後又以本人名義做皇帝１５年，除了因她自己而產生的
問題之外，國家也未遭受過重大的變故。她在６９７年誅來俊臣之後，統治已比較和緩。中宗的複闢，僅有極少量的流血。所稱“社稷宗廟陵寢郊祀行軍旗幟服色天地日月寺宇臺
閣官名並依永淳以前（公元６８２年）故事”，就輕而易舉，可見這些名義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則天作大獨裁者的工具，並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武則天是否麗質天生，今日已無法分辨，一個簡捷的說法，則是她的才貌識見都不能為中庸。她即有“掩袖工讒，狐媚惑主”的能力，那也只能算是當初奪取權位的一種手段，其
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早被她以後的作為所壓倒。我們要確定她在歷史上的地位，還是要考慮到她的時代和環境。而她的長壽，則比她的相貌及膽識還要重要。
公元７世紀的下半期，可以視作以隋唐宋為門面的“第二帝國”的一段調整與重新配備的時期。第二帝國由拓跋民族強迫的將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改造為農業社會，先組成一個北
魏政權的核心，由山西擴大至河南，更貫穿至陝西。其前身經過北魏北齊北周各階段，都離不開胡人漢人的政權，採取“周禮式”的書面設計控制著極大數量的小自耕農的姿態。
所以三長制、均田制、租庸調製及府兵制的著眼，都不外以一種極簡單的數學公式管制經理成千萬的人口。第二帝國之隋唐，承襲了這體制。它們遇到了最大的問題，一是因為國
土擴張，需要將這種原始組織由黃土區域及華北平原，推而用之於地形複雜，土地所有錯亂，物產和交通迥異的地區，其行政原則過於簡單，而其企圖操縱的對象則過於繁複。
其二則是少數民族之酋領與有門第的漢人聯婚，經過北朝各階段，成為一種新型貴族，也有壟斷朝政的趨向。旁的人不說，李唐王朝本身，即受這遺傳因素的影響。如太宗李世民
之文德皇后長孫氏，及高宗之母。她的祖先即是北魏獻文帝拓跋弘之兄。他家人歷經西魏北周公大人的身分，才改姓為長孫。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位太子李承乾，也是長
孫皇后所生。他就喜歡作突厥語，用突厥服服飾，行突厥風俗。武則天自己的母親楊氏，也與隋楊為一家。隋煬帝尚有一個女兒為李世民之妃。而隋煬帝即出自獨孤氏，也是鮮卑
大姓。當時朝中人物類此極多。高宗之舅長孫無忌已如上述。這種新型貴族不僅與下面以文官組織編制大量小自耕農的體制格格不入，而且牽涉少數民族因素，更有分化的力量，
長孫無忌未倒之前即有人說他是“王莽司馬懿之流也”，其原因已非只一端。
又魏晉南北朝以來漢人之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各地區造成一種超過政治威權的社會力量，至唐初仍未收聲斂跡。太宗令人作《世族志》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壓倒“其
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昂然以門第自負”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大官如魏徵、房玄齡和徐茂功仍與這些世族聯姻，因之他們“舊望不減”。因之高宗又於６５９年降
詔不許１１個世族子弟自為婚姻。
這些條件，概括武則天登場前後的背景，所以她執政５０年，也包括為高宗之後的一段，實在是亟需調整與重新配備的第二帝國相始終。
如此看來，我們更要體味到DenisTwitchett在《劍橋中國史》裡所說，太宗李世民的經營實係人身政治，而非體制型的政治。李治與武則天，自稱“天皇天后”，才將一個暫時體
制，改變而為永久體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頒布《五經正義》，又於公元６５１年頒布新訂的律令格式（根據太宗遺詔，以永徽代貞觀律），他和武后又以洛陽為東都，已經有與
民更始的姿態。以後更次曲阜，幸孔子廟，詔各州縣修建孔子廟，又同時繼續南北朝以來的趨勢，大規模而有系統的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歸一”的體制，在當日算是
創造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只是時日久遠，我們現在已不容易想像其深切的影響（此點與近代中國受西洋文化影響相似，所注入的新見解，也使一般人士擴大其視界）。
唐朝政治與以前不同之處，則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導組織，除黔中嶺南閩中之外，州縣官亦由吏部補授。錢穆提及東漢士人，則說他們道德觀念窄狹，講到唐朝則說“政權之無
限止的解放”。雖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兩者之間不能沒有共通的關係，否則就不會在前後之間產生這樣一個大的差別。佛教已為少數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智度禪定迎合
知識分子，也能以淨土往生引導俗眾，就容易在“官倍於古，士少於官”的條件下，發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虛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這許多思想信仰上的因素，都
為政府宣揚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書、教育比較普遍、水上交通展開、士紳階層活躍的時代內，作為新社會的一種精神上的支持。我們無從“證明”如果沒有唐高宗李治與武后的
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繼續遣派下級官僚到廣泛的地區去上任。只是反過來說，要是這些官僚又都像東漢名士一樣，個個以窄狹的道德觀念當作社會秩序的根本，並且以私人的意氣
當作法律執行，則整個組織也就會老早垮台了。
高宗之清處“某反”株留到自己親屬，又繼以武后大批殘殺帝裔及大臣，即不論公平與否，也不論與他們當時行事的動機是否相關，因而產生的一段結果則是給朝廷貴族階級一個
大打擊。有如RichardGuisso所述涉及的有好幾百家，官僚中則一般都是京官五品以上，並且子孫又不許參加考試，則在武后主持國政的５０年，中國的上層社會必有一個劇烈的變
化。
設銅軌告密，不是我們今日所能稱羨的事。只是當日一般官僚，確也是需要整肅。譬如高宗時，劉仁軌言，州縣每發百姓為兵，富者行錢則免，貧者則徵至老弱，有些就逃亡自殘
（也可以見得府兵制只有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一度有效）。武后初立時廣州都督路元睿為南洋來的外商所殺，中國的紀錄也都說是因為路的僚屬侵漁番舶，向官廳告狀的番商反被
枷系。又經過武后的一段嚴厲的懲治，到她末年，還有文昌左丞（內閣總理）宗楚客兄弟犯贓。他們住宅的崇麗使武后的女兒太平公主都嘆說：“吾輩乃虛生耳。”而最令人髮指
的則是河北官軍不能抵抗契丹保護人民，一到寇退官廳又抓著百姓以通敵論，動加殺戮，只有狄仁傑才能將這些事情報達武后。所以從各種事蹟看來，唐初大規模的組織一種官僚
制度，遇到無數技術上的困難，其癥結則是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紀律。環境和事實都企盼一個大獨裁者出現，武則適逢其會。
武則天雖不是首創殿試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經常策士，不較門第。她精力又強，很多官僚既被誅殺流放，則必要人補抵，通常也由她自己作主。有人說她在位時代，“補闕
連車載，拾遺平斗量”，可見得新進人員之多。即以高宗時代的情形而論，官員之入流者１３４００多人，每年吸收新進人員約十分之一。如此給她操縱經營好幾十年。則單只人
事安排一項，也可見得她力量之大影響之深。
武則天是傳統政治非常時期的一個特別人物。我們很容易從她的事蹟中看到當日中國之形貌，卻不容易在同樣情形之下窺測到她的真性格。譬如我們從現存資料就不容易斷言她的
性生活（與之相反，凱撒琳的性生活則非止傳聞，有醫生的證據見諸書端）。武之引用張家兄弟，給他們的名義為“控鶴監”和“奉宸令”，有將唐朝典闈女史的官職翻一個面的
形勢。她甚至可能以為自己以女身為皇帝，又何不置男妾？然則這類事只能由我們揣想。她對朱敬則奉的反應，也有一種倔強的神氣，好像說對這些批評，她早已全不在乎。只是
她和男性侍從一起時，“嘲笑公卿以為笑樂”，則看出她應付官僚人物半個世紀，已把他們的弱點完全看穿。
武則天製造了一個新的官僚集團。她在成功半由於在高宗時做天后所集下的威勢，但是也歸功於她實際了解到官僚機構的真正性格。皇帝是文官集團的主席，他（或她）以理想上
的至美至善造成神話的傳說，用為操縱大權的根據。既為神話則沒有人能對之十分認真追究。只是百官都以假為真，或在半假半真之間捧承這齣發點，即給絕對皇權以公通的支持
，則已使之無可疵求，不能侵犯。在這條件之下，甚至以後為帝以唐為周亦無不可。她以“河圖洛書”的神秘安排，“萬歲通天”等響亮的年號，再加以“齒落復生”等不會老的
奇蹟，去培養前述神話。另一方面她也坦白承認歸根到底傳統政治的真面目，則不外實力。她對吉項說出製馬有三物：一鐵鞭、二鐵過、三匕首。鞭之不服則過其首，過之不服則
斷其喉。就此她也承認她自己對付不易掌握的臣下也仍不出這套蠻辦法。不過那時她已快八十歲。一方面她已感覺地位安全，可以慷慨直言。另一方面也是她經營的新文官集團已
經奠定了相當堅固的根基，只要常用鐵鞭，間用鐵過，不必再多用匕首了。
20、漁陽鼙鼓動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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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７５５年安祿山叛唐，自漁陽（今日薊縣附近）以十五萬之眾南下攻占洛陽，繼之於次年取長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嶺。有些歷
史家以為這事去６１８年唐之代隋為１３５年，距唐祚之終（公元９０６年）則為１５１年。這一盛一衰的階段，其長度也大致相等。
小時候上學，還沒讀到安祿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蹟，卻先聽到楊貴妃的故事。主要的原因是國文課本中選了白居易的《長恨歌》。當老師吟誦“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
天”時，抑揚宛轉，縱使是鐵石心腸，怕也會之同情落淚。再加上歷來文人的渲染，如與白詩並行的《長恨歌傳》即稱“天寶十載（７５１年），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
相見之夕，夜始半，妃獨侍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情節哀艷離奇。又再有五年之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
前死”的慘劇，更增加故事的情感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傳誦千古。甚至在抗戰期間的重慶，也有１９４２年國立音樂院排演黃自所作《長恨歌》一事。作者也就是《焦土抗戰》
的作者－－這時完全置敵機轟炸戰火蔓延的情形於度外了。在兩小時內台上音樂院的師生和台下的聽眾重新體會一千兩百年前一個“英斷多藝，尤知音律”的君主和他“姿質豐艷
，善歌舞”的妃子當初恩愛與以後生離死別憂恨纏綿的情節。畢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許一二例外吧！這次演唱，倒也沒有被人攻擊說是逃避大敵當前國運如絲的現實，放棄
各人戰時的崗位，而去同情一個只顧本身安樂不計生靈塗炭的獨夫和一個顛倒社稷的國家妖孽。
其實“人本主義”是人類一種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詩既具有這性格，則不論其所敘故事與目前政策有無依違，總之不能禁斷。縱有傳統中國專制政府的莊嚴與道學家之刻板，《
長恨歌》仍是千古傳誦，也能通過抗戰而流傳至今。
然則白居易到底不是嚴肅的歷史家。即陳鴻的《長恨歌傳》也承認白“詩多於情”逡詩的目的就是要讓這故事經過他筆下“潤色”而不至於“與時消滅”。所以《長恨歌》只能作
國文教材，不當引入歷史課目。雖說白詩作於８０６年，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才五十年，與所敘事相去並不遠。
白居易沒有提及當馬嵬坡悲劇發生時，唐玄宗已將近七十一歲（中國傳統或稱七十二歲），楊貴妃也三十八歲。在今日駐顏有術的條件下，一個女人三十八歲不能算是年齡太大，
但是在中世紀就很難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見得白詩聽任感情奔放有浪漫主義色彩。至於詩中人兩方年齡有這樣大的差別，則是她於７４５年為封貴妃之前為
“太真妃”，更前則為“壽王妃”。原來壽王李瑁，不僅是玄宗的親生子，而是他所寵愛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出有被立為太了作玄宗的繼承人之可能。所以楊玉環被玄宗李
隆基寵愛之前確是他自己名正言順的兒媳婦。 《舊唐書》沒有提到這重關係。只說：“二十四年（公元７３６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
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不期歲，禮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歐陽修等作《新唐書》才提出“始為壽王妃”。 《資治通鑑》則記入開元二十三
年（７３５至７３６年間）“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據算當時她十七歲左右，與李瑁為夫婦後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見（因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 《
長恨歌傳》則稱“詔高力士（宦官）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如果此事發生於武妃去世後不久，則楊玉環可能以“女道士”的身分和“太真妃”的名義與玄宗保持曖昧關
係至少達七、八年之久。因為直到天寶四載（７４５年）官方紀錄才稱“冊太真妃楊氏為貴妃”。
可是玄宗之“亂倫”始終不是問題的焦點，壽王李瑁以後也未再產生任何周折。龍武軍（侍駕的御林軍）在馬嵬坡逼著皇帝將他的愛妃交高力士縊死，一是因她之故，玄宗生活糜
爛，到流連荒亡的地步。二則朝廷又因她用其從兄楊國忠為相，安祿山的問題，大部由他激成，以後不可收拾，自應由他負責。關於後者，牽涉唐代國防，因素較多，容下一節“
九重城闕煙塵生”再談，現在說宮廷生活。
《新唐書》說：“天寶（玄宗的第二個年號，始自７４２年，以前則為“開元”）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因為《新唐書》成於北宋，作者的道德立場又較作《舊唐
書》者為堅強，對楊貴妃一家更是指責不遺餘力。書內說及天子每年十月赴華清宮過冬時，妃之從兄及諸姊幸從，“遺鈿墮舄，瑟瑟璣排，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也就是珠玉
首飾鞋襪一路亂丟亂甩，不可收拾，顯然是誇大其辭。
這種指責也牽涉到中國歷史上經常發生的一種問題：真的皇室生活奢侈，就是“腐化”的徵象，而必至國破家亡？我們知道八世紀的長安，確是有一種昇平氣象，高級仕女，穿著
印花的綢衣，頭髮挽髻，眼眶之外則施以各種色彩，有如今日之eye-shadow，即女性亦打馬球（polo），吹奏小型樂曲，一到各種季節，宮女之作拔河戲者一次總有好幾千人，較
之明清已現代化得多。難道這些人文的因素統是不該有，一定要退步到茅茨土階，天子穿浣衣，食不兼味，后妃也衣不曳地，甚至上下都窮才人心舒暢？要是今日我們講歷史也仍
因襲傳統的立場，如何能迎合時下的現代化？又如何能使中國史與世界史銜接？
可見得這中間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未被提出：前人以為一切都是道德問題，而玄宗唐明皇節隆基一朝，則已產生了一個極為嚴重的技術問題。
公元７５４年，也就是安祿山反叛之前一年，戶部統計全國共９６０多萬戶。這和初唐的三百多萬比較，當然有了顯著的進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三倍。而是七世紀初期
，開始均田制，原則上加入版冊上的戶口，就國授田。不管是採登記的戶口原來已經領有的田土來算數也好，或者真是政府重新分配而授與的田土也好，下級政府向人民抽稅時就
要保障他們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記的三百多萬戶之外，以後的增加，就非常的吃力。例如高宗朝６５２年，在安祿山叛變前約一百年，全年只增加戶十五萬，約佔當時登記戶數
百分之四。另一方面講，則均田制、租庸調製和府兵制縱有很多的缺陷，仍維持了一個相當容易掌握的下層機構。我們也可以想像從武后到玄宗初年，第二帝國倚賴著以這簡單數
學公式作主的間架性設計，將它的實際威權從一個基本核心的關隴區域和東部洛陽推廣到全國各地是一種經年累月緩而持重的運動。選舉制度提拔新人不計門戶，也要長時間之內
才有功效，而唐朝創行所謂“銓敘”，有所謂“三銓三敘三唱而後擬官”的辦法，要自春至夏，才能完畢。這尤其需要下層的民政和財政的事項簡單雷同，中樞才能將官職成批分
派。所以與前述間架性設計配合適當。
公元７２３年玄宗任用宇文融為“勸農使”，執行所謂“括戶政策”。其原則是現下版籍無名的戶口，若不是逃戶，就是客戶，也不究既往，一律著令自首。登記之後免六年賦調
，只是輕稅入官。這辦法成功，“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只是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對。難道規避賦役的人戶應當讓他們違法？以免罰輕稅而鼓勵他們自首則是苛
政？這問題要根據當日官僚組織的特點解釋。傳統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轄廣泛，實際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壓力，並非循照經濟原則，所以只能鋪擺場面，對數目字無
法精密核算。各官僚居留於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經常體會到鄉村各種情形，而最怕變態，此時誰系主戶，誰系客戶，誰應照原來的租庸調徵課，誰可以在六年免徵，可能
產生無數的糾纏。簡言之，這種結構與現代化組織基本不同之處，則是缺乏民間商業的組織在帝督責襄助，擔負其一部行政費用，而責成其照法律條文不折不扣的施行。這也是管
制大量的農民，只能以集體的辦法和預定的數學公式對付之一大主因。唐代的租庸調製，至此已發生問題，兼併盛行，人民遷移，版籍紊亂，宇文融的辦法為不得已，但是執行時
仍在各地產生不同的困難。
可是玄宗後期三十年，戶口登記從七百多萬增至九百六十萬，已經給官僚機構相當的困難，各處文牘山積，很多事項除非高級長官親身受理，無法定奪。而賦稅既增加，則有韋堅
的增加督運效率。韋堅是太子妃之兄，此人若生在近代的歐洲，必為商業經理能手。他在７４１年任水陸轉運使，於是修改水道，在長安城外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中船舶將江淮
南海一帶物產分別陳列，駕船入則大笠芒屢，婦女則鮮服靚妝，又歌唱助興，儼如現代之商業展覽會。只是這樣一來，他造成了一個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組織，在現存政治體系
之外，也將既有的會計製度弄得文不對題，所輸入的物資則一般為消費品。
這還不算，傳統作史者所指摘“剝下益上”言利之臣，尚有楊慎矜和王拱。楊慎矜是隋煬帝的玄孫，他於７３８年以侍御史知太府出納。他認為各地方政府繳納的實物常有水漬傷
破，不如“輕賚”，即是改折珍貴量少的物品交納。即是剝下益上，則其折算價格只利於長安，而不利於交納的地方。而且物資既由常用實物改為珍貴物品，實際已將政府之收入
在預算內改作宮闕消耗和賞賜大臣近戚之用。王拱於７５０年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領二十餘使。他也繼續楊慎矜的辦法，並且某項賦稅已經被蠲，他又獨斷的徵取腳費，結果他
在長安控制了大量的物資。唐制雖內宮妃嬪也有官階，她們的脂粉費也同於薪水，經過王拱的經理“歲進錢巨萬”，“供天子私帑”，就不再經過政府過目了。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的則是此時大批商業沒有展開也無法展開。水道交通既為政府壟斷，幣制也未上軌道，各處發生“錢荒”，私鑄濫鑄的銅幣又禁不勝禁，執行商業的法律則更談
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於這商業真空狀態之所致。所以他們都要在長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個“勸農判官”巡行各地，韋堅的“綱典船夫”也牽扯到糾
紛裡面，王拱既兼各項“採訪使”“戶口色役使”“和市和糴使”和“黜陟使”，實際已並司法立法行政政權於一身，等於刻下西方所謂“經濟沙皇”（但是歐美的經濟沙皇只管
到一時一事）。所以他衙門內“文書叢委，吏爭入示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他們既另製造體系，凡事靠己意決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則必與一般官僚衝突。
在玄宗後期任宰相達十九年之久的為李林甫，此人被稱為“口蜜腹劍”，只是他作事按照條理又體順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書令和左右僕
射都是宰相，原來有委員會的形態。但是李林甫以右相總權，有壟斷朝政的趨勢。於是在公私上下之間和諸人發生嫌隙。當玄宗流連荒亡之際，朝中產生了無數離奇的案件，涉及
術士、私婢、外戚、邊將，更因韋堅牽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擯棄玄宗之意，引起太子與韋妃離婚以明心跡。因楊慎矜則提到有恢復隋朝的陰謀。結果則除宇文融早死之外，韋堅
被謫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殺。楊慎矜和他兄弟都賜死，王拱也因為他兄弟造反而賜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後牽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與諸人衝突，卻不能重新創造一種官僚集團的體系。唐朝的財富，在民間經濟系統之外，去勉強的支持一種以皇室為主體的城市文化，雖有大量資源卻無合
理徵集分配的體系，其結局仍非國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長安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孫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 《舊唐書》說他“京邸第田園水硐盡
上品”。 《新唐書》也說他“車馬衣服侈靡”，又“養君欲”，使“主德衷”，更把他列入“奸臣列傳”，可算是盡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卻始終沒有指出中國傳統社
會裡的一個技術問題：此即是政治系統早熟，缺乏結構之縱深與應付事態的靈活，只能從一個低水準的環境內使國家進展到小康。一至人文發達，經濟突破某種限度，則無所措手
，只好說“言利”之臣都是壞人。而且“聚斂”之所得也確是胡亂花費，珠玉亂撒固然是誇大，但是據說宮女多至四萬也是駭人聽聞。
楊國忠繼李林甫為相，也承襲到這一局面，也與皇太子即後來的肅宗有嫌隙。在馬嵬驛的龍武將軍為陳玄禮，他則與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為上皇，讓太子創造一個新的局面
，而不願皇帝入蜀受楊國忠的擺佈。只是他縱容軍士造反卻不能說及這許多周折。另一方面則安祿山的反叛由楊國忠激成，而楊國忠之居高位，則是楊貴妃的裙帶關係，事實顯然
，而皇帝的荒怠，更無非“內蠱豔妃”。所以連白居易的詩也要說漁陽鼙鼓所驚破的不是軍事計劃和財政預算，而是霓裳羽衣曲了。
posted by James at 12: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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